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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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性別差異
男女大學生在認知、情感、思維等心理特征方面也存在差異,比如在認知上,女性對具體場合的依賴性較強,而男性對具體場合的獨立性較強;在情感上,女生感情細膩而隱含,男生感情比較粗狂而張顯;在思維上,女性偏重感性與形象思維,而男生偏重抽象與理性思維;在興趣上,男生喜歡比較廣泛,追求刺激好玩,女生則興趣比較文藝,喜歡安靜小資的興趣愛好,同時在自信心、意志、成就歸因以及心理問題方面都存在較為明顯的性別差異。
(2)社會性別差異
社會性別,就是指兩性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性別差異及所表現出的性別特征,表現為社會對兩性在社會領域(政治、經濟、文化、家庭等)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期待。在這種社會屬性上建構起來的隱含的社會性別中存在著大量的暈輪效應與刻板印象,比如“男強女弱”、“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內”等社會性別觀點。在我校同學調查中,76%的男同學和61%的女生贊成類似觀點,從這個差異中看出女性面臨著更多的關于社會性別帶來的社會問題與人生問題。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規律與理論角度存在性別差異
(1)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上存在性別差異
高職類院校絕大數專業都存在男女失衡的現象,甚至出現專業性別隔離現象,而在這些專業性別隔離嚴重的專業中,男女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也存在很大不同,政治法律素養、道德行為養成、理想信念教育、就業婚戀觀念以及心理問題關注層次也有所不同,看待與對待問題角度與處理方式也有所不同,在這些具體的思政教育內容中性別教育往往缺位,怎樣在男女比例懸殊較大的不同專業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成為一項亟待解決的難題。
(2)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上性別差異
美國教育家羅森布魯姆•洛登提出男性傾向于一種陽性的管理模式,其特點是競爭、等級權威、集權領導和理智地分析解決問題;而女性則傾向于一種陰性的管理模式,其特點是協作、領導者與下級配合、非高度集權、在感性熱情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為此,在高職院校思政教育與管理中采取不同的技術處理,對男生多采用競賽方式,而對女生多采取合作方式,在男女學生教育方式上也有所不同,通過調查發現,男生對“說理教導類”方法的接受程度高于女生,男生為58.8%,女生為46.3%;女生對于“情景感染類”方法接受程度高于男生,男生為41.1%,女生為53.7%,因此對男生多采取理性邏輯說教方式,對女生多用情感感染方式為佳。管理者應尊重并利用差異進行施教,而不是盲視管理。
(3)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上存在性別差異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是人的發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終極目的。”這就要求思政教育要以人為本,著重考慮到男女兩性在接受思政教育內容著力點、接收方式以及管理手段的不同,因此教育者不僅要遵循因材施教等教育規律更要因性施教,根據男女兩性身心發展的特點,采取各種措施克服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有針對性地開發兩性各自的智力潛力,發展其智力優勢,彌補其智力劣勢,使男女兩性都能得到完善而優異的發展,以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時代特征。
3.思政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性別問題
首先,學生自我管理方面。高職類院校學生自治管理機構中男生比例仍然較高,以我校學生會為例,男生比例占76.2%,女生只占23.8%。同時理工科專業大多數沒有專門的女生部門,女生往往沒有話語權,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維護;其次,理想信念方面。在高職理工科院校中,對表達宏偉志向的男生大多數人持稱贊的態度,對說出自己遠大志向與抱負女生,公眾普遍持辛辣嘲諷的語氣;上課時,理工科教師對學習好的男女同學成就歸因不同,78%的老師傾向認為男同學聰明靈活,56%教師認為女同學則是勤奮刻苦;第三,職業規劃方面。高職類院校早已普及職業生涯等相關課程建設,但理工科的女生職業生涯規劃則普遍比較模糊,對未來職業沒有合理與科學的規劃;第四,在就業方面,通過對我校畢業生進行電話回訪時,八成女生不同程度感受或者遭到就業歧視,六成女生普遍認為薪資待遇仍然是男生高,有跳槽想法女生也比男生多,64.2%男生表示有就業壓力,而女生則高達88.4%。第五,婚戀方面。調查顯示67.3%的高職類理工科男生普遍不喜歡專業課好于自己的女生,甚至恐懼比自己學歷高的女生進行交往,也印證了女博士是“第三類人”的社會傳聞。
二、性別視角下開展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議
1.理想信念教育
作為能夠指引人生奮斗目標、提供人生前進動力的理想信念對大學生思想政教育尤為重要,怎樣結合不同專業與性別開展高職院校理想信念教育更是值得研究。首先,通過專業教育樹立奮斗目標。新生入學后請專業專家進行職業崗位剖析,尤其是講清楚該專業男女同學將來可能從事的就業領域與崗位,在厘清課程體系與崗位所需要的人才規格的基礎上,逐漸樹立專業理想與社會奉獻精神。其次,結合性別優勢構建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通過性別分析與規劃找到該專業性別優勢,并逐漸構建出適合自身性別的職業生涯規劃,提高自身職業效能。第三,開展挫折教育,堅定理想信念。在實現理想信念的過程中難免遇到挫折,結合自身身心條件積極調解,迎難而上,磨練意志、陶冶品格,豐富人生閱歷。此外,多請男性主導專業中的女性專家或女性主導專業的男性專家為本專業性別少數者進行主題講座,通過榜樣引領示范,堅定專業少數者理想信念。通過職業教育與性別教育合力構建高職院校學生理想信念。
2.道德法制教育
受傳統觀念和社會轉型的雙重影響,高職院校女大學生在道德觀念上呈現傳統思想和開放觀念并存的現象。一方面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和相夫教子等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戀愛中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畢婚族”和“急嫁族”等現象,使部分女生逐漸形成為了適應和依附男性而導致人格的退化與裂變的錯位的價值觀。在校園里對女大學生開展主體意識為主的核心價值觀教育尤為重要。首先,高職院校應開設女性或性別課程教育,將其融入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讓廣大師生樹立先進的性別意識,營造性別平等寬松環境,喚醒女大學生主體意識,逐漸構建正確的自身性別道德體系。其次,在德育人文關懷下,樹立女性“能力本位”全面發展觀,并將此觀念成為女大學生主要價值取向,培養“四自”精神與能力,增強其事業心與責任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以女大學生主體意識為核心的價值觀體系。此外,高職院校現階段主要面對90后受教群體,他們法制觀念與法律意識相對較高,但相比男生來說,女生對維護自身利益的女性性別法律知之甚少,這就需要教育者對女生開展針對性的普法教育。通過專題課程與講座加強法律的社會性別分析,對《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以及《婦女權益保障法》相關女性權益保障的法律學習,讓女大學生知曉法律賦予的權力與義務,引導女大學生追求兩性權利的平等。注重提高女大學生的維權能力,教會她們掌握維權的途徑,并利用法律為自己今后的職業與人生保駕護航。
3.身心健康教育
女大學生在成才過程中面臨著傳統觀念的禁錮、社會角色的定位、生理方面的差異以及就業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造成內心的各種沖突、矛盾和失衡,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做好女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顯得尤為重要。首先,拓展宣傳渠道,尊重身心性別差異,利用校報校網、宣傳手冊以及播放優秀影片,增進男女性別認同,增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意識。其次,舉辦關于性別教育的各種身心活動,例如心理知識競賽、心理電影展播、心理劇演出等,普及男女兩性的心理知識,正確認識兩性差異,形成積極健康的心態。第三,開設心理門診以及心理熱線,并建立一支相對專業的心理咨詢教師隊伍,為學生進行及時心理疏導,教會用健康的方式來宣泄不良情緒,調整心態,形成和諧的兩性關系。同時將性生理、性保健知識融入思政課堂體系,使女生逐漸形成自我保護意識,樹立積極正面的身體意象,在提升內在自我價值的同時,培養獨立自主的個性,塑造健全人格。
4.職業規劃與就業教育
高職院校女大學生就業情況不容樂觀,通過調查就業信息數據分析,在相同條件下女大學生就業機會只有男大學生的86.23%,女大學生初次就業率僅為60.88%,比男大學生低10.22個百分點。很多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感受或遭遇到用人單位的性別歧視。為此,高職類院校應高度重視女大學生就業與職業生涯規劃工作。首先,根據自身性別與所學專業特點,開設專門的性別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明確人生奮斗目標、突破障礙開發潛能、提升職業品質與實現人生價值;其次,開設性別就業心理指導專門機構與課程,通過相關課程與教育糾正女大學生擇業誤區,尋找本專業性別優勢,揚長避短,幫助她們增長面試技巧與職場禮儀相關知識,樹立正確的擇業觀與事業觀;第三,校方應及時就業訊息,并通過與企業溝通與合作,積極為女生拓寬她們的就業渠道,提高就業成功率,實現順利就業。
5.戀愛與婚姻教育
高職院校校園充斥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愿嫁富二代、”“只要有房,寧當小三”等婚戀觀以及校園中的“畢婚族”“急嫁族”等現象,從側面折射出女大學生“拿青春賭明天”的“走捷徑”的浮躁心態。為此,這就要求我們積極引導女學生形成能力本位的價值取向,樹立遠大職業與社會理想,同時通過教師家長引導與朋輩榜樣示范,讓男女學生正確處理愛情與學業、婚姻與家庭的關系,逐步形成兩性并駕齊驅、比翼齊飛、相互幫助的伙伴式的新型婚戀關系。同時將性生理與心理知識、性健康與保健知識、女子防身術等融入到大學生婚戀教育中,引導女大學生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和措施,減少不必要的傷害,幫助男女大學生懂得什么是愛,如何去愛,為將來美好幸福的戀愛與婚姻締造堅實基礎。
三、性別視角下開展高職類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再研究
1.創設性別課程教育,形成高校思政性別關懷
高職類院校上至領導下至教師應重視性別視角下開展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學生處、招生就業處、校團委與思政部具體牽頭,將性別教育與身心健康、職業生涯規劃、就業指導、理想信念、道德法制以及婚姻戀愛等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教育,與此同時開設女性學等選修課,并成立思政性別研究小組開展性別教育與研究,在開展全程的性別教育過程中,用正確的社會性別理論和方法去教育大學生,引導大學生端正性別觀念,養成良好的性別敏感和性別直覺,形成正確的性別角色期待,擺脫傳統的性別模式,提高女性就業競爭力,逐漸形成高職院校思政性別關懷,并收到很好的育人效應與社會凡響。
2.增強性別教育意識,營造和諧性別校園環境
秉承“愛與生命”、“差別與尊重”、“情感與責任”、“道德與法制”的性別專題教育理念,開展一系列性別活動,例如知識講座、比賽競賽、宣傳報道、社團活動、社會實踐等以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培養正確的性別意識。也可寓性別教育于各種校園文化活動中,逐漸形成尊重性別差異,樹立正確性別價值觀,營造出和諧性別校園環境,通過潛移默化的性別隱性教育幫助大學生樹立科學的性別意識觀。
二是嚴肅事故處理和隱患的整改。突出做好“三強化”:即強化安全生產檢查力度,結合兩節、兩會、“五一”黃金周、暑期、“十一”等重點時期的安全生產大檢查,采取領導帶隊、專家參與的形式,對全區高危行業和重大危險源進行抽查,發現隱患,責令整改。20*年以來,全區共出動檢查組8000多個,檢查各類企業5*0家,發現各類事故隱患5321處,整改48974處,整改率為97.8%。強化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對隱患嚴重且整改不力的企業或發生傷亡事故的企業,嚴格行政執法。20*年以來,全區共制作安全生產行政執法文書721份,其中下達行政處罰決定書62份,罰款114.45萬元,處罰生產經營單位183個,責令停產整頓89家、關閉56家。強化生產安全事故責任追究的力度,按照“四不放過”的原則,對生產安全事故依法進行了查處,嚴肅實行責任追究。20*年,全區共查處各種生產安全事故40多起,按期限應該結案35起,實際結案39起,事故結案率為98%,依法處分了負有責任的64人。
三是依法規范安全生產行政執法行為。根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對涉及我局的4項行政許可事項以及規范性文件進行了清理,保留以及調整了行政許可事項2項。積極推進政務公開,規范行政審批行為,將審批項目的依據、條件、程序、時限、辦理機構等向社會公示;成立了安全生產行政許可科,初步建立了規范、透明的行政審批運作機制。規范安全生產行政執法程序,編印了《亭湖區安全生產行政執法實用手冊》,制定了《亭湖區安全生產行政處罰案件審理工作規則》和《亭胡區安全生產行政執法文書規范》,修訂完善了24種行政執法文書,執法工作基本規范,適用法律依據準確,執法程序完善,處罰的范圍和種類比較合理,自由裁量權運用基本適當,維護了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的良好形像。
我區安全行政執法工作穩步發展,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與依法治安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總體執法水平和執法質量不高,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共性問題:有些安全生產行政執法人員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意識還不夠強;行政執法的各項制度建設滯后于安全生產形勢發展的需要,行政執法規范性文件數量不多,給實際執法工作帶來困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處罰行為不規范,行政處罰范圍較窄,偏重于對死亡事故的調查處理與行政處罰;行政處罰種類不完備,只注重經濟處罰,而對停產整頓、吊銷有關證照及資格的處罰較少;自由裁量權適用上不夠嚴肅,對個別案件經濟處罰適用上處理不當,實際處罰決定不符合法律規定的額度,有的失之于寬;執法人員依法行政的素質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等。
針對這些問題,當前和今后安全生產行政執法工作應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牢固樹立安全生產法制意識
一是樹立職權法定和權責統一觀念。任何行政職權的取得和行政權力的運用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作為安全監管部門,行政權力的取得和運用必須要有法律法規依據,符合法定職能界定要求;同時確立權力與責任對等原則,行使行政權力必須承擔相應責任。二是樹立法律權威觀念。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嚴格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法、以權廢法。三是樹立依程序行政的觀念。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做出影響行政相對人的行為時,必須遵守法定程序,同時行政機關在行政決定過程中應當平等對待行政相對人。這需要在不斷的學習中養成,在安全生產實踐的磨練中造就,在安全監管系統形成學法、講法、守法和從嚴執法的濃厚氛圍。
二、加強安全生產依法行政制度建設
行政執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包括多個制度要素和環節。如,行政執法主體制度、行政執法程序制度、行政執法評價制度、行政執法責任制度、行政執法救濟制度等。這些制度的建立和運行情況直接反映一個部門行政執法水平的高低。應當說,安全生產行政執法工作在這些制度建設方面還很不完善,很不適應實際工作的需要,要從實際需要出發,在《安全生產法》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原則指導下,抓緊研究制定各項制度和配套性文件,對過去法律法規中不相適應的內容加以修改、完善,盡快形成較完備的安全生產行政執法制度體系。安全生產制度建設是一項需要集體智慧來完成的工作,安全監管部門要發揮作用,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切合實際地制定各項安全生產依法行政的指導性文件和制度,以更好地適應依法行政的需要。
三、堅持執法務必從嚴
依法行政,嚴格執法是關鍵。法律制定得再好,如果不執行,就會成為一紙空文。進一步加強和改善行政執法工作,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確保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
一是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法定程序行使職權、履行職責。職權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安全監管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要嚴格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在法定權限范圍內加強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切實依法予以維護,不使守法人吃虧;對安全生產違法違規行為,敢抓、敢管,不使違法人得利。強化程序意識,依法完善有關執法程序的制度和規則,加大對程序違法行為的追究力度。推進行政執法公開,保障當事人和利益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救濟權,確保程序正當、合法。行政執法人員要牢固樹立“不作為是違法”、“不嚴格執法也是違法”的思想觀念,嚴格依照法律法規搞好安全生產的監督管理,確保各項法律制度的貫徹實施。
二是全面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精神,依法界定執法職責,科學設定執法崗位,規范執法程序,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行政執法考核機制和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對違法執法的人和事,不管涉及什么機關、什么職位,都要一查到底,堅決依法予以追究。不僅要追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亂紀作為的行為,還要追究違法不作為的責任;不僅要追究違法機關的責任,也要追究有關行政執法人員的責任。
就組織與目標的關系而言,不存在沒有目標的組織,也沒有不以組織為依托的目標。廣義上的組織是指由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聯系起來的系統。狹義上的組織就是指人們為實現一定的目標,互相協作結合而成的集體或團體,如黨團組織、工會組織、企業、軍事組織等等。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實現組織特定的目標,因此對組織的管理最終是為了實現組織目標。目標管理直接戳中組織管理的要害因素——目標,通過強調目標導向來協調控制組織內的各項工作,使管理達到最佳效果。這不同于科學管理時期著重對組織結構的設計、組織運行的基本原則、組織管理基本職能的改進達到組織目標,不同于行為科學時期通過對人的行為研究進行提升組織效率達到組織目標,也不同于現代管理以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為基礎的注重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相結合來管理組織等迂回的方式達到組織目標。目標管理的目標制定、目標分解與控制、目標測評三個過程體現了計劃、決策、組織和控制等管理職能貫穿組織運行的始終。目標制定過程考察組織內外環境以及可利用資源實現組織運行中對信息的搜索;目標分解和控制是確定和捋順組織層級關系和職責的過程;目標測評又是組織管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評估和反饋過程。
(二)目標管理對政府的適用性。
目標管理產生于企業,取得良好效果后被引用到政府管理中。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經濟組織,而政府是執行國家權力、進行政治統治并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機關①,與企業單純追求高效率、高利潤、簡明目標不同,政府的組織結構復雜性、管理的公共性以及行政權力的作用都使得政府管理活動更加復雜化。因此,目標管理在政府的應用必須與政府組織結構,政府性質以及行政權力運行相適應。首先,目標管理的實施流程與政府組織結構相契合。政府結構決定著其工作任務如何分配,如何進行分工協作,它是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基本體制。通常按照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劃分為層級關系和協作關系[11]。這種縱向和橫向的結構劃分是為了劃分各部門各層級政府部門的管理權限和管理職能,更好地進行社會管理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目標管理的過程要求組織有明確的邊界[12],強調組織結構和個人的職責范圍,這與政府結構有著不約而同的契合。其次,目標管理理論強調人的職業精神、責任意識和自我實現,而政府管理的公共性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強調行政人員的公共性,即公共性應是政府行政人員的職業態度、觀念和信仰,強調行政人員的敬業精神和責任意識。二者對職業精神和責任意識的強調相吻合。最后,目標管理強調制定目標過程中各級成員的共同參與,而政府決策的發展趨勢是下放權力,提倡參與,共同協商公共事務,二者的決策模式相呼應。
(三)目標管理對行政體制改革的適用性。
行政體制改革是政府重要的管理活動之一,是政府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環境,高效公平地處理社會事務,調整內部體制和組織結構,重新進行權力配置,并調整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過程。行政體制改革有別于政府其他常規活動,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管理活動,需要自上而下的統籌安排管理,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充分吸收、匯合和采納各級成員對改革的期望,進而制定行政體制改革目標;確定目標后,需要根據職責和權限對各級政府和各部門進行分配改革的任務,同時要根據這些目標進行方向性的控制;最后,需要對各級政府、各部門改革目標是否達成的評估,這些評估結果又要反饋到新一輪的改革目標制定過程中。行政體制改革所應該具有的這些環節實質上構成了目標管理運作體系:目標制定、目標分解與控制、目標測評。這些環節的管理是否到位直接關系到行政體制改革的成敗,因此,目標管理可以作為指導行政體制改革的理論和方法。
二、目標管理視閾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存在的問題
(一)行政體制改革忽視階段目標制定、目標制定層級模糊。
目標管理強調目標制定過程中各層級成員的共同參與,制定目標的層次性,戰略目標與階段目標相結合以及目標制定的合理可行。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制定過程,很大程度上符合目標管理理論對目標制定的要求。首先,改革目標制定上有廣泛的參與,如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以及黨的十八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等方案的確定都是經過廣泛的意見采納和討論確定的。其次,改革的戰略目標和短期目標相結合,2008年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這是對行政體制改革長期目標的設定。黨的十后,中央已經明確提出要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具體改革還要給出時間表和線路圖。另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述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戰略目標。可以說,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在目標制定方面基本符合目標管理理論的要求,但是縱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制定(如表1所示),還存在一些不完善的部分:一是強調戰略目標制定,忽略階段目標制定。從表中可以看出1982年到2013年都將戰略目標作為強調的重點,而忽視了階段目標的制定及實施,使得目標操作性弱,會誤導改革走上好高騖遠的歧途。二是目標制定籠統模糊。目標制定過于籠統,導致無法落實改革目標的歸屬:這些改革目標所指向的是哪個職能部門?是針對中央政府還是針對地方政府?如果目標制定中目標的指向性較差,那目標分解與控制將難以實施。導致目標制定存在問題的原因如下:一方面是政府急于改變行政體制存在的問題,迫切希望通過改革能夠使行政體制達到如歷次改革中都提到的“規范”、“高效”、“協調”、“廉潔”、“職能優化”等狀態;另一方面也是在制定目標中對現實狀況掌握不全面,理論指導不夠深刻、到位等原因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改革的階段性所決定的,不可能完全規避,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總結經驗教訓,將偏差降到最低。
(二)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分解與控制不力。
目標管理的第二階段是目標分解與控制,實質是對目標實現的過程管理。整體的目標制定出來需要層層進行分解,才能具體每個單位的目標,同時也通過這種目標分解,才可以實現目標控制。這里的目標控制不同于以往管理活動中的硬性監控,是以自我控制為主:給各級管理者設定客觀的標準和目標,根據標準和目標進行自我控制,同時配套上級的監督和調控。無論是自我控制還是上級監督,都是以目標為參考,發現執行的偏差及時調整糾正,以免造成總目標實現的困難。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方案一方面是確定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另一方面是為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如何實現制定具體路線。我國歷次行政體制改革方案中都側重確定目標,對目標的分解體現較少,因此,對改革的目標控制便無從談起。縱觀表1中歷次改革目標,有些目標一直在重復提出,如“效率”、“職能轉變”等,這說明很多改革目標從一開始實施到現在仍然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這說明改革目標分解和目標控制不力,導致各部門對自身在改革中承擔的職責不清晰,甚至不了解,這會使改革失去控制標桿,最終導致改革目標控制不力。行政改革目標分解和控制不力的直接原因是目標制定的階段模糊、可操作性不強以及目標制定過于籠統,使目標分解與控制出現困境;根本原因是行政體制改革本身是一種利益調整,而且它不像經濟改革可以是一種帕累托改進的過程,很多人尤其是利益既得者將行政體制改革看做一種“非帕累托改變”的過程,全體社會的絕對利益增加必然會導致行政人員利益減少[13]。如果中央僅僅制定出改革目標,而沒有明確分配改革任務,明確權責,那么地方政府雖然不會公然不執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他們會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法,或通過“故意曲解規則”等消極抵制造成改革的“執行差距”[14],導致改革目標不能有效落實。
(三)行政體制改革目標測評缺位。
目標測評是對目標達成效果的一種檢驗,通過對目標實施結果進行有效的評估,了解目標實現情況與制定的目標之間存在的偏差。這種檢驗不僅僅是在實現目標的最后的階段進行,在目標實現的每個階段都有存在的必要性。目標測評需要有清晰和操作性強的測評指標,而且制定目標和分解目標的同時要制定出完成目標的時間限制和目標完成的效益的最低限度。目前目標測評這個環節沒有很好地在行政體制改革過程中體現出來,雖然每個階段的改革會對前一階段的行政體制改革進行評價,卻沒有將具體改革的結果與開始的預期目標進行對比來考察改革的績效如何,與目標相差的距離還有多遠以及未達成目標的原因是什么,進而得出經驗教訓使得下一階段的改革能夠更好地實現目標。例如,在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任務分工中,明確說明了每項目標的負責單位以及完成的日期,但是實際的完成情況卻是與目標制定的規定不一致,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任務分工通知中前半年時間段為例,有些目標沒有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如方案中第二條的目標是:制定印發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鐵路局“三定”規定和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的指導意見。目標完成時間是2013年3月底前,但實際上5月15日才出臺了相關指導意見[15],超出了規定時間,甚至有些目標后來都沒有相關完成信息,但是在改革過程中卻沒有對此提出相關追問。可見,即使改革過程中目標制定和目標分解很到位,但缺少了對目標完成情況的評估,改革任務仍會有始無終。改革目標測評缺位與政府缺乏績效意識的傳統緊密聯系。長期以來行政部門都給人一種效率低下的感覺,在政府部門的管理運作和投資項目中普遍存在著高投入、低產出或者不計產出進行投入的現象。績效意識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行政改革中成為重要內容,績效評估可以使政府部門形成“結果為本”的績效意識。雖然我國政府管理已經開始重視政府工作績效考核,但與成熟的政府績效管理還存在很大差距。政府管理缺乏績效意識的傳統也波及行政體制改革中,使行政體制改革缺乏績效評估,行政體制改革目標測評缺位。
三、目標管理視角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有效推進的建議
(一)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制定實現戰略目標與階段目標相結合、層級分明。
當前我國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和堅攻期,在這種改革的關鍵點,改革實踐者必須穩中求勝。在行政體制改革目標的制定上:一是政府在制定行政體制改革目標時應該擴大參與力度,使各個層級人員共同考慮和回答行政體制改革本身的任務、目的和使命是什么,從這個任務使命的定義中提出行政體制改革的明確目標。這樣改革實踐者才有可能改變“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改革是一個‘非帕累托改變’的過程,全體社會的絕對利益增加必然會導致行政人員利益減少”等短視認識,并深刻理解進行實質性改革是解決當前政府治理危機的必行之路,從長遠看是有利于自身的發展。二是確定改革目標的總走向,即行政體制改革的戰略目標的同時必須強化改革的階段目標的制定,戰略目標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須經過每個階段目標的順利完成來保證,階段目標的制定在2013年的改革方案中已經有所體現,規定了近期和遠期應該完成的任務。但還不夠強化,在今后的改革攻堅階段,更應該堅守好每一階段的目標,步步為營到達改革的最終目標。三是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制定要明確目標的歸屬,區分各種不同目標所對應的政府層級或政府部門,為下一步目標分解和目標控制做好前提鋪墊。
(二)行政體制改革目標要分解合理、控制有力。
行政體制改革在制定改革實施方案的時候,應該注重對行政體制改革目標的分解,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任務分工通知是對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分解的一個體現,例如第二條:制定印發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鐵路局“三定”規定和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的指導意見(中央編辦、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分別負責,征求財政部等有關部門意見。2013年3月底前完成)[16]。這不僅將總目標分解成若干小目標,還列出每個需要完成目標的負責部門,以及完成目標的時間,通知中的其他條款也都是類似的框架。在今后的行政體制改革過程中,可以更加系統地按照職責和權限的劃分去分解改革目標。將行政體制改革目標層層分解,落實到每個部門甚至每個個體,同時圍繞重點工作規定達到目標的日期、權責和達到最低效益的標準。在這種明確的目標分解的前提下,根據分解到每個部門或者每個層級的目標控制改革的進程。這種控制一方面是改革者對照自身目標的自我控制,另一方面是上級部門對下級行政改革目標進行狀況的控制。無論是自我控制還是上級監督控制,在發現偏離改革目標的情況時要及時糾正避免影響改革的整體進程。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2-0004-02
學習型政府早已經成為時下流行的概念和術語,其理論來源主要是學習型組織理論。學習型政府可以說是以學習型組織作為理念和構架的一種政府組織形態。與其他學習型組織不同的是,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實行者是以國家強制權力為后盾,長期以來學習型政府已經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熱點,筆者認為我們在討論學習型政府的同時,不能忽略學習型政府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問題。
鑒于此,筆者認為,我們在大力提倡構建學習型政府的同時,更應該在政治平等的價值理念關照下厘清學習型政府的角色。所謂政府角色是指政府在行使公共權力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它與政府的權力、性質、地位、功能、職能等緊密相關,政府角色問題涉及政府的權力邊界、政府的功能范圍等諸多方面[1]。而就政治平等而言,它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沒有政治平等可以說就沒有現代政治文明。所謂政治平等是指所有社會組織成員都具有足夠的素質和能力與其他人一起平等地參與治理該組織,同時任何個人或少數人都不是理所當然的統治者的價值觀念[2]。政治平等的價值觀念所要求的是擁有平等人格、權利和理性能力的個人構成了具有平等政治權利的社會公民,政治權力和國家絕不能侵犯每一個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政治平等作為一種價值理念要求學習型政府應該扮演有限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角色。
一、有限型政府
學習型政府應該扮演有限政府而非全能政府的角色。有限政府理論來源已久,其理論淵源是西方的近代自由主義。西方近代在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下政府被認為是必要的惡,十七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就已經提出了有限政府的觀點,其核心理念認為政府權力是個人權利的潛在威脅,為了保護個人權利,政府權力必須要受到限制。此后雖然有限政府理論被人們不斷完善直到今天,但其內核限制政府權力的觀念始終是不變的,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涉及的“政府”,不僅指狹義的政府即國家行政系統,而且包括國家立法、司法、行政系統在內的廣義政府。所謂有限政府其核心是限制和約束政府的權力,在這一點上是沒有爭議的,只不過在權力限制的方式、限度和依據上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爭論。因此,有限政府是現代政府管理的必然價值選擇,學習型政府則更應當體現有限政府的價值要求,使政府的權力、職能、規模和行為接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以保障每個公民平等的權利。這一點從國內學者對學習型政府的理解上就能得到證明[3]。因此,建設學習型政府應該以有限政府為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和政府行為,減少政府的微觀管理職能,政府應該將社會性事務更多地交給社會性的中介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講,建設學習型政府的過程應該是建設有限政府的過程。
另一方面,有限政府理念也有利于學習型政府的建設。學習型政府不應該是全能政府,全能政府同樣也不利于有限政府的建設,因為“政府行政審批的程序越多、越復雜,則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越大,效率越低,同時政府所支配資源的分散和浪費,使得政府無法真正履行主要職責,更不能為社會公眾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4]。因而,只有按照有限政府價值理念的要求將政府的權力和職能規范在法律和憲法的框架之內,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才能建立起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學習型政府。
二、責任型政府
學習型政府應該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理念是與有限政府相關聯的,有限政府并不意味著不承擔責任,相反,有限政府必須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是與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相關聯的概念,責任政府的出現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結果。根據張賢明的觀點,所謂責任應該包括三個有機組成部分:第一,責任主體的分內之事,這部分指積極責任;第二,責任主體沒有做好分內之事時應該受到的譴責和制裁,這部分主要指消極責任;第三,對責任主體行為的評價[5]。而責任政府主要是指通過立法機關進而向全體選民解釋其所作的決策并證明這些決策是正確合理的行政機構。責任政府起源于英國的議會內閣制,現代責任政府理論認為,責任政府的核心特征是責任政治。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征的責任政治其含義主要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去理解:狹義的責任政治主要是指責任內閣制,即行政機關由代議機關產生并對代議機關負責的政權組織形式;廣義的責任政治指公共權力的行使者直接或間接地對人民負責,同時,人民能夠控制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從而保證公共權力的行使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責任政府是一個發展的價值理念,傳統的責任政府是與有限政府理念相一致的,政府承擔的是消極的責任和義務。即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消極的,它不得以積極的作為侵犯每個公民平等的個人權利。這種責任政府理念主要強調的是法律和憲法對公共權力的限制與約束,以防止公共權力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從而侵犯公民個人權利。現代責任政府理念與傳統責任政府理念不同的是現代責任政府不應該完全處于被動狀態,隨著政府承擔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管理職能,其所承擔的責任除了傳統的消極責任外,政府還要承擔滿足社會公眾的理性需要等積極責任。可以說現代責任政府理念不僅包括保證政府責任實現的機制設置,還包括責任意識應該內化為政府組織的構成主體,即責任意識的行政人格化。
因此,學習型政府更應該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理念是學習型政府的價值要求。這一點從學習型政府的內涵中就可以得到證明,如國內有學者認為學習型政府是指“在政府內部形成濃郁的學習氛圍,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和機制,形成全員學習、團隊學習、組織學習的局面,從而提高整個政府的群體能力。”[6]提高政府能力實際上就是提高政府承擔責任的能力。因此,建設學習型政府就是要進一步明確政府責任,保證政府機關向代表機關和人民負責。我們應該將現代責任政府理念作為構建學習型政府的目標之一,在構建學習型政府的過程中,突破傳統的責任政府模式,將現代責任政府理念與我國的行政改革結合起來,確立現代政府責任,采取公開、公正、公平的措施滿足社會公眾的利益需求。
三、公共服務型政府
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學習型政府的價值理念之一,建設學習型政府就是要由“政府本位、官本位體制向社會本位、民本位體制轉變”。服務型政府理念的興起是以新公共服務為理論背景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興起的政府改革運動其目標都是摒棄傳統的官僚制,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運動使西方各國政府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府不再是唯一提供公共產品的來源和機構,也不再是掌管公共權力的唯一組織,大量非盈利性組織的興起與介入以及公共服務的社會化使得政府必須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展開競爭,政府如果不能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他們就會失去權力。因此,政府必須更多的了解公眾的需要,聽取公眾的意見,并采取積極措施對公眾的愿望加以滿足。服務而非權力已經成為公共管理的主題,政府不再以自我為中心來考慮問題,公民本位取代了政府本位,公眾至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公共行政領域發生的這場范式革命被學者概括為新的“公共管理范式”,這一范式強調的是公共服務的精神,政府不能再將公民視為管理的對象,而是將公民視為公共管理的參與者,而把自己則視為完全是為公民而存在的一個服務提供者。這樣的政府就是公共服務型政府根據國內學者的觀點,服務型政府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首先,從價值理念上看,服務型政府要求各級政府和官員必須樹立“民本位、社會本位、權利本位”的思想,與此同時,政府還必須充分考慮公眾的具體情況和需求,因此服務型政府是以公民為中心、為公民服務的政府,政府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為公民服務,如果政府不能為公民更好的服務,公民就有權利重新組建政府。因此,服務型政府必須把公民置于首要位置,政府應該及時了解民意,回應民意,以公民為中心、為公民服務是服務型政府的主要價值取向。
其次,從政府的職能來看,公共服務型政府主要是提供維護性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性的公共服務。維護性的公共服務主要包括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障公民個人權利和人身安全、保衛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這是服務型政府的基石;社會性的公共服務主要是指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和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三,公共服務性政府應該是民主參與、合作共治的政府。公民不再只是政府管理的對象,還應該積極地參與到公共管理中來,“一個民主國家不應只基于民主原則,而且更需要有民主管理的模式,并且在行政體制中體現民主的價值”[7]。政府應該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保證公民能夠積極地參與政府的公共決策和公共管理,從而使公民能夠影響公共決策的制定和監督公共管理的過程。因此,政府已經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主體,必須建立多中心治理體制。
以此視之,服務型政府理念體現了學習型政府的價值,因為學習型政府應該是面向公眾、面向全社會的,所以學習型政府必須是服務型政府,它必須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
綜上所述,政治平等視野下,我們在建設學習型政府的同時必須把握好政府的角色:有限型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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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許正中,張永全.學習型政府[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2:11.
[4]張雅林.推進行政改革建立有限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1999,(4).
所以,必須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準確定位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價值,引入文化教育課程。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教師可以借助多媒體根據相應的內容制作成課件,可以將背景音樂選取一些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的曲目,在字體的設置時盡量以中國的傳統的字體為主,營造一種豐富傳統文化的教學氛圍,使學生充分感受文化教育的精神和無限的韻味,促進學生文化素養的加強和提升。
二、開設二者相結合的整合性課程
整合性課程就是優有效實現文學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優化和整合,將兩門課程結合起來,組成一門具有綜合性特征的課程,這兩門課程的有效整合一方面體現在內容上,不僅要使兩個學科的內容進行有效的滲透和融合,另一方面就是師資力量的整合。否則這種硬性的整合是不會引發一些問題,因此,有效整合師資力量也是非常關鍵的。
在傳統的教學中,這兩個學科都分別由各科專業的教師擔任,通常他們也只是對本專業的知識足夠熟悉,那么整合性課程所涵蓋兩個學科,就必須將對師資力量進行有效的整合,從而有效發揮自身的水平。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現階段,越來越多的研究生選擇跨學科讀研,所以,高校在進行教師的招聘時,可以將那些同時兼顧文學專業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復合型人才進行優先考慮,這樣可以使師資力量整合工作的難度大大降低,減輕了師資力量整合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此外,文化的有效整合也是至關重要的,采用某種決定性的方式,各種相容的或異質的文化要素結合起來,使之形成一個統一和C、彼此適應的整體,這種新的文化模式也是實現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互相滲透融合的重要途徑。
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
(一)產業經濟結構不合理,服務業發展不充分
長期以來,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低十第二產業,直到2013年,中國才迎來產業結構拐點。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數據,2013年第三產業占比達到46. 1 %,超過第二產業2. 2個百分點。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世界銀行WDI數據,1980年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就超過50%到2010年,全球服務業占總產出的比重超過50%,低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接近50%,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明顯偏低。同時,從貿易竟爭力指數來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計算,中國服務業竟爭力指數小于0,而美國、英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竟爭力較強,貿易竟爭力指數大于0. 1。
(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偏低
中國勞動生產率(增加值/從業人員)不斷提升,但總體水平偏低。如表1所示,1995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2 316美元/人,到2000年增加到3 679美元/人,到2009年進一步增加到6 593美元/人,增幅較大。但是,從橫向比較來看,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較低,2009年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122355美元/人,是中國的18. 5倍。
(三)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能源、資源消耗不斷增長,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為43億噸標準煤,占全球能源消費的23 %,預計到2035年將達到25 %。另外,根據2014年的《國務院關十節能減排土作情況的報告》,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為11. 6%,但水泥消耗占全球的54%鋼材消耗占全球的45 %,能源、資源消耗巨大。同時,能源、資源消耗大,必然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中國主要大氣污染物的時一空分布特征研究》中的數據顯示,在全國190個樣本城市中,僅僅7. 368%的城市PM2. 5年均值可達標,16. 316%的城市PM10年均值可達標。
(四)人均GDP偏低,國際竟爭力不強
人均GDP是綜合反映一國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效率的指標,如表2所示,中國人均GDP遠遠低十發達國家水平。2014年,中國人均GDP為3 863美元,而美國為46 405美元,是中國的10倍多。
三、制造業服務化推動經濟轉型機理
(一)制造業服務化推動服務業發展
一些制造企業在服務轉型過程中,逐步將制造環節剝離,而逐步發展成為服務供給商。從全球大型制造企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一些高技術跨國公司制造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一出售給發展中國家的公司,而微笑曲線兩段的高附加值環節,如研發、營銷、策劃等放在母國。如IBM從一個硬件制造商逐步轉型為服務供給商,這會提升服務產出比重。同時,服務化企業依靠單個企業很難取得效果,需要其他合作企業的支持,建立合作伙伴價值創造網絡[[9]。這會衍生出許多新興服務業態,如裝備制造業采取租賃的方式出售產品,那么就需要融資租賃服務作為支撐;而家具、衣飾等行業采取定制化服務,那么就需要3D虛擬仿真設計作為支撐;服務化對顧客信息、數據的需求巨大,那么信息技術整體解決方案、數據挖掘等業務的需求就會得到發展,新興業態的發展可以提升服務業竟爭力。同時,制造業服務化加大了對金融、法律、咨詢、研發等中間服務的需求,服務業占總產出的比重就會上升。此外,由十服務具有消費和生產的同步性,因此制造業再購入服務的過程中,通過技術外溢,豐富了服務種類、改善了服務手段,提升了服務業竟爭力。
(二)制造業服務化有利十節能減排
制造業服務業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它可以分離傳統的資源消耗與利潤創造和生活標準改善之間的關聯,在尋找新的利潤中心,獲取價值和社會質量的同時,減少(直接或間接)的總資源消費U o]。具體來講,如圖1所示,在傳統產品生產模式中,企業傾向十多賣實物產品以獲取利潤,而服務化模式中,企業以滿足客戶功能來獲取收入,為了多獲得利潤,就會少提供實物產品,從而減少資源、能源消耗,制造業排放自然下降。
(三)制造業服務化提升制造業生產率
產出服務化以服務主導邏輯為核心,與產品主導邏輯相比,服務主導邏輯下企業提供更加貼近客戶需求的訂制化產品服務包,為客戶創造更多價值,即制造業通過商業模式創新,提供“產品+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或產品服務系統,能夠滿足客戶的特定功能,進而獲得相對穩定且邊際利潤高的收入。
同時,由十服務的無形性,難以被模仿,通過服務化獲得差異化可以竟爭優勢等。差異化竟爭優勢意味著局部壟斷,企業可以獲得壟斷收益,從而提高生產率。
四、制造業服務化推動經濟轉型的實證研究
(一)基本假設
1.制造業服務化與服務業發展
制造業服務化催生了新興服務業態,甚至直接增加服務供給;同時,企業作為服務的高端需求方,帶動服務業發展,提升服務業竟爭力。
假設I: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服務產出正相關,即制造業服務化系數越高,服務產出占比越高。
2.制造業服務化與制造業節能減排
制造業產出服務化商業模式不以多提品為唯一目標,減少了廠商多生產產品的沖動,進而減少了資源能源消耗。
假設2: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制造業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強度負相關,即服務化系數越高,單位產出耗能和排放量越小。
3.制造業服務化與勞動生產率
制造業服務化以差異化竟爭優勢、顧客忠誠度提升等促進了制造業發展,并通過價值網絡、知識共享促進效率提升。
假設3: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正相關,即服務化系數越高,制造業生產率越高。
(二)回歸方程構建
1.服務業發展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根據凈增長理論,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包括資本、勞動力、制度等。同樣,影響服務發展因素也主要包括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制度環境、需求等因素,具體來講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人力資本水平。衡量人力資本水平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投入法,如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等;另一種是結果法,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畢業生數等。本文用結果法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具體來講,采用高技能勞動力補償占比來衡量經濟活動中的人力資本水平,根據WIOD的各國產出就業表( output and employment)一算獲得。
技術水平。技術水平衡量比較復雜,本文用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提供的WDI數據。對十部分國家一些年度缺失數據,本文根據歷史增長規律利用線性增長法進行了估算。
制度。制度的量化比較困難,本文用經濟自由度指數來衡量制度水平,數據來自美國傳統基金會提供的1995-2013年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o
制造業需求。制造業對服務業的需求主要是生產,本文用制造業對生產的依賴程度衡量制造業對服務業的需求,使用WIOD數據。
制造業服務化系數。制造業服務化系數采用制造業服務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來衡量,使用WIOD的各國產出表計算獲得。
服務業發展水平。衡量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指標比較多,但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是一個相對綜合的指標,本文用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提供的WDI數據。
(2)回歸方程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服務業占一GDP比重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
選擇1995-2009年作為時間跨度,并以2009年制造業規模排名前20位的國家為樣本,但是由十中國、韓國、印尼、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產出服務化數據不可得,所以用14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下同。
模型中,sr為服務業占GDP的比重,th: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為經濟自由度指數,sii為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 [19952009,i=1,2,w,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
(3)回歸結果
本文選取了主要代表性國家,基本涵蓋了全球制造業的絕大部分規模,而時一間僅選取了1995-2009年的階段數據,為了推斷不同時間點的特征,在進行回歸估計時,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1)的估訓一結果見表3.
2一節能減排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資源是派生性需求,主要由產業結構和產品(服務)生產方式決定,而影響產業結構和產品(服務)生產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制度環境、需求等。
人力資本水平、技術水平、制度、制造業服務化的衡量指標和數據來源同上,制造業投入服務化水平用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衡量;制造業排放水平用單位產出的二氧化碳、硫氮化合物以及其他有機物的總排放量來衡量,根據WIOD的AIR表和WDI數據計算可得。
(2)回歸方程與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影響節能減排因素的回歸模型:
其中,mo、為制造業單位產出污染物排放量,th: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ef為經濟自由度指數,sii為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19952009,i=1,2w ,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選取主要代表性國家1995-2009年的階段性數據,在進行回歸估計時,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2)的估計結果見表40
3.制造業生產率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制造業生產率主要由人力資本水平、技術水平、制度、制造業產出和投入服務化等因素決定,這些因素的衡量指標和數據來源同上。而生產率利用增加值/從業人員計算,增加值以WDI數據的2000年不變價美兒計算,從業人員來自國際投入產出數據。
(2)回歸方程和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制造業生產率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
mlp,,=a}+a, thr,,+cYZ rds,,+a3 ief.,+cY4psi,,+二,,(3)
其中,th r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為經濟自由度指數,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 [1995 2009 ] } i = 1 , 2 , w ,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選取了主要代表性國家1995-2009年的階段性數據,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3)的估計結果見表So
(三)結論分析
1.根據表3的回歸結果,服務產出占比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正相關,而且投入服務化也與服務業占比正相關,而且兩個變量均在10%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to
2.根據表4的回歸結果,制造業單位產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都正相關,而且兩個變量均在5%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2。這一結果呼應了饒暢((2013)關十制造業投入服務化可以提高制造業碳生產率的結論。也與曼齊尼和維佐里(Manzini & Vezzoli } 2002)的制造業產出服務化戰略可以減少企業的直接或間接資源消耗的結論一致[U of。目前,中國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問題,其主要原因是制造業發展模式和投入、產出結果失衡,緩解資源能源壓力,其關鍵還是在十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改變制造業盈利模式,加大投入產出服務化強度。
3.根據表5的回歸結果,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正相關,而且在5%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3。這一結論與阿諾德等(Arnold et al. } 2007)提出的,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業的發展對制造業升級、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都有促進作用的結論一致。提升勞動生產率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目前經濟增速放緩,需要依靠提升制造業、服務業生產率來實現快速發展,推動制造業服務化有利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五、政策建議
制造業服務化是推動經濟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有利十節能減排,帶動服務業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推動制造業服務化主要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竟爭,提高制造業服務化動力
根據分析,制造業服務化水平與制造業附加值率負相關。企業之所以采取服務化戰略,是迫十竟爭壓力,并不是因為有雄厚的實力,即企業內生動力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然而,中國市場竟爭還不夠充分,在一些領域還存在地方保護主義,如汽車產業、煙草產業、白酒產業,幾乎每個省都有涉及,而且地方政府都通過政府采購、政策優惠等對本地產業進行保護,真正全國統一的市場竟爭格局并沒有形成。同時,部分制造業領域還存在國有企業壟斷,沒有動力改變發展戰略和生產方式。因此,推動制造業服務化,需要減少地方保護,建立全國統一的、完備的產權制度和規范的市場秩序,做到真正的優勝劣汰。同日寸,由十中國經濟價值實現機制不合理,導致當制造業面臨竟爭壓力時,一些資源直接撤離制造業,而不是通過制造業轉型升級挖掘利潤。如虛擬經濟虛火導致資產泡沫化,資產泡沫化使得大量的社會資金、社會精英投入到虛擬經濟領域,同時,資產泡沫化的“擠出效應”會擠占其他產品的需求。再如行政壟斷扭曲了資本獲利的取向,金融、通信、能源、資源等領域通過行政壟斷獲取超額收益,資本都追求通過行政壟斷獲取高額利潤,而不愿意通過技術創新、品牌培育獲取利潤。因此,要推動整個經濟系統的竟爭,使利潤獲取和價值創造相匹配,推動制造業服務化。
2.推動產業集群化發展,打造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載體
產業集群化擴大了經濟規模,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更大市場支撐。同時集群化企業之間相互分土協作,有助十建立長期的信用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集群化的發展有助十推動制造業服務化發展。美國硅谷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催生了集制造、研發、商務、設計、會計法律、咨詢顧問的集群式發展。硅谷電子信息產業中,3 000家服務企業服務十2 700家制造企業。浙江溫州形成了以皮鞋、服裝、低壓電器、打火機、剃須刀等為主導產品的中小產業集群,促進了相關生產業的發展,并降低了生產鏈的協作成本。制造產業集群的形成,將吸引相關制造服務企業入駐和聚集,構成其服務支撐體系,實現有效降低生產鏈協作成本的目的。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引導具有規模優勢的制造服務企業,實現跨區域和跨行業聯合,以形成規模化、集團化的大型服務企業。支持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集聚發展,鼓勵企業間的協作。同時,按照“產城融合”的思路打造科技型都市產業園區,積聚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發展要素,實現產業融合發展。
3.建設協同性公共信息服務平臺
二、新時期我國高校隱性思想政治教育實施的啟示
(一)進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高校是當代大學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場所,因此高校教育工作的教育效果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大學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因此,高校需最大化的提高校園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時效性,在大學生思想認知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出高效、完善、統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從教育基本理論上我們不難發現,大學生思想品德的發展主要受到主觀和客觀的制約和影響,外界環境和自身思想都會影響到學生的思想品德形成。事實上,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對學生的影響力并不完全等同,客觀條件作為外因不可直接作用于學生,而需要通過主觀因素進行相互作用。因此,高校需重視學生思想矛盾的轉化和運動,引導學生獲得正確的道德認知、情感、意志和品質,使得知、情、意、行這四個道德要素深入內心,進而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
(二)對大學生的價值觀念、思想精神具有引導和激勵作用
教育目標是指導教育模式正常進行的關鍵因素。高校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教學目標是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幫助學生建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思想政治教學導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質,其他任何教學功能都不能取代它的位置。例如,校園文化是各種日常管理制度和規章制度共同作用的制度性文化,其雖具有豐富多彩和形式多樣的特點,但包含著明確的教學目標,直接作用于學生的日常生活和學習。例如,建筑設施是校園文化中的“凝固表現”,高校內的建筑風格和布局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審美水平和思想品德,學生身處校園也潛移默化的受到激勵、啟發和教育。激勵是促進學生進步的一種教學手段,在隱性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高校內,校內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都存在一定的激勵作用,而豐富的文化活動更是激發出學生的管理能力、組織能力和交際能力,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創造才能和思考能力。
【中圖分類號】G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8-0069-02
思想政治理論學科是高職高專院校學生的必修課程,是進行高職高專院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高職高專階段思想政治理論學科在進行教學實踐開展中,主要的教學任務與教學目標就是為了培養一批適應社會發展建設需要的,具有高素質、高道德以及高能力的社會技術實用人才。尤其是在新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發展形勢下的,社會中對于思想政治實用人才的需求不僅更大,而且對于思想政治建設人才的素質能力等要求也更高,這就要求在進行高職高專院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中,能夠創新教學理念與教學模式、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培養一批適應新形勢下社會發展需求的思想政治高技術實用人才。
一、思政課教學面臨的困境
(一)社會大環境的負面影響
思想政治學科的教學理論主要來源于生活實踐,與日常政治生活的聯系比較密切,并且容易受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
(二)培養目的定位不準確
傳統思想政治教學中,是以灌輸式教學為主,并且在教學內容中,對于時政熱點以及與學生自身發展有關的社會問題的關注明顯不足,這就導致教學中,出現與時展需求脫節的情況,在學生培養方面也容易跟不上時代需求,容易導致培養目的定位不準確的情況。
(三)傳統教育觀的束縛
思想政治學科在教學與學習中存在著嚴重偏見歧視問題,容易造成在教學開展中受到傳統教學偏見歧視的影響,不重視思想政治學科教學與學習的重要性,再加上思想政治學科知識內容在日常的媒體傳播與交流中比較常見,容易使學生造成一個熟悉的錯覺,學習過程中不重視,學習起來又不認真、不深入等,這些都是傳統觀念束縛下的思想政治教學不利影響。
二、解決高職高專院校思政課教學困境的主要對策
(一)加強宣傳教育,轉變教育理念
在教學實踐中,教學理念的形式來源于對于知識學科的認識以及對于教學需求的了解等多方面條件的促成作用,因此,對于高職高專院校的思想政治學科教學來講,加強對于思想政治理論學科的學習重要性的宣傳教育。
(二)加大培訓監管力度,提高教師素質
教師是教學活動中的關鍵部分,對于教學質量以及教學效果起著非常直接的影響作用。加強對于高職高專院校教師隊伍的培訓與監管力度,提高思想政治學科教師隊伍的素質能力,是應對目前教學問題困境,改善教學方式,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需要注意的是進行教師隊伍能力素質的培訓監管中,應從對于思想政治學科教師的過硬思想政治素質以及過硬學術水平、過硬教學基本功等方面進行加強培訓與管理,以提高高職高專院校思想政治教學質量,保證教學效果,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
(三)凸顯高職高專特點,創新教學內容
高職高專階段學生的思想政治認識與思想與初高中階段學生相比,更加的成熟與獨立。高職高專院校思想政治學科又是進行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因此,在進行思想政治學科教學實踐開展中,應注意結合學生的學習階段與思想認識特點,引導學生樹立起正確科學的獨立觀點,能夠結合時事熱點、焦點問題形成自己的思想見解,同時,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結合社會時展的實際情況,合理地在教學中引進一些時效性與針對性比較強的知識熱點,進行教學內容與形式的創新,以提高學生對于學科的學習興趣,營造積極的教學與學習氛圍,提高教學質量。
三、結語
總之,在新形勢條件下,對于高職高專院校思想政治理論學科的教學要求也更加嚴格,因此,在教學實踐開展中,應注意結合社會形勢的發展需求,從教學理念以及教學方式、教學內容等的創新改進上,推動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的改革發展,培養出社會發展需要的思想政治建設高素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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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問題提出
中國在由二元經濟社會跨入現代經濟社會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和城市化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必然的趨勢。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城市中“事實上的遷移人口”,在中國城市中已出現諸如“浙江村”之類的移民自發安置形式[1,2],無論是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還是采取自發安置的“移民”,都已經給中國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進入90年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從“離土不離鄉”[3]的就地轉移進入全分離的異地轉移階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城鎮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國城市中將面臨嚴重的移民安置問題。
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去何處?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其次還有文化的適應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問題。但目前國內的研究集中于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機制和影響分析,對城市外來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對象為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從農村來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較長時間、戶籍沒有遷移的、素質和收入水平較低但存在預期收益的、待遷移和有長期定居意向的“準移民”。“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安置”是從“人類安置”的主要含義出發,主要是期望從解決移民最基本的住房問題角度,來達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的調查特征
本文采取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對廣州市和東莞市的一般抽樣調查和50個鎮村的重點調查,獲得合格問卷459份,(占95.8%)。調查發現:近10~20年來,城市外來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當地常住人口。在被調查的外來人口當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歲以下、年齡結構(特別是女性)偏向年輕,70.4%的外來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來人口來自農村地區,66.1%的外來人口在城市滯留超過1年以上并且有延長的趨勢,主要就業于第三和第二產業的非正式部門,目前仍屬城市中收入不穩定的中低收入階層。
2城市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分析
2.1外來人口現狀居住類型
調查表明,目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居住類型主要有如下8種(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單位集體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種主要類型分別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計占95.16%。
表1外來人口的現狀居住類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類型人數(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廢棄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窩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館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經營用房125.33
d4租臨時房屋10.44
d5集體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單位集體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購買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沒有回答。
A、寄(借)住。外來人口寄(借)住在親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條件相對較好,但易激發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長久也不安穩。
B、擅自占住。外來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廢棄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窩棚等。擅自占住實質是對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種臨時暫時的居住方式。
C住旅館招待所。在被調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單位公房、城鎮和農民私房、臨時房屋以及集體出租屋,這已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來人口的急劇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賃市場已經形成。住出租屋已經使外來人口的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盡可能多的人擠住在一間房子里,居住條件仍非常艱苦。
E住單位集體宿舍。比例上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廠均為工人提供集體宿舍,特別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企業,在一些私人企業則可能是在工場旁邊隨意搭建一些臨時窩棚供工人居住。集體宿舍一般只允許個人居住,當家屬隨來時只好外出尋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購買住房和G自建住房。這兩種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較小。
2.2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為特征
目前外來人口短期安置行為趨向明顯。雖居住條件較差,但都表現出極強的忍耐性。實質上多數外來人口在對待住房上只是無可奈何的采取一種暫時的、對付式的辦法來解決。
2.2.2居住狀況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擔租金。②69.7%的外來人口人均實際居住面積低于8m[,2]/人。③多數缺乏基本的設施條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設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獨立廚廁,其他為根本沒有任何設施的工棚、窩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間分布與景觀特征
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可分為聚居式和散居式兩種類型,具體又可分為“村莊”聚居型、單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和外資企業,單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證再生產連續進行的一個中間管理環節,居住行為被作為生產行為的一個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將外來人口裝了起來;而在外來人口聚居的“都市村莊”,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樓”、“握手樓”隨處可見、布局雜亂;村莊基礎設施不完善,通風不暢、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窩棚區,垃圾遍地,污水橫流。
外來人口不僅本身居住條件惡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賃市場形成,促使“都市村莊”滿目擴建;而暫時性短期安置則使城市出現二元結構、形成社區分割,已給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為,應源于中國傳統戶籍管理制度所帶來的移民在身份認同上的障礙;安置問題所以產生在于現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住房資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外來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內涵與理論應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紀初,作為一種理論形式則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銀行的肯定和參與,使其成為一種解決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世界性計劃[9,10]。
自助是一種與其它建設系統不同的建設方式。住在這種自助式住房中的個人和家庭必須通過自財政、自勞動和自管理等等參與住房建設過程,這可能是完全自發的、也可以由機構組織發起的。自助安置理論其核心是期望通過解決城市低收入移民階層最基本住房問題來達到在城市安置他們的目的[11~19]。在發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區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居住問題;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難于就業而普遍收入低,更進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問題。完全自發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為必然,并嚴重影響城市發展。有組織的自助安置期望通過移民和機構的努力,在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同時,通過提高文化和社會意識,最終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國,目前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人口安置,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過建立國家和地方的宏觀調控體系,使流動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動[20,21]。這是一個調控過程沒有到達安置的層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鎮的發展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發揮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開放15年以來小城鎮累計吸收了3000多萬的勞動力就業[23]。這是宏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較發達的核心區域以自下而上為主的城市化過程[24]。由于非農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些區域不僅吸收了本地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內地民工[25~28]。這是中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在這里,試圖構建一種微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來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賴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對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與現狀居住類型作交叉分析,結果表明:
(1)在現狀三種主要的居住類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單位集體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滯留時間略長,一般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從事第二產業;擅自占住者以來自湖南和四川的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來自湖南、廣東、江西和四川,其他來源分散;雖然多數來源于農村地區,但住出租屋和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來自城鎮甚至城市地區。
(2)在外來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現狀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專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滯留時間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滯留時間較長的(1~3年)主要采取F,滯留時間更長的主要采取E和G;從事第一產業的主要采取G,從事第二產業的以E比例最高,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則以F和G比例較高;目前儲蓄水平越低的(1萬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儲蓄水平相對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來自湖南、廣西和貴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來自距離較遠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則以E、F和G比例最高,而來自距離更近的廣東其他地區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親采取A寄(借)住。
顯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館招待所更接近暫時性短期安置行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單位集體宿舍屬過渡性安置行為,F自己購買房屋和G自建房屋則表達較長期的遷移安置傾向。
3.3解決移民安置問題的一個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單位集體宿舍、F住自己購買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類型的外來人口可能導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開展自助安置試驗。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導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為移民收入積累、家庭牽制和城市適應等問題失敗返回來源地城鎮安置或農村;(2)自助試驗主要有個人和機構兩種啟動方式。由于外來移民收入兩極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條件下購房安置,一些開展個人自助建房安置;機構自助的發動者可以是企業、地方和社會組織,國內的或國外的;機構自助是解決問題的主體。(3)在空間層面上,合適的自助安置試驗應從發達地區的城市(鎮)和大城市的中間及圈層開始。在試驗過程中,無論是儲蓄收入、文化素質還是城市適應性,移民通過自身積累都會得到提高,其結果:一部分外來移民融入當地城市(鎮),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購房安置形式進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適應問題回返來源地城鎮安置,當然仍有部分返回農村。
適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齡在19~29歲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專以上),目前在該地區已滯留一個較長的時間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儲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萬元以上,來自距離最近的地區和反而來自距離相對較遠的省份的外來人口。
3.4住房發展與自助教育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如果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產計劃將是可行的。但同時要使自助超出單純的自助住房生產,關鍵是在自助住房發展計劃中開展自助教育。
通過教育和培訓,不僅希望為成員提供住房和服務設施,而且在于促進一個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會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設如影相隨同時進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發展時間表
附圖
a-A介紹自助合作的規則、組織和功能,介紹機構和自助組織法,討論成員地位和職責;b-B了解住房規劃設計、財政和資助、建設和建筑、組織和管理,討論并參與規劃設計;c-C小規模住房建設的方法、設備和工具使用、建筑技術和合作技巧的理論與實踐培訓;d-D住房擴張、環境和住房維護、住房資源利用的技術培訓,參與成員管理會議;e-貸款償還、會計知識培訓,溝通技巧和職業培訓,社會責任教育等等。
通過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其次學習與建筑相關的技術知識,提高資金運用和相關的組織管理能力;表達自己的動機期望,認識個人
權利和社會責任,形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并激發個人潛能;增加與社會的聯系,提高移民對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自助住房建設的過程因此成為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過程,自助住房生產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安置模式。
4外來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內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發生在農村地域,由基層社區政府發動和農民自主推動的、以農村人口在農村內就地轉移,建立小城鎮為中心的城市化過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將會出現,與以上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發生發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農村;城市化人口來源非來自農村的就地轉移而是異地轉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發動的主體來自“下”,即城市化發展投資主體主要來自地方社區和農民群體及個人,以自有和自籌資金為主。
4.2外來移民安置對農村和城市發展的影響
4.2.1外來移民安置與城鄉經濟發展
在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試圖建立一種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在國家鼓勵自助安置的政策和減少農村土地對外來人口的牽制作用下,通過自助提高外來人口的城市適應能力,實現勞動力的空間異地轉化,農村規模經營和規模經濟發展。外來人口在城市就業將大大促進城市非正式經濟發展。由于開發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來移民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及移民素質等都會得到提高,移民在就業中逐步從就業于非正式經濟部門轉向就業于正式經濟部門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于沒有實施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從這個角度看則長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經濟的發展。
4.2.2外來移民安置與城市空間的有序評價
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是在同一地點同時發生的,這將意味著實質性的城市空間擴張。如果空間位置選擇得當、組織合理、整個開發過程在非完全商業化的前提下來進行,將實現城市空間的有序發展。由于在自助過程中鼓勵自助組內密切的家庭聯系和住房合作建設的開展,通過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質素加強移民與社會的聯系,等等,將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間連接度”[29]提高,如果通過諸如自助教育、自助規劃和計劃、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組織過程,對內部連接度已較高的住房活動[D=D(資金、土地、設施等)]、產業活動[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動[S=S(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屬性和類型結構進行組織,將實現空間的有序發展,形成等級的移民安置空間(圖1)。
附圖
圖1對自助安置模式空間有序發展的認識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與城市社會空間整合
由于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勵團結的自助來進行住房建設和相應的活動,可以預見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將再次成為移民在自助中的聯系紐帶,移民文化將在異地得到發展。自助安置必須充分考慮與移民文化相關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引導不當,在自助中發展的移民文化現象將對城市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在自助教育下發展的移民文化與在自發的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基礎上發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將可能發生一些質的變化:自助教育使移民無論在與職業、收入相關的經濟層面上,還是在觀念、城市文化認同和心理的歸屬感等文化層面上,其城市適應性將得到大大增強。結果將首先使外來移民在“精神”上實現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會意識上的質的變化,將最終促進移民與城市的整合,由社會隔膜和社會分割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和相應的社會問題將大大緩和。
4.3移民安置與城市化發展
在國家相關政策作用下,經過內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來移民為發動的主體。資金來源于國際援助、國家長期貸款,并以自助機構獲得的信用貸款和自財政為主要的資金來源。在自助住房建設中同時必須開展自助教育和培訓,從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設成為一種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三種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結果出現(圖2):
附圖
圖2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應的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通過自助住房建設脫離農村、居住城市,在發達地區的村鎮、城鎮和城市三個層面實現勞動力空間轉化;其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互動反饋。城市非正式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過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使城市空間擴張,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經濟的發展將改變城市的經濟結構;其三,在自助教育過程中,移民城市適應性增強、觀眾轉變、文化和社會意識提高,在“精神”上成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間擴張、經濟結構轉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構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訂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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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資料
于我院2015年2月~2016年9月收治的內分泌失調精神抑郁癥患者中,選取86例為研究對象,以隨機數字表法分組。觀察組43例,年齡41~66歲,平均(47.213.52)歲;病程4個月~6年,平均(1.640.42)年。觀察組43例,年齡40~67歲,平均(47.603.55)歲;病程3個月~4年,平均(1.570.40)年。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存在可比性。納入標準:年齡18歲;符合抑郁癥診斷標準[2];性激素六項檢測異常;符合中醫肝郁脾虛分型標準[3];2周內無抗抑郁藥服用史;經倫理委員會審查并批準;患者對本研究知情且同意。排除標準:對本研究藥物有過敏史;有明顯自殺傾向者;合并其他精神障礙患者;重要臟器嚴重功能不全;妊娠期、哺乳期女性。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行性激素序貫周期療法,給予戊酸雌二醇(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J20080036,規格1 mg),1 mg/次,口服,1次/d,連續服用21 d。在戊酸雌二醇用藥第12天,加安宮黃體酮(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3020715,規格2 mg),6 mg/次,口服,1次/d,連續服用10 d。期間給予抗抑郁藥草酸艾司西酞普蘭片(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20100165,規格10 mg),初始劑量5 mg/次,口服,1次/d,2周后增至10 mg/次,1次/d,之后根據患者個體反應調整劑量,最大劑量可增至20 mg/d。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中醫逍遙解郁湯,方藥:白術15 g,茯苓15 g,枳實10 g,當歸15 g,遠志15 g,柴胡15 g,廣郁金10 g,白芍15 g,黃柏5 g,甘草6 g,水煎取汁400 mL,早晚兩次分服,1劑/d。兩組均以3周為1個療程,連續治療2個療程。
1.3 觀察指標
分別于治療前后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DS)[4]及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5]對兩組患者抑郁癥狀予以評估。SDS量表共包含20個條目,53分為標準分,分值同抑郁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性。HAMD量表共包含17個條目,分值同抑郁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性。根據相關文獻[6]對治療效果予以評價,痊愈:HAMD減分率75%;顯著進步:HAMD減分率50%,75%;進步:HAMD減分率25%,50%;無效:HAMD減分率25%。總有效率=(痊愈例數+顯著進步例數+進步例數)/總例數100%。分別于治療前后抽取患者空腹肘靜脈血,應用美國貝克曼公司生產的Unicel Dxi800型全自動化學發光分析儀對血清黃體生成素(LH)、促卵泡生成激素(FSH)水平予以檢測。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包對數據進行處理,計數資料采用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兩組患者治療前后SDS、HAMD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抑郁癥狀無顯著差異(P0.05),治療后均有改善,觀察組治療后SDS、HAMD評分同對照組比較,明顯較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 兩組患者治療總有效率比較
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為90.70%,同對照組的72.09%比較,顯著較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2=4.914,P0.05)
2.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LH、FSH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內分泌指標無顯著差異(P0.05),治療后均有改善,觀察組治療后LH、FSH水平明顯較對照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3 討論
抑郁癥是臨床常見精神科疾病,其病因目前尚未完全清楚,生理、心理、環境等相互作用可能是引發該疾病的主要原因。研究[7]發現女性內分泌失調,可引發多種生理、心理變化,并造成下腦丘-垂體-腎上腺軸功能亢進,從而產生高水平皮質醇,對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分泌產生抑制作用,導致下丘腦-垂體-性腺軸活性下降,睪酮及雌激素水平降低,有研究[8-9]證實睪酮及雌激素降低同抑郁癥發生有密切關聯。西醫治療女性內分泌失調性抑郁癥,一般采用抗抑郁藥物與激素類藥物結合,具有一定治療效果,但其毒副作用大、停藥后易復發、患者預后較差,因此存在明顯缺陷。
抑郁癥在中醫理論中被歸于郁證范疇,其中以肝郁脾虛型最為常見。肝主疏泄,可對全身氣機運行予以調節。肝失疏泄,則氣機運行失常,累及心脾,脾失健運,故而致病。治療當以疏肝解郁、健脾行氣為主[10]。較多報道[11-13]表明中西醫結合治療郁抑癥可發揮良好協同效應,西醫能迅速緩解癥狀,中醫可對機體進行調理,改善預后。本研究中,觀察組在西醫治療基礎上加用中醫逍遙解郁湯,結果顯示其治療后抑郁癥狀改善情況,治療總有效率均明顯優于接受單純西醫治療的對照組患者(P0.05),結果同上述報道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