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經濟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合作經濟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區系上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在交通運輸、物質交流、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珠江是我國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處滇、黔、桂、湘、贛、粵六個省區，流域面積44萬km[2]，河長2000km，水量豐富，年徑流量為3000億m[3]，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12.3%，僅次于長江，是黃河的5.7倍。經過“八五”、“九五”的建設，珠江已經成為帶動流域經濟發展的大動脈。從香港始發的萬噸海輪可逆江而上，直達廣東港，千噸級船舶可直達梧州、桂林、貴港和南寧，120噸級的機動船可進入紅水河和南盤江。[2]同時，南昆鐵路和成都至廣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線貫通，使廣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對中上游地區的輻射能力增強，便利的水陸交通，加強了流域內的人員交流和物資流通。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利用世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機遇，一舉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雖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但近年來，經濟迅速恢復。珠江流域具有優越的區位，整個流域地處我國南方，瀕臨太平洋，面向東南亞，具有沿海、沿江、沿邊的地理優勢，又具有亞太地區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已經躋身于世界新興工業化地區之列，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貿易中心，擁有資金、技術、信息、國際市場營銷網絡等優勢。中上游的廣西和云南與東南亞國家“山脈同緣，江河同源”，擁有我國通往東南亞的最重要的戰略通道，區位優勢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這一區位優勢，加強流域的經濟合作，實現流域內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形成一個強大的經濟集團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珠江流域攬括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不同的區域經濟特征，它以其獨特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在我國流域開發中，特別在西部開發中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在目前情況下，通過區域經濟帶的建立和發展，并依靠其聯動作用和輻射作用來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一條較為有效的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就一直作為全國率先實行開放的前沿陣地，發展速度遙遙領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抓住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三角洲地區的深圳、珠海、廣州、東莞、中山、佛山、江門等都步入全國50強的行列。據統計，1996年珠江三角洲總人口2166萬人，占廣東的31%，占全國的1.77%；國內生產總值4474億元，占全國的6.6%，占廣東的70%；出口總額537億美元，占廣東600億美元的89.5%；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6.6%。但是，近年來，三角洲地區受到基礎工業的瓶頸制約，一次能源和礦產資源缺乏，發展原材料和能源工業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區某些產業和產品已經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較優勢。其次是生產力諸要素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價值低廉的優勢正在喪失，導致企業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資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產業階梯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上游的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區礦能資源極為豐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礦藏資源豐富，并且種類比較齊全，有“有色金屬王國”、“植物王國”、“動物王國”之稱。中游的貴州煤炭資源居全國第五位，居長江以南各省區之首。廣西錳、銻、錫等10種礦藏的保有儲量居全國第一；水能資源豐富，如云南可開發的水能資源達7116萬千瓦，居全國第二位，貴州、廣西也有豐富的水能資源，紅水河水力發電梯級開發是國家三大水電建設基地之一，它將是華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從低海拔向高海拔過渡的特征，緯度低，氣候類型復雜，特有的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豐富的生物資源；同時，中上游地區還有極為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奠定了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決定了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遼闊，各地區的經濟地理、自然條件不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弱點。中上游地區雖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劣勢也非常明顯。主要表現為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基礎設施落后、人口素質差、技術落后、資金缺乏等。通過開展流域經濟合作，可以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實現全流域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二、積極開展珠江流域多行業多形式的經濟合作

珠江流域的經濟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使下游地區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經濟信息和企業經營管理知識經驗等向中上游地區流動，與中上游地區的自然資源、能源、原材料、廉價勞動力等相結合，以實現中上游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和下游地區更高層次的發展。因此，就目前來看，合作應當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開展資源性合作，為下游地區建立穩定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是多年來豐富的資源優勢并沒有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和產業、產品優勢。相反，一些地區隨著資源的開采，不是越來越富，而是越來越窮。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資源開采企業屬于鄉鎮企業，企業規模小，生產技術落后，產品大都屬于基礎性的上游產品，產業鏈短，加工程度低。同時，近年來，以依托資源優勢形成的產業體系，在全國結構調整力度不斷加大、市場約束增強的情況下，出現了能源、原材料工業品滯銷的現象。因此，當前一方面應當充分利用廣東及三角洲地區的先進技術和資金聯手開發當地的優勢資源，提高產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長產業鏈，這樣，既有助于將上游地區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又可以為下游地區建立原材料的綜合加工、銷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應當依據市場需求和比較優勢原則，調整投資方向，重點開發那些有市場、發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業。

2.積極開展資產型合作，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包括企業托管、產權轉讓、收購兼并等，形成新的生產組合和新的競爭力。在20世紀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我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在當時廉價的勞動力、廉價土地、稅收減免等要素的優化組合下，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是，隨著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目前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迫切需要進行經濟轉型與產業轉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經過40多年的建設，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工業為基礎和軍工企業相結合的工業體系；而且中上游地區腹地遼闊，已經得到了初步開發，土地、勞動力、能源和礦藏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在相應的產業和產品生產上具備或者正在獲得比較優勢。通過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上下流域的產業結構都可以升級，實現結構的高度化，從而雙方都將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同時，通過產業的轉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帶來更大的市場空間，創造出更多的產品需求。

產業的轉移，必須通過企業來實現，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體，而且也應當成為流域經濟合作的主體。因此，應當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公司、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到中上游地區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源型合作。如鼓勵三角洲地區的名牌企業與中上游地區的同類企業進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區的土地、部分設備和資金建立生產基地；采用技術轉讓、產權置換、產品調整、市場轉移興辦合作開發項目等等。

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與合作。加強中上游地區的基地設施建設，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也是構成產業群落經濟基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國家和中上游地區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因此，鼓勵下游企業到中上游地區投資不僅會有好的回報率，對于開拓市場、轉移投資風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中上游地區的農業、環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且投資環境正在不斷改善。當前尤其應當加強在區際交通、通訊信息、江河整治、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尤其是強化在流域整治規劃上的相互銜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和規模經濟效益。

4.積極開展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區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學技術不發達是根本原因。要改變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斷努力，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技術，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積極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人才。引進技術包括引進國外的和國內發達地區的兩個方面。相比較而言，引進國內發達地區的先進技術，成本更低，更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因此，應當積極開展流域地區的科學技術合作，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科技優勢，通過科技成果轉讓，技術、專利入股，聯手進行科技攻關，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路子，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區傳統產業升級優化。同時根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有重點、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相結合。

5.積極開展生物資源、旅游資源方面的開發與合作。珠江流域具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和旅游資源。近年來，流域各省區都把綠色產業、旅游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加以發展。如云南提出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貴州、廣西也提出加快旅游業和生物資源開發目標；廣東憑借區位優勢，旅游業發展迅速。但是，從生物資源開發看，中上游地區由于科學技術落后，開發程度比較低；旅游資源由于跨省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整體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此，在生物資源的開發中，應加強流域各省區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的科技、人才優勢；在旅游業的發展上，流域各省區應盡量做到統一規劃，搞好跨省區的流域旅游線的共同開發，加強流域內外的聯合促銷，實行旅游網絡資源、旅游信息資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經濟合作中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1.目前，珠江流域經濟合作與建設還處于自發階段或者萌芽階段，目前的合作還是零散和小規模的，流域經濟合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間的政府，應當加強溝通與聯系，達成共識，加強合作的規劃與建設，積極引導下游沿江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通過流域經濟專業化協作與綜合發展，最終實現整個流域經濟的統一、聯動和協調發展，為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創造良好的條件，真正發揮東部地區的主力軍作用。

2.與行政性區域經濟相比，流域經濟活動是經濟協作式的，而非行政行為。流域經濟組織是以經濟關系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政權組織或者部門，因而組織形式具有多樣性、松散性。流域經濟合作的上述特點，要求在開展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協調作用，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要求堅持互惠互利，力爭實現雙贏。[4]但是，單純的市場調節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機制上應當是在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同時，政府部門予以積極的推動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手段，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同時又必須樹立新型的市場觀念，避免不正當的干預。

3.中上游地區必須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體制機制環境，對外開放程度，企業家創業精神，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珠江中上游地區傳統的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要改變落后面貌，必須硬件軟件都要抓，不僅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設備，還要消除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克服那種不思進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錢被別人賺走、得過且過的自然經濟意識。樹立“以開放求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產權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以政策換效益”[5]的新的發展觀。應進一步把擴大開放與本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結合起來，切實加強軟環境建設，把稅收、土地使用、企業開辦、項目審批等方面優惠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環境，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強對勞動者的技術培訓，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增強競爭意識和創新意識。通過軟環境建設吸引下游地區資金、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優勢的產業，以帶動經濟的發展。

4.正確處理產業轉移與接受的關系，保護生態環境。下游地區一些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是必然趨勢，那些高耗能產業、勞動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產業和產品將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不僅有利于下游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對中上游地區也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產業的轉移不應當是簡單的搬遷，必須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大趨勢，以科技為先導，盡可能科學、合理地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使環境的破壞嚴格控制在極小的范圍；在決策過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選擇環境與發展政策，避免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可持續發展受損。中上游地區雖然具有豐富的資源，但是生態脆弱，必須盡量避免那種“邊開發、邊破壞、邊治理，邊污染”的現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1]張敦富.區域經濟開發研究[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體開發的戰略思考[J].熱帶地理，1996,(1):27.

篇（2）

當前國內擁有眾多的油生產企業，據不完全統計有5000家之多，而其他國家全部加起來還不足100家。眾多的生產企業導致了品牌眾多，盲目競爭，資源浪費，市場混亂，利潤偏低。雖然企業眾多，但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是國內兩大油巨頭，生產了90%以上的基礎油原料和70%以上的成品油。民營油生產企業自身不能生產基礎油原料和油添加劑，原料完全依靠外購，也主要從這兩大企業采購。對于大型國有油企業來講，民營油企業既是競爭對手，又是散油用戶。大型國有企業的為了控制市場，兩大企業采用了控制基礎油資源的辦法來遏制不斷涌現的民營油生產企業，但收效不大，因這兩大企業，特別是中國石油，基礎油資源相對過剩，不能全部轉化為成品油。另外，雖然這兩大國有企業產量很大，但所生產的油產品主要為常規產品，而很多品種較為特殊的產品則難以提供。兩大公司雖然都擁有研發中心，每年都能開發出不少新產品，但實際投入到生產及應用的卻并不多，原因就是難以形成批量生產。本文通過對國有、民營油生產企業的特點及經營方式的綜述，提出了國有與民營油生產企業有更多的合作領域，能夠實現產品的分工生產與營銷，起到優勢互補的作用。國有企業可以為民營企業提供原料、技術及產品檢測，將民營企業轉變成產品深加工企業或終端生產企業，成為新產品生產試驗基地，由此推動科技進步，實現互贏互利。

一、國有與民營油生產企業的特點

1.生產方面

以中國石油為例，大型國有油生產企業從原料的制備到產品的調和全部具備，擁有全套的生產過程，生產規模大，技術水平高。而且擁有研發中心，有開發新產品的能力。民營企業，絕大部分都是調和型企業，原料依靠外購，技術力量薄弱。如果僅從這方面看，民營油企業則無法與大型國有油企業競爭。但是，大型國有油生產企業雖然實力強大，但多年來生產經營以用量較大的常規油產品為主，如車用油和常規工業用油。這些產品種類不是很多，但用量較大，已經形成了專業化生產調和。有些產品，如變壓器油，調和設備必須專用，其他常用油品，也都基本固定了調和設備，避免了不同種類間的污染。調和設備的專用，調和工藝的固定，生產規模的龐大，產品質量的穩定，是大型國有油企業生產的特點。民營油企業雖然在這些方面比不上國有企業，但生產及經營方式靈活多變，能夠生產國有企業所缺少的產品。

2.營銷方面

國有油企業的產品由于量大面廣，終端用戶眾多，而且分散，因此銷售環節較多，大多數產品通過中間經銷商銷售到用戶手里，經銷商又有一級、二級和特約之分，只有少數大型用油企業，如汽車制造、變壓器生產等，是其直供用戶。

相比之下，民營油企業產量有限，用戶并不普遍，銷售環節較少，直供用戶較多，有的民營企業就是依靠幾個直供用戶賴以生存。

二、油市場經營現狀

大型國有企業因品牌知名度高，實力強大，而且擁有資源優勢，在競爭中一直處于穩步發展狀態。

民營油企業因基礎油原料受控，油價的波動對其沖擊影響特別明顯。民營企業的經營方式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種：

走高端之路，以生產高新產品為主；走低端之路，生產低檔產品，甚至是淘汰了的產品，滿足一些低檔油用戶的要求，以低價位參與競爭；以生產非常規油品為主，避免了與大型國有企業的競爭；以生產常規油品為主，采用低價位或靈活手段參與競爭。

究竟走高端還是走低端，生產常規油品還是非常規油品，是民營企業的選擇。有的企業認為，走高端銷量有限，技術難度大，而走低端銷量大，見效快，能夠靠走量多掙錢，所以多半民營企業采取了走低端產品的路。但是，低端產品大多是處于淘汰的產品，前景暗淡，而且越來越多的用戶都感受到了使用高級油所帶來的好處，使高檔油這幾年的銷售比例持續增長。油種類繁多，據不完全統計，油的品種可達500種之多，而車用油和常規工業用油，加起來不到100種，由此可見，避開常規油品與大型國有企業競爭，生產非常規產品來彌補市場的需求是民營企業的明智之舉。

2006年油品曾多次調價，而且兩大企業控制基礎油的銷售，使很多民營油企業倒閉。但是，一些以高端產品或非常規油品種生產為主的企業卻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走向壯大。

三、國企與民企的合作方式探討

1.民營企業可以作為大型國有石油企業的新產品開發試驗基地

新產品的開發是科研單位的重要任務，也是企業技術力量的標志。新產品的開發要經歷調研、實驗室研究、中型放大試驗和工業試生產階段。中石油與中石化這些年來開發出不少新產品，申報了多項專利，而且經過有關部門鑒定后評為成果。但是，目前投入生產應用的只是眾多的成果或專利中的一小部分，造成了技術積壓的現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用戶不夠普遍，用量有限，市場難找；

(2)國企生產規模大，新產品不夠一定的量難以投入生產；

(3)由于常規油品種類不多，生產裝置數量有限，而且有些新產品的工藝要求，現有的裝置難以適應；

(4)由于銷售系統內產品種類都已固定，新產品不能及時納入，不能像常規產品那樣正常銷售運作。

鑒于上述國企、民企的特點，以及新產品開發生產的諸多問題，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選擇一些條件較好的民營油生產企業，轉讓生產技術，提供原料及技術指導，作為新產品的試驗生產基地，而且可以在該基地完成新產品的中型放大試驗和工業試生產階段，同時還可以依靠民營企業靈活的銷售手段及其銷售渠道來推廣銷售新產品。

2.民營企業可以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分支生產機構

即使是常規油產品，大型國有企業也難以保證隨時提供所有的品種，只能保證用量大的一些產品，仍有部分產品不能保證隨時有貨，需要時也要提交計劃安排生產，甚至需要生產廠專門調制，難以滿足用戶的需求。因此國有油企業，也可以將部分產品委托民營企業生產，以保證及時供貨。

3.民營企業作可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異地油品生產及分裝基地

成品油通常以包裝油形式發送，運費較高，還容易破損，為此大型國有企業如中國石油，在北京等地建有分裝廠，從而縮短了包裝油的運輸距離，減少了破損。但提高生產能力或建立更多的分裝廠，將會受到資金和占地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如果選擇一些實力較好的民營企業，作為異地生產或分裝基地，將節省大量的運輸成本，同時也避免了因新建廠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與財力。

4.民營企業可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經銷商

中國石油與中國石化都發展了大批的經銷商，但這些經銷商大都為銷售型的，不具備生產能力。民營油企業則有較多的直供用戶，或有著更細致的銷售渠道。如果依托這些民營企業生產產品，可利用其銷售系統增強自己的銷售能力，或者是等于擁有了更多的直供用戶。

5.民營企業可作為倉儲配送基地

為確保及時供貨，在用戶所在區域設置倉儲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企業用戶要求實行零庫存，隨時用油隨時購買，等于將庫存轉移到了供油方，迫使供油方必須加大倉儲配送能力。但增加倉儲必然要花費大量資金，而民營生產企業多數都具有較大的庫容量，如果能將其作為生產分支機構，就可以充分利用其倉儲能力，更好地為用戶配送油品。

6.作為問題油品的處理基地

成品油必須經檢測合格才能出廠，但油品在儲運過程中，有可能混入雜質和水分，或者是某些指標出廠時合格，但經過一定時期的存放或運輸，有可能變差，用戶不能接收。發生這類情況，只能退貨換貨，給供油方造成很大的麻煩。問題油品還要拉回廠里處理，又要發生運費。如果能將問題油品送入就近的民營調和廠處理，將是一種較好的方法。如果有自己在當地設置的生產廠，就可將問題油品重新處理合格后銷售。

7.應用戶的要求對油品質量進行適當地調整

大型油生產廠生產的油品，都是按照有關質量標準生產的，配方與調和工藝都是固定的。而有些用戶，因自身設備的特殊條件，有時會對油品質量提出一些額外的要求，如要求更低的傾點、更優的抗乳化性或抗泡沫性，以及對液壓油和汽輪機油高清潔度的要求等，對于這種情況，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大批量生產裝置就難以滿足要求。但民營生產廠，就可以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對油品進行調整來滿足用戶的需求。

四、結束語

總之，油種類繁多，生產和銷售領域廣闊，為眾多的油生產企業提供了商機。民營油生產企業，應該依靠技術，依靠自身的優勢，與中國石油或中國石化這樣的大型企業密切配合，是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明智選擇。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雖然控制著資源和技術，但應該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將其轉化為自己的生產終端，實現雙贏互利。

參考文獻:

[1]梁治齊:《劑生產及應用》[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0年版

[2]宋云昌:《新形勢下中國油企業的發展戰略探討》[J].石油商技，2007，25（1），10～12

[3]楊俊杰:《和諧社會建設與油行業》[J].石油商技，2007，25（1），14～17

[4]邱建國:《淺談油企業的品牌經營》[J].中國石油企業，2007年4月，38～40

[5]張華:走向成熟的中國油市場[J].國際石油經濟，2004，12（8），16～21

篇（3）

我國農村金融需求主體主要是農戶、農村經濟組織（如農業專業化合作組織以及鄉鎮企業等）。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戶、農業專業化合作組織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多，而與之相對的農村金融供給卻呈現出弱化趨勢，使得農村資金需求者融資難問題日益突出，與農業的基礎地位極不相符。

從金融需求角度來看，我國農戶和農村經濟組織的金融需求具有鮮明的層次性：貧困農戶作為貸款主體會大幅度增加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因此只能通過特殊的方式，如民間小額貸款、政策性金融等方式來滿足他們的資金需求；維持型農戶的資金需求通過以自有資金為主，小額貸款為輔，另有少量商業貸款的方式來滿足；市場型農戶的資金實力相對較強，因此通過自有資金再加上商業性貸款即可滿足需求。

農村中小型企業以及發展初期的龍頭企業主要立足于當地資源并由鄉村投資發展起來，其資金需求主要通過自有資金和商業貸款方式滿足，但由于市場供求關系變化較大，因此面臨風險較大；成熟的龍頭企業有了較為完善的經營機制和穩定的利潤來源，其資金和信用都較好，因此通過商業性信貸就能滿足其需求。

但是目前，我國的農村金融體系尚不完善，很難與農村信貸層次密切結合起來，難以滿足各層次的貸款需求。農村金融不能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原因除了農村金融機構本身存在問題，還有就是其在風險控制和風險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技術支持，同時農戶或農村經濟組織對自身從農村金融機構獲得貸款信心不大。

二、銀保合作是緩解農村金融供需矛盾的途徑之一

篇（4）

2、投資管理不力，效益不夠理想。對外經濟合作企業“一業為主，多種經營”應該說這是一種好的經營戰略，但是現在有些公司隨意投資，到處撒錢，變成以多種經營為主，主業為輔的局面。由于多頭投資，資金分散，而且投資可行性研究不夠，致使大量資金沉淀，投資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資都難于收回。境外投資缺乏制約，管理混亂，也是效益不好的一個原因。個別企業由于經營管理不善，出現了巨額虧損。近幾年，外經企業營業額每年遞增都在10%以上，而當年利潤增長幅度都大大低于營業額增長幅度。甚至是負增長。外經企業1997年同1996年相比，資金投入增長了40%，但同期利潤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重規模、重速度、輕效益、輕管理的思想是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經企業由于一味追求經營規模的擴大，不考慮自己的資金實力和管理水平，多頭投資，造成資金愈發緊張和管理上的失控，導致發生項目巨額虧損。

3、資金問題制約著外經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當今國際承包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業主條件越來越苛刻，帶資承包項目非常普遍，能為業主解決項目資金往往成為奪標的關鍵。目前外經企業資產負債率已達近73%.由于資金匱乏，導致外經企業不得不放棄許多很好的項目。外經企業資金緊張，從自身因素來分析，那就是有的企業內部資金調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導致資金周轉緩慢，甚至呆滯。

4、財務人員財務管理意識淡薄，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經濟效益的好壞是企業業務部門的事，與財務部門無關，財務部門只負責記帳算帳，這種思想導致了重業務輕財務輕管理。個別企業財務管理混亂，一些財務人員素質不高，會計核算不實，成本費用控制不嚴，資金周轉慢，資產流失嚴重。

5、對外經濟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待提高。一般而言，對外經濟合作業務中，對外承包工程等業務體力勞動的成分較大，因此科技含量相對較低；而設計咨詢業務腦力勞動成分較大，需要的知識水平較高、科技含量相對較高。1998年我國科技含量較低的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和完成營業額所占比重最大，均占到76%以上，說明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的科技含量尚處于較低的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三、今后外經企業發展的方向

“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進一步發展開放型經濟，運用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提高競爭能力，更好地與國際經濟互接互補”，不僅肯定了外經企業的發展成就，同時也為今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今后外經企業發展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上述出現的問題，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并努力實現速度和效益的統一。

1、穩定老市場，努力開拓新市場，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早在90年代初，我國有關部門就提出市場多元化戰略，但是到目前為止，由于國內外、主客觀等種種原因，市場多元化戰略落實尚不夠到位，收效也不大。市場問題是對外經濟合作發展過程中壓倒一切的問題，對外經濟合作首先必須鞏固住已占有的亞洲、非洲市場，沒有鞏固就談不上發展；其次，國家要大力支持新市場的開拓，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和深度拓展美歐日等市場。

同時，國家可以給予對外經濟合作企業優惠的財稅政策、建立市場開發風險基金或幫助培訓市場開發人員等措施，加速實現市場多元化。

2、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切實加強企業管理，加快實現“兩個轉變”。對外經濟合作企業要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方針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是規范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特別是要加強科學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重點是要抓好企業內部財務管理，以財務管理為中心，帶動企業的全面科學管理。財務管理是企業一切管理活動的基礎，也是企業管理的中心環節。一方面，財務管理活動涉及到企業的供、產、銷等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它可以為企業生產管理、經營管理、質量管理、技術管理和設備管理等一切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準確完整的基礎資料。其次，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最終都要反映到財務成果上來。特別是財務成果體現的數字和情況更具有權威性，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是硬碰硬的。由于財務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這種地位和作用，決定了抓好內部財務管理，就能帶動企業的全面科學管理。

加快實現“兩個轉變”。從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鋪新攤子、追求數量，轉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經營管理者素質、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特別是對外經濟合作企業從成立起，一直享受優惠的政策，從“九五”開始，為建立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國家將進一步清理優惠政策，特別是清理減免稅優惠，這將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企業自身的困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具迫切性。解決企業困難問題，主要靠企業眼睛向內，堅決反對亂鋪攤子，在資金投入時要做好市場調查和可行性研究分析，要特別注意強化企業的投資管理，有效控制企業的投資總量，嚴格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集體審批制度，切實提高投資效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3、拓展籌資渠道，加強資金管理。企業資金來源無非有兩種，自有資金和借入資金。對于自有資金，只有企業加強管理和運營，利潤增加了，才能增加自有資金的數量；借入資金對于企業更具重要意義，首先要充分利用開素發展的資本市場，其次應建立良好的企業信譽，充分利用銀行的信貸資金。

資金的籌集是基礎，而資金的管理是根本。加強資金管理，一要牢固樹立資金管理是企業管理的中心環節的觀念，企業領導要重視財務管理工作，要支持財會人員的工作；二要建立起適合外經企業經營特點的資金運行管理機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集團公司應積極籌劃設立財務公司，不具備成立財務公司條件的眾多外經企業應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設立企業內部結算中心（資金調度中心），通過對資金的集中管理，合理調度，加強對企業的重點業務、重點項目的投入，使最少的投入資金獲取最大的收益；三要加強對投資的監督、制約。外經企業要建立起投資制約機制，堅持重大項目立項由集體審議，并加強項目立項后各環節的有效管理，使投資項目安全有效。

篇（5）

關鍵詞：對外經濟合作;經濟增長;協整關系

1對外經濟合作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IMF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的歷年數據，對中國1982-2005年的對外經濟合作（FEC）和經濟增長（GDP）等時間序列進行經濟計量實證分析，檢驗對外經濟合作和我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1)單位根檢驗。對GDP和對外經濟合作完成額（FEC）數列進行平穩性的ADF檢驗，結果見下表：

說明：(1)D(*)表示對變量的一階差分;(2)檢驗類型括號中的C表示檢驗平穩性時估計方程中的常數項，0表示不含常數項；T表示時間趨勢項，0表示不含時間趨勢項；最后一項表示自回歸滯后的長度。

由表2可知，GDP和FEC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他們都是非平穩序列；他們的一階差分在5％的顯著水平下也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二階差分在1%的顯著水平下都通過平穩性檢驗，說明這些變量具有二階單整性Ⅰ(2)。

(2)協整檢驗。根據協整理論，如果一組非平穩時間序列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即該組合不具有隨機趨勢，那么這組序列就是協整的，從長期看這些序列具有均衡關系。協整檢驗從檢驗的對象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基于回歸系數的協整檢驗，如Johansen協整檢驗。另一種是基于回歸殘差的協整檢驗，如CRDW檢驗，DF檢驗和ADF檢驗等。本文將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檢驗結果顯示，u^t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因此可以確定u^t為平穩序列，

即u^t∽Ⅰ(0)。上述結果表明：GDP和FEC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過程，本質上是用回歸分析工具處理一個經濟變量對其他經濟變量的依存性問題，但并不能有效說明該經濟變量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就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單向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

經上述檢驗可知，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兩種格蘭杰因果關系：（1）FEC的變化是GDP變動的原因；（2）GDP的變化是FEC變動的原因。

2結論及政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來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一方面，對外經濟合作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又會推動對外經濟合作。

為了使我國經濟健康平穩的發展，必須從以下方面推動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

(1)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主要分布在亞洲，同時近年來，中國和非洲之間的聯系逐步加強，非洲已經成為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聯系最為緊密的第二大洲。要想促進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需要不斷開拓國外新市場，在發展亞洲、非洲和歐洲對外經濟合作的同時也要加強對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經濟合作。

(2)在國際工程承包方面，資金短缺，規模小，市場范圍窄、管理水平低仍然是困擾中國公司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對于中國公司而言，要擴大對外承包工程的規模和提高層次，減少過度分散帶來的不利影響。一方面，要求中小企業間實行專業化分工與協作，實現優勢互補。另一方面政府應采取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大型承包企業兼并中小企業，鼓勵中小承包企業相互合并、聯合與資產置換。與此同時，中國公司也應該正視現實，拓寬融資渠道，改善管理水平，更廣泛地開拓國際市場，使自己在競爭中求得發展。

(3)在勞務合作方面，應該在充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努力提高我國勞務輸出的層次，擴大國際市場分額，提高人員素質。要不斷擴大我國的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必須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外向型人才隊伍，因此，企業除了要通過各種培訓方式提高人才隊伍的整體素質以外，也應該把人才隊伍建設納入戰略規劃，制定出具體的目標、計劃和實施措施。

(4)要逐步重視對外投資和對外經濟援助。我國統計年鑒的對外經濟合作中，只包括了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設計咨詢三項，隨著對外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對外投資與對外經濟援助也要引起高度地重視。

(5)企業之間強強聯合，實現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經濟合作。

參考文獻

［1］張國清.對外經濟合作在貿易結構調整中的作用［J］.國際經濟合作，2004，（9）.

篇（6）

一、國際貨幣臺作的原因：市場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么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鑒于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于“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并進行政策協調。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梢?，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類似地，{U^i}表示國2具有同等福利點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B^表示國2的最佳福利點，并且在圖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圖可知，濱田宏一分析的依據是相對于一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越寬松的國家越能獲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應，則各國的無差異曲線可能是直線。在圖中，國1的無差異曲線（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垂線，而國2的無差異曲線（同樣也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水平線。這意味著兩國自己的政策不會造成對對方的影響，即每一國最優政策的選擇是獨立于別國最優政策的，各國不必考慮對方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就能夠制定自己的政策以達到最優福利安排。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并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并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松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么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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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貿合同概述

外貿合同是買賣雙方通過磋商就某項或某些商品在國際間的買賣問題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而達成的書面協議，是外貿文件中最常見的形式。國際貨物買賣正是以這種合同為中心進行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對雙方當事人都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都應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倘若發生不屬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免責范圍內的不符合同規定的行為或不行為，就構成違約，違約方就應賠償對方因此而造成的失。如違約方不賠償或不按對方的實際損失進行賠償，對方就有權視不同情況采取合理措施以取得法律保護。

一般而言，構成一項有效的外貿合同的必備條件有以下幾方面：其一是買賣雙方當事人應具有法律行為的資格和能力；其二是國際貿易合同是買賣雙方的法律行為，不是單方面的行為，所以，必須雙方當事人表示意思一致，這種合同才能成立；其三是國際貿易合同是商務合同，是有償的交換；其四是合同的標的和內容必須合法；其五是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和審批手續。

二、外貿訂立中存在的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爭取合同文本的起草

當買賣雙方就交易的條款經過頻繁的磋商與函電、電郵往來，達成一致意見后，就進入合同簽約階段，于是有了合同由誰起草的問題。一般來說，合同文本由誰起草，誰就容易掌握主動。因為口頭洽商的內容要形成文字有一個過程，有時僅僅是一字之差，意思則有很大區別。合同起草的一方在合同擬寫過程中，可以根據雙方協商的內容，認真考慮寫入合同中的每一條款，斟酌選用對自己有利的措辭，安排條款的順序或解釋有關條款。而對方即使認真審議了合同中的各項條款，但由于文化上的差異，對詞意的理解也會不同，很難避免不出漏洞。所以應重視合同文本的起草，盡量爭取起草合同文本。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也要與對方共同起草合同文本。起草合同的文本，需要做許多工作，這可以同談判的準備工作結合起來。

2．注重外貿合同的中英文翻譯

在我國的對外貿易業務中，合同一般都采用中英兩種語言文字寫成，而且兩種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實際業務中，經常需要對合同條款進行翻譯。一般認為，涉外合同的翻譯需要注意以下四點：一是忠于原文。即譯文要忠實再現原文的涵義，不能有任何的違反和疏漏，尤其對合同的前文（Premble），及本文（body）中的具體條款（specificconditions）和有效期限（duration）的翻譯要特別慎重。具體來講，對于價格條款、數量、單價等重要數據萬萬不可以譯錯，否則很可能會因小的疏錯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其二，符合國際貿易慣例。一個合同的當事人對于對方國家的習慣解釋，往往不甚了解，常會引起當事人之間的誤解、爭議和訴訟。為此，一些國際組織制定了在國際上已被廣泛采用的規則，形成了一般的國際貿易慣例，最典型的就是貿易術語。而英語合同的格式、條款、用詞和符號等也都應該按照該行業的國際貿易慣例翻譯，力爭做到對合同的翻譯符合國際貿易慣例。其三盡量使用規范的法律用語。由于依法成立的合同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起草合同的業務人士習慣使用法律術語，以顯示其準確、規范、威嚴的特色。因此，翻譯過程中，盡量使用確切的法律名詞、術語和用詞，使譯文準確而不含糊，嚴謹而無漏洞。

3．各種貿易術語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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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要充分體現合作經濟組織的規模經濟效益，改變農民在農產品市場的弱勢地位，提高農業的成本效率和交易效率。通過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民的議價能力，吸收更多的農民加入組織，改變以往的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減少交易的頻率，降低農民交易成本，將農產品市場從以往的完全競爭市場向區域的賣方壟斷競爭市場轉變，增加農民分享市場經濟收益的份額。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改造成現代農業，實現工業化（楊永華，2007），而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我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推動力，是促進農業增收增效的重要舉措和有效途徑。近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趨勢良好，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給予其發展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和經濟支持。但是由于目前我國農民的綜合素質不高、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內部治理機制不健全、外部發展環境仍不完善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文獻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

合作經濟思想起源于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其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分別對合作經濟思想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并推動了合作化運動的實踐。圣西門提出在合作中應該按照個人能力和貢獻分配的思想；傅立葉構建了“法郎吉”和諧社會，充分肯定合作對生產力促進的作用，認為協作制度能使產量增加三倍。在歐文“新和諧公社”的理想社會中，他強調重視專業合作組織。在吸收空想社會主義合作思想合理內核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合作是一種生產關系。在農業生產上的合作，馬克思主要是把合作制作為改造農民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是實現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的一種手段（王慶，2008）。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在這些農業合作社中，收入分配要以按勞分配作為基本原則，必須“把各個農戶聯合為合作社，以便在這種合作社內愈來愈多地消除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并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與全國大生產合作社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

西方學者對于合作經濟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創新，融入了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博弈論等新內容，從不同側面論證了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和現實性。俄羅斯“社會農學”創始人恰亞諾夫主張家庭農場制，通過分析農民家庭結構對農民農場組織的影響，提出家庭結構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規模的上限和下限，在數量和質量上影響農場的組織狀況（恰亞諾夫，1996）?？扑?、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費用理論提出通過交易主體（農戶）以合作組織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將交易成本內部化，提高交易效率。

（二）國內相關研究

目前，關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形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形成有無依托主體的角度，分為依托型和無依托型（苑鵬，2001；郭紅東，2002）；二是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經營范圍的角度，分為生產主體型、流通服務主體型和綜合型的合作經濟（劉勁松，2004）?，F階段我國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創新的模式選擇主要有：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模式、社區農民協會模式和股份制合作模式等（向東梅、陳德，2006）。

從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創新的途徑，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創新分為市場自發式模式與政府主導式模式。認為市場自發式實際上就是在市場作用下自發形成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而政府推動型與社會改造型都是由政府主導建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即自下而上的農民自發組織形成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型（刑曉燕）。

制度創新理論提出了制度創新的模式大致可分為誘致性制度創新和強制性制度創新。強制性制度創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實行，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國家或者政府，如國企改革。而誘致性制度創新指的是現行制度創新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創新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其主體是個體或者特定的組織，如。從對制度創新的需求與供給的分析來看，只有當制度創新需求者新的要求與上層決策者的收益預期趨于一致時，制度創新的新均衡才會形成。

我國各地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各有不同，東部地區主要是龍頭企業帶動型、中部地區主要是能人牽頭型、西部地區主要是政府主導型模式（王新利、李世武，2007）。吳素芳（2008）對寧夏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中，提出政府推動的外生型發展模式、“專業大戶+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支部+協會+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股份合作的組織發展模式等。

雙高外向驅動型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發展模式

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模式能夠有效解決我國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問題，而目前我國更多的是農戶與其他經濟主體聯合進入市場的合作行為模式，常見的是“公司+農戶”模式，但該模式存在如下缺陷：多數契約為附和契約、買方壟斷、企業違約現象時有發生等。從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又可以分為能人牽頭型、龍頭企業帶動型、政府部門帶動型等。按運行機制，可將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分為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大類型（黃祖輝、徐旭初，2004）。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需要內外機制的共同推動，尤其是社會政策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楊團等，2007）。

雙高外向驅動型模式綜合考慮市場、政府以及對外開放經濟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模式的驅動作用，重點突出開放經濟對農民合作組織的誘致性拉動作用，通過市場驅動、政府推動和開放經濟拉動聯合促進農民合作組織的快速有效發展，是在二維度整合模型基礎上拓展的三維度模型。李燕萍，涂乙冬（2009）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構建了市場調節、政府宏觀調控的二維度整合模型，將其發展模式分為：雙低驅動型、市場驅動型、政府驅動型和雙高驅動型。認為雙低驅動型模式與經濟發展呈高度負相關關系，而市場驅動型模式與經濟發展水平呈高度正相關關系。他們主張農民合作社的發展，必須依靠市場調節和政府宏觀調控二者的共同作用。

雙高驅動模式是建立在市場制度比較完善以及政府職能高效的基礎上的理想模式。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正在從雙低驅動模式向市場驅動型或者是政府推動型模式轉變，最終達到雙高驅動型模式，但是雙高驅動型模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數量很少。該模式結合了“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要求政府在各種稅收、金融、土地流轉、制度、法規上給予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足夠的扶持力度和發展環境，加強對合作經營管理的監督。同時要求市場機制比較完善，通過價格杠桿誘使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走上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發展模式并遵循內部治理機制，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社員總福利達到最優。

雙高外向聯合驅動型模式（見圖1）是在雙高驅動模式的基礎上，加大市場的開放程度，實行走出去的策略，使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通過國內市場提高其知名度，打造知名品牌，并逐步走出國內市場，增加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提高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同時，還要實行引進來的策略，即通過不斷開放市場，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可以吸收國外知名企業加入組織，形成一個跨國跨區域的大型合作組織。

結論和建議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選擇應該與該區域的資源稟賦相匹配。資源稟賦不僅會影響到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模式的組織的規范程度、結構的聯結度，還會影響到組織的行為邊界等方面。如果經濟資源充裕、人力資源優良、市場規模較大，則傾向采用規范度高、結構緊密、統一實施管理與協調的實體性組織模式來運作經營；如果地區的經濟資源約束較強、人力素質偏低、市場發育遲緩，則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的模式應采取靈活、規范度低、結構松散的、規模較小的組織類型；后者通過持續的發展和積累，在其經濟能力和組織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存在向前者轉化的組織行為動機。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模式選擇不僅要充分考慮資源稟賦、資產專用性等因素，更應走有中國特色的混合模式。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合作社的成功經驗，既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要增加市場的作用力，同時也有必要投身于國際市場，不斷發展壯大。政府應該加強對合作組織的立法建設、扶持政策支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由于我國地區差別較大，統一的發展模式反而不利于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應該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區域的比較優勢，選擇理性的發展模式，完善其治理結構、管理制度。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區域，應該選擇政府驅動型模式，并逐步過度到“雙高驅動模式”，從而進一步發展為“雙高外向驅動模式”。而在外部環境較好，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區域，尤其是外向型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應該選擇市場驅動型模式，達到“雙高外向驅動模式”，充分利用外資優勢，引入外資企業加盟，拓展國外市場。積極鼓勵相鄰地區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打破區域的界限，促進規模經營的實現，拓寬組織的活動空間和服務功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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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新利，李世武.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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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推動農村合作社發展的對策

我國現在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也是農村合作社發展的時代背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至今日，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改變了我國經濟面貌和人民精神面貌，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斷推進其穩步狀態下的優化升級也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這樣的視域下，要進一步推動農村合作社的發展，須得從理論建設、制度制定、組織管理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不斷完善相關理論的建設，是提高農村合作社發展水平的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國情又將該理論用于經濟建設中，這是我黨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最為典型的方式，農村合作社的發展也不例外。堅持將理論作為彰顯農村合作社實現現代化完善的基礎，結合各個區域的實際問題，對這一形式進行徹底改造，讓農村合作社從較為封閉、狹小的天地里走出來，逐漸向著社會化大農業的發展方向前進。因此要在農業生產上深化改革，采取聯合勞動方式，實現合作社之間的互利共贏。確立農民主人翁的地位是堅持理論的重要內容，從而在利益分配上就可以實現按勞分配，勞動者可以對其經營的領域實行自主管理，并按照其實際要求為提高生產力水平進行必要的投入。當然在理論建設中，還要突破關于國有土地利用的理論，必須和我國的農業實際相結合，將落后的農業散戶生產方式改造為小規模聯合經營形式，進行農民股份制分成也符合我國農村合作社發展不均衡的國情，這樣還能提高農民的積極性。

其次，制度創新是農村合作社在市場經濟視域下發展的外在保障。理論創新一定要體現到具體制度上，具體執行起來才有章可循。實現制度創新首先就要變革農地產權制度，將剩余的土地資源和閑置的耕地充分利用起來。例如將農村土地股份化，形成集體產權制度。隨著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多，大面積耕地被閑置，土地的利用效率大打折扣，但也應該看到這些土地恰恰能成為擴展農村合作社的基礎性資源，而資源也只有在流動的過程中才能產生更大的效益。所以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一方面是合理配置資源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下推動農村合作社建設的必要途徑。自然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立，表明自然村集體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農村合作社就能更加充分地保護農民的切實利益。同時，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就等于將土地資源按照人均分配，量化到了每位村民那里，這時土地雖是集體所有，但農民具有承包經營權，當合作社采用盈利方式使用土地時，就要與入股的農民一起分紅。農村合作社實行股份制也是對其進行科學、高效管理的方式。采用股東大會形式來實現民主合作原則，歸屬明確清晰、權責落實到位的現代產權管理制度更有助于推動合作社的發展。

此外，對農村經濟制度的改革也是推動合作社發展的基礎。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村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為村民供給生產或生活產品，和村民委員會之間也有交集，但是職能未經統一明確劃分，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故要重新明確農村行政機構的具體職能，突出其社會管理職責，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管理力度，而將發展經濟的重任向農村合作社傾斜，為其提供必要的政治指導，實現政經分離管理。同時也要明確劃分財務管理與決策程序執行的界限，提倡農民自主經營和資本所有相一致，在以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為基礎之上，突出農村合作社經濟職能。綜合以上管理方式，在分配方式上就要切實貫徹以按勞分配方式為主、聯合按股分配的形式。除去投入生產、組織管理、繳稅和公積金以后，農村合作社的收入要在入社全員之間進行分配，不僅堅持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同時也兼顧資產、管理、技術等要素，是對以往農村經濟分配方式的突破和創新。最后，實現農村合作社的組織創新是確保農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形勢下，合作社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外在制度的建設和國家經濟政策的支持，關鍵是要增強自身的實力，提高組織本身的建設能力，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市場要求。針對內部結構的科學管理，首要任務是保證入社農民成員的主置不動搖，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要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例如《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中明確指出，入社成員中農民社員要占到80%，少于80%的農村合作社不具有登記資格。并且在執行過程中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同時明確相應的責任和權利。對于農村合作社的內部組織結構也要不斷地升級優化，在《農民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規定了基本的組織形式，包括社員大會、理事會、監理會，實行內在監管機制，與農民社員之間利益直接相關問題要通過社員大會方可定奪。降低政府對農村合作社內部事宜的干涉，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確保農民的積極性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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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世界各國或地區在努力推動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更加注重地區間的多層次經濟合作。區域經濟合作是在經濟競爭條件下各國或地區為實現共同的利益目標、減少地區之間的利益沖突，所選擇的一種擴大開放程度的方式，比較典型的開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貿易一體化——投資一體化——貨幣一體化。地區經濟合作的實現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建立統一市場，使生產要素得到更優化的配置，專業化的分工與生產得到進一步完善，獲得更多的交換利益和專業化生產利益，從而促進地區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正是在這種趨勢下，由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組成的東亞“10+3”經濟合作逐步向地區經濟一體化方向發展。而“10+3”之間發展差異巨大，有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比較落后國家。崔衛國等（2004）研究了地區差距與地區合作的關系，楊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關于能力結構的定義說明地區能力結構對地區合作的影響。能力結構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在增長要素累積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發展能力、技術能力和開放能力等結構性能力。一個地區在經濟合作中表現出的是這一個地區多層次、多要素合成的經濟能力，這種具有結構性的能力是地區長期穩定地具有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賴理論以及“支配—依附”理論，這種結構性能力在地區之間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區經濟合作持久的一個關鍵問題。根據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賴理論，合作雙方能力結構強弱決定了貿易投資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賴的程度，影響著合作范圍、合作效應和合作程度，而根據相互依賴理論和“支配—依附”理論，合作雙方能力結構強弱影響著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穩定性。

二、能力結構與地區經濟合作的關系模型

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能力結構強于發展中國家的，并且無論從貿易還是從投資的角度，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實踐經驗以及國際貿易和投資理論都表明，兩個地區在開展經濟合作時能力結構較強一方的貿易條件較好、投資收益比重較大，相反，能力結構較弱一方的貿易條件較差、投資收益比重較小，并且這種狀況會隨著合作雙方能力結構差異的存在而持續存在。若能力結構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結構，那么這種地區經濟合作的長期穩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雙方能力結構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結構之間的耦合性和總能力結構的相近性，是長期穩定開展地區經濟合作的決定因素。根據能力結構的定義，可通過一套較為完整的多層的指標體系對能力結構進行評價，得到地區能力結構指數，反映總能力結構，用CSI表示，而地區能力結構之間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當CAB越大時，說明AB兩個地區能力結構的耦合性越好。兩個地區的總能力結構指數越相近和能力結構耦合性指數越大，兩個地區開展經濟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圖1是具體的能力結構與地區經濟合作可能性的關系圖。在圖1中，首先可以認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別代表了兩個開展地區經濟合作的總收益、A地區收益和B地區收益；其次可以認為OA和OB的斜率分別是A和B地區能力結構指數的函數；最后可以認為合作邊界ab即OA和OB的長度也是取決于A和B地區的能力結構。

三、“10+3”能力結構評價

根據能力結構的定義，通過配置能力、發展能力、開放能力和技術能力各方面對能力結構進行評價，其中配置能力的評價指標包括了經濟總量、人口總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量、投資總額、FDI吸收量和產業結構等七項；發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長率和產業結構等三項；開放能力的包括了進出口總量、FDI吸收量、外貿依存度和單位生產總值FDI吸收量等四項；技術能力的包括了產業結構、全員勞動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項。通過所選擇指標對反映和揭示能力結構狀態的情況進行分析，著重考慮主成分分析法對數據全面性和相關性的要求，采用算術平均法對各國或地區的能力結構指數進行估計。2004年中國東中西地區、東盟10國和日韓的能力結構評價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首先，東亞內部各國的能力結構差異較大，日本的總能力結構指數達0.7229，是老撾的22倍多。其次，中國東中西三個地區的能力結構也存在差異，東部的能力結構指數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國東中西的能力結構較均勻地分布在進行了排序的“東盟+日韓”能力結構指數中，中國西部的能力結構處于該層次較低的階段，中部的能力結構處于該層次中間的階段，東部的能力結構處于該層次較高的階段。

四、基于“10+3”能力結構差異的東亞經濟合作分析

根據“10+3”能力結構的差異及其匹配性，在東亞經濟合作中存在明顯的三個不同合作層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國東部和韓國為主的具有較大合作范圍和較高合作效率的層次。二是以文萊、馬來西亞、中國中部、泰國和印尼為主的合作范圍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層次。三是以越南、中國西部、菲律賓、柬埔寨、緬甸和老撾為主的合作范圍較小和合作效率較低的層次。能力結構較強的日本、新加坡和韓國就難于與能力結構較弱的老撾、緬甸、柬埔寨開展自由持續穩定的地區經濟合作。

根據能力結構對地區合作效益的影響，由于中國東中西存在明顯的能力結構差異，而這種差異恰好能較為均勻地分布在進行了排序的“東盟+日韓”能力結構指數中，因此處于“東盟+日韓”能力結構各層次階段的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將能夠與這一層次的各國開展持續穩定的經濟合作。另外，雖然中國東中西部在能力結構的匹配性上存在較大的差異，但由于都處于同一國家內，人財物的流動存在較小的限制，使得東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異會有較大的縮小，在宏觀財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東中西部的發展能力也會得到進一步的協調，一國內的技術外部效應會比國際間的更明顯，使得東中西部的技術能力會更快地縮小缺口，這樣，中國東中西部的能力結構實際具有更好的匹配性。這將有利于“東盟+日韓”各層次能力結構的國家之間的有效聯系和擴展，中國可能通過內部各地區分別與不同層次的國家開展自由持續穩定的地區經濟合作。而中國西部能較為持續穩定地與柬埔寨、菲律賓、越南和印尼開展經濟合作，中國中部能持續穩定地與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文萊開展經濟合作，中國東部能持續穩定地與文萊、韓國、新加坡和日本開展經濟合作。由于東盟現已形成比較好的經濟合作機制，東盟10國的能力結構差異也能在東亞的合作中產生穩定的作用。即通過東盟的現有機制以及中國的內部差異統籌可以避免由能力結構差異過大而產生合作不穩定的現象。而根據（2）式及能力結構的單調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結構特別突出，無論其與哪個國家或地區合作都會獲得比較高的效率。

五、結論

地區經濟一體化理論除了建立在空間經濟理論、貿易創造及轉移理論、大市場及規模效應理論的基礎上還必須建立在相互依賴理論的基礎上，合作的雙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賴才可能實現地區經濟較為完全的一體化。而能力結構相近的國家或地區開展自由貿易等經濟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維什—辛格”假說的出現，有利于地區經濟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較好的相互依賴。針對中國地區能力結構特點，開展與能力結構較弱國家的“南南”合作能夠避免市場狹小、貿易創造及轉移少、分工聯系差、規模效應不明顯等不利條件；開展與能力結構較強的“南北”合作能夠突出利用發達國家的投資、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學習發達國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條件。中國地區能力結構的差異特點使中國既能夠承接來自發展水平較高國家的經濟合作，又能夠連接與發展水平較低國家的經濟合作?；谥袊軌騾⑴c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不同層次，中國在參與東亞經濟合作中應采取多樣化的合作機制。同時，日本突出的能力結構能為東亞經濟合作帶來更高的效率，能較快地推進東亞經濟合作的發展。這樣，通過能力結構與經濟合作的關系分析，中國是東亞經濟合作的“穩定器”，日本是東亞經濟合作的“推進器”。（注：本文系云南大學人文社科項目“地區能力結構與區域合作的關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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