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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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佛教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宗教勢力深入民間，隋唐時期佛教在此前傳播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一大步，使中國佛教于此時達到興盛的極點，“隋唐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繁榮昌盛的時期，期間雖然也有過戰亂和動蕩，但總的來看國力強盛、文化昌明、人民富裕、社會安定，與這種情況相適應，中國佛教在歷經漢朝以來幾百年的長途跋涉之后，也終于登上了它的輝煌的顛覆，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盛況。”[1]佛教逐漸與中國固有的思想文化融合，成為本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隋唐佛教興盛原因

隋唐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最鼎盛的時代，也是中國佛教大發展的繁榮時期，其影響廣泛而深入，不僅對中國本土的各個階層，而且對當時的日本、越南等地也產生深遠影響。縱觀歷史，隋唐時期佛教興盛主要原因是：

首先，隋唐時期良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之前魏晉南北朝的特殊環境已經為佛教后來的大發展提供了溫床，奠定了其穩固的基礎，贏得了人心；除此之外，隋唐國家的統一強盛又為其繁榮提供了保證，“從社會背景方面看，隋唐王朝都是高度統一的封建帝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得到了相應的發展。這為佛教的興盛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2]這就為佛教快速發展提供了必需的政治條件、物質基礎和文化支撐。其次，隋唐帝王對佛教的扶植利用。如隋文帝廢止北周毀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宣講佛教義理等；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對思想文化大都采取比較開放的政策，對佛教也多采取扶持和利用，如唐憲宗可謂是唐代崇佛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親自下詔在法門寺迎接佛骨到長安，當時的景象難以忘懷，“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3]頓時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崇佛熱潮，由于帝王的支持使得隋唐佛教得以迅速發展。再有，佛教中國化，能很好與本土文化融合。一方面佛教在其基本的教義基礎之上吸收儒學綱常倫理、玄學的義理等成分為我所用，形成精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教義，更為深刻的吸引了當時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另一方面佛教因果報應、輪回轉世的觀念幾乎不會破產，緊緊抓住世俗人的各種各樣的欲望、殷切的期盼、深邃的寄托，使民眾對此產生依賴、深信不疑。

二、隋唐佛教興盛特點及成就表現

隋唐時期佛教發展進入一個創造與繁榮的階段，此時無論是譯經、小說、造像、藝術等都非常豐富，主要特點及成就表現如下：

（一）南北佛學統一。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國長期處于南北分裂狀態，南北佛學差異較大。到隋唐時期，國家由分而合，佛學也隨之漸趨統一，于是，“頗斥南北，禪義均弘”成為佛學各宗派的共同特點。如華嚴宗的根本理論是“一真法界”，可其法界卻是禪法；天臺宗理論非常精密，但它原本是講究坐禪的一派等等都是此類表現，著名佛學家湯用彤先生曾把總結為統一性、國際性、自主性、系統性。[4]

（二）中國化佛教宗派形成及佛學國際中心地位確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播的日益深入，佛教內部逐漸產生不少流派，到隋唐時期，則出現宗派之分，即天臺宗、三論宗、唯識宗、律宗、華嚴宗、密宗、凈土宗、禪宗和三階教，其有自己的思想體系、規范制度和獨特教義，最終形成了中國式佛教，此時的高僧如玄奘等已經多是中國人而非南北朝時期的印度人；禪宗宗奉的《壇經》是中國人自創的，其與民間信仰相互融合、滲透，特色顯著。隋唐兩朝都曾設置譯館專事翻譯，數量頗多，隨著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譯和佛教的中國化，中國逐漸取代印度，成為世界佛教傳播的中心。外國人學佛求法往往徑直來華，而且許多來自日本、新羅、高麗等國的僧人在中國學習佛法并將它們又帶回國內。這一時期我國僧人開始向外傳播佛教，如鑒真大師就前往日本弘法，這也是佛學在這一時期國際中心地位的體現。

（三）佛寺迅速發展和佛教信仰者范圍擴展。這一時期佛教寺院的建造、分布幾乎與佛教的發展是一致的，隋唐時代的佛寺不僅有宗教屬性的一面，更具有政治、社會和文化屬性，而且勢力擴張很快。隋禪定寺、延興寺等都很有名；唐代佛寺數量更多，有的建造更為奢華，如唐代長安大慈恩寺“重樓復殿，云閣洞房，凡十余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床褥器物，備皆盈滿”[5]隋唐時期的佛教寺院數量很多，“史書記載，隋代二君37年，全國共有佛教寺院3985所。有唐一代，太宗時有寺3716所，高宗時有寺4000余所，玄宗時有寺5358所，武宗時有寺4600所，這還不算民間大大小小的招提、蘭若。”[6]與此同時，佛教信仰者不斷擴展，這一時期的佛徒很普遍，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平民百姓。很多帝王如高宗、武后等都大肆興佛崇佛，如唐太宗對玄奘大力推崇，尤其玄奘取經歸來后更是熱情款待，專門為其修建寺院，很多官員看到這種形式也積極效仿，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佛教的快速發展；文人士大夫是社會精神文化的主要創造者，與佛教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的生活和文化中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果將唐宋家放入當世的歷史背景中，充分考慮唐宋士人不管是崇佛還是排佛，無一不出入于佛老的現實，則接受佛教的影響是必然的事。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三蘇以佛老為阪依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人類性格的復雜性，以及佛教已發展到完全融入本土文化的階段諸因素，是無論如何也沒法回避的。以上述辟佛堅定若韓、歐、曾者，也難免有大量與佛教接觸的行為和言辭。”[7]上層人士與佛教有著這樣微妙的關系，下層群眾就更直接是佛教的忠實信徒和踐行者，還有祈福消災、求子生子、脫離險境等等一切關乎老百姓的事都有佛教的影響。

（四）佛教與社會生活。佛教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影響著人們的言談舉止、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隋唐社會的民風民俗里面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其一，隨著佛教中國化和世俗化進程的逐漸完成，佛教的一些節日和中國原來固有的傳統節令結合，深入到民間。如佛教節日盂蘭盆節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供養佛祖、超度祖先的法事節日，其與“孝悌為本”的儒家倫理契合，被演化為世俗佛教信徒在這一天向佛教寺院供奉各種食品的節慶活動；其二，佛教對民間的喪葬習俗影響也較為突出。這一時期，一般都有佛教寺院的僧人參加葬禮，有時還借用佛教寺院的場地為死者做法事，以此求得來世的好報；其三，佛教逐漸成為一個公共場所，與民眾的閑暇生活聯系緊密。在寺院舉行的有各種節日活動，也有世俗的約會與聚會，佛教對此包括旅游玩賞、文化娛樂等等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隋唐時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佛教寺院一般都有很多房舍。他們經常收容過往的旅客在寺中留宿，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旅館的職能。尤其是到了唐代，俗人寄寺已經成為比較常見的現象。”[8]其四，佛教一些民間活動體現了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佛教一些思想在今天看來是一種自利利他的思想，這就會在客觀上做出有利于社會公德的事情，如“唐玄宗開元年間，五臺山清涼寺專門設‘粥院’，供養各地來的游方僧，同時也周濟貧民。”[9]佛教寺院及其僧尼救助濟貧、施醫治病和養護放生的理念與實踐，對于當時的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除了上述，唐代佛教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在文學藝術、天文歷法、雕版印刷術以及教育領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佛教在唐代達到了其發展的一個頂峰，對當時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結語

綜上所述，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自傳入中國之時就不斷與中國傳統文化既斗爭又融合，到了隋唐時代，這種磨合進入了新階段，加之其自身不斷的中國化，其教義和社會活動都能貼近當時各階層的需要，其備受封建統治者的禮遇扶持以及士人和民眾的喜愛，成為隋唐帝王進行有效統治的手段，也因此其在中國前所未有地迅速發展起來，登上其發展的頂峰，有很多明顯的特點和成就表現即可以從其南北佛學統一、中國化佛教宗派形成、佛寺和佛教信仰者增多和佛教滲透社會生活這樣幾方面看到佛教在隋唐時期基本完成了其中國化改造，更好的適應了本土文化的發展，也可得知隋唐文化興盛與傳統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深度交融分不開。

參考文獻：

[1]張國剛.佛學與隋唐社會[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8.

篇（2）

隨著課程改革的深入，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教學模式已經成為教育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學生為主體”的課堂教學模式對于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全面提高學生的素質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學生為主體”教學模式是在傳統教學模式的基礎上進行全方位的創新改革的一種教學模式，突出以人的發展為本，它對原有的初中歷史教學模式是一個大膽的沖擊，對進一步發掘初中歷史教學的潛在功能，把學生培養成善于學習、樂于探索、思維敏捷、潛質巨大的創造型人才起著重要作用。以“學生為主體”為核心的初中歷史課堂教學模式將整個課堂教學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 創設歷史情景，使學生直觀地感受歷史現象，體驗歷史人物情感。

歷史情景就是教師在教學中以教材為基礎，以教學大綱為導向，根據歷史學科、知識和學生的年齡、心理認知特點，在教學中運用各種手段，如語言、掛圖、圖片以及錄音、電視、電腦等，創設出歷史教學具體、形象、生動、感人的環境和氛圍，向學生交代歷史背景、展現歷史現象、講述歷史過程，營造出適當的教學情景，使學生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并積極思維，達到教學目的。其意義在于重視學生的情感發展，注意主體的感受與體驗，在情感與意境的最佳組合情境中，使學生受到感染，從而達到情感與審美的體驗。因此，創設歷史情景可把學生帶入所要講述的歷史環境中，使學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從而順利地進行課堂教學。

創設歷史情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學習歷史的注意力，為后面兩個部分的進行打好基礎。創設歷史情景的方法有很多，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結合教材內容靈活運用，既可以在課堂上集中運用，也可以在教學中穿插運用。

例如，我在講授“九·一八”這部分內容時，在講授課前，我采用音樂創設情境的方法，在課堂上用錄音機播放《松花江上》這首歌，在哀傷的歌曲中，學生們的思緒被帶到了“九·一八”后東北人民受苦受難的歷史場景之中，悲憤的緒情充滿了每個學生的胸膛……在這樣的情緒的感染下，學生很快的進人了對這部分歷史知識的學習中，同時也加深了學生對這段歷的掌握與理解。

二、創設歷史問題，使學生自主地解決問題，通過討論交流突出學生主體性。

教師是課堂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和指導者，靈活的組織方式會給教學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學生對一個問題認識模糊時，當闡明一個問題需多角度、多層次進行時，當遇到教材沒有下結論或結論模糊的歷史問題時，把問題交給學生，讓他們自由討論，各抒己見，共同交流，結合史實進行分析和論證，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結論。

例如：三國鼎立是歷史的進步，還是歷史的倒退?為什么?如何評價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科舉制度的利弊。學生通過激烈討論，暢所欲言，深人探討，彼此交流，課堂氣氛活躍，學習興趣濃厚，鍛煉了學生雄辯的口才，發揮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突出了學生的主體性，也發展了學生的個性。要注意為學生營造開放、民主、寬松、和諧的學習環境，要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大膽發言，即使學生發言錯了，只要不是原則性的問題，都應去夸獎他、鼓勵他，這有助于培養其創新精神和求異思維。

在討論時，教師應及時抓住學生討論時的閃光點加以鼓勵和總結，以討論參與者的身份對討論中的問題闡述自己的看法，引導討論不斷深入，使學生在原有的知識和能力水平上有所提高。同時教師要善于啟發和誘導，提供多角度思路，使討論向縱深發展，使學生的認識產生質的飛躍。

三、創設歷史思維，讓學生尋找歷史現象之間的聯系，掌握基本的歷史規律。

當學生學習了一系列的知識概念后，為避免其在學生頭腦中形成孤立、零散、機械的存儲狀態，教師應引導學生逐步將新舊知識系統化，形成規律性的網狀聯系，教其學會運用歸納、總結、比較等方法，將知識學習過程由歷史概念的學習上升到理論認識水平，從而提高學生的思維水平。

篇（3）

在歷史上，長安地區的文化深深地影響了周邊地區和鄰邦，也曾深深地打動了世界其他文明體系的心靈。中外文化在長安地區交流互動，使得世界越來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國，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流派中，長安文化雖厚重卻不顯于世。其中有多個方面的原因。筆者以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長安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比較模糊，與其他概念相交叉、重疊，其主體性特征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文化相比較也顯得不容易歸納。這種比較大多是從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性、獨立性以及完整性來考量的。如果以現代意義為價值取向來追溯，古代的長安文化雖然復雜多變，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特點，而且，作為陸地文明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長安文化的內在普適性價值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長安文化的基本定義與發展階段

這里所說的文化，根據其發生和影響的范圍，從基本形態上來劃分有地區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國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種類型。最基本的觀察和分析的出發點不外乎“大中見小”和“小中見大”，實質上就是研究和比對文化的一元性與多元性的相互關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事實上也沒有絕對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總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為基礎，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價值觀與追求。一元與多元之間的和諧性與社會的和諧性成正比例關系，而文化與社會的和諧度也構成了該文化范圍文明程度的標志。

長安文化屬于地區性文化。其名稱有二義:第一，顧名思義，就是這一地區稱名“長安”時期的文化;第二，以稱名“長安”時期的文化為這一地區傳統文化的概括與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稱名“長安”之前的萌發和之后的延伸。從時空概念上分析，具體由以下幾個要素構成。

第一，長安文化是稱名為“長安”時期的文化。稱名“長安”的時期，即從漢代到唐代(當然也可以延續到現代，一方面是有“長安地區”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長安文化陸地文明的一些傳統特色仍然有遺存。這需要聯系現代與古代來研究，特別要調查古代長安文化的現代遺存，所以暫不在本文探討范圍之內)。盡管有漢長安和隋大興、唐長安的區別，但從地理范圍和文化特質的傳承來講，本質上沒有大的區別。“長安”雖然是城市的名稱，是因為稱名“長安”的時期是這一地區文化發展史的鼎盛階段，具有比較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長安文化是“長安”地區的文化。這里指的是長安地區，不僅僅是城市地區。其具體的地域范圍可以分為核心地區和輻射地區。核心地區又有兩個部分，即長安城區和關中地區。長安城區包括了津、鎬、咸陽、大興和長安。關中地區，也就是地理學上所劃分的渭河平原，古稱八百里秦川，南至終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黃土臺源地帶。其輻射地區，是直接受長安文化影響以及與其他地區文化交流滲透的地區，即東至洛陽，南至秦巴山區，西至河西走廊的東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長安文化是“活著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禮失求諸野”，文化的傳承是一種自覺的本能。盡管滄海桑田，長安屢經劫難，但是長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這主要緣于長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還應該重視文化的精神和物質2個層面。在陜西現存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不少文化遺產深淺不等地打著長安文化的印記，如兵馬俑的制造、法門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樂、老腔、還有民間的喪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說，長安文化不僅是一種歷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種現實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響力依然存在，是“活著的”文化。

第四，長安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內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現出的階段性。地區文化的生成和發展是長期的過程，有其自身的演變規律。長安文化從漢代到唐代為核心時期，也是鼎盛時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積累和之后的延伸。

從文化的發生學意義來講，長安文化從形成、發展到衰落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然后綿延至現代。其中，長安文化的孕育階段，是從渭河文明到先秦;長安文化的形成階段，是從先秦到秦漢;長安文化的鼎盛階段，是從秦漢到隋唐;長安文化的衰落階段，是從五代到現代。

二、長安文化概念上的重疊與交叉

從不同的時代和角度來概括，習慣上把這一地區的文化歸納為各種不同的名稱，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漢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著眼點，有具體的針對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這些都與長安文化有重疊和交叉的地方。筆者認為，這些命名和長安文化雖有重疊和交叉之處，形式上以及時空上有重合之處，但本質上應該區別開來。從這些文化體系中可以抽象出長安文化的內容，但是這屬于一元與多元或根與枝葉的關系，并不影響長安文化的獨立性。這里存在2個問題需要辨析。

第一，長安文化與國家文化的關系。周秦文化、漢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從性質上來說都是國家文化，是中國國家文化的歷史形態。而三秦文化雖有較強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屬性的時代特征比較狹窄，文化內涵也比較龐雜，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這就影響到對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謂國家文化，是各個優秀的、先進的地域文化的總和與代表，而地區文化是獨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國家文化的基礎，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一元與多元的關系。在多元的地區文化的基礎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國家文化。相對于國家文化，長安文化屬于后者。有的時候，某些地域文化的優勢和先進性會因為客觀環境的便利而上升，與國家文化的主流相匯合，地方文化與國家文化高度和諧。這是完全正常的，如當年的長安文化。但長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陸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圍上畢竟受內陸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輝煌的時期，如盛唐時代，長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國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疇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質也屬于國家文化，不能劃歸人長安文化。

我們也需要對同屬國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漢唐文化作分析、對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時代和文明發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對更強一些，而漢唐文化不僅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圍內影響也更為廣泛。在這些時期，長安文化也同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二，長安文化與“京城文化”的關系。長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羅馬、東長安之說，長安是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曾有過非常發達的“京城文化”。長安文化與“京城文化”之關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疊，但仍有本質上的區別，長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盡管長安文化在一定的時期內很容易與“京城文化”融為一體，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蓋，因為“十三朝古都”的語境很容易導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較清晰，地域小，更絢麗時尚，領風氣之先，但根基淺，往往短暫而變化多端(當然，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從“國家文化”中剝離出來)。在同樣的時空環境下，長安文化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這一方面說明了長安文化的張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長安文化形態的豐富多彩，但這些畢竟與長安文化自身的體系結構是兩個概念。

從文化的整體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稱上的“國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對區別的概念，其定義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內涵則顯得更清晰、準確，歷史的延續性更為持久，也更為“草根”性。這也是長安文化作為基礎性地區文化的基本屬性之一。

三、長安文化形成的客觀條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長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來的。受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的制約，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復雜的規律，是長期的發生、積淀與發展的過程。為什么長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和連綿不斷的持續性?這需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從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環境中去尋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區的客觀環境作比較。歸納起來，長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觀條件有3個方面。

第一，土地問題。長安文化植根于內陸型農耕文化的土壤中，黃土文化的生存條件是規定長安文化的根本要素。這一地區有非常良好的農業耕作條件，位居渭河沖積平原，土地肥沃。國內類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續性的開發時間也有區別。漢代司馬遷記載道:“關中自汗、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墻，殖五谷，地重，重為邪。”“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區還有豐富的資源可資利用，如終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樟、檀、拓，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網密布，可資利用的水資源非常豐富，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日用和農業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證農業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穩定問題。在古代，中國以農業大國聞名，統一與戰亂時相交替，保障農業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穩定極為重要，同時也關系到民眾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質量。這一地區不僅土地肥沃，澆灌方便，而且四面環山，有許多臺源，為四塞之地，軍事上易守難攻，和其他地區相比較有天然的優勢。這一地區又名“關中”，自古以來關中四周修建有許多關隘，扼守要沖。東面中條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關、潼關、武關、臨晉關、龍門關，西面六盤山有堯關、旬關、子午關、饒鳳關、駱谷關、斜谷關、陽平關，北面黃龍山、子午嶺有金鎖關、石門關、冉店關、陽峪關，等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關隘。另外，在交通水運方面，附近河流眾多，設有許多渡口。如黃河上的蒲津渡、風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東渭渡、西渭渡、寶雞渡，南面還有漢水上的漢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著拱衛關中的水路要沖。以上這些關隘和渡口從陸上和水上全面保證了關中的安全，維護了農耕經濟的社會穩定。

第三，地理位置與發達的交通狀況促進了長安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交流。文化依靠獲取不斷的信息創新、獲取發展的動力，形成不斷的生長點，而創新就必須借鑒其他文化，與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問題是制約古代文化交流的關鍵因素。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而關中本身也是一個封閉型的地區，但關中所處地理位置的大環境經常是開放的。

秦和隋的兩次大統一促進了長安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交通發展。秦、漢的馳道、棧道連通了全國各地。通西域之后，這里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交通路線一直延伸到南亞、中亞。隋唐時代，潛渠連接渭河、黃河，自成體系。隋朝時:“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憧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唐代交通更為發達，如:“東至宋汁，西至岐，夾路列店肆，待客酒撰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騷驢。南至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顯然，依靠這些便利的交通條件，長安地區獲取了比其他地區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長安文化形成的主觀基礎

在有利的環境條件下，長安文化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動態積淀過程。這個過程與齊魯、荊楚、巴蜀、嶺南等地的文化形成過程迥然有別。

遠古時代，關中就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僅從考古發現來看，100萬年前，“藍田人”在這里生活，20萬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著“大荔人”，2萬年前氏族公社時期的新石器文化遺存已有大量發現，特別是洛、徑、溺、滬、橘、沫、皂、漆等河流的兩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橋半坡遺址和驪山姜寨遺址，龍山文化則有洋西客省莊遺址和西安東郊的米家崖遺址。5 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發展，炎黃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傳向東方。從西周至唐的約1 100年間，這一地區連續成為西周、秦、西漢、新莽、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頻繁的政治活動和中外商貿活動促進了文化往來，使得這一地區的文化長時間地保持著激揚多彩的活力。

國內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包容性和豐富性。進人封建社會之后，亞洲腹地的社會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社會分工和生產方式都有了各自的進步，長安地區成為中原農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門戶，也是西北草原文化東進和南下的人口，這一政治、經濟之要地的戰略地位，使得各民族爭相在這里活動，從而帶來了各個民族的文化融合。漢通西域之后，這里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更承擔起了將東方文化輸往西方并首先審視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晉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鮮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長期處于民族大遷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斕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這里激蕩、展示，大大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賦予了長安文化開放性的品格。

國際文化的長期交流形成了長安文化博大雄渾的氣魄，形成了不同于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胸襟與眼界。由于絲綢之路的開辟和長期處于中國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長安地區成為當時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國最先吸納、消化和再創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為長安地區最先接受，在這里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在這里完成了“中國化”和“化中國”的進程。一方面，長安地區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擔任了北傳佛教譯傳中心的重任，被稱為佛教的“第二故鄉”;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沖突都發生在這里，同時說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國文化改造的曲折經歷，也說明了長安文化具有剛性的一面。

五、長安文化的特征

綜上所述，和國內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較，長安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個性特征，這些特征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5個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歷史悠久，積淀深厚，連綿不斷，通常表現出先進性。以這種先進性為基礎，成為千余年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撐點之一，在歷史的長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強烈的沖動為中華文化的繁榮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第二，東方文化基礎上的農耕民族文化與草原民族文化匯合狀態下的多元結構，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體。多種成分并存，有比較強的包容性，既活躍又豐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體性不鮮明。在所謂的中原文化圈里，這里也不處于中心地帶，但卻帶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這與其他以本地域傳統為核心而凝結和升華的齊魯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嶺南文化等有明顯的區別，很難在文化上歸納出一個完全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主體體系，而是保持著一種百花齊放、此起彼伏的態勢。

第四，文化外形多變。雖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又與國家文化相和諧，有時又以民族文化為特點，有時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個性特征，有時又顯示出國際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開放、活躍，文化態度寬松、寬容，文化形象大氣而粗豪，剛毅而散漫。排他性較少，創新性強，富于進取和開拓精神，也顯示出較強的凝聚力與反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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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就出現了進士的題名錄，記錄同榜者的姓名、郡望、年齡、行第等內容，后來有感興趣的人對這些題名錄進行擴充、整理、分卷，便逐漸形成了記載科第資料的專書，即登科記。登科記又稱科第錄，還有稱登科錄的，命名不一，然實為一物，后世一般名之曰登科記。最初的登科記都是私家編錄，后來登第者中“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常有六七”[1]，科舉在唐代政治生活和社會中越來越重要，所以官方編修的登科記也隨之增多。宣宗時代，鄭顥奉敕編進由趙執筆編錄的《諸家科目記》，始出現官書。宣宗皇帝尚文學，重科舉，對鄭顥進上的《諸家科目記》十分滿意，并命令有關部門逐年編次，故此，登科記成為連續編錄的檔案文獻。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包括私家編錄與官府統一編修的登科記隨著時間的流逝皆漸次失傳。唐人自作的登科記，據《玉海》載：“自武德已來，登科名氏編紀凡十余家，皆不備具。”[2]宋代時唐人所作的種種登科記已有不少散佚或殘缺，有鑒于此宋人又進行了整理。見于書目記載的，有北宋樂史補作的《登科記》三十卷和南宋洪適重編《唐登科記》十五卷。明代僅陳第《世善堂書目》著錄有“《唐登科記》三十卷”，不著作者名。

時至今日，唐代原始登科記文獻已無一留存，《文獻通考》卷二九《選舉》以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家書目為藍本，保存了一份唐登科記總目，是關于登科記最原始的文獻。清代學者徐松有感于登科記的散佚和零亂，以《文獻通考》所載唐登科記總目為綱，搜訪遺佚，頃半生精力致力于登科記及相關科舉資料的爬梳和搜集整理，終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編纂成《登科記考》三十卷，此乃登科記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參考價值甚高。經過徐松的考證，《登科記考》著錄進士凡2087人，其中編年者1404人，入附考者683人；諸科凡48人，其中編年者24人，入附考者24人；明經凡303人，其中編年者45人，入附考者258人；制科和宏詞、拔萃凡562人，其中編年者486人，入附考者76人。以上共計3000人，大約是唐代科舉人數的十分之一。如徐松《登科記考?凡例》所云“今所編輯，百不存一”[3]。

任何著作都不會是完美無疵的，《登科記考》一書有許多長處，但也有不少缺點，疏漏錯誤也不少。因此，在徐松之后，岑仲勉、羅繼祖、施子愉、卞孝萱、傅璇琮、嚴耕望、孟二冬、胡可先、張忱石、陳尚君、陶敏、楊希義、朱玉麒、吳在慶、黃震云、陳冠明、薛亞軍、王其、李志凡等諸位先生皆有補正之文。其中，以孟二冬先生成果最為顯著。

孟二冬先生所著《登科記考補正》被公認為近年來登科記研究領域的重大階段性成果。《登科記考補正》以中華書局1984年8月第一版趙守儼先生點校的徐松《登科記考》為底本，廣泛吸收已有的登科研究成果，認真核查，詳加甄辨，對徐松所缺考失收者，予以新的考證和補充；對徐松所考有誤者，予以移正或刪除，新增補進士凡661人，其中編年者215人，入附考者446人；明經凡434人，其中編年者128人，入附考者306人；諸科65人，其中編年者13人，入附考者52人，制科和宏詞（僅錄編年者）、拔萃（僅錄編年者）凡302人，其中編年者96人，入附考者206人；此外，還新增補上書拜官8人（僅錄編年者）、上封拜官2人(僅錄編年者)、武舉22人，其中編年者3人，入附考者19人，共計新增補各類登科士人1494人（孟二冬先生在《〈登科記考補正〉贅語》一文中言及增補人數為1471人，接近徐松《登科記考》登科人數的一半，后在《登科記考補正?自序》中更改為1527人，超過徐松《登科記考》所記登科人數的一半。然重新計算，其實乃1494人）。另外，還新增補和移正知貢舉者凡33人；補徐考缺名和改正姓名者凡60余人；改正科目和移正科目年代者凡200余處；新增補年代可考的應試詩賦策文等90余篇。《登科記考補正》無疑是唐代科舉研究領域的重大成果，為唐、五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可靠的重要參考資料。

如果把徐松《登科記考》里逐年標注的登科數字累加，可知唐五代進士的總數當在7182人以上，諸科當在3125人以上，因有些年份失載而不注人數，所以這只是最為保守的統計數字。明經科的人數，史無專門載記，其人數當倍于進士或更多，加之秀才、制科、上書拜官、上封拜官、賜及第等等，因此孟二冬先生估計唐五代科舉的基本陣容在3萬人以上[4]。而徐、孟二人所輯錄的登科人物相加也不過4494人，實為唐五代登科人物之一隅。后來諸多學者陸續發文補正，然而除胡可先、張忱石二位先生在《文史》上的文章小有規模外，其余皆為零星增補，且舛誤之處甚多。加之近年來大量唐人墓志出土并整理出版，為唐五代登科人物的整理和輯錄再次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王洪軍先生《登科記考再補正》繼徐松、孟二冬之后，進一步對唐代登科人物做大規模的匡訂增補，實為及時之作。

和孟二冬先生一樣，王洪軍先生也是在進行另一課題的研究時無意間發現了唐五代登科人物的寶藏。2002年，王先生考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攻讀中古社會史方向的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名門望族與中古社會――太原王氏研究》，此題看上去以一個家族個案為研究對象，實則是以一個家族為線索而對整個中古社會進行社會史的綜合研究。王先生在這一課題的研究中遇到不少太原王氏家族的人物應舉及第卻不見徐松《登科記考》和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兩書記載，據王先生說，在博士論文答辯時，答辯委員會的專家專門提出了這一問題，問是否搞錯了，這引起了王先生對此問題的關注。此后幾年里，王先生在進行其他課題研究以及閱讀史書和碑刻墓志時，每遇到此類人物，便列表輯錄下來。日積月累，僅這一表格竟已形成了一個十多萬字的登科人物名錄，輯錄登科人物達多達一千余人，王先生指導的研究生在進行相關的碩士論文寫作時，常常得以參考[5]。鑒于數量如此龐大的唐五代登科人物群體，王先生萌發了整理訂補唐代登科記并將之集結成書的念頭，然當今出版業商業化，王先生乃一介清貧書生，出版只能等待機會或尋求基金支持。于是，王先生從中選輯了一部分有確切紀年者單獨成文，約七萬言，然而就在文稿即將寄出時，先后見到胡可先先生《徐松〈登科記考〉補正》（《文史》總63輯，第72-99頁）、張忱石先生《唐代登科人名錄拾遺》（《文史》總84輯，第101-158頁）兩篇鴻文，對照胡、張兩位先生的文章，王先生將其與胡、張兩位先生文中所輯相重復者刪除，之后尚余61人，63人次，其中大多為新增者，少量是對徐松、孟二冬所輯之訂補移正。然而文稿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王先生本以為這些輯錄成果無見天之日，然幸得曲阜師范大學省級重點學科“專門史”學科及山東省儒學研究基地學術著作出版資助，此書稿才得以于2010年1月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順利出版。

《登科記考再補正》是繼徐松、孟二冬之后對唐代科舉人物的又一次大規模的考證訂補，該書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豐富學術信息和重大學術價值：一是補正成果豐富。《登科記考再補正》共輯錄徐松、孟二冬兩書缺載誤漏的唐代科舉人物802人，包括有確切紀年者358人，其中進士136人，明經122人，制科52人，秀才6人，諸科15人，科目不詳者26人，知貢舉1人。登第年份不詳者共444人，其中進士168人，明經134人，制科57人，秀才22人，諸科25人，武舉8人，道舉4人，科目不詳者26人。另，將鄉貢進士和鄉貢明經列入附考，凡336人。正因為增補內容豐富，故作者原先步孟二冬后塵將增補訂正人物直接插入相關年份及相關科目的打算難以實施，因為那樣會造成篇幅過于龐大，只好在徐考、孟補二人百萬言之外，單獨成書。二是采用資料廣博翔實。徐松《登科記考》取材于史籍、類書、筆記小說、碑志石刻等，范圍不可謂不廣，然而徐氏對材料選取十分審慎而又有所偏重，《舊唐書》《舊五代史》《唐摭言》《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皆甚為其所重而常力主其說。但相對而言，如《新唐書》《新五代史》等，則往往不為其所重而有所忽略。徐氏對材料的這種極其嚴格的態度勢必會遺漏很多史料，因此后來補正的學者如胡可先、張忱石、陳尚君等人力避此弊，廣泛征引方志、譜牒、墓志等史料，擴大了史料范圍。孟二冬先生更是站在時代的高度，大量運用了徐松等人所無緣見到的新資料，比如《千唐志齋藏志》《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隋唐五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以及《全唐文補遺》的前七輯。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資料為孟二冬先生所未見或未及使用，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偃師杏園唐墓》，楊作龍、趙水森編著的《洛陽新出土墓志釋錄》，吳鋼主編的《全唐文補遺》第八、九輯以及《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趙君平、趙文成主編《河洛墓刻拾零》（上、下），趙君平主編《邙洛碑志三百種》《孔氏宗譜》以及散見于報紙雜志的墓志碑刻資料，而且，即使是孟二冬先生生前之資料亦有不少遺漏。上述這些材料有力支撐了《登科記考再補正》的完成。三是注意吸收學界成果。在徐松之后，對登科記的考訂糾謬增補工作便已開始，岑仲勉、羅繼祖、卞孝萱、施子愉、傅璇琮、嚴耕望、陶敏、孟二冬、朱玉麒、陳尚君、張忱石、胡可先、楊希義、吳在慶、黃震云、陳冠明、薛亞軍、王其、李志凡、陳耀東、謝思煒、許友根、富康年、周臘生、金瀅坤、韓震軍等學者相繼為該研究領域貢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登科記考再補正》一書注意到了這些研究成果，除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已吸收的外，一并收錄并注明。四是對唐代登科記考研究進行了綜合述評。《登科記考再補正》序言和第一章厘清了唐代登科記的來龍去脈，對徐松《登科記考》和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二書的巨大學術價值和特點做了綜合述評，同時也直言不諱二書存在的不足之處。作者還梳理并回顧了近年來對唐代登科記以及徐、孟二書的增補糾謬的研究現狀，并指出關于唐人登科記的研究對古代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和知識分子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五是體現出社會史的內容。與徐松《登科記考》、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相比，《登科記考再補正》鮮明體現出了社會史方面的內容，對于每一位登科人物，一般標出其生卒年代、字號、郡望、應舉科目，而且注意收錄了應舉者的世系、仕宦、婚姻、子女以及等方面的資料，這大大方便了社會史研究者對相關資料的查考和利用，可以說，這是一部以社會史的視角來編著的唐代科舉資料參考書。六是編排體例上有所創新。《登科記考再補正》單獨成書，在內容編排上有所創新，全書把登科人物分為有確切紀年者、無確切紀年者和附錄三大部分，對于應舉登第年份確切者，以年份先后為順序，分為上（武德至長安）、中（神龍至大歷）、下（建中至五代）三編，不單列進士、明經、諸科等科目；而對于無確切紀年者，則以科目標類，分為進士、明經、制科、秀才、諸科、武舉、道舉等科，科目不詳者列于后。對于史籍、墓志銘文中自署為“鄉貢進士”“鄉貢明經”者，如果有其他資料確能證明其已參加禮部試且考試及第者，移入相關科目或年份。對于尚無材料證明其參加禮部試的，作為附錄部分置于書后，以備研究者查考。

科舉制度在唐代臻于完善，參加科第的舉子數量也頗為龐大，目前所考訂出的科第群體不過冰山之一角，對此的研究仍需要不斷地充實積累。此類研究屬冷僻之研究領域，枯燥繁瑣，學者一般不屑致力于此，王洪軍先生則不然，他感到這是一項有重大學術意義的研究工作，便留心于此，細心整理，日積月累，終于完成了這部著作，并在上述六個方面顯示出不同尋常的價值。王先生是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資深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古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唐代茶文化的教學與研究，筆耕不輟，早年跟隨唐史名家李季平先生整理《全唐文政治經濟資料匯編》和《太平廣記社會史料集萃》，相繼出版了《齊魯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合著）、《中古時期儒釋道整合研究》《武則天評傳》等多部著作，學術成果多次獲得省部級社科大獎。王先生學術功底深厚，學術視野廣博，學術眼光敏銳，他關注學術前沿，不依傍于他人，幾十年如一日，埋頭于文獻典籍之中，從古代文獻中爬梳鉤沉出生動翔實的史料，讓史料說話，從而生動地展現出中古社會的有血有肉的面貌。王先生長期關注中古社會變遷，從意識形態與思想文化、政治變遷、社會流動、經濟形態、教育、選官、婚姻、宗教、家族等多個維度來考察中古社會的變化，并指導研究生進行相關課題的深入研究。《登科記考再補正》是王先生從事這些課題研究的同時長期積累的學術成果，相信不久王先生還有著述奉獻給學術界。我們翹首以待。

注釋：

[1]宋王撰：《唐語林》卷二《文學》第184頁，周勛初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2]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一五《唐進士舉》第212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聯合出版1987年版。

[3]清徐松：《登科記考》（上）《凡例》第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篇（5）

時光荏苒，大道漫漫，情系渭水，夢縈畢原。踏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咸陽師范學院走過了不平凡的三十年。歷經了三地創業、兩校合并、跨越發展的艱辛歲月，如今的咸陽師范學院已經枝繁葉茂，生機盎然。2008年5月25日，風華正茂的咸陽師范學院將迎來自己的三十華誕。

學校成立于1978年5月，原名“陜西師范大學咸陽專修科”。1978年12月，經教育部批準，正式成立“咸陽師范專科學校”。2001年5月11日，原咸陽師范專科學校與1983年成立的陜西省咸陽教育學院合并，組建咸陽師范學院。

建校30年來，秉承著師范教育的優良傳統，學校堅持為地方基礎教育服務的辦學方向，自覺踐行“厚德、博學”的校訓，先后為國家培養了2萬余名中學教師和各類專門人才，形成了自己服務地方基礎教育、培育“三實一強”人才的鮮明辦學特色，也積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蘊和質樸的“師院精神”。

今日風貌?振奮人心

如今的咸陽師范學院已經發展成一所以師范教育為主的省屬本科院校。目前，占地面積67.53萬平方米，教學行政用房面積17.06萬平方米。有36個實驗室，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6718.69萬元。圖書館現有館藏圖書文獻135.71萬冊。校園網經歷6年的建設與發展，已建立了3050個信息點。

現有全日制在校生11000余人，教職工104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40余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教師297人。設有14個教學系部、18個國際交流學院、繼續教育學院。有本科專業31個，其中師范專業16個，非師范專業15個，涵蓋文學、理學、歷史學、法學、教育學、管理學、工學等7個學科門類。學校有省級名牌專業1個，校級名牌專業2個；有省級精品課程3門，校級精品課程23門，校級重點建設課程86門。總共建立了186個穩定的教育教學和專業實習基地。

現有校級重點學科4個，并在愛國主義教育、秦漢史與隋唐文化、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史、環境變遷等領域形成了一定的學科優勢。2004年以來，該校教師主持或參與國家級科研項目4項，主持省部級科研項目15項；發表學術論文2229篇，其中核心期刊747篇，SCI檢索66篇，EI檢索37篇；公開出版教材、專著65部；有24項成果分別獲得陜西省科學技術獎、陜西省高等學校科學技術獎、陜西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

學校主辦的《咸陽師范學院學報》于1986年創刊，在國內外公開發行，曾獲陜西省“優秀科技期刊獎”和“編輯出版優秀獎”，被評為《CAJ-CD規范》執行優秀期刊。學報設有“秦漢文史研究”、“咸陽人文研究”、“區域經濟與資源可持續發展研究”等特色欄目，刊登了大量相關文章，在弘揚地方人文精神、挖掘地方歷史文化底蘊、評介地方革命史實、研討地方經濟發展等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文化研究特色，其中有多篇文章先后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轉載。“秦漢文史研究”2006年被評為“全國社科學報優秀欄目”。中國秦漢史學會會刊《秦漢研究》由該校編輯出版，在國內有一定影響。

篇（6）

（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11JK0370））

【摘要】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縮影，論文從唐建筑的角度，分析唐建筑中存在的特有建筑符號，站在已有唐建筑符號與現代建筑結合的角度，尋求唐建筑符號與西安現代建筑的完美結合，力求現代建筑“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再現唐文化內涵和唐文化精神。

【關鍵詞】唐建筑；符號；融合

引言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文明歷史，建筑藝術根植于社會文明之中，中國傳統建筑用自己獨特的建筑語言書寫自己的歷史。作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西安，仍堅強保留著自己的特色語言體系和結構，保持著自己的王者風范和歷史底蘊。唐長安城集中代表了盛唐文化，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座高峰，也代表了東方文明。如何使唐建筑符號與西安現代建筑完美結合？成為一種對當代建筑的解讀。

1 唐建筑及其特點

唐長安城集中代表了盛唐時期文化，是中國建筑史上的一座高峰。唐朝建筑技術和藝術在當時的歷史時期也有了巨大發展，此時的唐建筑發展到了中國古建筑歷史的成熟時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建筑體系。其風格特點是氣魄宏偉，嚴整開朗。建筑在規模上宏大規整，外觀上簡練莊重，古樸雄渾。完美的展現了當時的唐朝風采。

西安這座古城保存著歷經滄桑的記憶，而能夠喚醒這種記憶的遺跡唯有城池、街道、宮殿等，它們構成了這座古城完整的語言結構和語言體系。唐大、小雁塔成為西安的地標性建筑，成為西安的地域性語言上的主題。大雁塔是唐朝佛教建筑的藝術杰作，它是樓閣式磚塔，塔體呈方形錐體，由于唐朝時期建筑多以木結構，經過后朝代的在原基礎上的修復，唐朝時期磚石和琉璃技術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塔體各層均以青磚模仿唐代建筑砌檐柱、斗拱、欄額、檀枋、檐椽、飛椽等仿木結構，自下而上按比例遞減，塔內設有木梯可盤登而上。整個建筑氣魄宏大，造型簡潔穩重，比例協調適度，格調莊嚴古樸，是保存比較完好的樓閣式塔。

2 西安現代建筑中唐建筑符號的運用

西安現代城市建筑方面要展現的是歷史文化性以及這種文化背景下的地域性，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建筑不僅要體現歷史文化性而且還要體現當今時代特色和審美情趣。在西安城市建筑類型中大體分為行政建筑、景區建筑以及民居等，城市的生命依賴于各個部分的相互協調，建筑是城市宏觀物質形象與微觀精神形象總和，突出歷史文脈和城市形象。

2.1唐建筑符號在行政建筑上的體現

在建筑類型的劃分上，行政建筑是城市建筑群的主題部分，行政建筑不僅代表政府部門的形象，甚至還代表國家、城市、地區的形象，在其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之中，雖然經過時代更替、技術手段和建筑材料的變化，但無論古代宮殿還是現代的高樓大廈，行政建筑形象變遷都折射它恒古不變的內在精神實質――持久性和權力性。位于西安市北郊的西安市新行政中心被建筑界稱為“西安當代大雁塔”，在整體布局上采用唐朝建筑的對稱布局，兩翼齊飛的方式，采用大雁塔輪廓的簡單幾何線條，中國傳統建筑線條特點是采用以水平為主，塔的軸線是以上下的垂線為主，當代世界上的建筑潮流也是以鋼筋混凝土技術為依托傾向于垂線，西安已建成一批水平線為主的建筑，如陜西歷史博物館等。在中國傳統建筑型制范圍內，西安建造以垂直軸線為特點的新市政，也是一種對西安現代建筑型制的新突破。西安現代建筑不能僅僅滿足傳統建筑水平線條和明清太和殿式“大屋頂”，銷蝕掉唐建筑的以垂線為軸線昂揚的氣魄和以垂線構成大屋頂的天際線，西安新市政具有“天賜”予西安今天最時尚的天際線和地標輪廓。中國傳統文化中，赭石色是唐建筑木質色彩的主色，莊重典雅，承托出西安作為皇城的莊嚴，新市政也在建筑的外觀色彩的采用上追隨了唐朝建筑色彩。

2.2唐建筑符號在景區建筑上的體現

行政建筑是一座城市的主體，景區建筑可以稱作是一座城市的彩妝，裝扮整座城，突出城市的歷史文化特色和城市形象。景區建筑代表可以分為古建筑的復原大明宮、文化底蘊深厚的歷史街區及與現代材料結合的仿唐建筑。首先古建復原的大明宮含元殿采用唐代的夯土臺，增加建筑的體量感，在唐代建筑群內部都具有巨大的空間尺度，建筑的重量支撐依附于木結構的柱體，大明宮柱體仿照唐建筑柱體形制，在材料上突破木質的選擇，但整體上追求木質效果。大屋頂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由于現代觀念的演變和展出空間要求較高的凈高，在屋頂的選擇上用重檐廡殿、重檐歇山屋頂覆蓋。每個大屋頂建筑的墻身開間和開窗依照木結構建筑的比例和尺度，墻身部分的側角、屋頂的坡度、斗拱的尺寸、出挑的深度、細部等方面都按照唐代風格修建，以展示原汁原味的唐風。其次西大街是唯一條仿唐建筑街區，在西大街重修之后，建筑形式色彩、材料以及景觀燈的應用和建設都與唐風相協調，形成符合西安歷史文化背景的魅力街區，并打造出一個傳統仿古味濃厚的商業地段。第三，2011年西安世園會園區的亮點――長安塔，在設計上保持了隋唐時期方形古塔的神韻，同時增加了現代的設計元素，既體現了中國建筑文化內涵，又彰顯出時尚現代都市風貌。長安塔外形具有唐代傳統木塔的特點，充滿韻律尺寸開闊上揚的挑檐，體現唐代建筑出檐深遠的特色。檐下與柱頭結合部分用金屬結構組合，是中國傳統建筑斗拱的抽象與概括。在墻體的設計上采用了玻璃幕墻，墻體與柱體之間的處理手法使唐風唐韻充滿了現代感。

3 唐建筑符號的繼承與未來

對于“唐風”的繼承一種是對傳統建筑的構件進行符號式提取或變形，通過某種簡化來適應現代功能空間的需要；一種是對傳統文化進行翻譯抽象地再現，用純粹的現代手法，拋出任何復古的裝飾，從空間構成、圖案的肌理、色彩或材料等方面讓現代建筑與傳統在精神上的相通。對屋頂的處理上采用了傳統的“大屋頂”形式于現代玻璃材質的結合，突破了屋頂對光線的束縛，光線與空間的結合，營造空間內的光影魅力。傳統建筑是以線性的比例為視覺尋找和諧，在建筑形態上對線的錘煉，將有形的線經過提煉、升華，創造出民族的味道又不失現代感。在建筑造型和內部空間達到完美的和諧統一，它在借助中國古代園林的布景手法，使館內空間的序列感、韻律感錯落有致、層次分明。

西安是一個多朝代的城市，在城市主題文化的把握好主題方向，避免更多繁雜元素的干擾。唐建筑符號與當代的融合，不是把兩種形態硬生生的捆綁在一起，應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合，打破兩者的常規模式，作為設計師應領悟唐建筑符號的精髓，找到與西安現代城市建筑語言相契合的方式，讓建筑每一點都是中國的、西安的、現代的，鑄造一個新西安當代建筑形象。

結語

建筑是一門藝術，抓住唐建筑符號，理解符號語言的精神內涵，在追求當代建筑風格的基礎上把唐建筑符號合理融入其中。建筑師加強自身傳統素質理論的修養，重視建筑語言的統一，從建筑的空間序列和人文意識形態的角度把唐建筑符號提煉、升華，力求現代建筑“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再現唐文化內涵和唐文化精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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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趙前. 也談傳統建筑與當代建筑的融合途徑[J].上海應用技術學院學報.2008（09）

篇（7）

中圖分類號：J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1-0055-01

中國與日本乃歷史淵源較深的兩個國家。宋元之時，中國和日本在政治上的往來雖減少，但在文化藝術方面的交流卻從未間斷過，交流方式多以貿易和僧侶間的往來為主要載體，并輔以其他傳播途徑，將中國文化持續輸入日本。作為一種新興的戲劇文化，雜劇是這一時期藝術成就的主要代表，特別是元朝時期，雜劇進入發展黃金期，并以其鮮明的特色和成熟的戲劇表演體系為后世中國戲曲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古典戲曲產生了影響。

一、宋元雜劇與日本能樂

宋元時期，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的日益繁榮，思想藝術領域在繼承隋唐文化的基礎上持續發展，達到鼎盛期，創造出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風格的宋元文化。這期間，中國科技文化高度發達并對歐洲乃至世界文明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與此同時，日本戲劇也完成了由“大陸藝能輸入時代”向“日本化時代”的轉變。稍后的南北朝時期，日本戲劇在民間藝術“猿樂”“田樂”的基礎上，與統治者武家勢力緊密結合，誕生了全新的假面歌舞劇――能樂。能樂自誕生之日起，便與宋元雜劇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受其深刻影，進而促進自身的發展。

“雜劇”一詞最初出現于唐代，但更多學者認為，雖然有史料可證明“雜劇”出現于唐代，但卻并不能了解唐代“雜劇”之實質，僅可將“雜劇”這一名稱出現的時間推至唐代而已。本文所言宋元雜劇，其表演內容豐富多彩，劇目繁多，而且有唱、念、舞、筋斗、音樂伴奏，表演過程中，劇中人物常“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道門”，具有自己獨特的演出格局，是具備真正戲曲意義上的雜劇。

宋代都市經濟的發達，使文化素養較貴族文人低、社會見識比山野村民廣的市民階層更為壯大。為適應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一種不同于貴族與士人情調的市民文化――雜劇便應運而生，自誕生之日起，就顯示出一種野俗的活力與廣闊的普及性，在勾欄瓦舍的演出中很快占據重要地位。

日語中“能”的意思源于漢字的原意，指能力、才能，后來逐漸包含了“藝能”之意。“能樂”在日語里意為“有情節的藝能”，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戲劇藝術之一。能樂就其廣義來說，包括“能”和“狂言”兩部分，“能”是一種以“歌”“舞”為主的象征劇；“狂言”則是在能樂演出前表演的以“科白”為主的滑稽劇，內容大多取材于民間現實生活，具有批判和諷刺精神。

能樂出現于南北朝時期，是在綜合了猿樂和田樂，以及一些文學經典的基礎上產生的。其表演形式從演出結構來看，一般只有兩到三個演員，一個擔任主角，負責一切歌與舞的表演，其余的演員作為配角輔助演出。能樂的結構分為“序”“破”“急”，“序”是交代劇情；“破”是展現情節發展；“急”是故事的和結尾。

二、宋元雜劇東傳日本

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紀，中國文化已經開始東傳日本，作為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音樂也隨著中日兩國人民的密切往來流入日本。雜劇東傳的歷史背景是宋元時期，這一時期與日本的關系較為特殊，官方交往日漸減少；元朝時，由于戰爭的緣故雙方官方的往來也時斷時續，文化藝術交流主要通過民間交往的方式實現，如以佛教、中日間的貿易往來等方式傳入日本，并在日本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反響。

三、日本能樂中宋元雜劇的戲曲元素

要考察日本能樂是否受到宋元雜劇的影響，可以從戲劇構成及其體現的精神等方面分析。對比能樂與宋元雜劇的戲劇構成，不難發現，能樂表演藝術中所滲透的宋元雜劇的戲曲元素。

首先，能樂的演出內容含有雜劇的藝術因子。一是從雜劇與能樂的劇本來看，雜劇的劇本由曲文、賓白與提示語三部分構成。能樂的劇本與此十分接近，現存的能樂劇本由科、白、曲構成，雖然名稱叫法不同，但是作用基本類似。二是日本能樂的演出形式和宋元雜劇十分相像。二者表演時的開場很接近。三是能樂和雜劇都有“上場詩”。

其次，能樂在角色設置上類同于宋元雜劇。雜劇的四折和一楔子中的曲子，全部由一個角色主唱到底。主唱的角色只能是正旦或正末，其他角色只能有科白和科諢。在能樂中，一出戲有一個主角，叫做“仕”，其他的都是配角，叫做“肋”。“仕”相當于雜劇中的“正旦”或“正末”，而“肋”相當于雜劇中的“副末”或其他配角。從能樂的這種角色設置上看，基本等同于雜劇的角色設置。

最后，宋元雜劇對日本能樂美學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雜劇在舞臺表演過程中，十分注重意境的表現，通過對舞臺上的景物和念白中的環境描述，來展現人物復雜的內心活動和感情。能樂的劇本也十分擅長以景生情，情中有景，景情交融。二者在美學上有共通性。

參考文獻：

[1]田同旭.元雜劇通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篇（8）

是歲，夸呂又通使于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于州西赤泉，獲其仆射乞伏觸板、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

這支有一定規模的商隊的主要物資，既是“雜彩絲絹”，說明此時的中西貿易中，西方對東方（華北地區）物資的興趣還是集中在絲絹等紡織品上。當然，還會有許多其它商品，與絲絹一起源源輸向西方。

那么，商胡東來時，又主要攜帶什么商品呢？從商業原則出發，這些商胡在東來的過程中，必定會一路上從事貿易活動，把一地物資攜往另一地販售，如此積聚利潤，并充行資。這種活動可能是一站一站進行的。江左的南朝對吐谷渾物資的興趣，從史書中有限的記載看，似乎主要集中在馬匹上。吐谷渾產善馬（所謂蜀馬），是南朝良種軍馬的主要來源，學者論之詳矣。我這里要討論的，是經由吐谷渾之地，絲路貿易中由西域向南朝（甚至包括北朝）輸入的另一項大宗商品——昆侖玉[6]。

玉在中國文化中向來重要，可是《禹貢》九州的范圍之內，卻甚少產玉之地，至于高等級的軟玉，自古就必須仰賴西域的于闐（今和田地區）等地[7]。早在張騫鑿空之前，中原與西方的貿易之路上，昆侖玉就是重要商品[8]。漢武帝之后，和田玉的輸入數量遠遠超過先秦，漢代玉器中使用大量的羊脂玉便是證明[9]。當然，各個時期的貿易路線和行使貿易職能的民族是會有變化的[10]。南北朝時期，當吐谷渾承擔起絲路東部樞紐責任的時候[11]，經由吐谷渾地區，昆侖玉仍然向東輸送；處在戰亂分裂中的廣大東部地區，尤其是江左的南朝，依然能夠獲得和田等地的美玉。

有關的史料是如此稀少，以致我們有時只好向一些傳統史料學并不信任的文獻求助。目的只是為了說明這一時期昆侖玉貿易與吐谷渾的關系，非敢逾越規矩、輕涉說部，博雅君子，幸留意焉。

題為晉王嘉撰、梁蕭綺錄的《拾遺記》，被《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稱為“事跡十不一真”，其卷六所載三國時事跡即有如下一條[12]：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賤。……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此條記事之必偽，清人王士禛與今人齊治平均已力辨[13]。只是，作偽的并非王嘉(子年)，而是南朝人。據《晉書·藝術傳》和《高僧傳》卷五釋道安傳所附王嘉傳，王嘉為十六國前期人，前秦末年為姚萇所殺。可是，此條記事中有“河南獻玉人”一語，河南者，河南國也。魏晉南北朝時期曾被稱河南國的，只有乞伏西秦和吐谷渾兩個政權[14]，時間都在王嘉死后。乞伏乾歸與其子乞伏熾盤稱河南王的時間極短，而南朝宋、齊、梁各代封吐谷渾君主為河南王的傳統持續了一百多年[15]，所以，在正史及其它各種文獻中，河南國基本上是指吐谷渾的。在今本《拾遺記》中，前引劉備與甘后事跡一條，放在正文即王嘉原本之中，而不是置于梁代蕭綺的所謂“錄”中。從上述時間上的矛盾看，此條記事的作者即使不是蕭綺，也必是南朝時期的其他什么人。

這條不合史實的記事，也并非全無研究的價值。就本文而言，其價值就在于“河南獻玉人”的記載。吐谷渾與南朝密切的通使關系，以及經由吐谷渾之地而溝通的西域各國與南朝間的通使關系，頻繁地見載于南朝史書，當然也必定給了當時的人以很深的印象。吐谷渾并不產玉，但于闐國的玉只有經過吐谷渾才能運達南朝。至于吐谷渾在于闐玉貿易中，是僅僅充當商胡的保護人，還是兼營中間貿易，我們已無法知曉。從“河南獻玉人”一語，可以看出，在南朝時代的江左人士心目中，或者在事實上，河南國與運抵南朝的于闐玉，是有直接關系的。

吐谷渾與南朝的交通，經過益州、荊州，沿長江抵達建康。吐谷渾與益州的關系，據《梁書·諸夷·河南國傳》：

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

同書同傳還記載，天監十三年（公元514年），伏連籌遣使獻“金裝馬腦鐘二口”，又表請于益州立九層佛寺，并獲得梁武帝允可。益州是吐谷渾貿易之路的重要一站，所以有大量胡商居住或活動于益州。《隋書·儒林·何妥傳》：

……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

何妥一家極可能是粟特商胡。同樣可能是粟特商胡而活動于益州的人還很多。《續高僧傳》卷二五釋道仙傳：

本康居國人，以游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

另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見于《高僧傳》卷七宋釋慧叡傳：

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

陳寅恪先生曾說：“……六朝、隋唐時代蜀漢亦為西胡行賈區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種往來僑寓，自無足怪也。”[16] 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再次強調“蜀漢之地當梁時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區域”[17]。

益州處于如此地理位置，在昆侖玉貿易中，自然應當有特殊性，史籍中相關的資料也偶可一見。前面提到的何妥，其兄何通，便以治玉見稱。《隋書·何稠傳》：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

何通活動于蕭梁時期，家在益州陴縣，身為西域胡商，以治玉見稱，可見益州還是一個昆侖玉加工地。江左所得玉器，相當部分可能是在益州、由何通這樣的西域胡商加工生產的。

從益州到建康，要經過在南朝政治中有著分陜之重的荊州。昆侖玉貿易在荊州的歷史痕跡還是可以找到的。《周書·于謹傳》，于謹率領西魏大軍圍攻江陵，擒殺梁元帝，“虜其男女十余萬人，收其府庫珍寶”，這些珍寶包括：

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

這種大尺寸、高等級的玉石，當然產自于闐。《南齊書·河南傳》載齊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遣使于芮芮（柔然）：

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案丘冠先之使，自益州西至吐谷渾，再繞道達漠北柔然，并不經過于闐。他的大玉，應當是在吐谷渾地區從胡商手中得到的。這暗示吐谷渾地區存在著玉石交易市場。

梁元帝宮中的大玉，反映了荊州作為昆侖玉貿易重要中轉站的意義。另外，在說部材料中，關于荊州地區的玉器，還可舉出唐人張讀《宣室志》卷六所載南朝劉宋時事一條[18]：

宋順帝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廄中群馬，輒躑蹋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廄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為妝奩間物。沈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后攸之敗，不知所在。

這一條還被收進《太平廣記》中，文字小異[19]。古代文獻關于動物玉雕的記載中，馬是比較少的。元人湯允謨《云煙過眼錄續集》列舉“總管太中灤陽趙伯昂仁舉所藏器”，有曰[20]：

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生，玉色溫美。

這個玉馬，比沈攸之的愛妾馮月華的那個玉馬的尺寸要大，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考慮。[21]

吐谷渾與昆侖玉貿易的特殊關系，使南朝人把“河南獻玉人”的當前經驗，誤植入二百年前的三國時代，遂有今本《拾遺記》中劉備與甘后之事。但分析這種誤植，卻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吐谷渾與南朝玉石、玉器的供應，的確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吐谷渾所以在昆侖玉貿易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國土范圍向西擴張，已經緊鄰于闐。《梁書·諸夷·河南傳》明確說：“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據《魏書·吐谷渾傳》，早在445年，北魏高涼王那率軍攻擊吐谷渾慕利延于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萬余人”。當然這還只是一次流竄行為。吐谷渾把勢力伸展到塔里木盆地的東南緣（鄯善、且末），可能是在伏連籌時期，即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即梁武帝天監七年(公元508年)[22]，也有學者把時間提早到在北魏文成帝興安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23]。控制了鄯善、且末之后，吐谷渾就可以撇開河西走廊，把傳統的西域南道與青海道完整地接通起來。

《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宋云、惠生《行記》，記錄宋云一行于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518年），取道吐谷渾地區，前往南亞，其經行鄯善一節云[24]：

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為土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土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這段話非常具體地描述了吐谷渾控制鄯善的情形。以游牧為基本經濟生活方式的吐谷渾，派出重要貴族（伏連籌的第二子），率領“部落三千”，鎮守鄯善，可見吐谷渾對鄯善的重視。應當注意的是，上引文中說吐谷渾在鄯善駐重兵，其軍事防御目標，乃是“西胡”。鄯善、且末以西，隔著寬闊的大戈壁（即唐代的圖倫磧），最近的國家是于闐國。那么，這里的西胡，就是指于闐國嗎？

我認為，這里的西胡，并不是指緊鄰的于闐國，而是指這一時期已經把統治勢力伸展到大半個塔里木的嚈噠（南朝史書中稱為滑國）。《梁書·諸夷·滑國傳》：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后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余里。

《魏書·西域傳》嚈 噠國條：

嚈 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人兇悍，能斗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

據《洛陽伽藍記》卷五錄宋云、惠生《行記》記嚈 噠國云[25]：

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余國皆來朝賀。

可見這個時期的嚈噠乃是蔥嶺東西最為強大的勢力之一，是絲綢之路這一區段的主要監護勢力。這個勢力在塔里木地區威風一時，在塔里木北緣的發展，曾在麴氏高昌時期到達焉耆[26]；向塔里木南緣各綠洲的發展，東到于闐之后，便遇到吐谷渾的阻擋，未能跨過圖倫磧而至且末、鄯善。這正是前引宋云、惠生《行記》中稱吐谷渾駐兵鄯善“以御西胡”的歷史背景。

應當重視，吐谷渾對塔里木東南緣的控制，實質上是在與

噠爭奪絲路貿易的監護權。吐谷渾阻止了

噠勢力的進一步東進，從而建立了從西域南道經青海地區至益州的吐谷渾之路。嚈噠勢力在塔里木南緣受阻于吐谷渾，在塔里木北緣受阻于柔然，于是出現了嚈 噠、柔然和吐谷渾三種勢力分割環塔里木各綠洲國家的局面，三種勢力間是否發生過軍事沖突，已無從考證，但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均勢。《魏書·高車傳》載北魏宣武帝給高車主彌俄突的詔書曰：

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

形成均勢以后，這三種勢力間，似乎還結成了一個反對北魏勢力向西域挺進的同盟。這樣理解吐谷渾與嚈噠的關系，也許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從前引“以御西胡”一語，我們還知道，即使在和平同盟的關系中，吐谷渾仍然在鄯善地區保持著對于闐方向的軍事戒備，這可能是均勢得以維持的一個根據。

吐谷渾對鄯善和且末的控制，從北魏后期一直到隋。《隋書·西域·吐谷渾傳》稱吐谷渾國境“地兼鄯善、且末”。雖然且末河谷如今也已成為玉料產地之一，但是古代限于技術條件，這一地區的玉礦并沒有被開發出來[27]。吐谷渾的境土之內，不能產玉。經由吐谷渾地區進行的玉石貿易，其產品都來自與吐谷渾緊鄰的于闐國。這一時期于闐役屬于帕米爾以西的嚈噠帝國，但嚈噠對其勢力范圍內的附屬各國，并沒有進行直接統治[28]。于闐在貿易、外交等方面，仍然有著很大的獨立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渾之路取代河西成為這一時期的絲路干道，與吐谷渾對鄯善、且末的有效控制關系極大。是吐谷渾的政治和軍事存在，決定了絲路經由西域南道自于闐向東行，不是循著自然條件較好的河西路，而是折而進入高寒險峻的青藏高原。隋煬帝時期，河西的張掖成為絲路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其原因在于盡管吐谷渾之路仍然發揮著干道作用，而由于南北分裂局面的結束，吐谷渾之路東端的伸展不得不發生變化，只好向北繞至河西。是張掖而不是敦煌成為這一時期絲路貿易的中轉集散中心，正可說明吐谷渾之路所面臨的歷史困境。

南北朝時期，吐谷渾與嚈噠在塔里木地區相對和平的關系，保證了絲路的暢通和有序。歷來在絲路貿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于闐國，當然會發揮其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之一，就是源源不斷地向東輸出于闐玉。

自于闐國向吐谷渾，行經昆侖山北麓諸綠洲，至吐谷渾控制下的且末、鄯善，由鄯善向東南越過阿爾金山，經柴達木盆地，進入吐谷渾的核心地區白蘭、都蘭（吐谷渾城），再向北即到達青海湖西岸吐谷渾的都城伏俟城。這條路線直到近代還是西寧與和田間隊商的行道[29]。這條路在南北朝時期，作為絲綢之路的主干路段，又是和田玉向中國東部，特別是向江左的南朝源源輸入的孔道。

南朝使用于闐玉的直接證據，是有關宮廷用玉的。《南齊書·皇后傳》：

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綬，佩于闐玉。

這里的于闐玉，是指以于闐玉料（仔玉）加工而成的玉器。前面提到的丘冠先從河南所獲大玉，以及于謹破江陵以后從梁元帝蕭繹宮中所獲大玉，都屬于未經加工的于闐仔玉。這類玉料運抵南朝后，再由南朝玉匠加工成各類玉器。

南朝玉器的雕琢技藝，承自漢魏，有著悠久的傳統。但是出現在南朝的玉器，并不全是南朝琢玉工藝的成果。經由吐谷渾之路來到南朝的于闐玉，也有已經加工成器的。前舉何通的材料，說明益州地區也是玉器加工地之一。前面我們引用《拾遺記》中“河南獻玉人”的故事中，玉人便是以成品形式由河南（吐谷渾）“獻”進來的。那么，這個玉人，是在吐谷渾地區加工而成的呢，還是早在于闐便已經琢磨成器？這個問題非常有趣。當然，《拾遺記》這種小說“事跡十不一真”，實不足據以考史，但是正史中也有這類材料涉及同一問題。《梁書·諸夷·于闐國傳》：

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于闐是玉料產地，如果此佛不是在于闐刻成，那么，又是在哪里刻成的呢？這里的“外國”，從文意看是指于闐以西的國家。但是，于闐國把本地所產的玉料運到西邊很遠（極可能是指蔥嶺以西的國家）的“外國”去加工成玉佛，再進獻給蕭梁，似乎難以理解。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八有“于闐玉佛”一條[30]：

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于其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這個玉佛是否由于闐本地雕琢，沒有材料可以說明。它與蕭梁時期那個玉佛之間有什么關系，也難以論定。只是這里明確地描述了玉佛的尺寸和色彩，其中“色如截肪”一語，是專門形容于闐玉中的極品羊脂玉的。宋人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31]：

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這里的“色如截肪”也是形容羊脂玉的，羊脂玉乃是雕刻寶璽的佳品。伯顏在于闐發現的玉佛，就是以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珍物。元代的于闐已經是伊斯蘭的世界，我推測，這個玉佛可能是在伊斯蘭勢力東進、佛國于闐即將淪陷時被深埋地下的，時間當在公元1000年前后[32]。但它的雕刻時間難以確定，因而它與蕭梁時期于闐國所進的“外國刻玉佛”的關系也就無從考證。

關于于闐地區玉雕業的興起，現在比較流行的看法，是從唐代開始，唐代以前，于闐只是向外輸出原料，加工玉器則必須求助于外國[33]。研究古玉的專家楊伯達先生近來對這一看法提出了質疑，他通過對唐代的“番人進寶”玉帶板的研究，認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闐就存在著碾玉治玉的手工行業；其治玉行業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蘭化以后[34]。

根據漢魏以來于闐與中原政權關系的變化，我認為于闐地區的治玉業可能是在南北朝時期興起的，也就是說，當于闐國與東部地區的政權間不存在嚴格的藩屬關系，政治上有機會脫離直接控制以后，貿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發展。相對平等的政治關系，為于闐與內地（主要是南朝，當然有時也包括北朝）間發展充分而自由的貿易和商業關系提供了更好的條件。于闐的治玉業在這個政治和商業背景下得以興起，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國玉文化的發展和演變，即東部地區在玉器消費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可能也是于闐治玉業得以興起的一個原因，因無關本文宏旨，此不復贅。

本文要討論的是，吐谷渾在這種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呢？吐谷渾不僅提供了商業路線，而且，很有可能也提供了商業需求和商業信息。前面我們提到《宣室志》記載的劉宋時期的玉馬，我們未能判斷其產地。吐谷渾地區是否也存在著一定規模的治玉業呢？以我們前面所說，吐谷渾地區存在著玉石市場，那么也可能存在玉器市場，《拾遺記》中“河南獻玉人”的玉人，可能就是這類玉器市場上的商品。進一步說，一定規模的治玉業是可能存在的。

當然，吐谷渾地區的玉石貿易，或者玉器貿易，甚至可能存在的治玉行業，都不太可能是由吐谷渾族操作的。吐谷渾地區大量的粟特商人才是這類貿易的主要操作人。但是，吐谷渾民族，或吐谷渾國家，在這類貿易活動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吐谷渾以富藏珍寶著稱，這些珍寶便是吐谷渾在南北朝時期從絲路貿易中所獲。

《周書·史寧傳》記載史寧率西魏軍隊協助突厥木汗可汗襲擊吐谷渾（《周書》稱吐渾），特別強調了對吐谷渾的珍寶的擄獲：

……逾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

吐谷渾從絲路貿易中所獲取的巨大財富，到隋代還受到注意。《隋書·裴矩傳》記載裴矩長期在河西接待商胡，搜集西域情報，對吐谷渾的情況非常了解，他后來力勸隋煬帝舉兵征吐谷渾，理由就與吐谷渾的財寶有關：

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

隨著益州地區在梁末入北，特別是隨著南北分裂局面的結束，吐谷渾地區在政治、軍事和商業貿易方面的地位不復如前，絲路干道離開吐谷渾地區、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將到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也就開始了。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昆侖玉貿易之路，自然也回到傳統的河西走廊。但是，吐谷渾民族和吐谷渾地區在隋唐兩代，即使在吐蕃統治時期，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仍然與絲路貿易有著重要關聯。

發現于吐魯番的一件粟特語地名錄（T.ii.D.94），記載了9至10世紀粟特人在歐亞大陸的經商路線，這些地名自西而東分別是：扶菻、苫國、波斯、安國、吐火羅、石國、粟特、拔汗那、 盤陀、佉沙、于闐、龜茲、焉耆、喀喇沙爾、高昌、薩毗、吐蕃、吐渾、彌藥和薄骨律。[35]其中薩毗、吐蕃、吐渾都在今青海境內，吐渾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渾民族。

考古學證據也顯示，唐代的青海境內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點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蘭縣的熱水鄉和夏日哈鄉，發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絲織品、陶器、木器、金銀器、鐵器、銅器、珠飾、皮革制品和木簡牘等。根據許新國先生對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統金銀器、波斯風格絲織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說，外來文化特別是中亞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對青海境內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渾等民族，存在著很深的影響，也直接證明了絲路青海道的持續繁榮。可是，都蘭吐蕃墓出土物中沒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籠罩下的青海地區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貿易的主要中轉站。盡管史書記錄唐憲宗和唐文宗時吐蕃“朝貢”物品中有“玉腰帶”若干[37]，但比起稍后來自河西歸義軍及甘州回鶻貢品中的“團玉”[38]，數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顯然，隋煬帝以后，盡管西北地區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響，但由于中原與江南歸于統一，絲路干道的東端直指長安與洛陽，河西走廊的傳統地位便恢復了。

[1]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上、下，《史學雜志》，48編，第11、12期；中譯本，周偉洲譯，《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

[2]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頁132-141；王育民：《絲路“青海道”考》，《歷史地理》，第四輯，1986，頁145-152。

[3]唐長孺：《北涼承平七年（449）寫經題記與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載《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頁104-117。

[4]初仕賓：《絲綢之路“羌中道”的開辟》，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編《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線考察烏魯木齊國際討論會（1990年8月19-21日）》，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頁19-31。

[5]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8年第1期，頁105-110。

[6]這里提到的昆侖玉，包括產于今新疆和田地區和田河上游以及莎車葉爾羌河上游的各種軟玉。這些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軟玉產地。

[7]欒秉璈：《中國寶石和玉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頁111-121。

[8]尹達：《中國新石器時代》，三聯書店1955年版，頁43；殷晴：《和田采玉與古代經濟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4年第3期，頁77-84；程越：《古代和田玉向內地輸入綜略》，《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頁36-42。

[9]夏鼐：《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考古學報》，1983年第2期，頁125-145。

[10]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載林著《西域文明》，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頁3-10。

[11]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下），周偉洲譯，《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頁87-98。

[12]本文引述《拾遺記》，用今人齊治平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191-192。

[13]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卷四，《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870冊， 頁645；齊治平點校本《拾遺記》，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192。

[14]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載唐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86。

[15]據《宋書》卷九六鮮卑吐谷渾傳，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封吐谷渾酋長慕延（即慕利延）為河南王。此后齊、梁維持了這個傳統，到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文獻記載的吐谷渾最后一次遣使南朝為至，河南國的稱號保持了至少一百年。

[16]陳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問》，載陳著《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頁279。

[17]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頁80。

[18]張讀：《宣室志》，《叢書集成初編》本（編號2703），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頁51。

[19]《太平廣記》卷四百一，中華書局點校本，1961，頁3229-3230。

[20]湯允謨：《云煙過眼錄續集》，《叢書集成初編》本（編號1553），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頁1。

[21]我于1999年夏，在青海省博物館觀賞過一個由青海省文物商店收藏的玉馬。此前我曾在青海省文物處與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編寫的《青海文物》上見到過照片圖版（圖版157，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說明文字見頁157）。高12厘米，長18.5厘米，玉質為青白玉，是1987年的征集品。這枚玉馬雕琢渾樸，頭大腿短，卷尾回首，透著樸拙的蒼然古意。雖然是征集品，但從玉馬全身的深褐色土沁看，應當出自地下。可惜已無從獲取其原始出土資料了，判定時代的依據就只剩了器物本身。博物館展出時定為唐代器物。但是，在現有的出土唐代玉器中，還沒有發現玉雕的馬，動物玉雕中除了葬玉類的玉豬和裝飾類的玉龍等，藝術品一類只見有玉牛、玉羊，參見曲石：《唐代玉器》（《華夏考古》，1995年第3期，頁88-99 ）。這枚玉馬如果屬于唐代，那么就是特例。由于玉馬的玉料顯然是和田玉，我想了解玉料與玉器間的關系，即玉馬是否由鄰近的和田或古代青海本地所產；當然玉馬由內地雕成再輸入青海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把玉馬的時代向前移一點，即南北朝隋唐之際，那么，它與吐谷渾的關系怎樣？

[22]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頁40。

[23]黃文弼：《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頁316-339。

[24]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頁252。

[25]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頁288。

[26]松田壽男：《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中譯本，陳俊謀譯，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頁188-191。

[27]欒秉璈：《怎樣鑒定古玉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頁134。

[28]余太山：《 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版，頁129-135。

[29]吳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白蘭于闐間之交通線”，中華書局（上海）1948年版，頁5-7。

[30]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八，中華書局1959年版，頁346。

[31]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與李心傳《舊聞證誤》合印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46。

[32]李吟屏：《佛國于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184。

[33]李吟屏：《佛國于闐》，頁150-151。

[34]楊伯達：《番人進寶玉帶板》，載古兵選編《珍寶鑒別指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頁13-18。

[35]W. B. 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1; 這些地名中包括高昌、吐渾在內的五個，是由林梅村識別的，見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載林著《西域文明》，頁68-79。

篇（9）

一、歷史課堂教學的內涵

歷史課堂教學是由舊經驗的同化、順應、進而形成新經驗的過程，經歷知識、能力、情感三個過程，呈現出由整體到部分再到整體的認識特征。

（一）歷史課堂教學是一個由感知到理解再到檢驗的遞進過程學生通過自主學習或者由其他手段如：有時候以語文課的方式全體學生朗讀重點段落、重點詞句、課文導讀、材料研讀、相關史事等初步感知歷史知識，了解大概的知識脈絡。以新版課本七下《北宋的政治》中材料研讀為例，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初步感知“北宋的建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重文輕武政策”等史實以及課文中相關經典史料的研讀，深入理解宋朝重文輕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壓抑武將，防止武將跋扈，但不是輕視武備乃至軍隊。事實上，宋朝對軍隊是極為重視的，軍費的開始和人數也是相當多的，《水滸傳》里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那就相當于“軍長”一級的人物，林沖老丈人也是教頭，兩個軍長保護不了一個女人，林沖老婆被調戲就被調戲了，最后還被逼上了梁山，這說明北宋武將還真沒有什么地位。武將得不到重視，“人”得不到重視，和平年展經濟教育，戰亂年展軍事，宋代經濟在古代史中是比較繁榮的。縱觀古代史，經濟教育與軍事比肩的朝代，以現在的話說綜合國力強大的朝代，都是比較繁榮的朝代，實現了歷史和現實的融合；通過對課文的學習和感悟，學生不斷將史學素養內化為學習能力，實現了歷史課程的教育目標。

（二）歷史課教學是老師引導學生，向學生提出問題、學生根據課文內容和材料分析和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是學生質疑，解惑的過程，學生在問題引導下對課程的理解或體驗，《北宋的政治》這課，材料研讀《哲宗正職官志》記載：“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根據材料，提出了問題：說說通判的職權和作用，176個字，在課文中的作用只體現一句話：以分知州的權力。這樣兩個官職，是權力平行的，有具有監督知州的作用，還可以直接向皇帝匯報知州的工作。這則材料，補充說明了設置通判的目的和通判的職權和作用。

（三）歷史課堂教學必須具備的條件任何一節成功的課程必須具備的條件：學生對這門學科濃厚的興趣、持久的學習熱情和有效的學習方法等一系列條件。所以，歷史課同樣需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長期保持持久的學習熱情，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1.激發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通過多樣豐富的歷史故事情節、按照政治是一切經濟、軍事、文化史實發生的根本原因，揭示歷史的奧秘、體會歷史的價值，引導學生自覺地學習。如七上課文《東晉南朝時期江南地區的開發》里“西晉末年以來，大批北方人民為躲避戰禍南下。到東晉后期，長江中下游地區布滿南遷的流民，尤以江蘇一帶為多，有一部分流民還繼續南下進入今天的浙江、福建、和廣東地區。”我們將樂是純客家縣，客家先民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再到閩贛邊區，定居將樂，繼而往南遷移的歷史履痕，我們班上有這么幾個姓：吳、石、廖、李、曾、徐、嚴、陳、謝、伍、邱、楊、肖、林、鄧、湯、揭、余、俞、馮、鄭、高等姓，我姓邱，我的祖先居住在河南開封府固始縣鐵板橋頭，我們來自渭水河畔，我們邱氏祠堂的對聯是“渭水家聲遠，瓊山世澤長”那你們知道你們家族是什么時候遷入將樂的？那有些同學不知道，有些家族比如湯氏家族因為每年三月三有祭祖，那湯氏后裔對他們時候遷入將樂比較熟悉。其他姓氏同學很渴望了解先我們的祖先如何從北方遷入南方，也很渴望了解當時為什么會從北方遷入南方。并且留下作業，叫他們回去問他們的爺爺奶奶他們的家族史。同時也告訴同學們更好的記憶這一章節的方法：我的網名叫南渡知秋，就是來源于“牽牛南渡，落葉知秋”，我們都是南渡的中原人。我們的祖先都是參與江南地區的開發的勤勞的百姓。2.讓學生有持久的學習熱情歷史的課堂教學與其它課堂不同，應品味歷史，感受歷史，從他曲折動蕩中感悟歷史發展的本質，引導學生熱情投入，忘我學習，可引入《漢書。食貨志》：西漢剛建立時，“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引導學生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3.掌握和運用有效的學習方法歷史的課堂教學，有他自己與眾不同的教與學的方法，一份卷子，50%或更多的是對史料的解讀，從史料中理解和把握史實，完成學習任務。如引入“從唐朝中后期開始的經濟重心南移，到南宋時最后完成”的史料，引導學生反思為什么是唐朝中后期開始經濟重心南移？為什么又是到南宋最后完成？歷史事件都是有他存在的歷史背景和原因的。

二、歷史課堂教學是否高效與課堂教學的成功導入密切相關

初中的歷史簡單，趣味，一個成功的導入法可以馬上引起同學們的注意力，激起他們的興趣，教師要巧妙地創設能喚起學生求知欲望情境，使學生迅速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學習上來。

（一）懸念的導入——“學起于思，思起于疑”如果你百度北宋10大著名將領，你可能只認識楊業和岳飛，還有動畫片里的狄青，你知道楊業和岳飛最后的結局是什么？同學們都知道，為什么北宋名將會有那么悲慘的結局？這和北宋重文輕武等北宋政治有關，那么我們這節課就學習《北宋的政治》

（二）復習導入——歷史課與其它課程與眾不同的特征，就是線索性強，知識體系成鏈條，那么復習導入就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一節課的復習導入至關重要，這也是歷史教師喜歡的一種導入新課的方式，它不但可以檢查上節課學生的掌握情況，可謂是溫故而知新，還能為新課做好知識上的銜接和鋪墊。例如，在講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可先復習已經學過的《美國獨立戰爭》和《英國君主立憲制》，相互比較各個異同點，還可以比較同一時期的日本和中國，不僅縱向比較還可以橫向比較，讓學生掌握這幾課知識的重要史實。

（三）音頻、視頻的導入——調動感覺，直觀、具體地再現抽象、遙遠的歷史現象。“入境始于親”，這是我們最常用的調動學生積極性的方法，讓學生從內心融入到課堂的教學之中，多媒體以其立體、直觀、形象等獨特優勢，融入歷史課堂以來，深受師生的青睞，通過多媒體視頻、圖片再現和還原歷史畫面，使學生如親臨其境，有效的激發了他們的求知欲。如教學《港澳回歸》這課時，放映視頻資料《1997》，當五星紅旗在香港會展中心冉冉升起時，學生感到得熱淚盈眶，愛國情懷油然而生，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參與度被激發，達到了高效課堂的教學效果。

（四）歷史材料、文物、實物的導入——多樣化的教學教具，妙趣橫生的情感體驗。我聽過印象最深的課是在列東中學聽的一節課，2001版《輝煌的隋唐文化》（一）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我同學叫美術老師給她刻了一個版畫，帶著油墨、紙張、刷子到了班級，上課一開始，讓每組同學拿潔凈的白紙刷上油墨，蓋上白紙，干凈的刷子刷好，就印出一張版畫。老師引入隋唐時期、四大發明之一—雕版印刷。歷史材料，文物、實物的多樣，能起到深化主題、畫龍點睛的作用。

三、深入解讀歷史課標

初中的歷史課程具有思想性、基礎性、人文性和綜合性四大特征。歷史課程雖然是小科，我們歷史老師不能讓歷史成為邊緣科目，所以我們不但要讓學生樂學歷史，不與語數英理化搶奪時間，必須提高歷史課堂效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的主導地位和學生的主體地位得到了加強，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有很多老師認為寫教案浪費時間，為什么一定要手寫教案？為什么要教學后記？部編教材到今年已經第三年了，我對新教材的理解在每課的教學后記里，如今我也積累了很多對新舊教材的對比。

（一）在教學方式上從素質教育出發，歷史課程教學最終目的是為了掌握歷史知識與技能，掌握過程與方法，培養學生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以往的教學標準注重教師傳授歷史轉變為更加關注學生的學習，尤其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注重學生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變化與提高。基本改變了以往只注重教科書，只教教科書的觀念和教法。

（二）教學資源的運用課本中的課文導讀、材料研讀、歷史圖片、課后活動、知識拓展、《歷史彩色地圖冊》、練習冊中的知識歸納，以及課外鄉土歷史資源、視頻圖像資源、網絡資源使得有教育意義的資源得到更有意義的運用。

篇（10）

中圖分類號：G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長期處于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在歷史上極具國際影響力。洛陽學是以洛陽地區的歷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兼及中華文明發展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洛陽學之所以成為一門新興學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陽數千年來的文化積淀，形成了豐富而珍貴的古籍文獻。這些或由洛陽人撰寫或著于洛陽或主要描述洛陽的著述，已成為洛陽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在今天越來越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重視，并日益呈現和迸發出巨大的魅力與活力。本文在對部分具有洛陽地方特色的歷史文獻擇要略作介紹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陽古籍文獻，編纂“洛陽文獻集成”，并從開展跨學科研究、服務洛陽社會發展、構建國際洛陽學等幾個方面提出洛陽學研究的幾點建議。

一、洛陽古籍文獻概覽

1.豐富而珍貴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對一個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經濟狀況、社會風俗、重要人物、詩文著作、名勝古跡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具有內容豐富，連續性好，可信度高等特點，在歷史文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歷史文化的珍貴資料。洛陽地方志數量眾多，部分志書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如《河南志》，原為北宋史學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學家徐松修《全唐文》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部分內容，因多為元代資料，世稱《元河南志》。清宣統初年，文獻學家繆荃孫將其刊刻于《藕香零拾叢書》。著名史地學者沈認為：“《河南志》久佚，獨借是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考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②《元河南志》為現存最早的洛陽古方志，是研究我國自周至元時期，洛陽城池、宮殿、坊市、古跡等發展變化的重要文獻。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編排體例“重古輕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獨到之處，為現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現存唯一有關洛陽的明代志書，國內僅存殘本。清代的洛陽縣志有順治年間、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間、嘉慶年間等多個版本。民國《洛陽縣志》，記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陽歷史，類目完整，資料翔實，體裁方法新穎，現在僅洛陽市檔案館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華元典文獻之稱的河圖洛書

傳說中出自洛陽境內的河圖、洛書，《尚書》《易經》《禮記》《論語》等先秦儒家經典雖然均有記述，但對于其真實面目又語焉不詳。因此，“自古以來，關于河圖洛書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撲朔迷離的問題。”“是一個誘人的謎，是一個蘊含豐富的知識迷宮，是一個濃縮了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為破解河圖洛書的千古之謎，歷代學者潛心研究，著述頗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極內篇》，將洛書視為數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說，開創術數學洪范流派。南宋洛陽人郭雍所著《郭氏傳家易說》，潛稽易象，以傳家學。清初河南理學名儒冉覲祖所撰《河圖洛書同異考》認為，河圖洛書本于朱熹《易學啟蒙》，并提出“河圖主互、洛書主對”說。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學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該書“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眾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諸家之說，而又有所發明，為周易與河圖洛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燦若星河的名人別集

洛陽歷代名人輩出，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詩文名著。西漢政治家、思想家賈宜所著《賈長沙集》，其《新書》中的《過秦論》篇，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宗首》《藩強》《權重》篇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其他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禮儀等政策措施，為研究西漢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寶貴資料。唐“詩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詩1400余首，是我國古代詩歌經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時事政治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亂前后的巨大社會變遷，內容真實，感情真摯，被譽為“詩史”，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研究價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陽人尹洙尊崇孟子、韓愈，力為古文。范仲淹稱“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呂維祺的《慎獨堂集》（由吳偉業編輯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呂謙恒的《青要集》都比較有名。呂維祺生平“篤實踐履”“晚殉闖難，以節義顯”，其“所論建多樸實，亦異乎空談經濟之流”。⑦呂謙恒的詩歌“格調不襲宋以后，吟詠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學名著

由北宋程顥、程頤兄弟于洛陽創立的洛學“不僅是宋明理學的理論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學發展和演變的方向的決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學名儒孫奇逢曾在《洛學編序》中說：“洛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⑩《二程全書》，為程顥、程頤著作的合編。包括《二程遺書》及附錄、《二程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傳》《程氏經說》《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顥、程頤生平及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南宋乾道年間，朱熹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與其弟子的“行狀”“年譜”“奏狀”“墓志銘”“遺事”等傳記材料，編成《伊洛淵源錄》。該書以程顥、程頤為正宗，構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統體系，是我國首部理學史專著，開“學案體”之先聲，在學術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謝鐸的《伊洛淵源續錄》以及清張伯行的《伊洛淵源續錄》均以程顥、程頤為理學正宗，接續伊洛學脈，彰明程朱理學。清初理學名臣湯斌編纂的《洛學編》，沿襲其師孫奇逢《理學宗傳》的編纂思想和體例，前編列漢杜子春、鄭興、鄭眾、服虔，唐韓愈，宋穆修，正編列宋程顥、程頤、邵雍等14人，元許衡、姚樞等3人，明薛u、曹端、閻禹錫等24人，綜述其生平事跡、師承和學術思想。此書為第一部河南理學史。

5.名勝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晉陸機所著《洛陽記》，“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較早的一部，也是寫得較好的一部”B11。該書對當時洛陽的城市規模、城門、宮殿、太學、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詳細記載，為研究洛陽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貴資料。北魏楊f之所著《洛陽伽藍記》分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記述都城洛陽佛寺興衰的重要著作。該書除對40余所寺院的建置規模及變遷詳細記載外，兼記北魏孝文帝遷洛至爾朱榮之亂時期洛陽城的“建置”“布局”“城門”“宮殿”“里坊”“名勝”，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風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補《北史》《魏書》之缺或互相參證，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陽名園記》，追記其所親歷的洛陽“富鄭公園”“董氏西園”“董氏東園”等19處園林。李格非在后記中發出警世之言：“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B12北宋宋歐陽修所撰《洛陽牡丹記》分“花品敘”“花釋名”“風俗記”等3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牡丹專著。該書評品了24種牡丹，分析了各種花名的由來，記載了洛陽人賞花的風俗和“種花”“養花”“醫花”等栽培技術。認為牡丹“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B13。

6.源遠流長的小說戲曲

西漢洛陽人虞初曾將《周書》改寫成《周說》，即《虞初周說》。虞初“就是我國最早的小說作家，《虞初周說》也就是最早的個人小說專集”B14。雖然此書已佚，但虞初作為“小說”的代稱卻影響深遠。明代形成“虞初體”小說文獻體裁，出現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產生了《虞初新志》系列。《會真記》，又名《鶯鶯傳》，唐元稹所作。敘述了崔鶯鶯與書生張生的愛情悲劇故事，對人物性格與心理活動刻畫細致，文筆優美，為唐傳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為本，衍生出《弦索西廂》《西廂記》《續西廂記》等多部戲曲。清康熙年間，呂履恒創作的劇本《洛神廟傳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為歷史背景，敘述了書生何仲虎與巫有娘、賈綠花之間的離合情緣，頗有傳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經典

洛陽是中國佛教發祥地，東漢即成為佛教中心，佛學著作頗多。《四十二章經》，據傳為東漢迦葉摩騰、竺法蘭漢所譯的中國第一部佛經。該佛經集結佛陀42段語錄而成，言簡意賅，闡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勸世人“精進離欲，由修布施、持戒、禪定而生智慧，即證得四沙門果”B16。此書對于中國佛教的早期傳播起了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資料。《唯識論》是“一生事業，為介紹世親護法等一派之佛學于中國”B17的玄奘，以唯識說為主，雜糅印度親勝、火辨、難陀等九家對世親《唯識三十頌》所作的注釋編譯而成。主要論證一切現象均是唯識所變現，外境實無，唯有內識。此書是佛教唯識宗的重要經典，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與價值。南朝梁慧皎編纂《高僧傳》，收錄自東漢明帝至梁武帝年間，部分佛教高僧的傳記。此書開創佛教傳記新體例，分“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忘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獻。

8.名目繁多的金石資料

洛陽古跡眾多，文物豐富，金石之學發達。《伊闕造像題字目錄》，為清道光年間方履]所撰。該目錄輯錄北魏至宋時期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題記，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清中期名儒武億，博通經史，尤長于金石文字考訂，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過訂前人之疏誤，增己之所獲，以補正史之不足。《洛陽存古錄》，為清金石學家劉喜海所著。收錄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陽碑刻、造像題記、經幢、墓志等石刻資料。郭玉堂1935年編輯《千唐志齋藏石目錄》，收錄新安張鈁所藏漢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為多。

二、編纂“洛陽文獻集成”

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古籍文獻是文脈流傳的主要途徑。保護整理古籍文獻，是延續中華民族文化血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戰略舉措。編纂“洛陽文獻集成”，不僅有助于夯實洛陽學研究的重要基礎，而且有助于傳承有地方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

近些年來，全國各地陸續啟動了大型文獻叢書編纂工程，如“湖湘文庫”“荊楚全書”“巴蜀全書”“山東文獻集成”“浙江文獻集成”“江蘇地方文獻叢書”“上海文獻叢書”“金陵全書”“溫州文獻叢書”“蘇州文獻叢書”“杭州文獻集成”“常州歷史文獻叢書”“嘉興文獻叢書”“衢州文獻集成”“臺州文獻叢書”“樂清文獻叢書”等。這些旨在搶救和保護珍貴地方文獻，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資料的大型文獻叢書，均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和較好的社會效益，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功在當代，澤被后世。2012年，洛陽市啟動的“中國河洛文化文獻叢書”編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經大全》《洛陽曹氏叢書》等30余部，為編纂洛陽歷史文獻叢書積累了大量可資借鑒的經驗。

整理編纂一部能代表和傳承洛陽歷史文化的“洛陽文獻集成”意義重大。作為一項基礎性文獻整理工程，不僅有助于保護瀕危的洛陽古籍文獻，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陽學研究，實現洛陽文獻資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為一項集體性攻關科研工程，不僅可以充分整合洛陽學研究團隊力量，培養更多的洛陽古籍文獻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體提升洛陽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水平；作為一項標志性文化宣傳工程，不僅可以充分展示洛陽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而且可以增強國內外對洛陽重要文化地位的認同，進一步提升洛陽文化軟實力；作為一項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僅有助于形成洛陽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進洛陽文化事業的繁榮，推動洛陽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作為一項前瞻性文化建設工程，不僅可以進一步提升洛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示范區的建設步伐，推動洛陽學研究走向世界。

編纂“洛陽文獻集成”，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為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好統籌規劃。一是成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由洛陽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擔任主任、副主任，相關局委、社科聯、史志辦、高校、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主要領導任委員，負責編纂出版工作的領導和協調；下設辦公室，承擔具體組織實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計劃。在對洛陽地區古籍文獻進行系統整理的基礎上，通過整體規劃、分步實施，預計用10年左右時間，分批出版500種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洛陽古籍文獻。三是制定收錄原則和出版方式。主要收錄民國以前的洛陽歷史文獻，廣泛征集海內外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見的地方文獻，系統編制《洛陽學書目提要》。B18對有重要歷史影響的名人大家，收錄其全部著述，編為全集；對比較重要的歷史人物，收錄其主要著作，編為專集；對其他不同領域的著述，如方志、譜牒、碑刻、圖冊、繪畫等，編為專題文（圖）集。優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獻，以及世界文化遺產、一帶一路等社會關注焦點和學術熱點文獻。文獻原則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時區分不同類型的著作，以點校本、譯著和數據光盤等復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體實施辦法。編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國公開招標和特別委托方式進行；實行項目管理運行制度；對編纂項目成果進行評估審核；項目成果統一出版格式，力求裝幀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經費統籌。申請洛陽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設工程重大專項經費，爭取省、中央部委和有關部門的扶持資金，申報省、國家社科基金委托項目、出版基金重大項目經費與配套資金，募集社會熱心文化事業人士的相關捐助等。

三、開展多學科綜合性洛陽學研究

1.開展多學科跨領域研究

洛陽文化極其豐富，包括政治、經濟、哲學、軍事、社會、宗教、科技、教育、歷史、文學、藝術、醫學、天文、地理、環境等多方面內容，涉及歷史學、考古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民俗學、醫學、天文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研究領域。因此，洛陽學是一門跨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在洛陽學研究中，除了進行各學科的專門研究之外，還應積極開展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這既是現代學科發展的一般趨勢，也是深化洛陽學研究的重要途徑。比如，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地理屬于地理學的分支，但在歷史文獻豐富的地區，歷史地理往往能夠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視角。在洛陽為何能夠長期成為中華文明中心的問題上，如果從自然環境、地理位置入手，運用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就會得到比單純歷史學研究更為豐富的認識。而歷史學內部，也存在著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軍事史、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藝術史等不同專業門類。一件歷史文獻、一次歷史事件，經常會涉及多個研究領域，需要從不同專業角度進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對于文化資源極為豐富的洛陽學來說，文獻史料已不是問題，所缺乏的就是理論方法的創新和研究領域的突破。開展跨學科研究，推動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發展，培育新的學術生長點，將是洛陽學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2.服務洛陽經濟社會發展

開展洛陽學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陽，旗幟鮮明的為洛陽社會發展服務。這是洛陽學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陽學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陽學的基礎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陽文化資源，深入研究誕生于洛陽的中華民族元典文獻和思想，系統闡釋中華文明的發展演變歷程；加強洛陽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關于歷史時期區域國際化的理解與認識；分析洛陽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歷史變遷，總結區域社會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研究洛陽地方特色文化，保護優秀文化遺產，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煉區域人文精神。二是要關注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做好洛陽學的應用對策研究，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學術支撐與智力支持。深刻認識洛陽歷史問題與現實發展內在聯系的重要性，切實把洛陽學研究和洛陽現代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解決洛陽發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目標，從大歷史的視野，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積極開展前瞻性和對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陽學研究為契機，從落實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高度，依托洛陽文化資源優勢，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核心區，開創洛陽現代社會發展新格局。

3.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洛陽學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陽，是一個有長達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陽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縮影，在很長時期內作為國家主流文化，代表著當時中國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這就決定了洛陽學研究，必然有別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洛陽學具有充分的歷史與現實依據。自東漢至隋唐時期，洛陽一直是重要的國際文化交流城市。東漢“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國（今日本）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B19。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記載。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是日本遣唐使北線航路的必經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過重要貢獻。B20洛陽的城市布局、宮殿、苑囿及文化習俗等，均對東亞國家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可在日本、韓國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陽的影子。洛陽學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學的岸俊男教授提出來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成功召開，標志著“洛陽學”這一新興學科正式誕生。B22也就是說，洛陽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構建國際洛陽學，就是要以國際化學術視野研究洛陽學，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拓寬發展空間。一方面研究洛陽文化對周邊國家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對洛陽文化的影響。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積極與國內外專家學者開展學術合作，不斷提高洛陽學的研究水平與知名度。只有這樣，洛陽學才能超越地方學的局限，迎來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釋

①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十八《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田以志別詩》，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1922年，第52頁。

②徐：《落帆樓文集》卷四《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1918年，第18頁。

③劉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09頁。

④王永寬：《河圖洛書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

⑤玄燁：《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易折中》，巴蜀書社，2008年，第1頁。

⑥范能浚編集，薛正興點校：《范仲淹全集》（上），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頁。

⑦永，紀昀主編，周仁等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頁。

⑧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頁。

⑨徐遠和：《洛學源流》，齊魯出版社，1987年，第12頁。

⑩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頁。

B11史為樂：《陸機〈洛陽記〉的流傳過程與歷史價值》，《殷都學刊》1991年第4期。

B12吳楚材，吳調侯編選：《古文觀止》，岳麓書社，2012年，第205頁。

B13歐陽修著，呂雪菊點校：《歐陽修全集》第4冊，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966頁。

B14秦川：《明清“虞初體”小說總集的歷史變遷》，《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魯迅輯錄：《唐宋傳奇集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頁。

B16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1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頁。

B1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重慶出版社，2009年，第151頁。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組織召開“洛陽（河洛）文獻叢書書目匯編座談會”。程有為、耿瑞玲、盧廣森、馬世之、任崇岳、單遠慕、王全營、王永寬、魏天安、蕭魯陽、張新斌、鄭杰祥等先生參加，并對編選洛陽（河洛）文獻書目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對本文寫作也多有幫助。

B19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中華書局，2012年，第2821頁。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簡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B21張亞武：《吸引更多專家參與“洛陽學”研究――訪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韓N》，《洛陽日報》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氣賀澤保規：《“洛陽學”在日本誕生》，陳濤譯，《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2月22日。

參考文獻

[1]洛陽市歷史學會.河洛文化論叢（第1輯）[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

[2]洛陽市歷史學會等.河洛文化論叢（第2輯）[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