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行政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17 17: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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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行政管理論文

篇(1)

(一)與其它管理工作配合不夠。在大學生系統管理中,如果各子系統或單位性能都是好的,其整體性能也會是好;“如果各子系統或單位不顧整體目的實現,僅僅只力爭自身的最佳效益,卻不一定能保證系統整體的效益”。①目前高校學生常規行政管理與其它管理一樣,尚存各自為政傾向,這是由于各個管理層次的目的、職能和權限的不同以及管理對象的特點、方法和措施的差異等因素造成的。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要重視與其他管理的橫向聯系與協調,重視與德育、智育和體育的管理配合、滲透,以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益,同時也起到提高整體管理效益的作用。

(二)與思想政治教育結合不緊。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主要是通過制訂和實施一系列合理的規章制度制約引導學生的行為,而思想政治教育則更多地由教育者將教育內容“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地通過各種教育活動探化到大學生的頭腦中,內化為他們自身的品行和習慣”。②從理論上說,管理能促進教育,教育能保證管理,管理必須與教育相結合。因此,應克服只講管理不講教育,或者只重教育不重管理的傾向。但在具體工作實踐中,學生的常規行政管理與思想教育存在著脫節現象。我們知道,作為管理對象的大學生,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們的行為雖受制于規章制度,但主體行為還是由思想意識和價值觀直接控制的。因此,常規行政管理工作只有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配合才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缺乏系統的管理知識,管理效率不商。由于高校學生常規行政管理沒有統一固定的被所有管理者接受的模式,也由于這種管理還處于不斷的摸索之中,因此缺乏理論的指導,靠經駿管理者居多。若是這種狀況不改變,要想提高管理效益是有難度的。

(四)管理學生的制度不夠完善。在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中,逐步確立一系列科學的管理制度,有著不容忽視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從制度管理上來說,有三個環節:一是管理制度的制訂;二是管理制度的實施;三是管理制度的補充修改。在高校管理過程中,對有些不完善、不成熟的管理制度,沒有及時加以修正補充,這影響管理效率。

另外,在常規行政管理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某些方面管得過細,而某些方面缺乏嚴格要求,有時視學生為被管理對象,有時管理的民主度放得過寬等現象,所有這些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和當代大學生管理的實際,需要對常規行政管理進行再認識,慎重積極地進行常規行政管理理論新建構的探討,以便進一步發揮“管理育人”的積極作用。

二、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的特點

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統一性。它是指常規管理政策、法規、制度的統一。如《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高等學校學生行為準則》以及其他行為管理的法規,是全國高校都要貫徹執行的。這種政策的統一性,對管理好學生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學生常規行政管理的關鍵。學校其他規章制度的制訂和執行都不能與此相背,否則,學生管理就會亂套,管理工作也就會因此而變得雜亂無章。

(二)強制性。它是指對學生具有非常嚴肅的約束力。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既靠教育又靠制度,而更多的是靠采取強制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學校行政管理的規章制度不象思想教育工作那樣具有靈活性和彈性。思想教育往往表現為通過知識傳授、人格感染以及啟發、誘導、說理等方式,影響教育者成長和發展。而常規管理總是同規章制度、法制紀律相聯系,是通過一定的規章制度、法制條文和紀律措施以約束、控制等方式影響被管理者成長和發展。它一般有“法”的約束功能,不允許違反,否則就會受到紀律處分。如《學生違紀處分條例》中的有關規定,就是針對那些不守紀律的學生而制訂的,只要觸及到就要受到紀律處分,以此來促進他們改正錯誤,做遵紀守法的學生。

(三)程序性。它是依據一定的制度,在一定的時間內,按一定的流程,完成常規行政管理任務。這種管理任務往往是基本不變的。如從學生人學至畢業,整個過程可分為人學階段:招生、新生報到、注冊等;學習階段:學習管理、生活管理、獎學金與助學金評比、三好學生等獎勵和學生處分等;畢業階段:畢業鑒定、頒發畢業證明、調配、派遣等。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任務和要求,但這都是常規性的任務,具有周期性流程的特點。

(四)動態性。它是指常規行政管理要適應學生的變化和發展。每所學校的學生數雖處于相對穩定,但亦有變化,每屆學生或多或少有些差異;往往同一屆學生人學時與畢業時相比,思想觀念、價值觀、人生觀和興趣愛好都會出現新的變化。更何況,作為被管理者的學生具有能動性,“在管理對象運動變化的情況下,如何注意調節,適應各種變化,以達到整體的、長遠的目標,這就是動態原理的實質。”③因此,常規行政管理工作必須重視搜集信息,隨時進行一些調節,適應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客觀現實需要,要在動態中實現管理目標。

三、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的作用

根據現代管理科學的原理和已有的實踐經驗,學生常規行政管理的基本作用主要有:

(一)約束作用。大學生行政管理既靠教育,又靠制度。管理制度中明確規定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應該做而沒有做或不應該做而做了就要受到處罰。制度為大學生提供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許多規定具有“法”的作用,如學籍管理辦法、考場規則等.都是不允許違反的。正是這種管理的約束力,保證了學校教學工作的正常開展和學生學習秩序的正常化。

(二)教育和激勵作用。學校的一切措施包括行政管理制度,都是基于培養合格的人才這一基點制訂的。約束學生的某些行為規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指導學生明確學習目的,掌握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效率。所以說常規行政管理政策和制度,既是學生的行為規范,又是一種教育的手段,起著教育學生、激勵學生的作用。對大學生的教育激勵作用,在執行獎勵條例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三)評估作用。“學校對學生的評價,是通過貫徹執行各種規章制度而進行的。”④學校評價學生,是根據培養目標以及各階段的培養要求,制定出一套對學生的獎懲辦法和條例,依據這些辦法和條例,衡量學生的表現,確定獎懲。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學生在思想、學習、行為、品德及遵守規章制度等方面有關情況或資料進行收集、登記和整理綜合,從而作出合乎學生本來面貌的客觀評價。

(四)反饋作用。常規行政管理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管理制度的一種檢驗過程。常規行政管理的指導思想、組織協調和所訂的規章制度是否合理,管理過程是否得體,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是否科學,管理的效率是否高,管理是否符合學生的實際,諸如此類的問題,只有通過反饋才有可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四、樹立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的新觀念

觀念雖然是客觀的反映,但它同時又支配和影響著人們的行動。要突破常規行政管理中的某些框框,首先得從觀念轉變人手,只有常規行政管理觀念的更新,才會有常規行政管理行為的轉變。

(一)樹立創新觀念。隨著時代的發展、教育改革的深人、市場經濟的沖擊,各種文化的沖突和整合以及大學生群體的變化,原有的一些程式化的常規行政管理已變得不再完全適用,因此也不能再套用和照搬原有的管理方式。應從實際出發,用發展的眼光,借鑒國內外的一些先進的管理經驗,大膽地進行創新,從常規行政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體系和管理方法上進行新的摸索,走前人和別人沒有走過的管理之路,逐步形成新的管理理論。

(二)樹立信息觀念。當今的時代信息瞬息萬變,大學生正處在接受知識、獲取信息的最佳年齡段,他們思想活躍,接受信息快,容易與時展的脈搏產生共振。因此,在大學生的管理過程中,要想隨時把握他們的發展趨勢,了解和研究他們的新情況,不斷解決新問題,就必須建立起信息觀念。比如,學生中橫向聯系的社團組織,由少數發展到多數,由單學科發展到多學科,由學校發展到社會,向著縱橫交叉的網絡化組織發展。如果管理者還是墨守成規,閉目塞聽,不樹立起信息觀念,要想對此進行管理,是很難的。

(三)樹立服務觀念。常規行政管理者必須正確對待大學生在教育和管理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學生不僅是教育、管理的對象,也是管理的主體,所以管理者在把學生作為管理對象的同時,也要把學生作為服務的對象,從政治思想、道德品質和學習生括等方面全面關心學生,服務學生。因為“要搞好人的管理,有效地調動人的積極性,就必須從人的心理規律及其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形成的心理特征出發”,⑤關心學生,服務學生,正是考慮及滿足學生某些心理需要的表現,在常規行政管理中取得學生的理解與支持,使學生能自覺糾正某些片面的認識和過激行為,真正起到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作用。

(四)樹立整體觀念。學生常規行政管理工作,從橫的結構關系看,有學習和生活等各個斷面,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縱的層次關系看,從校、系到班級,有行政管理部門又有學生各級組織,他們之間既有上下的關聯性,又有各自的獨立性;從常規行政管理活動看,既有管理的連續性,又有其階段性,同時常規行政管理與其他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還有一個整體協調的問題。因此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工作,必須有全局觀點,有一個系統的運籌規劃。堅持管理工作與教育工作相結合,與思想工作相結合,堅持常規行政管理與其他工作相結合,只有這樣,才會發揮其管理的整體作用,克服與教學管理、后勤管理等彼此脫節的狀況。

總之,大學生常規行政管理工作有其相對的獨立地位和作用,它在大學生的成長和發展過程中有著思想政治工作等不可取代的特殊影響力。目前大學生管理工作存在著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和新情況,原先那套學生管理辦法不可能完全適用,因此作為管理者應聯系實際,進行理論上的探討,以提高大學生管理的實際效率與水平。

注:

①顧翔主編:《大學生管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0頁。

②④李錦坤主編:《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系統工程》,天津人民出版社l988年7月版,第120、242頁。

③何鐘秀等著:(領導與管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24頁。

篇(2)

二、研究設計

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節正是這一學科研究內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經典教材為樣本進行分析,可以窺探這一學科的研究主題概貌。本研究選取中西經典教材為樣本,并佐以中西比較。西方經典教材主要從“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經典譯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典教材系列中挑選,輔之“公共管理學科系列教材”(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譯叢”(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譯介國外學術成果的窗口,結合北大、清華、復旦、中大、廈大等高校的博士參考書目,最終篩選出10本出現頻率較高的教材。樣本分布為其中5本來自美國,余下5本分別來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國內教材的來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學科帶頭人、或其著述入選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國內學人文庫的學者所編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個獲得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博士學位點的985高校各挑一到兩本教材,以反映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傳統和狀況;二是黃達強、夏書章等前輩早年編著的教材;三是臺灣學者的5本教材。這三類教材(共24本⑤)的選取有利于作縱向和橫向比較。基于評估需要,筆者從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標制成統計量表,編碼錄入,以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國外的教材,則以版權頁的時間為主。設計這一指標可以了解教材的新舊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幾版,據此可以判斷教材的受歡迎程度。版本越高,說明該教材越是被廣泛使用。(3)國家。指教材在哪個國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國外教材選取的代表性。(4)寫作情況。指該教材是專著、合著、編著還是主編,共四類。(5)章數。指該教材共有幾章,把導論計算在內。(6)邏輯體系。指該教材的內容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可從教材的目錄判斷,或者作者的序言、譯者序中尋找,次之則根據教材的內容來判定。(7)特色。指該教材的與眾不同之處,例如《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一書是經典理論和案例的匯編,通過案例闡釋概念理論;再如《行政科學》一書的行政法和比較行政的色彩濃厚等。(8)研究主題及其頻數。研究主題大體與教材的章節名重合,有些章節名出于統計的需要筆者做些改動,以便歸類。在所有樣本中加總各類研究主題的出現頻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頁數。指該章節在教材中所占的頁數,為了消減誤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頁減去本章的起始頁得出。頁數越多,表明該章節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該研究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為三個等級(1為不重要、2為一般重要、3為比較重要)。通過計算該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判斷。(11)變動情況。指該研究主題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節,或者是指該研究主題在修訂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動,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我們可以通過新舊版教材的對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結果分析與比較

(一)教材命名與范式轉變所選樣本中從書名來看,國外沒有一本教材命名為“公共管理學”的⑥,與國內的教材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另外一項研究[5]所發現的,國外仍以傳統公共行政為主流,其他新興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該領域的前輩夏書章、黃達強、竺乾威等人,臺灣學者也偏好取名為“行政(管理)學”或者“公共行政學”外,國內的新版教材都命名為“公共管理學”。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國內學者關于公共行政學范式變遷的不同看法?有學者為此通過210本行政學教科書的內容研究,發現從傳統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雖然在內容安排上有差異,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義”價值觀取向下進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行政學范式沒有發生轉換[4]。國外學者似乎對在公共管理中應用“范式變遷”不太感興趣,只有歐文•休斯主張新公共管理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時指出范式變遷是一個漸進過程,“管理主義改革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6]筆者也試圖在國內教材中尋找編著者命名的初衷,發現公共管理學作為當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諸多的難題和大量批評,它并未形成統一的成熟的理論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話語的生成與流行大概與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確立公共管理學為管理學門類一級學科有關,只能以此來解釋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編著與經典國外教材版本的均值為3.7,其中《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經典之作。相反,國內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雖教材名目眾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襲,鮮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編的《行政管理學》已出版四次,其它影響較大的教材如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陳德禹編著的《行政管理》(修訂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該教材越是受到讀者歡迎;出版越早,多被譽為經典。究其原因,國內的行政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八十年代才起步,雖處于快速發展中,但知識體系的積累緩慢,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更是任重道遠;與美國將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學科發展史相比,仍屬年輕后輩的學習階段。經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鑄就,更需學科歷史文化的積淀與傳承,“新”是建立在“舊”的基礎上。教材的編著情況也印證這一點,所選樣本中國外的教材60%是專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主編。而國內的71%為主編,2本為編著,只有5本為著⑦,而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陸的,另外4本是臺灣的。一般來說,主編的教材很難保證教材整體的質量,因編寫者的素質而良莠不齊,很難引為經典之作(除非是學科的開山之作,譬如夏書章、黃達強主編的教材,即使這樣,也只能堪稱國內經典)。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即幾個人、十幾個人寫一本教材,東拼西湊,“洋為中用”,內容充斥著相互“借鑒”、相互克隆的東西,結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復的狀態。這也可解釋為什么國內教材短短幾年間雨后春筍般的涌現而經典甚少,主編的教材往往寫作周期較短,有如飲食中的快餐,而經典教材則如燉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數、頁數與邏輯體系國外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4,眾數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勝的《行政學》)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學》);國內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3.47,眾數為13,最小值8(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從以上統計值來看,結論比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為宜(包括導論),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國外教材為例,總頁數均值為480.4,如按14章來算,則每章占34.31頁,和每本教材章節的頁數均值36.92大體相當。而教材的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析結果表明,國外教材70%有著內在的邏輯體系,而國內教材章節的前后邏輯關系不明顯,對行政環境、行政職能、行政組織、行政領導、人事行政、財務行政、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監督、行政改革與發展以及機關內部事務管理等傳統模塊內容進行任意取舍編排,似乎誰先誰后無關大礙,走近了所謂的“教材叢林”。恰如某學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舊延續了過去模式的做法,至于這些模塊之間的有機聯系是什么,語焉不詳,結果給人一種零亂的感覺,現有研究更沒有自覺去尋找整個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缺乏一條紅線,一個核心把來自各方面的知識串聯起來”。[3]雖然國內教材章節的邏輯體系不明晰,但其編排套路仍可歸為三種:其一,多數教科書(54.17%)因循以往行政學模塊式做法,在教材編寫體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過程為主線,篇章安排沿襲懷特《行政學概論》(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為夏書章、王樂夫編著的《行政管理學》,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導論》影響,按照當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進行編著,注重將工商管理的技術、方法與工具如績效評估、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中來。這類教材(占到33.33%)近年陸續出版,典型代表為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其三,將傳統公共行政學與公共管理模式相結合進行編著,試圖在公共行政管理的過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這類教材居少數,只有12.5%,以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為代表。

(四)特色從編寫方法、行文風格、取材構思、理論視角等方面來評價國內外的經典教材,筆者發現國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異彩紛呈,生動活潑,可讀性強。除了前述兩本外⑧,比如羅森布魯姆的《公共行政學》從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描述、闡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過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學新論》用大量現實資料及案例對公共行政學的原理進行深刻的闡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學的政治視角。再如西尾勝的《行政學》以制度論、管理論和政策論構建全書的體系,以一般的理論為前提演繹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濃厚。還有《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梳理了美國公共行政的百年發展與困境。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相比之下,國內的教材則體裁單調,內容趨同,結構呈板塊式或要素排列式,許多版本沒有明顯的特色。正如薄貴利所言,“行政學的一些著作和教科書,相互模仿和抄襲的比較多,在理論體系上和邏輯結構上鮮有突破和創新。讀了這本書,再讀另一本書,許多人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7]從教材的編著取向看,臺灣的教材則反映公共行政作為一種公共部門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現出濃厚的管理主義取向,樣本中陳德禹的《行政管理》最為明顯,內含了管理學中的組織、計劃、決策、授權與分權、領導、人事等主題。大陸早期如黃達強、夏書章等編著的教材,也是一種以提高行政效率為核心的管理主義取向。從內容寫作看,多數教科書停留于泛泛而談的水平,對于中國行政管理原則、特點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學理和法律文本,沒有直面現實的問題和差距,公共管理學的實踐性與操作性沒有充分體現。具體說來,教材每一“板塊”或“要素”的內容,大致都是含義、特征、分類、地位、作用等幾個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無大差別。這種“標準化”現象緣于多數教材編寫者缺少從事公共管理的經驗和感性認識,所以簡單歸納概括、理論演繹的情形比較多,無法為公共管理實務者提供切實的指導。從敘述論證看,過于宏大敘述,缺乏事實資料支撐。翻閱國內樣本教材,幾乎很少看到來自行政管理實踐的調查、統計、案例、數據。比如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內容,大多停留于理論演繹,大多闡述西方政府間關系的歷史與現實和我國政府間關系的現狀與改革,而中央、省、市、縣、鄉鎮等各級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職權到底是怎樣劃分的?這些問題卻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決策,現行教材中所介紹的決策程序都是四個步驟或三個步驟,內容比較空洞,反映不了黨委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題通過對各研究主題的頻數統計,國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題如表1所示。再根據該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識別該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這十大主題,我們不能只看其頻數的高低,更要結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導論”這一節,雖然是90%出現率,在教材中卻屬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組織理論”雖然頻次略低,從所占篇幅來看在教材中卻屬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這也反映了公共組織理論作為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石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同。“績效管理”作為新興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熱捧,出現頻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與時俱進、貼近政府改革實踐。國內教材的研究主題按其頻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組織、行政領導、法制行政、政府職能、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政府倫理與責任、公共財政等等。兩相比較,國內外教材的研究主題大體相近,如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組織理論、責任與倫理、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等主題受到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國內教材保留了一些傳統的行政學研究主題,如行政領導、機關管理、行政溝通與協調、行政權力等,還根據政府管理的變革突出一些新主題,如政府職能轉變、危機管理。但是“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這門“顯學”還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同樣地,對于政府間關系、戰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題仍顯研究不足。

筆者認為,好的教材要能指導學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學位的教育,因此筆者通過以下的兩個比較分析來檢驗現有的經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導學術研究和學位教育。一是與中美兩國的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領域比較。因為博士論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質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學科研究的現狀與水平的直接體現。據學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論文的核心議題如下(其排列次序隨著國別、年度浮動):行政理論、比較公共行政、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政府間關系、管理科學、組織理論及行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兩相比較發現,國內的博士論文聚集于行政理論、管理科學和政策分析,較大部分論文集中在對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較少涉及理論探索、檢驗和論證等基礎性研究,而對美國90年代博士論文新近出現的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組織理論及行為等核心議題關注不夠,研究不足。這印證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結論,國內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導研究生學位的教育,教材的編寫和博士論文的寫作脫節為“兩張皮”。而組織行為的研究,筆者認為將是公共行政學邁向科學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國博士論文從類似工作報告的對策研究走向強調理論驗證或推導,更為強調定量技術的科學研究。二是與學術界的研究主題比較。

學術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形式是期刊論文,通過統計分析中國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論文,大體可以獲知學者們關注的研究領域。何艷玲[9]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行政科學的研究主題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學(包括行政倫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財政(9.8%)、行政組織職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決策、公務員制度與人力資源、績效評估(行政效率)、政府間關系等領域。兩相對照發現,學界的研究主題大體與國內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論文更注重實效性,緊跟“行政改革”,探討“政府間關系”,研究NGO回應社會問題,同時兼顧傳統的研究領域如政府倫理與責任、行政文化等。統計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軟肋。數據資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說明過去,解釋現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卻難以前瞻性的規劃未來。正如登哈特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家們之所以無法產生恰當、適用的知識,是因為他們對實證主義的信奉,是他們把自己的學術活動局限在資料收集和統計處理上,從而只能得出經驗主義取向的理論”。[10]119基于研究主題頻數統計分析的結論也只是說明了學界過去和現在在做哪些領域的研究,卻不能指出我國行政學者在未來應該做哪些研究。根據轉型期中國公共管理的實踐發展和現實需要,筆者認為公共企業、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行政、非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管理、社會政策與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司法行政等這些出現頻率較低的研究主題恰好是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公共管理視閾下的國有企業研究幾近空白,這是未來應該加以重視的研究主題。

篇(3)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朱慕菊指出,以校為本的教研,是將教學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學校,以課程實施過程中教師所面對的各種具體問題為對象,以教師為研究的主體,理論和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強調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性研究的主體,理論和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強調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性研究,既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又注重經驗的總結、理論的提升、規律的探索和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保證新課程改革實驗向縱深發展的新的推進策略。校本教研是基于校級教研活動的制度化規范,其基本特征是以校為本,強調圍繞學校自身遇到的問題開展研究。學校是教學研究的基地,教師是教學研究的主體,促進師生共同發展是教學研究的直接目的。

概括地說,校本教研,就是為了改進學校的教育教學,提高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從學校的實際出發,依托學校自身的資源優勢和特色進行的教育教學研究。

有關專家認為,所謂校本教研,也就是教師為了改進自己的教學,在自己的教室里發現了某個教學問題,并在自己的教學過程中以追蹤或汲取他人的經驗解決問題。也有人把這稱之為“為了教學”、“在教學中”、“通過教學”。

“為了教學”,是指校本教研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驗證某個教學理論,而在于“改進”、解決教學中的實際問題,提升教學效率,實現教學的價值。

“在教學中”,是指校本教研主要是研究教學之內的問題而不是教學之外的問題;是研究自己教室里發生的教學問題而不是別人的問題;是研究現實的教學問題而不是某種教學理論假設。

“通過教學”,是指校本教研就是在日常教學過程中發現和解決問題,而不是讓教師將自己的日常教學工作放在一邊,到另外的地方做研究。

(二)校本教研的主要特征

第一,校本教研的主體是教師。教師即研究者,是新課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問題、明確問題,并以此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是以研究者的身份置身于教學情境之中,以研究者的眼光審視和分析教學理論和教學實踐中的各種問題,對出現的問題進行探究,對積累的經驗進行總結,使其形成規律性的認識。

第二,校本教研是在教育教學情境中生成的教學研究。校本教研不同于學術性的專業研究,而是基于學校,為了學校而進行的實踐性教學研究。這種研究的重心在學校,基地也在學校。校長是第一責任人,教學一線教師是研究的主體,專家及其他教研人員下到學校提供指導和幫助。

第三,研究對象是教學中亟待解決的具體問題,是教師自己的問題。教師在教學實踐中,能夠直接了解到教學的困難和問題,能立刻感知問題的所在。因而,教師最有條件也最有資格開展這種應用型研究。許多教學問題如果脫離具體的教學實踐去研究——盡管理論上看上去很完美,實際上是經不起教學實踐的檢驗的。多年來師范生最感枯燥無味的課程恰恰是教育學和心理學,這是最有力的證明。因為它和真實的教學情境有距離,也無法解決具體教學中的問題。在具體教學情境中出現的問題,只有任課教師才最有資格去研究它,解決它。

第四,自我反思、同伴互助、專業引領始終貫穿在研究過程之中。教師個人的自我反思、教師集體的同伴互助、專業研究人員的專業引領是開展校本教研和教師專業化成長的三種基本力量。自我反思是開展校本課程的基礎和前提。校本教研只有轉化為教師個人的自我意識和自覺自愿的行為,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實和實施。校本教研是一種合作性的參與式研究,強調研究的民主性,包括教師之間、教師與專家、學校管理者、其他合作者之間的相互協作與支持。以校為本的教研,還應有專業研究人員的參與,學校要積極主動地爭取他們的支持和指導。專業研究人員要以高度的責任心和滿腔熱情,積極主動地參與校本教研制度的建設,努力發揮專業引領的作用,為學校和教師提供切實有效的幫助,并虛心向教師學習,在改革的實踐中不斷地提高自己。

(三)校本教研的基本理念

校本教研的理論基點是,學校是真正發生教育的地方,教學研究只有基于學校真實的教學問題才有直接的意義。校本教研旗幟鮮明地強調三個基本理念:第一,學校是教學研究的基地;第二,教師是教學研究的主體;第三,促進師生共同發展是教學研究的主要而直接的目的。

第一、學校應該是教學研究的基地

校本教研強調學校是教學研究的基地,這意味著要把教學研究的重心置于具體的學校教學情境中,因為教學研究的問題是從學校教學實踐中歸納和匯集的,而不是預設和推演的,所以要在學校的教學情境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對于許多教學問題,如果脫離了具體的教學情境抽象談論是容易做到的,但意義不大。比如,在實施新課程的過程中,三級課程管理政策對學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學校不僅要創造性地執行國家課程和地方課程,還有權力和責任開發適合本校特點的校本課程,這樣就會出現與以往任何時候都很不相同的教學情境,再加上各個學校的情況差異較大,對于具體學校而言,解決所謂“面上”的教學問題就顯得不那么“真實”,總有一種隔離感,不能對學校的教學實踐產生直接的影響。如校本課程如何開發?綜合實踐活動如何開展?大班額背景下如何體現學習的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等等之類的問題,只有把它們置于學校的具體教學情境中才可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如果教師持續地關注某個或某些有意義的教學“問題”,想方設法(“設計”)在教學“行動”中解決問題,并且不斷地回頭“反思”解決問題的效果,那么教師的教學工作就同時具備了教學研究的性質,教學質量和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強調教學研究的基地是學校,這意味著教學研究的工作方式將發生很大變化。一方面,學校內部的教學研究要立足于學校自身的真實教學問題,另一方面,校外教學研究機構不僅要采用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還要更多地采用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傾聽和反映學生、教師和校長的教學要求和教學問題。教學研究除了研究教材、教參和教法之外,還要重視研究學生、研究課堂、研究學校、研究課程。如果只是傳達指示和分派任務,即使天天在學校,也不能說教學研究的基地在學校。

第二、教師應該是教學研究的主體

校本教研強調教師是教學研究的主體,認為教學研究不能只是少數專職研究人員的專利,還應該是所有教師的權力和責任。只有當越來越多的教師以研究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教學實踐和教學工作,并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提高解決實際教學問題能力的時候,學校教學質量的普遍提高才有真正的可能。

以教師為主體所從事的教學研究不同于以倡導“思想觀念”和“理論流派”為己任的象牙塔式的研究,應該是“問題解決”式的行動研究,自覺和主動地致力于探索和解決自身教學實際中的教學問題,從而達到改進教學實踐和提高教學質量的目的。

強調教師是教學研究的主體,就應該對中小學在教學研究中的一些誤區加以澄清。例如,在一些學校,教學研究項目僅由學校個別科研能人乃至校外專家代勞,或者教育科研項目越做越大,甚至動輒就要形成某某理論,這不僅讓廣大教師對教學研究望而卻步,也否定了教師從事教學研究的權力和責任,而且這樣的研究游離于教師自身的教育教學實踐之外,脫離教師的經驗范圍,對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起不到應有的支持作用。這些現象的存在和蔓延,會使教學研究越來越遠離學校的教學實踐,這與校本教研機制方面的制度建設跟不上有密切關系。加強校本教研,必須提高教師教學研究的意識和能力。教師成為教學研究的主體是整個教育創新的活力所在。

第三、促進師生共同發展應該是教學研究的主要而直接的目的

校本教研,無論作為一種教學研究活動,還是作為一種教學研究機制,其直接目的都是為了改善學校實踐,提高教學質量,促進教師和學生共同發展。其中的核心是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學生的身心健全發展,這是體現學校辦學水平的主要內容。丟掉了這個直接目的,“以校為本”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考察教學研究的直接目的是否指向改善學校實踐、提高教學質量、促進教師和學生共同發展,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看它是否植根于教師和學生的日常教學活動,是否與學校日常教學行為的改善聯結起來

二、校本教研的基本方法和模式

(一)校本教研的基本研究方法

校本教研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行動研究。行動研究最初由美國心理學家勒溫(K.Lewin)提出,現已廣泛運用于教育領域。行動研究本質上就是用教育科學理論解決教學實踐中的問題,因此,它是校本教研中比較適宜于教師的一種方法。作為研究者的教師,應當在持續的教學實踐中養成“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探究問題——討論問題”的思維習慣,使“研究的意識”貫穿到日常具體的教學生涯中。

行動研究的具體方法有:

多角分析。主要用于問題診斷和課題立項階段。對學校學科建設、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研究,召開由學科教師、學生、研究人員、教學行政管理人員和校長參加的多角分析座談會。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教學現象和問題,尋求共同認可的教改方案。教師通過自我反思,了解教學目標、教學期望與實際教學效果之間的差距;研究人員、教師通過與學生座談,了解學生的感受、變化和想法。

訪談。主要用于問題診斷和課題立項階段。包括學生訪談、家長訪談和教師訪談,了解和征求各方意見。

問卷調查、態度量表和能力測量表。主要用于問題診斷和課題立項階段。設計相關量表對教師和學生進行態度調查和水平測試。

日記/教學反思錄。主要用于研究過程階段。研究人員和教師堅持寫試驗研究的日記/日志,記錄每次研究活動的情況并反思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建議。

課堂觀察。主要用于研究過程階段。對每次試驗課進行課堂教學觀察和記錄。

數碼照片記錄。主要用于研究過程階段。對研究活動和試驗課的情景運用數碼相機進行照片記錄。

錄像記錄。主要用于研究過程階段。運用錄像機對每次試驗課進行課堂教學全程實錄。

個案研究。主要用于研究過程階段。對教師、學生進行個案研究。

(二)嘗試校本教研的“問題——設計——行動——反思”模式

對于如何開展校本教研,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院劉華良博士提出了校本教研的一種操作模式:“教學問題——教學設計——教學行動——教學反思”。

第一、基于教學問題的課題研究

校本教研強調解決教師自己的問題、真實的問題、實際的問題。不過,并非任何教學問題都構成研究課題,只有當教師持續地關注某個有意義的教學問題(即追蹤問題),只有當教師比較細心地設計解決問題的思路之后,日常的教學問題才可能轉化為研究課題,教師的問題意識才上升為課題意識。

強調對問題的追蹤和設計意味著所研究的課題來自教師自己的教學實踐,課題產生的途徑往往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它是教師自己的問題而非他人的問題;它是教室里發生的真實的問題而非假想的問題。

強調對問題的追蹤與設計,意味著校本教研不是隨意性問題解決或經驗性問題解決。教師雖然在日常教學中從來就沒有遠離過解決問題,但如果教師只是以日常經驗和慣用策略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想方設法(設計)之后采取行動并持續地反思其效果,那么,這種問題解決只屬于日常性教學活動,算不上研究。

強調對問題的追蹤與設計,能使日常教學中的問題意識與校本教研中的課題意識區分開來。不過,這不是說問題意識就不重要。在教學研究中,常見的障礙既可能是課題意識太弱,也可能是課題意識太強。課題意識太弱的教師容易滿足于以日常經驗解決那些瑣碎的日常問題,自下而不上,不善于在解決日常教學問題的過程中捕捉一些關鍵的,值得設計、追究的研究課題。由于缺乏必要的追究與設計,那些日常的教學問題雖然不斷被解決,但教師卻很難從整體上轉換自己的教學觀念、改變自己的教學行為;與此相反,課題意識太強的教師容易熱衷于熱點問題、宏大問題,自上而不下,對自己日常教學中的實際問題視而不見,或以善小而不為。滿足于大問題、大課題的后果是忽視、輕視了教室里每天都在發生的真問題和產生的真困惑。

第二、基于有效教學理念的教學設計

在確認了日常的教學問題只有經過設計才能轉化為研究課題這個觀點之后,接下來需要澄清的是設計究竟意味著什么。教師日常的教學設計(即備課)所形成的方案即教師的教案。校本教研意義上的設計雖不完全等同于一節課或一個單元的教學設計,但它實際上離不開教師日常的、具體的、以一節課或一個單元教學為單位的教學設計。校本教研中的設計意味著教師在發現某個值得追究、追蹤的教學問題之后,在接下來的一系列的課堂教學的設計(備課)中尋找和確定解決該問題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不過,設計與其說是個體化的備課、寫教案,毋寧說是具有合作意義的(不是形式化的)集體備課和說課。集體備課和說課實際上是借鑒他人的經驗或他人的智慧。當教師在集體備課、說課中借鑒他人的經驗或他人的智慧來設計解決教學問題的基本思路與方法時,這種備課活動或教學設計活動就具有校本教研的意味。

就此而言,校本教研就是以研究的意識來強化教學設計活動。但校本教研中的設計又不只限于備課或集體備課。或者說,當教師期望借鑒他人的經驗、他人的智慧來設計自己的教學方案以便解決某個教學難題時,教師還可以從另外的地方獲得他人的經驗或他人的智慧,比如與專家對話,以及閱讀相關的教學論著。也就是說,一個有責任感的教師總是想方設法地教學,而想方設法又意味著教師既反思自己的經驗,又琢磨他人的經驗。當教師將自己的經驗與他人的經驗做比較時,自己想方設法的教學便有了著落、有了靈感。

第三、基于教學對話的教學行動

行動是指將已經設計好的方案付諸實踐。如果校本教研所設計的方案是一節課或一個單元的教學過程,那么,接下來的行動既包括教師的上課,也包括相關的合作者的聽課(即一般所謂的集體聽課,此時教師的上課被轉化為公開課或稱之為研討課)。

就教師的上課而言,行動不僅意味著觀察事先所設計的方案是否能夠解決問題,而且意味著在教學對話中創造性地執行事先設計的方案。教師一旦進入真實的課堂,面對具體的學生,教師就不得不保持某種教學對話的情境,在教學對話中根據學生的實際學習狀況、根據教學過程中發生的意想不到的教學事件,去靈活地調整教材、調整教案。

第四、基于問題解決的教學反思

在整個校本教研的過程中,反思實際上是貫穿始終的。問題之所以能夠被提出來,設計之所以可能,行動之所以能夠創造性地執行方案的過程,都有反思的介入和參與。也有人因此將設計的過程稱為行動前的反思,將行動的過程稱為行動中的反思,將回頭思考的過程稱為行動后的反思。不過,所謂反思一般指回頭思考,它指教師以及合作研究者在行動結束后回頭思考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查看所設計的方案是否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如果問題沒有很好地被解決,就需要進一步搞清究竟是由于所設計的方案本身不合理,還是因為方案的執行發生嚴重偏離,如此等等。

由于校本教研常常是一種基于教師個體自主思考的合作研究,因此這種反思也可以稱之為集體討論,它與此前的集體備課、集體聽課相呼應。事實上,校本教研需要經常性地與中小學已經存在的集體備課、集體聽課、集體討論等教學研究制度相結合。這樣看時,校本教研與其說是對傳統的教學研究方式的改變,不如說是對傳統教學研究方式的一種落實和恢復。在課后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們一般能夠提出問題,但對于如何解決問題卻往往感到無計可施。教師們的困惑是不知道別人是怎么做的,或者不知道他人的經驗是什么。

由此看來,無論是教學設計,還是教學反思,其關鍵都在于開放自己的眼界,汲取他人的經驗,并將他人的經驗轉化為自己的設計和自己的行動。其實,由于對別人的經驗缺乏了解,教師不僅無法解決問題,而且無法提出問題,導致教師對自己的教學問題因為習以為常反而視而不見。只有反思自己的經驗并使自己的經驗與他人的經驗相互關照,教師才能真正發現和解決問題。

(三)校本教研的“發現問題——組織團隊——學習準備——設計實施——總結反思”模式

上海教科院周衛先生根據美國圣路易部新城小學“推動多元智能行動研究”提煉出來教師校本教研的過程應當是“發現問題——組織團隊——學習準備——設計實施——總結反思”五個階段。他還以臺北縣一所小學的案例對這一模式作了說明:

第一階段是發現問題。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聽課、觀課和研討交流,參加者要發現學校原有教育現場中的問題;而后是整理和收集相關的文獻資料;接著要確定研究的方向,并且擬訂研究計劃。

第二階段是組織團隊。大學研究人員和學校的教師自愿組織成專業發展團隊,努力尋求校方關于課表的安排、人員、經費、時間和設備等各方面的支持。同時,向實驗學生說明開展這次研究項目的意圖,并要征得家長的同意(這是學術道德,即開展一項研究的時候必須征得家長的同意和學生的愿意,而不是隨便把學生當做一種實驗品)。

第三階段是學習的準備。第一,要研讀、研討多元智能的理論,構建團隊的共同愿景。第二,讓每個兒童都親歷各種智能的教學。第三,團隊成員要填寫每個學生多元智能的核對表,教師通過其在實踐中的表現,來診斷和發現每個學生的多元智能。第四,在實驗的全過程中,專家和教師平等對話,分享經驗。

第四階段是設計和實施。這個階段主要摘了兩個單元教學活動,第一個單元叫“歡樂中國年”,就是圍繞過春節的活動來開發學生的多元智能。先是討論教學方案:怎樣才能使每個學生在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中發揮自己的智能優勢?在此基礎上制訂教學目標,而后把教學目標轉換為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還要和家長座談,讓所有學生、家長理解開展這一活動的意義和實施計劃,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在實施過程中,研究人員和教師要觀察學生的表現情況,如果出現問題要及時調整教學內容或者給予指導。隨后,學生要完成“歡樂中國年”寒假作業,整個活動持續幾個月。春季開學后,他們又開展了以“親情”為主題的單元教學活動。讓學生完成圍繞“親情”這一主題的相關報告,并組織全班交流,觀察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和他們各自能力提升的情況,同時對學生進行個別訪談

整個研究過程,要非常注意資料的收集。第一,要把所有活動的過程記錄下來。第二,在每次活動中,對研究者要進行現場的觀察和記錄(這叫做“第三只眼睛”):研究人員和教師是如何互動的?最初的觀點是如何發生碰撞的?研究計劃在實施過程中發生了哪些改變?通過研究如何提煉出一個主題?等等。第三,是教師和家長的反思札記。第四,是多元智能的分布表和每個學生多元智能的檢核表,每個學生的學習成長檔案袋(從最初的表現到完成一段學習任務后的情況,前后可以作對比)以及對教師、學生和家長的個別深度訪談記錄。

另外,每次活動后都要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就好像我們上完課以后,都要有一個簡單的評課活動:這節課上完以后的感受怎么樣?是不是達到了預期的教學目標?遇到了哪些困惑或者突發事件?這里面有哪些有價值的事件或故事,把它們整理出來,從中可以提煉哪些觀點?等等。還要注意對原始材料進行編碼分類,然后理出一個研究的線索,或者逐步概括出一個主題來。此后,通過反復的比較和思考,形成一個描述性的研究報告框架。最后,要對所有資料進行檢核和加工,完成研究報告。

(四)敘事研究——表達校本教研的成果的一種方法

所謂“敘事研究”,也就是由研究者本人(“我”)敘述自己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包括所研究的問題是怎樣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提出來后“我”是如何想方設法去解釋問題的;設計好解決問題的方案后“我”在具體的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又遇到了什么障礙,問題真的被解決了嗎?如果問題沒有被解決或沒有很好地被解決,“我”后來又采取了什么新的策略,或者“我”又遭遇了什么新的問題?

當“我”這樣敘述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時,已經在思考或反思,這也就使“我”的經驗性教學轉化為某種反思性教學。

更重要的是,當“我”這樣敘述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時,“我”已經在收集研究資料和解釋研究資料。敘述的內容也就構成了“我”的可供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這種研究報告使以往的“議論文”、“說明文”式的研究報告轉換為某種“記敘文”式的、“散文”式的、“手記”式的、“口語”化的心得體會。它顯得更親近讀者或聽眾,更容易使有類似經歷的人通過認同而達到推廣。

這樣一來,校本教研的基本過程就轉換為由中小學教師講述自己(“我”)的教育故事:

第一,是我講我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他人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行動研究的報告都可以視為一種教師的“自傳”。

第二,講述的是一個過去的、已經完成的教育事件,而不是對未來的展望或發出的某種指令。它所報告的內容是“實然”的教育實踐,而不是“應該”的教育規則或“或然”的教育想象。

第三,所報告的內容往往是我參與的研究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真實的教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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