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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對世界文化的影響不可估量,在多種領域、多個層面展示出其不凡魅力。梭羅倡導簡單生活觀及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整體觀,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其中也深深烙印了大量儒家與道家的中國古典哲學文化思想的印記。同時,他以走向荒野為契機,倡導詩意棲居、回歸精神家園的生態理想,為世界生態文化的視野提供了哲學奠基和豐富視角。
一、融入中國儒家思想,倡導簡單生活與精神富足的生態哲學觀
儒家向來推崇安貧樂道。孔子曾云“何陋之有”,陶淵明的田園歸耕也是儒家崇道之心的典型體現。數百年前大洋彼岸的梭羅也深諳此道,他于1845年至1847年,在瓦爾登湖畔的小木屋里獨自度過兩年兩月零兩天,這是他“自然生活”也是“簡單生活”生態觀的實驗。
(一)批判奢侈,梭羅否定以物質豐富為目的的生存態度
世人眼中的財富,在梭羅眼里就是“金銀的鐐銬”,他批評人們對待物質的態度,認為人們對于物質的需求更多的是出于享受和炫耀,而非生存的重要需求。比如追求時尚而購買衣服,那更多是被新奇所誘惑,對所謂“時髦”的追隨者甚至用沐猴而冠的比喻來加以諷刺。梭羅一再強調,比起衣物的破敗,個人德行的不足才是真正可恥之事,“穿在我們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們的表皮,或者說,假皮膚,并不是我們的生命的一部分”(《瓦爾登湖》)。他不能容忍衣服對于“自我”的掩蓋與改變,“人消失在了衣服背后”(《瓦爾登湖》)。人性個體的存在意義屈從于膚淺的物質追求,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區別變成了衣服代表的等級差別。越來越熱衷于包裝自我的人類,實質上失去的是體內越來越喪失真實的生命力。
除了衣服,另一個重要的物質象征“房屋”也是如此。“我們不再在夜間露營,我們安定在大地上,忘記了天空”。梭羅認為,人們對待房屋的態度,不是滿足于安住,而是被房子的裝飾與花哨所累,甚至成為房屋的奴隸。于是,復雜而壁壘森嚴的“房子”里居住的是人們的身體,但同時卻阻礙甚至關閉了人民與天地萬物的溝通,于是自我便逐漸迷失于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梭羅引用這句儒家名言,正是批評和否定終日蠅營狗茍、奔波勞碌卻忘卻自我本來面目的靈魂失落者。
(二)重歸原始,梭羅呼喚人們回歸簡單生活觀
儒家先賢曾子所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大學》),體現了簡單生活的方式和快樂。同樣,梭羅也認為,只要個人心境淡泊,吃最簡單的野果也能為品行提供足夠的營養。于是他大聲疾呼:“簡單,簡單,簡單吧……我們的生活在瑣碎之中消耗掉了。惟一的醫療辦法……一種嚴峻得更甚于斯巴達人的簡單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標。”(《瓦爾登湖》),他也勇敢地自我實踐了這種簡單生活觀,他來到瓦爾登湖邊筑造小木屋,他與禽獸為鄰,他獨立生活了兩年多時光,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探尋簡單生活的本質意義。他的思想被稱為超驗主義,而這一切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活得簡單、更簡單,拋開物質的羅網,是可以找回自我的真正存在的。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是梭羅倡導簡單哲學觀的同時,結合中國儒家思想所提出的精神富足的生態觀。“衣服可以賣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古哲學家都是一個類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窮沒有,而內心生活再富不過”(《瓦爾登湖》)。在梭羅的思想中,德行與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個人財富。“德不孤,必有鄰”,他有意無意中曲解孔子有德之人必有同道的原意,而強化德行對個人存在的意義——一個人如果內有德涵,那么便永不孤獨,實現這種精神富足、永不孤獨的方式,有與自然萬物的寬容融洽,也有先賢們以足跡為證的閱讀,他認為,“書本是世界的珍寶”,獨處、閱讀,足以為人類個體提供廣大的視野與廣袤的內涵,在精神的寧靜平和中,善與美自然顯現,并且成就簡單生活的最豐富收獲。他希望摒除“人性”而恢復“獸性”,及摒除虛幻的物質財富而重歸“與禽獸為鄰”的清醒自我。
二、呼應中國道家思想,倡導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
何以真正實現簡單生活,回歸自我?梭羅最重要的生態觀就是號召人類返歸自然,重建人與世界的關系。梭羅對于荒野自然的親昵與膜拜,對20世紀以來生態文化和環境主義運動產生了極顯著的影響。
學者郭建良曾撰文探析梭羅與中國道家思想的相似性。老子所說“獨立而不改”,似乎也正是梭羅的遺世而獨立的自然探索之道。梭羅從生態整體觀的宏觀視角確認了人與自然的同根性關系。在梭羅的荒野生活里,“每一支小小松針都富于同情心地脹大起來,成了我的朋友。”他的自然觀,奇妙地同古老東方“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念相應和著。梭羅常常將自然萬物視為同類,認為自然萬物才“最接近自己的血統”。從先民開始,人與自然絕非劍拔弩張、生死對立,人與生物、山水就是和諧一體的關系。梭羅謳歌人類古代與野生動物和諧相處的生態理想,對于大自然中的鳥獸蟲魚,是一種極親近的態度——山雀會飛落到“我”懷抱的木柴上、潛水鳥會嘲笑愚蠢的獵人、野鹿會好奇地凝望近在咫尺的“我”,遠離喧囂的瓦爾登湖“太陽,風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寫的純潔和恩惠,永遠提供這么多的健康,這么多的快樂……難道我不該與土地息息相通嗎?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綠葉與青菜的泥土嗎?”(《瓦爾登湖》)他在瓦爾登湖的荒野棲居的兩年里,和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取得了生存的平等,組成了一個寧靜而富有生命力的生態系統。
與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態系統相比,工業化文明下的現代社會則是“有病的”存在,“社會總是有病的,最好的社會病得最重。”(《瓦爾登湖》),梭羅極其抵觸以火車、鐵路為象征的機械化和工業化,他以強烈的字眼批判那些侵蝕田園農舍的鐵路,“這惡魔似的鐵馬,那裂破人耳的鼓膜的聲音已經全鄉鎮都聽得到了,它已經用骯臟的腳步使清泉的水混濁了!”(《瓦爾登湖》)鐵軌對叢林的毀壞,喧囂和煙霧對自然生物的折磨,梭羅批判工業化進程是以金錢和利益至上而戕害人類自然心靈的野蠻惡行。
所以,正如“道法自然”“萬物歸一”的中國古典哲學思辨,梭羅也堅持認為,自然是有生命的,也是有人格的,自然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決不能疏遠自然,甚至肆意破壞自然界的生態系統,順其自然本質上成為宇宙運行和人類生存的最高法則,只有遠離工業文明污染的瓦爾登湖畔富有詩意的荒野式棲居才能拯救日益被破壞的社會生態。
總而言之,梭羅生態觀中蘊含著深刻而豐富的中國哲學文化內涵。精神的詩意棲居,也被梭羅認為是人類真正重要的追求,返璞歸真、回歸自然正是實現詩意棲居、重新發現生存的唯一途徑。他倡導簡單生活,號召人們回歸自然,以精神生態的詩意建構對抗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這種強調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生態整體觀,與中國儒家的“知足常樂”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哲學文化不謀而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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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巖,孫立言.詩意棲居與精神守望:梭羅《瓦爾登湖》生態思想論析[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6).
中國的生態哲學從環境倫理學研究開始。環境倫理學概念首次出現在1980年《現代生態學中的方法論問題》譯文中。2 譯者余謀昌作為中國環境倫理學的首創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態哲學》一書,提出了生態哲學的理念,填補了我國生態哲學研究的空白。生態哲學作為一種新的哲學轉向,讓人類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動。中國的生態哲學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正在走向成熟。它從生態倫理學的發展階段展開,歷經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在人類思維的歷史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態哲學正在走向全面發展。
一、生態倫理發展階段
西方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和“”結束后,一些學者很快從“”中走出來,此時,中國的生態哲學研究也開始從環境倫理學涉及。在研究過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環境倫理學理論及思想,闡釋了生態倫理內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礎,產生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了中國環境倫理學重要的認識內容。
中國的生態哲學與自然辯證法有著深刻的淵源,或者說中國的生態哲學就是從自然辯證法中發展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觀就是它的根。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奠基人于光遠于1958年《人在變革自然界中的能動作用》(《自然辯證法通訊》3期),這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辯證法通訊》還在1964年第1期發表了惠伯納?魏漢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學?人們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發表了唐以劍的論文《人類生態學――環境科學研究的核心》。于光遠在1991年7月發表的《自然》(《自然辯證法研究》)一文對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這既是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的研究,也屬于哲學上的自然觀的研究,更是生態哲學的基礎,是關于自然的哲學。今天幾乎絕大多數研究生態哲學的學者都出身于自然辯證法。生態哲學的研究成果有相當多的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即原來的《科學技術辯證法》)這三大雜志。
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屬于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生態哲學貫穿始終的基本問題,中國的生態哲學也從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1980年,余謀昌把環境倫理概念介紹到國內, 1986年發表了《關于人地關系的討論》,認為遠古時代人類社會生產水平很低,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對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術革命以后,機器技術體系裝備的生產力高速發展,人類憑借著這種力量控制一個又一個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凱歌中開辟人類的新天地。1人類產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戰勝自然的觀念。1988年2月其發表的《生態學中的主體與客體》一文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生態哲學中的主客體來研究,這是當代重要的全球性問題。2一方面人作用于環境,另一方面環境也作用與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辯證的關系。此時的學者們已經將目光集中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討論中,這是評判問題的依據所在。正如余謀昌在《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一文中所說,生態哲學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基本問題,它區別于人與自然二元分離和對立的傳統哲學,是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哲學。3
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進入倫理學研究領域,生態哲學就從環境倫理學發展起來。源于20世紀末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使得環境倫理學很快成為一種世界潮流,這影響著中國的生態哲學,其發展主要集中在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學習和跟蹤。中國生態哲學開始研究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倫理道德的層面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生態倫理學問題。1991年葉平發表了《人與自然:西方生態倫理研究評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態倫理學創立經過了孕育、創立和發展三個階段。41992年余謀昌撰文闡述了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他認為生態倫理學把倫理學知識領域從人與人的關系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類共同體擴大到“人―自然”共同體。5
在中國的生態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在環境倫理上的激烈爭論。孫道進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對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為了人類的利益、為了經濟目的,人類掠奪自然從而產生環境問題,這促使環境倫理學重新思考自然的價值、自然權利等問題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真正本質。楊克儉在《生態環境危機與人類角色轉換》一文中指出,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危及人類生命安全的全球性問題,要想消除危機,必須改變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觀念,重新認識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實現人與自然共同體的和諧共存、共同發展。2隨后余謀昌于1994年發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引發了“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提出人類應該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這是現實對我們提出的迫切需求。因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貶低自然,雖然獲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體,也危及人類的根本利益,使得我們陷入困境。3因此,人類所面臨的抉擇是從舊意識向新意識過渡的過程。人不應該是世界的統治者,而應該是看護者。
對于這樣的批判和反駁,人類中心主義也在不斷擴展自己的理論內涵并為其尋求辯解。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發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辯證法研究》發表了《天人和諧之道――兼評“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和《走進人類中心主義 ――兼向余謀昌先生請教》兩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相統一,自然的利益體現為人的利益時才有意義。要解決目前的環境危機問題,人類必須盡快超越目前的發展階段,使人類文明持續不斷地提高。4與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相反,潘玉君等認為人類中心主義非但不應該走出,而且應當走進和重建。困擾人類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人類中心主義是人類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使人類體現或實現了價值。51996年張理海《人類中心主義:一種哲學觀念還是一種傳統文化精神?》并明確提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應該能夠緩解人類與自然的沖突,可以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關系,除了走進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別無選擇。6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基于價值觀的不同所導致的爭論,使得自然價值問題成為環境倫理學的一個焦點。自然價值不僅關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權利,與人的行動相關。自然價值、自然權利是生態哲學在環境倫理上不或可缺的內容。
首先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內在價值。環境倫理揭示,自然不僅能滿足人類的需要,自然對人有價值,更能滿足每一生命個體的需要,這是自然的生態價值。1995年葉平的《人與自然: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一文首次將自然的價值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認為自然界的價值具有多樣性,除了有工具價值以外還包含著內在價值、固有價值和生態系統的價值。人類應該針對自然事物本身去評價其價值,而不僅僅是從它的用途、功用來評價,自然事物有不依賴于人類評價和存在的價值。11996年佘正榮發表了論文《自然的自身價值及其對人類價值的承載》,他認為自然不僅有內在價值還具有創造性和維持性,不斷建造和優化自己生存及發展的條件,并維持著穩定的生態系統。2自然的內在價值不是人類賦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內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萬年發生、發展、進化的產物,人類的價值也只是自然所產生的千百萬種價值之一,服從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自然是內在價值、工具價值、系統價值的統一。3
其次,自然的內在價值是不依賴于人的評價而存在的,在億萬年前沒有人類的自然界就已經存在其自身的價值。《自然的價值與自然的本質》一文提出,將自然的價值成立條件歸于人的評價是有偏見的。在千百萬年的自然史中都有價值的產生,這并非什么人類心智中的、主觀的過程。4但是《論自然的價值及其主體》一文卻認為,所謂“價值”,實質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滿足人類的所需,即對人是有用的。這里的自然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滿足,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意義。5這與自然主義不同的是明確否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自然主義對于自然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解釋是矛盾的。而《自然價值的倫理精神》一文認為,自然不僅具有外在價值還具有內在價值。這種價值不必以人類作參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都共處于地球生態系統之中,體現了它們的統一性。6自然擁有內在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沒有評價者就沒有價值的問題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麗畫卷,即使沒有欣賞他的人,也不影響它的客觀存在。就是說,沒有評價者當然也能有價值。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不否認人的內在價值,在生態系統共同體內,人與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價值,又具有各自獨立的內在價值。7
然后,就是對于自然權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價值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然權利。1999年納什的《大自然的權利》由青島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觀點認為自然是有權利的,并且作為生物鏈最頂端的人類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權利,并且對它賦予道德關懷。大自然也必須擁有其自身的天賦權利。12001年《自然權利論――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發表,文章闡明自然的權利是將權利擴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僅包括動物、所有的有生命體還包括無生命的自然在內的整個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賦予人權利,同理,自然龐大內在價值也賦予自然相應的權利。2鄭慧子在1999年發表的《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一文中認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統內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兩者構成的區域當中,人類應該承擔起責任和義務去維護共同體的秩序與和諧。3因此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是個不爭的事實。
二、從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國的生態哲學主要從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研究自然觀,2000年之后轉向從技術異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自然觀。人與自然的關系貫穿于生態哲學研究始終,人通過技術與自然建立聯系,技術的不斷發展引起學者對人工自然的哲學研究。1993年發表的《由自然哲學到人工自然哲學》認為,自然哲學的研究需要從自然擴展到人,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產品及其過程、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人的活動及其產品對人類的反作用等等都應該擴展為研究內容,也就是說人工自然必須走入研究視野,自然哲學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提出系統地開展人工自然觀的研究是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人工自然是人類行動產生的,人的行動溝通人類和社會并以人工自然呈現。對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揭示自然與社會的本質聯系,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實現生產模式的轉軌。51999年陳洪良《人工自然觀與現代社會發展》指出,人類社會在自然之中發展,自然的發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觀首先必須體現生態文明,這是人類的精神對自然的生態把握,把人類意識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態系統中。6
從自然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從生態自然觀研究開始的。生態自然觀更是中國生態哲學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發表的《從人工自然觀到生態自然觀》一文中指出,自然觀既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類自身成熟狀態的重要標志。自然發展過程與自然觀演變進程(天然自然觀――人工自然觀――生態自然觀)相吻合,生態自然觀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7自然觀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現代自然觀與可持續發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無所謂善惡,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應該自認為是大自然的統治者。作為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為了生存人類需要利用自然。人類通過發展科學技術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應該因為科學技術的局限性對發展科學技術沒有信心,也不應該弱化甚至放棄科學技術,只靠倫理信念規范人的行為,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依靠科學技術,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也需要科學技術。1
科學技術是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針對科學技術所產生的問題,分析人類利用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影響,是從技術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中的自然觀問題。2001年發表的論文《自然中的技術異化》是從批判的角度分析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危害。這篇論文是人工自然與天然自然研究的繼續。自然中的技術異化將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離,可是,自然界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由于技術進步的控制和干預,其整體平衡受到干擾,阻斷了天然自然的自然進程。技術的進步在不斷地削弱自己和人類的存在基礎。技術越發展越顯現出技術異化現象。2《從哲學視角審視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術的進步促進人工自然的產生和發展,對人類的進步有積極意義。然而,人工自然作為人勞動的產物,從天然自然中分離出來,在與天然自然的對立中成為導致異化的因素。3
對技術異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術放置于生態之中,并以生態的形式展現出來,那么技術就可以是天使。論文《生態技術――技術可以是天使》(2005年)認為,生態紀的技術就意味著那些增強“生命之家”的創新。技術是天使,使人類的故事演繹出輝煌。技術也帶來危機,它產生了環境污染、生態災難、物種滅絕,以至于我們現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終結。然而,終結也是新生的契機,新生代的終結意味著生態紀元的開始。4也就是說先進技術必須與生態的技術相一致,這也是技術的天使本性決定的,技術可以是天使。
把技術放到生態之中克服技術異化,是建立在生態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的現實行動,隨著生態哲學的發展,中國學者把世界觀和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世界觀決定價值觀,決定我們的行為。郁樂和孫道進在《試論自然觀與自然的價值問題》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他們認為回答自然價值問題的理論根據是自然觀。關于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道德爭論的背后隱藏著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自然觀。無論是何種對自然權利的理解都取決于他們偏向于何種自然觀。要么將人融化于自然,要么從自然的利益出發批判人的所作所為。5薛勇民和路強在《自然價值論與生態整體主義》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將自然價值論放置在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中,自然價值論的確立才能成立,才能以豐富多彩的自然價值批判只有人類才有價值的錯誤觀念,自然價值論本身蘊于生態整體思想之中。1可見,中國學者們不再糾結于人與自然的抽象對立,而是將視野擴大到更全面更廣泛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下去理解自然的價值問題。
三、人類歷史思維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國學者開始研究西方哲學歷史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再加上對中國傳統哲學生態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國的生態哲學在哲學的歷史思維中研究生態思想的歷程,從思維的層面豐富了生態哲學的研究。在人類的思維歷史中,生態思想的發展是持續的,期間有過反復、曲折。生態哲學有價值觀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倫理學或環境倫理學;有本體論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自然觀;在哲學思維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就是思維層面的生態哲學研究,這相當于認識論維度的生態哲學研究。
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一直都是中國學者的研究內容。《自然辯證法通訊》在1989年第4期發表了李志超的《抱樸子的自然觀》一文,1993年第6期發表了周昌忠的論文《中國傳統哲學天人關系理論的環境哲學意義》,1997年第4期發表了胡化凱的論文《感應論──中國古代樸素的自然觀》。這些研究都闡述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了徐剛的《萊布尼茨與朱熹自然哲學》,把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做了比較研究。
生態思想在西方哲學思維的歷史進程中有著曲折的道路。2010年發表的論文《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古希臘到科學革命》,這是生態哲學研究深入人類思維領域,在哲學的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論文聚焦于每一時代哲學所關注的主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這體現為哲學的外在轉向。文章指出,哲學史是人類思維的代表,自古希臘以來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態性思想,但是對思維的抽象強調切斷人和自然的有機聯系,將哲學引向了中世紀的宗教。哲學背離自然、背離人,以神的唯一創造性代替自然的內在創造力,以上帝扼殺人性,割斷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科學革命之后,伴隨著牛頓力學而強大起來的科學,以機械自然觀解構了自然生態,終結了生態思想。文藝復興對人的理性與思維的張揚片面強調意識、思維、理性,徹底終結了哲學中生態思想發展之路。2
被機械自然觀終結的生態思想如何回歸人類思維歷程,中國學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笛卡兒到懷特海》一文就是對生態思想重回人類思維的歷史過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兒提出的心物兩分的二元論把生態性只給了人,人類思維從此空前提升,忽視了自然和世界;休謨和洛克對二元論的質疑和反思,使生態思想得以呈現,但又因社會與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顯;到了康德的心靈體驗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再也看不到對自然的生態闡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觀存在,生態性的思想只屬于那個客觀的精神,一個完全沒有物質基礎的存在。 12012年羅久發表了論文《自然中的精神――謝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觀念探析》,他指出,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謝林發展了一種有機自然的理論,認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規律的客觀對象,其本質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識的純粹客觀對象的總和,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2
哲學所關注的主題體現為哲學的外在展現,哲學的發展還有其內在的邏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純粹的思維向度的研究。2012年發表的《從達爾文到懷特海的本體論邏輯進程》一文,詳盡闡釋了生態思想如何從達爾文開始一直到懷特海,更徹底的生態哲學思想如何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經過創造進化論、突創進化論,最終到懷特海的有機體哲學這一發生、發展并形成的過程。32012年發表的論文《關系性―過程性原則的邏輯必然性》則闡述了在人類哲學思維的歷史中,從哲學的內在邏輯發展中揭示生態哲學的出現是哲學發展的歷史必然。探討哲學內在邏輯的演變歷程也是生態哲學的研究任務。古希臘哲學是哲學的邏輯起點,對物質世界的認識同時肯定了“世界是真實存在的”的本體論原則以及“認識必然可能”認識論原則。從這兩個可以推出“關系是普遍存在的”關系原則和“世界是過程的”過程原則。本體論原則、認識論原則、理性原則可以推出關系性、過程性、有機性邏輯必然性。生態哲學提倡關系、過程,強調整體和有機。這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來解析哲學的發展歷程,分析思維整體中的生態哲學思想,更是生態哲學得以完善的標志。4
四、生態共同體:生態哲學對走向生態紀元的追求
從中國學者對生態哲學在不同時代不同看法可以體會出生態哲學本身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第6期發表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進展》一文,從論文的題目可以看出,當時的生態哲學就被看作是環境倫理學。作者李壽德肯定了中國學者在環境倫理學領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榮2006年認為,在生態倫理學這門重大新興學科的開創過程中,存在著多元競爭的理論是非常合理的5,這肯定了生態哲學發展的多元性。2007年張豈之《關于環境哲學的幾點思考》,他指出,環境哲學的目的是要探討伴隨環境危機而產生的哲學問題,它們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各類問題。環境哲學必定需要研究環境倫理問題。當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人們該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6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生態哲學面對的問題就是哲學本身面對的問題,哲學的主題要轉向關注“如何做”。2012年劉福森發表的論文《生態哲學研究必須超越的幾個基本哲學觀念》指出,任何哲學都只屬于自己時代的“特殊哲學”,生態哲學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是按照生態文明的價值與邏輯所構思起來的新時代的哲學。12015年發表了論文《生態哲學之解讀》,作者直接闡明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是今天的時代哲學。如何行動成為哲學關注的主題。生態哲學就是哲學轉向行動,是行動的哲學。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的發展,那么生態哲學的構成就要有生態本體論、生態認識論以及生態倫理學。2
由于全球生態危機的現實,生態哲學揭示其深層根源并批判現代性所存在的問題也是中國學者所研究的內容。2008年發表的論文《生態學批評中的理想人格――“生態人”之分析》指出,生態學的批評使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破產,以具有關系性思維和博愛情懷的“生態人”批判獨斷的理性人。3盧風在《整體主義環境哲學對現代性的挑戰》一文中,以生態哲學的關系及整體理論分析批判了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他的研究解構了現代性的物理主義,消解了主客體的絕對二分,挑戰獨斷的理性主義。他提出,唯當徹底擯棄了獨斷理性主義的完全可知論和知識統一論時,我們才會敬畏自然、保護地球。4解決當前嚴重的環境危機要求的不只是改革個人和社會的行為,更要挑戰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研究人類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義倫理,研究生態文化,研究關愛生命、保護環境,研究生態智慧。
2.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深度影響
3.語言景觀研究的視角、理論與方法
4.認識語言的經濟學屬性 李宇明
5.《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的交際語言能力框架和外語教學理念
6.大數據時代語言生態研究
7.小學語文教學語言特點新探
8.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之路——語言哲學理論建構之一
9.語言的經濟學分析:一個綜述
10.GIS作為新一代地理學語言的特征
11.“一帶一路”建設的語言需求及服務對策
12.作為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的語言:語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分析框架
13.關于我國語言戰略問題的幾點思考
14.語言符號觀的認知視角研究
15.服務于“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構想
16.中國語言生活的時代特征
17.近10年來國外多語言信息組織與檢索研究進展與啟示
18.從認知心理學角度看語言輸出過程
19.語言競爭試說
20.語言服務的概念界定
21.語言類型學視野與語言對比研究
22.語言模因觀初探
23.語言模因的主體性與語境化
24.第二語言教育的教師自主性研究
25.中國語境下英語教師語言意識實證研究
26.社會文化理論與生態語言教學觀
27.領域語言規劃試論
28.大學英語學習和教學中的語言學習策略問題
29.教師語言的語用分析
30.“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
31.語言也是“硬實力”
32.語言接觸對語言演變的影響
33.語言的維度與翻譯的限度及標準
34.語言接觸中語言演變的連續體模式
35.西方語言哲學批判——語言哲學系列探索之七
36.元語言意識對第二語言習得的影響及其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37.我國與周邊國家跨境語言的語言規劃研究
38.論元語言與外語教師的話語行為
39.第二語言習得中的語言遷移研究
40.語言規范試說
41.哈薩克斯坦的語言政策
42.內容要創造 語言要模仿——有效外語教學和學習的基本思路
43.城市語言景觀研究進展及展望
44.中國“主體多樣”語言政策的發展
45.語言與思維關系再認識——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解讀
46.人·語言·存在——五問海德格爾語言觀
47.二語課程中的語言輸出與二語發展——香港高校本科生課程英語寫作的個案研究
48.中-英雙語者語言理解中非加工語言的自動激活
49.國外第二語言語音習得研究的進展
50.外語教學中語言意識形成路徑研究
51.海德格爾此在時間性思想與語言研究
52.國際學術交流領域的語言規劃研究:問題與方法
53.口語教學與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的培養
54.全球化背景下的語言觀及其對國家語言教育政策的影響
55.語言模因及其修辭效應
56.音樂和語言神經基礎的重合與分離——基于腦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較
57.關于外語教師語言屬性的思考
58.語言產業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
59.英語專業碩士畢業論文的語言錯誤分析研究
60.語言理解中的動作知覺:基于具身認知的視角
61.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的相關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語言調查為例
62.語言問題安全化與國家安全對策研究
63.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及其思考
64.語言網絡:隱喻,還是利器?
65.商務語言研究的社會語言學視角與方法
66.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為語言哲學之延續——二十九論語言的體認性
67.中國英語學習者公式化語言加工心理機制研究
68.漢語網絡語言研究的回顧、問題與展望
69.語言景觀的分析維度與理論構建
70.對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新模式的思考與實踐
71.語言經濟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72.語言語境與新聞理解——英語硬新聞語篇評價策略解讀
73.“一帶一路”與語言互通
74.有關語言經濟的七個問題
75.語言能力的多樣性和語言教育的多樣化
76.語勢、家庭學習模式與語言傳承——從語言自然接觸說起
77.語言資源和語言問題視角下的語言服務研究
78.國際化和英語化——語言政策是一種選擇
79.法律語言學、法律語言——兼談法律英語的特點
80.現代語言教學的十大原則
81.指向語言教師專業發展的課堂觀察——美國“語言教師效能反饋工具”述評
82.語言規劃的國際化趨勢:一個語言傳播與競爭的新領域
83.索緒爾語言學的語言本體論預設——語言主觀意義論題的提出
84.第二語言習得中的程式語研究
85.二語習得研究與語言類型學
86.漢外語言接觸研究近百年:回顧與展望
87.從文化生態視角解讀語言衰亡
88.學前語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視兒童學業語言的發展
89.“語言體驗”的教育學理論研究
90.語言經濟學視角下商務英語的生態位思考
91.《馬氏文通》前西人的漢語量詞研究——以《語言自邇集》為核心
92.從語言處理的復雜性與高效性看聯結主義
93.認知能力和語言水平在隱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與語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隱喻句為例
94.語言學習中的元認知研究述評
95.情緒與語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語言資源與語言經濟研究
97.網絡用語與語言規范
98.口譯過程的兩階段解讀——以一般語言理解和產出為參照
99.學術會議英語演講語篇多模式語言符號意義構建
100.情感因素與第二語言習得
101.中國法律語言規范化研究
102.論國家語言認同與民族語言認同
103.語言競爭與語言和諧
104.語言和音樂:語言認知研究的新視角
105.論語言態度的三種表現
106.語言的定義
107.網絡語言是一種社會方言
108.基于動態系統理論的二語習得模式研究——環境、學習者與語言的互動
109.雙語者語言轉換中非目標語言的加工機制
110.關于《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語言服務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111.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幾個問題
112.英語口語能力描述語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級劃分——制定語言能力等級量表實證研究
113.遮蔽與澄明:語言經濟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114.網絡語言的語言價值和語言學價值
115.論“任意性原則”對語言系統的多維度詮釋——索緒爾語言本體論研究
該文認為,中國的文學理論教學內容明顯受到前蘇聯的教學模式影響,同時也受“僵化理論”干擾,致使多年來文學理論的改革走進了死胡同。如何面對21世紀對專業人才的需求,注重學生對現實突出問題的實際解決能力和對理論的實踐應用能力,這是一個重大課題。為此他們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具體表現為“雙向拓展”的一套思路:一是從宏觀上向文化詩學和文化人類學方向拓展,強化文學理論與東西方的詩學、文化人類學以及當代社會生活的關系;二是從微觀上向文本閱讀和文學批評方向拓展,加強文學理論與文藝欣賞、文學批評的密切關系,提高學生學習分析和鑒賞、批評文學作品的能力。此項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它化解了多年來文學理論課的尷尬境地,被廣泛運用于課堂教學過程中,王一川先生主持的《文學概論》課程建設被打造成為國家級精品示范課程。
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著文呼吁《文學理論》必須改革,并指出這門課程面臨的危機問題。筆者認為,危機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教材內容人文精神的缺失。在現行的教育體制和考試制度的制約下,人文性最為豐富的文學在理論板塊中被切割成標準化測試下的一個個知識點,需要學生死記硬背才能拿到高分。加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導致人們對自身人文關懷責任的迷失,學者普遍缺失獨立的反思精神和審美精神。指出這方面問題的論文有:李世濤的《問題意識與文學理論的危機———危機中的文學理論之重建》(深圳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趙勇的《新世紀文學理論的生長點在哪里?》(文藝爭鳴2004年第3期);王金龍的《危機與突圍:從文學理論教學改革入手》(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二是工具理性代替了審美之思。其實,文學理論長久以來一直被當作工具理性來講授,從最初的“為政治服務”,到后來的“為現代化服務”,一直到現在的“為培養學生的理性思維服務”,都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質。這些偏頗的觀點,影響了人們對文學性質的理解。文學首先是人學,它要表現的是人類生生不息的愿望和理想,它以優美的形式,傳達人類的真情實感,從而展現生活之真,人性之善,藝術之美。因而文學成為一種本真的言說,詩意的言說,審美化的符號。但是工具理性的教學模式卻忽視這一點,致使文學理論教學陷入僵化的泥淖之中,成為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缺乏一種開放和務實的、人性化的內涵。唯有代之以審美之思,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文學所關注的人類生存、環境生態、精神生態等現實問題,體現人的主置,張揚人的價值和尊嚴,為未來指出理想的生存之境。指出這方面問題的論文有:馮黎明的《論文學理論的知識學屬性》(《文藝研究》2008年第9期);黃發有的《文學教育的工具情結》(《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張曉舸的《文學教學:從“制器”到“育心”》(《現代大學教育》2007年第3期);陳嘉映的《何為理論》(見張汀陽主編《年度學術2003》,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三是生態批評在文學理論體系中的嚴重缺失。將生態觀引入文學理論學習內容,目的是引起學生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關注,體現文學理論的綠色之思和審美之維。可惜的是,我們當今的文學理論體系還沒有真正接納這個內容,因此顯得滯后于現實。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這方面的論文有:陳定家的《當代文論研究空間的新拓展》(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周婭的《生態文化視野下的文學理論教學創新》(中國大學教學2011年第2期),等等。
四是文學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揭示這方面問題并提出改革方案的論文有:孫仁歌的《走出文學理論教學誤區》(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張德禮的《架起從理論通向實踐的橋梁———加強文學理論實踐環節教學探索的回顧》(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8期)。因此,筆者認為,將生態觀與實踐性教學環節引入“文學理論”課程教學內容改革中,是為了先完成“理論重建”,激活文學理論體系的生機與活力,恢復文學的應有之義,體現應有的人文關懷思想,然后從實踐中引導學生進入理論,有效地提高他們的理論修養、創作水平、鑒賞水平和文學批評能力。這是一條迅速提升學生綜合素質、充分調動他們學習積極性的有效途徑。
“文論”課程改革設想
為改變目前文學理論課程的尷尬境地,必須把這門課程的理論體系當作一個系統工程來對待,進而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之適應當前教育教學改革的趨勢。為此,應該將文論課程的改革設想最終落實到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將生態觀和人文關懷精神有機地融入當今的文學理論體系中,改革文學理論的教學內容,努力建構“生態文藝學”這一新的文學理論形態;二是加強文學理論教學過程中的實踐環節。
(一)將生態批評觀引入文學理論的教學內容,建構生態文藝理論形態
第一,教學理念上確立“天人合一”的深層生態文藝觀。生態文藝學是文學理論的基本形態。這些年來,隨著生態危機的加深,理論界中的生態批評十分普及。作為一種理論方法,它首先起源于西方的批評界,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90年代開始興盛,迅速成為遍及世界的文藝思潮,并于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被引進中國。威廉?呂克特在1978年發表的論文《文學與生態學》中指出,生態批評是“將生態及生態學的理念用于文學的研究”。生態批評的目的旨在對自然文學、環境文學等與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作品進行述評與研究,同時又倡導從生態的角度來閱讀古往今來的作品,從而使人類建立強烈的生態觀念及憂患意識。深層生態學是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在1973年提出的關于生態平等與生態共生等重要生態哲學理念,后來運用于文藝觀中,要求人們承認物種的多樣性和萬物具有平等生存的權利,做到關愛萬物,尊重生命,從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它構成了深層生態文藝觀的價值核心,也成為了教學理念中的重要資源。
第二,教學范式上提出以生態文藝觀開展探討型教學。如何通過轉識成智的教學方法,來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這是當今文學理論創新教育必須考慮的問題。生態文藝學是一門具有豐富人文精神、充分關注人類生存境況的人文科學,在教學范式上以生態文藝觀開展探討型教學,可以充分調動教學雙方的積極性。在課堂教學中師生共同探討生態文藝觀,激發大家創造的積極性,讓學生關注當下人類的生存境況和生態問題,給文藝理論灌注生態的綠色,從而將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文論觀和當前的環境危機和精神生態問題有機地聯系起來,尋求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將文藝理論的課堂教學、課堂討論和科學研究活動統一起來,既可以形成整體的生態文藝觀,又可以豐富學生的人文精神,從而充實文學理論的學理內涵。
第三,教學延伸環節上,倡導課前閱讀生態文學作品,啟發學生進行自主式的生態文藝批評。
課前安排學生閱讀美國作家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梭羅的《瓦爾登湖》和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進而解讀中國生態文學作家徐剛、哲夫等人的作品,并進行生態文藝理論方面的學習指導。
將生態觀引入文學理論學習內容,目的是引起學生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關注,同時賦予文學理論以濃厚的人文關懷色彩。文學本來是綠色的,文學理論也應該是綠色的,只要融進了人文關懷思想,它們便能恢復自我本色,共同彰顯文學天空的藍天白云。我們知道,生態理念、人文關懷是一種至真至善的文學追求,因為這是一種崇高的文學精神,它是一種崇尚天地萬物、尊重人的生命、尊嚴、價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始終關注人與自然的全面發展、人的生存狀態和人類的未來命運,有了生態理念和人文關懷精神,文學和文學理論便會從冷漠的天空回歸溫暖的大地,成為人類精神尋求慰藉的棲居之所。
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是20世紀后半葉在西方社會流行的一種哲學、文化思潮。后現代主義教育思想強調多元、崇尚差異、主張開放等,它推崇創造、否定中心和等級,去掉本質和必然。寫作教學內容是寫作教學中教師和學生共同作用的對象,是聯系寫作教學中教與學雙方的中介和紐帶。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課程的哲學觀、主體觀、知識觀、課程觀都發生了變化。寫作教學內容從知識到經驗再到活動,逐步擺脫現論對人的異化,走向后現代化。后現代主義寫作教學內容表現為追求知識多元化;依賴于學生經驗和生活的總和;強調學生在寫作學習活動中的生成與創造等幾個方面。
一、后現代主義寫作教學內容追求知識多元化
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獨立于人類經驗之外,是被賦予的、歸屬性的,因此也是客觀的、普遍的、絕對的和永恒的。而后現代主義在知識觀上,反對現代元敘事,強調知識的個人化、境域化、建構性;在課程觀上,認為課程是提供給學生的現實機遇,是學生的生成與創造過程,強調開放性、多元性、內在性。后現代主義寫作教學內容追求知識的多元化。
首先,是寫作題材知識的多元化。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生活日益變得豐富和多姿多彩。中學生在學校可以感受到不同老師給自己帶來了不同的知識面。在家里可以感受到不同家庭給自己帶來的刺激。在社會,各種報刊雜志各種電影電視以及網絡,完全把中學生卷入一個無所不及的信息圈。中學生已變得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因此,中學生作文題材變得異常豐富。試看以下一些作文題就可略知一二:《網為何物,恐龍飛舞》、《向前看向錢看》、《搞笑課堂one and two》、《老師們的兵器譜》、《老鼠夫婦西行記》、《一個太空人的遭遇》。成長中的中學生往往對各種事物都充滿著好奇,他們盡可能接觸生活中的各種事物,他們的某些見識甚至超過教師和家長。因此,作文教學中題材多元化成為大勢所趨。
其次,是寫作語言知識多元化。后現代主義力圖對基礎主義的顛覆,對主流話語的顛覆。這一顛覆解放了邊緣的、被壓倒的話語,使“他者”走上了舞臺,后現代主義話語中,德里達主張“撒播”和“延異”,利奧塔高呼“向統一性開戰”。后現代主義主張一切人的聲音。后現代主義對話語霸權的顛覆,形成寫作語言知識的多元化。當前中學生對生活廣泛關注,對知識不斷獲取,加之電影電視的廣泛普及和網絡的普遍運用,社會上產生了許多新語言。中學生迫不急待地應用到作文中來。如“美眉”“菜鳥”、“大蝦”、“灌水”、“頂”、“7456”,等等。這種網絡語言經常性被學生應用到作文中來,雖然遭到老師的批評,但作文中依然屢見不鮮。再加作文中英語語言的夾雜,文言文語言的夾雜,中學生作文語言自然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
二、后現代主義寫作教學內容重視學生經驗和生活的總和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世界各國、各地區推出的適應新世紀挑戰的課程改革舉措中,呈現出一個共同的趨勢:倡導課程向兒童經驗和生活回歸,追求課程內容的綜合化、生態化。杜威把教育看做經驗的不斷改造,認為經驗是人類存在的基礎,經驗充滿思考,能夠產生智慧。因此,課程的全部內容都包含在學生在校的經驗之中。泰勒認為:“學習是學習者對所處的環境作出的反應而產生的。” “學習經驗”是指學生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學習是學生通過主動行動而發生的,學生的學習取決于他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教師做了什么。泰勒認為,教師需要建構多方面的情境,以便學生能夠通過主動與情境發生交互作用而獲得教師所期望的那類經驗。后現代主義課程認為學生個人的寫作學習經驗是復雜的,不可控制的。
首先,學生的經驗不僅僅是外顯的行動,更多的是內心的體驗;不僅僅是理性化的智力,也是非理性化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具有主動性、多樣化的特征。
其次,經驗產生于生態化的背景,這些生態化的背景,尤其是校外的因素,是很難控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隱蔽課程的影響。因此,經驗的產生實際上處于一種類似“混沌”的狀態,其規律是深層次的、不可預測的。
再次,相對于既定目標而言,經驗可能是負向的,它會抵制目標的貫徹。在后現代社會,社會民主化,開放化,價值觀念多元化,學生作文立意表現得越來越多樣化。如常見的議論文中,學生反其意而行之的大有人在。如“近墨者未必黑”,學生認為自己身正,近墨也沒什么了不起。“弄斧到班門”,學生認為到魯班門前弄大斧,才算真正找到了行家,才可增長自己的見識,砥礪自己的行為,提高自己的修養。學生們在作文中思古抒懷,品評古人,點撥名人。這些都是產生于學生的內心體驗,是深層次的,不可預測的;學生任由自己的思維奔馳在寫作內容的原野上。
三、后現代主義寫作教學內容強調學生在寫作學習活動中的生成與創造
后現代主義課程觀認為,課程內容是由學生在學校所從事的各種學習活動所構成的,學習者通過與活動對象的相互作用實現自身各方面的發展。活動課程內容具有如下特點:強調學習者是課程的主體以及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強調以學習者的興趣、需要、能力、經驗為中介實施課程;強調活動的完整性,突出課程的綜合性和整體性,反對過于詳細的分析;強調活動是人的心理發生、發展的基礎,重視學習活動的水平、結構、方式,特別是學習者與課程各因素的關系。
學生在寫作活動中往往容易找到自己的興趣和愛好,能夠充分調動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和發現寫作相關的知識、感受了生活意義,由此引起他們對生活的反思與體驗,達到寫作經驗的生成。寫作活動是激發學生創造性的最好方式。學生在寫作活動中往往能夠心馳神游,思想自由,獲得寫作的最佳靈感。寫作活動中同學之間的相互交流,師生之間的交流,也往往給學生個體帶來寫作上的啟發,客觀上促使了寫作內容的生成。
總之,后現代主義寫作教學內容強調差異、多元、以及創造性、開放性等,打破了傳統寫作教學中教師絕對權威、學生被動、統一接受、課堂中心、書本中心等現狀,在知識、經驗、活動等方面顯示出了自己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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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教育的基本理念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基礎教育改革帶來了更多教育觀念的轉變,特別是課程觀的轉變,它對課程的實施、教師角色的轉變影響極大。課程改革的趨向之一是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關注學生各方面能力特別是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因此有必要確立課程生態觀,并以此為基點,轉變教師的角色,促使學生得到更好的發展。
一、課程生態觀的理念
課程生態觀從本質上說,就是強調自然、社會和人在課程體系中的有機統一與和諧發展。所謂生態,其著眼點必然是面向未來的發展,因此生態課程的設置應著眼于學生的終生學習和持續發展。
(一)對生態哲學理論的借鑒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生物之間及生物與非生物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生態學在經歷了從創立到成熟,從傳統生態學到現代生態學的變化之后,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生態哲學。[1]生態哲學是人類進入新時期所應持的哲學觀念,是可持續發展的實踐給我們提出的哲學課題。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及生態危機給我們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人們必須轉變觀念,給以從生活層面上升至哲學層面的關注。這些嚴重的生態危機、生存危機使生態學和課程理論的結合成為必要,而生態學及其相關哲學、心理學等理論為我們化解危機、尋求新的發展道路提供了新思路。從生態學角度思考課程問題不但有利于促進課程理論自身的發展和完善,更有利于促進學生持續和全面的發展。這種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生態學意義上的世界觀,“它的主要特點是,從‘反自然’的哲學走向尊重自然的哲學,或者,從統治自然的哲學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哲學。”[2]課程生態觀是新時期人們審視與反思課程發展的一種觀念的變革,它充分考慮了人與課程的關系,并且必將為課程帶來新的發展契機,最終也必然會促進人的極大發展。
(二)課程生態觀的基本涵義
現代生態觀要求人類把自己界定為與自然界和諧共生共存的一部分,而不是改造、征服等居高臨下的尖銳對立,因此應以生態哲學的視角審視今天的課程改革。“生態主義課程目標致力于充分自由和完全解放的公民的培養,注重課程目標一致性與差異性的統一、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意識與潛意識的統一、以及課程目標的個體需要與社會需要的辯證統一。”[3]課程生態觀要求課程應當關注生命、回歸生活、注重學生的持續發展。
1關注生命。關注生命即不僅要關注身體的健康,而且要培養人健全的心智與完滿的人格,讓學生學會與自然共處,充分領悟和體驗生活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生態哲學要求我們尊重自然,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世間萬物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人是具有鮮活生命的個體,更應得到尊重,得到和諧健康的發展。課程生態觀就是以尊重學生個體生命的存在為價值預設的。個體蘊藏在生命本質之中,通過生命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教育的本質即是與生命同在。課程的設置不能單純以傳授知識為唯一重點,而要使學生的情感、意志、行為等各方面得到全面發展。生命的成長、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課程的發展也應是動態的,其動態性的特征能夠關注學生的健康成長,并能尊重學生的感受、體驗和價值觀念。世界上沒有一模一樣的生命體,也沒有一模一樣的個性,尊重生命,即尊重個性。窒息生命、壓抑生命必然表現在對個性的束縛上,因此體現人文情感關懷是課程發展的必然趨向。“課程生態觀必然要謀求自然科學課程與人文科學課程的整合,使自然科學課程滲透倫理精神和審美體驗,而人文科學課程中也滲透著科學精神和理性的光輝。”[4]
一個孩子并不僅僅是名冊上的一個數字、一個好學生或壞學生,在算術上或在語法上沒有才能的學生,他首先是一個具有個性的人,他有自己的心靈、他的社會學意義,他在一系列事物中的地位,他的沖動和抑制,有些道路向他開放,而有些則對他封鎖。[5]在生態課程中,課程的設置不應有利于部分人的發展而妨礙另一部分人的發展,它應切實地考慮到每一個學生的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這就要求教學內容應具有整體性與和諧性,認可個人“生命感受”的存在,并能夠挖掘人的全部生命的內涵與意義。課程生態觀必然是以養成學生完美和諧的個性為核心,以促進學生充分自由的發展為宗旨,并最終達到適應學生發展的整體性和全面性的目的。
2回歸生活。“學校課程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體意識,確立一種新的課程生態觀,是當代課程發展的一個重要理念,它關系到21世紀教育的成敗與人類自身的命運。”[6]設置課程的目的在于讓學生獲得完整、系統的知識能力,獲得持續的成長與發展,而學生的成長是在生活中進行的,離開了生活的滋潤,學生的發展將成為無稽之談。課程必須以人的生活經驗為基礎而超越理性生活,建構一個真切可能的完整生活世界。狄爾泰(1985)認為,生活經驗之于精神如同呼吸之于身體,“正像我們的身體需要呼吸一樣,精神也需要在情感生活的回應中實現并擴展其存在”。[7]生活經驗如同意義的呼吸,在生命之流中,精神“吐納”著意義。在生命之流和經驗生活的呼吸中,學生透過對現實的理解,能夠獲得對自我、他人及社會更為豐富的認識,能夠真切地體驗所學的知識,獲得更多的感悟。
生活世界是人生命存在的背景,是人生價值得以實現的基礎,它為人一生的發展奠定了基石。“生活世界”對課程的意義在于:確立人本意識和生命意識;注重人的生成的動態過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著眼點之一是向兒童的生活世界回歸,“人的回歸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條件”。[8]課程內容不應是單一、抽象、理論化和體系化的書本知識,而應呈現人類群體的生活經驗,提供給學生一種問題情境,并與學生的實際生活相聯系,使其能更準確和細密地加以把握、理解和感知。學生的發展應與生活緊密相聯,因為生活就是其成長的基地和源泉。課程生態觀要求課程緊隨生活的步伐,否則就會變成毫無生機和活力可言的一潭死水。
3持續發展。“由于人在本質上既是一種生理意義上的存在同時也是一種超越生命的存在,因此人的存在的本真涵義更趨于一種可能性存在,而人的可能性存在實際上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和多樣性。”[9]學生的發展是可塑的,是一種趨于某一目標的發展過程。課程生態觀要求提供給學生終生發展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和方法,以適應未來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需求。課程再也不是高居于學生之上的發號施令者,學生也不再只是課程的奴隸,學生應成為課程的主人,課程應切實促進學生的發展。“從表面上看,可持續發展解決的主要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它要解決的則是人本身的持續發展問題。人的自我全面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終極目標。”[10]以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透視課程,首先應著眼于使個體獲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即終生學習的能力。
課程生態觀要求課程著眼于學生的持續、終生發展,而不只是提供現成的知識、技能。后現代主義人物威廉姆·多爾(W.Doll)提出了課程設置的可循環性。可循環性與現代主義觀念下的重復迥然不同,重復是為了提高固定僵化的成績,其框架是封閉式的,而可循環性旨在發展能力,其框架是開放式的。[11]課程生態觀要求課程不能是封閉的,其開放性系統中每一個因素的變化都可能影響到整個系統的發展,其根本著眼點是使學生獲得一套持續發展的能力,使學生離校后不至于被迫終身放棄利用各種教育設施的權利。
二、教師角色的轉變
課程生態觀的確立,是當今課程改革的必然趨向,是生態主義課程思潮及其實踐合乎邏輯的發展。而教師作為課程的實施者必然也要轉變觀念,更新角色,以能更好地促進課程的實施,最終使學生獲得全面健康的發展。
(一)領導者向看護者的轉變
本著尊重生命的課程生態觀原則,教師應是學生心靈發展的“護花使者”。教師應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努力提供豐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教學模式,并為滿足其不同需要創設能引導學生主動參與的教育環境。教師在此情境中是以慈愛者的角色出現的,而不是一個鐵面的威嚴者。課程生態觀強調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本,不僅關注知識與技能的掌握,而且更關注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由于獲得知識與獲得情感體驗的過程和方法是不一樣的,因此導致了學生真正意義的收獲也是不一樣的,對學生終生發展的影響也必然是不同的。所以,教師必須以園丁式的細心對待學生的每一細微變化,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教師的開放態度在其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教師應本著以人為本,尊重生命和個人獨特的價值觀以及對人的整體性的認同,對學生不同的合理性觀念給以寬容。教師要關注學生富有個性的學習,允許學生采用自己的方式學習,尊重學生一定范圍的自由選擇,并適當加以引導。這樣每個人可以按自己的選擇去真正地理解生活、理解人生,在理解中學習新的東西,在生活中接受詩意、自然、幸福的教育。教師應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以使學生將來離開學校后,能夠自主地進行自我教育,獲得終身接受教育的機會和能力。課程生態觀要求面向每一個學生,特別是有差異的學生。“只有當課程考慮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有著各種特性和需要的活生生的個人時,這種課程才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12]教師作為看護者,應盡力為學生的發展提供好的條件,在課程實施中,以最好的方式將課程呈現于學生面前,使學生更好地吸收和接納。
(二)局外者向參與者的轉變
課程改革的設想最終要靠教師真正參與到教學實踐中去加以實現和完善。教師要參與到課程中去,參與到學生中去,在課程實施中與學生進行平等的對話與溝通,并讓學生在體驗、探索中進行自主性、創新性學習。這種民主、平等的新型師生關系應當合理地成為現代課程生態觀的基本思想內核,因為課程實施過程也是一個師生互動、意義生成的過程。包華士在從教育生態學的意義上剖析師生關系時,認為教育是一個具有文化傳遞任務的政治活動,也就是知識與權力關系網絡構成的一種生態圈,教師是看守這個生態圈的管理員。學生在這個生態圈接受教師提供的信息,同時在與教師對話的過程中增強其溝通能力及文化讀寫能力。[13]而課程生態觀所認為的生態圈并不是一種教師向學生的單向流動,而是師生之間的雙向流動。這個生態圈是開放的,隨時都要接受外來的信息。課程運作中應實現真正自由的對話、交流和互動,從弱化教材的權威性,弱化教師中心言者的地位出發,追求一種主體間平等互換的對話語境,尊重教學雙方的內部情感體驗及價值追求。多爾認為,教師無疑是一個領導者,但僅僅是作為學習者團體的一個平等成員,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師的作用并沒有被拋棄,而是得以重新構建,從外在于學生情景轉向與情景共存。權威也轉入情景之中,教師是內在于情景的領導者,而不是外在的專制者。[14]教師應作為一個真正的參與者參與其中,與學生共同開發課程、豐富課程,使課程成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成為一種動態的、發展的、師生富有個性化創造的平臺,達到精神與精神的溝通、心靈與心靈的互動。
(三)教育者向學習者的轉變
課程不僅是一種結果,而且是一種過程,更是一種意識。教師必然依照特定的教育教學情境,根據學生的發展水平與身心特點,合理地進行課程的改造。正如英國著名的課程論專家斯坦豪斯所說,課程本質上是一種藝術,藝術的本質是一種探究。因此教師不僅是知識傳授者,而且還是教學情境的創造者。[15]這就要求教師必須具有探究、創新的精神,不斷地學習,成功地扮演好其本真的角色,因為教師的潛角色就是一個真正的學習者。在現代社會里,單一角色的人是不存在的。從哲學上講,作為主體的人具有豐富性、多樣性、微妙性的特點,教師作為教育者其角色也應是不斷變化的。正如保羅·弗雷爾在《不平常的教育思想》中所指出的,“在解放教育的實踐中,教育工作者作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必須‘死去’,以便作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重新‘誕生’。同時,他還必須向受教育者建議:他應作為教育者的受教育者而‘死去’,以便作為教育者的教育者而‘重生’。這是一個往來不絕的連續過程。這是一個謙遜的和有創造性的運動,在這里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都必須參加”。[16]為了使學生得到持續的發展,獲得終生學習的能力,教師首先應成為終生學習的楷模。從生態學的角度看,只有獲得終生學習的能力,才能使自身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減少對外界條件的依賴性,從而獲取終身發展的機會。
課程改革是全球面臨的共同課題。強調自然、社會和人在課程體系中有機統一與和諧發展的課程生態觀,必將對課程如何更有效地促進學生的發展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而成為更富人文精神的新型教師也將成為歷史的必然。
注釋:
[1][2]解保軍.馬克思自然觀的生態哲學意蘊[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151.
[3]王牧華,靳玉樂.生態主義課程思潮引論[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4).
[4][6]宋乃慶等.中國基礎教育新課程的理念與創新[M].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2002,27,26.
[5][12]保羅·朗格朗.終身教育引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1985,75,42.
[7][加]馬克斯·范梅南.生活體驗研究——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M].宋廣文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46
[8]郭元祥.課程觀的轉向[J].課程·教材·教法2001,(6).
[9]黎君.論“人的可能”與教育[J].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002,(2).
[10]張淑華.可持續發展觀的“類”向度[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9).
伴隨著新世紀的來臨、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圍內的科技革命景觀,以及國內哲學創新的迫切性,國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熱”之趨向。因此,整理并發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視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為一項擺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過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蓋了盧卡奇、葛蘭西、布洛赫、列斐伏爾和阿爾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個思想流派,如法蘭克福學派、西方國家理論、英國的等。既有新譯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過去的一年中,對盧卡奇、葛蘭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爾等人的研究是國內學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首先要提及的是盧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毀滅》,于2005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從意識形態上對德國法西斯主義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責追溯到了非理性主義的思想學說,對自20世紀起的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源流、演變和社會后果等做了系統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認為叔本華、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在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承擔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責任”。盧卡奇的這一觀點在我們看來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贊同,但此書的出版為國內的盧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來源。另外,其他學者也從各個角度對盧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張亮對盧卡奇的研究進行了方法論的反思,在對盧卡奇自傳文獻產生過程進行歷史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了其政治辯護的本質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為國內研究走出盧卡奇晚年自傳的陰影提供了建設性的向度。張雙利在《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末世論的洞見》一文中闡釋了早年盧卡奇思想向其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轉變的內在歷程,以此為基礎,作者在現代性批判的論域中,重新闡釋了《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物化理論和階級革命之間的內在關系。作者認為,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末世論的洞見,它既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末日,也預示了末日之后災難重生的光明道路,喚起了理論中革命的階級意識。張秀芹以“物化、總體性與階級意識——盧卡奇意識形態理論研究”為題,仔細地考察了盧卡奇的意識形態理論。盧卡奇作為西方的鼻祖,雖然國內對其研究較多,但對有關其意識形態理論則關注不夠;而且盧卡奇本人可能也沒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理論論述,所以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考察盧卡奇,不失為一個較好視野。
2005年有關葛蘭西的研究應當引起學界的關注。這不僅僅是因為葛蘭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還因為葛蘭西的理論,特別是其意識形態和“霸權”(也有譯為“文化霸權”或“領導權”等)理論與我們當今的中國現實社會發生著密切的關系。隨著國內學界對后研究的關注,特別是隨著國內近年來后研究的興起,葛蘭西思想與后的關系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何理解和翻譯葛蘭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著對葛蘭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視野。因此,對葛蘭西的思想及其影響給予格外的關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楊海鋒都對葛蘭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讀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一文中,從"hegemony"的譯名,即目前國內將之翻譯為“霸權”、“文化霸權”、“領導權”和“主導權”等數種譯名出發,結合葛蘭西對"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論擴展,詳細考察了葛蘭西的"hegemony"一詞的意義及其演變。他認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會集團爭取其他集團對其表示積極贊同,自覺地服從并自動融入到該社會集團的權利結構中來的一種控制方式。葛蘭西的"hegemony"的產生既表現為一個負責的歷史綜合,也表現為一種意義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論內涵在市民社會、完整的國家和意識形態概念的闡發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現。因而,將"hegemony"譯為“霸權”是恰當的。楊海鋒在《葛蘭西的霸權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較詳細地考察了"hegemony"一詞的含義及其延伸意義。此兩篇文章都與國內對"hegemony"一詞的多種譯名有關,也與葛蘭西理論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意義有關。楊海鋒還在《葛蘭西對克羅齊哲學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蘭西與歷史學家克羅齊的關系做了探討。他認為,葛蘭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羅齊的哲學,而克羅齊的哲學則構成了葛蘭西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
2005年是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誕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國的西方研究的相對薄弱環節。有學者發表多篇文章,對布洛赫思想加以評述。夢海發表《思想就意味著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學與》等文,對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評論。他認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羅萬象性質的形而上學體系,在哲學的貧乏時代,布洛赫通過《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學重新成為真理與現實。20世紀西方世界是人性嚴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紀。與聽天由命、悲觀絕望和虛無主義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學具有一種面向未來、積極進取、富于挑戰的思想。在此意義上,他的哲學思想遠遠超出了20世紀西方哲學史。此外,夏凡對布洛赫哲學在國內外的研究狀況做了概述和評論。他認為國內外的主流意見有兩種,第一種意見是把布洛赫當做一位烏托邦的者,第二種是把布洛赫哲學看做與猶太—基督教的彌賽亞主義的結合。夏凡則傾向于把布洛赫哲學理解為一種人本主義倫理學。他在總結各主要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淵源的“五基音”說,認為布洛赫哲學是由基督教倫理、古典人本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人本主義共同譜寫而成的交響曲。
列斐伏爾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國后現代主義大師、消費社會的研究者鮑德里亞的導師,其日常生活理論與當今世界的消費社會有著內在的密切關系。但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列斐伏爾的思想研究不夠,而對其晚期思想研究,國內學界更是缺乏應有的重視。劉懷玉近年來一直在對這位西方學者進行研究。他強調了長期處于默默無聞狀態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價值,指出其意義在于它是列斐伏爾一生中惟一一卷將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疇進行周密而系統地闡述的著作。劉懷玉還對晚期列斐伏爾所提出的“空間的生產”思想進行了評介,指出晚期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解釋包含著更深層的邏輯分歧,而晚期列斐伏爾在生產的歷史辯證法與空間的生產辯證法之間的左右客串和搖擺對這種分歧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另外他還在現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視域中介紹了列斐伏爾引發的消費社會批判思潮,并把它與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社會”批判理論和哈貝馬斯公共生活領域理論進行了比較分析。
當然,關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絕不止上述幾位,諸如對阿爾都塞、柯爾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關阿爾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轉移到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雖然國內學界對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已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但有關這一理論及其影響,仍需給予更深入的探討。但從總體來看,2005年有關阿爾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張一兵的《問題式:癥候閱讀與意識形態》一書所涵蓋的范圍。當然,這并不排除在阿爾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補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爾都塞早期政治哲學論文集《黑格爾的幽靈——政治哲學論文集》,已由南京大學唐正東等人翻譯出版,它為阿爾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獻資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爾施和西方的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國內學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蘭克福學派研究。多年來法蘭克福學派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諸如馬爾庫塞、霍克海默爾、阿多諾和哈貝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學者對法蘭克福學派傾注了心血。如張亮從歷史的視角,對阿多諾的胡塞爾現象學研究的歷史緣起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其批判的思想進行了重新評判。法蘭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目前仍是學界研究的重點。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哈貝馬斯的其他思想,諸如有關精神分析理論與批判理論、哈貝馬斯有關科學技術(特別是有關基因技術)的論述,已引起國內研究者的重視,并可能成為未來關注的熱點。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貝馬斯研究專著的基礎之上,2005年我們又看到了有關哈貝馬斯的另一本研究專著。賀翠香的《勞動交往實踐——論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一書于200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基于哈貝馬斯為什么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樣這三個方面的分析,討論了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關研究論文和專著外,也還有相關的譯著面世。馬爾庫塞弟子,現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術批判理論綜合了技術建構論和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批判了哈貝馬斯的社會批判理論和科學技術觀點。芬伯格的研究路徑和觀點顯然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其理論已受到了國內學界的關注和研究。他的《技術批判理論》一書也于2005年由韓連慶等人翻譯出版,這將有助于人們進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
近年來,學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已轉移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三代,諸如哈貝馬斯的學生韋默爾和霍耐特等學者的身上。必須承認,法蘭克福第三代學人所面臨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爾和阿多諾等人的理論語境和和社會實踐背景。語言學的轉向和后現代哲學思潮的興起、西方社會物質匱乏的消失、消費社會的來臨,以及西方社會的階級結構和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變化,都向社會批判理論的第三論家提出了更多理論挑戰。韋默爾和霍耐特二人雖然都是哈貝馬斯的弟子,但二人與哈貝馬斯的思想的遠近卻并不等同。相比較而言,韋默爾更多地繼承了哈貝馬斯的新啟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標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學的現代性理論,批判地重建啟蒙和現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則試圖另立門戶,創建自己的思想體系,這就是近年來國內學界關注較多的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從總體而言,國內學界對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還僅僅剛剛開始。近年來,學界對韋默爾的思想已有所關注和研究,如在《現代性的現象學》一書中就有專章介紹,而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三代掌門人霍耐特的思想還缺乏系統的研究。但可喜的是,這一狀況將在短時期內可能會得到改觀,因為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已普遍地引起了國內學界的關注。
(2)生態研究。生態學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學界對生態學有較多的關注,發表了不少相關的研究論文。20世紀以來的現當代社會,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困擾著現代人生存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因此,對生態的關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人類自身的關注。王雨辰對奧康納的生態學理論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并分析了奧康納與其他生態學理論家在理論上的異同及其理論得失。郭劍仁則對以福斯特、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王建輝認為生態學的重大理論貢獻在于其整體性方法。陳食霖針對部分論者將生態學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現代哲學思潮,指出應當在西方論域中認識生態學。郇慶治在《西方生態社會主義述評》一文中概述了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他認為,20世紀以來,北美的生態學比歐洲的理論更活躍。
(3)西方的國家理論。國家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但隨著時代的變化,特別是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和功能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葛蘭西主義國家理論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圍繞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和功能展開長時期的爭論。可以說,西方理論家在這一領域已做了一些有意義的探討。因此,加強對這一領域的追蹤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任務。就國內目前已有的文獻和已發表的論文看,有關西方國家理論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還需要對這一課題不斷地進行追蹤研究。2005年南麗軍、尹樹廣以“雅索普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為題介紹了雅索普的國家理論。他們認為,雅索普在綜合了制度主義、西方的話語分析理論、自組織理論和生活世界理論基礎上,發展了西方的國家理論。在國家的方法論層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并強調國家、經濟和生活世界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雅索普認為,雖然國家自身的規定性建立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制度化分離的基礎之上,但其分離的界限則是復雜多變的,它們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策略選擇能力的前提。
(4)英國的研究。英國的研究具有長久的歷史傳統。20世紀中葉以來,英國學界左右兩翼圍繞著展開長期的爭論。20世紀60年代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傳入英國之后,又引發了結構主義與歷史主義,以及其他研究派別的爭論。綜合國內近年來的研究,可以說,英國的,特別是文化學派的研究已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但總的來說,對這一學派的研究力度還遠遠不夠。喬瑞金、師文兵在《歷史主義與結構主義——英國新哲學探索的主導意識》一文中,對英國在20世紀中期以來的的發展做了追蹤考察。他們認為,自20世紀中期后,英國出現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許多新學派,其中歷史主義的和結構主義的兩個學派尤為引人注目。歷史主義學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鮑姆、C·希爾、R·希爾頓和E·P·湯普森等。湯普森是歷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結構主義的學派則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它們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萊克伯恩等人組成,安德森是其領軍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這兩個學派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其中尤其以湯普森和安德森的長期論戰最為突出。湯普森繼承了英國的經驗主義的傳統和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則對來自于歐洲大陸的結構主義方法,尤其是法國的結構主義方法特別關注,并將這一研究方法運用到英國工人階級的分析。喬瑞金、師文兵從這兩個學派的不同的學術傳統和方法的對立出發,具體分析了兩派爭論的焦點、實質和目的,并對歷史主義方法與結構主義方法的區別及其特征做了對比分析,認為雙方雖然在研究中各有重點,但并非是拒絕相互借鑒和吸收。英國歷史主義學派并非僅僅使用歷史主義方法,而結構主義學派也并非僅僅使用了結構主義方法,他們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結合,其中的差別僅僅在于其側重點不同。這可能是關于這兩個學派研究中應該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漸成為國外研究的一個熱點,并迅速地擴張其研究領地。涉入到這一領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學者。盡管對“后”這一稱謂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但這不并妨礙對這一最新的國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實上,如同“西方”這一概念已經存在的歧義和爭議一樣,筆者以為,有關“后”這一稱謂,最終也不可能取得一個完全一致的規定。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取得越來越多的共識,當是我們所期望的。而且,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有關“后”這一術語的探討和爭論,會有助于該概念的澄清。
1.拉克勞、墨菲與后
拉克勞和墨菲作為后的代表人物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周凡分別以《回答一個問題:何謂后?》、《后:概念的譜系學及其語境》(上、中、下)等文,對后的源流和概念譜系進行了詳細的追蹤考察。他認為,后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外的一種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社會主義的挫折、的復興、新左派的思想轉變、工人階級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內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會運動的興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會背景。后解構了古典的核心范疇,并在話語理論的支撐下,對社會主義概念進行了戰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從它一出現起,就引起了廣泛而持久的爭論和來自不同方向的理論回應。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標榜“后”而聞名的拉克勞、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視為后的鼻祖。因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國的赫斯特和辛達思這樣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蘭尼和70年代的D·貝爾等西方學者。而圍繞后的有關爭論,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擴大了拉克勞、墨菲在西方學界的影響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對政治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超越》一文中,比較系統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學思想。他認為,作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有關政治自由與社群主義的爭論中。墨菲拓展了《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一種激進的民主政治》一書中有關“政治先于社會”的命題,強調沖突和對抗是現代政治的本質特征,政治競爭的對手不是有待消滅的敵人;現代民主的整個問題均與多元主義有關,并力圖在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爭論中力圖超越二者之間的爭論,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與“對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勞和墨菲的“社會對抗”理論》、《后的政治哲學批判——拉克勞和墨菲的多元激進民主理論研究》等文中對以拉克勞、墨菲為代表的后的觀點做了評述。他認為,“社會對抗”學說構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勞、墨菲在葛蘭西的領導權思想、阿爾都塞的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學說,以及著名哲學家德里達的解構哲學基礎上精心構建的一個核心概念。這一概念不僅體現了拉克勞、墨菲在構建后理論方面的苦心孤詣,也是后理論區別于其他流派學說的關鍵。而且,“社會對抗”概念使拉克勞、墨菲與當代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溝通了起來,并通向其所主張的“多元、激進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學說。這一學說使拉克勞、墨菲成為后政治學說的核心,并使其區別于當今政治哲學中的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兩大流派。因此,對“后”的政治哲學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
2.《馬克思的幽靈》與廣義的后研究
從廣義上而言,后當然絕不僅限于拉克勞和墨菲二人。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之后那些從后現代主義或后結構主義角度來解讀馬克思的學者也可以被納入到后的行列之中來。就此點而論,南京大學早在本世紀之初,已率先對該流派進行了較多的關注和研究。2005年,張一兵在以往構建的全新理論平臺的基礎上對該領域個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達等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文本學解讀。他系統地對精神分析大師拉康的哲學思想進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專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學映像》(商務印書館)。他還解讀了德波的《景觀社會》的一些重要章節,發表了相關的系列文章。同時,張一兵近年來在完成了對阿爾都塞的研究之后,開始關注德里達。雖然德里達在國內的影響頗大,他的《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也早已翻譯出版,但國內學界對《馬克思的幽靈》的系統解讀也只能說剛起步不久。圍繞著德里達的思想,張一兵在《德里達幽靈說的理論邏輯》一文中,比較詳細地分析了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的理論邏輯基礎,并闡釋了德里達試圖維護“馬克思的幽靈們”的真實含義。尚杰多年從事德里達研究,近來他也開始涉獵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他在《“看不見的現象”暨“沒有宗教的宗教”——再讀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們〉》一文,試圖把《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的德里達與德里達的解構哲學聯系起來。他認為,德里達隱晦哲學的思想并非無“規律”可尋,但目前國內大多數學者對德里達的理解是不正確的,因為德里達的主要哲學貢獻不是對傳統哲學的消解和顛覆,而是揭示出哲學從未有過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場和如何傳播;德里達正是根據這樣的思路來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而這樣的閱讀同時也是對《資本論》中“看不見的現象”的閱讀,是對書中“幽靈性”的閱讀,這一態度,表明了德里達所持的是一種“沒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場。楊生平則從一種通常的視角來解讀隱晦哲學家德里達。他認為,德里達所理解的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實際上是一種解構主義精神,德里達所提倡的馬克思的解放精神實際上是一種延異精神。因此,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不是為了發展,而是借馬克思的文本進一步完善解構主義,使解構主義一開始就具有而始終未得到系統表達的政治思想得到進一步的展開。《馬克思的幽靈》抓住的至多只是馬克思的“幽靈”,丟失的卻是馬克思的“靈魂”。
當然,有關國外的研究,絕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關研究還涉及到當代的一些西方學者,如鮑德里亞、利奧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漸走紅的齊澤克等。另外,還召開了幾個比較重要的學術會議。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學召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獻學研究及其當代價值暨第二屆廣松涉與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1月,法國《今日馬克思》雜志和復旦大學當代國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馬克思哲學與現時代”的國際會議;2005年12月由中國當代國外研究會、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與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舉辦了西方專題研討會。
另一方面,就問題而言,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似也應納入到哲學研究者的視野之內。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資本主義出現了一系列新現象、新問題,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革命與生產力的發展,所有制形式、社會分配、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調整與改革,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的新變化,政治民主的新發展及其危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擴展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21世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關系及其變化的新課題,等等。這些都是國外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國內哲學工作者今后必須加以追蹤和研究的問題。我們注意到,目前國內已有一些相關的文章和研究專著面世,但當代資本主義研究是一個艱深的理論課題,需要更多的哲學工作者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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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福森教授開門見山獨創性地提出,生態哲學的真諦是時代的精神,打破一貫式的“歐洲中心論”哲學觀,他將哲學與民族文化、時代特征、現實生活相結合,提出哲學應該是人類思想對那個特殊時代的某種特殊反思方式,而不是形而上的“一般哲W”。結合現實世界生態危機大背景,劉福森教授提出了生態哲學是時代精神的顯現。
“歐洲中心論”的哲學觀認為,凡是不以西方的知識論、實體論的范式存在的非形而上學的思想或觀念都不是哲學,在他們看來,只有一種哲學,那就是歐洲的知識論的、實體論的形而上學的“一般哲學”,其他形式的哲學都不是哲學。針對這種情況,劉福森教授從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哲學的民族性、哲學與現實、哲學與時代幾個角度深入剖析了哲學并不是大家所認為的只是“一般哲學”,而是有著“特定”立場的、與民族文化緊密相關的、以生活世界為根源的、與時俱進的有個性的“特殊哲學”。劉福森教授強調,沒有超越特定時代的“一般哲學”的存在,也沒有古今適用的一般“哲學知識”。因此“什么是哲學”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哲學有“立場”,它不是科學、不是知識,哲學的評價尺度更不是現世的。對此,他從哲學與文化的關系入手,提出“哲學本質上是一個文化的概念”,科學以具體事物為標準,而社科人文則是以人為中心。哲學是文化價值觀的來源,是一個民族文化系統得以形成的原因。從人文與哲學的關系分析中,強調哲學不同于科學,它是不以知識論、實體論的邏輯分析為對象,如中國哲學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所超越的不是對外部對象的認知,而是對自我人生的終極關懷。即使是哲學的具體社會功能,也應該與時代以及特定現實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劉福森教授看來,哲學是“特定時代的特殊哲學”,應該與時代相契合。再者,哲學的社會功用評價最終根源于特定時代現實生活世界中人的行動的精神需要。哲學家之所以能夠成為時代的精神代表,并不是因為他們遠離現實生活和脫離時代的議題,相反是因為他們以自己的抽象的哲學理解反映了特定時代的生存主題。當今時代的哲學需要重新定位“立場”,生態危機的時代議題迫切希望人與自然緊張的關系得到改善。換而言之,人類的觀念亟須從物質豐饒中享受凡人幸福轉變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現代社會對前代社會的超越不容置疑。誠如劉福森教授所言,沒有脫離現實生活和現時代的“一般哲學”,任何哲學都是在一定時代產生 ,并隨著這一時代的消亡而失去其社會功能, 從而被新的哲學所取代 。任何現實的哲學都是僅僅屬于它所在時代的有個性的 “特殊哲學 ”,而不能成為超越于時代之上的 “一般哲學”, 因而研究當今時代針對生態問題的“特殊哲學”是與時俱進的。顯然,生態哲學不是把“一般哲學”應用于具體生態問題時所產生的一個應用學科,而是生態文明時代的一般世界觀,是生態文明時代的新哲學。誠然,當今社會需要一種新的哲學觀,它迎合生態危機的需求,同時又是一種突破“一般哲學”的“特殊哲學”觀。
時代性是哲學的重要特性之一。劉福森教授分析道,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只有符合時代要求的哲學,并且是思想對時代進行把握了的哲學才是有用的哲學。“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1近代以后的西方工業文明造就了現代性哲學,而在生態文明即將到來的新時代,生態哲學將是對時代把握的最新哲學。時代文明的變換昭示著哲學思維的進步。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在劉福森教授看來,任何哲學都是思想對時代的把握, 離開具體的時代條件談論哲學,都是無意義的,因而任何哲學都是時代的產物 ,是思維對時代具體情況的把握,是時代精神的精華 。由此,劉福森教授推演出,生態哲學是未來時代的時代精神,是活生生的能動的精神,與時代問題的處理聯系緊密。哲學的研究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 根據時代的發展需要弘揚適合于本時代的新觀念 ,批判落后于時代的陳舊的哲學觀念。生態哲學就是這種不斷變化發展的存在,它是迎合時代的精神;事實上,每個時代的現實問題仍需與其相匹配哲學的指引。現在,西方工業文明已經陷入了空前危機中,表現為生態環境危機和資源危機,而實際上是人類的生存危機,舊時代文明正在呼吁新的時代精神的到來――生態精神的文明。劉福森教授認為:“生態哲學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是按照生態文明的價值與邏輯所構想起來的新時代的哲學。它是生態文明的‘活的靈魂’,是一種不同于西方近代傳統哲學的新哲學。”2他認為,超越西方傳統的“進步”觀,人類需要第二次啟蒙,尋找“生態”和“人道”二者和諧共處之路,迎合新時代的時代精神,生態哲學應然而生。因為,每一個特定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時代哲學,而這種哲學只屬于它所在的時代的精華,只有專屬于特定時代的個性哲學,而生態哲學就是對當今時代的把握,就是當今急切需要的時代精神。
哲學是時代的精華,代表著每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傳統“歐洲中心主義”的哲學不能一成不變地適用于每個民族、每個時代,劉福森教授甚至從中國哲學的境界論的角度,批判了以這種“一般哲學”代替每個時代每個具體現實生活的“特殊哲學”的方式,提出哲學必須是契合具體的時代和現實條件的時代精神。在當下生態危機的21世紀,生態哲學就是應對的哲學,針對現代性不可持續且充滿破壞的哲學而產生。然而,生態哲學不僅是要凸顯價值性,而且還要闡發一種不同于現代性哲學的自然觀和知識論,劉福森教授的歷史主義哲學觀,針對現代性哲學而提出生態文明的哲學,具有啟發意義,但是將哲學與科學分開對立,似乎預設了事實與價值的二分,哲學有立場而科學卻沒有,隱含著科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事實上,正是在現代性哲學與科學分離情況下,間接導致了人類欲望的膨脹,過度依賴科學而不去追逐精神的指導,其結果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破壞、生態危機的日益緊逼。
二、生態文明與生態哲學
盧風教授闡釋了一種社會化的整體性思維建構,對現代性哲學提出挑戰,結合新世紀的時代精神對整體主義環境哲學進行科學的完善。他認為現代文明是工業的文明,其結果就是對自然生態的破壞,我們的時代亟需要一種新的生態文明來將其取代,而生態文明的時代中所需要的就是生態哲學的指導。
從歷史學和人類學的視域來看,文明是指一個民族或若干民族組成的族群的整體性社會組織和生產――生活方式。它往往包含著三個維度:器物、制度和觀念。盧風教授認為,器物代表一個文明的物質基礎,何種生產力水平直接關乎文明的發展,制度是一個文明的未來圖景,如生活理想、價值追求甚至世界圖景。而觀念是文明的靈魂。人類與其他動植物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人有觀念或精神,指導人類去實踐,觀念創新則技術和制度不斷創新,任何一種文明都內含著豐富的觀念思想,而哲學則是一切觀念精神的最高范疇與概括。文明隨時代變化而不同,哲學亦如是。“哲學與它的時代是不可分的。……哲學并不是站在它的時代以外,它就是它的時代的實質性的知識。”1可以說,時代性決定了文明與哲學的實際視域,時代問題需要何N哲學,這種哲學就會應然而生。
然而,現代性的哲學是理性泛濫的哲學。關于現代性的批判,盧風教授首先分析了它的指導思想,也就是現代文明的哲學內核。現代文明是一種以理性為內核被統治階級所信仰的文明,經過啟蒙精神的鼓舞,這種理性迫使人不斷地向大自然進軍,在滿足人類自身需求而攫取資源的同時,放縱了人性,無度,使人性變得貪婪。可以不客氣地說,現代工業文明的特征就是不可持續,在器物維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的生產方式;而與之相應的現代性指導哲學更是表現出與自然對立分裂的趨勢,也就是說,現代文明的哲學是對自然破壞的、不可持續的、展露人望的哲學。
對此,盧風教授具體分析了現代文明的主流意識形態,包括物理主義自然觀、獨斷理性主義知識論(科學觀)、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反自然主義價值論、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和物質主義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現代性思想貌似周密,其實包含著極端的畸形發展思維。不揚棄現代性哲學思維,就無法揭示現代文明的致命弊端和“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排放”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續和潛在危險,更無法為生態文明提供有利的借鑒。如物理主義自然觀認為大自然只是物理實在的簡單累加,可以用計算主義方式來對待一切,甚至使人認為能夠憑借理性去徹底地認知外部世界。現代性文明是以理性為導向,科技萬能和物質主義為特征的不可持續的文明;它強調社會物質方面的增長,要求人們大量消費。波德里亞曾將現代性社會指控為消費社會,即從以生產型社會進入到由消費為主導的社會,為了讓物品的消費促進生產,不斷給人家造成需求的假象,盡管不是生活必須品,但是在輿論和廣告的掩飾下,給人們的消費觀造成了扭曲,讓人們不斷地去消費。于是,消費就成了不必要的浪費。“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1
現代性文明,是不平等的文明,人類為了自我的利益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其他大地存在物,如獵殺一部分動物來滿足人類的欲望;可以說,人類的這種不平等、局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發展方式,潛在地建構了社會的不平等的等級劃分。現代文明帶來了物質的極大豐富的同時,也讓人迷失在了物質豐饒之中,導致現代人的狂妄、貪婪,顛倒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對科技過分依賴的理念甚至變成了人走向自由的哲學,但實質是與自然對立敵對的哲學。其實,自然(人平等的在其中)是終極的本體,它包容一切,人應該心存敬畏,不應該僭越自稱“上帝”,即使在自然的世界中,人類的理性讓其擁有了比其他存在物更多的權利,也僅僅只是暗示著人類比其他自然物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顯然,我們的時代急切需要出現一種新的可持續的哲學來指引生態文明的發展。
盧風教授認為,生態哲學正是這種新的可持續的哲學,它是生態文明的核心觀念,是未來時代的時代精神。只有生態哲學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人們才會開始去改變器物及其制度方面的追求,不再無限制地去攫取自然資源。對此,盧風教授對生態哲學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果說現代性理論為現代工業文明的合理性作了“合法”的辯護,那么生態哲學可以為建設生態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進行周密的論證。提倡生成論自然觀和謙遜理性主義知識論,人類才會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有了共同體主義政治哲學、自然主義價值論和非人類中心主義道德觀,我們才能明白,人類社會是地球生態系統的很小一部分(包括各種系統),無論是經濟圈、生物圈、政治圈以及人類的倫理道德方面,人類文明必須與地球的一切協同共生。樹立了超越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幸福觀,我們會發現,物質豐饒的享受僅僅只是人生的子部分,對內尋求境界的提升會讓我們得到更多的滿足感。這些對重構生態哲學為理論指導的生態文明社會有著極其重要的借鑒作用。
對生態哲學的分析告訴我們,生態文明應該是綠色的文明,它呼吁人們適度消費、理性消費。誠如盧風教授所強調,人類理性只能去發現和用以指導有意義的人生規劃,用以指導有節制的改造環境、制造產品、創造財富,而不是企圖去發現自然奧秘的全部。生態文明呼吁人們適度追求物質財富,鼓勵人們對內進行精神方面的追求,即追求非物質方面,讓人從中超越出來,以追求德行與境界的方式追求無限,在適度向外用功的同時,對內修身,加強對哲學生態思想的追逐,以此來改善自由放縱的心態,讓人類明白,盡管在地球生物圈中,人類享有比其他生物更多的權利,但在此同時卻負有更高的責任。在未來的生態文明中,生態哲學定然要求理性為自然而服務,它進步的關鍵在于抑制人類的物質貪欲。
從社會性整體建構上研究生態哲學,盧風教授深入剖析了現代性哲學及其帶來的各種利弊,嘗試消解“主體―客體”和“事實―價值”的截然二分,并結合新世紀的時代精神對整體主義環境哲學進行科學的完善,與以往哲學純形而上的理論研究不同,盧風教授的生態文明及其哲學分析是以現實性的中西方理論比較為切入點,為后來研究者開拓了視野。同時,盧風教授呼吁人類明白,理性應該確保知識進步而不僭越,并在價值觀上認識到事實與價值的相互滲透的重要性,厘清科學導向。在實踐中,人類對地球上的其他存在者承擔相應道德責任,使個人與生態共同體處于有序互動關系之中,同時走出文化貧乏,走出物質財富孤單增長,以一種正確的生活之道去超越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生活觀和幸福觀,如此,生態文明才能為“大地”中的一切事物帶來希望和光明。盧風教授的這些觀點,無疑是十分具有啟發意義的。
三、關于生態哲學本體的思考
曹孟勤教授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發,試圖找尋生態世界本體論的理論支撐,揚棄主奴式的本體論承諾,提出建構人與自然世界一體化的哲學,即哲學本身生態化,從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態自由,實現人與自然主奴關系的終結,是生態哲學的時代使命。
(一)哲學本身生態化――人與自然本質統一的生態本體論探究
曹孟勤教授認為,生態哲學的建構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平等的關系為核心,從人與自然整體上來建構一種對立統一的平等關系,終結主奴關系式哲學(西方哲學的潛在傳統思維),就是哲學本身的生態化。
終結主奴關系式哲學,需要建構一種人與自然世界一體的哲學,使哲學本身生態化。為了與當前的生態哲學區別開來,曹孟勤教授將哲學本身的生態化稱為哲學生態學。哲學視域中的人與自然關系生態化不是指人作為自然界的普通成員與其他生物個體共同構成地球生態系統,而是指人作為自然界的對立面,直接與自然界構成生態系統。這種人與自然的整體關系不是生態哲學所推崇的消解的整體觀,生態哲學雖然強調整體性,但是整體決定個體,整體的價值大于甚至優先于個體的價值,主奴關系結構仍然沒有在其哲學中得到消解,或者說又退回到古希臘的自然中心主義哲學之中。曹孟勤教授認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無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自然中心主義,都是屬于主奴的自然關系,或者人屈從自然,或者自然被人不斷征服,這種不平等的關系必須在更高的人與自然的整體關系中得到升華,那就是人與自然平等對立,這種對立平等的關系是有生態概念作為導向的,其目的是為了終結人與自然分裂的趨勢,將人與自然世界建構成一體不分的整體,以此來終結西方傳統哲學中所暗含的主奴關系。可以通俗地說,以建立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關系的哲學來終結傳統哲學中的主奴關系哲學,就是哲學本身的生態化。
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研究中得出,迎合現今時代危機的哲學必然與生態問題緊密相關,其關系論也應以人與自然對立統一的整體關系為中心。整體觀是生態哲學思考的出發點,其實,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會貶低人類的主體性和尊嚴,自然本是大全,萬物之源,不同于具體的自然物,它具有化生萬物的特質,人類只有意識到這點才會心存敬畏,自然永遠充滿著神秘,永遠充滿著包容,人類不應以征服的態度去對待自然。再者,地球作為人類甚至一切存在者的共同生活世界,不僅人類有道德倫理上的地位,作為其他動植物也應該與人類等同對待,這和生物中心主義的觀點不同,它要求人與自然辨證同一,如曹孟勤教授強調,人即自然,自然即人。顯然,作為生態哲學的重大變革,人與自然的這種對立平等的本體論建構給我們提供了生態哲學發展的新思路。
在目前的生態哲學的研究中,無論是主張以人為本體還是強調以自然為本體來進行生態研究,都欠缺整體性觀點,是片面的研究方式。超越這種片面的思維的關鍵就在于將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一種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生態倫理本體。正是由于這種生態本體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質一體化,人為中心即自然為中心,自然為中心即是人為中心,于是就消解了人類中心論與自然中心論的對立,成為兩者之上的新的生態倫理本體。
曹孟勤教授從人與自然的內在關系結構出發,分析得出人與自然關系的傳統內在結構是主奴關系。主奴關系式的哲學視域使人類將自然看作與自身對立的東西,內在包含著一種主奴征服與被征服的異化生態關系,要么人被自然所統治,形成敬畏自然的奴仆心態,要么人類以主人的視角對自然進行任意踐踏,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它都不是一種平等互動的良性狀態,更不是人與自然的正當合理關系,隨之而來的本體也是有所傾向。人類需要終結主奴關系式哲學,建構一種人與自然一體化的哲學,即哲學本身生態化,作為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回應,消除從古希臘就開始的本體論承諾所帶來的潛含的主奴式生態關系,對傳統理性工具思維進行人道化的生態超越。從何種向度入手研究,曹孟勤教授提出,重新建構人與自然生態關系不能以“一與多”的思維模式去理解人與自然,這樣只會使人類將自然視為取之不盡的資源寶庫,無所顧忌地去向自然索取。再者,將自然理解為“一”,而人則是“雜多”中的一員,貶低了人的地位的同時,也異化了自然。而黑格爾的對立統一辯證思維模式給予我們啟示,人與自然應該是本質的對立統一關系。換而言之,哲學的生態學認為人與自然是對立平等關系,從整體上建立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人和自然處在平等對立的關系上,但這種整體關系不是說人是主體的普通成員,而是人與自然的本質統一,超越傳統以人和以自然為單一本體的片面性,從整體上來進行探究本體,得出人與自然辯證同一,人即自然和自然即人。
(二)生態自由思想的創造性精髓(人與自然的本質統一是人的生態自由)
關于生態自由思想,曹孟勤教授也有其獨特的認識。他認為,生態自由是一種人在其中的整體性自由,我們不能孤立地原子式地進行研究,只有以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方式去探索,才能澄明生態自由的本質。
曹孟勤教授認為,要達到真正的生態自由,必須人自由,物亦自由。人與自然同一就在整體上消解了人與自然的對立,使人與自然融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與自然同一消解了兩者的對立,人也就克服了外物對人的束縛;沒有他者的物役,人便能獨立自主地安排自身活動,從而達成了自身的自由。“只有沒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對方時,我才能說是自由。”1但僅僅只是祛除人自身的限制,是終究不能克服自然本身或者自然整體與人的對立。在整體的向度上,人不僅在自然面前贏得自由,而且也應該讓自然萬物獲得自由。曹孟勤教授強調,所謂讓自然萬物獲得自由,即是指讓自然萬物按照其自身的自然本性而存在,在人獲得“自由”,對自然無所畏懼、肆意破壞的情況中,改變人類對待自然的工具性態度,做自然忠誠的看護者,找到自然物本身的美和自由,而不是單純的有用性。
人c自然的統一構成了世界的整體,從中生成的精神也就是生態精神,從中生成的自由亦為生態自由。曹孟勤教授提出,人與自然統一,人只有在生態整體中與他者進行物質交換,并保持人與自然之間平衡才能實現生態自由,那么,自然界所表現的是人生命本質的對象,具有表現和確證人類自我的價值,人表現為自然,自然也就表現為人,保護自然也就是保護人類自己,那么,作為自然的人,也就擔負著保護自然的責任,關懷萬物,就是這種自由的內在要求。可以說,人的自由在于人對自然的看護,看護好自然才能有人的自由。在生態自由的關系建構中,人在其中是扮演著自然的守護者的角色,為自然界承擔著道德責任,事實上,生態自由(人與物都自由)本身就蘊含讓萬物競自由的生態道德責任。再者,倫理的原初意義中就包含著人對自然的看護,真正的自由是人與自然一體的自由,人在保護自然的同時也是在看護自己的自由,因為自然界就是人的對象性的存在,毫無疑問,只有在這種人德(人守護自然)與天德(自然關愛萬物)相統一的情況下,才可成己成物,在看護自然的同時得到自由。自由在于人對自然的看護,看護好自然就有人的自由,從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態自由,人的自由就是自然的自由,自然的自由就是人的自由,人要真正實現兩者的自由,必須對自然進行看護。
曹孟勤教授開辟了一條研究生態哲學的新路徑,撥開西方傳統的人與自然的主奴關系迷霧,創造性地提出人與自然本質性的統一及哲學生態學,從而實現主奴關系式哲學的終結。在生態哲學的研究中,人的研究是與自然的整體建構息息相關的,曹孟勤教授面對生態整體主義倫理學的局限性,充分利用黑格爾統一理論和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理論,科學論證了人與自然達到 “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整體融合,從人與自然對立統一的更高境界中去找尋生態哲學的本體論理論支撐,對生態哲學進行大膽研究嘗試,為人類走出現代性以征服自然的自由之境提供了與眾不同的理論借鑒。
四、反思“自然”:態勢哲學新解
生態哲學是針對現今主導性哲學――現代性哲學而產生的批判哲學,盡管與發展了三個世紀的現代性哲學比起來,生態哲學還尚顯稚嫩,但是其強大的兼容性,匯通著中外哲學精華。謝陽舉教授就從老子哲學中汲取“自然”,以此來闡發態勢哲學的觀點,增加生態哲學的理論厚度。“自然”一詞首見于老子的《道德經》,盡管只是出現了寥寥五次,但其意義之重大,預示著中華文化開始思考與環境關系問題,尋求與生態系統的高度和諧,考證“自然”有利于豐富生態哲學的理論基點,為哲學生態化、生態哲學中國化提供更實在的理論權威支持。
謝陽舉教授認為,老子的“自然”不等于自然界,而是指一種正常、恒定、動態平衡的態勢。在老子看來,世界和事物的本質就是事態或態勢,“有”、“無”就是其用來表示事物及其狀態、動態轉變的特點,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存在”與“虛無”,“有”“無”更傾向于事物發展的一體兩面,昭顯這世界的流動性和事物的不確定性。再者,在老子的哲學話語中,說事物“自然”,等于說事物表現如常態,以合理、健康、穩恒的狀態存在著、發展著。“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16章)王弼注曰:“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將“常”解釋為復命,從整體意義上來看,更接近正常、恒常的狀態和趨勢。可以說,“自然”就是一種如其所是的恒常態勢。
從對老子的“自然”的分析,謝陽舉教授認為老子的哲學是一種態勢哲學,具有存在和事物變化方面的意義,“有、無”描繪了事物運動變化中的兩種趨勢,表現了事物存在和變化的趨勢以及運動發展過程中充滿張力的狀態。那么,態勢哲學的意義是什么?謝陽舉教授對此回答:“超越是自然之實踐環節的關鍵。”1由于人類群體的特殊性,在事物交往過程中所體現的復雜性,老子哲學中抽象出“有為”和“無為”這對概念來總括人類的活動行為。然而,“有為”并不絕對地與“無為”對立,老子提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48章),是徹底的無為而有為,可以說,無為中包含著創造性。這種創造性是自然優先的體現,自然是無為的,同時又是無不為的,“無為而無不為”就成了人和自然的常態。“老子的取向是無為而無不為,在這里,自然是統一‘有為’和‘無為’的理想概念,也是行之有效的實踐原則。”1在實踐上,“無為而無不為”就成了事物的常態特征。老子哲學內含著對自然友好的意思,無論人還是自然,都是“有無”兩面的運動。從“無為無不為”的釋義中可以得出,尊重自然的最佳態勢的本質就是尊重自然態。占有、自恃、主宰等都是破壞自然所規定的態勢與平衡的,皆為外在強加于自然狀態之上,事事皆有自己的規律,即“無為而有為”。
一、藝術考察課程所依據的學習理念
藝術考察課程所依據的是建構主義學習觀與社會文化觀學習理念。建構主義學習觀認為學習“只有通過把個人世界里的經驗組織起來以提高個人面對世界的效能,學生才能主動地建構自己學習的求知方式”。①建構主義的情境式學習是通過問題解決而進行的,是一個建構過程。學習者與環境互動并主動地對外在的經驗加以篩選、組織和整合,學習者無須依賴一些既定的程序來進行心智活動。社會文化觀強調實踐活動對學習發展的重要性。把活動與社群文化有組織地聯系起來,并強調認知過程從屬于社會過程和文化過程。學習活動與社會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密切關系。學習是因共同參與實踐社群文化而產生的。建構主義觀與社會文化觀相輔相成。在實踐中面對特定情境時,尋找有意義的解決方法。學習應成為學習者主動參與、合作探究、相互撞碰、開放式學習。學習者依據自己的活動,在具體的學習環境和空間建構自己的學習方式,在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生成學習的過程、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等,這樣的學習是創生式學習,筆者稱為“藝術考察活動式學習”。
二、藝術考察課程中學習者與教師的關系
教學變成考察活動,教學不再是說教,而是協作和幫助,教學成為考察活動的組織和協作式的框架與在具體考察情境中上下求索發現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學生變成考察者并成為學習的主人,學習與考察成為主動參與、主動進取,在興趣與激情的引導下,在開放的環境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地學習與考察。在具體的學習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中碰撞創生出自己的學習考察成果。教師變成考察者的協助者和服務者,與考察者共同建構考察方法,在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中與學習者、考察者共同建構考察成果,當然也是學習者進行學習與考察活動的咨詢者和解決問題的協助者。
下面筆者具體列舉一些藝術考察課程課例:
1.課程簡介
藝術考察是藝術情景式實踐教學。運用建構主義學習觀與社會文化觀學習理念,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通過學習者的親身感知與體驗使學習者做到知行合一,自主建構藝術與生活、藝術與文化、藝術與社會的動態關系,擴展藝術視野,提高學生全面藝術素質與文化修養。在國內選取藝術考察對象如石窟、碑林、專題博物館、民居、帝王宮殿、帝王陵墓、名山大川等。
2.教學目標
擴展學習者的藝術視野,感知與體驗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學會對各門類藝術的賞析、考證并能深入研究,提高對藝術的研究能力與審美能力。通過訪問民間藝人、著名畫家、民俗專家,以畫速寫、做筆記、記錄影像等動態情景式學習方式獲取藝術資料,為各門美術專業課搜集素材。通過藝術考察的一系列活動,學會欣賞、感知、探究不同時代的藝術品,獲取優秀藝術經驗與豐富的藝術知識,培養學習者熱愛優秀的中國文化,開發學生的藝術創作思維,培養愛國主義精神。
3.教學重點與難點
了解不同地域的傳統文化、風土人情、民俗等,探究其與藝術的關系。提高學習者生動準確地感知考察對象藝術特征的能力,掌握快速記錄與把握藝術要領的能力。潛移默化地培養學習者舉一反三、實事求是、應目會心以及應物象形的藝術思維與實踐能力。
4.教學內容
根據教學內容,確定藝術考察對象如石窟、專題博物館、民居、名山大川等。先聘請專業導游或當地專家、學者講解其文化、藝術、歷史價值。教師作為學習者的首席與學習者共同學習。在聽完介紹之后教師與學習者討論、探究、訪問并進一步深入考察。在考察的真實情景中教師給學習者傳授搜集考察資料的方法。
(1)學習者根據考察的不同地域,自由選擇藝術考察的側重點,如游歷名山大川、名勝古跡,體會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
(2)學習者訪問民間藝人,欣賞民間藝術,感知民間藝術的表現形式與方法,獲取藝術靈感。
(3)參觀考察不同專題博物館,提高審美欣賞能力,提高藝術視野和藝術感知能力。
(4)學習者搜集自己感興趣的藝術素材,根據自己的特長,認真整理考察記錄。
5.考察延伸與藝術考察報告和撰寫考察學術論文
(1)學習者通過不同獲取信息的方法與方式如速寫、筆記、影像等,仔細分析并深入細致地整理自己獲取的信息資料。
(2)把藝術考察的對象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以及中國人傳統的情感、態度、價值觀整合探究,深入體會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特征。
(3)教師講授考察報告、學術論文的撰寫方法與要求。
(4)藝術考察外出時間為15天,回校整理資料、圖書館查閱資料、完成考察報告和撰寫學術論文共15天。
6.考核方式
課堂教學包括教師講授考察報告及藝術考察學術論文的撰寫方法與要求。學生按照課程要求撰寫考察報告與學術論文,教師根據文章質量、課堂表現與考察態度情況,給予綜合評價,以百分計入成績。教師根據質性與過程性評價方式,把分數與學生的過程性成績客觀地填入下表。
三、為什么要在美院美教專業開設藝術考察課程
美術院校美術教育專業本科學生學習中國畫等專業基本功的同時,還應該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與美術史,加深對國學包括儒、釋、道文化的研究,培養研究型人才。美術包括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建筑等綜合概念。開設藝術考察課程主要是開闊學生藝術審美視野,感知不同地域風土人情,賞析經典藝術品,提高藝術審美能力。通過速寫、筆記、影像等記錄方式,為專業課收集素材。通過藝術考察活動培養學生以優秀的中國文化為底蘊,開拓創作思路。藝術考察課程中,教師以藝術考察活動式學習方式引導學習者參觀名勝古跡、洞窟壁畫等,培養學習者搜集資料、篩選信息和研究問題的能力,以及創作、互動、整合、展示的綜合性藝術和文化素養。教師引導學習者在社會生活或藝術環境中了解與國畫課程內容相關的知識與能力,鼓勵學習者接觸多樣的文藝形式,豐富文化素養,初步形成自己的審美觀、價值觀并聯系自己的生活實際發表見解。學習者在社會生活情境與藝術考察活動中提高體驗藝術的綜合能力,并形成學生自己的審美觀、價值觀、情感、態度等綜合人文素養。
美術教育專業學生更應該明白自己將來做中小學美術教師或藝術教師,要了解中國和世界的美術與藝術史與發展軌跡,這些具體的美術史與藝術史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生態的存在于地面、地下與民間。所以給美術教育專業的學生開設藝術考察課程更顯重要。
文學課的審美教學
審美是文學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作用。“文學是以語言作為審美符號所創造的情感與形象系統”①,它對人心靈的影響深度和廣度是其它藝術形式很難企及的。正因為如此,文學課絕不應僅僅停留在語言層面的欣賞上,而是應盡力培養學生基于理論思辨的審美能力,建立起與自然、社會之間超越功利的審美關系。通過文學審美功能,啟迪、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激發靈感與想象,塑造不斷追求自我完善、內心和諧統一的生態人格。在具體課堂教學中,應深入挖掘文學作品中隱含的對生活的思考、價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識形態,調動學生情感反應,引導學生主動去閱讀、思考和探究。通過自主閱讀、陳述、討論、辯論等多種形式讓學生深入享受文學的怡情功效,獲得精神上的滋養。通過對英語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差異性文化認知和比較以及蘊含的各種價值觀念的認同與批判,加強學生的多元化和包容意識,養成尊重文化差異的態度,將以尊重差異性與多樣性為核心的生態哲學內化為學生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培養詩性智慧,追求精神上的詩意棲居,形成與自然、社會和諧一體的世界觀。通過引介不同的文學批評理論,培養學生多角度看待問題的習慣,訓練批判性、發散性和創造性思維能力。
構建英美文學生態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