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危機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應對危機的經濟學的措施

(一)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

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進步，我國相關政府漸漸的開始輕視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也是經濟學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知道實體經濟是一個國家經濟的主要來源，實體經濟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綜合國力。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減少國家經濟的損失，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并且還應該預測我國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情況，最后還應該借鑒國外部分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另外，相關政府還應該頒布一些與實體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并且要將這些政策應用到實際中。

(二)國民經濟收入分配應該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貧富差距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比較明顯，在我國一部分地區，人們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也無法解決，這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我國，大部分的國民經濟收入都用在了工業的發展方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發展方面，盡管近幾年來，我國大部分城鄉的經濟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與工業方面的經濟收入相比，城鄉的經濟收入就顯得特別微薄了。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我們必須要合理分配國民經濟收入，將國民經濟收入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從而大大的減少我國的貧富差距，提高我國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進而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以及綜合國力，最終極大的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而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場經濟體制，確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經濟才可以發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們必須要始終相信市場，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恢復我國的綜合國力，我國相關政府必須要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不斷改革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加大市場的監督力度，不斷規范市場的秩序，從而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另外我們還應該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勢。

篇（2）

關鍵詞：經濟危機；效益；安全；金融監管；制度價值

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人們較多地從經濟、金融和公共道德層面對經濟危機中的現象進行評述，很少從法律制度，尤其商法制度的角度探尋引發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其實，在現代法制相當完備的狀態下，如果沒有制度安排上的機會和漏洞，社會經濟行為的異常是很難持續和久遠存在的。眼下由美國引發，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有著商法制度安排的歷史偶然和必然。本文力圖通過對不同商法法系司法原則、方法、價值觀念等差異的分析，研究現代商法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安全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的重要影響。

一、商法：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

中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興起，促進了商事貿易繁榮、商品經濟的發達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商業的復興使西部歐洲改變了傳統的建立在人和土地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組織，動搖了歐洲社會的靜止狀態，商業與工業不再處于從屬于農業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競爭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隊伍不斷壯大。他們利用在工商業城市中所占據的地位，爭取城市自治權，導致了以商人革命為實質內容的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對便捷和公平的商事習慣，創造了商事法院，并進一步促使商事習慣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為由政權強制保障實施的法律，商事習慣轉變為商法規范。現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隨著商事活動的不斷創新和發展，商事法律規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動。地中海沿岸各國和歐洲一些內陸國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號、商標、公司、銀行、倉儲、寄托、營利保險等諸多領域。這些商事法律規范實現了社會經濟生活從無序走向有序、從偶然調整到一般調整的轉變，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法國商法法系、德國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體系化充分顯示了商法的發達，為“平等”、“權利”、“自由”等價值觀念在“塵世”的落實奠定和提供了經濟上的制度基礎和法律依據，保障了現代經濟活動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規范性，并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經濟體制的運轉、民族和國家的統一產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作用。

作為調整經濟活動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經濟活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場總的交易成本，并維護市場的公正。從全球經濟發展歷史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其經濟發展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般將經濟周期劃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在不同的經濟階段，商法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經濟周期的演變，在商法中便表現為商法價值理念的演變，以及商法規范性質的調整。

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規范對“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追求。20世紀2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為了創建和維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勵自由競爭，“存貸業務與證券業務相互滲透，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都同時從事證券投資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由于該階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個理念中，人們忽視對商行為中“安全”的關注，導致了經濟泡沫愈演愈烈。當隱藏在繁榮經濟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經濟便開始出現衰退。經濟危機的出現，充分暴露出當時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問題，于是商法的價值理念便開始有所調整，“安全”這一價值的地位驟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規則得以誕生。1929～1933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頒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強了對商行為絕對自由的適度干預，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壓力。當然，對“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繼續涌現，卻不可能挽救急劇下滑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經濟蕭條。于是，在追求“安全”價值的同時，商法仍然不可能放棄對“效益”的追求，只是開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間尋求兩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復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與“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會經濟開始出現復蘇跡象，并再次達到了繁榮狀態。不幸的是，面對經濟繁榮時期巨大的利益誘惑，政府和商事主體再次被經濟泡沫沖昏了頭腦，在追求“效益”的時候又忽視“安全”的維護，于是社會經濟再次出現波動，并不斷循環。由此可見，商法在經濟周期的演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經濟周期的演變也推動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調整和變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創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與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異與經濟發展的得與失

近一百年來，全球經擠現象表明，英美國家經濟發展快，商行為創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動的創新，在這些國家往往由商主體先創造商行為，然后通過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尋求制度的規范。盡管美國也存在諸多商事領域的獨立法案，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然而它僅僅“在某種意義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陸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機關推薦的一個建議性法律文件。”因此，美國的商事法律本質上仍未脫離判例法的特點，在美國的商事法律實踐中，只有判例法規范才被視為正規的法。

20世紀以來，美國在經濟創新方面引領全球，無論在公共基礎建設，如20世紀初的鐵路全國化、化工、電子、能源、計算機等產業的創新方面，還是在金融、證券市場的創新方面都創造了經濟奇跡，這與商法制度中商行為規則的開放性不無關系。以金融、證券領域為例，在判例法開放式的法律環境下，資產證券化得以在美國萌發并獲得蓬勃發展。一開始。為了解決長期貸款和短期存款，即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不對稱這一矛盾，美國創造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此后，這種金融創新產品一發不可收拾，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不斷擴大，從一般性的信貸資產到信用卡信貸，再從信貸資產到非信貸資產，包括應收賬款、收費權等也都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近年來，連知識產權也被納入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之中。“證券化的資產之所以能夠不斷擴大，不僅因為許多資產具有可預見的現金流，還因為用這種方式融資，能夠滿足投融資各方對于信用安全、投資收益、融資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國的證券類金融產品創新不斷，權證、可轉換公司債券、金融互換交易、結構化的金融衍生產品等層出不窮。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解決美國投資者買賣國外優良證券時地域上不方便的問題，J.P.摩根創設了美國存托憑證(ADR)，這樣持有外國某股票的投資者就可以把外國股票交給摩根指定的在美國和該外國都有分支機構的一家銀行，再由這家銀行發給各投資者美國存托憑證，這種存托憑證可以在美國證券市場流通，原來持有外國股票的投資者就不必再跑到國外去拋售股票，而需要投資該外國股票的投資者也不必再跑到國外去購買該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國證券交易所購買該股票的存托憑證。美國《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對存托憑證予以認可和規范，并將之劃分為無擔保存托憑證、一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二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三級有擔保存托憑證和144A私募存托憑證，足見美國法律對金融創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種創新不斷的環境中，經濟波動幅度也相對較大。英美等國家每隔幾十年就要經歷一次影響廣泛的慘重經濟危機。1929～1933年的大蕭條已經成為近百年中損失最為慘重的經濟危機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國出現了商品滯銷、投資過剩、出口競爭力下降；1973～1975年出現美元貶值、GDP下降、固定投資縮減、企業和銀行倒閉、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經濟又一次面臨慘重的危機；直至2007年開始，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更是被稱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都給美國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

相比較而言，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發展要相對平穩，商行為創新相對較少。金融領域的諸多創新產品大多都不是從大陸法系國家產生。其原因在于大陸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體是否可以從事某種商行為以及如何從事該種商行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規范，在商法沒有明確規范之前，商行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處于不明確的狀態，法律風險較大。以中國這個成文商法國家為例，對于商事領域的新鮮事物便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近年來諸如管理層收購、資產證券化、董事責任保險、證券私募發行、金融控股公司、私募股權投資等國外出現的、新鮮而先進的商事實踐括動，盡管引起了商法實務界和學術界的熱情關注，但是對于這些全新的領域，我國商事立法始終保持著十分謹慎的態度。以資產證券化為例，從1992年有學者首次在國內介紹美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到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一次房地產金融制度研討會上實踐工作部門開始了解資產證券化概念，再到2004年根據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強烈要求，并經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的聯合請示，國務院同意這兩家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直至2008年5月底，共有八家金融機構發行了343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我國的資產證券化研究歷經十余載，實踐中基本還是局限于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對于其他資產的證券化問題還沒有較為廣泛的實踐。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尚未有法律法規較為全面詳細地規范資產證券化問題。目前，我國規范資產證券化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局限于《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2005]第7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6]5號)、《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規則》(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05]第14號)、中國人民銀行[2005]第15號、[2007]第16號、[2007]第21號公告、《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工作的通知》(銀監辦發[2008]第23號)，尚不存在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法律法規。

在成文商法國家相對封閉的法律環境中，商行為的實施受到很強的約束，商主體習慣于采取保守穩妥的交易行為，缺乏創新的動力和激情。于是，在大陸法系國家不太可能爆發因大膽嘗試新鮮事務而產生的經濟風險，經濟發展相對比較平穩。盡管在美國暴發經濟危機的同階段，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同樣會出現危機和波動，但相對美國而言，無論從波動幅度、波及范圍和領域，還是損失大小來看，大陸法系國家的危機程度都要小一些。

三、商法制度的價值理念與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

(一)現代商法的價值理念：效益與安全

傳統法律尤其是民法所遵循的價值理念是公平公正、機會均等和契約自由。梁慧星先生在《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一文中指出“近代民法的理念是形式正義，追求法的安定性。現代民法的理念是實質正義，追求法的妥當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基于商事活動的營利和營業特性，法律對商事活動的調整逐漸區別于傳統民事活動。商事活動作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其目標在于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而資金及商品的流轉頻率與其所獲得的效益成正比，商主體在利益的驅動下力求頻繁的交易活動和加速運轉資金，整個社會經濟也希望在高速運轉的經濟關系中不斷快速發展和繁榮。于是時間成為資產，速度成為效益。但是，在利益驅動下便會產生過度的利己行為，伴隨著商事活動的高速性和頻繁性，諸多不安全的因素便會滲透到商業活動中來，追逐的利潤越高，危險越大。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商事主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彼此間的依賴日趨增強，社會化的生產迫切需要一個安全的交易環境。因此，“效益”和“安全”這兩個理念便成為了商法應當具有的價值。在“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商事自由和商事便捷的原則，并運用大量的任意性規范來激發商事主體的創造力，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創新性要求，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在“安全”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法定強制和公示外觀的原則，并運用適當的強制性規范，以標準型的技術規范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維護商事交易和社會經濟的安全。

追求效益的商法已經突破了傳統民法的價值理念，從而使得商事法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顯得更為密切。很大程度上，商法的價值理念便是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觀念。商法對價值理念的選擇，決定了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這是商法作為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的基本體現。

(二)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1從美國證券法看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

從美國《1933年證券法》的立法簡史中，我們知道美國在制定《1933年證券法》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的焦點就是：在聯邦的證券立法中是應該進一步加強政府干預，還是應該堅持私法自治、堅持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和競爭?從當時的背景來講，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使人們對當時各州的藍天法不再信任而要求進行聯邦立法，認為聯邦立法應作進一步強有力的干預，來防止欺詐行為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但信奉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羅斯福總統卻恰恰相反地反對對證券市場的過分干預。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當時由托馬斯先生起草的、以加強政府的干預和管制為特色的第一部草案就沒有獲得通過。而改由山姆·雷本起草了美國現行的這部證券法。該部證券法沒有規定一種證券必須在質量上達到何種規格才能上市，而只是要求發行者對證券的質量進行充分合理的披露。美國整個證券規范體系都建構于其聯邦證券法所確立的發行交易注冊制。“享受注冊豁免，主要基于提高資本市場效率的考慮，在應用中也確實取得了這樣的效果”，“美國聯邦證券法采用注冊制，放棄實質監管，即拒絕大包大攬式的全方位保護，傾向于盡可能將市場買賣雙方置于同一條船上，通過信息披露要求來幫助投資者對融資項目進行評估，以及防止欺詐迷惑的行為”。政府主管部門有權取消證券的登記，但是所依據的理由必須是披露不夠或者有誤導的傾向，而不能是因為證券的質量有問題。也就是說，買賣還是自由的，不管某種東西的質量多么糟糕，它的主人都有權把它拿到市場上去出售，政府無權干涉。但是由于證券這種商品的特殊性，政府要求你把它的質量充分地公開，以防止欺騙，使市場健康運行。這種思想是堅持以市場為主，政府只在不得已之處進行干預，起一種輔的作用，作為對自由經濟的補充。據此可以看出，《1933年證券法》充分體現了尊重私法自治的精神，堅持了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只是從法律上嚴格規定了證券發行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以便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上能夠作出理性的選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所以該法又被稱之為“證券真實法”。1999年美國再次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金融業混業經營，進一步放寬金融監管。

正如有學者所歸納的那樣，美國證券法“以寬泛的證券定義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從有利于投資者保護的角度，將不斷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產品納入監管范圍；以非實質性審查的注冊登記制度為證券發行提供沒有法律障礙的市場準入，為金融創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以完全信息披露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借助規范的證券信用評級，引導投資者自由決策并培養其成熟的投資理念，不斷地為金融創薪產品提供良好的投資群體來源；以眾多的但明顯偏重于機構投資者的立法豁免，培養機構投資者投資群體，形成穩定的資本市場；以松弛得當、權利義務配置相均衡的公募發行和私募發行法律框架，促進兩個市場的取長補短，共同繁榮，為金融創新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以主營機構SEC充分的執法權限和遵循先例的法院務實的司法操作，進行法律的及時立、改、廢以及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法律解釋，有效保證法律的時代性和靈活性。”美國證券法這種注重市場主體自律、鼓勵商事主體創新的立法理念，正是美國商法的一個縮影。追求“效益”價值，這是美國實用主義商法的目標，體現了自由經濟的優點。在商法的這一理念指引下，美國經濟充滿了活力，各種創新型產品不斷涌現，使美國在很多領域占據世界巔峰。對于這一成就的取得，美國商法功不可沒。

2經濟危機：美國商法之所失

盡管此前很多學者認為美國證券法權利義務配置比較均衡，既注重發揮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又注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然而，相對寬松的美國商法在促進金融創新的過程中，卻逐漸有失偏頗，重效益輕安全的立法理念，隱藏了巨大的不公平和欺詐的隱患，最終釀成了大禍，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席卷而來。

在美國商事法律中，住房抵押貸款大致可以分為五類：(1)優級貸款，對象為消費者信用評分最高的個人，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及首付超過20％以上；(2)Alt－A貸款，對象為信用評分較高但信用記錄稍弱的個人；(3)次級貸款，對象為信用分數較差的個人；(4)住房權益貸款，對已經抵押過的房產，若房產總價扣減凈值后仍有余額，則可以申請再抵押；(5)機構擔保貸款，指經由政府住房按揭貸款支持機構擔保的貸款。1995年以來，由于美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同時貸款利率相對較低，導致金融機構大量發行次級按揭貸款。同時，在商法認可信貸資產證券化這種金融創新工具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便將按揭貸款打包，并據此發行不同等級的按揭支持證券，這些按揭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從AAA級、BBB級一直到權益級均有。一些金融機構再行購買按揭支持證券，將之形成新的資產池，進行下一步的證券化操作，如此一直進行下去，在資產支持證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出新的資產支持證券。隨著層層疊疊不斷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杠桿作用不斷拉大。如果作為原始基礎資產的按揭貸款不出現大量違約，則收益就比較可觀；反之，若原始基礎資產池出現惡化，則后續多次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就將面臨極大的損失。從2005年起，美國利率水平開始逐步提高，房價從2006年起出現回落，貸款不良率開始上升，進而導致證券化資產質量惡化，持有大量資產支持證券的金融機構出現巨額虧損，美國經濟遭受重挫。

3金融危機所暴露的美國商法的缺陷

對于此次金融危機，美國商法干預不力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具體而言，此次金融危機源于以下商事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法律制度的價值導向被扭曲。美國1977年的《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ReinvestmentAct，CRA)旨在鼓勵商業銀行和信貸機構對借款人提供服務，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加強了CRA的實施，事實上構成了對銀行發放高風險貸款的鼓勵；1980年《儲蓄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DepositoryInstitution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取消了對存款利率和某些貸款利率的限制，擴大了存款機構的資金來源業務范圍，放松了對金融的微觀控制；1982年《可選擇抵押交易評價法》(AlternativeMoagageTransactionParityAct)廢除了各州關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只能發放串通固定利率貸款，促成了很多新型貸款種類的誕生，客觀上縱容金融機構發放高風險貸款；1986年《稅改法》(TaxReformAct)取消了對消費信貸利息的所得稅扣減，但保留了抵押貸款的利息扣減，為鼓勵消費信貸向抵押信貸的轉向創造了法律環境，客觀上導致次級貸款規模擴大；1992年《聯邦住宅企業財務安全和穩健法》(TheFederalHousingEnterpisesFinanoialSafetyandSoundnessAct)規定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最低資本，但由于公司資本杠桿率過高，導致核心資本與持有抵押和擔保的MBS總值之比常常不足2％，這意味著一旦公司遇到風險，公司股本不足以彌補虧損，就會將風險損失轉移給投資者和相關金融機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提出金融法律發展環境的“效率與競爭”觀念，促進銀行、證券和保險之間的聯合經營，加強金融機構的競爭，由此便刺激金融機構在完全市場導向的環境中忽略了對自身風險的控制。

(2)監管黑洞大量存在。盡管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金融監管相對比較完善的國家，但是仍然存在諸多監管缺失。首先，在銀行放貸環節，投資銀行、評級機構和按揭貸款機構通過收取前端的放貸手續費而獲取了暴利，卻無需接受任何人對放貸環節的監管，以致放貸機構在利益的巨大誘惑下忽視了對放貸質量的控制；其次，在風險控制上，諸多金融衍生產品都被置于表外，而沒有被納入表內計算，極大地偽裝和掩蓋了杠桿的真實水平，低估了市場所需的流動性水平，監管部門很難詳實地把握這些創新性產品的風險程度；再次，很多創新性金融產品都被置于場外交易市場，相對場內交易市場而言，監管相對寬松，以致這些產品的風險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還有，今年的金融創新超越了監管系統能夠衡量和控制風險的能力，這些金融創新大多利用了“杠桿作用”，少量的資金通過杠桿作用便可以進行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上百倍的交易。杠桿交易在可能帶來巨額收益的同時也面臨著極其巨大的風險，然而監管當局控制杠桿風險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證券化底層資產情況惡化，系統的漏洞便會放大潛在損失的不確定性，加劇危機所帶來的壓力。諸如此類監管黑洞，大量地分布于美國的金融監管之中，而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3)諸如信用評級制度之類規范中介機構的規范存在重大缺陷。作為美國資產證券化中保護投資者的一個重要舉措，信用評級制度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對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投資者得以知曉某一資產支持證券的質量。但是，在信用評級時，評級機構是使用信貸資產歷史上的違約率來評價這一資產的質量。然而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數據未必能反映未來的情況，某一信貸資產目前及將來可能發生的違約率極有可能偏離歷史數據。此外，信用評級機構是對委托人的資產進行評估，評級費用由委托人承擔，必然在評級機構和委托人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評級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真實性值得懷疑。歸結起來，美國的注冊制要得以有效運行，必須建立在類似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客觀中立的基礎之上，而這又依賴于相應商事法律制度的保障。

總的來看，一方面，由于美國商法一貫堅持的注冊制，因而金融機構在發行按揭支持證券時，程序相對簡便，商法對于層層建立起來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杠桿風險估計不足，未能施以有效的干預措施，在一味追求效益的過程中忽略了安全的維護；另一方面，對手商事主體不斷創造出來的新型商事活動，商法未能及時予以應對，在鼓勵創新的同時，配套的風險防范措施未能及時跟上，這也是法律固有的滯后性弱點所致。

(三)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徘徊于政府與市場之間

從這場經濟危機中我們發現：自由經濟自有其優越之處，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得到最大的激發，社會經濟生活充滿活力，整個社會獲得巨大的經濟收益。商事法律制度堅持“效益優先”的價值理念，必然能夠促使高效益和高回報的商行為的誕生。然而，高收益和高回報也必然伴隨著高風險，尤其是杠桿交易能夠將一般交易中的風險放大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給社會經濟造成難以彌補的重創，這是自由經濟的本質所在。

只依靠市場力量而不加任何約束，經濟活動就會擔當起巨大的道德風險：即在高杠桿率的經濟游戲中，某些個人或一部分群體通過不透明的交易活動獲取巨額利潤，而在此期間所積聚的風險卻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風險暴露，所造成的損失卻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因此，零約束的經濟活動與完全約束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后果將十分相似，都是以犧牲社會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獲取部分群體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風險和低效益、低風險之間，人們一直在探求“黃金平衡點”，即如何在利用市場力量實現效益的同時，又能夠對高效益背后的高風險加以有效控制，從而防止經濟生活的大起大落，維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和持續。這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中難以把握之處，政府干預太多是壞事，但過于放任同樣不是好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如何保持效率與安全的平衡，則是一道哲學難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或者效率與安全的關系，絕對不是一時之事。面對這場金融危機，目前人們大多是從經濟手段上尋求解決途徑。然而經濟手段只是權宜之計，不可能得到穩定和長久的實施。筆者認為，要真正挽救危機，防止危機不定期地出現，維持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還是應當從完善商事法律制度著手，糾正目前商事領域過于追求風險利益的價值導向，適當加大監管力度，尤其是將那些監管黑洞納入法律制度規范中來，規范中介機構的不良行為，以維持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基于法律制度的穩定性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法律制度上有效解決了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理念的關系，才算徹底解決了這一世界性難題。筆者相信，效益與安全之爭將止于法律制度上的有效解決。

四、從中國商法的制度價值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一)中國商法的價值誤區

建國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極其巨大。政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充當了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市場主體缺乏有效競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習慣了通過政府的力量來安排經濟發展的進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被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完全認同。中國政府面對這么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向來都提出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穩定是大局。這種思維直接決定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觀念，并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中體現出來，中國的商法也不例外。

以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為例，我國商法重視安全的價值理念喟然可見。我國《證券法》第153條規定“證券公司違法經營或者出現重大風險，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秩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對該證券公司采取責令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或者撤銷等監管措施。”2008年4月23日公布并實施的《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規定了停業整頓、托管、接管、行政重組、撤銷、破產清算與重整等處置方式。從這些處置方式的性質來看，盡管較之過去已經在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問題證券公司的問題，但是仍然體現出較強的行政干預色彩。正如《條例》第37條所規定的，“證券公司被依法撤銷、關閉時，有《企業破產法》第二條規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組依照《企業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被撤銷、關閉的證券公司進行破產清算。”較之于《保險法》第86條“保險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債務，經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的規定，《條例》并未明確要求經證監會同意證券公司才能破產，應當認為是一種進步。然而，整體而言，中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依然表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過分注重政府行政手段的運用。我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運行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從市場準人的審批，到市場退出的行政干預，監管部門習慣于用行政手段處理金融機構的問題。諸如撤銷、行政清理、行政接管。、行政重組到形似市場化的托管，都是行政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主要手段。這與西方先進國家以市場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的處理方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別。“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通常堅持多購并重組、少破產原則，但對于問題嚴重的金融機構決不姑息遷就，堅決實施破產清算、逐出市場。”反觀我國，監管部門似乎對問題金融機構存在姑息遷就之嫌，希望通過托管、接管等方式化解金融機構已經出現的市場風險，而不是嚴格、及時地促使其退出市場并在所有金融機構之間形成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雖然托管后，托管方可以對被托管方實施兼并重組，但是此種兼并還很難實現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的效果，因為監管部門在選擇托管方時，并非采用市場化的競爭機制，托管方的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管部門的態度，因此托管方對被托管方的兼并重組只是托管的后續結果，并非市場競爭的效果，這樣出現“以弱并弱”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二，金融機構退出后的損失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擔。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先后爆發了中銀信托投資公司、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經營失敗，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機，海南發展銀行關閉以及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等事件，除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外，都是由國家保證個人的存款。“這種所謂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退出，實際上就是等于銀行在經營中把營利留給自己，把風險交給國家來承擔，這也正是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盡管我國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但是我國實際上并不缺乏“金融公共安全網”，我國政府對存款人進而對金融機構的保護程度實際上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每當出現金融風波時，中國人民銀行總會對問題銀行提供大量的緊急救助款，或者對收購方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以渡過金融風波的難關。“2004年，南方證券、漢唐證券先后爆發風險，人民銀行分別提供了約70億元和10億元的金融穩定再貸款，收購兩家公司的個人債權和彌補客戶保證金缺口，而這些再貸款最終會轉換為全社會的隱性負債，使全社會為這些治理失敗的證券公司買單。”

從我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來看，我國商法相對保守。國家和監管部門對商事主體的干預較為頻繁，干預的領域也較為寬泛。對于類似于金融這樣尚無把握的領域，習慣給與政府的特別關懷。盡管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強調商主體的市場化，但是從市場準入到市場運營再到市場退出，依然保留著大量政府干預的痕跡，這無不反映出我國商法追求“安全”的價值理念。

(二)中國商法應當防止在過度追求安全價值中喪失創新效益

考察當前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盡管中國的進出口受到巨大影響，金融機構損失較為慘重，國內金融市場的信用也受到重創，但是我們依然慶幸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較之美國而言相對較小，甚至有媒體稱“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大有可期”。對于此種局面的出現，中國商法的“功勞”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安全”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商法相對保守，體系較為封閉，資產證券化業務未能充分展開，國內機構所能投資的證券種類和范圍相對有限，因此也躲過了滋生于資產證券化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然而，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中國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巨大的直接沖擊，并非是由于中國的金融體系非常嚴密，金融監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恰恰是中國金融市場尚不足夠發達，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完全融入全球經濟中，才使得我們沒有趕上金融泡沫的破滅。事實上，面對金融危機的到來，我們還有許多監管與立法空白處，如果不及時加以彌補，我們將無法從容應對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后續、深遠的影響。”對此，我們需要深刻反思。偏重安全價值的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時刻表現出來的抵抗能力，究竟是禍還是福?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中的所得是否足以彌補其所失?中國商法將安全價值凌駕于效益價值之上，在經濟危機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害的。

首先，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限制商主體的市場競爭，不利于培養商主體的市場創新意識。比如，對證券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采取行政指定的托管方式，很有可能無法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反而加劇風險的積累，因為在行政指定托管機構時，并未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被指定的托管機構未必具有并購和重組被托管金融機構的市場需求，其接受行政指令對問題金融機構開展托管，很有可能將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橫向轉移到托管機構身上，拖垮原來經營穩健的托管機構。相反，對于那些有并購重組的需求卻未被指定開展托管的金融機構，則喪失了一次較好的發展機會，不利于金融機構在競爭中壯大自身實力。通過行政化的方式化解的金融風險，只是短暫的表面風險，其實質很有可能只是延緩了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時間，不利于整個金融行業的發展壯大。

其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固守傳統觀點，將喪失諸多發展機會。比如，在職工持股會能否作為管理層收購主體這一問題上，我國商法未明確職工持股會的法律地位和性質，原外經貿部曾《外經貿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內部職工持股試點暫行辦法》，另外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出臺了關于職工持股會的相關辦法，均規定職工持股會得以法人形式運作，有些地方明確規定職工持股會為社會團體法人，但鑒于職工持股會的社會團體法人性質，其開展管理層收購的適用范圍、融資方式、對外投資等均受到限制，事實上排除了職工通過職工持股會這種形式參與公司收購的可能性，弱化了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激勵機制，不利于在公司與職工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也不利于公司的持續發展。再如，我國目前以獨資、合伙和公司的組織形式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比較單一，人們選擇企業形式的范圍較窄。盡管我國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但是因為其法律地位不甚明確，也常常被作為私營企業或公司企業來對待。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中，人們無法通過“合作社”這種創新組織形式，探索適合中國社會的商事活動模式。

再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導致行政職權的膨脹，不利于提高商主體的國際競爭力。當安全和效益這兩種價值發生沖突時，立法者和監管者習慣性地強調安全的重要性，盡管他們也知道“經濟發展才是最穩定、最可靠、最持久的經濟安全”，但是從實驗經濟學的“易得性”來看，易感受到的是危機，而不是穩定。畢竟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不是常態。如同照顧病人一樣，要多休息少運動，要服用抗生素，從而戰勝病魔，但這種特別的護理措施只能短期使用。如果對于一個正常人，一直采用限制運動、服用藥品的方法，則必將害及健康。因此，中國商法長時期地保持限制、謹慎、重安全輕效益的價值理念，為行政職權在商事領域占據一片天空，容易導致行政職權的進一步擴張，習慣性地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交易，不利于商主體適應市場化的競爭環境，從而必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學者說過：當看到美國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時，我們不應當慶幸自己躲過了此種重大事故，因為我們依然處于馬拉車的時代。同理，在美國爆發慘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應為中國商法的過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發達國家通過商事創新活動所獲取的巨大經濟效益，正是我國商法最大的缺憾。經濟危機未在中國發生，給中國所避免的損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在經濟危機之前未能積極參與經濟創新活動所喪失的效益才是更為巨大的。中國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輪全球經濟發展中充分分享發展收益。

(三)中國商法應當在安全和效益兩大價值中作出科學抉擇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現一次經濟波動，如何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一直困擾著我國的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從商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應當深刻反恩我國商法的立法價值理念。

筆者認為。偏重安全價值的我國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來作用于社會經濟生活。在此種商法環境中，商主體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遠遠不夠，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和監管部門的意愿。政府通過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強制性地向商主體下達發展指標，商主體在實施商行為時，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預。因此，商事活動很有可能偏離了本應遵循的發展軌道，在行政干預的作用下被強行拉升、畸形發展，一旦行政干預在某個環節出現障礙，商主體及其商行為都將受到牽連，于是便出現了較大的經濟波動。

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和穩定發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國商法應當注重協調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的關系。從本質上講，效益與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標，即都是為了實現經濟生活的持續和穩定發展。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以效益價值主導的自由競爭機制，能夠提高商主體及其商行為的效率，形成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商主體無法自身解決或者解決成本過高的領域，則由國家通過適當的干預來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總的來看，效益價值應當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維護。兩者的關系說來簡單，要真正落實卻存在很大的難度。商法理論和具體商事制度的研究，都應當著眼于兩者的這種關系，在具體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語境中，將權利義務配置得當，兼顧效益與安全的實現。

從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來看，新《公司法》的立法體系與法律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觀，立法理念體現了鼓勵投資、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諸多不必要的國家干預條款，廢除了股份公司設立的審批制，減少了強制性規范，強化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構建作用，為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對股東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制度保障，對于保護自由市場和鼓勵投資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應當認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效益與安全的關系，開始注重商主體的自治，提高了效益價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當然，這種轉變還只是一個開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諸多有待改善之處。

相比之下，我國現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諸多未能體現商主體自治的制度，監管過嚴的問題還十分嚴重。在商法的發展方向上，應當注意尊重商主體的自治，同時也不能放松對市場的監管，但無論如何，監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補充，絕不能以監管來犧牲自治。在現階段，我國的商法理論研究應當稍微側重對效益價值的強調，只有這樣，社會經濟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規律持續穩定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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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子分析

1.KMO和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在因子分析前必須對指標間的相關性進行檢驗，常見的方法是對指標進行KMO和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利用spss16.0軟件檢驗結果顯示：KMO檢驗值為0.517，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卡方統計值為472.668，顯著性水平0.000，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選取的指標可以進行因子分析。2.提取公共因子利用spss16.0對35家鋼鐵行業上市公司的14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公共因子，得出指標的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值及貢獻率。如表1所示。如表1所示，可以從14個指標中選取5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提取五個公共因子，累積的方差貢獻率達84.686%。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提取的公共因子的經濟含義，需要對數據進行因子旋轉。結果見表2。3.因子得分及公司績效綜合評價提取公共因子后，可以得出因子得分系數矩陣，進而可以將公共因子表示為每個公司各個變量的線性組合，從而得出每個公司的公共因子得分。可以用每個公共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數，對每個因子進行加權，就可以得到每個公司的總因子得分。總因子得分表達式。根據上式（1），我們可以依據各鋼鐵企業的五個因子得分計算出總因子得分，結果如下表3。（總因子得分由大到小排列）從表3中，我們可以看到，36家鋼鐵企業中績效排名在前十位的是：大冶特鋼、攀鋼鋼釩、方大特鋼、三鋼閩光、魯銀投資、新興鑄管、鄂爾多斯、太鋼不銹、八一鋼鐵、酒鋼宏興。而總規模較大的武鋼、包鋼、馬鋼等鋼鐵企業績效排名不佳。“賺錢機器”寶鋼股份排名也落在十名開外。說明大型的鋼鐵企業并未完全體現其規模效應，而規模較小的鋼企憑借其包袱小，管理體制靈活，市場效率更高，取得了不錯的公司績效。

從盈利能力因子得分來看，大冶特鋼、方大特鋼、魯銀投資、西寧特鋼、鄂爾多斯表現突出。由于盈利能力因子權重較大，所以這幾家鋼企的總體排名靠前，西寧特鋼由于其流動盈利因子得分墊底影響了其總排名。發展能力方面，攀鋼鋼釩、韶鋼松山、大冶特鋼、三鋼閩光、山東鋼鐵的得分排名靠前。韶鋼松山盈利能力得分與營運能力因子得分很低，影響了總體得分與排名。流動盈利能力因子得分排名在前五位的鋼鐵企業是：三鋼閩光、魯銀投資、大連金牛、杭鋼股份，韶鋼松山。三鋼閩光憑借著流動盈利能力因子的4.61的超高得分，從而總因子得分取得不錯的排名。償債能力因子得分方面，攀鋼鋼釩、久立特材、新興鑄管、寧夏恒力、馬鋼股份的得分名列前五。攀鋼鋼釩憑借著發展能力因子和償債能力因子兩個最高得分，從而取得了總得分第二的佳績。營運能力因子得分方面，杭鋼股份、廣鋼股份、萊鋼股份、柳鋼股份、八一鋼鐵的排名占優。由于營運能力因子在總因子得分計算中的權重最低，所以盈利能力因子排名在前的幾家鋼企的總體排名并不高。

三、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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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資金管理資金是企業運營和發展的生命源，經濟危機下企業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就是資金鏈的斷裂，資金周轉的困難。在經濟危機預警下，企業財務管理要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為根本，協調融資、投資的有效性，提升企業的資金利用效益。第一，緊密聯系市場環境進行投資分析，合理分配短期融資，切勿以短期融資進行長期投資，影響企業資金的周轉，致使企業資金周轉發生困難。第二，科學、準確的預測企業資金的回收和支付，確保企業收支平衡，確保企業資金流動安全、可靠。第三，規范采購領用、銷售等操作流程，避免資金浪費。定期對企業財產進行盤點，將財務管理和財產記錄分開以確保企業節能減排的實現，保障企業資金的安全性，避免企業陷入資金危機。

（三）提高企業人員素質人是企業發展的根本因素，也是企業參與社會競爭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提高企業財務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使其敢做、敢為，充分利用財務管理的優勢，參與到企業經營決策中，使財務管理能夠為企業決策提供科學、可靠、正確的指引。另一方面，注重企業其他人員的財務意識培養，使企業內部能夠緊緊團結，與企業財務部門密切配合，使企業參與經濟活動的各種財務信息能夠及時的、全面的反應企業經營狀況，提高企業資金的利用效率。此外，企業應多關注國家政策的變化，合理的利用國家政策、信貸優惠等進行企業融資、投資等活動，確保企業運營的安全性和最大效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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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居民的失業率增加2008經濟危機后，中國人力資源和勞動保障部門統計新增失業人員約為2000萬人，總體失業率有小幅上升(見圖3)，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動力、傳統的城市出口行業、礦業和手工制造業。另外，經濟危機在柬埔寨已造成30000人失業，主要集中在該國最重要的出口行業制衣業。在印度，出口外向型行業已造成50萬人失業，主要集中在鉆石珠寶、制造業和紡織行業。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全球經濟危機將影響5100萬工人，失業人口將達到3000萬人。失業人員失去工作收入、醫療保險，這些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得不到滿足，包括基本的營養攝入不足、醫療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導致健康狀況下降。

2經濟危機對衛生的影響

經濟危機對衛生系統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公共衛生服務質量下降、食品安全性降低和公眾健康水平下降。同時經濟危機影響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特別是降低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和營養不良發生率等。而經濟危機影響衛生系統的途徑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1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影響公共衛生投入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國家將削減其衛生預算。經濟危機造成的國內出口需求減少，導致獲取資本渠道收緊，外國直接投資規模縮減，以及匯款額下降。由于收入下降，為衛生保健籌措資金的政府收入面臨極大壓力。正是由于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實施經濟刺激而導致衛生預算增長速度降低或減少，或者由于國際援助減少而導致可利用的衛生資源減少，從而導致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公平性、可獲得性降低。例如，墨西哥在經濟危機后，GDP下跌了4.6%，其在貧困人口方面的政府投入下跌了23.7%。

2.2通貨膨脹影響基本衛生服務的落實程度由于通貨膨脹導致貨幣貶值、藥品價格上漲，導致衛生服務的可及性降低。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由于本國貨幣貶值，導致部分國家的進口藥品的價格上漲和部分國際的醫療服務價格上漲，加上本國居民的收入減少，這種情況影響到了醫療服務的利用。個人支付比例過高導致衛生服務利用減少，同時可能因為個人自負的衛生費用過高而使得一部分人陷入貧困。

3提高應對危機能力的啟示

經濟危機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應對措施也不同。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要面臨三大挑戰:一是維持穩定;二是保護長遠發展機制;三是保護弱勢群體。雖然各國應對策略有所不同，但其共同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3.1刺激經濟增長，維護社會穩定對社會部門投資就是對人力資本投資，健康的人力資本是經濟生產力的基礎，并能加快恢復使經濟走向穩定。目前全球已投入1萬億美元用于經濟刺激計劃，中國政府也提出了應對經濟危機的4萬億人民幣刺激計劃:其中50億用于增加貸款，420億用于促進就業，2930億用于提高社會保障系統。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刺激消費，包括建立社會保障網絡、人力資源培訓、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擴大社會保障網絡，避免弱勢群體陷入貧困。

3.2監控經濟危機的影響，提高應對能力強健的衛生系統對于維持監測和應對能力，面對大流行的威脅至關重要。反映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一個指標是衛生系統是否建立了特定的監控組織或委員會，負責及時收集和解釋相關的數據及適宜的政策。在亞洲經濟危機中，亞洲開發銀行在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的支持下建立了亞洲復興信息中心，提供經濟以及危機的社會影響的數據，特別是衛生方面的數據。這些數據主要是一些長期指標，如期望壽命和嬰兒死亡率，似乎對經濟危機的敏感性不強，另外這方面的數據目前仍然比較缺乏。

3.3防止衛生預算縮減，維護健康公平食品和燃料價格不斷上漲以及就業無保障等一些因素促使經濟衰退期間不平等現象日益增多。健康弱勢群體迫切需要政府建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予以保障。若衛生預算在政府預算中的比例固定下來，特別是針對貧困人口的衛生預算，則有利于促進健康公平目標的實現。巴西就采取這種方法確定衛生預算在政府預算中的比例;泰國政府增加了為貧困人口提供免費服務的預算;印度尼西亞在國際援助資金的支持下，為貧困人口和老年人提供了服務并且擴大了社會保障網絡。另外，國際捐贈機構應該保證國際援助的水平不變，防止前期努力的成果毀于一旦。在保證衛生預算不縮減的情況下，在經濟刺激計劃中保證衛生領域和社會保障領域也有相關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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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炭企業成本特點

煤炭企業屬于地下開采業，勞動對象是地下埋藏的自然形成的煤層，成本構成復雜且變化大，具有以下特點:

(一)煤炭生產中消耗的材料不構成煤炭產品實體，是對產品的形成起促進作用或創造勞動條件作用的輔助材料，如木材、支護用品、大型材料、配件、專用工具等。這一特點使得煤炭生產中消耗的主要材料可以回收復用和替代，并且材料的回收復用和替代影響煤炭成本的變化。同時，由于消耗的材料不構成產品實體，所以生產中消耗的材料品種和質量不能影響產品質量，不能按質量成本的一般原理去控制煤炭質量成本。

(二)煤炭成本水平受地質條件、生產技術條件影響大，如煤層埋藏深淺、煤層厚薄、地質構造變化、涌水量大小等都會對原煤成本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由于受地質條件及構造影響，不同的礦井煤層開采難度、工藝過程都有所不同，采煤方法的選擇、工作面布置、設備配備、機械化程度等都影響成本水平。這就決定了成本控制和成本核算分析的多樣性，以及煤炭成本水平在不同企業之間以及同一企業的不同階段的可比性較差。

(三)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原煤生產包括掘進、回采、運輸、維修、通風、排水等過程，為了避免水、火、片幫、斷層、瓦斯、煤塵、冒頂等事故的發生，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一通三防和維修維護等安全生產投入大，致使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這就要求在煤炭成本控制中，更要加強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的控制，以提高煤炭成本控制效果。

(四)活勞動消耗多，工資成本比重較大。煤炭生產是地下作業，生產環節多，工作地點分散并經常移動，形成多工種、多工序的聯合作業，需要勞動力多。同時，因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勞動組織復雜，各種補貼、津貼較高，因而工資費用比重大。

(五)在礦井的整個服務年限內，煤炭成本是規律性變化的。在礦井服務年限內，煤炭成本是由高到低，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變化的，并且呈現總體上升趨勢。由于煤炭生產的特殊性，生產區域范圍越來越大，開采深度越來越深，這就決定了下一個生產過程的消耗和占用要大于上一個生產過程，僅僅實現對一個生產過程消耗的補償是不能保持原煤生產在原來規模上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必須進行追加投入，增加新的生產要素，這就決定了煤炭企業的成本控制更要處理好近期利益與遠期利益的關系，更加重視投資方案、技改方案的技術經濟分析，控制煤炭成本的合理增長。

二、有效控制成本措施

(一)提高成本控制意識，樹立戰略成本管理理念

有了成本控制意識，才能有效控制成本。從大的方面說，一種正確的成本控制意識，常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從小的方面說，工程技術人員如果具有一定的成本控制意識，就可以設計、建造出造價合理、質量合格的工程。在新經濟環境下，企業樹立戰略成本管理的新觀念，即在增強企業競爭力的同時進行的成本管理。戰略成本管理根據企業總體發展戰略而制定，以企業的全局為對象，關注成本戰略空間、過程、業績，通過對公司成本結構、成本行為的全面了解、控制與改善，尋求長久的競爭優勢。

(二)成本控制重點前移，以生產技術部門為主

長期以來，煤炭企業成本控制以財務部門為主，如制定成本管理辦法、建立成本控制責任制，以及每月都要計算成本和編制成本報表等工作，形成了生產技術部門只管要錢、花錢，財務部門只管卡錢、管錢的局面。這是對成本控制的誤解，也是煤炭企業沒能有效控制成本的根本原因。其實，煤炭企業降成本、挖潛力的大頭在井下，要著眼于降低成本，應從技術設計開始抓起，把好技術設計關。生產技術部門根據礦井實際情況，制定出系統合理的開拓布局方案，要堅持效益、科學的原則，對每一采區、每一采場組織制定出幾種可行方案，多方面進行論證，采取“優中選優”，從中選出在設備、人力、能耗等方面成本最低的設計方案。

(三)建立成本控制機制，真正實現全員全過程的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絕不是幾個人、幾個部門的事，而是全員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為此，煤炭企業要建立全員、全過程、全方位的成本控制機制，要把廣大干部職工和方方面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調動起來，集思廣益，凝心聚力，同舟共濟，真正抓好成本控制。一是變過去部分單位、少數人員抓成本的作法為全方位的成本控制，真正做到千斤重擔眾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標，跟蹤考核，并與個人經濟利益掛鉤，實施全員抓成本控制。二是對煤炭產品形成過程中的消耗和支出，逐一落實到采、掘、機、運、通各環節，落實到物資采購、煤炭銷售、貨款回收等生產經營運作全過程，通過經濟核算、經營調度等信息溝通，進行全過程的成本控制。

(四)根據自身特點，選擇適當的成本控制方法

成本控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根據成本管理戰略選擇成本控制方法沒有固定的模式，完全要依據企業的現實基礎，考慮組織結構、企業文化、生產方式等而定。傳統的責任成本法、標準成本法、成本預算法等成本控制方法，對成本控制曾起過重要作用，并且至今還在不同程度地應用。但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這些方法不能適應或不能完全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迫切需要結合本單位或本部門的生產經營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推陳出新，選擇作業成本管理法、成本企劃法等現代的成本控制方法。當然，傳統和現代的成本控制方法并不是必然相互排斥的，在一定條件下常常是可以結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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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危機對我國對外貿易行業運行產生的負面影響

1.1次貸危機導致世界經濟減速影響我國外部需求

次貸危機導致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放慢,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國際油價急劇上漲和糧價飆升加大了全球通脹壓力。隨著次貸危機繼續向實體經濟擴散,2008年全球經濟出現降溫已成定局,對我國外貿出口產生較大負面影響。根據有關測算,美國GDP增速每下降1%,中國出口增速將下降4.75%;歐盟經濟增速每下降1%,中國出口歐盟的電子產品將下降15%,紡織服裝業將下降5%。前8個月,我國對歐盟、美國出口分別增長26.3%、10.6%,增幅分別同比回落5%、6.1%,對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速呈現升降互見格局。由于對主要出口市場出口增幅的回落,造成我國外貿總體出口增速減緩。1-8月外貿出口9376.9億美元,增長22.4%,增幅同比回落5.3%。

1.2次貸危機導致美元持續疲軟引發人民幣匯率升值加快

為應對次貸危機,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為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不僅導致大量熱錢流入中國,人民幣升值步伐也明顯加快。自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積升值21%,而僅08年1～8月人民幣升值幅度就達到6.88%。人民幣加速升值,一方面,削弱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并且由于難以預期人民幣升值速度,企業基本不敢接大單和長單;另一方面,降低進口成本,對進口增加作用明顯。1-8月,一般貿易出口增長26.5%,比上年同期回落了6.5%;進口增長48.5%,比上年同期大幅提高了23.3%。

不僅美元疲軟會導致我國出口減緩,美元升值也會影響我國出口增長。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我國的匯率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要依賴于這一匯率的決定。因此,隨著美元匯率出現明顯回升,在08年8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僅升值0.06%,但對歐元、日元、英鎊當月升值分別達到5.98%、1.16%、8.2%。盡管國際貿易有70%是以美元結算的,但作為中國第一、三大貿易伙伴,人民幣兌歐元、日元的快速升值,仍會給國內一些出口企業造成嚴重沖擊。

1.3次貸危機推動初級產品價格大漲導致我國進出口成本上升

2002年以來,隨著全球流動性過剩、美元的持續貶值,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水平高漲。次貸危機的爆發與擴散使得國際游資缺乏投資機會,為回避風險及追求利益,大量游資流向國際商品期貨市場,進一步推高了石油和糧食的價格,直接導致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形勢嚴峻。由于我國對初級產品進口依賴不斷加大,結果導致我國輸入型通脹壓力進一步上升。對于外貿企業而言,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持續上漲,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進口成本,推動我國進口總體增速的提高。例如,08年前8個月我國進口初級產品增長70.3%,增幅提高47.5%。其中進口數量增長有限,而進口價格上漲明顯,例如,進口鐵礦砂均價上漲77.9%;原油均價上漲71.2%;成品油均價上漲91.7%;煤炭均價上漲64.9%;大豆均價上漲79.2%。另一方面,也將使出口企業的經營壓力繼續增加。通常情況下,受國際市場需求低迷、競爭激烈制約,工業制成品價格漲幅遠落后于初級產品,靠提價轉移原材料成本上升會越來越困難。作為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中國已成為原材料價格上漲的主要承擔者,出口企業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對我國外貿運行的影響將日益加深。此外,由于出口、進口商品的價格漲勢差距較大,成為今年我國貿易順差較去年同期出現明顯下降的關鍵因素。

2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我國還有許多明顯的優勢

(1)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動蕩勢必對我國經濟特別是出口產生一定影響,但與入世之前相比,當前國內外經貿形勢有明顯的區別,我國在進出口貿易方式、市場分布、商品結構等方面進一步優化,應對國際經貿環境變化的能力已明顯加強。

(2)中國出口產業已經形成較強的競爭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批有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綜合配套能力和勞動力比較優勢仍較明顯。特別是近年來企業不斷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加強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研發,積極培育和發展自主品牌產品,綜合競爭力不斷提升。超級秘書網

(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還有很大潛力。隨著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的深入實施,近幾年,中國對巴西、印度等發展中新興市場的出口持續較快增長,但對這些國家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還不高,進一步開拓市場還有潛力。

綜合所述,中國外貿發展既面臨著機遇,也面對著挑戰,總體機遇大于挑戰,危中見機,既要充分估計國際經濟環境的復雜性和嚴峻性,深刻認識保持中國對外貿易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性和艱巨性,增強憂患意識;又要正確認識到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不斷完善政策,加強企業管理,加快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步伐,堅定信心,有效應對,努力化解和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部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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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金融危機的概念及爆發誘因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從表面上看,次級債問題是由美國低收入者的房貸所引發的。實質上,本次危機是源于刺激經濟的目標下過度的信貸以及信用風險互換等衍生工具的濫用,使狀況愈演愈烈終致危機惡化。而貫穿始終的問題是:無論是監管者、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存在著忽視信貸風險管理的通病。金融機構特別是投資銀行,在追求業績的利益驅使下,片面的追求業務規模和業務利潤的快速增長,而忽視風險甚至無視風險。從業人員的道德水準與風險管控水平直線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對金融衍生工具過分信任,認為一切風險可以通過工具創新轉嫁給別人,忽視了衍生工具內在的風險,最終導致金融風險被成倍地放大。

商業銀行作為專門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具有高負債性和高外部性的特點,這就使其不僅追逐收益性,也必須關注安全性和流動性。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商業銀行又擔負著“轉型與發展”的雙重使命,這必然使信貸風險不斷積累。在當前的外部環境下,信貸風險管理已不再是對風險的規避和對沖的博弈術,而是一種保值增值的差別化技能。信用評級機構則在此中扮演了極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為投資銀行提高其產品的信用等級,某種程度上對金融風險的擴散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從監管者的角度,由于長期的經濟繁榮和市場繁榮,自由主義的理念在監管者的頭腦中占據上風,放松管制、讓金融更加自由化成為這一階段監管者的核心價值觀。比較而言,美聯儲對銀行的監管是嚴格的。而恰恰次級債以及衍生產品均由美國證監會監管,作為長期監管股權資產的機構,對債權資產的利害關系肯定不如美聯儲,監管錯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

二、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可能面對的信貸風險及存在的問題

1.信用級別管理不嚴及住房貸款比例增大可能導致個人住房貸款者信用風險的集中爆發

由于信用體系的缺乏,我國商業銀行在實際貸款發放過程中,無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證。相對于美國的信用等級而言,我國的借款人甚至達不到次級信用級別。我國商業銀行在審核個人住房貸款申請時,主要是通過申請者從單位開具的收入證明來審查其收入狀況,導致資信較差的借款者可能憑借虛假證明從銀行得到貸款,進入房貸市場。銀行為了擴展業務規模,按揭成數都比較高,近幾年仍然維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隨著國家對房地產業進一步進行法規及商業銀行控制風險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數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這個數值還是偏高,依然蘊含著很大的風險。

2.抵(質)押物的評估價值相對較高且缺乏更新機制致使商業銀行過度放貸

商業銀行發放的大量貸款中,有部分貸款是抵(質)押貸款,其中有很多抵(質)押物的價值評估是在我國經濟上行時進行的,那時的宏觀經濟背景還比較樂觀,現在經濟處于下行中,銀行的抵(質)押物的價值已大幅縮水。而住房按揭貸款又被我國商業銀行視為優質資產業務而大力發展。行業間的激烈競爭和巨大的利潤空間又促使其不斷降低辦理條件,進而對貸款審查流于形式。許多銀行還通過推出各種優惠業務刺激個人房貸消費,從而搶占市場份額。這種風險意識的缺失使銀行業的風險正在不斷累積。而且,商業銀行對在建工程、未辦理產權證件房屋作抵押的抵押物跟蹤管理薄弱,沒有建立動態更新機制,甚至會出現抵押的在建工程已經完工,還沒有辦理好后續抵押登記手續,使銀行的抵押權“懸空”。

3.信貸投放過于集中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房地產業促使風險加大

根據國際經驗,個人房貸風險暴露期通常為3到5年,而我國房地產行業個人信貸業務是最近4年才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我國銀行業已進入房貸風險初步顯現的時期。基于房地產市場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為宏觀政策重點調控的行業。2006年以來,住房市場的持續繁榮使借款者低估了潛在風險;同時,貸款機構風險控制意愿下降,使行業風險加大,最終導致從緊的貨幣政策出臺。2007年連續加息導致住房開發成本高,同時也推高了貸款買房者的還貸成本。隨著次級債危機影響下的經濟下行,收入預期下降,還貸壓力增大,個人住房貸款者可能選擇提前還貸或斷貸,出現類似美國次貸市場上借款人無力還款的情形。

三、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加強信貸風險管理的措施

商業銀行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進行信貸風險管理,首先要明確信貸風險管理的目的不僅是保護資金的安全,而且還要提升構成銀行經營模式的有形和無形資產的組合水平。信貸風險管理應遵循保本、穩健的原則,保護銀行資產的安全,保證存量資產質量的穩定,這是銀行生存的基礎。對內生不確定性引致的風險,如銀行由于內部的信息傳導不及時、相關制度不完善而發生的操作失誤、貸款抵(質)押物價值沒有及時更新等,可通過加強控制程序和業務檢查力度來實現。

1.嚴格控制個人住房貸款者的信用級別

商業銀行必須使用內部控制的標準流程從嚴控制個人住房貸款者的信用級別,嚴格檢查每一筆房屋按揭貸款業務,信貸員必須要與貸款申請人見面,而且必須面對面地簽訂貸款合同。對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貸款申請,由信貸工作人員到單位核實收入證明,通過核實貸款者真實身份。

2.增強我國商業銀行自身的流動性

從宏觀層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6次加息、每周發行定向票據,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回收了銀行體系內相當數量的流動性。而在金融危機過程中,保持自身流動性成為銀行渡過難關的重要手段。

3.加強金融創新監管

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到全球的金融危機再次印證了金融創新會給銀行業帶來雙重影響。在國際金融市場和交易日趨復雜化的背景下,必須清醒認識到金融監管的重要性。審視次貸危機的爆發過程發現,即使美國在監管體系完善的市場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監管缺失,尤其是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金融產品的復雜化導致了對其認識上的盲點和監管上的空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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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琳,齊騰.次貸危機的傳導及其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啟示[J].現代商業,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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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支配行動，人們一定行為的產生往往是受其思想的驅動。在客觀的困難環境面前，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職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使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從而提高戰勝困難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幫助企業較快走出困境。

首先，要加強正面宣傳、教育、引導，通過層層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廣大職工正視困難、堅定信心、立足崗位、勇于拼搏，為企業增產增效、降支降耗努力工作，讓職工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從理性上正確認識“企業面臨的困難只是暫時的”、“企業的主人公在企業困難時怎么辦”等問題，教育職工以主人翁的姿態去關心和幫助企業，自覺地把個人理想追求寓于企業發展之中，由此引發出強大的精神動力，形成一個良好的企業內部環境。其次，樹立職工的感恩意識。

通過開展感恩鄭煤征文活動和演講比賽等，宣傳這些年職工生活的變化，讓他們切身感受到企業就是他們幸福生活的依托，以促使他們為了企業的持續發展貢獻自己的全部聰明才智。再次，堅持用集體主義精神武裝職工頭腦，及時將企業戰勝困難的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先進模范人物、感人事跡通過礦工報、網站等媒體進行宣傳、報道，引導廣大職工自覺融入節能增效的隊伍。將市場形勢的變化和企業在迎戰困難每一階段取得的成績及時傳遞到每一個員工，以鼓舞大家戰勝困難的斗志。

發揮好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

當企業發展面臨困難時，黨員干部就是廣大職工的主心骨，困難面前，黨員干部的先進性應體現的更深刻，更具體。企業中的廣大黨員干部要在認真做好職工思想教育的同時，還需在應對企業困難工作中起到積極的模范帶頭作用，盡心盡職，敢于承擔責任，牢固樹立與職工同甘共苦的思想，繼續發揚與職工一起艱苦奮斗的作風。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在應對企業困難工作中不能只停留在嘴上，只停留在夸夸其談上，更要帶領職工視困難為機遇，變壓力為動力，結合企業制定的應對措施迎難而上，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在實際工作中真抓實干，盡職盡責，以實際行動為企業擺脫困境獻計獻策。力爭做到危險面前有黨員，關鍵崗位有黨員，困難時刻有黨員。只有這樣，廣大職工才會跟隨黨員干部的步伐，團結在他們的周圍，為企業順利渡過難關發揮合力作用。

做好職工隊伍的穩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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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由于危機的影響，高級機械技工人才流失嚴重。據有關部門公布的數字，目前全國數控機床操作工有6O萬人的缺口，而在危機下人才流失就達到12萬人。勞動部門的企業用工需求調查也顯示[2]：目前東莞高級技術人才流失缺口達5萬名以上，人才市場上頻現“月薪6000元難聘技工”、“年薪16萬元招不到高級技師”的情況；沈陽高級車工需求倍率是1：6.7；深圳一家企業開出6000元的月薪仍未能如愿找到高級鉗工；浙江省城調隊前不久對杭州、寧波、紹興、臺州4地19家企業的調查結果表明：高級技師的流失缺口率達93.8%；去年年底勞動保障部對廣東、福建和浙江省進行了實地調研，結合當年4月份對全國4O個城市技能人才狀況的問卷調查和二季度113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分析，得出如下結論：技工流失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嚴重流失的現象在全國范圍普遍存在，在機械制造業發達的地區尤其嚴重，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發展需要。

二、經濟危機對機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2008年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迅速蔓延，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對機械行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機械企業人才流失

根據相關調查[3]，有60％的被訪者表示，在經濟危機時期會比較關注或非常關注高業績和關鍵人才的流失。經濟危機使得機械賣品市場競爭殘酷，從原材料、機械設備的更新、人員的參與、成品的研發、進入市場贏利的壓力巨大，如果長時間不能進入市場或研發產品周期較長，會使員工對企業失去信心，直接引起員工大規模的跳槽行為或者在工作中采取保守。受到經濟和市場波動影響的機械企業，其薪酬和獎金削減及裁員范圍涉及到從高級管理人員到一線員工的所有層級，這必將引發員工群體恐慌癥狀，歸屬感低，從而導致人才的流失。更為重要的是，在經濟危機這樣的環境下，如果機械企業的發展策略不正確，不但有可能流失自己的人才，還有可能因人才流失到競爭對手那里而使自己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

(二)不能充分調動人員的積極性

在機械行業中，一線的人員從事的工作一般是最為艱苦的，而且由于機械企業的資金往往要在投入市場后才能收回，拖欠機械企業的款項是經常的事情，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拖欠款項的事情更是頻繁發生，而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對員工的工資、福利也可能滯后，極大的損傷了員工的積極性，人力資源沒有最大限度的發揮其優勢，工作效率低。

(三)對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影響

在經濟危機下，機械企業的人力資源工作者對于未來的人力資源工作失去方向感和目標，由于機械企業更多的關注原材料、市場投入等問題，企業的裁員、降薪必將對重新界定與評估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眾多人力資源工作者將無法按照過去的理論系統及管理框架進行有效的工作。在新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將面臨比以往工作更為繁雜，變化更為快速的復雜局面，以至于在進行具體的工作中徹底陷入事務性工作當中。

(四)機械出口下降，部分機械企業陷入困境

從2008年1-9月份，我國機械業出口結構來看，中小機械企業出口迅速下滑，部分企業遭受沉重打擊并迅速陷入困局。我國機械企業以技術密集型為主，附加值不高，盡管近年來一些中小機械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有所提高，但自主開發能力仍較薄弱，品牌意識不強。大部分機械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缺少自主知識產權的高薪技術，更缺乏世界一流的品牌，與世界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中小機械企業小而散，經營規模和專業化協作水平和國際同行相比尋在較大差距，整體實力較弱，缺少參與國際競爭的經驗和能力，其抵御風險的能力遠遠沒有大型機械企業和外資機械企業強，所以一旦宏觀經濟形式發生變化就會立即顯現出危機的一面。

三、經濟危機下機械企業人力資源的應對策略

(一)更新觀念，建立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機構

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源于傳統人事管理，而又超越傳統人事管理，是一個人力資源的獲取、整合、保持激勵、控制調整及開發的過程。因此，要改變機械行業在經濟危機下人力資源窘迫的現狀，必須按照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要求，建立一個能根據機械行業的發展趨勢和本企業的發展戰略目標、經營計劃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制定科學、合理、有效的技能人才資源管理政策、制度，為企業保持強勁的生命力和競爭力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資源支持和保證的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機構。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員應該是經過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培養的專業管理人才，擁有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知識與能力并掌握機械行業各技術工種的分析技術，對人性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懂得如何去開發本企業內部的技能人才資源，知道怎樣去引進企業急需的技能人才，掌握激勵員工的各種原則和方法，懂得如何去激勵員工，以獲得員工利益和企業利益的共同發展。這樣一支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隊伍，是實現人力資源管理的必要條件。

(二)組建民主的科研、技術革新團隊

在適當的時間，有必要主動收集客戶、原材料商、供貨商以及戰略聯盟成員的觀點。再根據市場重心的遷移，結合機械企業轉型的發展趨勢，挖掘適合自己的人才。將這些技能訓練、工作經歷、職業關系、熟悉客戶的程度以及年齡和文化關系各不相同的人才聚集起來。組建企業自己獨特的科研、科技革新團隊，吸收回國的海外精英，鼓勵有經驗技能的高級技師加盟企業，全面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

(三)“以人為本”打破危機

人力資源是企業提高綜合實力，是經濟危機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保證，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大量事實表明：同樣的設備、同樣的原材料，不同機械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相差很大。因此，企業要生存、要搞活、要發展、要做大，必須首先盡快地轉變觀念，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正如海爾總裁張瑞敏說：“企業是什么？企業說到底就是人。管理說到底就是借力，你能把許多人的力量集中起來，這個企業就成功了。”

(四)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留住人才

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下，機械企業要持續經營發展，必須保證人力資源的相對穩定，降低企業員工的異常流失，帶走技術、市場及其他資源的風險。留住人才可以通過建立有效的員工激勵機制，這主要包括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兩個方面。(1)物質激勵：以經濟利益的形式來激勵員工的積極性，讓他們感到個人利益與企業整體利益息息相關，愿意為企業整體利益服務，可以通過工資福利以及股權等方式，把員工的薪酬與績效掛鉤；(2)精神激勵尊重員工，理解與支持，信任與寬容，關心與體貼，可以為員工制定健康研修計劃，幫助員工克服身心方面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