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民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不管什么商事活動，商主體的商品交換的目的都是在交易的過程中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得到做大的利潤匯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商事法律的要求能夠滿足兩個方面，一方面，商事法律能夠最大限度的縮短交易的周期，提高交易效率；另一方面，商事法律要求最大限度的降低交易成本。民商法能夠很好的滿足這兩個方面，民商法通過預先設置規定多種交易方式方法，不但對交易的方式作出了規定，同時也對交易的客體作出了定型。預先設置的交易方式不會隨著交易的類型交易的時間，交易的地點的改變而改變。民商法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交易的客體實現定型化和商品化，同時對交易過程的各個環節都做了具體的法律規定，這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交易各個環節的正常進行。同時，民商法在效率上確定了短期時效制度，通過縮短交易的時間能夠有效的規避交易環節出現的矛盾，保證交易的順利進行。

（二）民商法具有提高交易安全度的價值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的商事活動今年逐漸的呈現出復雜化，同時商事活動的范圍也在不斷的擴大，在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的矛盾，同時商事活動的風險也在逐年增加，這些風險就會增加商事活動交易的不安全度，民商法通過對商事活動的交易制度確定，能夠有效的提高商事活動的安全度，能夠緩解商事活動中出現的矛盾。民商法對交易的主體和客體制定了嚴格的責任和義務制度，同時對交易的各個環節做出了詳細的法律制度規定。比如，民商法在企業證券方面做出的詳細規定，一方面保證了商事活動主體的法律效益，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事活動的安全程度。

（三）民商法體現了效率和公平的價值

民商法在建立之處就貫徹落實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則。民商法在調節商事活動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著公平性的原則。同時民商法中國涉及到的很多原則也體現出了公平性的原則。民商法的公平性還體現在民商法針對商事經濟人的特點做出了具體的保障。在市場經濟下，經濟人的自由往往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影響，而民商法對這方面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對經濟人的自由做出了規定，同時能夠保證商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商事法公平性的規定在保護商事主體客體的自由度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產的效率。提高了社會的經濟效率，對于促進社會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具有積極的意義。

篇（2）

前面已經闡述，英國沒有單一的法律制度，而是由三種不同的法律制度組成或者說存在三個法域。這些制度反映了各自的歷史，并在法律、組織和慣例方面有相當大的差異，對于蘇格蘭而言更是如此。這些不同的法律傳統在同一個政治聯盟之內共存，不斷地激起有關管轄權的爭論和革新。同時，由于三個法域的法律制度差距很大，不同法域之間的管轄權的沖突明顯，協調難度大。

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關于民商事管轄權和判決承認與執行的規則》（以下簡稱2001年第44號規則）有時把管轄權分配給英國的法院，在其他一些場合則把管轄權分配給英國某一具體法院。如果規則把管轄權分配給英國某一具體法院——例如，住所在不同成員國的當事人書面選擇由倫敦高等法院管轄他們之間的案件，或者被告在該法院出庭應訴，或者特別管轄權被賦予事件已經發生或者應當發生的地方的法院——則該確定的法院將擁有國際管轄權；并且不需要通過英國法律來確定哪一法院擁有國內管轄權。但是，在其他的案件中，2001年第44號規則只把管轄權分配給某一成員國的法院，例如分配給英國的法院。一旦英國被確定為擁有國際管轄權的成員國，2001年第44號規則的任務或者國際管轄權的分配便已完成。在此類案件中，國內管轄權的分配由英國國內法決定。

在英國，規定國際案件管轄權的國內分配的規則是經《2001年民事管轄權和判決令》③附件2第4款修正的《1982年民事管轄權和判決法》附件4。《1982年民事管轄權和判決法》原來的版本規定了英國的國內管轄權，它反映了1968年《關于民商事管轄權及判決執行的公約）（《布魯塞爾公約》）的規定；上述規定后來同樣被用于確定1988年《關于民商事管轄權及判決執行的公約》（《洛迦諾公約》）分配給英國法院的國際管轄權。但是，不管英國法院的國際管轄權是源于2001年第44號規則、《布魯塞爾公約》還是《洛迦諾公約》，或者根本不存在國際管轄權問題，而僅僅是關于英格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之間的國內管轄權問題，通過《2001年民事管轄權和判決令》插入的、以《1982年民事管轄權和判決法》新附件4的形式出現的規定都可適用。

（二）英格蘭存在兩套獨立且差別頗大的民商事管轄權制度

由于英國是歐共體以及現在的歐洲聯盟的成員國，而歐共體以及歐洲聯盟存在自己獨立的一套管轄權規則，故英格蘭存在兩套獨立的民商事管轄權制度，即《布魯塞爾公約》、《洛迦諾公約》和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歐盟理事會2003年第2201號《關于婚姻案件和親子責任案件管轄權及判決承認與執行的規則》、歐盟理事會2000年第1346號《關于破產程序的規則》確立的管轄權制度，以及英格蘭普通法確立的管轄權制度。

歐洲聯盟的管轄權規則主要反映了大陸法系國家的管轄權制度，而英格蘭本身的管轄權規則反映了普通法系國家的管轄權制度④，兩者無論是在確立管轄權的基本理念、原則，還是在具體制度上均存在頗大的差異，但這兩套制度也存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現象。

（三）除成文法外，英格蘭還存在有關確定民商事管轄權的大量判例

在未制定成文法的領域，法院管轄權的確立完全由判例法支配；即使是已經制定了成文法的領域，判例法仍然對成文法起著補充和解釋作用。成文法，加上判例法的補充，使得英格蘭的民商事管轄權制度頗為完善和復雜。

（四）英格蘭普通法民商事管轄權的過分性

在長期的實踐中，英格蘭逐漸形成了本國傳統的管轄權規則，或者稱為普通法管轄權規則。英格蘭普通法管轄權規則可簡要地概括為：英格蘭法院的管轄權取決于傳票的送達，而傳票的送達可基于被告在管轄區內的出現。如果被告身處管轄區之外，則進行送達前要取得法院的許可。

對于管轄區內的送達，只要作為被告的個人在英格蘭出現，不論其出現的時間如何短暫，而且不管其國籍、住所或慣常居所（只要該住所或慣常居所不在其他歐盟成員國境內），也不管訴因的性質如何，只要對其進行了傳票送達，英格蘭法院就擁有對被告的管轄權。

如果不能在管轄區內對被告進行送達，則有必要進行域外送達。原告可請求法院授予向域外送達訴狀格式的許可。許可申請根據《1998年民事訴訟規則》第6章第3節提出。原告可在不通知被告的情況下提出申請。法院可以授予也可以不授予許可，但通常法院將授予許可，此時送達將被實施。《1998年民事訴訟規則》第6章第20條的規定具有過分性，被認為授予了英格蘭法院足夠廣泛的域外管轄權。⑤

（五）英格蘭的中止訴訟制度和禁訴命令制度富有特色

在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不影響英格蘭法院管轄權的案件中，如果被告已在管轄區內被適當送達，則就該案件而言法院享有對被告的管轄權。除非傳票的送達被撤銷，任何關于法院不應當行使管轄權的抗辯，要通過依《1998年民事訴訟規則》第11章提出的中止訴訟申請提出。法院有中止訴訟的普遍自由裁量權，這已得到《1982年民事管轄權和判決法》第49條的確認。該自由裁量權在不違反《布魯塞爾公約》和《洛迦諾公約》的情況下，不受其他成文法的限制。這是許多普通法管轄權制度的典型特征，且不同于大部分的大陸法系國家的制度。現在英格蘭普通法已承認：（1）如果雙方當事人同意英格蘭法院的管轄權，則針對他們在英格蘭法院訴訟的共同意愿，英格蘭法院不得拒絕管轄；（2）但是，如果被告不愿意他的案件由英格蘭法院審理，他有權向英格蘭法院表明自然法院（naturalforum）在其他的地方；如果被告這樣做，英格蘭法院可能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則而中止本院的訴訟，以促使原告在外國法院對被告。⑥

如果在外國法院被訴的一方當事人相信訴訟應當在英格蘭提起，他可以考慮申請英格蘭法院的禁訴命令：即一個送達給已經是外國訴訟原告或者威脅要成為外國訴訟原告的當事人的、要求其不繼續參與或不提起上述訴訟的命令。在國際訴訟競合問題上是否可以適用禁訴命令，當初還有爭議，因為那將影響到兩國的關系，會被認為侵害他國的。一般認為，禁訴命令的發出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外國訴訟的當事人必須在英格蘭或在英格蘭有財產。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英格蘭法院的管轄權不斷擴大，發展到實際上只要英格蘭法院有保護的利益，與英格蘭有實質性聯系，即使可以強制的客體不在管轄區內也可以發出禁訴命令。

很明顯，英格蘭法院不能指令外國法院停止審理某一案件的命令，但是英格蘭法院可以命令隸屬于其管轄的個人，要求其以某種方式行事。但是，禁訴命令無疑將影響外國法院對自己程序的控制，外國法院不會重視禁止它本身和禁止答辯人兩者之間的細微差別，并且不會與請求其遵守英格蘭禁令的當事人合作。⑦針對上述背景，現代規則已經提出了司法自我約束的需要，并且大多數人日益意識到：獲得中止法院審理案件的命令的最好、最公平的地方是該法院本身。⑧

英國民商事管轄權制度的以上特色無疑使它成為世界上最復雜和完善的民商事管轄權制度之一。

二、英國民商事管轄權制度對完善我國國際民商事管轄權制度的啟示

我國目前的國際民商事管轄權制度是以《民事訴訟法》第四編“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為基礎，以其他相關法律為補充的。由于現行法律規定不夠充足完善，許多現實問題仍然無法可依，即使是已有規定的，也存在某些模糊不清的缺陷，需要加以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六稿，以下簡稱《示范法》）對國際民商事管轄權作了比較全面的規定，包括基礎管轄權、特別管轄權、專屬管轄權、協議管轄權以及一些協調管轄權沖突的具體措施等，盡快將其轉化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將成為迅速彌補我國立法不足最為便捷的途徑。但是，與包括英國民商事管轄權在內的國際民商事管轄權制度的最新發展相比較，《示范法》中的某些規定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一）“慣常居所地”管轄的啟示

以被告住所為管轄根據為各國立法普遍采用，但各國對住所的認識和規定不盡相同。我國則以當事人的戶籍所在地作為確立住所的標準。戶籍制度是我國獨有的一種制度，其他國家和地區沒有相應的法律概念，僅就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發展趨勢而言，我國的戶籍制度也有軟化和弱化的趨勢，預計不久的將來，戶籍制度將不復存在，以戶籍所在地為管轄根據便會成為無本之源。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出現了以居所或慣常居所取代住所的趨勢，而有關的國際立法（如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歐盟理事會2003年第2201號《關于婚姻案件和親子責任案件管轄權及判決承認與執行的規則》）也印證了這樣一種趨勢。《示范法》中并未以“慣常居所地”替代傳統的“住所”概念，而是將二者并列，這種做法似乎不合理，應當以“慣常居所地”為唯一的一般管轄依據。

（二）特別管轄權方面的啟示

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在合同案件、侵權案件的特別管轄權方面的規定值得我國借鑒。⑨對于有關合同的案件，第44號規則第5條第1款第1項把管轄權賦予有關義務的履行地法院。用于確定具有特別管轄權的法院的有關義務的履行地，只能從下述四個選項中選擇。第5條第1款第2項規定了前面三個選項：貨物銷售合同的債務履行地應在合同規定的交付貨物或應該已經完成貨物交付地的成員國；提供服務合同的債務履行地，應在合同規定的提供服務或應該已經提供服務地的成員國；就上述任一種合同而言，如果當事人約定了不同的履行地，則在該約定的履行地。盡管關于履行地的協議不必局限于是書面的，但是對履行地的完全人為的約定將像被對待管轄協議一樣對待，并被要求符合第23條（協議管轄權）的規定。

第44號規則第5條第3款規定，有關侵權行為或準侵權行為的案件，由損害事件（harmfulevent）發生地或可能發生地法院行使特別管轄權。“可能發生地法院”是第44號新增加的；損害事件可能發生地將得到在確定損害事件發生地時同樣的解釋，只是在時間上不同。損害事件發生地是指損害發生地或者導致損害的事件發生地，如果兩者不一致，原告可以選擇其一。

（三）保護性管轄權方面的啟示

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除了為一般合同規定了特別管轄外，還規定了幾種具體合同的特別管轄權，這些合同包括保險合同、消費者合同和個人雇傭合同。

當爭議起因于保險合同、某些消費者合同或者個人雇傭合同，并且保險人、供應方或者雇主在成員國有住所（或者在成員國無住所，但在成員國之一有分支機構、或其他機構的保險人、供應方或者雇主，就該分支、或其他機構所經營的業務而發生爭議時，可以被視為在該成員國有住所）時，在當事人之間很可能存在不平等，以致為了有效保護被保險人或者保單持有人、消費者或者受雇人的權利，需要為他們規定特別管轄權上的優惠。第44號規則第2章第3節確立了一個規則模式，在該模式中，保單持有人或者被保險人、消費者或者受雇人有權在其住所地成員國的法院或被訴。在某些案件中，保單持有人或者被保險人、消費者或者受雇人除了在其住所地成員國法院以外，還可以選擇在其他成員國法院；但是，保險人、供應方或者雇主一般被限制于向被告住所地的成員國法院。管轄協議只有是在爭議發生之后訂立的、或者其擴大了保單持有人（第13條）、消費者（第17條）或者受雇人（第21條）的選擇權時，一般才具有約束力。為了進一步確保上述意圖的實現，違反任何支配保險或者消費者合同的管轄權規定的判決將被拒絕執行。

在這一領域我國目前尚未進行系統的立法，《示范法》單獨列舉了對保險合同、雇傭合同和消費者權益案件的特別管轄權，在修訂《民事訴訟法》時應加以考慮。

（四）協議管轄權方面的啟示

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第23條規定了協議管轄制度。為了使當事人有適當的機會注意他們締結的管轄協議的效力，第44號第23條規定，如當事人的一方或數方在一個成員國有住所，協議約定某一成員國的某一法院或某些法院有管轄權以解決因某種特定法律關系而已經產生的或可能產生的爭議，則只有該被指定的法院或這些法院具有管轄權。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該管轄權應是專屬的。如果住所均不在某一成員國的雙方當事人達成該類協議，其他成員國的法院對他們間的爭議均無管轄權，除非被指定的某一法院或某些法院放棄管轄權。

對于我國來說，應該擴大協議管轄的適用范圍，放寬協議管轄的限制（如不一定要求爭議與法院有實際聯系），明確協議管轄的排他性。

（五）專屬管轄權方面的啟示

根據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第22條的規定，以位于成員國的不動產物權或其租賃權為（主要）標的的訴訟的管轄權，專屬于財產所在地的成員國法院；以公司、其他法人組織、自然人或法人的合伙的有效成立、無效或解散，或以有關機構的決議的有效性為標的的訴訟，管轄權專屬于該公司、法人組織或合伙所在地的成員國法院；以確認公共登記效力為標的的訴訟，管轄權專屬于保管登記簿的成員國法院；有關專利、商標、設計模型或必須備案或注冊的其他類似權利的注冊或效力的訴訟，管轄權專屬于業已申請備案或注冊或已經備案或注冊，或按照共同體法律文件或者國際公約的規定被視為已經備案或注冊的成員國法院；有關判決執行的訴訟，管轄權專屬于業已執行或將要執行判決的成員國法院。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34條和第246條對專屬管轄權作了規定，包括四個方面：不動產糾紛由不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港口作業糾紛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轄、繼承遺產糾紛由被繼承人死亡之時住所地或主要遺產所在地法院管轄、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辦三資企業合同及由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產生的爭議由內地法院專屬管轄。相比之下，繼承遺產糾紛方面的管轄權與法院地國政治、經濟、法律秩序等重大利益的聯系較弱，似乎不應列入專屬管轄范圍。《示范法》保留了《民事訴訟法》中的三個合理事項：不動產、港口作業以及三種特殊合同爭議事項，去掉了不合理的繼承遺產糾紛事項，并效仿歐盟法增加了法人的成立與撤銷、知識產權的登記與效力等事項，這是值得立法機關采納的。

（六）管轄權沖突協調方面的啟示

1．先受理法院（thecourtfirstseised）管轄原則

為解決未決訴訟與關聯訴訟，歐盟理事會2001年第44號規則確立了“先受理法院（thecourtfirstseised）管轄原則”，即相同爭議或者相似爭議同時在不同國家時，首先受訴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應依職權中止訴訟，直到首先受訴法院管轄權已經確立。如果首先受訴法院管轄權被確立，首先受訴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應該放棄管轄權，而讓該法院審理。這一原則對解決管轄權的沖突具有積極意義。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在解決純粹的國內人民法院之間發生的管轄權沖突方面采用了“先受理法院管轄原則”，但沒有將這一原則用于涉外民商事管轄權的未決訴訟與關聯訴訟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有兩條規定涉及了這一問題。《意見》第30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和外國法院都有管轄權的案件，一方當事人向外國法院，而另一方當事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決后，外國法院申請或者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對本案作出的判決、裁定的，不予準許；但雙方共同參加或簽訂的國際條約另有規定的除外”。

我們并不反對在管轄方面維護本國的司法管轄權，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不考慮國際禮讓原則在解決管轄權沖突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不考慮國際合作與互助的必要性。盡管如果雙方之間有共同參加或簽訂的國際條約存在，則雙方應當遵守國際條約規定的義務，但是，我國所參加或締結的此類國際條約畢竟十分有限，且其中有些條約的規定也不甚合理，這種狀況無疑將不利于我國的對外民商事交往。為此，我們應當借鑒歐盟和英國的規定，對上述規定進一步加以完善和發展。

2．英格蘭的中止訴訟制度和禁訴命令制度

在長期的實踐中，英格蘭形成了完善的中止訴訟制度和禁訴命令制度。中止訴訟制度和禁訴命令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可用于解決管轄權的沖突。我國目前尚無這方面的立法，可以考慮借鑒英格蘭制度的合理成分，形成我國的中止訴訟制度和禁訴命令制度。

3．英國的區際民商事管轄權制度

英國和我國都是由分屬于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法域所組成的多法域國家，英國在解決區際管轄權沖突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恰好可為我國提供有益的參考。我國可以考慮借鑒英國的做法，幾個法域共同制定一個與英國《1982年民事管轄權和判決法》類似的法律來協調各法域的區際管轄權。

（七）英格蘭的判例法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作為普通法國家的組成部分，除成文法外，英格蘭還存在大量有關確立法院民商事管轄權的判例。

我國雖然不承認判例可以作為法律的淵源，然而在國際民事訴訟法領域，我們卻應該重視判例的重要性，并恰當地運用判例。這首先是因為在國際民事訴訟法領域，情況錯綜復雜，立法者不可能預見并規定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因而光靠成文法不足以應付審判實踐的需要，在必要時，應該允許法院通過判例來彌補成文法的缺漏。何況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尚存在許多缺陷。其次，國際民事訴訟法的原則和制度也需要通過判例來加以發展。應該承認，我國國際民事訴訟法理論研究和立法工作都比較落后，在某種程度上，是跟我們不重視整理、研究我國處理涉外民事案件的判決材料有關的，故更應彌補這方面的缺陷。

注釋：

①根據《1936年威爾士法》的規定，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律制度實現了完全統一。

②《1998年民事訴訟規則》已由徐昕先生譯成中文，由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8年民事訴訟規則》的英文本到2006年4月6日為止，《1998年民事訴訟規則》已進行了41次修改。③第2001/3929號成文法文件。

④普通法系國家的管轄權制度最突出的特色是法院的管轄權取決于傳票的送達，而傳票的送達可基于被告在管轄區內的出現。

⑤⑥參見歐福永著：《英國民商事管轄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220、142～143頁。

⑦RetheEnforcementofanEnglishanti-suitInjunction［1997］ILPr320.在該案中，杜塞爾多夫（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侖州首府）地區上訴法院在其判決中以特別強調的語言表明：上述禁令侵犯了德國的司法，并拒絕批準禁令在德國的送達。

篇（3）

（二）民商法和經濟法的法律要素有相同之處我國法律的一個法律部門一般包括：概念、原則、制度、調整方法等法律要素，民商法和經濟法的某些法律要素是可以通用的，但也要符合一定的法律條件和一定的法律范圍。如企業法人制度，我國民商法詳細地規定了法人的法律權利義務關系，而在經濟法中也對現代法人制度以及治理結構做出明確法律規定；在我國法律民事責任的確定上，經濟法條款中也有對其法律責任的法律規定；我國經濟法中的“社會公益”、“誠實信用”等原則在民商法中也有相同的條文體現。

（三）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取向基本趨同民商法在本質上是維護自然人、法人的個人私利的利益的私法，而現在民商法越來越注重公眾的共同利益，正朝著社會化職能和公法化的方向發展。例如民商法加強了對活動主體在勞動合同的簽訂與履行中的規范義務，此外，民商法也進一步加強了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群體的保護，這些新增條款在民商法的立法精神和實際法條中都能夠充分的體現。從這個角度上分析，民商法與經濟法的取向是同質的、共生的、方向性一致。

（四）民商法和經濟法當中調整的范圍有相同之處現代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雙重調控，離不開市場與國家的經濟杠桿。民商法是為市場經濟調節服務而生的；經濟法則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服務，但在調整范圍上二者還是有相同交集的地方。民商法調整的經濟關系是微觀經濟關系，例如企業制度、自然人法人的民事關系等；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則既調整微觀經濟關系也調整宏觀經濟關系，兩者交集的部分也不盡相同，經濟法調整的微觀經濟關系僅僅是民商法的一小部分內容，即因過于強調自然人、法人個體私利而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部分。

二、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區別

1）民商法微觀調控，而經濟法是宏觀調控。民商法的目的是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其側重從微觀調控、從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方面，通過保障自然人、法人的自由交易、自由競爭以確保提高經濟效率，從而達到促進人們的經濟利益的目的；我國經濟法則側重從宏觀調控、從利益協調問題方面減少社會經濟波動造成的破壞，確保優化社會經濟結構，從而進一步提高整體經濟效率來促進社會的經濟利益。作為經濟法核心組成法律部分的宏觀調控法就突出地、直觀地表達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強制干預力，體現國家的公權力經濟意志。宏觀調控經濟法從宏觀經濟領域強調國家對市場經濟的救濟和彌補調節運作方法。經濟法通過確認和規范國家對經濟法律的干預，其次是為了運用國家強制力將各種非市場經濟因素障礙消除，已達到一種公平、合理、有效的市場良性競爭機制。

2）民商法要求意思自治，而經濟法是限制意思自治。民商法屬于私法，對任何市場主體都要求在社會主義經濟活動中僅依自已的個人意志決定行為的準則，都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意志強制。比如處理法律事務時當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選擇法律適用與否。對于民事行為訴訟的提起以及責任的追究，也同樣需要當事人主動行使自己的權利才能夠得以實現。我國經濟法是強調限制意思自治。我國的經濟法則從中國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維護社會的整體平衡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平均分配，勞動者收入的分配公平與否等這些社會公共利益問題作為法律調整的目的。利用國家公權力對一切有礙社會主義公共利益的市場經濟行為給予強制限制，具體表現為以限制自然人、法人自由去爭取社會整體的利益，拓寬我國社會整體發展的空間。本質上說，經濟法產生以及發展的過程，也就是法律調整從個人權利本位到社會權利本位的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社會權利本位法律手段的需要對對個人權利的限制來實現。

3）民商法強調對所有的市場經濟主體都平等保護，而我國經濟法則強調對部分市場經濟主體偏重保護。民商法的基本原則就是強調法律主體地位平等性。民商法調整法律并不考慮不同市場經濟主體的強弱關系問題，給各種市場經濟主體以同樣力度的法律保護，對每個自然人、法人都給予一樣的權利，履行相同的義務，法律幾乎不對具體法律人格進行任何程度的區別對待。只是在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和監護制度上，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給予最低限度的保護和一些法律限制。我國經濟法常常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主體實力等因素的不同情況，給不同市場經濟主體以不同力度的法律保護，做出不同的權利義務法律條款設定。通過保護弱勢群體，限制強勢群體的角度出發，確保達到法制社會和諧和宏觀經濟形式下的總量平衡的目的。

4）民商法的穩定性強，經濟法的穩定性較弱。這一點可以由民商法與經濟法之間有無國別特色這一區別來決定。我國的民商法在發展過程中，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法律傳統，民商事法律活動準則為自愿、等價、誠信、有償，以法律條款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是在通過歷史沉淀不斷實踐和反復比較后造就的最為合理、最有效率的法律規則，因此是極具穩定性，不容易被更改的。而我國經濟法的許多法律條款都不具備穩定性，是國家針對特定時期出現的經濟問題采取的相應對策，又或是依據各國自身的特點來確定各種經濟法規。

篇（4）

2.經濟法的概念目前，關于經濟法的定義存在著巨大爭議，特別是在我國經濟法成立的時間相對較晚，這就導致了經濟法的建立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法在市場經濟背景下起到了對于國家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的作用，是所有管理和調控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可以說經濟法彌補了民法在立法、司法方面的不足，通過經濟法加強國家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例如合同法和公司法同時也屬于經濟法的范疇。

二、市場經濟背景下民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1.市場經濟背景下民商法與經濟法之間的區別市場經濟治理觀念方面的差別民商法注重的是在經濟市場中的企業和個人主動的根據民商法的相關規定進行經濟活動，他們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利是否遵守民商法的相關規范，從而保護自己的利益。而經濟法則要求企業和個人必須遵守其相關規范，服從國家的宏觀調控。保護的法律主體不同民商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護個人利益不受到侵犯，它的法律主體主要是企業法人、自然人等。而經濟法雖然也起到了保護個人利益的作用，但是在個人利益與國家公共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經濟法要求社會公共利益要大于個人利益。它的法律主體范圍更加廣泛，包括了各級政府機關、社會團體、普通公民。二者的基本目的不同通俗的講，民商法所要實現的是絕對的平等，即平等的對待市場經濟環境中的每一個個體。而經濟法所要實現的相對的平等，重點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以求實現國家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

2.市場經濟背景下民商法與經濟法之間的聯系二者的本質相同從宏觀角度上來看，民商法和經濟法的本質是相同的。它們都是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手段來保證市場經濟的穩定，推動國家的發展。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它們是同質的，二者之間的區別不但不會產生矛盾，反而會起到互相補充、互相彌補的作用。二者的作用范圍相似雖然民商法和經濟法屬于調整市場經濟的兩個不同的法律手段，但是在實際的經濟調整過程中，二者的作用范圍還是存在很多交叉的地方。例如公司法、合同法既屬于民商法的范疇，同時又屬于經濟法的范疇。二者的法律要素相似概念、原則、制度、調整方法是我國法律的四個基本要素，不同的法律之間各個法律要素的主體不盡相同。而民商法與經濟法的部分法律要素是通用的。例如，公司法人制度、誠信原則在兩部法律中都有所體現。

篇（5）

筆者認為，該類合同效力不能簡單地根據民事法律規范來進行判斷和認定，應分為兩大類分別處理。

第一類是犯罪行為與合同行為不重合。例如，當事人僅僅是在簽約過程中存在行賄受賄行為，只要賄賂行為不足以構成惡意串通的，不影響合同效力。但行為人與第三人串通損害委托人或國家利益的合同，仍應認定為無效，委托人和第三人的的損失應按《民法通則》第66條和《合同法》第406條處理。例如單位工作人員以單位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將取得的財物非法占有或挪著他用，應由單位承擔合同責任。

第二類是犯罪行為與合同行為重合。行為人無權，與第三人簽訂合同，而合同的內容并非委托人之意思。針對這種情況，除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表見，善意第三人提起合同之訴，確認合同有效外，應一律認定合同無效。如果“本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對犯罪行為人的行為給予追認的，人民法院也必須依職權認定犯罪行為人同第三人所簽合同無效，本人愿意替犯罪行為人賠償損失的，應當允許。

一、關于表見與犯罪的問題

第一類合同效力的認定在學界和實務界沒有爭議。第二類合同可能會涉及到表見，表見與犯罪能否同時成立？這個問題在學術界分歧很大。筆者認為有必要從理論上對這類合同作進一步分柝。

（1）、表見的構成要件。表見的三個構成要件：一是無權人沒有獲得本人的授權；二是無權人同相對人之間的民事行為具備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行為的表面特征，即行為人具有有權的客觀表象；三是相對人主觀上善意且無過錯。所謂“相對人善意且無過錯”，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相對人相信人所進行的行為屬于權限內的行為。第二，相對人并無過錯，即相對人已盡了充分的注意，仍無法否認行為人的權。一般而言，之相對人應對人有無權加以慎重地審查。如相對人因輕信人有權而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對行為人的資格或權進行審查而相信行為人的權，不能成立表見，即本人對此不負授權人的責任。

司法實踐中法官如何判斷“相對人善意且無過錯”呢？應當綜合考慮法律行為發生的原因、條件、環境因素、行為人的職業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對假象的認知程度等多種因素予以分析認定。

舉一實例，讓我們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對“權的客觀表象”“相對人善意無過錯”是如何判斷認識的？

合利公司在以東方公司名義向廬州信用社申請貸款和抵押的過程中，出具了東方公司的授權委托書、公司公章、財務專用章、合同專用章、營業執照副本、貸款證及全套貸款資料，在客觀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請貸款和提供抵押的權表象。盡管東方公司在合利公司與廬州信用社簽訂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華榮收回其授權委托，以及丁華榮回函稱其所拿東方公司印章僅為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來行為并未對外公示，且東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義向廬州信用社申請貸款之前也未實際收回公章、貸款證等物品，故東方公司的撤銷委托授權行為未能改變前述合利公司具有權的客觀表象。

廬州信用社首次對東方公司發放大額貸款，未根據《貸款通則》關于對首次貸款的企業應當審查其上年度的財務報告的規定對東方公司的上年度財務報告進行審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中關于中外合資企業的房地產抵押須經董事會通過之規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東方公司董事會同意抵押貸款的批準文件。該事實表明，廬州信用社在審查東方公司貸款資格時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時抵押物存在是由于明顯地權利瑕疵。此外，廬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華榮以該3500萬元借款中的500萬元償還合利公司的關聯公司即華僑公司在其處的借款利息，這不僅違返了《貸款通則》第25條關于“不得發貸貸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規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廬州信用社與丁華榮之間存在主觀上惡意串通和客觀上損害東方公司利益的行為。因此在判斷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見權問題上，相對人廬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過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觀惡意，并不符合表見制度關于相對人善意無過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無權行為不能構成表見（見最高人民法院（2000）經終字第220號民事判決書）。

（2）、非法占有之目的。表見中人與本人之間事實上并無委托與受委托的關系，其本質上屬無權，但人是為了被人的利益而積極的活動，并不為自已謀利，收到的款物都交于本人；而詐騙犯罪是假借為被人謀利實際上為已。二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了欺詐行為對合同效力的影響。詐騙犯罪和民法上的欺詐行為都要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使相對人在認識上發生錯誤，但兩者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是人有無“非法占有之目的”，是區分民法上的欺詐和詐騙罪之根本。三是從民事法律的角度來看，犯罪行為不以意思表示為要素，行為人不是以發生私法上的效果為目的，其法律效果亦不取決于行為人內心的效力意思，而是由公法（刑法）直接規定的。因此，從理論上講，表見與犯罪一般不可能同時成立。但具體個案中可能會出現行為人的行為一方面構成表見，另一方面又構成犯罪，這樣的判例也不鮮見。如何認識？司法實踐中又如何把握？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關于第二類情形民刑交叉案件處理程序的問題

刑事審理對第一類民事合同并無影響，應當平行審理。第二類屬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的案件，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釋[1998]7號《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雖然確立了“先刑后民”的審判原則。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是“先刑后民”還是“先民后刑”，學術界和實務界是各抒己見。

現實生活紛繁復雜，如果一味堅持“先刑后民”原則，作法是十分極端的，可能嚴重使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獲，被害人的附帶民事賠償請求豈不永遠不能解決？在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情況下，有的法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止民事訴訟審理，并將涉嫌犯罪的材料向偵查機關移送，有的偵查機關對被移送的案件不做答復、或者幾年后告知法院決定立案或不予立案，一味地強調中止民商事糾紛等待刑事案審判結果，實際上將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無限期地擱置。這使民事訴訟長期受制于刑事案件，當事人的民事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在一些民事糾紛中，實際上并沒有經濟犯罪，被告通過不正當手段人為地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相，利用“先刑后民”的規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從而逃避民事責任，原告的合法權益就得不到保障。針對這種特殊情況，應當先對民事部分作出判決。

因此，筆者認為實行“先刑后民”有一個條件，只有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才先刑后民“。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應平行審理。

三、犯罪行為人對第三人造成的損失如何處理

第一類只涉及合同履行的問題，第三人也無損失可言，處理較為容易。犯罪行為人可能會對被人造成損失，如催收貨款被挪用，只能由犯罪人對被人的損失進行賠償。但第三人與犯罪行為人串通損害被利益的，應由第三人與犯罪行為人對被負連帶責任。

前面已談到第二類合同應認定為無效，但合同無效并不是一了百了，第三人損失原則上應當由犯罪行為人承擔。“被人”是否應向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筆者認為要區別對待。

（1）、首先審查犯罪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表見

表見制度設立的目的側重于保護相對人的合法利益，維護交易安全，促進民事流轉。在個案中，如果犯罪行為人以“被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權，己構成表見的，應按合同約定處理。如甲是乙公司的供應處長，五年來一直是甲持乙公司介紹信到丙公司采購鋼材，貨款按期付清。后甲辭職，蓋有乙公司公章的多余空白介紹信并未交回乙公司，甲仍持該介紹信到丙公司采購價值30萬元的鋼材，逃之夭夭。甲構成合同詐騙罪，為了保護善義第三人丙公司的利益，甲的行為構成表見，可以向乙公司主張權利。

（2）、如果犯罪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但“被人”有過錯，應承擔賠償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1998]7號）第四條規定：“個人借用單位的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出借單位名義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它犯罪活動，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責任外，出借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的單位，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被害人明知簽訂合同對方當事人是借用行為，仍與之簽訂合同的除外”；第五條規定：“行為人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私刻單位的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它犯罪活動構成犯罪的，單位對行為人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私刻單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單位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的，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有因果關系的，單位對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由此可見，最高人民法院亦認為采取冒用他人名義的手段實施犯罪行為的，被冒用的人是否承擔民事責任，應視其有無過錯而定。因此，只有當“被人”有過錯的，才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沒有過錯，“被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有的法院不分清紅皂白判決“本人”對犯罪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在向善意相對人給付后，再按照侵權之債向無權人（犯罪行為人）追償，這樣的判決是非常錯誤的。

處理程序，首先應由公安機關依照刑法追贓，發還給受害人，經追贓后仍無法返還給被害人的部分，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四、證據采信的問題

在民商事糾紛與刑事犯罪交叉案件中，經常出現在刑事案件尚未最終審結、甚至還處于偵查階段，或者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將嫌疑人有關的口供和其他證人證言提交給法院用以證明民事糾紛中的事實，由于嫌疑人有關的口供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剝奪或變相剝奪當事人人身自由的情況下獲取的，如何看待這些證據的證明力？刑民證據能否相互采信？

從理論上講，刑事訴訟中認定的事實與民事訴訟中認定的事實應當一致。問題的根源在于刑事證據制度與民事證據制度差異，在刑民案件分別審理的情況下，很可能出現二者認定的事實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從而出現不一致的刑民判決。如：在證明對象上，在刑事訴訟中只有被告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有罪；而民事訴訟法中，當事人一方自認的事實，一般作為免證事實，法院可以據此判決。在證明標準上，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遠遠高于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而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為“明顯優勢”。在證明責任的分配上，刑事訴訟中被告的有罪無罪、罪輕罪重，除個別案件以外，完全由控訴方證明；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雙方各自就一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對特殊侵權行為還實行證明責任倒置。正是由于這些差異，決定了刑事訴訟中的證據不能代替民事訴訟中的證據，對刑民案件應當各自適用相應的制度。

嫌疑人不構成犯罪，向公安、檢察機關作的口供，能否作為民事訴訟的證據使用？有人認為：既然的嫌疑人不構成犯罪，公安、檢察機關就是超越職權范圍非法插手民商事糾紛的，該證據取得程序違法，缺乏合法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定，排除非法證據，該證據不應采信。

筆者認為：“公安、檢察機關超越職權范圍非法插手民商事糾紛”這句話本身就是錯誤的。只有定性為經濟糾紛，公安、檢察機關再插手、干預才是違法的。尚未確定為經濟糾紛，公安機關無疑可以偵查。偵查機關還沒偵查又怎么知道是經濟糾紛還是犯罪呢？公安機關在最初開始偵查時，對案件最終是否能夠作為刑事案件并不能準確預見，正因為嫌疑人如實交代，偵查機關才得以查清事實，將其銷案，無罪釋放，才由刑事犯罪轉化為民事糾紛。因此有人認為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不具有合法性，證據不予采信的提法明顯不妥。

作者認為嫌疑人相關口供能否作為民事證據采信應當綜合判斷：（1）偵察機關取得的證據有無刑訊逼供、誘供等違法行為；（2）供述的內容是否完整、符合邏輯，與其他證據是否能相互印證；（3）以上的供述內容僅限于刑事偵查立案前已有的事實。凡是在刑事偵查程序中作出的新的承諾、陳述，一律不得采信。如嫌疑人羈押之后作出的還款承諾、達成新的協議，導致民事訴訟時效中斷等等，類似這樣的口供，不應采信。（4）、已經為刑事訴訟所肯定的事實應當成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法官應當直接認定有關事實，無需當事人另行舉證；（5）、已經為刑事訴訟所否定的事實不應當成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當事人不得直接援引刑事訴訟中的否定性結論，被刑事訴訟所否定的事實仍然應當成為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

篇（6）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自2003年1月1日實施，至今已有兩年多。隨著全國政府采購規模逐年不斷擴大，各地政府采購方面所出現的問題和爭議也隨之增多，政府采購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也日漸顯現，如：公開招標為政府采購對象的主要方式卻沒有具體的程序性規定，而競爭性談判、詢價、單一來源采購等非主要采購方式卻在這部法律中有詳盡的操作規程和適用條件;工程采購已納入政府采購主管范圍而職能部門卻無力實施其職責；非主要的采購方式在我國政府采購法中雖有相應的法律規定，但采購主體廣泛采用這些方式卻沒有受到相應的約束和制衡；法律明確授權制定行政法規而由于行政權配置問題，相關部門爭權奪利，致使這部政府采購的行政法規遲遲不能出臺。限于篇幅，本文僅對我國政府采購的主要方式即公開招標制度所存在的缺位進行論述（注：其它采購方式的缺位和失衡，詳見谷遼海所撰寫由群眾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政府采購案例評析》，該書共三卷，在案例評析的基礎上，更多是政府采購法理分析）。

根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政府采購貨物、工程和服務的方式有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詢價等；在這些采購方式中，公開招標被作為政府采購對象的主要采購方式。公開招標采購方式具有信息透明、選擇范圍廣、競爭范圍大、公開程度高等特點，與其他采購方式相比，無論是透明度上，還是程序上，都是最富有競爭力和規范的采購方式，也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公開、公正、公平原則，從而也是最大程度地扼制腐敗的有效措施。所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公開招標作為主要的采購方式。故我國的政府采購法也將此制度作為法定的主要方式。

我國《政府采購法》實施以來，實踐中，公開招標始終是政府采購對象中的主要采購方式。然而，公開招標采購過程（包括采購對象的審批、招標、投標、開標、評標、定標、中標、授標等環節）中所存在的泄露保密資料、陪標圍標、歧視排斥投標、黑白合同等違法現象幾乎都是公開的“秘密”。這類違法行為屢見不鮮的原因一方面是與我國的誠信體系建設有關，更重要的則是法律制度上所存在的種種缺陷所致。公開招標雖然也為我國所明確規定的首選方式，但什么樣的情形下適用這一主要采購方式，怎么樣來展開公開招標的采購程序，我國的政府采購法中均無詳細的章節描述。此外，政府采購法分別將貨物、工程和服務這三類政府采購對象，適用不同的法律來調整。其中規定工程采購適用我國《招標投標法》，而貨物和服務的公開招標適用什么樣的法律來調整卻沒有任何的規定。以下，筆者一方面就現行法律的缺位進行闡述和分析，另一方面，對我國相關的行政規章與法律的沖突內容進行剖析。

一、我國政府采購法中公開招標法律程序的缺位

根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第四條規定，政府采購工程進行招標投標的，適用招標投標法。筆者認為，此規定所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其一，政府采購對象中的貨物和服務應該適用《政府采購法》的規定進行公開招標；其二，工程采購不適用政府采購法，但這與政府采購法第二條所規定的適用范圍相矛盾；其三，與工程相關的貨物和服務的公開招標在適用法律方面遇到兩難的境地，不論是選擇《政府采購法》還是《招標投標》的規定，都將遭遇法律障礙；其四，工程如果是通過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詢價等非公開招標方式則適用政府采購法的規定；其五，工程采購如果非公開招標則可以排除《招標投標法》的強行性規定。對于前述所存在的漏洞試分析如下：

其一，貨物和服務的公開招標應該適用《政府采購法》的規定進行。由于法律明確規定，工程的公開招標適用我國《招標投標法》的規定，也就意味著貨物和服務的公開招標不適用《招標投標法》。然而，我國《政府采購法》又沒有對貨物和服務進行公開招標的具體操作規程，這樣以來，勢必就造成法律適用方面的真空狀態，為政府采購主體任意選擇采購方式開了方便之門。由于采購主體對采購方式的隨意選擇權不受任何法律監督，那么法律所要求的采購過程中的透明度、公平和公正，也就形同虛設。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形下，供應商的權利受到侵害也就無從救濟。

其二，工程采購不適用政府采購法，但這與政府采購法第二條所規定的適用范圍相矛盾。法律明確規定，工程采購適用《招標投標法》，意味著采購主體、投標供應商的權利義務、招標采購的全部程序、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內容都應該適用《招標投標法》的規定。這樣以來，政府采購法第二條的適用范圍和調整對象應該進行相應的修改。貨物、工程和服務這三類政府采購對象就需要減去“工程”這一項。否則，必然會造成法律適用方面的沖突和矛盾。在目前所存在的法律盲點的情形下，政府采購采購當事人所實施的各種違法行為，主管部門很難有效地行使相應的行政主管權。因為工程的公開招標是屬于財政部門管理還是屬于城建或者交通或者發改等部門，各職能部門的監管職責將會出現相互推卸的情形。

篇（7）

人權的概念和性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基于不同的階級和國家利益,既有不同的內涵,又有不同的界分方式。目前,學界尚未有一個為眾人共識的人權概念。有的學者在分析了現存國內外眾多人權概念之后,給人權下了這樣的定義:“人權即人的權利,是人應當享有的,并被社會承認的權利的總和。”①有的學者認為,人權是人生而享有及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及其不可缺少的延伸權利。、筆者認為,人權,就是人人作為人類成員應該享有的尊嚴、價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權利和享有自由時,應當負有的道德、義務和責任。

(二)保護人權的必要性分析

人權的本質決定人權保護的必要。人之所以擁有權利是因為他是一個人。因此,權利不僅僅是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人權是建設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當今美國的人權學家亨金教授認為:“人權成為我們時代的概念,部分原因是我們的時代是發展的時代,是工業化的時代,是城市化的時代。”②如果個人自由得不到完全的尊重,那么市場的自由活動將會受到抑制,也就會對經濟的發展造成消極的影響。

人權是實現民主和法治所必需的因素。無論人們對民主和法治之間的關系持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它們皆是國家制度現代化的固有部分。離開法治,民主就可能演變成專制。民主、法治、人權三位一體。

(三)法律途徑是保護人權的最佳形式

權利的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人權的保護更是如此。法律保護是保護人權的最佳方式。法律的規則體系構筑了人權保護的最佳途徑;法律是以規則為起點,以規則評判啟動實際救濟為終點的活動,法律活動的準繩即法規是根據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的,是具體化,強制化和現實化的人權,隨著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斷加強,這種人權范圍也在不斷擴大。人權原則應盡快納入法律化軌道,從法律上予以根本性的保障。

二、民商法對人權保護現狀

民法的調整對象是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其實就是在保障民事主體的財產權和人身權,而財產權和人身權是權利主體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權。因此,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能充分體現對人權的保護。民事法律在《民法通則》和《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許多的基本原則,體現了對民事主體人權的保障措施。盡管改革開放20多年來相繼制定了幾十種民商單行法,最高人民法院也出臺了數量眾多的相關的民商方面的司法解釋,仍然無法解決大量的民商法律問題。綜合起來,民商法律、司法解釋主要存在的問題有:

第一,《民法通則》作為民商基本法律,大多數條文過于原則,缺乏完整的民商規范體系,對財產權、人身權、人格權、知識產權等四大基本人權的具體立法保護比較狹窄,不能適應現代人權保護法的要求和發展趨勢。如第104條規定,“殘疾人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這些原則性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操作。

第二,許多民商單行法結構陳舊,內容保守,在法律責任中多為行政處罰條款,很少有保護民商主體合法權益的法律后果,帶有濃厚的行政部門保護的色彩,適應不了市場經濟和人權保護的需要。《公司法》的制定和修改就是明顯的例證。《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的單行法,經過多次修改,在操作上有所改正,逐步迎合了加入世貿組織需要。

第三,現行的民事再審法律規定過于原則,使得再審制度沒有條件、時間和次數的限制,使效力不穩定和錯誤的終審判決,隨時都有被的可能,造成上訪、申訴、告訴不斷上升,影響了司法公正和效率。

第四,輕程序重實體的錯誤傾向仍然嚴重存在,不能正確處理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問題。比如以獨任審判員審理復雜的普通案件等,這些不重視程序法的情況,勢必影響了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

第五,從程序構成上看,我國的民事程序設計尚欠合理。比如,在審判程序中,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都是法官的事情,人民陪審員形式上和法官“同權同責”,實質上是“只陪不審”。

三、民商法上的完善

既然現有的民商法在人權保護方面存在著較多的問題,那么必須積極啟動立法程序,對民商法律體系進行重新建構,盡快制定出一部優良的中國民法典。

在更新民事法律時,必須牢固樹立兩個民商法律的基本理念:一是權利本位,二是私法自治。權利本位,可以理解為以權利為中心,只有授予人民以權利,之后才能談及義務,無權利則無義務。私法自治的核心含義是,民法要更多地給予民商主體自由創設權利的依據,每個人得依其真正自愿來處分有關私法上的事務。除非行使自治原則損害他人權利、集體、國家利益,必須予以必要的限制。一般地說,私法自治原則是對公法的一種制約,政府的重要性更多體現在當個人權利極度濫用以致損害他人權利的情況下進行干預,而干預的目的正好是為了“平等”權利更好的實現。說到底,政府以及公法最終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為了在民的憲法原則和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

更新民商法律,應該大膽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的立法成果,早日制定完備的民法典。比如借鑒德國、荷蘭、俄羅斯等國的民法典,為我國民法典制定提供可參考的藍本。應當高瞻遠矚,面對世界,展望未來,應當符合全球經濟一體化、當今市場經濟發展和國際人權保護規則的需要,真正做到與國際接軌。

注釋:

①羅玉中,萬其剛.人權與法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

篇（8）

（二）民商法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是指主體在面對、處理各種沖突、關系時，自身價值觀所處的基本價值立場、態度以及行為。對法律而言，價值取向則表現為當主體在處理過程中的協調與平衡作用，是在強調法律必須是處在制定者和遵守者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以他們的利益為前提，并與其一致的必然狀態，這對社會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價值取向就體現在每部法律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存在著并必須遵循的原則上。民商法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上，包括民法和商法，故民商法的價值取向包括民法和商法的價值取向。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民法強調以公平為原則，而商法以自由貿易為原則，追溯其根本還是保障市場中每個主體的生命財產的安全。民法的主要職能在于調整財產、利益之間的矛盾。民法主價值取向的核心是要強調公平，賦予市場中每個主體同等力度的保護，給予每個個體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包括：建立和維護民事主體進行社會活動時的公平的環境；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執法過程中維持民事主體間的公正與和諧。在這樣公平的環境中，充分發揮市場的刺激作用，引導市場中每個角色可以積極競爭，構建正當的經濟效率。而商法是側重于經濟市場中的商事關系，其價值取向的核心是效率，在實踐中的社會人事活動中以效率原則為主，結合其他原則實行，追求效率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下，市場自我調節加上國家宏觀調控使得資源得到更加合理優化的配置，民商法則在市場貿易中進行調整和規范。

二、民商法價值取向與構建和諧社會

和諧既是協調、穩定，又高于協調穩定；是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統一體。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善、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因此，構建和諧社會應該堅持依法治國的理念。只有堅持加強法治，社會的運行才能通暢無阻，社會秩序才會井然有序，人民的生活才會殷實安康。和諧社會還要求政治、經濟、文化的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等多個方面多個層次。法治社會則是站在政治、經濟、人際等角度上進行建設社會的秩序，從而達到和諧。和諧社會與法治社會是相得益彰的，它們的目的都是追求在一定限制范圍內的規范、自由、和諧與進步。所以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的治國理念，用法律的公正與威嚴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民商法作為我國法律的組成元素之一，對與構建法治社會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要部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下，要想維護各主體的生存與發展，主體之間的社會發展資源必須要得到有效、合理、科學、公平的配置。僅僅在市場經濟這一單一因素下，社會發展資源很難得到足夠合理科學的配置，這樣就會阻滯經濟發展，擾亂社會秩序，甚至危及社會穩定。這些問題的出現是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我們必須想法設法積極采取措施來糾正與和諧社會發展相偏差的部分，調整不合理的配置，主動維護公平的社會經濟環境，從而邁向構建和諧社會的道路。以公平和效率為主要價值取向的民商法則可以在各種市場貿易活動中，或是仲裁有關貿易事件時，更加科學合理地配置、調整社會發展資源，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可持續發展。

篇（9）

關鍵詞：意思自治原則可預見性排除規則

1意思自治基礎理論及其發展

國際私法是國際民商事交往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3世紀以后，隨著國際民商事活動的日益頻繁和法律沖突問題的大量出現，研究法律沖突和法律適用問題的國際私法學說相繼出現。為了解決國際民商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和闡述其根據，不同時期的法學家們提出了不同的學說。法國法學家杜摩蘭在其《巴黎習慣法評述》一書中提出的“意思自治”學說在國際私法的發展歷史中有特殊的貢獻，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杜摩蘭認為，在合同關系中，當事人可以自主選擇合同關系所應適用的(習慣)法，即使當事人在合同中沒有作出明示選擇，法院(現代實踐中還應包括仲裁庭)也應推定當事人“意欲”適用某一(習慣)法來解決他們之間的合同糾紛。在后一種情況下，“法院或者仲裁庭通常會決定合同適用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該國通常會是被假定是進行作為合同特征履行的當事人營業所在地或居住所在地的國家”。但是該學說產生以后，并沒有立即在合同法律適用領域占據主要地位，直到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首次在立法中將意思自治原則明確規定下來后，它才陸續被各國立法所接納。并逐漸成為各國確定合同準據法最為普遍的原則。“現在，這一原則幾乎被所有國家的立法或判例以及國際公約所接受”。除了合同領域以外，意思自治已經被適用到其他領域，如侵權。“歐洲法院在1976年比耶訴阿爾薩斯鉀礦案(BierBVv．MinesdePotassedAlsace)中認為，當侵權行為地不止一個時，允許當事人選擇適用其中一個地方的法律”。這是判例方面的一個例子。

立法方面，《瑞士聯邦國際私法法規》第132條規定：侵權行為發生后，當事人可以隨時協商選擇適用法院地的法律。其他的例子還有，《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1992年的《羅馬尼亞國際私法》等都允許當事人選擇適用的法律；婚姻家庭領域，1981年荷蘭《國際離婚法》規定：對當事人離婚問題可以讓當事人自主選擇法律；繼承領域，1989年《死者遺產繼承法律適用公約》就支持當事人在法律適用上意思自治等。

值得一提的是，從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最密切聯系原則成為當代國際私法最流行的一種法律適用理論，各國已經進入以意思自治原則為主，最密切聯系原則為輔的合同自體法階段。意思自治原則雖然仍是各國解決涉外合同法律關系的主要原則。但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特征履行等理論已經占據重要地位。最密切聯系原則系指：涉外法律關系應受與該法律關系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支配。特征履行是大陸法系國家判斷最密切聯系地的一種理論和方法，它要求法院根據合同的特殊性質，以何地的履行最能體現合同的特征來決定合同的法律適用。它使最密切聯系原則在實踐中具有了確定性和可預見性，是對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必要限制。最密切聯系原則是主觀標準，特征履行理論是將最密切聯系原則最大限度地客觀化。

2法律適用中的可預見性及排除規則

法律的存在，應當起這樣一種作用，當人們作出某種行為的時候，他們可以預先估計到自己行為的結果或他人將如何安排自己的行為，從而決定自己行為的取舍和方向，這就是法律的預測作用。法律還應當起這樣一種作用，它能夠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一個既定的模式，從而引導人們在法所允許的范圍內從事社會活動，即法律的指引作用。法律的預測作用和法律的指引作用是相輔相成的。

基于法律應當具備這樣的作用的理論基礎，法院或仲裁庭最終適用于處理國際民商事關系的法律應當是當事人在作出某一行為的時候可以預見或者應當預見的法律，或者說，當事人有權利預見到自己行為的后果，即法院或仲裁庭的判／裁決結果。即法律適用和行為后果的可預見性(foreseeabIlity)。否則，這樣的法律適用是違反“法的正義小”的。

杜摩蘭提出的意思自治原則，包括他以后的學者們，如薩維尼(德)、瓦西特爾(德)、孟西尼(意)、戴西(英)、莫里斯(英)、斯托里(美)、里斯(美)等，對意思自治原則的發展的本意正是體現法的這種價值，他們主張的尊重當事人對調整其合同行為的法律選擇，有利于國際民商事關系的當事人預見自己行為的結果，有利于法的預測作用和指引作用的發揮。然而，如果當事人所選擇了的法律沒有得到適用，甚至最終適用的法律是當事人行為時根本無法預見到也不應當預見到的時候(不管判決結果如何)，法院或仲裁庭適用法律時所體現的就不是當事人真正的意思自治。原因在它與當事人的目的意思不一致，而目的意思是意思表示據以成立的基礎。不具備目的意思，或目的意思不完整，或者目的意思有矛盾的表示行為，不構成意思表示。這時法的預測作用就受到了阻礙，法的正義價值就面臨威脅。這種情況是存在的，比如說反致，如果說反致在合同領域中不適用已經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普遍的做法，但是婚姻、繼承、夫妻財產制等領域呢?眾所周知反致在這些領域里盛行，而意思自治原則發展到現在，其適用范圍已經是超出了合同領域，擴展到了婚姻家庭繼承等領域。再比如，當事人在非協商一致情況下選擇了與他們的商事活動本來毫無關系的實體法，就很有可能導致此種結果的發生。同樣，杜摩蘭以及他以后的學者們都沒有提出方案解決這樣的“困境”。

杜摩蘭的“意思自治”包括兩方面：當事人明示選擇；法院或仲裁庭應當推定當事人“意欲”適用某一(習慣)法，即默示的意思自治。后來的學者們以及各國的司法理論關于“意思自治”的闡述也沒有超出這個范圍，都沒有關于法院或仲裁庭推定出來的法律應為當事人訂立合同時可知曉的法律表述。實踐中，也未見有法院或仲裁庭排除適用當事人不可知曉的法律案例。事實上，法院或仲裁庭是否都有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分析將要適用的法律能否為當事人所預見值得懷疑。

篇（10）

內容摘要：民間借貸本屬私法自治的范疇，但國家強制將其中部分行為納入刑事法律規范的范疇加以干涉，直接影響其行為效力和相關當事人的實體利益，且在司法實踐中衍生出“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的爭論。筆者認為，所謂“先刑后民”抑或“先民后刑”只能針對個案而言，而不能成為此類糾紛的司法實踐必須遵從的辦案原則。要從無數個案的司法實踐中找到一條兩全其美之路，既不影響私法自治對社會生活的有效規范，又不妨礙國家強制對社會秩序進行有效維護。

關鍵詞：刑事規范 合同效力 民間借貸 刑事犯罪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受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民間資本在國家掌控的金融體系之外異常活躍，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民間借貸行為，其中一大部分由普通民間借貸行為而質變為涉嫌或構成吸收公眾存款罪等經濟犯罪，且有高發頻發態勢，遠的典型案例有浙江吳英案，近的有泰州本地的高某詐騙一千多萬元案⑴等。在此背景下，民間借貸一方當事人可能或已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民間借貸合同以及從屬的保證合同效力如何認定，將對民間借貸合同中的債權人及保證人的權利義務產生直接影響，成為影響社會傳統格局和秩序的重要因素，并對公眾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產生不可逆的作用。在此問題上，理論界的意見不一，各地法院對類似案件的處理方式及結果也不盡一致。有的認為⑵，單筆的借貸行為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單個借款行為并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即使借款人最終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類型的經濟犯罪，也不影響單筆借款行為的效力，應按民事糾紛認定為有效并依法處理；也有的認為，借款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有關的民間借貸行為的定性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不宜立即作為民事糾紛處理，而應先行駁回，如最終構成刑事犯罪的，債權人再次的，法院應以其行為違反國家法律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民間借貸行為及保證行為無效，依法按無效的規定予以處理。這種狀況下，普通的民間借貸體現的是平等主體間的私法自治行為，民間借貸涉嫌或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刑事犯罪體現的是國家強制力對私法自治的干預。私法自治與國家強制之間如何博弈，代表國家強制力的刑事法律規范如何有效轉介到民事法律規范，對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認定產生影響，從而在私法自治與國家強制之間找到平衡，既對違法行為予以強制力打擊，又能對私法自治下的合同當事人合法權利進行有效救濟與保護，是處理具體案件時經常遇到的困惑。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影響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五種情形，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民間借貸行為是否屬于上述情形及屬于何種情形，法律并無明文規定，給司法實務中具體個案處理帶來了困境。這就需要理論與實務界對私法自治遭遇刑法等國家強制時如何從中突圍或與之融合，明確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給公眾釋放正確的引導信號，以規范類似社會行為，維護國家金融秩序，促進社會穩定。

二、司法實務中的具體實踐：對具體個案的整理與歸類分析

（一）具體案例的列舉

案例一⑶：吳某訴陳某、王某及某房地產公司民間借貸、擔保合同糾紛案

陳某向吳某借款200萬元，王某及某房地產公司提供保證擔保。后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刑事處罰，吳某索款未果向法院要求陳某歸還借款，王某、某房地產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原、被告之間的借貸關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被告陳某向吳某借款后，理應按約定及時歸還借款。被告陳某未按其承諾歸還所欠原告借款，是引起本案糾紛的原因。對此，被告陳某應承擔本案的全部民事責任。對于王某、某房地產公司提出陳某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其不應再承擔責任的辯稱，根據擔保法有關規定，如債權人與債務人惡意串通或債權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主合同債務人采取欺詐手段，使保證人違背真實意思提供保證的，則保證人應免除保證責任。現被告王某和被告某房地產公司未能提供相關證據佐證吳某與陳某之間具有惡意串通的事實，亦未能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原告吳某知道或應當知道被告陳某采取欺詐手段騙取王某和某房地產公司提供擔保，因此，對于王某和某房地產公司的答辯意見，不予支持。吳某根據借款協議借給陳某200萬元后，其對陳某的債權即告成立。至于陳某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與本案合同糾紛屬于兩個法律關系。公安部門立案偵查，檢察院提起公訴，并不影響法院依據民事訴訟法審理本案當事人間的民事合同糾紛。據此，對于王某和某房地產公司提出在未確定本案借款的性質時，該案應該中止審理的意見，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的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明確，陳某對該借款應當予以歸還，王某和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自愿為陳某借款提供擔保，應承擔本案連帶清償責任。一審法院據此支持了吳某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王某、某房地產公司上訴稱，如陳某經人 民法院審理后確定構成合同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那么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本案借款協議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兩種情形，借款協議顯然無效，由此擔保當然無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的規定，本案導致擔保合同無效的責任不在其，其沒有過錯。但原判未對借款協議的效力進行認定，直接侵犯其合法權益。因此，請求二審依法改判確認擔保無效，其不承擔擔保責任，駁回吳某對其的訴請。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合同效力的認定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只要訂立合同時各方意思表示真實，又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應當確認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4條對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中的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本案陳某觸犯刑律的犯罪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借款合同無效。因為借款合同的訂立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的強制性規定。效力上采取從寬認定，是該司法解釋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一審判決陳某對本案借款予以歸還，王某、某房地產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并無不當，并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二⑷：杭某訴徐某保證合同糾紛案

20__年4月20日主債務人高某⑸通過徐某向杭某借款240萬元，同月26日高某又向杭某借款350萬元，利息為87500元，約定1個月還款，高某向杭出具借條一份， 徐某以擔保人的名義提供擔保，雙方未約定保證范圍、保證方式和保證期間。屆期，徐某及高某均未能依約履行清償義務，杭某訴至法院。徐某辯稱借款人高某涉嫌詐騙，已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高某騙取了杭某的資金，借款合同應為無效合同，其提供的擔保也為無效，故不應承擔保證責任。

一審法院經審委會討論認為：合同效力的認定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只要訂立合同時各方意思表示真實，又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應當確認合同有效。民間借貸涉嫌或構成犯罪，合同一方當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并不當然影響民間借貸合同以及相對應的擔保合同的效力。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借款合同時意思表示真實，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真實，杭某也履行了出借義務，杭某與高某及徐某之間的借貸、保證關系，并不違反我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當認定借貸合同為有效合同。關于徐某提供的保證，徐某既沒有證據證明杭某與主債務人高某串通騙取其提供保證的情形，也沒有證據證明杭某及主債務人高某對其采取欺詐、脅迫的手段，使其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提供保證，故徐某的保證責任不能免除，被告徐某應對全部債務承擔保證責任。關于徐某認為“高峰涉嫌詐騙，借貸合同無效的，應先刑后民，中止審理”辯稱意見，法院認為，根據法律規定，即使高某借款存在欺詐，借款合同屬于可撤銷合同，不屬于無效合同，應由受害人即杭某決定是否申請變更或撤銷，但杭某沒有行使上列權利，也未向公安機關報案，而是選擇向保證人主張權利，借款合同仍然有效。民間借貸涉嫌或構成犯罪，合同一方當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并不當然影響民間借貸合同以及相對應的擔保合同的效力；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并不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先刑后民并非審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則，只是一種方式，且本案中徐某承擔保證責任，不會影響高某刑事案件的審理與判決。據此，法院判決徐某承擔了保證責任。后徐某提出上訴，二審期間經調解達成了調解意見，徐某支付杭某部分款項。

案例三⑹：丁某訴孫某、戴某保證合同糾紛案

20__年7月7日，借款人焦某向原告丁某借款人民幣200萬元，當日出具了200萬元的借條，孫某、戴某在借條上簽字擔保。20__年1月1日，丁某出具委托書委托案個人趙某向焦某及孫某、戴某催款，1月20日，趙某從戴某處收取10萬元，并出具了收條。公安機關于20__年12月29日對焦某等人決定以涉嫌集資詐騙立案偵查，后將所涉罪名變更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并于20__年3月20日就本案的借款對焦某進行了詢問。丁某訴至法院，要求孫某、戴某承擔保證責任，連帶償還借款及利息。

本案經一審法院審委會討論決定認為，本案借款人焦某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已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本案所涉借款亦在公安機關的偵查范圍之中。本案糾紛涉嫌犯罪，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圍，丁某的應予駁回。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四）項、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裁定駁回丁某的。丁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借款人焦某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已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本案糾紛亦涉嫌犯罪，應先由公安機關先行處理，暫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圍，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案例四⑺：吳某訴王某、楊某、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20__年5月23日，被告王某經被告楊某、被告某公司保證向原告吳某借款人民幣550萬元。20__年2月22日，王某被法院一審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死刑，后被省高院二審改為死緩。20__年2月，原告吳某向法院提訟，要求王某償還借款，并要求楊某、某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王某對借款無異議；楊某、某公司對擔保事實無異議，但認為涉案借貸發生在王某的集資詐騙犯罪實施期間，雖未列入刑事判決，但屬于漏罪，應補充偵查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同時認為若涉案借貸構成犯罪，則借款行為和擔保行為均屬無效，擔保責任由此免除。

法院審理認為，本案借貸行為發生在王某的集資詐騙犯罪期間，刑事判決雖未將本案借貸列入犯罪事實中，但本案借貸涉嫌犯罪的可能性較大。由于是否構成犯罪對擔保人的責任具有較大影響，故法院對本案予以中止審理，并將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機關，要求公安機關在四個月內對涉案借貸是否予以刑事立案予以書面答復。后公安機關未予答復、亦未立案，法院對本案恢復審理并作出擔保人承擔連帶償還責任的判決。一審宣判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

（二）對上述案例的歸類分析

從上述具體個案可知，此類糾紛往往是借款人在大量舉債后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集資詐騙詐騙罪被公安機關立案處理時，出借人訴至法院要求借款人和擔保人承擔還款責任的。而同為受害人的擔保人，則都以借款人涉嫌犯罪為由，或主張擔保責任免除，或要求案件中止審理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從各地法院的做法來看，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處理方式，在合同效力問題上歸類分析可以概括為 “有效論”和“無效論”，在具體案件處理程序上也分為兩類，即“實體處理論”和“駁回論”。

所謂“有效論”認為，基于刑事犯罪和民事合同系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即使行為人涉嫌或構成刑事犯罪，也不影響民事合同糾紛的獨立處理，其效力應認定有效。所謂“無效論”，即只要行為人的民間借貸行為構成刑事犯罪，其行為屬于違反法律規定的效力性強制規定，應認定為無效。所謂“實體處理論”，即不管行為人是涉嫌或已構成刑事犯罪，債權人以民事糾紛的，法院均應受理并作出實體處理。所謂“駁回論”，顧名思義，就是如僅僅是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還沒有刑 事處理結果，債權人借款人和保證人或僅保證人的，應以民間借貸涉嫌刑事犯罪為由裁定駁回。如最終構成刑事犯罪的，則刑事判決中會對所涉贓款進行追繳，實現對出借人的債權保護，民事程序無須再處理，債權人再債務人的一律駁回，保證人的可受理并按無效保證予以處理。如最終不構成刑事犯罪，則債權人再的可按普通民事案件處理。其深層次的考慮是一旦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刑事犯罪將對民間借貸合同和保證合同的效力產生影響。如構成刑事犯罪，如不構成刑事犯罪或所涉借款未列入犯罪數額，則債權人可另行，按正常民事審理程序繼續處理。而在一般民商事合同中，主從合同的效力關系仍嚴格遵循主合同無效從合同亦無效的邏輯前提。對于民間借貸合同從合同的保證合同也因此分為二種情況予以考慮，即民間借貸合同無效，作為從合同的保證合同自然無效，謂之“雙無效”；二是民間借貸合同有效，保證合同有效，謂之“雙有效”。就上述觀點而言是否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作支撐，需要具體分析才能有所定論。從上述四個案例來看，“有效論”、“實體處理論”在審判實踐中占主導，而“無效論”、“駁回論”的空間較小。

“有效論”的理由主要是借款人的違法犯罪行為不能否定單個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民間借貸是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非金融機構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之間自愿協商，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資金，借款人在約定期限內歸還借款和支付利息的民事行為。此種行為受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規制。《民法通則》第90條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了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要判斷一個借貸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需考察其行為是否符合上述情形。雙方當事人在訂立民間借貸合同時，真實意思表示，出借人在出借財物時在主觀上沒有損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過錯，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雖然債務人因向社會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其借款行為的“總和”違反了金融法律法規及刑法的相關規定，其行為受到了法律的否定，但基于合法的單個借款民事關系成立在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形成于后，同一個借款行為不能受到二種不同的法律評價之法理，而不能否定單個的民事借貸行為的效力。案例一、二、四即是以此種理由來裁判的。

“無效論”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從借款人的借款行為在刑事程序中被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即已構成刑事犯罪，則違反民事法律規范自在不言之中，其借款行為系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行為，則借款人與出借人所簽訂的每一個借款合同均系無效合同，因借款合同自始無效、當然無效。在有擔保合同的情形之下，則作為從合同的擔保合同當然亦無效。

三、涉嫌或構成刑事犯罪的民間借貸糾紛處理的依據和實務必要

私法自治與國家強制之間的突圍與融合隨著整個社會發展變化而變化，但一直在上演中。如對違反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效力認定就是如此⑻。通過對上述案例的列舉與分析，筆者認為，此類民間借貸糾紛的處理，應拋棄國家強制必定影響私法自治的正常走向的傳統觀念，從程序和實體上根據不同情形分別作出適當安排。這種安排，一方面要確保私法自治中債權人的合法權利得到最大保護，體現平等主體交易的安全與穩定，增強社會的經濟活力；另一方面要保證國家強制能夠在特定場域通過對損害社會大眾利益的違法行為客以刑罰方式發揮其懲戒和教育公眾的作用，維護經濟秩序的穩定與統一。

（一）程序上的安排及其法理依據

對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刑事犯罪的民間借貸糾紛的處理，應根據不同情形、不同階段在民事程序上分別作出合理安排。

涉嫌刑事犯罪階段：1、民間借貸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當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罪等刑事犯罪時，應向偵查機關移送犯罪線索、材料，偵查機關立案偵查的，應當裁定中止審理；偵查機關不予立案的，民事案件繼續審理。這種安排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審理經濟糾紛涉嫌經濟犯罪的意見》）的相關精神。該意見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2、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偵查機關立案偵查后，債權人以債務人為被告、以債務人和保證人為共同被告、或者以保證人為被告的，法院均應以案件涉嫌犯罪，暫不屬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圍為由，裁定駁回當事人。因為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經濟糾紛涉嫌經濟犯罪的意見》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而且這種情況下的民事案件往往需要以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如果不予駁回，將占用不必要的司法資源，無故拖延民事案件審理期限，對法院和權利人均不利。

構成刑事犯罪階段：刑事案件結果出來后，權利人借款人或保證人，法院應予受理并在審理后依法作出裁判。

（二）實體上的處理及法律依據

借款人構成非法吸收公存款罪等刑事犯罪的，債權人的，法院對民間借貸合同應以民間借貸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為無效，同時按照“主合同無效從合同亦無效”的原則認定從屬的保證合同亦無效，并按合同無效的法律規定作出相應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