區域公共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區域公共管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區域行政研究階段

這個階段研究的時間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了三個方面：

1、對改革開放先行點和發達區域的實證研究

這一階段，我國部分大學開設了行政管理碩士點“區域行政”研究方向，并對廣東、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進行研究，先后以著作和的方式將研究成果公布。

2、政府間關系研究

這些研究主要關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地方政府間關系以及在轉型過程中政府間關系的演變，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我國經濟、行政管理類學者在進行，如：林尚立、謝慶奎、辛向陽、董輔乃等。

3、行政區劃研究

區域行政與行政區劃密切關聯，甚至許多區域行政問題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行政區劃的約束。劉君德等提出“行政區經濟”概念，用以分析我國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并研究了中國行政區劃的歷史淵源、現實利弊以及調整改革問題。

（二）區域公共管理研究階段

這個階段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直至今日，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依然是我國各所大學和國內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據粗略統計，目前開展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學有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蘇州大學、湖南大學、福建師范大學、湖北大學、鄭州大學等高校及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等學會和研究機構，發表了1000多篇相關的論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時，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項目及許多省市高校項目指南都設立了“區域公共管理研究”選題。僅以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統計，就有l5項相關項目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具體來看，我國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區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論的研究

如區域公共物品治理、區域公共管理制度創新、區域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變革、區域公共管理視野下的行政區劃問題、區域公共管理系統分析、區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體協調等方面的研究。

2、政府間競合關系研究

如地方政府間關系協調、地方政府間合作、地方政府間競爭以及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區域合作等問題研究。

3、流域治理的研究

如流域水污染網絡治理機制、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間關系協調、政府主導下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流域污染治理機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間環境協作機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問題的研究。

二、區域公共管理的發展方向

（一）加大對區域公共管理方法的研究

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質上是問題導向的．其發展雖然需要通過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演繹以使新的理論更深刻、更精細，但更需要從現實的問題出發，樹立研究的問題意識，通過理論與實踐的高度互動，以檢驗理論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并進一步推動理論的發展。因此，對區域公共管理的方法進行深入地探討，運用科學規范的研究方法。是促進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發展的重要前提。

（二）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

相關研究表明，隨著經濟市場化和城市區域化的發展，目前我國正在逐步發育形成的有都市區；今后20—30年，中國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區將會出現幾億人口規模的大城市群。意味著中國將面臨建設人類歷史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高密度的城市社會的挑戰，我們必須在挑戰到來前，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

（三）完善區域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政策經歷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階段、沿江沿邊地區重點發展階段、西部大開發階段和共同發展階段。目前，區域政策尚無法有效解決區域差距過大的問題。主要需要在區域政策目標、政策框架、政策機制、政策實施工具和政策績效評價等方面進一步完善。

（四）加大在流域治理上的合作

我國已進入了環境壓力劇增、污染危害高發的階段。而在這其中，與水有關的問題相當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為典型。流域治理包括了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關系，生態補償問題，上、中、下游地方政府關系以及地方政府間關系諸多復雜問題及其合作、協調關系。

（五）加快跨區域、跨行業協調聯動機制的建設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區域經濟的發展，跨區域、跨行業的區域公共問題日益凸顯，如醫藥食品安全監管、跨境警務合作等。但是，許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缺乏強有力的監管和區域間的及時通報及聯動機制，加快跨區域、跨行業協調聯動機制的建設迫在眉睫。

（六）協調不同功能區的區域發展

篇（2）

二、關于加強區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職能的建議

在促進區域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仍面臨著重大的問題,陳瑞蓮曾經對合作組織進行過比較研究,他提出,雖然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珠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對中國經濟發展意義非凡,但是缺少實質性推進,其主要原因是區域城市政府間沒能夠形成統一、合理、公正的公共管理體制,導致區域合作組織的活動無法做到“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公共管理體制是否能夠讓人滿意,是由公共管理的職能范圍等因素所決定的。換句話說,區域合作中存在的尚未解決的問題、難題,其最終的解決往往是與公共管理職能的發揮分不開的。在促進區域合作、地方政府合作的過程中,如何有效實現公共管理職能,曾有很多學者提出過自己的建議,本文歸納后得出主要應當采取的措施如下:

1.中央政府的支持與引導是加強區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

職能不可缺少的支撐。區域內地方政府合作的動力一方面來自于共同利益驅使,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國家的參與,要有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勵與引導。

2.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科學的地方政府官員績效評價機制

這樣的官員評價體系可以幫助區域合作中的政府官員樹立科學的政績觀,有效抑制地方保護主義的滋生、擴大。

3.建立制度化的區域合作協調機制

篇（3）

二、區域化管理的創新之處

1.優化人力資源配置

在保障公司高效運營的前提下，區域化管理使人力資源得到最優的配置，讓公司快速發展。首先，區域化管理減少了分告訴對職能人員的需要，優化人力資源的設置。其次，區域化管理把一部分原屬于分公司的職能人員分配到項目部門，從而增強了項目部門的執行力。

2.降低工程承包風險

區域化管理降低了海外石油工程承包的風險，由于管理層和項目執行層的單獨工作，有效地提高了管理層預料回避風險的能力，減少了一些重大損失，使工程的營業額大幅度提升。

3.促進管理水平的提高

基于我國海外石油工程建設在蘇丹地區的發展水平，區域化管理能更好地促進管理水平的提升。管理權力的下放，使項目執行層能更好地執行公司任務，保證工程成功地實施。區域化管理最大限度地優化人力資源，實現工程收益的最大化。

4.提高生產效率，擴大了生產份額

下面，我們對比一下海外石油工程建設在不同管理制度下的業績。1998-2003年，在單體項目制的管理下，年均營業收入52221萬元人民幣，同行業市場占有率40%。2004-2006年，在群體項目制的管理下，年均營業收入有較大提高，達到了93060萬元人民幣，同行業市場占有率稍微提高，達40%。自從2007年實施區域項目制以來，年均營業收入大幅度提高，達到167020萬元人民幣，市場占有率也顯著提高，高達65%。

三、區域化管理的實踐

區域化管理，不光是改革傳統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機制，更改進了傳統的管理理念，從而使工程建設中一些棘手的問題得以解決。其中以下幾個方面尤為突出。

1.引入可控成本

可控成本的引入，在項目成本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在海外石油工程建設中，如何將項目資金劃分到具體的工程項目中，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比如，有很多項目在同一地區進行，這種情況下，涉及到管理費用，人員費用等多種費用，具體應該給每個工程項目的費用，就很難劃分了。還有一點，在海外石油工程中，項目經理沒有權利決定購買什么樣的材料，而僅僅是被告知一聲。可控資本的引入，恰恰解決了這個難題。可控資本的實踐，使項目經理有了一部分可自己決定的資金，而后通過對這部分可控資金的考核，繼而考核項目經理或者項目團隊的能力，從而真實地反映出該項目的績效。

2.促進績效指標的合理設定

區域化管理，對于績效指標的合理設置，具有激勵和約束作用。績效考核是工程管理中的主要環節。績效評估應包括基本指標，次要指標和附加參考指標。目標成本，質量，安全等因素構成基本指標。如何利用組織資源能力，如何組建高效工程團隊，客戶滿意等因素構成次要指標。項目難度，工作環境，項目規模等構成附加參考指標。通過對以上指標的綜合評定，可以對工程項目經理或工程項目團隊進行有效的評價，按照相應的標準，進行獎罰，從而激勵員工發奮努力。

3.加強項目經理負責制

通過重新定位組織，進而強化了項目經理負責制。項目實施的關鍵點是項目經理在區域化管理模式中如何定位。在這種模式下。項目經理不光可以向區域經理匯報，也可以向分公司總經理匯報。

篇（4）

 

“三圈理論”作為一種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近年來，“三圈理論”這種工具被引入中國，在學術界和企業界都得到了廣泛關注，其應用的范圍大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小到一個工作方案的確定，并且實施效果良好。本文認為以“三圈理論”為戰略分析工具，將其引入到企業對管理人員的選任中，能夠有效地分析企業在選任管理人員時應考慮的問題，并有針對性的采取改進措施，為企業領導者在管理人員選任中提供針對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的支撐和依托。

1. “三圈理論”的理論詮釋

“三圈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馬克·穆爾（Mark. Moore）教授提出的[1]，是一種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該理論認為[2]，公共管理的終極目的是為社會創造公共價值。首先任何一項好的公共政策要具有公共價值；其次政策的實施者要具備相應能力，以提供管理和服務；第三是政策的實施還需得到政策作用對象或民眾的支持。這就形成三個相互重疊的圓圈，其中最上面的一個圓圈代表公共價值（V）人力資源管理論文，下面左邊的圓圈代表能力（C），右邊的圓圈代表支持(S)（如圖1）。只有三圈相交，即圖中陰影部分，這項政策才可得到有效執行，達到預期效果。

V: value；C: capacity； S:support

圖1 “三圈理論”示意圖

根據“三圈理論”，每一項決策都處于由價值、能力和支持三個影響因子構成的圈形之中的某一區域中，從而形成了三圈理的主要框架[3]（具體如表1）。

表1“三圈理論”的主要框架

名稱

區域

篇（5）

【正文】

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主導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并被譽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傳統或稱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環境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層體制愈來愈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和知識密集型社會和經濟生活，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科層管理論均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和困難：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與以往傳統的公共行政框架內進行的變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對現存行政管理體制和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局部調整，或僅僅是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首先，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如從“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獲得績效管理的依據；從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理論中獲得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的依據；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對政府績效目標進行界定、測量和評估的依據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新公共行政管理認為，私營部門許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為公共部門所借用。如私營部門的組織形式能靈活地適應環境，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僵化的科層制；對產出和結果的高度重視（對私營部門來說，產出就意味著利潤，而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要獲取利潤就必須給顧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產出；人事管理上實現靈活的合同雇傭制和績效工資制，而不是一經錄用，永久任職，等等。總之，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各國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訂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一級行政區域和某些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歸檔：公共管理論文推薦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3-612:22:00新公共管理：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趨勢字體大小:小大新公共管理：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趨勢

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如圖所示：

市場狀況／憲法職責模式

附圖

1、此項服務活動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屬政府職責范圍之內，同時也沒有其他競爭者，如國防，應由政府承擔。

2、雖屬憲法規定的政府職責，但同時有其他競爭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門也在從事此項活動，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并非一定要親自提供此項服務，而大可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形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要對其績效目標進行測定和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便不失為一種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3、憲法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而又存在著市場競爭者，如影視業，這時政府就完全可以不從事此項活動，而完全由私營部門承擔。

4、憲法既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同時又沒有或缺乏從事此項活動的競爭者，如高等院校，這時政府就應積極培育市場，鼓勵人們參與此項活動，以提高此項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有效性。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種公共服務類型，在現實中，更多是介于這四種之間的混合型服務領域，因此，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圍、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現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美國聯邦政府現有文官250萬，而政務官僅4000人左右，這使得“兩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務官基本上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門。如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險部的七位政務官實際上根本無法控制他們的96850名文官。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第六，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新公共管理的擁護、支持者也認為，公營部門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體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等。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國日趨流行的同時，也遭受到許多批評和指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新公共管理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但兩者在根本目標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務，后者則以利潤為最終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務的供給，這是不適當的，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實際上是把前者簡單化。因為相對于政府來說，公眾具有彼此沖突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享受政府服務的“顧客”，又是作為政府稅收來源的納稅人。一方面，他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稅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強調對產出或績效目標進行精確的界定、測量和評估，但政府的許多服務項目，其產出、成本以及績效都是難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難以準確測量和評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張公營部門私有化，實際上是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逃避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

5、新公共管理強調目標管理、績效管理，實際上是一種“新泰勒主義”。

6、新公共管理主張對高級文官實行政治任命，以加強對他們的政治控制，破壞了傳統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和。

7、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所謂“顧客導向”、長期計劃和預算總量控制很難付諸實施。

盡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種指責和批評，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80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開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從美國的“重塑政府”運動到英國的“運動”，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市場導向和顧客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體現出新公共管理的諸般特征。歸檔：公共管理論文推薦度：

、幾點啟示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具有一些可供借鑒之處。

第一，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如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NextPage]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盡管公共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公有部門與私有部門，在各自的目的、對象和方法上均有種種差異，完全采用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的管理方法來實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參考文獻】

主要參閱書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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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節正是這一學科研究內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經典教材為樣本進行分析，可以窺探這一學科的研究主題概貌。本研究選取中西經典教材為樣本，并佐以中西比較。西方經典教材主要從“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經典譯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典教材系列中挑選，輔之“公共管理學科系列教材”（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譯叢”（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譯介國外學術成果的窗口，結合北大、清華、復旦、中大、廈大等高校的博士參考書目，最終篩選出10本出現頻率較高的教材。樣本分布為其中5本來自美國，余下5本分別來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國內教材的來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學科帶頭人、或其著述入選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國內學人文庫的學者所編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個獲得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博士學位點的985高校各挑一到兩本教材，以反映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傳統和狀況；二是黃達強、夏書章等前輩早年編著的教材；三是臺灣學者的5本教材。這三類教材（共24本⑤）的選取有利于作縱向和橫向比較。基于評估需要，筆者從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標制成統計量表，編碼錄入，以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國外的教材，則以版權頁的時間為主。設計這一指標可以了解教材的新舊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幾版，據此可以判斷教材的受歡迎程度。版本越高，說明該教材越是被廣泛使用。（3）國家。指教材在哪個國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國外教材選取的代表性。（4）寫作情況。指該教材是專著、合著、編著還是主編，共四類。（5）章數。指該教材共有幾章，把導論計算在內。（6）邏輯體系。指該教材的內容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可從教材的目錄判斷，或者作者的序言、譯者序中尋找，次之則根據教材的內容來判定。（7）特色。指該教材的與眾不同之處，例如《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一書是經典理論和案例的匯編，通過案例闡釋概念理論；再如《行政科學》一書的行政法和比較行政的色彩濃厚等。（8）研究主題及其頻數。研究主題大體與教材的章節名重合，有些章節名出于統計的需要筆者做些改動，以便歸類。在所有樣本中加總各類研究主題的出現頻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頁數。指該章節在教材中所占的頁數，為了消減誤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頁減去本章的起始頁得出。頁數越多，表明該章節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該研究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為三個等級（1為不重要、2為一般重要、3為比較重要）。通過計算該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判斷。（11）變動情況。指該研究主題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節，或者是指該研究主題在修訂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動，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我們可以通過新舊版教材的對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結果分析與比較

（一）教材命名與范式轉變所選樣本中從書名來看，國外沒有一本教材命名為“公共管理學”的⑥，與國內的教材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另外一項研究[5]所發現的，國外仍以傳統公共行政為主流，其他新興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該領域的前輩夏書章、黃達強、竺乾威等人，臺灣學者也偏好取名為“行政（管理）學”或者“公共行政學”外，國內的新版教材都命名為“公共管理學”。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國內學者關于公共行政學范式變遷的不同看法？有學者為此通過210本行政學教科書的內容研究，發現從傳統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雖然在內容安排上有差異，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義”價值觀取向下進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行政學范式沒有發生轉換[4]。國外學者似乎對在公共管理中應用“范式變遷”不太感興趣，只有歐文•休斯主張新公共管理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時指出范式變遷是一個漸進過程，“管理主義改革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6]筆者也試圖在國內教材中尋找編著者命名的初衷，發現公共管理學作為當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諸多的難題和大量批評,它并未形成統一的成熟的理論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話語的生成與流行大概與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確立公共管理學為管理學門類一級學科有關，只能以此來解釋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編著與經典國外教材版本的均值為3.7，其中《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經典之作。相反，國內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雖教材名目眾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襲，鮮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編的《行政管理學》已出版四次，其它影響較大的教材如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陳德禹編著的《行政管理》(修訂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該教材越是受到讀者歡迎；出版越早，多被譽為經典。究其原因，國內的行政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八十年代才起步，雖處于快速發展中，但知識體系的積累緩慢，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更是任重道遠；與美國將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學科發展史相比，仍屬年輕后輩的學習階段。經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鑄就，更需學科歷史文化的積淀與傳承，“新”是建立在“舊”的基礎上。教材的編著情況也印證這一點，所選樣本中國外的教材60%是專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主編。而國內的71%為主編，2本為編著，只有5本為著⑦，而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陸的，另外4本是臺灣的。一般來說，主編的教材很難保證教材整體的質量，因編寫者的素質而良莠不齊，很難引為經典之作（除非是學科的開山之作，譬如夏書章、黃達強主編的教材，即使這樣，也只能堪稱國內經典）。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即幾個人、十幾個人寫一本教材，東拼西湊，“洋為中用”，內容充斥著相互“借鑒”、相互克隆的東西，結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復的狀態。這也可解釋為什么國內教材短短幾年間雨后春筍般的涌現而經典甚少，主編的教材往往寫作周期較短，有如飲食中的快餐，而經典教材則如燉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數、頁數與邏輯體系國外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4，眾數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勝的《行政學》）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學》）；國內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3.47，眾數為13，最小值8（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從以上統計值來看，結論比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為宜（包括導論），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國外教材為例，總頁數均值為480.4，如按14章來算，則每章占34.31頁，和每本教材章節的頁數均值36.92大體相當。而教材的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析結果表明，國外教材70%有著內在的邏輯體系，而國內教材章節的前后邏輯關系不明顯，對行政環境、行政職能、行政組織、行政領導、人事行政、財務行政、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監督、行政改革與發展以及機關內部事務管理等傳統模塊內容進行任意取舍編排，似乎誰先誰后無關大礙，走近了所謂的“教材叢林”。恰如某學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舊延續了過去模式的做法，至于這些模塊之間的有機聯系是什么，語焉不詳，結果給人一種零亂的感覺，現有研究更沒有自覺去尋找整個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缺乏一條紅線，一個核心把來自各方面的知識串聯起來”。[3]雖然國內教材章節的邏輯體系不明晰，但其編排套路仍可歸為三種：其一，多數教科書（54.17%）因循以往行政學模塊式做法，在教材編寫體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過程為主線，篇章安排沿襲懷特《行政學概論》（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為夏書章、王樂夫編著的《行政管理學》，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導論》影響，按照當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進行編著，注重將工商管理的技術、方法與工具如績效評估、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中來。這類教材（占到33.33%）近年陸續出版，典型代表為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其三，將傳統公共行政學與公共管理模式相結合進行編著，試圖在公共行政管理的過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這類教材居少數，只有12.5%，以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為代表。

（四）特色從編寫方法、行文風格、取材構思、理論視角等方面來評價國內外的經典教材，筆者發現國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異彩紛呈，生動活潑，可讀性強。除了前述兩本外⑧，比如羅森布魯姆的《公共行政學》從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描述、闡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過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學新論》用大量現實資料及案例對公共行政學的原理進行深刻的闡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學的政治視角。再如西尾勝的《行政學》以制度論、管理論和政策論構建全書的體系，以一般的理論為前提演繹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濃厚。還有《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梳理了美國公共行政的百年發展與困境。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相比之下，國內的教材則體裁單調，內容趨同，結構呈板塊式或要素排列式，許多版本沒有明顯的特色。正如薄貴利所言，“行政學的一些著作和教科書,相互模仿和抄襲的比較多,在理論體系上和邏輯結構上鮮有突破和創新。讀了這本書,再讀另一本書,許多人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7]從教材的編著取向看，臺灣的教材則反映公共行政作為一種公共部門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現出濃厚的管理主義取向，樣本中陳德禹的《行政管理》最為明顯，內含了管理學中的組織、計劃、決策、授權與分權、領導、人事等主題。大陸早期如黃達強、夏書章等編著的教材，也是一種以提高行政效率為核心的管理主義取向。從內容寫作看，多數教科書停留于泛泛而談的水平,對于中國行政管理原則、特點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學理和法律文本，沒有直面現實的問題和差距，公共管理學的實踐性與操作性沒有充分體現。具體說來，教材每一“板塊”或“要素”的內容,大致都是含義、特征、分類、地位、作用等幾個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無大差別。這種“標準化”現象緣于多數教材編寫者缺少從事公共管理的經驗和感性認識，所以簡單歸納概括、理論演繹的情形比較多，無法為公共管理實務者提供切實的指導。從敘述論證看，過于宏大敘述，缺乏事實資料支撐。翻閱國內樣本教材，幾乎很少看到來自行政管理實踐的調查、統計、案例、數據。比如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內容，大多停留于理論演繹，大多闡述西方政府間關系的歷史與現實和我國政府間關系的現狀與改革，而中央、省、市、縣、鄉鎮等各級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職權到底是怎樣劃分的？這些問題卻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決策,現行教材中所介紹的決策程序都是四個步驟或三個步驟,內容比較空洞，反映不了黨委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題通過對各研究主題的頻數統計，國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題如表1所示。再根據該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識別該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這十大主題，我們不能只看其頻數的高低，更要結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導論”這一節，雖然是90%出現率，在教材中卻屬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組織理論”雖然頻次略低，從所占篇幅來看在教材中卻屬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這也反映了公共組織理論作為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石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同。“績效管理”作為新興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熱捧，出現頻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與時俱進、貼近政府改革實踐。國內教材的研究主題按其頻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組織、行政領導、法制行政、政府職能、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政府倫理與責任、公共財政等等。兩相比較，國內外教材的研究主題大體相近，如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組織理論、責任與倫理、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等主題受到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國內教材保留了一些傳統的行政學研究主題，如行政領導、機關管理、行政溝通與協調、行政權力等，還根據政府管理的變革突出一些新主題，如政府職能轉變、危機管理。但是“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這門“顯學”還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同樣地，對于政府間關系、戰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題仍顯研究不足。

筆者認為，好的教材要能指導學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學位的教育，因此筆者通過以下的兩個比較分析來檢驗現有的經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導學術研究和學位教育。一是與中美兩國的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領域比較。因為博士論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質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學科研究的現狀與水平的直接體現。據學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論文的核心議題如下（其排列次序隨著國別、年度浮動）：行政理論、比較公共行政、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政府間關系、管理科學、組織理論及行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兩相比較發現，國內的博士論文聚集于行政理論、管理科學和政策分析，較大部分論文集中在對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較少涉及理論探索、檢驗和論證等基礎性研究,而對美國90年代博士論文新近出現的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組織理論及行為等核心議題關注不夠，研究不足。這印證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結論，國內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導研究生學位的教育，教材的編寫和博士論文的寫作脫節為“兩張皮”。而組織行為的研究，筆者認為將是公共行政學邁向科學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國博士論文從類似工作報告的對策研究走向強調理論驗證或推導,更為強調定量技術的科學研究。二是與學術界的研究主題比較。

學術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形式是期刊論文，通過統計分析中國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論文，大體可以獲知學者們關注的研究領域。何艷玲[9]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行政科學的研究主題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學(包括行政倫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財政(9.8%)、行政組織職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決策、公務員制度與人力資源、績效評估（行政效率）、政府間關系等領域。兩相對照發現，學界的研究主題大體與國內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論文更注重實效性，緊跟“行政改革”，探討“政府間關系”，研究NGO回應社會問題，同時兼顧傳統的研究領域如政府倫理與責任、行政文化等。統計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軟肋。數據資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說明過去，解釋現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卻難以前瞻性的規劃未來。正如登哈特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家們之所以無法產生恰當、適用的知識，是因為他們對實證主義的信奉，是他們把自己的學術活動局限在資料收集和統計處理上，從而只能得出經驗主義取向的理論”。[10]119基于研究主題頻數統計分析的結論也只是說明了學界過去和現在在做哪些領域的研究，卻不能指出我國行政學者在未來應該做哪些研究。根據轉型期中國公共管理的實踐發展和現實需要，筆者認為公共企業、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行政、非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管理、社會政策與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司法行政等這些出現頻率較低的研究主題恰好是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公共管理視閾下的國有企業研究幾近空白，這是未來應該加以重視的研究主題。

篇（7）

二、新研究及其特點和方法

基于人們對公共管理學學科建構的不滿及理論重建的需要，圍繞“大問題”的首輪之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認識到“大問題”研究的重要和激勵效應，美國《公共管理評論》不僅于2000年發表本刊編輯的專文(CamillaStivers，2000)，對“大問題”研究的意義予以肯定:跨越不斷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學科和特殊的讀者群體，給日益碎片化和微觀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務于公共管理的學術和實踐;［6］194－199而且在2001年開設專欄，給“大問題”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勵。柯林作為“大問題”早期爭論的特殊專家，在專欄開篇中發表了《大問題對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強調并闡述了“大問題”對民主社會公共管理學術研究與實踐的價值。柯林認為，有效認同并處理“大問題”的最大挑戰來源于我們過度關注組織運行中的工具問題。“大問題”不應集中于工具而應聚焦于公共管理對社會的后果和價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樣影響社會應當成為聚焦的中心，“大問題”應當由此論域引申出來。除了自己倡導的傾向，柯林總結了“大問題”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繼續在機構組織工具層面及人管理方面開展工作，以期在微觀管理方面有所發現;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機制如何克服現代國家中存在的分散獨立和碎片現象，以期形成更為廣泛的治理、網絡和行政連接的理論;一些研究將視野從人操作層次拓展至非政府組織行為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一些研究則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將焦點置于社會行為者對公共管理人的影響。柯林在堅持自己1996年觀點的同時認為，對于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來說，“大問題”的回答和提出同樣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雖會得到改進，但有效的回答無論何時都應當是理論堅定、經驗準確和可執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人類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機構。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層面，而在于它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持久價值。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必須涉及怎樣使我們的社會對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這種持久的價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紀以來的“大問題”研究似乎并未朝著他期盼的方向邁進，其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分散的趨向。與20世紀集中于普遍性問題的爭論有所不同，認識到研究起點、觀察維度對結論的影響，一些學者以方法論變化為手段，尋求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突破。在他們看來，公共管理問題研究必須慮及管理過程依存的關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種管理行為，與將其置于網絡關系所得的結論是不同的，對于“大問題”的確立也因此可能相異。關注公共管理行為的依存條件，既是對象世界的客觀邏輯，也是科學認識的方法論要求。艾格雷諾夫、麥圭爾(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漢(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達了這一傾向。與此同時，意識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關系，另一些學者將研究對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學科和應用部門領域，通過對區域和具體問題的分析為普遍性大問題研究創造條件。這包含有兩種學術趨向:一種趨向在尋求、總結“大問題”的過程中將研究視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學科內的分支領域，以此展示“大問題”存在的豐富內涵和微觀基礎，布魯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庫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體歸于這一傾向;一種趨向將“大問題”探究拓展到感性具體的應用管理部門，與此匹配的分析和觀點雖不具有普適性，對普遍性問題的概括和檢驗卻提供了一種經驗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論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對具體公共部門管理事務的考察體現了這一研究傾向。就理論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的討論更具意義。和傳統公共管理研究給人的印象一樣，在對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梳理中學者們已經發現，研究方式或方法論選擇的過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學研究重蹈“認同危機”的舊轍。致力于理論重建的努力雖然使“大問題”研究者認識到了集中統一的某種重要，但遠未達到貝恩設想的集中狀態。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論域的“大問題”越來越多并日趨多元和分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研究方法的差異是主要原因之一。觀察維度和邏輯起點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論的一種差異。貝恩和柯林在早期爭論中所以會各執己見，首先源于他們研究中選擇的邏輯起點彼此不同。貝恩的研究從機構開始，因而微觀組織和管理技術被賦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從制度開始，民主政治、社會參與自然會被賦予更大的權重。為解決大問題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漢于2001年發表了題為《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方法中連結與隔斷的挑戰》的論文，主張建立一種包容廣泛、能夠將不同層次的研究連接起來的新的基礎或起點，用以克服單一維度或層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會作為研究起點或觀察維度就可能具有這種包容性。社會是一個廣泛系統，個人、團隊、組織、制度等各種現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納入其中。當以社會為基點考察“大問題”時，人們必須顧及社會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種現象間的秩序與嵌套關系，對“大問題”的概括便容易趨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會角度看待組織與制度，以組織為起點的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為起點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現為形式上的嚴格沖突，而顯現為本質上的交融或趨同。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組織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兩種行為方式。組織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組織得以建立和實施，它們皆屬社會系統互惠存在的構成部分。與卡拉漢直接從方法論角度尋求改進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諾夫和麥圭爾(2001)從公共管理對象及其存在方式與背景轉換維度，體現了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認知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不同的管理對象應當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和管理理論，基于其上的“大問題”因此也應當是不同的。如果說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多以單一組織的研究為核心，則現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須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問題和規律。公共網絡管理提供了發現這種問題和規律的一個平臺。2001年發表的《公共網絡管理中的大問題》是二人基于這一觀點所做的嘗試。受數學學科的啟示，這篇文章首先也對“大問題”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說希爾伯特100多年前對未來數學研究提出待解問題被傳為佳話，那么它同時也向學術研究傳遞了一個信息:那些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不僅不是學科發展的障礙，而往往相反是學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學應該屬于這樣一個學科，它需要發現并解決屬于自己的核心問題。日益凸顯的公共網絡管理研究是這一學科的重要構成。網絡意味著對單個組織的超越，在組織群體的交織中看待并實施管理，這與傳統聚焦于邊界清晰的單一組織管理有所不同。當公共管理面臨的不是一個機構，而是多重組織如多重政府交織的存在對象時，既難以劃定清晰的邊界，也難以依靠線性的組織權威和官僚層級指令，便需要建構超越傳統的管理理論，建立基于網絡關系基礎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學說。為建立這樣的學說，作者提出并討論了與公共網絡管理相關的七個“大問題”:(1)是否有一個等同于傳統管理程序的功能網絡，在網絡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計劃、組織、人事、指導、協調、報告、預算即POSDCORB①?(2)網絡管理中的群體決策與工作中那些基于行為科學或其他學習與決策過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網絡提供的靈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適應或程序調整?(4)網絡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責任?(5)網絡中與組織法律理性權威相對應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網絡中的權力如何展示，它對群體問題解決的影響是什么?(7)公共管理網絡產生不曾發生的結果嗎?［9］295－326

三、非營利管理研究對“大問題”的回答

除方法論上新的嘗試，將研究對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學科的分支領域，透過對分領域問題的微觀考察，尋求或檢驗對普遍性問題的回答，是新世紀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又一傾向。在此方向，布魯克斯和庫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發表的《非營利管理幫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問題》中，布魯克斯試圖通過對非營利管理問題的分析尋找公共管理“大問題”的答案。這種分析從非營利管理研究議題的分布開始，目的在于發現“大問題”集中的領域。根據《非營利管理和領導》雜志編輯丹尼斯•楊(DennisR．Young，1993，1997)對“當代非營利組織關鍵問題”的界定和歸類，布魯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該雜志的主題及所占比例，將其概括為如下幾類:委員會治理8%;行政領導8%;人力資源管理12%;財政資源7%;對變化的戰略適應9%;組織結構14%;表現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營利問題學術雜志發文的主題，發現基本議題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這些議題與貝恩的“大問題”多有重疊，通過它們可以對貝恩的“大問題”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據貝恩的觀點，公共管理部門中的委托人即被選官員不能通過規則的強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為，由此導致微觀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績效和更多規則的惡性循環。在缺乏較好績效控制技術的情況下，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削減不信任，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魯克斯認為，與一般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的行政等級更具模糊性。譬如，非營利董事會負責其組織高層的監管時，經常會被要求產生諸如負責籌款、協調管理等具體的功能行為，由此延伸了董事會的責任鏈。當董事會這樣去做的時候，意味著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這種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狀態會影響董事會的有效治理。為了提高非營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會的任務應當合理地限于政策層面。有效的非營利管理董事會傾向于與組織的日常行政無涉，它們對于操作層面事務的干預僅僅限于危機時期。這些特點與公共管理明顯相似。在公共部門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擁有決策權的委員會也常常對組織運行的官僚程序感興趣，這不但會降低董事會的效率，還可能導致一類基于委員會介入細節而引發的危機。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操作干預都應限于危機時期，且危機干預必須是經濟的。雖然非營利董事和公共部門的委托人有所區別，但二者關于微觀管理的問題和答案是相似的。從非營利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為了消減公共管理領域委托關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將其在人層次的干預限于危機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門的雇員管理可以從非營利志愿者激勵問題的分析中發現啟示。雇員激勵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個“大問題”。公務員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難以像企業家那樣解雇或獎勵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績效認知的困難既意味著道德約束的失控，也意味著不當激勵出現的可能，并由此引發壞雇員驅逐好雇員的現象。在此背景下，考慮到公共部門較低的工資，非金錢補償成為一種平衡機制。布魯克斯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雇員在任何領域掙得補償C，那里C=W+V。W代表著貨幣類收益如工資，V代表非金錢收益如工作滿意。想象一個雇員在兩份工作之間進行選擇:一份是私營公司的工作，貨幣收入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貨幣收入為Wg。如果Wp＞Wg，但是雇員選擇了地方政府工作，則存在Vg＞Vp，即非金錢收益在政府部門比私營部門更高。這表明公共部門對雇員的激勵主要來自非金錢收益。和政府一類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勞動力介入的貨幣收益為零(即W=0)，他們的收益補償全部來自非金錢力量方面(即C=V)。如果貨幣收益為零，激勵一個人成為志愿者參與非營利性活動的動力便只能從非貨幣收益方面去尋找。這種非貨幣收益雖然大部分不能為管理者所操縱，其主要方面卻可以被分離出來予以考察，它們構成激勵志愿者行為的主要因素。諸如:認識到活動的意義而為社會或社區改進而工作，做有責任的公民;表達個人態度，顯示對他人的關愛;學習新知識和技巧，增加職業生涯的選擇機會和能力;發展領導和團隊技巧，建構自我尊敬，提升或賦予生命以意義;經歷新挑戰，豐富自身閱歷，體驗積極的組織文化，享受特殊時光。這一切對志愿者來說都是與貨幣收益不同的獎勵。在志愿行為關系中，給予者和接受者會存在一種雙贏情景，志愿者在給他人帶來福利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門管理中的雇員激勵雖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間的部分重疊使前者可以從后者得到啟示。譬如，非金錢雇傭關系在公共領域和志愿者領域應當是被認同的，認識到形式多樣的非金錢收益的激勵價值，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管理者有可能實現對非營利或公共部門工作的改進;營銷大部分無形收益對招聘、保留和激勵非營利或公共部門的雇員都會有所幫助。績效度量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個“大問題”。對此問題的解答雖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結果卻始終不甚理想。人們致力于量化標準的發現和應用，不斷強化投入產出意識，公共管理的績效評價依舊充滿模糊性。普遍認同的原因是，目標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難以有明確的界定和標準，也缺乏讓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勵。布魯克斯認為，公共機構中也許不存在像企業生存必須維系的那種可測度的成本或利潤底線。非營利管理存在類似的情形。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必須擁有并認識到它的生存底線，以避免倒閉或消亡的風險;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存在目標的多維或模糊性，且經常被寄托或賦予公共使命。在此狀況下，發展一種績效評估的多維方法，是度量非營利領域業績表現的合理選擇。布魯克斯介紹了庫什納和普爾(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圍繞這一問題構建的模型，該模型從4個維度界定非營利組織的業績表現:(1)是否獲得機構運作需要的充足資源或資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產出所需要的東西;(3)是否以依據組織使命的要求達成了既定目標;(4)機構服務的顧客是否滿意。在目標多元的非營利系統，這些維度都存在于一個反饋環中。例如，資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擬制承諾的目標達成或傷害選舉人的滿意，而這些負面效果又會引起更大的資源危機。因此，任何對這些維度的忽略都會產生對組織績效理解的殘缺。績效考察的這種多維方法對公共部門管理富有啟示。全面質量管理在政府機構的應用就具有這種多維特點，涉及對“顧客”滿意、目標達成、持續改進、員工參與等多方表現的度量。比較非營利管理與公共部門的業績表現可形成如下共識:尋求單一公共機構業績表現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適的;業績表現的構成不僅包括組織的運作效率，選民滿意，也包括機構資金的重組和目標的達成。這些維度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反饋機制，忽略其中一個因素同時意味著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煩。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應同時在多個維度來展開。

四、延伸研究:對行政倫理“大問題”的考察

篇（8）

網絡環境下圖書館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是指各級各類圖書館根據用戶對社會信息的需求，通過網絡利用計算機、通信、電子、多媒體等先進的信息技術，高度理想化地對各館藏信息資源和網絡資源進行綜合協作開發和利用的活動。

1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是未來圖書館開發和利用信息資源的必由之路

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網絡技術的不斷更新，信息時代的到來，決定了未來圖書館的發展趨勢是實行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關于這一點已經達成社會共識。這是由于：

1.1圖書館實行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是解決知識信息劇增與館藏力不足這一矛盾的重要途徑

目前，我國已成功地加入了WTO，世界經濟格局開始進行重新定位，同時信息時代的到來，知識信息的與日激增，書刊數量的急劇增長對于信息容量相對較大的每一圖書館來說，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其收藏力相對低下，對業已產生的知識信息根本不可能盡包盡容，各圖書館孤立地為各類用戶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務愈顯力不從心。況且各圖書館各自為政，固定用戶對現有館藏的利用率不高，對信息資源的浪費極為痛心。例如我校圖書館自97年以來購置的數10萬元的學術期刊光盤，極少有人問津，但是，相對迫切需要此類信息資源的其他用戶，只能望而興嘆。還有就是用戶普遍需求的同類信息資源，各圖書館競相購置，以滿足當地用戶的需要，造成目前這種對文獻信息資源的低水平重復購置的局面。因此，統一籌劃、多方位、多渠道、立體化合理共建共享信息資源正是解決這一矛盾的重要途徑。

1.2實行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是用戶的迫切需求 

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用戶對信息資源的需求方式及內容也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用戶不再滿足于單一的館藏信息服務，迫切需要的是內容新穎全面、類型完整、形式多樣、來源廣泛的信息。用戶的這種全方位、綜合化的信息需求，顯然不是一個圖書館所能夠滿足的，多個信息單位協作進行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已成為信息服務界急需解決的問題。用戶對知識信息的需求還反映在要求所需信息的電子化、網絡化，這就需要圖書館加強對文獻信息資源的電子化組織和迅速實現網絡化的工作，通過對知識信息進行分析、綜合、整序，以新的、序列化的知識單元提供給用戶。如果每個圖書館單獨進行這些工作，是遠遠不能滿足用戶需求的。

2網絡環境下影響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因素

2.1積極因素：

2.1.1網絡為圖書館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信息環境。Internet網、中國教育科研網以及中國信息網的開通與互聯，為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Internet網成功地采用了TCP/IP（傳輸控制協議和網際互聯協議），TCP/IP采用的互交換技術，解決了不同硬件平臺、不同網絡產品和不同操作系統之間的兼容性問題。任何計算機只要采用TCP/IP協議與因特網中的任何一臺主機通信，都有可能成為因特網的部分，進行大規模的網絡互聯，自由地選擇利用各種網絡服務，順利地實現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

2.1.2部分國家或地區圖書館相繼協議協作，不斷推進著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進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公共圖書館宣言》中提出的“開放”思想，在促進我國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由封閉向開放，由被動向主動，由淺層向深層，由粗放向效益密集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國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是從20世紀50年代國務院批準公布《全國圖書館協調方案》起開始的，但那時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還處在萌芽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注入了虛擬圖書館和跨行業通過網絡協作的特征。如1999年1月，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召集，全國各行業系統的圖書情報機構在北京發出了《全國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倡議書》并共同簽署了《全國圖書館館際互借公約》。

2.2不利因素：

2.2.1管理體制的滯后制約著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進一步發展。管理體制是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關鍵因素，起著統籌規劃、全面協調的作用。圖書館的管理決定著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活動能力、規模、形式和效益，一個圖書館的性質任務、規章制度、館藏特色、服務手段、服務方式等也極大地影響著其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中的水準。網絡環境孕育了嶄新的管理觀念，并呼喚著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但是從我國目前圖書情報系統的狀況來看，仍處在無章可循的狀態，傳統的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縱向管理體制極大地影響著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進程。

2.2.2部分館員的專業水平和思想理念的滯后也制約著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進一步發展。網絡環境下圖書館員應具備“專家型”素質，他們除擔負傳統的圖書館業務工作以外，還應充分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對館藏資源和網絡資源進行深層次開發，去偽存真，有效地抵制信息垃圾，以健康有序的全方位信息資源滿足用戶。但在我國西部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圖書館，從事圖書情報及信息技術的工作人員素質普遍存在著學歷偏低、專業知識結構老化，新的信息技術人才嚴重缺乏，一些領導思想認識不足，對圖書館繼續教育工作缺乏積極支持等，比較嚴重地阻礙著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工作的進展。

2.2.3現代信息技術發展應用的局限性也制約著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進一步發展。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也有不斷發展的過程，目前的一些技術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計算機及其配件市場比較混雜，升級換代頻繁，給信息技術工作者的選擇帶來困難；通信線路傳輸速率低，尤其是在傳遞多媒體信息時更顯能力不足。集成管理系統缺乏標準化，如在多平臺技術方面，多數未采用C/S技術，客戶端的應用程序不支持字符終端；在網絡功能上，多數未采用Z39.50協議、HyperLink技術。各級種類圖書館發展不平衡，有些圖書館還缺乏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能力。除此之外，網絡環境下制約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因素還有諸多網絡信息的安全與否、正當的知識產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護、部分信息霸權主義能否消除、緊缺的圖書館經費能否得以保障等。

3網絡環境下如何對圖書館信息資源進行共建共享

3.1建立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法律保障體系

完備的法制建設是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工作的行動指南。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是一個需要多行業參與和協作的系統工作，為了協調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和職責，需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規范各方面的行為，以確保各方的利益不受侵害。即將出臺的我國《圖書館法》及與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必需對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社會地位、經費保障、各成員的權利和義務，以及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體制和運行機制、總體布局等做出明確規定；必需對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如版權保護、文獻復制、傳遞、編目、檢索、互借等，要制定統一運作的標準規范；必需高起點、創造性地預測可能會產生的各種問題和矛盾的解決途徑及辦法。保證廣大用戶能夠充分利用公共信息，以能夠承受的價格及時、平等、公平地分享到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益處。

3.2規范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體制上的保障措施

我國圖書館界分成公共、科研、高校及工會等幾個系統，管理松散，不利于未來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發展。合理的體制應該是多元化的、立體的、綜合的。最好建立統一協調、條塊分割、布局合理，能確保進行宏觀調控的管理體系。建立一個全國性信息資源管理職能機構，負責全國信息資源建設、布局、共享及優勢互補的總體規劃和組織實施全國各系統、各地區圖書館合理配置信息資源，對其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統一協調管理，對自動化、網絡化建設與發展等進行統一規劃和指導。橫向上，在省一級加強各省學會的功能，以便協調和統一各類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減少重復投資與建設。縱向上，各系統加強領導。如高校圖書館可以在教育部的領導下進行統一的協調與管理，目前實施的CALS工程就是一個很好的示范，可以使高校圖書館按學科合理地配置信息資源，并達到共有、共建、共享的目的，由此帶動整個高校圖書館事業健康良性地向前發展。

3.3普及使用新技術

21世紀，圖書館的體系結構將由傳統和實體圖書館向實體圖書館和虛擬圖書館并存轉移，用戶要求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包括跨地域）、任何時候自由地咨詢、搜索、利用虛擬圖書館及傳統圖書館中的信息資源，不受借閱時間、期限與區域的限制，是信息資源真正共享的“大公共圖書館”服務模式。這就迫切需要各圖書館積極投入普及使用中文信息處理技術、縮微技術、數據庫技術、多媒體技術、光盤技術、網絡通訊技術、虛擬現實及計算機應用等新技術，引進適應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發展需求的現代技術設備及掌握該技術的人才，所有圖書情報工作人員及其他廣大科技人員應結合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進行系統軟件的開發、設計和制作，加強圖書館局域網、廣域網及Internet網等系統工作人員高級技能的培訓普及以及深層次繼續教育，為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提供良好的技術保障。3.4加強網絡建設，確保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的順利實施

首先，應建立一個全國齊全、運轉迅速的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網絡和資源布局保障系統，同時加強各級各類圖書館的特色館藏建設，統一系統網絡環境軟、硬件和技術支持。其次，加強圖書館信息資源的數據庫建設，盡快完成全國聯合目錄數據庫的建設。第三，在圖書館信息資源共享網絡中心，建立公共查詢系統，以集體契約方式購買全國聯合編目中心的MARC數據和國外的文摘索引類書目信息數據庫，通過成員館的分工協作，建立全國的館藏聯合目錄和公共查詢系統。第四，建立規范化的電子交換書目數據庫，圖書館可以此來、登錄、催缺、加工預訂目錄和新書報道。在此基礎上建立統一協調的聯合采購機構，從宏觀上對信息資源的合理配置進行調控。第五，建立統一的館際互借系統，處理館際互借的相互聯絡、借出館的信息資源在庫情況、預約借閱等。

參考文獻

1劉彩虹，楊玉紅.論圖書館文獻信息服務的創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2（1）

篇（9）

大學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學之“學”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創造力之旨。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一個民族要發展進步，就必須敢于走新路，走有自己特色的路，而不能按部就班、人云亦云、亦亦步趨。這就需要培養出一大批不畏權威、敢于開拓、富于創造性的創造型人才。所謂創新型人才，就是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并能取得創新成果的人才。西安財經學院在培養創新型人才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積極構建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培養出一批批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優秀人才，為陜西乃至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深化教學改革，創新人才培養機制

長期以來，西安財經學院堅持以育人為中心，以創新型人才培養為根本任務，以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樹立育人和育才并重的教育價值觀，推進辦學類型定位與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轉型，實施人才培養“質量工程”，注重對學生思想品德、人文素養、科學精神、創新思維、健康心理的培養，塑造和諧人格，將學生培養成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

深化教學改革，構建與學校定位相適應的人才培養模式。積極實施教學質量工程，全面開展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和教學管理改革，修訂人才培養方案，構建應用型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以精品課程建設為突破口，設立“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革”專項研究課題，深化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革，不斷強化基礎課程和主干課程，擴大選修課程，突出專業特色，以能力培養為導向，建立應用型創新人才模塊化的課程體系，提高人才適應能力。進一步明確人才培養體系的內涵和外延，把學科建設和專業建設、思想政治教育、素質教育、教師管理和隊伍建設、校園文化和校風建設等全部納入人才培養體系；加強輔修專業建設力度，擴大學生知識面，提高學生專業適應性；建立班級導師制，由各二級學院向本專業學生班級指定有一定威望的教師，對學生的學業設計、成才規劃、選課、生活等進行指導；根據應用型創新人才培養目標要求，創建與之相適應的人才培養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建立健全用人單位、教師、學生共同參與的學校內部質量保障與評價機制，逐步建立保證教學質量不斷提高的長效機制。

二、以科研促教學，形成人才培養合力

以教學為中心、不斷提高教學質量是學校工作永恒的主題，而科研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推進器，以科研促進教學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科學研究是學科建設的核心，只有高水平的科學研究，才能提高現有學科水平和學校的國內外地位，豐富現有學科內涵，開拓邊緣新興學科，造就高水平學術帶頭人，培養出創新型學生。沒有科研的支撐作用，教師便不能及時深入地掌握學科前沿、動態，難以提高旨在培養創新能力的教學質量。基于這種理念，學校在狠抓教學質量的同時，特別強調科研對教學的促進作用，全面深化課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改革，圍繞教師的教學積累設計科研課題，每年根據教學實際提供50余項教學研究課題，大力支持教職工參加校內外教學改革研究活動；鼓勵教師活躍教案教學，隨時補充科研最新成果，把科研與教學有機結合，把科研成果帶入課堂，把最新知識和信息傳遞給學生，使學生通過實實在在的項目、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加深對課本理論概念的理解及應用，并將有關研究論文作為課外閱讀資料。這種做法豐富了課堂教學內容，提高了課程質量；同時科學研究也使廣大教師更充分地掌握學科發展前沿，給學生以前沿的引導和培養。如陜西省級教學名師周作斌教授、王佐仁教授、劉小冬教授，陜西省“三五人才”鐵衛教授始終堅持在教學一線，為學生授課，開設學術講座。名師走進課堂，不僅使學生掌握了深厚的專業基礎知識，了解了學科發展前沿，激發了學習興趣，而且名師的師德風范、教學藝術帶動著廣大教師潛心從教，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和教學水平。而由公共管理學院郝耕教授主講的《哲學案例分析》課，更是一個成功嘗試。這是一門選修課，郝耕教授把案例教學引進課堂，使枯燥乏味的哲學變得生動有趣，深受同學們的喜愛和歡迎。

三、強化實踐教學，提高學生創新能力

近年來，為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更高需求，學校秉承優良的辦學傳統，進一步加強實踐教學，努力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根據專業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方案和專業技能規范要求，遵循構建實踐教學體系的基本原則，按學生的認知規律，將實踐教學活動各環節——實驗、課程設計、各類實習、社會實踐、畢業論文 （設計）等，組成一個貫穿于學生學習的全過程；完善基礎實踐、專業實踐和綜合實踐三個層次的實踐教學體系，增加對本科生實踐教學經費投入，加快教學實驗室改造和建設步伐；加強實習基地建設，構筑校內外實習基地群，設立“實踐教學建設與改革”專項研究課題，加強對實踐教學內容、方式和方法的研究與改革；積極組織教師和實驗室人員編寫反映我校辦學特色、專業特色、課程特色及最新科學技術發展的實驗（實訓）教材、指導書和輔助教學資料。

學校鼓勵和引導學生參與科研創新活動，制定了《大學生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等規章制度，對學生申請的科研與創新活動在人、財、物上給予大力支持，并指派教師進行指導，為學生開展科技創新活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環境。學校每年舉辦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大學生數學競賽、大學生英語競賽、大學生科技活動月和各類學術征文、科技作品競賽等活動；積極組織學生參加全國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中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全國大學生室內設計大賽、“CCTV杯”英語演講大賽、“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競賽等學科競賽，取得顯著成績。近五年來，學生在國家和省級各類學科競賽中獲國家級一等獎1項、二等獎6項、三等獎2項，省部級獎20余項，學校大學生足球隊代表陜西高校多次進入全國八強，曾取得全國第四名的好成績。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首次組隊參加最具競爭力的國際性學科競賽——第27屆美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和第13屆跨學科建模競賽，取得2個一等獎、3個二等獎、2個三等獎的優異成績。

四、豐富校園文化平臺，發揮第二課堂的育人作用

學校進一步豐富校園文化平臺，充分發揮第二課堂的育人作用。學校大力加強學生社團建設，逐步形成涵蓋理論學習、學術科技、公益實踐、體育藝術、人文教育等各類別協調發展的學生社團建設格局。積極引導學生社團發揮“三自”功能，自主開展校園文化活動，努力形成具有學校特色和時代特征的精品活動項目，引領和推動校園文化活動的開展。目前，學校依托學生社團，推出的校園科技文化藝術節、英語文化節、高雅藝術進校園等系列活動已成為有較大影響的品牌項目；學生社團發揮自身優勢，自主開展的“校園之星”風采大賽、模擬招聘大賽、flash網頁設計大賽等系列活動，貼近實際、貼近校園、貼近學生，引起學生廣泛參與；學生社團自籌經費，創辦的《藍風鈴文學報》、《區域財經論壇》、《管理論叢》、《經濟新視野》等刊物，已成為學生綜合素質拓展教育的重要陣地。學校舉辦的以提高學生文化素質、豐富學生知識結構、引領學生健康成長為目的的“名人名家進校園”等高層次講座，拓展了學生的社會和文化視野，提升了學生的文化品位；積極推動的“高雅藝術進校園”活動，培養和提高了學生的藝術品位和鑒賞能力；組織的社會實踐團隊，利用寒暑假奔赴延安、商洛、寶雞、安康等全省各地進行社會實踐，開展社會調查、環境保護、支教掃盲、法制宣傳、社區援助等多種形式的社會實踐活動，五年來，參加學生人數達4萬余人次。

學校還積極促進教學相長與網絡文化建設，搭建網絡互動平臺。依托校園網，積極整合教育資源，開通西財教育在線、英語在線、財務管理教學網站等網絡教學平臺，開展網絡教學答疑輔導；有計劃地引進大量具有較高權威性并適合學校特點的網絡課程、精品課程資源，開設網絡必修和選修課程，為師生教學提供互動平臺；開設“網上報告廳”，正面引導學生，牢牢把握網絡教育主動權；整合并開發教學質量評價監控系統、就業信息系統、圖書管理系統等多個信息系統，有效發揮網絡傳播得快捷作用，實現師生溝通交互化；學校職能部門和二級學院網站設置網上黨校團校、理論輔導、學習交流等欄目，融思想性、知識性、服務性于一體，形成網上網下學生教育工作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