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經濟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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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項目概況

    項目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類型,四季分明,雨水較多,光照充足,小氣候差距顯著,具有典型的丘陵山地氣候特征。氣溫年平均為16.3℃,常年平均降水量約1373.6毫米,降水日年均約158.3天,相對濕度約82%,日照年均約1887.6小時,年日照百分率為45%,四周群山環抱,地勢由南向北漸次傾斜,地貌為低山丘陵、河谷盆地和河網平原組成,地理位置優越,公路交通便利,項目區水資源豐富,水源以引運河水為主。適宜農業生產。土地均適宜稻、多種經濟作物生長,水面適宜養殖魚、蝦、蟹。溫度年季變化的影響較大,易出現旱澇、臺風、冰雹、寒流等災害性天氣。項目區有23個行政村,總人口有4萬余人,項目區經濟基礎較為雄厚,近年來經濟發展更為迅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2、項目區土地利用現狀

    項目區土地總面積1346.75hm2,其中耕地703.56hm2~,園地178.98hm2,林地8.56hm2,其它農用地257.09hm2,城鎮及工礦用地116.78hm2,水利設施用地0.38hm2,未利用土地7.56hm2~,其他土地73.84hm2~。其中參與本次整理的地類為耕地、園地、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地,項目區的新增耕地有以下幾個來源:通過對原有耕地進行整理,可以增加耕地52.68hm2;通過對農村道路整理,可增加耕地8.98hm2;通過對坑塘水面整理,可增加耕地8.04hm2;通過對農田水利用地整理,可增加耕地21.89hm2;通過對零星田坎進行整理,可增加耕地6.06hm2;通過對零星荒草地整理,可增加耕地1.15hm2;凈增耕地率為5.39%。具體來說,土地整理效果表現在:通過農田水利工程的配套,擴大了項目區灌溉面積,土壤質量有所提高,耕層厚度有所增加,能夠較好地適應農作物的生長,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了耕地產出率;通過土地平整,溝塘和荒地整理,農田水利配套和水土流失治理,道路林網建設,既可有效增加耕地面積,還可顯著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加速農村現代化進程,促進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加大資金投入,積極維護基本農田的溝、路、渠等農業基礎設施,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基本農田的抗御洪澇和干旱災害的能力。注重增施有機肥,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形成完善田間道路、林網、溝渠配套的基礎設施,真正形成“田成方、路成框、木成行、管相連”的農田生態系統,有效地改善了當地的農業生態環境,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論文服務網,本站刊載大量環境管理論文范文格式,經濟管理職稱論文。供廣大論文答辯需要者、經濟管理評職稱需要者參考。

    3、經濟效益分析

    通過土地整理,項目區可新增耕地90.76hm2,按照整理后新增耕地數量,計算新增耕地效益。該效益的計算考慮當地發展高效農業種植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整理后,增加早地面積38.12hm2,增加水田面積51.64hm2。耕地農作物產量可增加1 500、1 500、750kv/hm2,可凈增效益1672354元/hm2。項目區基礎設施年運行費用。按工程施工費的5%考慮,項目區基礎設施年運行費用為90.75萬元/年。項目區年經濟效益。經計算,項目區年經濟效益為335.3萬元/年。土地整理項目經濟評價。項目經濟評價按動態分析法計算項目的經濟凈現值、經濟效益費用比。項目總投資為2563.78萬元,年經濟效益為356.40萬元,經濟分析期取30年,按12%的社會折現率計算經濟凈現值、經濟效益費用比。

篇（2）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26-06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儲蓄率仍處于上升趨勢。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為19.7%，我國儲蓄率則高達51%。2014年12月，我國居民儲蓄達到了49.9萬億元，人均儲蓄超過3.5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的國家。

同時，我國在2000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分別達到7%和10：1，已進入老齡社會；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據預測，約在2025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將分別達到14%和5：1，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約在2040年將分別達到21%和2：1，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勢，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結構變化特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以及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造就的經濟高增長奇跡，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高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并未消失，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一是體制紅利仍有潛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紅利仍有從總量轉向結構和質量的空間，三是中國經濟的市場潛力巨大，四是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資源在閑置或低效使用的狀態。

因此，我國的人口數量紅利可能已經結束，已經出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通過勞動力供應、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可以盡早掌握儲蓄變化趨勢及可能的影響，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依據。

本文在對劉易斯拐點和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礎上，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在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影響因素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人口紅利（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依據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1.劉易斯拐點概念的提出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槎倘保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界定，據蔡P（2007）估計，我國大約在2009年達到“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日本學者田島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點”的判斷，但其估計2013年左右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

2.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3.人口紅利與儲蓄

人口結構影響儲蓄率是人口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撫養負擔低的人口結構通過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路易（2005）用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減少儲蓄率，且結果均較顯著。

（二）我國高儲蓄率成因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經濟增長速度。汪偉（2008）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環境，利用1952-2006年省級動態面板樣本數據，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和儲蓄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結果顯示：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反向因果關系不成立。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興由、孫景德和張超群（2007）對1978年以來我國居民高儲蓄率成因進行研究時，采用了寧波市400戶家庭數據，在分析出居民不斷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礎上，給出了量化比例。結果顯示：不確定因子、制度因子與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響居民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杭斌、郭香俊（2009）認為，收入不確定性是我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現象的主要推動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學者從我國總儲蓄結構特征出發，運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資金流量表進行分析。李揚、殷劍峰（2007），翁媛媛、饒文軍、高汝熹（2010），徐忠、張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儲蓄率變化的原因分部門做了實證檢驗。一致認為，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兩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的不斷增加。汪偉、郭興強（2011）認為，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連接儲蓄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個重要理論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造成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齡結構。袁志剛、宋錚（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老齡化。鄭長德（2007），鐘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論，運用我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各地區人口轉變及撫養負擔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進行了估計，結果均認為少兒撫養比下降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宏觀經濟政策。何立進、封進、佐藤宏（2008）采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居民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養老金財富變化的外生性，可以作為財政因素來分析其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養老金財富對于家庭儲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應有明顯差異。

以上研究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從單方面進行分析的，很少考慮綜合因素，本文將在綜合以上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勞動力變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人口撫養比上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

假設二：農村勞動力比重減少將導致儲蓄率上升。

三、人口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來源

對于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本文結合以前研究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考慮了經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視為宏觀經濟因素，用GDP表示；養老保險人口比重視為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用EI表示；撫養比視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用TR表示；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視為勞動力結構變化（人口紅利）因素，用RP表示；儲蓄率用RS表示。數據均為年度數據，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從1989年才開始，故樣本數據區間為1989年到2014年共26個樣本。居民儲蓄率、撫養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來源于“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模型的構建

理論和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居民儲蓄率產生影響。這可以初步判斷人口結構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但不能確定兩者是否存在明確的關系，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為常數項，et為隨機誤差項。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來的，目前各內部變量的沖擊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影響，模型具體方法不再贅述。

（三）數據的檢驗及模型的建立

1.數據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時間序列關系檢驗前，先要確定時序是否平穩。首先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檢驗過程中采用SIC準則確定滯后項，結果見表1。其中，D表示變量的差分，ADF檢測類別為（c，t，f），依次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項。通過SCI準則為序列選取合理的滯后階數進行單位根檢驗，可選用不帶任何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方式進行選擇。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穩的，RS、和GDP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RP、TR和EI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根據檢驗結果，數據不是同階單整的，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顯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通過平穩性檢驗，滿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條件。首先，需要確定滯后階數，考慮到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保證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SIC準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結果看，RS方程擬合優度較好，R-squared達到了0.933651，說明VAR模型估計效果較好。

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以及影響的貢獻度，需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這需要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圖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單位內，說明VAR（2）模型是穩定的。

（四）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和檢驗可以得出本文構建的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模型中的變量居民儲蓄率在受到其他變量殘差沖擊時的短期反應。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

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效果。從圖2的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看，當經濟增長率GD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反應，然后在第3期產生正向反應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后一直波動，到第12期基本產生負向影響并在第19期趨于穩定，說明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當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EI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到第10期轉向負向影響并趨于平衡，說明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DEI產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撫養比TR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后，在前8期為正向沖擊，轉為負向并在20期趨近于0，說明撫養比TR對儲蓄率的沖擊是短期的。農業從業人口比重波動DR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由負向到正向沖擊波動，并在負向沖擊逐漸平穩，但中長期影響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爍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并區分影響居民儲蓄率的短期、長期決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波動對居民儲蓄率變化的貢獻度，方差分析結果見圖3。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自身影響在前3期仍然比較大，為58.1%，這說明居民儲蓄率有慣性特征。同時，經濟增長率對居儲蓄率的影響一直很明顯，并隨著時間逐步增加，這說明居民儲蓄率受經濟增長率明顯，并且隨著時間推移會增加。養老保險人口比重雖然對儲蓄率也有影響，但比重一直很小。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貢獻度在下降，這也說明了撫養比的影響是短期的。農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對儲蓄率的影響貢獻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說明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將長期影響儲蓄率。

四、結果及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會增加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儲蓄，這與我們在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一致。實證分析表明，在短期內，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長期的關系是負相關，而且影響關系是長期的。這與以前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這可能與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投資帶動，但部分投資是無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儲蓄資源。

（二）宏觀經濟因素和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

從分析結果看，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明顯要比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的影響大，這也是符合我國社會現實的，我國傳統文化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反而對社會養老不是很重視。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也與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為居民在少兒撫養的觀念改變，更注重教育投資，這需要進行儲蓄，少兒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例較大，從而出現在短期內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

（三）農業勞動人口比重變化對儲蓄率變動的沖擊不容忽視

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升。而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隨著我國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出現了部分地區和部門勞動力短缺，工資出現上漲。這與我們研究的農業人口比重對儲蓄率變動的影響是負向的沖擊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導致工資上漲，從而引起儲蓄率上升。

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與儲蓄率的關系是相互的。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而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很難改變，于此同時儲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速度，新常態下7%的增長率是合理的。二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人口的轉移。我國新增就業人口減少的大趨勢不可避免，于此同時，農業從業人口比重過高還將存在，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等行業來吸納大量農業就業人口的轉移。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應加快新型城鎮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資渠道，促進儲蓄分流。較高的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同時也導致我國銀行等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金融風險集中到銀行體系。因此，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等多渠道創新，分流高儲蓄，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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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建英.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消費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09，（2）：60-64。

[3]李文星，徐長生.中國人口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J].人口科學，2008，（3）：29-37。

[4]鞏芳，陳寶新.中國居民消費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J].西部經濟管理論壇，2016，（3）：61-69。

[5]汪偉.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J].經濟學，2009，（4）：29-52。

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篇（3）

中圖分類號 G7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3）07-0072-05

一、引言

不同研究者對農民工的概念界定是不一致的，有的研究者認為，農民工就是指擁有農業戶口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的雇傭勞動者，因為進城農民工引發的社會問題遠比在鄉農民工突出，也有研究者把農民工研究的視角主要放在進城的那部分農民工上。本文中所說的“農民工”主要是指那些戶口仍在農村，但已完全脫離或基本脫離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依靠在城市所有制企業打工或從事其他服務行業為生的人群。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逐步深入和三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而日益凸顯出來的。20世紀80年代，農民工外出（或進入本地鄉鎮企業）務工主要以“體力型”輸出為主，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城市企業和鄉鎮企業對農民工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推動農村勞動力由“體力型”輸出為主加快向以“技能型”和“復合型”輸出為主轉變[1]。但是，由于我國農民工整體素質不高，缺乏適應二、三產業的職業技能，加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城市就業面臨由原來單純的數量型轉變為質量型的升級階段，迫切需要加大對農民工培訓力度[2]。珠三角區域的“民工荒”現象，表面上看是由于農民工待遇低造成的，其根源卻在于珠三角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民工文化素質低之間的矛盾[3]。已有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農民工培訓來源于內源和外生的需求，一方面，表現在低素質農村富余勞力的“無限供給”與相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另一方面，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催生了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現實緊迫性[4]。

可見，農民工培訓是繼農民工在城鎮“準入問題”以及“權益維護問題”之后的又一前沿課題。早期研究側重于事實描述和對培訓必要性與意義的淺層分析；近期研究主要從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主體、需求內容與培訓方式進行細致解構，同時從現實和所得實地調查結果入手，形成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效率、培訓體系和效果的反詰。如果以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求研究為主線，可以清晰地揭示目前學術界相關研究間的內在聯系。這一聯系可以歸納為圖1。

圖1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問題研究間的聯系

二、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問題

目前國內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研究都將政府作為培訓開展與服務提供的主導者，目前開展的農民工培訓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政府的行政干預[5]。但是，近幾年針對進城務工農民職業技能培訓教育開展的“陽光工程”、“春風行動”和“雨露計劃”等政府培訓工程的失效[6]，暴露出政府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方面的低效率與力不從心。曾晉瑩、李錫元指出，如果由政府直接提供農民工培訓產品和服務，則極有可能出現“政府失靈”[7] 的現象。

目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未能綜合考慮農民工的實際需求，造成供求失衡，主要表現在培訓內容、培訓方式等方面。首先，培訓方式較為單一，仍以傳統的教師課堂講授為主，而已有調查顯示，農民工偏好“師傅帶徒弟式”的培訓方式。其次，培訓內容落后，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增加，農民工對培訓內容的需求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他們不僅注重對生存技能的掌握，也注重對發展技能的學習，而目前的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內容仍以教授生存技能為主。對此，有研究者指出，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把政府作為唯一供給主體使得公共產品的供給渠道過于單一，采取“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公退民進”等辦法吸引企業和其他社會成員參與到某些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來，將有助于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失衡。E.C薩瓦斯的研究也表明，擺脫政府公共服務低效率和資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壟斷地位，積極實行公共服務的民營化，建立起公私機構之間的競爭[8]。由此來看，我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機制、模式本身必須創新，而這種創新包括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服務、產品的民間供給和私人產品化。

在這方面，學者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理論成果：其一是成立專業培訓機構；其二是由用工單位為在本單位就業的農民工開展培訓。也有學者研究了新時期高校和其他非營利性組織參與農民工培訓的可行性[9][10]。總體來說，盡管目前已經大量存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民間供給和私人產品化的現實，但已有研究主要還是限于對政府供給主體的考察，對于民間供給主體則尚處于理論論證階段，缺乏實證分析。

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問題

針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需求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影響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參與意愿因素的分析和歸納上[11]。不同學者的研究都表明，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有較高需求。許東風、眭鴻明對江蘇省3個城市農民工學習情況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93%參與調查的農民工希望參加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訓活動[12]。苑國棟、李彤分別對上海、山東兩地農民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情況進行了調研，其結果也表明農民工對參與職業技能培訓有較高的需求[13][14]。

然而，目前對具體培訓需求內容進行系統性研究的較少。實際上，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中，供給者必須以農民工的需求內容為出發點提供培訓服務，如果無視農民工的真實需求，那么，就難以實現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求均衡，從而難以達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最優供給。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和不斷擴大，農民工的求職需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民工群體正在由亦工亦農兼業為主向全職從事非農就業為主轉變，由在城鄉雙向流動向更多融入城市轉變，由謀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轉變。陳微指出，與改革開放初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更向往在城市工作，參與培訓的內在動因更多地是為了提高職業穩定性和發展自我[15]。楊艷紅、熊剛、戴烽指出，盡管目前農民工對生存性知識的需求仍占很大比例，但法律常識、實施政策、醫療保健、經營管理、創收致富經驗等發展性知識，也進入了廣大農民工的選擇范圍[16]。李雪調研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發現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量最大（68.5%），但對與勞動就業相關的法律知識（57.8%）、創業知識（56.5%）也產生了濃厚興趣[17]。

總之，隨著農民收入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內容有了新的需求，不再僅僅局限于生存技能層面；而且新一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之間表現出了對職業技能培訓內容的需求差異。

四、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問題

在關于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籌資問題的已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以國家投入為主，并且存在總量不足、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有關資料顯示，2006～2008年間，各級財政安排的用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的資金支出累計達到80億元，培訓人數為2650多萬，人均補貼約301.89元，這與實際掌握一門技術所需要的經費（平均大概在800～1000元）相差很大[18]。政府投入資金的低效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培訓經費往往浪費在一些培訓質量低、培訓效果不理想的項目上；二是經費存在被挪用的問題。

針對此，學者們普遍認同應當建立政府、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承擔，以及社會力量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機制。李培林建議，國家應建立健全政府主導、企業支持、個人自愿、社會參與的農民工培訓投入機制，采取“個人拿一點、企業出一點、政府補一點”的方式籌措培訓經費[19]。姜長云基于農民工培訓需求和供給的研究視角，認為我國目前的農民工培訓存在供求錯位問題，應該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農民工培訓融資渠道[20]。張揚從農民工培訓準公共產品屬性的角度出發，指出國家是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最大受益者，理應承擔投入的大部分，但企業和個人作為培訓的直接受益者，也應承擔一定份額的教育投入責任[21]。何筠、徐冬梅、吳學平等認為，解決農民工培訓資金不足的關鍵是建立培訓投資分攤機制，應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進行，形成多元化投資格局。同樣，張翠蓮認為，解決農民工培訓現實困境的理性選擇應該是，發揮農民工、企業、政府三方合力，統一參與意愿，使農民工培訓投資主體多元化，培訓成本三方分攤，最大化地發揮三大利益主體的協同效應[22]。

以上研究大多是從理論上闡述、論證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多元化投入機制的可能性，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研究比較少，也沒有成功的案例研究作為支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用人單位、培訓機構和農民工等各方主體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相互“博弈”的狀態，彼此之間有著復雜的利益關系，這就需要對各方應承擔的責任和扮演的角色進行準確界定，制定出針對性較強的多重制度和對策。而這些問題都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須予以重點關注和突破。

五、解決農民工培訓問題的對策與思路

歸納起來，學者們普遍認為，解決我國農民工培訓問題需要從以下五方面入手：一是完善頂層制度設計[23][24]。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努力形成政府買單、培訓機構自由競爭、農民工自主選擇培訓點和培訓內容的格局；建立“補償教育”制度，為那些未能在義務教育階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提供補償性教育。二是完善農民工培訓供給體系[25]。在發揮政府主辦的各類學校在農民工培訓中主渠道作用的過程中，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民辦機構開展農民工培訓；同時，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個組織協調機構，整合各種培訓機構的優勢。三是創新培訓內容和培訓方式[26]。充分了解農民工的需求，從農民工的普遍利益出發，抓住農民工最主要的需求及他們所渴望的培訓方式。在實踐中，可以借鑒紹興市首創的“三單制”培訓模式：“學校出單”，即學校根據農民工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不同就業要求和企業的不同需求，開發超市化的培訓菜單，力求培訓與市場結合；“企業接單”，即力求培訓與就業結合；“政府買單”，即力求培訓與經費保障結合。四是創新培訓投入機制[27][28]。一方面，堅持政府在農民工培訓投入中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根據農民工培訓的準公共產品屬性，采用公共和個人聯合供給且聯合融資模式，實行國家補貼機制，如發放教育培訓券等。五是構建科學的培訓效果評價機制[29][30]。首先，加速專項立法工作，加快建立農民工培訓監測評估機制、激勵機制和職業資格證書認證機制。其次，設置農民工培訓服務質量標準，并設立專門的監督管理部門，定期對培訓機構的培訓內容、專業設置、招生情況、學員結業率、學員技能鑒定通過率、就業率、工資水平等狀況進行調查統計，與目標規劃進行對比，看其指標完成情況，并據此進行評級。最后，政府部門應出臺相應的細則和標準，建立長期跟蹤考察制度，再結合科學的技術方法和手段，真正做好有效的農民工培訓效果評估。

六、結論

以上主要是以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和需求為主線，總結了我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相關研究既指出了開展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目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資金投入機制、需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又從各層面和維度提出了相應建議，對促進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實踐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但總體來看，已有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或薄弱之處，這應當成為今后研究的方向。

首先，已有研究傾向于將政府作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當然供給主體。但是，在我國勞動力資源配置日益走向市場化的條件下，把政府作為主要乃至唯一的供給主體將使得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渠道過于單一，必須將企業、民辦培訓機構等非政府力量納入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研究中來，特別是要加強這方面的實證分析和案例研究。

其次，與改革開放初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相比，當代農民工更加年輕，學歷層次普遍提高，對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也與第一代農民工大不相同。增強新一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研究，應成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研究中的新課題。

第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問題直接關系到農民工培訓的供給效率和供求均衡，應該成為農民工培訓問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研究思路，為今后的相關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對于操作層次上的具體問題，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也沒有實證性分析。這應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第四，已有研究大多是從農民工個體或政府的視角來考察和分析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問題。但是，由于統籌各大利益主體的研究理念對于解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中存在的“有效供給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以及“‘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并存”等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如何統籌各大利益主體積極參與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中來，也應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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