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貨幣政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假設的提出

研究表明，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全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省份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技術進步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郭慶旺、賈俊雪，2005）。這意味著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環境和投資環境，在量的方面增加公司利潤，而且可以在質的方面提高公司效率。另外，由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增發國債等方式擴大購買支出，通過轉移支付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借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增長；通過稅收政策減少稅收支出，進而刺激公司再投資，拓展資本規模。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利于公司會計業績的增長。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常意味著貨幣供給增加和利率下降，信用也變得更加充足，新的投資項目將更為有利可圖；與此同時，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每一利率水平下的需求也會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公司有更好的盈利機會和盈利水平。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假說1：假說1：擴張性貨幣政策與公司的會計業績顯著正相關。

三、模型設計

1.模型設計。為了檢驗不同貨幣政策下的公司績效之間的差異，本文使用績效的托賓Q模型，此模型是近來研究公司績效的學者常使用的模型（Fazzraietal，1988，KaplanandZingales，1997，Duehinetal，2009）。具體模型如下。AP代表會計業績包括三個指標：營業利潤率、利潤率、凈利潤率（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和凈利潤除以年度平均總資產），t代表時間下標，i代表公司下標，TobinQ代表公司成長機會，LDBL是財務杠桿，MP表示貨幣政策類型啞變量。

2.貨幣政策類型的界定方法。根據對2007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解讀，我國貨幣政策根據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了相機適應性調整。雖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沒有列示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及其類型，但是，我國自2001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1季度一直使用穩健性貨幣政策，中間雖然也存在一些微調，但都沒有更改基本的貨幣政策類型。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是從2007年第二季度開始的。為了控制經濟增長過快，公司績效過度，國家及時采用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適度從緊貨幣政策實施了兩個季度后，政府認為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過快，貨幣政策改為緊縮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實施了三個季度，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從增長過快轉向趨冷，自2008年第3季度開始采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偟膩碚f，從2007年第2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實行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從2008年第3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實行的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11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實施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

四、樣本選取及假設檢驗

本文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公司財務數據使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報告數據，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剔除下列公司數據：（1）公司財務數據中存在缺失值的數據，（2）季度銷售收入增長兩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3）總資產季度增長一倍和減少一倍的數據：（4）金融行業公司數據。為了保持更多樣本觀測值，將主要研究變量的上下1%的數據使用1%分位和99%分位值替代?？紤]到季度數據可能存在季度變化特征，在設定研究視窗時，既要考慮貨幣政策的變化，又要考慮數據季度特征的影響。因此，本文將研究視窗設計如下表。

1.描述統計。從上圖中可以看出，所研究變量的均值基本都大于中位數，說明這些變量都存在右偏。由于篇幅原因沒有列出主要變量各季度均值變化表，表中可以看出，托賓Q值和流動比率成周期性的，反向變化。從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央銀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在此期間，公司托賓Q值都高于均值，其它季度公司托賓Q值都低于均值，這表明緊縮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抑制經濟增長過快。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受貨幣供給的影響，公司的價值在逐漸減少。

篇（2）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F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F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墒牵驗殂y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A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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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作為國際貿易中主要結算貨幣的美元和歐元的匯率都經歷了大幅波動，我國企業與很多貿易伙伴國企業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來規避風險。2009年，我國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以及東莞5個城市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通過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國跨境結算業務規模已經是當初試點時期的800多倍。根據匯豐銀行預計，人民幣在2015年將成為全球三大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之一。

3.新增常備借貸便利工具我國央行在2013年開始利用一種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常備借貸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簡稱SLF)，在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出現短暫性波動時選擇性運用。這種貨幣調控新工具的特點是由金融機構主動發起，與金融機構進行定向交易，交易對手覆蓋范圍廣，主要為政策性銀行和全國性商業銀行。常備借貸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發放，信用評級較高的債券、優質信貸資產等均可作為抵押品，有時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進行發放。這種政策工具期限一般為1～3個月，利率水平是根據貨幣政策調控需要、引導市場利率的需要等因素進行綜合確定。

二、效果評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備借貸便利政工具，對于我國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進行評價。

(一)金融市場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使基礎貨幣大幅增加。投資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政府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有利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在中央財政資金投放不到4千億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放達到了11萬億元規模。在銀行借款主體結構中，地方政府融資貸款規模迅速擴張。截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平臺貸款額達7.38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萬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6月末，我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超過30萬億，其中全口徑地方政府性債務共17.89萬億。這些新增信貸規模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的隱憂，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象也會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加快了我國經濟復蘇，帶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我國自2013年初創設常備借貸便利以來，央行通過綜合運用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來管理流動性，已收到了顯著成效。在貨幣市場受到沖擊出現短暫的波動時，通過利用常備借貸便利進行金融市場的調控，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這也順應國家對宏觀調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場上利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利于調節市場流動性的供給，有助于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從而可以防范金融風險。

(二)宏觀經濟方面據統計，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逐步回升，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同期，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在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的關鍵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長。說明通過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現通貨緊縮。但隨著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快速恢復以及此前國家出臺的擴張性政策，政府的四萬億投資以及銀行系統信貸投放，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F象，從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通脹期，我國的CPI平均值為3.8%，2011年3月至10月這8個月的CPI都超過了5%。由以上數據可知，政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減緩通縮壓力的效果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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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子銀行對貨幣供應量調控機制的影響

從某種程度上看，影子銀行能夠取代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擴大社會信貸投放量。影子銀行信用創造功能可以幫助企業從商業銀行以外獲取信貸資金，并將這部分資金存入到商業銀行，這就擴大了社會貸款供給總量。另外，影子銀行提供的各種金融產品和信貸業務，其利率往往比商業銀行利率要高得多，這就會吸引大量社會儲蓄，減少商業銀行存款，流動性要求減低，由商業銀行決定的超額準備金也會相應的減少，這會放大貨幣乘數，增大社會貨幣投放量。另外，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開展合作，將大量資金置于銀行體系之外，打破了傳統貨幣供給機制平衡，降低了人民銀行預測貨幣供求關系變化的準確性，無形中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總而言之，影子銀行體系通過信用創造功能擴大了金融市場信貸投放量，影響正常的貨幣供應量調控機制，削弱了貨幣政策實施效果。

2.影子銀行對傳統利率傳導機制的影響

傳統利率傳導機制為：緊縮性貨幣政策i上升I下降Y下降。也就是說緊縮性貨幣政策會促使利率i上升，這就會增加企業融資成本，導致社會投資I下降，最終導致社會總需求和總產出Y下降。如果存在影子銀行的話，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信貸利率i提高，企業會減少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量，轉而通過影子銀行融資。因此，社會投資I可能不會發生明顯變化，甚至會上升，社會總產出和需求不變或增加，這就削弱了人行的貨幣政策實施效果。

二、對策和建議

1.健全和完善貨幣傳導機制

(1)突出商業銀行的傳導地位。

要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嚴格限制各類金融交易行為范圍和幅度，從源頭上化解金融市場主體有效性缺位的問題，在商業銀行體系內部建立一套貫通的政策響應和執行機制，為實施貨幣政策奠定堅實基礎。同時，要引導商業銀行信貸向中小企業傾斜。商業銀行體系是我國貨幣政策主要傳導機制，而中小企業融資主要渠道又是商業銀行信貸業務，這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有效實現的關鍵環節。目前，商業銀行信貸資金主要流向大企業、國有企業以及少數行業，這使得中小企不得不向影子銀行尋求融資機會，產生了大量不規范的借貸行為。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小企業信貸融資體系，徹底化解中小企業信貸難問題，是有效規避影子銀行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2)增強宏觀調控機制針對性。

人民銀行要加強影子銀行資金價格分析，對不同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對流動性影響機制進行深入研究，以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采取正確的措施規避影子銀行的負面影響。在社會流動性充裕的前提下，貨幣政策要充分利用利率手段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加強對金融產品的監控，有效遏制影子銀行對流動性調控的干擾。

2.完善貨幣政策工具

(1)調整準備金的統計口徑。

在存在影子銀行的情況下，大量流動性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顯著降低了商業銀行實際提繳的法定準備金。如果將經影子銀行流通的資金計入到貨幣供給的統計范圍內，就可以計算出更加貼近社會流動性實際情況的準備金數值，從而有效化解影子銀行干擾社會流動性的問題。

(2)提高再貼現工具的作用效力。

一直以來，國內再貼現工具利用頻率較低，隨著影子銀行影響力不斷增強，商業銀行消化持有票據的途徑選擇越來越多，這顯著降低了對央行貸款的依賴性。因此，要提高再貼現工具的效力，一方面要對當前金融市場上的票據理財、變相票據、"雙買斷"等操作加強規范。同時，要進一步規范會計操作行為，及時發現問題并嚴厲查處。另一方面，要明確再貼現工具的功能地位。過去以來，再貼現工具主要充當了市場培育和資金結構調整工具，通過對貼現對象和貼現條件的約束來調節經濟結構，而忽視了其調節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功能和作用。今后要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逐步建立起市場化的、以票據市場利率為基礎的再貼現利率，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引導社會流動性，不斷增強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

(3)加大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力度

公開市場操作是央行實施貨幣政策主要手段，但我國目前尚沒有完全發揮其作用，實質沒有發揮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調節功能。央行票據存在的持有主體、期限結構、發行成本等問題難以有效激發金融市場的活力。因此，從長期來看，要盡快健全和完善國債市場，特別是短期國債發行和提高國債上市流通效率，合理配置國債市場資源。另外，要將同業拆借市場、短期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等優化組合起來，形成完整的貨幣市場體系，加強各專業市場之間的協調配合，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社會資金流動性，并形成合理的市場利率機制，并準確傳遞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實現其調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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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數據來源我們首先收集了2003~2013年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月度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但考慮農業銀行和光大銀行上市較晚，數據嚴重缺乏，我們將其剔除，剩余14家銀行①。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中國國家統計局以及各銀行年報，由于某些數據的缺失，得到一個非平衡的面板數據。

（二）變量選擇1．貨幣政策（MP）現階段，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結合使用了多種價格和數量型工具，難以找到有效的綜合貨幣政策的變量（徐明東、陳學彬，2011）。考慮模型穩健性，以法定存款準備金率（req）、一年期貸款利率（rl）和7天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rc）②作為貨幣政策變量。2．銀行審慎監管（SUP）資本充足率（car）、杠桿率（lev）、流動性和撥備覆蓋率（pvc）是中國銀行業四大監管工具（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1）。參考胡利琴、彭紅楓等（2012）等學者的研究，選取流動性比例（lra）作為流動性監管的替代變量。3．風險承擔（RISK）根據已有實證文獻，常用的銀行風險測度指標主要有Z值、風險資產占比、不良貸款率、特許權價值和預期違約率。但依據前文分析，貨幣政策主要通過改變風險容忍度及風險偏好導致風險承擔增加。因此，參考陳玉嬋和錢利珍（2012）等的研究，我們使用風險資產占比（RiskT）①作為銀行風險承擔的替代變量?？紤]到模型結果的穩健性，在后文中使用不良貸款率（npl）進行穩健性檢驗。4．其他控制變量（control）我們控制了可能影響銀行風險的其他因素。第一，使用銀行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ta）衡量銀行規模。第二，宏觀層面上控制經濟環境gdp增長率（gdpg）②，以及影響銀行信貸風險的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house）。另外考慮到當期風險承擔與銀行規模存在相互影響，對銀行規模做滯后一期處理。

（三）模型構建根據研究目的，主要考查兩個模型的實證研究。模型一：檢驗中國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關系，驗證風險承擔渠道。其中，i表示截面銀行個數，t表示變量當期值，t-1表示變量滯后一期值，j表示該銀行所在地區。我們關注MP的系數β2的符號及顯著性。如果為負，則說明在其他因素被控制的條件下，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即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增加銀行風險承擔，反之則相反。模型二：驗證銀行審慎監管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的異質影響該模型中，加入銀行審慎監管指標SUPi,t③及其與貨幣政策的交叉項MPt×SUPi，t。我們關注參數β6與β7的符號及其顯著性。如果β7為負值，則表示銀行審慎監管與風險承擔負相關關系；如果在β6與β2符號相反，則說明該審慎監管手段可以抵消寬松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作用。

三、計量結果分析

在以上模型中，由于因變量的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會導致解釋變量具有內生性，當該問題與動態性同時存在的時候，我們采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動態面板數據系統廣義矩（SYS-GMM）法對模型進行估計。1．模型一：銀行風險承擔渠道檢驗運用SYS-GMM法對模型1進行估計，得到了如表1所示的結果。Sargan檢驗和AR（2）檢驗表明工具變量合理有效。結果表明，以風險資產占比（RiskT）衡量的銀行風險承擔與貨幣政策成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驗證了中國存在銀行風險承擔渠道，且與國內外研究結論相一致，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了銀行的風險承擔（Jimenezetal.，2009；Altunbasetal.，2012）。在模型的控制變量方面，gdpg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中國銀行業風險承擔具有順周期性，因此監管當局應密切關注銀行在經濟上行時的風險狀況。房地產價格指數與RiskT顯著正相關，表明房勢較好時，企業凈值改善，風險承擔意愿上升。銀行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顯著負相關，表明資產規模越大的銀行，應對風險的能力較強，驗證了“大而不倒”假說。另外，銀行風險承擔的前一期值對當前也存在顯著影響，風險偏好的前期值對當期值存在顯著負影響，表明前期較大的風險偏好，可能會使決策者意識到需要改進自身資產組合狀況，而降低當期風險偏好。2．模型二：銀行風險承擔渠道基于銀行審慎監管影響的異質性檢驗模型二中，我們加入了銀行審慎監管及其與貨幣政策的交叉項，為了避免過多解釋變量導致模型多重共線性及自相關，我們依次加入各監管變量及其交叉項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Sargan檢驗和AR（2）檢驗結果表明工具變量有效。表2中，模型（1）至（4）檢驗了銀行審慎監管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傳導的影響；（5）至（7）檢驗了銀行審慎監管對一年期貸款利率傳導的影響；（9）至（12）檢驗了銀行審慎監管對7天同業拆借利率傳導的影響。檢驗結果表明，資本充足率、杠桿率和撥備覆蓋率與銀行風險承擔顯著負相關。而且這三個指標的加入并沒有改變貨幣政策與風險承擔的符號及顯著性，再次驗證了該渠道的穩健性。交叉項系數與MP系數符號相反，表明該監管指標的加入對貨幣政策沖擊起削弱作用，即資本充足率、杠桿率和撥備覆蓋率越大的銀行，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越不敏感。表明銀行審慎監管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有調節作用。不同的是，流動性指標的加入不僅改變了貨幣政策的符號，交叉項的系數也與其他三個監管指標不同。這表明在流動性監管顯著影響的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會降低銀行的風險承擔，這是由于道德風險引起的，因為我國銀行雖然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大都受政府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銀行資產價值及特許權價值，降低道德風險及風險偏好。另外，流動性比例系數為正，表明流動性越強的銀行，出于對自身流動性的信任，風險承擔意愿就越強，這與常理不悖。交叉項系數為負，與MP系數符號相反，表明其與其他監管指標一樣對貨幣政策沖擊起削弱作用，不同的是：流動性監管削弱的是貨幣政策降低風險承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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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理論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領域的基礎理論之一，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由此得到迅速發展。預期理論主要研究微觀主體根據已有信息對未來經濟發展路徑做出判斷以及這一判斷與實際經濟走向的相互影響關系，其中蘊含著微觀主體利用學習能力進行信息更新的意義［1］。隨著學術界對預期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接觸到了異質預期的概念,異質預期的基本含義是指由于不同主體在認知能力以及信息占有量等方面的差異，對同一信息產生的不同預期。異質預期會隨著主體學習能力的提高以及獲取信息的增加最終收斂于理性預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異質預期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不同主體之間的預期有差異，這就意味著有不同知識和學習背景的主體對同一種信息的理解不同；二是主體會通過學習不斷更新自己的預期，而學習更多是一種交流過程，這就意味著微觀主體的異質預期會相互影響，微觀主體的學習因此體現為一種公眾學習形式。本文首先總結異質預期與公眾學習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然后分析存在異質預期的微觀主體在學習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最后以中國實例總結異質預期對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

一、異質預期的基礎理論

1.異質預期的分析基礎

程均麗［2-3］系統地介紹了異質預期理論以及在貨幣政策信息溝通領域的應用。對于異質預期的模型分析有兩種形式：（1）預測者選擇動態型，可以理解為不同預期主體所用方法的博弈均衡。假設對后期變量的預期取決于對前期經濟情況的不同判斷方式。以對通貨膨脹率e的判斷為例，假設人們對et+1的預期來源于兩種形式：一是根據et-1的數據推算，我們設這種情形為A；二是根據歷史上通貨膨脹的周期波動來推算，設為B，那么對未來通貨膨脹的總體預期即為et+1=pA+（1-p）B，其中p（0＜p＜1）為選擇A的可能性，（1-p）為選擇B的可能性。對未來的通脹預期取決于人們根據經濟變化對不同方法的選擇。（2）學習收益型，主體了解自己所處的不完全信息環境，因此會通過不斷地學習來獲得新的信息收益。這種學習收益會產生收益遞增與收益遞減兩種情況。

以貨幣政策信息溝通為例，當貨幣政策可信性較高，主體對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逐漸與實際情況接近，經濟主體便不會對新信息表現得敏感，即不依靠新信息也能依靠以往的判斷預測貨幣政策的走向，學習收益較低，相應地獲取和甄別新信息的成本也很低；當貨幣政策可信性較低，經濟主體無法憑借經驗形成準確預期時，經濟主體就會對新信息表現得非常敏感，學習收益較高，相應地獲取和甄別新信息的成本也很高。

進一步，在經濟主體的學習過程會呈現兩個方向的反應，其一是由于主體理性有限，尤其是將自身偏好因素結合到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中時難免會出現錯誤，但是通過持續的學習這些錯誤會消失，異質預期最終收斂于理性預期。但是North［4］認為，學習是一個取決于諸多要素的累加過程，因此學習中產生的預期誤差也可能會不斷增大，對最終理性預期的形態可能偏離得比以前更大。因此Orphanides和Williams［5］指出，異質預期可能會延長經濟波動的周期，即由于異質預期的不完全信息環境，經濟主體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和甄別能力，需要不斷學習，尤其是當經濟出現自己預期之外的波動時，會對信息更加敏感，便更需要花費時間去學習以減少自己面對的不確定性。然而這個漸進過程會導致經濟回歸到均衡水平的時間被拉長。

2.公眾學習與異質預期

徐亞平［1］認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知識的更新所依靠的不是學術研究性質的模型分析，而是從傳播中獲取。有效的信息溝通并不是指信息量的多少，而是信息的鑒別和理解能力。在經濟社會中，人們的學習是內部性和外部性的綜合作用，既有自身的知識，又要依靠外界資源充實更新知識。Fuka［6］認為，異質預期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傳遞機制，由于不像理性預期那樣高度抽象，異質預期所造成的經濟變化是隱性的，即無法通過公開的信息渠道來觀察異質預期的變化而只能直接觀察結果。一個經濟中預期的波動取決于樂觀預期與悲觀預期的均衡性，樣本空間越大，這種均衡性對經濟的影響就越大。

3.異質預期與中央銀行預期管理

關于中央銀行應該如何對存在異質預期影響的公眾預期加以引導，程均麗［3］認為存在一個“最優相機政策”，即貨幣當局在貨幣政策的決策模型中利用適應性學習的性質將預期作為一個獨立的變量對待，通過平滑引導將異質預期逐漸收斂于理性預期。從中國實際來看，貨幣當局在近幾年開始注重微觀主體預期的觀測，但是對預期的調節效果并不明顯；在貨幣政策信息的獲取上，微觀主體缺乏一個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權威渠道。中央銀行所的信息與微觀主體實際接觸到的情況并不相符，導致公眾對中央銀行實際意圖信息比較敏感，一有相關消息放出便會引起盲從行為。

二、存在溢出效應的異質預期模型

溢出效應可以理解為人們行為出現相互影響現象。異質預期出現混同，是由于在學習過程中人們更多地通過與他人的交流來對自身原有的信息進行改進，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一過程看做一個含有溢出效應的學習過程。但是在溢出效應存在的情況下，如果微觀主體本身判斷能力不強、信息獲取渠道又過于混亂的話，信息量的增加反而會使微觀主體無所適從，產生盲從效應。我們通過一組公式來闡述這一問題。

按照徐亞平［1］所提出的，公眾學習模型可以體現為yet=kyet1+lyet2+φgt+et，其中決定預期的基本變量包括不同權重的經濟主體自身對信息的判斷kyet1、他人對信息的判斷lyet2、經濟信息φgt以及隨機擾動因素et。我們將該式進行簡化，能夠更加明確地表現出學習過程中的相互交流情況。假設個人預期取決于經濟主體自身的判斷以及與他人的交流，并且假設一個只包含兩個微觀主體a與b的學習環境，主體所得到的信息只有兩個組成部分，即自身信息與外界信息，面對的信息環境相同，但二者稟賦不同，因此采用程均麗［3］提出的不同的經濟預測方法，此時我們得到這樣一組關系：

從上式可知，溢出效應k越大，即交流越多，微觀主體所要付出的學習努力就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主體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就能夠獲得足夠的信息，但是微觀主體堅持自身判斷的空間也就受到擠壓，尤其是當學習成本很高時，微觀主體就會放棄自身判斷轉而屈從一般信息進行經濟活動。這一點我們在下文中用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作為對象進行實證考察。

三、異質預期與貨幣政策執行效果

1.對模型的延續思考

從上述分析出發，我們也可以將信息的處理與信息的數量拆分考慮，用一個極端的假設來闡明這個想法，即個人本身是沒有任何信息的，只具有信息判斷和甄別能力。上文中提到的個人信息是人們依靠自身的甄別能力從外在信息中篩選吸收作為自己的知識。從這個角度入手就能明確如下問題：（1）溝通并不意味著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信息被理解的程度。當人們本身理解能力欠缺時，貨幣政策就沒必要發送更多的信息而只需要保證已經的信息被準確地理解和執行。（2）當理解和甄別能力受限后，就要保證信息來源的權威性。信息來源混亂會大大增加信息接收方的鑒別成本，當信息接收方無法承擔這種鑒別成本時，就會放棄鑒別產生盲從效應或羊群效應。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說，當我們急于做出判斷時聽到的卻是來自不同渠道的、內容相互不一致的并且具有不可驗證性的信息時，我們會采取無所謂的態度來跟隨自己的直覺或者追隨多數人的行為［7］。（3）當多數人的行為引起的經濟波動超出貨幣當局預期時，貨幣當局就會采取措施將其逐步引導到自己設定好的軌道中來。經過這樣一番循環后，人們對信息的判斷鑒別能力由此增長。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人們的學習能力的話，可以看出人們的能力之所以提高是由于經歷的相關事件不斷增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經驗。在一個特定的金融體系中，人們對金融信息的判斷如何取決于人們參與金融活動的多少，因此，在公眾學習理論中，我們不可忽視國家宏觀制度因素在此間扮演的重要角色。

2.對我國實例的分析

由于我國金融活動的普及性以及市場化程度都處于有待完善的初級階段，微觀主體對于金融行為的理解較淺，缺乏豐富的金融經驗，因此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信息并且這一信息經過商業銀行發生延遲或放大時，大多數微觀主體并不能理解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博弈過程而只能充當看客［8］，并且對中央銀行應該何時采取何種動作進行不斷的猜疑，此時多方信息交織雜亂，公眾更加無所適從。以我國貨幣當局既要保增長又要穩物價的政策目標來說，這實質上是中央銀行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按照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計劃，對物價、就業等經濟變量的關注與調控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微觀主體一般只關心短期內自身收益情況（例如公眾更愿意關注短期內收入、物價和就業的變動情況，而不是宏觀的遠期通貨膨脹控制計劃），而此時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控能力不強，短期內公眾會對中央銀行行為以及獨立程度產生質疑。由此微觀主體便更傾向于忽視中央銀行的官方信息而依附另一方向的信息并產生羊群效應，而此時一旦貨幣政策的變動與這一方向相左，本來正常的貨幣政策調整反而會出現超出公眾預期的情況。

首先，以2004—2007年9次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政策操作為例，。數據主要來自于1993年、2000年、2005年、2008年《中國金融年鑒》以及1995年、1998年、2000年、2008年、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央銀行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意圖顯然是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投資增長逐年增加，信貸投放過快的宏觀形勢加以控制。從理論上看，中央銀行進行利率上調之后，理應降低公眾的通脹預期，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中央銀行對存貸利差的調整不夠科學，使短期存貸利差加大，反而刺激了銀行繼續投放貸款。同時，由于國內融資環境不健全，就算是貸款利率提高，很多企業也只能選擇銀行貸款來進行生產，致使貸款成本增加，進而推動產品價格上漲。而直接觀察到價格上漲的公眾自然會持續自己的通脹預期。因此，中央銀行在這一階段盡管公布了政策操作的一些具體信息，在貨幣政策透明度方面取得了進步，但是對公眾預期的引導仍然談不上有效。

其次，以2007年的連續政策變動為例，為了警惕房地產市場、基金市場價格上揚造成的經濟過熱，中央銀行于2007年3月、5月、6月、7月、8月、9月和12月分別就基準利率和準備金率做出調整，但是市場反應并不明顯。此階段中國物價上漲、經濟波動等問題并不完全與貨幣發行量有關，商品供求、融資制度等因素相較貨幣發行量更能解釋此階段的經濟波動，2007年豬肉價格上行是物價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而此時中央銀行連續收緊貨幣政策使一些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難，同時大企業的融資過量導致大量富余資金流入股市樓市，使資產泡沫持續膨脹。并且隨著信息傳播媒介的發展，此時公眾也通過各種渠道接觸到了各個方面的信息，面對復雜的原因集合，結合中央銀行當前政策調控效果的不明朗，公眾對信息的判斷成本迅速提高，導致跟風投機現象盛行，也是2007—2009年股市大幅波動等經濟動蕩現象的重要原因。

四、結論

關于微觀主體預期與中央銀行之間的信息溝通問題，本文認為應明確三個方面：

第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體現出的是貨幣當局對政府利益與微觀主體利益，宏觀經濟長期戰略和微觀主體短期預期之間的利益協調，并且以或單獨、或多重的政策終極目標來體現各方的博弈均衡。

第二，微觀主體預期顯示出的信息不一定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關注的最終目標重合，因為中央銀行所關注的是整個國民經濟，包含所有行業的整體信息，而微觀主體進行信息反饋的途徑，一定是微觀主體本身能夠駕馭的途徑，可能不會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固定或顯著的影響關系，不需要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但是卻可以比較明確地反映出微觀主體的預期，是貨幣政策預期引導過程中必需的信息來源。

第三，中國中央銀行在行政決策以及目標設定等方面尚不具備足夠的獨立性，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作為以國務院為核心的諸多主宰轉型期經濟發展策略的政府部門的人身份出現，受其委托對物價、就業、國際收支、經濟增長加以調控以實現政府意圖。因此，在貨幣政策信息溝通過程中就會出現政出多頭的現象，本屬于中央銀行專有職能的貨幣政策控制權被分散到對中央銀行具有委托關系的各個部門，以至于國務院、發改委、統計局以及其他權威組織成員的言論都會對微觀主體理解貨幣政策信息構成影響。從第二部分的公式以及中國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如果微觀主體學習成本過高導致對信息缺乏判斷能力，就會放大異質預期產生的預期沖擊，導致中央銀行對微觀主體預期的管理更加困難。

因此，本文認為對中央銀行信息溝通能力的改進，不僅僅要強調貨幣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更應該強調微觀主體對所公布信息的理解。在當前中國特殊的轉型期經濟政治背景下，強調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前瞻性以及信息溝通效率，要比單純強調貨幣政策信息透明度更有實際意義。

參考文獻：

［1］徐亞平.公眾學習、預期引導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J］.金融研究，2009,(1).

［2］程均麗.異質預期及其經濟影響——基于貨幣經濟學的新視角［J］.當代經濟研究，2009,(3).

［3］程均麗.異質預期下的貨幣政策:相機還是承諾［J］.國際金融研究，2010,(3).

［4］North，D.C.InstitutionsandEconomicTheory［J］.AmericanEconomist,1992，（spring）:3-6.

篇（7）

關鍵詞：票據市場貨幣政策信用

一、票據市場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理論基礎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合。貨幣政策的實施需要在一個有效的市場環境內,而貨幣市場因其能夠靈活反映短期資金供給與需求的變化,比較準確的反映出市場信息,成為貨幣政策的理想實施場所。如前所述,票據市場在貨幣市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通過票據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傳導進行研究,有利于加深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認識,同時也可由此找出貨幣政策傳導不利的原因。

在貨幣政策工具中,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都可以在票據市場中得以實施。再貼現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制定和調整再貼現利率來干預和影響市場利率以及貨幣市場的供應和需求,從而調節市場貨幣供應量的一種政策措施。公開市場業務則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買進或賣出有價證券,吞吐基礎貨幣,調節貨幣供應量的活動。目前,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都設有功能齊全的票據專營機構,各國中央銀行也將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的重要手段,把貨幣政策直接傳導到基層商業銀行和企業,并通過票據市場來吸收反饋、調控或修改貨幣政策。首先,中央銀行通過調節再貼現利率和額度,影響人們運用票據進行融資的成本,由此發揮金融宏觀調控的作用,調節貨幣供應量。其次,通過再貼現對象和再貼現票據的選擇,直接引導信貸資金的流向,促進信貸結構的調整,從而增強貨幣政策工具選擇的靈活性。最后,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在票據市場買賣各種票據,進行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促進商業票據流通,減少資金占用,加速資金周轉。因此,票據市場是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實行宏觀調控的理想場所。

二、我國票據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1.票據市場信用制度不健全,影響貨幣政策的預期目標

我國的票據市場建立之初,市場經濟制度才開始建立,信用機制也剛剛起步,在這樣的環境下,票據市場的信用狀況至今為止仍不容樂觀,違約行為時常發生,而且市場上充斥著大量的假票據和克隆票據,為貼現資金帶來了很大的安全隱患。目前我國的票據信用形式主要是由銀行承兌匯票,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市場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導致票據的買賣雙方不得不選擇信譽度高的銀行作為中介來進行承兌,雖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同時也得到了較好的安全保障。所以,在我國銀行承兌匯票在票據市場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但與此同時,在貼現與承兌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信用風險轉由銀行承擔。如前所述,當市場上存在假票據或克隆票據時,銀行的信用風險將大大增加,進而影響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央行有可能會行使最后貸款人的職責,將資金注入有風險的金融機構,從而維持金融的穩定。但同時這也是一種投放基礎貨幣的行為,導致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可能會對貨幣政策的目標產生影響。

另外,在一個具有完善的信用機制的票據市場中,票據的高安全性相對會具有高流動性,而商業銀行也傾向于持有這種票據,其持有票據的貨幣則是從超額準備金中提取的,這樣就會降低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率,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乘數增大,進而貨幣供應量增加。然而由于我國票據市場信用機制的不健全,票據的安全性和流動性都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因此商業銀行對票據的持有意愿并未達到發達票據市場的水平,所以我國票據市場對貨幣乘數的影響較弱。

2.票據市場交易結構存在問題,影響貨幣政策的操作力度

我國票據市場交易主體缺乏,票據種類單一,貼現和再貼現規模小,是票據市場發展以來一直都面臨的問題。一個完善的票據市場,可以將供求雙方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形成相互制約的整體,中央銀行通過這樣的體系傳導政策會得到顯著的效果。由于我國票據市場交易主體貧乏,只有企業,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銀行要“身兼數職”,且各銀行間利益趨同,相互很難制約。而且銀行出于其本身對存貸規模的追求,以及不良資產率降低的需要,作為票據交易的一方,很難公正、客觀地承擔起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任務。

票據市場種類單一,市場規模小,直接影響了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實施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進行公開市場業務要以豐富的票據種類和一定的票據規模為基礎,以我國目前的票據市場情況來看,除了支票和銀行匯票較為普及以外,本票和商業匯票較少,而且商業匯票中一大部分都是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承兌仍占有絕對的地位。并且,盡管我國近幾年票據市場的發展速度加快,但同發達國家比還存在很大差距,票據市場遠未達到央行宏觀調控所需要的票據規模,不利于公開市場業務的靈活操作。

3.票據市場定位不明確,阻礙貨幣政策功能的發揮

關于我國票據市場定位的問題,主要爭論在于貼現票據是否要嚴格區分為貿易性票據和融資性票據。在國際上,貼現票據并無貿易性和融資性的區分,各商業銀行審查的重點是風險程度。但從我國國情出發,為防范風險,將票據市場限定為發展以真實貿易背景的票據為前提的市場,不支持融資性票據的貼現和再貼現。然而,在實際的操作中,很難區分貿易性和融資性的票據,中央銀行也并沒有明確的標準和規范的制度,商業銀行很難操作,許多融資性票據經過技術操作后進入市場。當然,這也反應了在市場經濟下,供需是由市場決定的,融資性票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說明企業的融資需求可以通過票據市場滿足。

正是由于我國政策管制和市場客觀需要的矛盾,使得我國票據融資波動較大。融資性票據的出現是市場發展的必然,如果我國不明確解決這個問題,勢必使商業銀行在業務拓展中遇到經營和政策的風險,導致運作不暢,最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的功能發揮也會收到阻礙。

三、關于我國票據市場發展的政策建議

1.完善票據市場的信用機制

票據市場是一個古老的融資市場,其建立的基礎就是商業信用,因此一個完善的信用環境是票據市場發展的基礎,同時也為貨幣政策的有效實行提供了必備的條件。但是信用制度的完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有賴于整個社會的經濟、法律、道德等因素的改善。而當前票據市場本身應該注意的是信息披露的加強,或者考慮建立票據風險基金,用于參與發行者的違約支付。另外,社會約束措施可以通過建立信用評級機構來執行,負責審核票據市場主體的信用等級,完善信用評級制度,一方面確保票據的安全性、流動性,另一方面可以促進企業重視自身信用的建設。

2.擴大票據交易品種,培育多元化參與主體,健全市場運行機制

票據市場基礎是票據業務,因此擴大票據交易的種類和規模,并進行品種創新,是票據市場發展的必要出路。所以,中央銀行應該對符合條件中小企業的票據承兌、貼現申請大力予以支持,穩步推進商業銀行的匯票業務,擴大票據承兌、貼現量,努力拓寬票據承兌貼現面。另外,鼓勵推進融資性票據的使用也是近幾年我國票據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我國目前還處在探索使用的過程中,接下來應注重培育和拓展規范、高效的融資性票據市場。

此外,積極發展票據市場的中介機構,培育多元化的市場參與主體,也是我國票據市場應著重解決的問題。

3.積極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創造有利的發展環境

再貼現是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再貼現率應該體現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圖,如果中央銀行希望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則應將再貼現利率定得高于貨幣市場利率,以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上行,反之,則應低于當期的貨幣市場利率,以便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下行。但我國由2001年開始,再貼現率一再提高,2001年由2.16%提高到2.97%,2004年3月25日,中央銀行又將再貼現率由2.97%提高到3.24%,致使再貼現業務量迅速減少,2007年,再貼現率一度上調為4.32%,過高的再貼現率大大限制了票據市場的貼現規模,阻礙票據市場的拓展,實施再貼現政策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再貼現率過高的問題已成為各界共識,因此,2008年11月27日央行將再貼現率下調到2.97%,以期由此活躍企業間商業票據市場,增強企業間的商業信用,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支持。而票據市場的活躍,則更利于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

另外,在完善法律制度和監管機制的同時,放松政府的過度管制。從法律上規范票據市場的秩序,為金融機構的創新提供法律的保障,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以及完備的市場準入和推出機制,對于我國的票據市場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時也應該放開對票據市場的過度管制。因為雖然我國票據市場的制度是政府強制推行的,但在現階段票據市場各方面逐步趨于市場化,政府應為票據市場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建立完善的機制,而不是過度的管制和過多的參與,既由一個創建者轉變為一個監管者。只有這樣,才有利于票據市場的活躍,提高主體參與的積極性,從而使票據市場自我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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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最小化產出偏差模型構建分析全球大循環是產業帝國的必然選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國經濟的好壞，完全取決于這個國家能夠在多大地理范圍內獲得生產資料和銷售市場。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從全球獲得資源、該國產品能夠在全球銷售，這個國家就是全球性的強國；全球配置資源和占領全球市場的能力，就是一個國家強弱的分水嶺。要想做到這一點，需要強大的工業競爭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兩者相輔相成。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所謂的海外利益，主要是殖民地利益，而殖民地利益主要就是對殖民地財富的掠奪，未來中國要走的是產業道路，我們的海外利益，不是殖民地利益、不是掠奪所在國家的財富，而是我們在全球發展中國的產業，中國在海外的產業規模有多大，中國的海外利益就有多少。這是產業國家與殖民地帝國的本質區別。中國是產業國家，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更是因為中國的強大，已然在產業方面居于領先地位。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讓中國從農業大國轉為了工業大國。中國的產業強國之路要建立在強大的工業基礎之上，而由此產生了各種金錢融通的貨幣問題，所以貨幣政策其實是在為實體工業服務的，這就是“產業決定論”的強國形式。進入工業時代后，現代貨幣體系經歷了由第一代貨幣的英鎊（金本位）、第二代貨幣美元（金匯兌制），到當下的第三代貨幣一籃子貨幣特別提款權，在前二代貨幣中，貨幣的發行受黃金儲備約束，金本位可以自動進行量與價的調節，而不發生通脹。而當下所處的第三代貨幣時代下，貨幣政策所產生的主要表現為兩方面：（1）如果處置不當一方面會造成過剩資金流入資產市場導致資產泡沫，這是美歐那樣建立在金融業上的金融帝國所喜好的。（2）另一方面會造成投資增加產能過剩價格下跌通貨收縮企業利潤下降。所以貨幣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針對這兩方面，制定目標的是最小化產出偏差來開“藥方”。

2最小化產出偏差算例分析

2.1問題提出中國要走的是產業道路，那么實體產業就要占主要經濟成分，所以生產的目的是商品，而不是貨幣，貨幣只是生產的媒介，貨幣服務于商品，假設貨幣在社會總生產的傳導中商品的產出按每單位計，現投資為500億個單位總量，社會總需求為212億個單位總量，消費為330億個單位總量，而各產業的需求量為表1中的最后一行，社會生產的總過程可以通過投資、需求、消費向各產業節點輸出商品來計量各產業的貨幣容量要求，因此這很像在一個網絡中對貨與幣的運輸問題。用運輸問題求解得到運輸方案后，各局點之間的運輸路線可用最小支撐樹方法求出具體的運輸路線。

2.2計算輸出算例求解及最優方案,采用VisualBasic程序開發工具，將上述理論開發成運行軟件，計算輸出的結果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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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本部分設定參照Kashyap和Stein(2000)、Gunjia和Yuan(2010)的經驗模型。Kashyap和Stein(2000)運用分組法將銀行按照規模、流動性水平、資本充足程度分組，討論了貨幣政策變量在銀行異質性條件下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Gunjia和Yuan(2010)在Kashyap和Stein(2000)研究的基礎上，首次將銀行異質性特征與貨幣政策變量的交叉項納入模型。分組法的優點在于可以更加清晰反映出貨幣政策及銀行異質性特征對信貸投放的直接影響，而交叉項法可以進一步考察不同銀行在面臨貨幣政策變動時，各銀行異質性特征對其信貸投放的間接影響。這兩種方法各有千秋，根據研究目的和意義，我們綜合采用了Kashyap和Stein(2000)分組法與Gunjia和Yuan(2010)交叉項法，選擇相應的變量考察銀行異質性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基于分組法構建的模型如下：d(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MPt+γd(lngdpt)+mit模型中，被解釋變量d(lnloani,t)代表信貸規模的變量，以銀行貸款的對數增長率表示。解釋變量分為三類，一類是表示銀行異質性特征的變量，主要有d(lnsizei,t)（銀行總資產）、ea（資本水平）、roa（盈利水平）、liq（流動性）、roe（經營效率），分別以銀行總資產對數增長率、權益/總資產、凈利潤/總資產、流動性資產/總資產、營業成本/營業收入表示。為減輕內生性問題，我們將銀行異質性特征變量取滯后一期值。第二類代表宏觀調控層面的貨幣政策變量MPt，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及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數據。第三類代表信貸需求層面，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對數增長率（d(lngdpt)）作為信貸需求的變量。mit為隨機誤差項，它滿足相互獨立、零均值、等方差的假設。在這個模型中，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投放的影響通過系數β體現出來。而銀行異質性特征對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具體就體現在系數αi上?；诮徊娣嫿ǖ哪Ｐ腿缦拢篸(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1MPt*d(lnsizei,t)+β2MPt*eai,t-1+β3MPt*roai,t-1+β4MPt*roei,t-1+β5MPt*liqi,t-1+γd(lngdpt)+mit在該模型中,交叉項考察了在銀行異質性條件下，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投放的影響，可通過直接觀察系數βi識別。為了驗證銀行異質性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我們選取上市銀行進行樣本研究，至今，已有16家銀行完成上市。其中，農業銀行和光大銀行上市較晚（兩家銀行均于2010年上市），數據不足予以剔除。此外，考慮到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規則不盡相同，基于數據的統一性，本文將深圳發展銀行和寧波銀行（兩家銀行均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在樣本中予以剔除。最終選擇12家在上交所上市的銀行2007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的面板數據進行模型分析1。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及wind數據庫。本部分的解釋變量主要是政策變量及前定變量，因此內生性問題并非是主要問題，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即可。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在估計方程之前，通過Hausman檢驗判定是隨機效應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詳見表1。

（一）分組法估計基于分組法的估計結果如表2：從總樣本的分組回歸結果看，銀行規模、資本水平、盈利性、流動性水平對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顯著，而銀行效率變量的系數基本不顯著。規模因素是影響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信貸增速的最主要因素，銀行資產規模與信貸規模增長正相關。我國實際GDP增量對各類型銀行信貸增速具有2%個點的負向影響，表明我國銀行信貸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從子樣本的實證結果看，國有大型銀行和中小型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驅動因素存在一定差異，國有銀行資本資產比率系數不顯著，而中小銀行更易受資本資產比率的影響。存在差異的原因是，一方面，國有銀行背靠國家信用，即使資本金下降，也未對其信貸規模產生顯著影響；另一方面，國有銀行面臨更加嚴格的資本“硬約束”，特別是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作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為了發揮銀行業“穩定器”的作用，勢必將資本比率控制在較高的水平內，資本金的微弱下降不會對其信貸投放產生過多影響。而中小型銀行與國有銀行相比缺少足夠的政府隱性擔保，隨著銀行業市場化的不斷深入，中小型銀行對其風險資產和信貸的約束逐步強化。從表2可以看出，存款準備金率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系數為負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銀行信貸供給的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驗證了我國貨幣政策信貸渠道的存在性。

（二）交叉項估計采用交叉項估計，一方面可以檢驗分組估計的穩健性，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考察銀行異質性微觀特征是否會影響銀行信貸行為對貨幣政策的傳導?；诮徊骓椃ǖ墓烙嫿Y果見表3、4。從表3、4可以看出，銀行規模、資本水平、盈利性水平、流動性水平對我國上市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顯著，而銀行效率未產生顯著影響，這與分組估計的結果是一致的。對比子樣本估計結果，不難發現，中小型銀行的信貸增速更易受資本比率的影響，這同樣驗證了分組估計的結果。我們更關注的是銀行異質性特征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系數符號及其顯著性。1.銀行規模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結果觀察表3、4，銀行規模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結果都十分顯著，且為負相關關系，表明銀行規模越大，其信貸增速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反應越敏感，對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強。銀行規模作用的效果顯著，可能的原因是存款作為我國銀行信貸資金的主要來源，其供給者存在明顯的“規模偏好”，在存款利率下限受到管制的情況下，存款者更傾向于將資金存放到大銀行。2.盈利性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中小銀行的盈利性水平越低，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弱；而國有銀行的盈利性水平并不會顯著影響貨幣政策抑制銀行信貸增速的效果。這是因為，國有銀行盈利水平高且盈利來源多元，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其盈利性風險的影響較小，信貸規模收縮并不顯著。而中小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更加注重盈利性，更具有“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動機。即使央行為了控制信貸擴張實行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盈利性水平低的銀行也有較強的信貸擴張沖動，所以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弱。3.銀行效率的交叉項估計結果銀行效率大小與貨幣政策信貸渠道之間的關系較為模糊。大多數情況下，銀行效率與貨幣政策銀行貸款渠道關系不顯著，但當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國有銀行的銀行效率越高，對信貸規模增速的抑制作用越強。4.資本水平與流動性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綜合表3、4，資本水平與流動性水平的交叉項均不顯著，對此，我們提出如下解釋：第一，我國寬松的資本補充機制弱化了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作用。在我國寬松的資本補充機制下，資本金管理中并未建立起資本、信貸規模的自我約束機制，并且陷入了“信貸擴張———資本水平下降———再融資———資本水平上升———信貸再擴張”的被動狀態，因此資本水平并不會影響央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第二，銀行同業拆借制度弱化了流動性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作用。經過近20年的發展，銀行同業拆借市場不僅作為同業之間調整資金余缺的市場，而且成為了銀行擴大資產業務的重要手段。樣本期內，我國上市貸款規模增長率增加明顯的時期，流動性水平下降明顯，隨后，各家銀行尋求同業拆借資金補充流動性比率，陷入了“信貸擴張———流動性水平下降———銀行同業市場拆入資金———流動性水平上升”的被動情況。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下各銀行的信貸供給水平并不會因流動性水平的不同而有差異化反應。

四、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12家上市銀行2007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的面板數據，探討了銀行異質性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的影響，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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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影響

開放經濟下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的地位顯著提高。

首先，央行貨幣政策需要兼顧內外均衡兩個目標，我國對外開放的發展和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使得對外經濟部門在宏觀經濟平衡中的影響力顯著增大，從而迫使央行在注重內部均衡的同時，也應該給予外部均衡更多的重視。這就要求央行在運用各種政策時，必須注意不同調控手段的綜合運用。

其次，開放經濟條件下，幣值的穩定包括貨幣的對內穩定和對外穩定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例如，幣值的對外穩定受制于國際收支的變化，國際收支又會影響外匯儲備，外匯儲備又會制約基礎貨幣的投放量，進而影響貨幣供給，導致幣值對內穩定的波動。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擴大和外資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加，中國外匯儲備也迅猛增長。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貶值、中國的投資環境又較好的背景下，大量國際資本從美國大量流出進而流入我國。外資流入的增加，增大了貨幣的升值壓力，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央行收購美元投放本國(本地區)貨幣以降低升值壓力，導致的結果就是外匯儲備大量增加。雖然我國的外匯儲備并非全部由美元構成，但占50%～60%左右的美元幣值的變化會極大影響我國對外幣值的穩定。隨著歐元區在國際經濟中崛起，應逐漸增大歐元的外匯儲備比重。

再次，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開放度的提高，會加速國際資本在國際間的轉移，特別是國際投機資本的頻繁流動；這會引起金融交易量的擴大化和形式的虛擬化、會加劇金融秩序的混亂性和整個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

因此，在開放經濟下，貨幣政策目標將更專注于實現外部經濟均衡和國際收支的平衡。

開放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運行的影響

開放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運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制約、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有效貨幣政策工具的缺位、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發生變化。

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降低、外在約束增強

1994年匯率并軌以后，我國匯率制度對外宣稱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現實運行看，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降低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突出表現在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與美國經濟波動的不一致可能帶來的宏觀沖擊。

與此同時，利率的獨立性也有限。1994年以來，盡管外匯管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性資本的流入，但在國內實行宏觀緊縮、維持較高利率下，國內外利率差趨于擴大，國際資本通過各種渠道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內貨幣政策所試圖達到的政策目標，顯著地降低了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央行在進行利率政策的決策時，被迫越來越關注國際貨幣、特別是美元的利率走向，在調整利率時努力維持人民幣利率與美元利率的適度利差關系。1998年以來，央行連續下調人民幣利率，但是美元的利率無形中成為人民幣利率下調的一個限度和重要的制約因素。2004年美聯邦儲備署于6月底上調利率后，我國在面臨大量游資流入的情況下，仍然于10月29日宣布加息，這無形中又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國際資本的流入。由此可見，近10年來中國的利率政策嚴重受制于美國的利率政策，中國利率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了嚴重的制約。

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

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指貨幣供給作為非獨立的內生變量，被動受制于客觀經濟過程，而貨幣當局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變動。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貨幣供應越來越內生于國民經濟運行，央行除了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控制再貸款、政策性貸款外，已不能完全控制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貨幣供應及其變動，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狀況、進出口狀況和資本流動狀況。即開放經濟下貨幣供給內生性的增強制約了央行對貨幣供應量調控的能力。

對外開放的程度越高，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貸幣供應所占的比重越大，貨幣供應的內生性越強，于是央行控制貨幣供應的主動性就越低，貨幣政策在控制貨幣供應方面的有效性也就越低。近年來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量中，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貨幣投放所占的比重呈現明顯的擴大趨勢。目前，央行一般性再貸款占全部資產的比例已從1993年底的72%降到30%左右，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主動性和回旋余地大大降低。雖然1998年由于出口的急劇下降，導致基礎貨幣投放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購買外匯不再是投放的主要渠道，但這反而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開放經濟下貨幣供給內生性的增強，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能力的下降。

中央銀行有效貨幣政策工具的缺位

在經濟開放度不斷提高的條件下，面對不完善的經濟體制，央行實施貨幣改策時會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有效貨幣政策工具的缺位。從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傳統的、占主導地位的直接信貸控制手段已經不能適應開放經濟的需要，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供給渠道的增多、外匯占款的增加使央行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時力不從心。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央行通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業務，卻因我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能在宏觀間接調控中發揮重大作用。

從存款準備金政策看，1998年我國推行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改革，合并了準備金賬戶和備付金賬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13%降為8%。1999年11月，央行再次將存款準備金率由8%下調到6%。一般認為，下調準備金率之后，商業銀行可貸資金增加，貨幣供應量就會增加。但是，貸款是否增加還要取決于商業銀行的決策。事實上我國1998年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沒有引起貨幣供應量M2增長。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屬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頻繁使用，并且準備金比率已很低，將來運用這種工具的余地不大。

央行再貸款和再貼現也是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我國目前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商業票據使用不廣泛，再貼現始終未成氣候。再貼現手段受到種種因素的制約，尚不能成為我國主要的貨幣控制工具。

公開市場操作的運用需要一個完善的市場機制為載體。我國國債期限較長，品種不多，數量較小，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載體；持有大量國債的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低風險、高效益的優質資產，不愿做空頭，市場交易不旺，所以調控基礎貨幣的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基礎。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公開市場操作不是一種主動的干預手段，只是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被動地吞吐外匯或人民幣。

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發生變化

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通常有三個：信貸配給途徑、利率途徑和國際經濟途徑。三者在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大小取決于開放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對外開放度的變遷。

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央行主要依賴信貸配給和利率途徑。在開放經濟下，央行調節國內利率水平后，一方面，國外市場的套利活動能夠影響國內貨幣總量；另一方面，利率波動引發的國內供求變化會導致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國際收支的變化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活動水平。套利活動、國際收支的變化也會影響到外匯市場的供求，引起匯率的調整和國內貨幣供求變化。

當前，國際經濟途徑對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性趨于上升。從貨幣供應擴張的角度看，開放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本幣運行“時滯”縮短。在對外開放程度有限的宏觀環境下，央行基礎貨幣從投放到擴張要經過從央行到商業銀行的一系列信貸活動，以及從銀行體系到企業體系的存款——貸款轉化過程，具有較長的時滯。開放經濟的發展，特別是1994年匯率并軌，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渠道，而外匯占款能夠通過銀行結售匯體系將基礎貨幣迅速轉化為企業存款，導致貨幣供應量擴張速度加快和調控時滯縮短。

開放經濟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整

為適應開放經濟，我國貨幣政策的運用涉及到兩個層次的“政策協調”，一是與國內其他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二是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經濟大國的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

健全我國的貨幣政策體系

必須加大貨幣政策貫徹執行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調控金融與經濟的作用。逐步建立人民幣和境內外匯總量為中國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的體系。同時，要積極關注網絡金融、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發展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

加快利率市場化，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

只有市場化的利率，才能充分影響市場主體以至整個國民經濟，才能保障貨幣政策有效實施。另外，加強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配合，實現內外部均衡的統一；減輕外匯儲備規模的壓力，削弱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的內在聯系，提高央行在貨幣調控中的主導地位。

完善市場機制，確立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

要擴大公開市場操作的規模，合理運用央行的再貸款，發揮再貼現等工具在投放基礎貨幣中的作用，運用政策的組合和配套措施擴大基礎貨幣投放。

健全國內金融市場主體，進一步深化我國國有銀行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