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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藝術是風土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東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國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風俗文化是特定社會文化區域內歷代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或規范。風俗的多樣化,是以習慣上,人們往往將由自然條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為規范差異,稱之為“風”;而將由社會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行為規則的不同,稱之為“俗”。
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正恰當的反映了風俗因地而異的特點。風俗是一種社會傳統,某些當時流行的時尚、習俗、久而久之的變遷,原有風俗中的不適宜部分,也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風俗由于一種歷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對社會成員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行為制約作用。風俗是社會道德與法律的基礎和補充部分。風俗文化的差異性,必然導致不同風俗文化下的人們思想產生差異,這是人們認識不統一,意見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在不同的文化風俗下,人們的價值觀,審美觀會不同,這也必然會導致藝術作品的不同風格。建筑不僅作為一個為人們擋風遮雨,為人們提供溫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們的依賴,它還作為一項極具欣賞價值藝術作品而受到人們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風俗下的建筑風格不盡相同
東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國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幾千年來,中國人長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無形中在國民意識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論。中庸,仁恕的道德規范始終主導著中國人的建筑理念。很多優秀的個性特點得不到充分發揮,更多的民族創新得不到真正的張揚展現,這就形成了以皇家園林與宗廟寺院建筑為主的比較單一的建筑格局。而在這一點上,歐洲國家的建筑比我們豐富的多。歐洲人性格自由奔放,個性突出。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體現的尤為盡致。中國的建筑的主要特點是以磚木材料為主,四合院封閉式的群體空間格局,體現了中華民族深沉內斂的文化底蘊。中國建筑的風格,從古代到近代并沒有太大變化,因為我們保守的文化底蘊。我們的建筑更著重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價值和儒教思想相統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磚石為主,整體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結構體系,所以相比較我們中國的建筑,它的壽命比較長。另外在建筑設計空間上看,西方的設計理念主要以開放的單體空間格局向高空發展,這是與我們的建筑空間很大的區別。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亞大教堂都很好的體現了歐洲人開放張揚的性格和科學民主的精神。東西方建筑的差別主要體現了東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別,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共同造就了東西方人們在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審美觀念上的不同。
二、東西方建筑風格趨于一致化,是世界風俗文化交流,相互滲入的結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風格基本趨于一致,但不會相同。材質都盡可能采用磚石,水泥,混凝土結構。這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質量的考慮。但就現在建筑伍德藝術風格上,東西方的融合較為深入。我國很多的優秀建筑設計師,梁思成,貝津銘等,他們都非常虛心的吸收東西方建筑藝術的精髓,都是將東西方建筑藝術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設計的馬賽公寓,丹下健三設計的代代木國立室內綜合體育館,貝津銘的香山飯店。這些現代建筑的瑰寶,無一不體現了東西方藝術的糅合。它們都不是單一體現東方或西方的風俗文化,建筑風格。而是基于東西方建筑風格藝術的精髓,又經過大師們的創新發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話。現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各地風俗還是各異,但不同文化風俗下的人們之間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國傳統的含蓄,中庸建筑風格,也在西方建筑風格,風俗文化的影響下,漸漸變得開放,流暢,風格也趨于多樣化,藝術欣賞價值更高。
三、不同文化風俗下的建筑藝術的設計需要更多的包容與謙虛
歷代以來,不同文化風俗下的人們很容易產生矛盾。一是因為各自利益的驅動,二是因為各地風俗文化的差異造成了人們對事物認識的差別,價值觀,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人們的意見產生分歧。隨著歷史的發展,各民族進一步融合。這在我國歷史上體現的尤為明顯,也更易為我們理解。民族的融合,促進了風俗文化的融合與同化,進而價值觀,文化理念趨于統一。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建筑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審美范疇,和人類民族融合的進程是同步的。世界的融合是大勢所趨,在不同文化風俗下,我們建筑藝術要取得杰出的創舉,必須做到百花齊放,兼容并包。必須更多一分包容去接納不同的建筑風格,多一點謙虛,虛心去向不同的建筑藝術去學習,取長補短,優化我們的作品。
由于時代的發展,世界交流的日益頻繁,交流內容的廣泛化,當代建筑風格相差越來越小。建筑風格是人們審美意識的體現,是人的能動性的表現。分析不同文化風俗對建筑藝術設計的影響,通過比較很容易的出來。我國古代的建筑,西方古代的建筑都有遺址,遺跡存在,風格迥異。即使當代,世界大融合的今天,雖然各地建筑風格趨于多樣化,同化。但仍能體現出不同文化風俗下,不同的風格。各種風格都有其優缺點,去劣存優,取長補短,是我們當代建筑設計工作者應孜孜以求的。
參考文獻
[1]程宏,王燁.文化習俗對建筑藝術設計的影響[j].時代文學,2009(10).
[2]陸元鼎.中國傳統民居研究二十年[j].古建園林技術,2003(4).
中圖分類號H3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9671-(2010)042-0162-01
所謂翻譯,簡單地說,就是把原文的意思在譯文中表達出來。但是這簡單的一句話,做起來卻并不容易。因為“語言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的產品,因此它必須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去理解”。在英漢翻譯的實踐中,通過對兩種文化差異的對比,從而掌握它們的特點,并運用這些特點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困難,是十分重要的。美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認為,翻譯中出現的最嚴重的錯誤往往不是因為詞語表達不當所造成的,而是因為錯誤的文化假設所導致的。“歸根到底,翻譯中的大部分問題都起源于兩種語言差異而造成的障礙。”可見,在翻譯這個千里之行的旅程中,始于足下的應當是對兩種語言文化差異的對比。這是翻譯的一個主要任務,也是一個難題。
在語言交流的過程中,不同民族的人能否互相溝通,不僅取決于他們對語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決于他們對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意蘊的理解。唯有深刻理解兩種語言的文化差異,才能跨越語言鴻溝,從而使翻譯中的問題迎刃而解。在此,本文著重從四個方面談談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1詞義聯想與意象對翻譯的影響
詞在特定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聯想記號義,不同民族的人們對事物屬性認識不同,心理反映不同,在詞義聯想與意象上必然存在一些差異。例如,在東方文化中,“紅娘”一詞是指促成美好姻緣的人,常會使人想起中國古典名著《西廂記》中的丫環;而在西方文化中,go-between和match-maker除了表示“媒人”的意思外,還有“中間人”、“掮客”的含義。人們也就不可能產生類似的文化意象。可見,產生詞義聯想失誤或缺乏適宜的文化意象,就會造成翻譯過程中錯譯或誤譯的現象。請看例句:
例1:One eye-witness is better than ten hear-says.
這是一句諺語。如果詞義聯想不當,直譯為“一次目睹勝過十次耳聞。”則譯文沒有完全體現原文的含義。在英語中,ten一詞除了表示具體數學“十”之外,還用以泛指“多”的含義,所以,譯為“百聞不如一見”更為妥當、貼切。
2理解與思維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語言理解和思維方式,英漢兩個民族也不例外,在觀察、理解與思維方式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對同一事物,往往因理解不同,而產生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對顏色詞的理解和使用,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英漢兩種語言中,顏色的所指是完全一樣的,但由于理解的差異,使其文化含意完全不同。請看下列一組記號的英漢對比。
英語 漢語
Blac ktea紅茶
Blue film黃色影片
White lie善意的謊言
White elephant 貴而無用的東西
此外,英漢兩個民族在邏輯思維上也存在著差異,請看例句:
例2:Nobody could be too foolish this day.
這句話若直譯為:“今天誰也不會太愚蠢”,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英語中的雙重否定結構,體現為一種逆向思維的方式。其正確譯文應該是:今天,無論你怎樣出洋相,都不算過分。
由此可見,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只有對不同民族在理解與思維上的差異作深入細致的了解,才能避免錯譯、誤譯,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比喻和習慣表達對翻譯的影響
比喻及習慣表達都是具有濃郁民族文化色彩的語言成份,也是翻譯過程中導致理解障礙的原因之一。只有深入研究、對比,理解兩種語言在比喻和習慣表達上差異,才能擺脫理解障礙造成的困境,真正達到譯文“入木三分”。由于文化差異,不同的民族對同一世界的認識,可以有不同的透視角度,因而就會產生喻體不同,比喻相似的現象,即比喻的差異。請看下列一組詞的英漢對比:
英語 漢語
As strong as horse 氣壯如牛
As blind as a bat鼠目寸光
A lion in the way攔路虎
Diamond cuts diamond 棋逢對手
Have one foot in the grave 風燭殘年
To grow like mushrooms雨后春筍
此外,兩種語言在習慣表達上也有差異,請看例句:
例3:If you ever think he is lazy,think again.
這如果直譯為:“如果你認為他懶的話,再想一想吧”。從表面上看十分忠實原文,但由于忽略了在特定環境下英語習慣表達的特點,實際上完全沒有將原文的真正意思譯出來。其正確譯法是:如果你認為他懶的話,那你就錯了。
4與典故對翻譯的影響
東西方文化在與歷史典故中,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西方人多信奉基督教,認為上帝創造一切,宗教多有“圣經”、“洗禮”、“修女”、“教堂”、“上帝”等詞匯。而中國人信奉佛教、道教,多有“玉帝”、“觀音”、“菩薩”、“佛主”、“慈悲為懷”等宗教詞匯。在中國文化中,歷史典故豐富多彩,如“開天”、“牛郎織女”、“項莊舞劍”、“臥薪嘗膽”等等。在西方文化中,許多歷史典故來源于古希臘和羅馬神話及圣經故事。請看例句:
例4:You are just adoubting Thomas.You won’t believe what I tell you.
這句話中的doubtingThomas源于圣經故事,Thomas是耶穌的12門徒之一,此人生性多疑。后來,英語中使用doubting Thomsa表示多疑之人。理解了其中的文化內涵,我們便可以將其譯為:你這個人真多疑,我說什么你都不信。
東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和歷史典故浸透在各自的語言表達之中,只有深刻了解東西方文化個性的差異,理解語言中的文化內涵,才能避免錯譯、誤譯,使翻譯真正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5結語
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工具,其核心問題是“異化”還是“歸化”。從“文化傳真”的目標來看,譯文應是越“異化”越好;然而為了照顧讀者的接受能力,又不得不容許一定程度的“歸化”。這就要求譯者既要對原語能盡窺其妙,又要對譯語能運用自如,做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尤金?奈達說過:“就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譯者的雙文化功底甚至比雙語言功底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語境中才富有意義。”可見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不可低估,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加強對語言文化差異的敏感度,是做好翻譯工作必須認真研究和探討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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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紀誠.語言與文化綜論[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3.
[3]張培基.論習語的漢譯英[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76.
[4]楊自檢.英漢比較與翻譯[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137-139.
[5]葉子南.高級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35.
十九世紀中葉,在西力東漸的背景下,中國率先被西方打開國門,隨后不久日本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兩國的仁人志士都開始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主張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來抵御西方的入侵,決定向西方學習。日本在學習西方的同時,提出了一個指導思想,那便是和魂洋才。和魂洋才的內涵顧名思義,“和魂”指大和名族的精神,而“洋才”指西方的文明,是以日本的精神來學習西方的知識,兩者之間是并列的關系。與中國提出的“中體西用”不同,日本并沒有拒絕西方,而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處心積慮地保留自己的傳統。日本構建的這種以西方文明與日本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模式,成功地把日本從封建社會改造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目前關于和魂洋才的相關論著與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具體的綜述如下文:
1 國內學者的研究
著作上主要有江秀平的《走向近代化的東方對話――與明治維新的比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該書以中日兩國的近代化為背景,分析認為中國與日本明治維新在背景大體吻合但結果相差甚大的原因在于中日傳統社會結構上的差異、中日兩國近代化過程中政治結構上的差異與指導思想上的差異等三部分因素構成。關松林的《日本學習借鑒外國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構與嬗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主要闡發了日本教育在學習借鑒外國教育過程中所形成的鮮明特點:日本教育擅長吸收外來文化,能夠積極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精華,且有選擇性地吸收外國教育的長處,以適應日本自己的需要。葉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中概括介紹了日本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簡要說明了這些文化與日本政治社會發展歷史的有機聯系,然后才比較的視角出發,論述了日本與中國交往的歷史以及近代與西方交流、調適西方文化的新鮮經驗。
其他著作還有吳廷楨、趙頌堯所著的《坎坷的歷程――近代學習西方八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王承仁的《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樊和平的《儒學與日本模式》(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等。
論文主要有趙紫峰的《中日兩國教育近代化之比較――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為中心》(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該文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對中日兩國教育近代化的影響為主題,運用歷史歸納綜合的方法總結找出了兩國在教育近代化進程中的異同。張敏琴、李珊珊在《“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較》(《文教資料》,2006年第28期)中,先是找出了兩個口號的社會背景及其原始內涵都大體相同,其次分析了兩者表現出明顯差異的原因在于兩國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不同、文化阻力與倡導者意識不同等方面。李翔海、劉岳兵在《“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較申論》(《河北學刊》,1997年第5期)中作者認為中體西用的重點始終在“用”字上,而和魂洋才則不同,“洋才”包容的尺度越來越大,以致于可以在“和魂”的層面上接納“洋魂”的內容,這是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的一種吸收外來文化的方式。武安隆的《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兼說“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的異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作者通過對大量史料的比較研究發現“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的發軔階段出發點大致相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魂洋才”的取舍標準放寬了,而“中體西用”卻難有突破,“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之間是無法用等值去衡量的。蘇中立的《“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之比較》(《貴州社會科學》,1992第12期),作者從兩者的文化模式去比較分析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結局的原因,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文明大國,輸出的多輸入的少,日本則相反,致使中國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的步伐遠遠落后于日本。
其他相關論文還有肖傳國的《中日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差異――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為中心》(《外國語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張雯的《“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之比較》(《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賴作卿的《“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辯》(《贛南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嚴清華的《中日近代之初的兩種對外開放觀――“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思想比較》(《經濟評論》,1995年第2期)等。
2 日本學者的研究
高坂史朗的《近代之挫折:東亞社會與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該書以日本、朝鮮、中國的近代化過程為中心。作者認為東方的近代化一開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東道西器”、“中體西用”這種東西二元對立的陷進中,這種陷進造成了東亞社會發展的非連續性,同時也對東亞的自我認識帶來了困惑與挫折。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論》(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主要從日本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的轉變,作者認為在漢才時期中國主要為日本帶來了儒學思想,漢才與和才融合經歷了一千多年,這種精神已經深入了日本的骨髓,所以日本的洋才才能帶入西方的價值觀,影響到近代的日本。衫谷昭的《和魂h才から和魂洋才へ:久米邦武の知的背景》(L崎心大學人文學部,1995)中作者從久米邦武隨行歐美寫下的回憶錄中,從個人的身份背景、時代背景等分析對于了日本人的自我認知這個問題。
研究近代日本,不H要把握當時日本國內外政治情事的變化,對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轉變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對和魂洋才思想的研究,了解其是如何從產生到變化再到發展的過程,便對近代日本的發展歷程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
參考文獻
[1] 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東方對話――與明治維新的比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2] 關松林:《日本學習借鑒外國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構與嬗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3] 葉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4] 趙紫峰:《中日兩國教育近代化之比較――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為中心》,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5] 張敏琴、李珊珊:《“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較》,文教資料2006年第28期
[6] 李翔海、劉岳兵:《“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較申論》,河北學刊,1997年第5期
[7] 武安隆:《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兼說“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的異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
[8] 蘇中立:《“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之比較》,貴州社會科學,1992第12期
語言源于文化,并且和文化緊密相聯。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Sapir在《language》一書中就指出:“語言有一個環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和信念”。語言和文化這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交際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外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導人和文化意識的培養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就高中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意識作一探索。
1.文化的內涵
文化在廣義上可以指人類精神和物質生產的總和,在狹義上指人類精神產品的總和;就不同國家和社會文化的差異性而言,文化乃指某一特定人群中人們行為和認知方式的模式以及與此相關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體現在人們的社會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相互關系等。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外語教學所研究的文化,相對來說是一種狹義文化。
2.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語言與文化關系密切。語言是文化的符號。人類文化世界的建構和運作正是通過語言的命名活動和語言的制約作用得以實現的。語言又是文化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語言對于表達人類復雜抽象的概念范疇是必不可少的。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是我們理解外語教學中文化意識的培養的基礎和前提。20世紀60年代著名的語言學家拉多在他的《語言教學:科學的方法》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準則,就不可能真正學到語言。”
3.教學的誤區
中國文化和英語文化屬于不同的文化傳統,語言又屬于不同的語系,因此我們缺乏歐美國家所擁有的語言環境。況且,中國和英語國家在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歷史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差異。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經常會遇到很多因文化差異引起的障礙。因此,學生對英語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取決于語言水平的高低,還取決于他們對文章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識的掌握情況。在英語教學中融人文化意識,有利于學生正確理解和使用英語,加深對本國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并培養世界意識。
由于我們對文化的認識不夠,跨文化意識薄弱,對語言和文化的關系處理不當,英語教學中出現了嚴重的文化意識欠缺的現象。英語文化意識在我國英語教學中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大多數學校還是薄弱環節。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原本就很容易引起文化障礙,制約跨文化交際的成功進行。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長期以來,在英語教學中,往往只重視學生語言知識的學習,輕視語言能力的培養,外語教學的目的被認為是讓學生背熟語法規則,然后按照背熟了的語法規則做題,得高分,很少思考為什么要學這門語言,怎樣才算學好了這門語言。英語教學一直忽視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系,教師把重點只放在語言知識的傳授上,沒有對文化知識給予同樣的重視,用這種教學方法培養出來的學生,因對西方文化知之甚少,不能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際活動。因此,在外語教學中,文化教學一定要引起足夠的重視,放在重要的位置。教師應努力使學生深刻理解并掌握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掃除因這種差異而引起的文化障礙,進而達到成功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境界。
4.解決問題的思路和策略
4.1挖掘教材中的文化信息
新課程普通高中英語課本,采用結構功能的編寫體系,圍繞中外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名人傳記、傳統節日、衛生與體育等16個話題選編語言材料,語言真實自然、形式多樣,活潑新穎,所涉及的話題貼近生活實際,緊跟時代的步伐,如旅游、體育、航天技術、環境保護、交友、集郵愛好、影視等;閱讀課文涉及題材廣泛,反映了英語國家歷史和地理、風土人情、名人傳記、新聞出版、戲劇、文學、音樂等。這些題材和話題很容易激起學生的興趣,引導他們關注未來、關注社會,增進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全面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從而提高學生對目的語的理解能力。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內涵,有意識地結合語言教學向學生傳授英語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等社會文化知識,不斷增進學生對東西方國家國情的對比和了解,增強學生對兩種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和世界意識,準確而得體地運用英語交際,提高他們的文化素養和語言能力。如在教Good Manners時,讓學生通過閱讀了解西方餐桌禮儀,并引導學生進行辯論,論題是’’Western tablemanners is better than Chinese table manners"。雙方辯手各舉一方餐桌禮儀之優處,或宣揚,或反駁,氣氛熱烈。其實禮儀本無優劣,只是通過這一活動引導學生了解東西方餐飲文化的異同,教育學生要人鄉隨俗,樹立文化平等觀,注重禮儀,做一個有修養的人。又如”Disneyland""A Freedom Fighter""Charlie Chaplin""Abraham Lincoln”等人物傳記反映了美國自主、獨立、崇尚個人奮斗的主流文化;"A Taleof Two Cities""The Necklace""The Merchant of Venice’,等反映了西方國家的價值取向,以及西方人瞻矚金錢的價值觀念。
4.2詞匯教學中的文化滲透
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成分,也是文化負載量最大的部分。所以在平時的教學中應注意介紹英語詞匯的文化意義,幫助學生理解詞語并正確運用詞語。英語詞匯的文化內涵是經過長期積淀而成的。一些很有文化內涵的成語、慣用語、諺語、理語和格言等都來自于成語典故、神話傳說、文學名著,教師在詞匯教學的過程中可以為學生介紹其背景知識,讓學生理解其深刻內涵。如Shylock(夏洛克)是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個人物,作為典故比喻那些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而Solomon所羅門)比喻非凡的智慧,出自《圣經》的傳說。又如,to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鐵盧之戰),指十九世紀初,拿破侖稱雄歐洲一時,最后戰敗于比利時的滑鐵盧。這一詞語被人們用來比喻“慘遭失敗”。再如peasant(農民)一詞,在漢語中是中性詞,但對西方國家來說卻有某種反面的、消極的意味,指“沒有多少文化的人”,在西方稱農民為farmer。又如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在漢語中,狗含有貶義,而在英語中狗是寵物。因此,在詞匯教學中必須結合有關的文化背景知識的傳授,讓學生了解其中的文化內涵。 4.3開發校本課程,系統介紹西方文化
新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而校本課程正是實施這一理念和教學目標的重要手段。學生渴望更多、更系統地了解西方文化,因此,英語教師可摸準學生的興趣所在,結合教材內容,編寫《學點英文諺語了解西方文化》、《中學生英美概論》、《知多少》、《你喜歡的英文歌曲》、《西方節日文化》等學生感興趣的校本教材。使學生更全面、深人地了解目的語文化。
4.4利用多種媒體資源培養學生英語文化綜合素養
語言習得理論告訴我們,語言自然習得的過程是無意識的,是潛移默化的。英語的學習也一樣。由于電視、多媒體等能創設仿真的英語交際情景,在課堂中適當地引人這些媒體所提供的地道活潑的英語素材,能使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感悟地道的英語文化,從而提高英語的實際運用能力。引導學生課外自主地借助電視、網絡等學習英語,擴大接觸異國文化的范圍,拓寬視野,提高對中外文化異同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為發展跨地域文化的交際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礎。教師應指導學生利用現有的英語教學資源,如:(1)英語影視節目(2)英語教學網站(3)各類多媒體英語教學光盤(4)英語教學的報刊雜志等拓寬英語知識面,提高語音素質、豐富英語文化,有效提高英語綜合文化素養和實際應用能力。
4.5創設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
文化意識的培養是一項綜合性的工程,教師不僅要在課堂上結合教材設置情景,進行跨文化知識的介紹,也要在課外最大限度地創設英語文化氛圍,使學生更好地體會中西方文化差異。通過課堂內外的各項活動,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的敏感和意識,提高他們對語言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具體做法如下:
4.5.1開辦英語角,由外語老師與學生交流。有條件的話也可請外教或外國朋友與學生進行直接對話。
4.5.2開設研究性課程,以跨文化研究為主題,系統地傳授英美文化知識。教師可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小課題,如:“美國的飲食文化”、“英國的婚俗”等。學生通過查閱資料、觀看電影和錄像、請教專家等方式進行研究、調查和分析,并最終寫出報告。這樣的課程學習在拓展學生的英語知識的同時,也培養了學生的創新和協作能力。
4.5.3利用西方的一些重要節日,如圣誕節、萬圣節等舉行英語晚會,舉辦英語知識競賽,使學生了解西方的節日文化,了解西方習俗。在活動中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激發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5.正確理解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關系
一、構建文化教育素材庫
索材生成分課前預設和課堂中生成兩種,下面列舉幾種素材生成的方法:
1.開發教材的文化教育價值
初中英語的教材是以中心功能話題來編排各個單元的。一般來講,一個中心話題,一個單元。每個話題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西方的文化。學生往往按中國的思維習慣,文化習俗去套,結果語用不得體。教師要有一定的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和知曉度。這樣在學生即將遇到或已經遇到的差異問題就可以很好地處理。讓學生能跨越這些障礙,實現跨文化交際。因此在英語教學中,除了闡釋課文的內容,教師還要猜測課文內容引申的意義。由點聯系到面,介紹英語的文化背景,盡量完整的把每單元所涉及的內容展示給學生。
2、收集有文化教育價值的好文章,好故事
教材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一個途徑,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不能完全局限于課本。教師應想盡一切辦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包括我們平常所用的一些練習)來拓展教材,延仲教材意義。文化教學是英語教學的重要內容,教師應該釗對不同素材認真備課,按照不同要求進行有機的文化滲透,必要的時候進行適當的文化補充拓展,使傳授文化背景知識盡可能具體化、形象化。
3、從教師的視角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蘊藏的人情習俗教育價值
學習英語不僅要掌握語音、語法、詞匯和習語,而且還要知道說這種語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觀察世界;要了解他們如何用他們的語言來反映他們社會的思想、習慣、行為;要懂得他們的“心靈之語言”,即了解他們社會的人情習俗。
教師在平常多留意日常生活中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課堂上展示課文內容的同時,適時適量的穿插相應的文化習俗。通過文化的對比使學生在接受語言知識訓練的同時也能慢慢了解一此英語國家的人們在行為舉止、待人接物、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國人的異同,培養世界意識。
4、挖掘節日、紀念日等特殊日子的文化教育價值
課堂是一個模擬的舞臺,學生要把所學的知識在課堂中表演出來,將來才能帶著課堂中所學的知識和技能走向社會,投人到真正的跨文化交際中去。教師要懂得把文化帶進課堂,盡可能多的介紹西方文化。在組織課堂活動時,可以設置一些特定的文化背景,讓學生在這個模擬的舞臺上盡情的展示自己的語言交際能力。這樣的教學活動,可以幫助學生逐步提高結合社會文化背景來參與人際交往的能力。
我們教師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形式的充分利用這此材料,深挖其人情習俗并進行適當的拓展,增加學生對東西方人情習俗的理解。
二、初中英語課堂中英漢文化融合意識培養的策略
1,備課設計巧妙,做到“四維”融合
教學目標是教學活動的一項重要依據,而教學目標是我們教師在備課階段設定的。在備課階段,我們絕大多數英語老師在進行課時教學設計(備課)的時候,往往只從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和方法這三個維度去進行設計,卻往往忽略了文化教學目標。因此,在備課時候,我們應該將與所學材料相關的語言文化背景知識與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作為一項重要教學目標,并巧妙地融人我們備課的教案之中。要充分體現英漢語言文化之問的明顯差異,力爭集懸念、新意于一體,做到“四維”融合。 2、創設文化氛圍,做好又寸比分析
良好的英語文化氛圍可以促進學生英漢文化融合意識的培養。我們可以結合各單元的語言功能項目,在課堂內通過放錄像、顯示具有文化標志的圖片或實物,創設一定的社會文化氛圍。
進行英漢文化的對比分析是培養學生英漢文化融合意識的主要方法。通過對漢英兩種不同文化中交際規則及言語行為習慣的語用對比分析,有意識地展示兩種文化的共性和差異,可提高學生語言表達的得體性與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結合Go for it七年級上冊Unit 1 "Good morning”的“介紹、問候”等語言功能項目,我告訴學生如何跟英語國家人士互致問候,向學生介紹英美等西方國家人士見面的禮節:多數講英語的人初次見面時要說I’m glad to meet you.以識你很高興。)分手時,他們會說It’s nice meeting you.或Nice tomeet you.(能認識你很高興。)
3,重視第二課堂,用好互聯網絡
教師教學行為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完成教學任務而采取的策略和行為。教師的教學行為包括教學陳述、教學管理、傾聽與提問、教學評價、表情姿勢等外顯的行為。從現象上看,這種行為多是有意后行為。“教學行為是一種文化行為,即教學行為是以背景和教學實踐為基礎的行為,與教師自身的文化素質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并需要教師以其文化意識自覺對之進行關照。”(夸美紐斯《大教學論》)教師內在的文化價值因素影響了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的價值判斷,也決定了教學行為的發展方向。
漢語文化和英語文化分屬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不同的文化不僅影響了不同文化背景教師的思維方式,而且也形成了不同的教育價值觀。由于受文化的影響,英漢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教師在教學行為方面有著不同的傾向。為了說明文化差異對教師教學行為的影響,文章著重分析造成美國教師與中國教師教學行為差異的文化價值因素。
一、教學行為中“問”與“答”的差異
課堂教學中,美國教師多鼓勵學生向教師發問,美國教師每節課都有10分鐘左右的時間留給學生自由提問,學生往往踴躍向教師發問,教師幾乎是有問必答,學生處于主動狀態。與此相反,中國教師習慣于向學生提問,以提問來組織教學。學生回答問題是來自教師的要求,學生處于被動狀態。
這兩種不同的教學行為傾向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在美國文化中,人們的價值觀念是重平等,崇尚自由和民主。這種價值觀念是美國的《獨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這句話的體現。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師生關系是平等、自由的關系,教師是學生的朋友,學生可以直呼教師的名字(這在中國文化中是絕不允許的)。在教育方面,西方文化崇尚“求真”精神的培養。美國文化的價值取向,認知價值超過了道德倫理價值。
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是重傳統、重權威。人們最高的價值理想是古代圣人的人格,在行為方面,道德倫理壓倒一切。在這種價值取向的影響下,中國教育的傳統強調“師道尊嚴”,教師“聞道在先,術業專攻”,教師就是知識道德的化身,具有絕對權威。這種傳統的價值觀念仍然在潛意識中影響著當代的中國教師,中國教師雖然也接觸到西方文化,但是在行為上更多的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教學方式上往往是習慣于“一言堂”或“注入式”,教師提問學生,而不習慣于學生的反問,師生之間缺乏雙向交流。
二、教學行為中“動”與“靜”的差異
美國教師注重運用啟發的方式引導學生積極參與教學活動,在課堂上,把學生分成小組,讓學生自由討論是美國教師普遍采用的教學方法。學生可更換座位,自由地參與自己喜歡的小組,可以七嘴八舌地討論,課堂氣氛十分活躍。而中國教師習慣于要求學生安靜地聽課,中國教師要求學生遵守課堂紀律,換座位和講小話被視為不懂規矩,在大多數中國教師眼里,順從、老實、聽話是好學生的標準。
一“動”一“靜”反映出東西方文化差異對教師學生觀的影響。英語文明源于古希臘,位于巴爾干半島南部的希臘三面臨海,海岸線長,島嶼多。航海貿易是古希臘人的主要生存方式,形成的是海洋文化。古希臘著名的荷馬史詩《奧德賽》正是這種海洋文化的充分展現。它是一部描寫航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英雄史詩,描述了古希臘人心目中的英雄奧德賽在海上漂流十年,面對大海瞬息萬變、令人驚心動魄的自然現象,歷盡艱難,征服大海,才回到家鄉的故事。這種人與自然斗爭,戰勝自然,爭取個性解放,求變、求動的精神在人們心里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英語民族重視外向的行為和行動,喜好動、冒險和競爭。“動”和“做事”是英語文化中的重要價值觀念,正是這種“動”的價值取向影響了教師的學生觀。因此,美國教師通常更喜歡好“動”的學生和活躍的課堂。
中國文化是屬于“靜”的文明。任何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首先,從中國地理環境的獨特性,我們可以找到形成中國文化的部分原因。中國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陸——亞歐大陸東部,東北部是大興安嶺,西北部是沙漠戈壁,西南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在這個相對封閉的內陸地理環境中,中國文化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性。其次,農業生活方式對中國文化崇尚穩定的特點也有重大的影響。中國領土遼闊有良好的氣候和適宜的土壤,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條件,中華民族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展農業生產,無需向外擴張就可以在土地上獲得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條件。人們接受了“穩定”的觀念,習慣于它,一旦穩定受到影響,人們就感覺到無所適從。中國傳統文化“靜”的價值取向也影響了教師的學生觀,中國教師更習慣于聽話的學生和安靜有序的課堂。
三、教學行為中“好”與“壞”的差異
美國教師與中國教師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對學生個體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那些曾經在中國和美國接受過不同教育的人來說,中國教師和美國教師在教學行為方面的差異給他的感受是最為深刻的,兩種不同的教學行為對他們的成長過程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結果是迥然不同的。張五常是全球華人中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然而,他在中國上小學和中學時,都不被認為是一個好學生,甚至被學校開除。后來,他到美國卻成了最受歡迎的學生,最終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他為什么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同樣一個張五常,在中國被認為是差生,而到美國卻成了優秀生,正是美國教師的教學行為改變了他的人生。教師的教學行為的差異反映出兩種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念:(1)中國教師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在學生面前總是要建立知識權威的形象,因此,當張五常提出“不該問的問題”時,中國教師就認為他是有意搗亂。在中國,老師可以任意提問學生,而絕不允許學生在課堂上提問老師,這是一種教師專制行為,這種專制行為是受中國“師道尊嚴”保守觀念影響的結果。而美國教師對張五常提問的贊揚行為則體現出了平等、民主的文化價值觀。(2)中美教師對張五常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反映出兩種教育質量觀的差異。中國文化的教育質量觀是重結果、看成績;美國文化的教育質量觀是重視過程,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
我們確定所謂的“差生”“后進生”,衡量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作業和考試成績。用作業和考試成績作為評價的唯一標準是不公平的。實際上,人的才能表現在不同的方面,有的擅長抽象思維,有的擅長動手操作……正好滿足了社會需求的多樣性。在我們的教學中,有多少學生因考試成績不佳而被認為是“差生”?這些被打入另冊的學生不是對這種不公正表示不滿反抗,就是對自己的一生喪失了自信。這是衡量標準的錯,不是學生的錯,衡量標準是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衡量標準,通過比較,我們更容易看出我們的教學存在的問題。
教育需要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對中國教師而言,應該更多、更直接地接觸西方文化。中國教師在繼承中國優秀文化的基礎上,去深入地研究、比較英漢兩種文化并吸取西方文化的精華,融合東西方文化的有效成分,改進自己的教學行為,對推進我國的教育改革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參考文獻
一、“間距”的提出
法國著名學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12年12月16-17日召開的“思想與方法:全球化時代中西對話的可能,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會議①上,提出了“間距”理論。朱利安教授在《間距與之間:如何在當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歐之間的文化他者性》一文中分析了時下流行的“差異”概念所引起的弊端,從而提出與之相反的“間距”(écart)概念。他嘗試以“間距”打開“之間”,并以“之間”為工具,重建自我與他者對話交流的可能。這一途徑可歸結為:通過構建外在他者,從而達到解構目標文化的目的。朱利安指出:“那“差異”與“間距”的區別何在?簡而言之,“差異”是以認同為前提和導向,帶有主觀價值判斷的概念,而“間距”則主張拉開對話兩者的距離,尊重雙方的獨立性,采取的是不帶偏見的超然立場。差異是一個認同的概念;我們在觀察到這一點的同時也注意到一個與之相反的事實,那就是不可能有文化認同(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認同(l’identité)事實上至少用三種方式圍繞著差異:一,認同在差異的上游,并且暗示差異;二,在差異制造期間,認同與差異構成對峙的一組;三,在差異的下游,認同是差異要達到的目的。 因為差異首先就暗示一種更普遍的認同(une identité plus générale)——就這么說吧:一種共同類型(un genre commun)——在其內部差異則顯示為一種特殊性。那么,這個更普遍的認同會是什么呢?它一開始就給出,是我們一開頭就知道的,正如我們可以在文化多元性的開端,特別是那些這么長久以來在語言上和歷史上互不相干而彼此漠然的文化,譬如在中國與歐洲之間,這個更普遍的認同會是什么呢?”
顯然,“間距”是一個理論新詞,筆者認為新詞往往意味著新的方法,朱利安教授為何提出“間距”這一新概念?我認為恰恰是反思東西方文明對話的弊病而提出來的。近百年來學界研究東西方文化比較或對話時一直存在著激烈的中西之爭,有主張中體西用,有提倡洋為中用,更有鼓吹中國全盤西化,等等說法不一而足。然而,爭辯的結果卻是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都沒用了。朱利安在研究東西方文化對話時也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他說“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這使得中國人無法讀懂中國文化,日本人讀不懂日本文化,因為一切都被重新結構了,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步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 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在用西方概念遮蔽中國概念的過程中,各種文獻文本都同一化為西方文化范本的注解,差異性思想在這種轉述過程中不斷失落,也使得中國文論已愈來愈難為今人所理解。比如“風骨”概念,時至今日,學習古代文論的人甚至相關的專家學者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香港大學的陳耀南先生在《文心雕龍風骨群說辨疑》一文中梳理了當代百余篇研究“風骨”的學術論文,清理學術界關于“風骨”的解釋,最后對“風骨”二字卻仍不得要義,只能無奈地說,干脆請《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字彥和)自己站出來講清楚,究竟什么是“風骨”:“請彥和回來示觀,以破迷惑而廣知見。”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尷尬的情況,根源便在于東西方文化對話中,人們大多注重同一化的研究方法。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視西方概念為普適性楷模,例如闡釋“風骨”,往往用西方文論的概念“內容/形式”、或“風格”等等,而忽略東方文化或中國話語的獨特性,只一味地向西方文論話語靠攏。在這樣以西釋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中國話語的“異質性失落”,甚至得出一些有悖常識的結論。例如:素有國學大師之稱的王國維,用叔本華的生命悲劇意識哲學解釋《紅樓夢評論》,得出《紅樓夢》一書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也”,然而他又認為中國文化整體精神是樂天的,是沒有悲劇精神的;在自相矛盾的無可奈何之下,于是乎他竟然推導出《紅樓夢》是“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的結論 。顯然,這個結論實際上完全是謬論!植根于中華文化的《紅樓夢》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怎么可能成為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的天外飛來峰?更有甚者,、朱光潛等學者認為中國藝術的“神廟里沒有悲劇之神的祭壇” ,如果說中國完全沒有悲劇,那怎么解釋《趙氏孤兒》這部連西方人都承認是悲劇的元雜劇?這些尷尬都是完全以西方概念為普適性范式來分析中國文學得出的荒謬的結論。朱利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間距”代替有同一化導向的“差異”概念,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對追求同一性反思的背景,這是很有見地的創新性的提法。
類似的,在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學科理論也都是從求同性出發的,視相同性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以法國學派為首的影響研究注重事實的聯系,實質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響研究,它僅僅關注同源性文學的關系。以美國學派為首的平行研究雖然突破了影響研究僅注重事實聯系的局限,提倡跨學科研究,拓寬了比較文學的比較領域,卻集中于同一文明圈的文學比較,相對忽略了異質文明文學間的比較。無論是影響研究或是平行研究,甚至是俄蘇學派的類型研究,所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都強調共同性,同源性或類同性成了比較文學可比性的基礎。現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理論缺陷就在于:幾乎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比較中的異質性問題。通常,沒有學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人,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比較文學是既求同又求異的,比較就是求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這種直覺,實際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是求同而不是求異。不管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礎都是“求同”,是求異中之同。具體來說,影響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淵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類同性”,即不同國家文學、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類同性。對于不同國家文學的差異,歐美學者不是沒有看到,也不可能沒有看到,因為這是一個僅憑常識和直覺就能夠意識到的問題;但是從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歐美學者認為,差異性是沒有可比性的,對差異性進行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正如巴登斯貝格所說:“因為事實上,任何實際上的巧合都不能造成一種從屬的關系”,“正如同一位十八世紀大膽的生物學家把一朵花與一個昆蟲之間的形象和色彩進行精巧比較那樣。”韋斯坦因也認為,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文學不可相比較,他說:“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的共同因素。” 也就是說,只有在同一文明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文學才能進行比較。但是,對于比較文學理論而言,這種“求同”的理論模式也有不盡人意之處。因為在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中,都存在著許多異質性因素,其變異性往往要大于“同源性”和“類同性”的因素。
中國比較文學發展之初,采用的也多是求同性的比較方法。錢鐘書先生雖然認為“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但其東西文明文學的可比性仍是建立在人性共通這一相同性上。也正因如此,朱利安教授才批評了錢鐘書。他指出:“他(錢鍾書)的比較方法是一種近似方法;一種不斷接近的方法:一句話的意思和另一句話的意思最終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種比較收效不大。”
對同一性的側重造成了比較文學的一種研究怪圈,越是想要通過求同性的比較弄清東方或中國文論話語,卻越是讀不懂,中國文學在這種比較中面目其越來越模糊。同時,這種片面求同、不看差異的觀點也導致比較實踐中出現了大量流于表面的X+Y式的淺度比附。“間距”概念的提出是對這種同一化模式的反抗,也為比較文學的學科發展啟發出一個新思維、新角度。中國學者習慣套用西方理論,并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文化土壤相結合而盲目地套用,這么做是會出現問題的。我們在引進西方理論的時候,不應該把它當作絕對的真理,而應該注意它的異質性。我們知道,跨越異質文明對于不同文明有著互相補充、互為參照的現實意義,所以突出異質性,有利于實現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和融合,更有利于我們建構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這也是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的最終目的。
二、和而不同,和實生物
如上分析,“間距”是基于對同一性的反思而提出,那么,它又是從何而來?
朱利安教授原本是研究希臘哲學的,他將中國作為與希臘拉開距離的觀察點,采取一種遠離而又不斷返回的迂回式研究方法。因此可以斷言,“間距”概念是深受中國文化啟發而來的。他指出:“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時眼中無全牛,只看到各關節間的間隙,故刀刃才可恢恢乎游走其間,也因此即便“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這便是間距存在的方便。
也許中國的另一說法更直觀地體現間距的重要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而不同”是中國和諧觀念的重要闡釋,孔子將其應用于人際關系中,是指君子與人相處要保持距離,思想上不盲從,才能達到和而不同的和諧狀態,如若只是一味跟風,最終只能淪為小人式的同流合污之同。因此,所謂“和”,不是一味的“同”,而是要保持各自的獨立姿態,是有差別、多樣性的統一,惟有拉開間距的思想才不會在對話中被對方淹沒,所以“和”區別于泯滅了間距、差別性的“同”。這就要做到不人云亦云,不迎合別人心理或附和他人言論,而要有自己獨立的姿態,必須與他人保持距離。中國古代文論呈現與西方文論相當不同的異質性特征,它從知識譜系和知識展開等方面都全然異于西方的理論式話語。然而從五四時期開始,中國學界以科學的名義對中國文論話語系統進行生硬切割,力求以邏輯性、理論性、系統性的西式理論方式詮釋、規范中國具有體驗性、品味式的文論話語,結果西方范式全面取代了中國范式,造成了中國文學文論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斷裂和失語。失語的同時,中國文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審美蘊含多義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落。沒有間距、一味附和的求同最終只能是“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觀念更早出現于《國語·鄭語》中——“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由此可見,“和而不同”的“和”不是凝滯的和,而是有著豐富孕育能力的、具有生物豐長功能的和,這也正是朱利安教授所說的“有生產力的”(productif)是間距的本性。因為有了間距,有了差別,所以思想不會在對話中被淹沒,對話的兩者間的張力也才得以突顯,進一步,間距的孕育新本質也才能得以實現。
事實上,人類文明史上很多有創造性的東西都是在間距形成張力以后創造出來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佛教是基于印度文化的產物,東漢末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中國這一異質文明國度的傳播過程中,中印文明的間距促使佛教在這兩者的張力間不斷自我更新,慢慢中國化,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流派——禪宗。不僅如此,佛教還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歷史、哲學、倫理道德、語言、詞匯、音樂、舞蹈、繪畫、建筑、雕塑、天文、醫學、科技以及民俗民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質等世俗文化的諸多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和積極作用。佛教更是為中國文學帶來了許多從所未有的新東西——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素材、新的創作手法。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佛教在中印文明的張力中新生的,體現了在保持間距的對話中張力帶來的豐富的文化創新能力。
代表印度文明的佛教與中國文明間的交流無可辯駁地體現了間距和張力的創造性。只有拉開距離形成張力,文明間的交流才更能迸發出創造的火花,否則便會在求同的范式要求下泯滅自身的民族特性。由此觀之,“間距”既是“和而不同”,更能“和實生物”。
三、變異學與間距
在全球化語境下,全世界學者都不得不面對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然而,固有的比較文學學科還停留在以同一性為基礎的理論階段。實際上,文學在如今跨國、跨語言、跨學科甚至跨文明的流傳影響過程中,更多的是變異性。影響研究注重同一影響的一面,而忽視接受變異的一面;平行研究則忽略了不同文明文學的異質性,導致“異質性的失落”。不論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都已無法滿足當今比較文學的發展需求,時代在呼吁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國學派在提倡跨異質文明比較的實踐中提出了變異學理論,這不僅意味著一種新的思考角度,也是對傳統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圍。
弗朗索瓦·于連認為,文明的異質性非常重要,“這是一個要害問題,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漸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在中國古文中,引發思考的往往是詞與詞之間的相關性、對稱性、網絡性,是它們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視了這些,中國思想的精華就丟掉了。” 所以,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就是要從中國文化自身的邏輯出發,在與西方的對話中,堅持一個自身的基本話語規范和價值立場,不能盲目用“比較”一詞來否定文明之間的異質性。而于連的整個思想體系也就是圍繞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差異性”與“無關性”來展開的,也可以說是用“差異”來進行比較的;朱利安在中西比較中主動求“異”,通過“異”的比較來還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態,讓這些獨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話語規則來言說,繼而進行優勢互補、對話融通。他指出:“文化的本性在趨向同質化(s’homogénéiser)的同時也不停地異質化(s’hétérogénéiser);在趨向統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時也不斷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趨向融合與順應(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時也不停地標示自身的特色,去認同而再認同(de se démarquer, de se désidentifier et de se réidentifier);在趨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時也不斷地讓異議發揮作用(d’être travaillé par la dissidence)。這就是為何文化肯定是復數的,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不過是其典范例子,我們今天要一起思索這兩種文化的面對面。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為了避免張冠李戴的錯誤和差不多的領會;也為了避免使我們相信我們通過現在的標準化語言而彼此理解。然而,人們以為從此之后是大家的共同用語,卻繼續傳遞著分歧的含義。因為我們沒知覺到這種情況,所以它更加危險。唯有付上這樣的代價,才可能進行一場在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真正的“間談”。”
變異學是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中呈現出的變異狀態與異質性的研究,以及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相互闡發中出現的變異狀態的研究。主要從跨國、跨語際、跨文明文化和文學的他國化等幾個層面進行,通過研究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時呈現的變異,探究比較文學變異的規律。因此,文學的差異性存在樣態成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基礎,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的一個新的重要理論轉折。
從以上對變異學的簡略分析,也可以看出間距思維在變異學中的體現。首先,變異學跟間距一樣,超越了以往比較研究求同的思維,解決了跨文明比較的合法性,兩者反思的基礎都是同一性(類同性);其次,變異學要求比較雙方在相互尊重、各自保持文化個性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尊重文化的多元性與復雜性,這同時也是保持間距對話的前提要求;實際上也是一種“間談”,是注重異質性的“間距”;最后,間距要求主體走出自己所屬的文化圈,從不帶主觀傾向地對此加以觀察發現,避免種族中心論。同樣的,變異學一開始也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既不是東方問題也不是西方問題,更不存在東方學者站在東方的立場糾正反駁西方的問題,變異學思考的是整個比較文學學科原有理論所具有的缺憾,并試圖加以解決。
因此,變異學的態度其實也是一種間距態度,比較的雙方在保持間距的同時,通過不斷對話交融,然后逐漸形成新的東西。上文所舉的禪宗例子,用變異學的理論解釋便是一種“文學他國化”的現象。禪宗是外來的印度文化與本土中國文化相融匯以后所產生的文化新枝,這種異質文明的接觸與碰撞,使佛教在歷史上日益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相適應、結合,形成為獨具本地區特色的佛教禪宗,表現出有別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特征。同時佛教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文論——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鐘嶸的《詩品》,兩書皆以佛教思想詮釋他們的文藝批評理論;《詩品》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也是緣于佛教思想。禪宗更是把批評重點從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識和把握轉向為對主觀心靈世界的感悟,南宋嚴羽作《滄浪詩話》便是運用禪宗的頓悟之說提出“詩道亦在妙悟”的“妙悟”說。 異質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往往能夠激活沖突雙方文化的內在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條件下進入亢奮的狀態,從而激發出無限的創造力。差異學同間距觀一樣,在以“和而不同”為目的的同時又“和實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變異學雖然重新為東西方文學的比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異也具有可比性。但變異學強調的異質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類同性的文學現象之間找出異質性和變異性。禪宗與佛教盡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但它依然可以回溯到源頭的印度佛教。變異學需要做的首先是在研究對象之間找到類同性然后才能進一步研究變異性,并闡釋類同性背后的差異及其深層文化機制。也即是說,差異學認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不僅包括異質性、變異性,也包括同源性、類同性,這點是區別于不承認一個預設共同價值追求的間距觀。間距觀認為不存在一個既定的普遍認同,因此,它竭力否定差異概念,它所訴求的既非同一性也非差異性,它基本不做比較,而是通過一個獨立的外在他者反思自身。這也是間距與變異學的分野之處。
四、結語
有間距才能有張力。有張力的存在,才會有真正的既有獨立品德,從而才能有所創新。雙峰對峙,風景才好。當然,一個新詞的提出總會引起學術的爭議,關于“間距”的概念內涵、名稱合法性及間距的角度等問題都有待學者們進行進一步探討。但新詞往往意味著新方法,間距對于同一性的警惕,對于獨立的異質性價值的重視,不僅是對當前全球化語境下對話原則的探討與思索,也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對變異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發意義。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發現,在變異學與間距觀之間有著許多異曲同工的訴求,但也存在著一定的視野分歧。不論是間距觀還是變異學,都還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們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西方學者常常發明新詞,正是因為新詞中有新方法、新觀點的形成,也唯有如此,學術才能常辯常新、保持活力。筆者支持朱利安教授提出的“間距”理論。
基金項目:教育部重大招標項目:“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12JZD016)
基于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了解,對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是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取得實效的關鍵。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不但為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提供了正確的方向指引和良好的內容支持,也為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此,教育者應當認識到儒家文化的優勢,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中做好對儒家文化的吸收與利用。
一、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認真分析儒家文化的優勢
1.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了解和分析儒家文化
從目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來看,儒家文化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過程中,應當首先做好對儒家文化的了解和分析,找出儒家文化與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契合點,從而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通過對儒家文化的了解可以發現,儒家文化包含仁、義、禮、智、信等內容,在宏觀上與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有一定的關聯。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過程中,利用儒家文化的內容和思想,能夠有效地指導教學過程,使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跳出原來的教學思路,實現教學思想的轉變。
2.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找出東西方設計理念的差異
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過程中,部分教師以西方的設計思想作為主要的教學理念,而儒家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國五千多年文化的重要代表,與西方的設計理念和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區別。基于這一差異,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積極地找出東西方設計理念的差異,并將儒家文化和西方的設計思想進行比較,總結儒家文化的特點和優勢,概括儒家文化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影響,從而使儒家文化能夠更好地融入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做到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因此,找出東西方設計理念的差異,是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前提。
3.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找準
儒家文化與景觀設計的結合點通過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解,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中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時,必須找準儒家文化與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結合點,使儒家文化更好地為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服務。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將成為一句空話。因此,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當結合教學特點和教學需求,對儒家文化進行有效的解構,快速找出儒家文化與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結合點,通過分析兩者的結合點、把握儒家文化的特點,做到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中重點講解儒家文化的內涵及其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的啟發,兼顧其他設計風格,進而提高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整體質量。
二、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吸收儒家文化的優點
1.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吸收儒家文化全面性優點
儒家文化具有諸多優勢,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有效地傳承和發揚儒家文化。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過程中,應當注重講解儒家文化的全面性優點,使儒家文化的全面性優點得到有效的彰顯,并進行設計理念、設計內容、設計方法方面的教學,提高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整體質量,保證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能夠更好地培養學生的設計能力。因此,吸收儒家文化的全面性優點,是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提高教學質量和落實教學目標的重要措施。
2.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吸收儒家文化中庸性優點
儒家文化除了具有全面性優點外,還具有中庸性優點。中庸是儒家文化一種重要的理念,將其應用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中,可以使設計風格保持統一不張揚,避免過分張揚的設計風格給人帶來不良的影響。因此,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中,應當吸收儒家文化的中庸性優點,并且有效地發揚這一優點。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教會學生用儒家文化的中庸性優化設計理念,使設計方案能夠體現中庸這一理念。這既滿足了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需要,又提高了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質量。因此,吸收儒家文化的中庸性優點,應當成為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重要內容。只有做好對儒家文化的中庸性優點的吸收和利用,才能夠保證儒家文化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3.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吸收
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優點結合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需要,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過程中,應當吸收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優點。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內容相對較多,不但要對西方現代建筑景觀設計理念進行全面的介紹,還要對中國傳統建筑景觀設計進行講解。在教學過程中,無論是西方的建筑景觀設計理念還是東方的建筑景觀設計理念,都應當讓學生進行有效的比較和吸收,做到兼收并蓄。基于這種教學需求,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過程中,學生應當吸收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特點,教師應強調兼收并蓄的重要性,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吸收多種設計理念和設計經驗,并將其運用在自己的設計方案中,提高自身設計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積極利用儒家文化的內涵
1.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教會學生正確的設計理念
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有效地利用儒家文化的內涵,教會學生正確的設計理念。儒家文化強調準確性這一理念,與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有著較強的關聯性,可以正確地指導現代建筑景觀設計的教學方向,促進學生正確地理解設計理念。教師應當認真地分析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特點和實際需求,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理念進行有效的教學,對學生錯誤的設計理念進行及時的糾正,使學生形成系統、完善、科學的設計理念,從而達到提高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質量的目的。教會學生正確的設計理念,是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的關鍵,也是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重要切入點。
2.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教會學生正確的設計原則
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中,還應當教會學生正確的設計原則。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過程中,既要保證設計方案的合理性,也要保證設計的建筑景觀能夠與周圍的建筑物和諧統一,避免不合理的設計造成不良的影響。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過程中,應當將正確的設計原則作為重要的教學切入點,使學生在建筑景觀設計中更好地豐富自我、完善自我。
3.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應教會學生正確的設計思路
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教會學生正確的設計思路。正確的設計思路與儒家文化有一定的關聯,體現了儒家文化所倡導的理念。現代建筑景觀設計要遵循一定的規律,并且體現主流的設計思想。因此,教師應當認識到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選擇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合理的切入點,使學生對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更加嫻熟、有效。
結語
儒家文化不但為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內涵,也提供了完善的內容和方法指引,對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者應加深對儒家文化的理解,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保證現代建筑景觀設計教學能夠更加科學、有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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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的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需要研究語言、地域文化、消費心理、和審美價值的差異,決不是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的機械翻譯活動。實踐已經證明,成功的商標的翻譯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失敗的翻譯,不僅會給公司或國家帶來慘重的經濟損失,還直接影響公司或國家的形象。本文主要從語言和文化的角度討論商標的翻譯,探討文化內涵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1. 文化內涵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商標是語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統一體,在進行商標的翻譯時應充分考慮影響商標翻譯的各種因素,考慮英漢兩個民族語言、文化和審美情趣的差異,并采用靈活多樣的方法文化差異,力求音意俱佳,給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激發其購買欲望。
1.1 文化內涵對以人物命名的商標的影響
中國的芳芳牌口紅,出口到英國美國加拿大等英語國家,銷路不暢。其根本原因在于“芳芳”商標音譯成漢語拼音“Fang-fang”,英文讀者一看便生起一種恐怖之感,因為“fang”恰好是一個英文單詞,其意義是(1)along, sharp tooth of dogs or wolves(狗或狼的長牙);(2)a snake’stooth with which it injects poison(蛇的毒牙)。西方消費者看到“fang-fang”商標時,想到的并不是涂了口紅的少女,而是張牙舞爪、毒汁四濺的瘋狗、惡狼或毒蛇;然而芳芳商標對中國人而言卻能產生更美的聯想,不僅仿佛看到一位名叫芳芳且花容月貌的少女,而且好像聞到了她周身襲來的香氣。有此可見中西方民族文化差異對商標翻譯的影響。
1.2 文化內涵對以動物命名的商標翻譯的影響
首先以孔雀為例,在中國和西方,它們擁有不同的喻意。在中國孔雀象征著美麗和耀眼的顏色,人們看到孔雀牌彩電,就會聯想到有著最好色彩的高質量的電視機。然而,在西方國家,peacock(孔雀)被認為是一種邪惡的鳥,會給人們帶來不幸。因此以peacock(孔雀)為商標的商品也不會熱賣。
在漢語中,蝴蝶象征著友誼和愛情免費論文。中國有很多蝴蝶牌產品,很受消費者歡迎。然而英語中butterfly意味著輕薄,輕浮。所以若以butterfly作為商標,西方消費者會認為這種商品不耐用。西方消費者不喜歡將鳥類或者昆蟲的名字用作商標名稱,因為會使人聯想到劣質商品。
熊貓是中國的國寶文化差異,中國有不少的熊貓牌產品,如電視和香煙,許多企業都愛用panda作為自己產品的出口商標翻譯。這些產品在日本韓國法國意大利美國等國家都很受歡迎,但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便賣不出去,因為穆斯林國家傳統上禁吃豬肉,而熊貓長的像肥豬,顯然,熊貓牌得產品會受到排斥而沒有銷路。因此商標翻譯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不能忽視宗教信仰、民族傳統和風俗習慣,以防用語失效。用語失效是指不合時宜的翻譯或不符合習慣等導致交流不能取得預期效果的失誤。
1.3 文化內涵對以植物命名的商標翻譯的影響
在中國,倍受青睞,有高潔堅貞之美譽。有許多商品用“”作品牌,如廣東中山“”牌電熱驅蚊片,商標翻譯為“ChrysanthemumFlower”,出口到法國日本西班牙比利時無人問津,因為這些國家都把作為喪葬花卉,一般只在舉行葬禮時才使用。但該產品深受芬蘭瑞典意大利德國墨西哥人民的喜愛,因為芬蘭的國花為繡球菊,瑞典的國花為白菊,意大利的國花為矢車菊、墨西哥的國花為大麗菊。
1.4 文化內涵對以數字命名的商標翻譯的影響
在漢語中,“4”和“死”讀音想同,因而人們忌諱使用,“14”、“24”也避免使用。“13”和“星期五”在英語國家被禁忌,因為耶穌在那天被送上絞刑架,因而在西方一些國家樓層不設13層,公共汽車不設13路。中國上海生產的“三槍”牌內衣文化差異,英譯名為“Three Guns”,這一產品若銷往日本、哥倫比亞和北非地區,定會倍受歡迎,因為數字“3”在這些地區具有積極意義。但若銷往乍得、貝寧等地,應改換譯名,因為在乍得奇數被視為具有消積意義,在貝寧“3”具有巫術之意。而出口英國的商品則不宜用“666”因為它在圣經中象征惡魔。 中國許多企業競相以“8”字為產品命名,人們取“8”與“發”諧音,并賦予“八”周全,積極之意;在日語中“八”也有運氣越好、事業越來越旺的含義;而在英語中具有相似意義的數字為“7”,例如美國的“七喜”牌(7-up)飲料。
2. 商標的翻譯方法
商標翻譯不僅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還是一門具有創造性的藝術。翻譯出的商標不僅能給人以美感,內容積極向上,思想健康,還要堅持譯文的標準化。好的譯文能增強市場競爭力,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市場形象。一般來說,商標主要有以下四種譯法。
2.1 直譯法
直譯即將商標的字面意思直接譯出。直譯法的優點是保留原名,準確的傳達原名得信息和情感。如Apollo(太陽神)口服液——力量無比,Pony(小馬)——小巧快捷,Fair Lady(貴婦人)床上用品——高雅名貴、豪華舒適,American Standard(美標)潔具——規格齊全、質量上乘,Crown(皇冠)轎車——皇家風范、豪華氣派等。這種商標翻譯,顧名思義,容易讓消費者引起聯想文化差異,情不自禁地對商品產生好感,從而有利于商品的銷售。
2.2 音譯法
采用音譯法的商標名,多由人名、企業名或其他專有名詞構成。在英文商標和中文商標的翻譯中均有此種翻譯方法免費論文。采用音譯法不僅可以保留原商標名稱的音韻之美,易于上口,便于記憶,而且可以體現商品的異國情調和正宗特色。如NIKE(耐克),PARKER(派克),SIEMENS(西門子),Audi(奧迪),Sony(索尼),Sharp(夏普),(Kentucky)肯德基等。
2.3 意譯法
有的商標采用音譯法無法體現產品特征或象征意義,采用意譯法則可直接體現出寓詞優雅、詞語華麗的特點。用意譯法翻譯的商標名,通過精心選字,可以形象表達產品的效用,準確反映商品性能,有利于消費者記憶。如英文商標“Dynasty”的葡萄酒譯為“皇朝”,使人一看便知是陳年好酒。中外合資的洗發產品“飄柔”的原詞為“Rejoice”,譯者并沒有采用音譯法,而是意譯為“飄柔”,給人以輕揚飄逸的感覺。中國商標中的“永久”牌自行車譯為“Forever”給人“經久耐用,直到永遠”的感受。
2.4諧音取義法
即利用漢字表音又表義的特點,精心選取適當漢字音譯原文中的部分或全部發音,同時又能體現商品的特性文化差異,補充在翻譯過程中所出現的語義信息損耗,有利于誘發消費者進行有益的聯想,便于記憶和加深對商品的印象。簡單講,就是力爭形神兼顧。如“Benz”譯為“奔馳”,暗示出車速之快,十分形象且動感十足;“Ronstar”譯為“農思它”,農民一看便知是農用產品。還如“索”牌塑料繩具譯為“Solid”,吻合了原文中“堅固耐用”的含義。
3. 結語
東西方由于地理位置種族淵源、自然環境、宗教信仰、經濟發展等文化背景的不同,人們對商品的認知角度、思維方式、審美情趣、消費觀念、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因此,商標的翻譯既要體現商品的民族特色和個性內涵,又要符合銷售市場消費群體的文化園傳統心理和消費觀念。譯者必須勇于創新,擺脫追求語言形式對等觀念的束縛,譯出具有音美、意美和市場效應的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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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交流的日漸頻繁,英語聽力的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在我國英語教學中,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英語聽力教學方面還相對薄弱,效果不太好,學生的聽力水平亟待提高。我院中高職生英語基礎相對較薄弱,聽力的提高顯得尤為重要,為此筆者根據幾年的實踐經驗,提出了一些措施,期望對英語聽力教學水平的提高有所幫助。
1 制約聽力提高的因素
1.1 忽視聽力的重要性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工具,然而在我國,長期以來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學生普遍存在聽說能力嚴重低于讀寫能力,很多人都是“啞巴英語”,與外界溝通的聽說能力極差。聽力是人們語言交際能力的重要方面,是學習語言的重要途徑。聽的過程是捕捉、理解信息的過程,是聽者運用記憶中的知識和經驗對語言信息進行判斷和推理的過程。而我院的學生聽力方面極其薄弱,中高職學生詞匯量少、基礎差,再加上中學時基本上沒有聽力課,種種因素的影響,導致他們幾乎不具備聽英語的能力,以致英語四六級的過級率極其低。
1.2 聽力教學枯燥乏味,難以激發學生興趣
英語聽力課教學中,教師應該指導學生掌握一些必要的聽力技巧。中高職學生一方面反應課堂枯燥無趣,類似于填鴨式的應試教學,另一方面本身基礎就薄弱,最后甚至有時學生對聽力課有了逆反情緒,這在學習中成了最大的絆腳石。因此,教學中對學生加以適當引導,加強趣味性教授,便能極大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聽力的學習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文化差異對英語聽力的影響
(1)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詞具有不同的意義。在實際交際中,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思維廣度、文化背景和語言習慣去理解別人所說的話。不了解中西文化、社會風俗等方面的差異,就會造成語言理解上乃至行為上的障礙,這一點在聽力過程中表現的尤為突出。中國和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風俗習慣。例如:英語中有很多類似的詞,如:chicken-hearted(比喻缺乏勇氣的,膽小的人)并非“雞心”;“lucky dog”(幸運兒)而非幸運的狗。
(2)對話在英語聽力材料中占有相當的比例。而在對話方面,由于東西方文化差異方面的不同,使人們在話題的選擇、問候方式、道別方式、稱呼語等多個方面都存在差異。這些對話看似簡單,卻反映了一個民族文化的許多層面。如果學生不注意這些方面的差異就會使他們在遇到這些聽力材料理解時作出錯誤的回答或選擇。比如:中西方人們見面打招呼的方式就反映著不問的文化背景。我們中國人見面喜歡說:“吃飯了嗎?”“您這是去哪兒呀?”等等;西方人則通常把談論天氣作為問候的方式,這也反映了他們比較尊重個人隱私,不愿意與關系一般的人談論這方面的問題。
3 提高中高職生英語聽力的途徑
(1)日常教學中,要結合教學內容,適時地把課本所學的知識與社會生活進行聯系,激發中高職學生的學習熱情和信心,提高對學習和生活的認識;注重關注中西方文化差異,增強文化意識,為學生的聽力理解提供知識經驗的準備。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西方公共場所的女士優先的優雅風范;西方倡導的個人奮斗、自強獨立的價值觀;中西方對贊同和否定的表達方式折射出的思維方式等。
(2)鼓勵中高職學生積極參加課外活動,豐富生活經驗,指導學生閱讀世界名著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并利用電腦等手段增長文化知識。利用多媒體,指導學生看涉及外國生活的影視內容,使學生了解英語國家的風俗、文化,為學生的聽力理解能力進行知識經驗的積累。
(3)了解風俗習慣的不同,中國的傳統節日,基本都是封建社會時期形成流傳下來的,因此,許多節日無不以家族、家庭內部活動為中心。一群陌生人在一起狂歡,那是不可理解的。西方的節日就不同了,更多地是表現出人們的互動性、參與性、狂歡性、以自我為中心,崇尚個性張揚,比如感恩節、圣誕節、情人節……莫不如此。這與中國節日的家族性正好相反。因此,了解西方的節日對于更好的理解會話有很大的幫助。
(4)結合英語影視片,英語影視片是對語言文化的最直觀、最生動的展示。它通過視、聽兩種途徑將國外的風土人情,人物的言行舉止、生活環境、衣食住行等方面展示出來,有助于啟發學生的文化認知,也可以培養中高職學生邊觀看邊學習異域文化的意識和能力。
4 結語
綜上所述,影響中高職生聽力水平的因素有很多,而在英語聽力課堂教學中注重文化知識的傳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聽力課堂教學來啟發學生的文化認知能力,使文化規范的教學與語言技能的培養同步進行,以提高學生聽力理解的水平。相信只要我們運用科學的教學方法,輔以合理的教學手段,一定會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不斷的提高我院中高職生的英語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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