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態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農業生態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根據防治對象科學選用農藥品種、劑型

各種農藥都有其防治范圍，超過這個范圍則無效。因此，在生產實踐中，防治病蟲等應根據藥劑的性能特點和防治對象科學選用農藥，才能做到對癥下藥。如殺蟲劑中的胃毒劑對咀嚼式口器害蟲有效，但對刺吸式害蟲無效；殺菌劑中的硫制劑對白粉病菌有效，但對霜霉病菌無效。在防治病蟲害時，應盡量選用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或生物農藥。

3、選購或使用農藥時，要認真閱讀使用說明書，做到對癥施藥

在正規門店選購藥劑品種，選購或使用農藥時，一定要認真閱讀農藥使用說明書，做到對癥施藥。購買農藥時要看清標簽，不要購買標簽不清或包裝破損的農藥。使用農藥前應認真閱讀農藥使用說明書，如有疑問應及時請教農藥經營者或當地植保技術人員，務必嚴格按照農藥使用說明書標注的使用濃度和使用對象使用。

4、加強病蟲監測預報，適時用藥

選擇最佳施藥時期和施藥量，不要盲目混用農藥或連續多次使用農藥以及隨意加大施用濃度。在最佳防治時期用藥，可以用最少的藥量達到最好的防治效果。明確主要防治對象，并進行定點定期規范調查，及時病蟲等有害生物發生動態，是開展科學防治的前提。在做好病蟲等有害生物測報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開展高效、低毒、低殘留及生物藥劑試驗，篩選出適合當地生產實際的經濟、高效品種、劑型、用法和用量等，通過示范樣板，加快推廣。一般來講，防治害蟲在幼蟲低齡施藥最為適宜；使用保護性殺菌劑防治病害，要在發病初期及時施藥才能奏效。農民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已經過了最佳防治時期才開始用藥，結果按常規藥量難以控制，不得不混用其他農藥或連續多次使用農藥以及隨意加大使用濃度，這樣不但增加防治成本、殺傷天敵、污染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量嚴重超標，影響食用者身體健康。

5、根據天氣狀況科學用藥

一般應在無風或微風天氣施藥，同時注意氣溫變化。氣溫低時，多數有機磷農藥效果較差；溫度太高，容易出現藥害，嚴禁中午高溫噴藥。刮風下雨天氣會使藥液流失，降低藥效，因此，使用農藥最好選擇內吸劑，其次用乳劑。

6、注意農藥安全間隔期和農藥包裝、廢棄物等回收處理，減少農產品和環境污染

農藥安全間隔期是指最后1次施藥到作物收獲的時間。施用農藥如未達到安全間隔期后采收，食用后會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所以應嚴格按照農作物的安全間隔期采收農作物。做好農藥包裝、廢棄物等的回收處理，是減少環境污染的有效措施。

7、防治病蟲害提倡輪換用藥，科學混用

長期單一使用某一種農藥，會引起病菌、雜草、害蟲等有害生物產生抗性，防效降低。隨著使用年限的延長，抗藥性逐漸增強，用藥量增大，防治成本加大。因此，提倡輪換用藥或采用混合用藥方式，以延緩抗性產生，穩定防效。

8、注重農業、生物、物理、化學等措施綜合運用效果，找準銜接點，發揮滅蟲防病整體作用

生物農藥毒性低，防治病蟲等有害生物不易產生抗藥性，且不傷害天敵、無殘留、安全系數高，不足之處就是成本較高、藥效較為緩慢。如蛋白農藥誘導植物產生免疫力、苦參堿、BT乳劑、滅幼脲、農抗120、井崗霉素、春雷霉素等。應用誘蟲燈、防蟲網、誘蟲板、誘蟲器和創造有利于天敵生長繁殖的環境，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和用藥次數，節約生產成本和減少污染。通過改善生產生態條件，創造有利于作物和天敵、不利于病蟲滋生的環境，增強植物自身免疫力，增加天敵數量，減少用藥次數，恢復生態系統自我調節功能，為市場提供豐富、優質、安全的農產品。

9、加快生產基地認證和種植技術規范推廣應用力度

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是適度規模生產經營的必然選擇，也是展示標準化、規范化種植的平臺，做好生產基地認證工作意義重大。制定種植生產技術標準，規范操作，加強宣傳與技術培訓是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實現規模效益的保障。

篇（2）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teaching Model of Agroecology

HUANG Lifen, ZHUANG Hengyang, SHEN Xinping, LIU Shiping, LU Jianfe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 "Agroecology" is for agriculture-related under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based courses, offered to develop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agro-ecosystem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capability.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agroecology" teaching, to explore the research-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model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and problems in thinking.

Key words agroecology; research-teaching; teaching model

1 農業生態學教學模式改革的時代背景

1.1 農業生態學的課程性質與教學目標定位

半個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引起全球生態環境發生急劇變化，了解和掌握生態學知識有助于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提高人類對未來全球變化的預測能力，為全球范圍的資源管理和環境決策提供科學依據。社會的“生態熱”推動了生態學的發展，農業生態學是生態學發展中的一個應用性分支，它的出現從生態系統的層次彌補了傳統農業學科的不足。目前，農業生態學是面向農學相關專業的本科生而開設的學科基礎課。該課程針對當今農業的發展所面臨的種種生態環境問題，從宏觀的、系統的、整體的角度出發來組織和管理農業，為使農業的發展走向良性發展的道路這一基本狀況而設置。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培養學生從農業生態系統的角度宏觀管理農業的能力，提高學生的生態意識，使學生基本了解和掌握：（1）農業生態系統的基本概念、基本功能、基本關系及調控機制；（2）農業生態學的基本分析方法；（3）國內外宏觀農業的發展與我國生態農業的實踐。

1.2 研究性教學模式在農業生態學教學中推行的必要行與可行性

長期以來，高校教學方法偏死、偏舊，基本上采取教師傳授的方式，很少師生互動，影響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為了全面培養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研究性教學作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正被逐步推進。研究性教學的特點有：教學過程的開放性；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性和參與性；學生解決問題、獲取知識和能力的實踐性、獨立性和探索性。它強調科學原理的認知和探索過程，注重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和探究學習的動機，其關鍵是通過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從而調動學生自身參與知識構建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達到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增強學生社會競爭力的目的。

為適應21世紀高等教育對創新人才的要求，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基于以往農業生態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筆者根據十多年本課程主講教師的教學經歷，以先進的研究性教學理念為引導，初步探索了農業生態學研究性教學模式。

2 農業生態學研究性教學模式的實踐

2.1 教學內容前沿化

研究性教學的主要目的不是傳授現有知識，而是培養學生綜合能力，尤其是創新能力。因此，教師本身的科學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是研究性教學方法得以有效實施的基礎。生態學知識領域發展迅速、知識更新快。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生態學的研究熱點集中在生物多樣性、全球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方面，且學科最突出的科研成果都發表在外文期刊上。為了及時更新本課程的知識體系，作為主講教師必須站在知識的前沿，用自身的發現和科研成果不斷豐富和補充教學內容。為了緊跟學科的前沿，同時由于教學和科研的雙重需要，筆者圍繞教學大綱這個主線，不斷更新教學體系，將教學內容前沿化，養成了隨時關注農業生態學領域最新發展動向的習慣，將權威雜志中與本學科相關的新概念、新發現、新知識和新方法的文獻與案例引入課堂教學已成為教學慣例。這些在農業生態學學科領域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新教學內容不但拓寬了學生的視野，也激發了學生的興趣，把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調動起來，培養了學生主動學習、探索學習的良好習慣。

2.2 教學方法多樣化

傳統教學過程中往往教師主動灌輸地“教”，學生被動灌輸地“學”，而本課程在推進研究性教學過程中，運用問題式教學、啟發式教學、情景式教學等多種教學方法，并輔以多媒體教學、教學錄相觀看、生態案例講解等多種教學形式，使學生喜愛本門課程的學習。在農業生態學教學過程中，每堂課都會設立一些與教學知識點相關的問題，通過這些問題的設置，引導學生主動思考，主動嘗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通過問題式、啟發式等多種教學方法，增加學生對本門課程學習興趣的同時，師生互動頻繁，學生逐步成為課堂的主體。

2.3 考核方式多元化

在農業生態學課程考核中，我們引入研究性教學理念，在考核方式上實行了多元化方式。第一種考核方式是增加平時成績在總成績中的比例，由原來的20%提高到30%，對課堂上分析問題、回答問題較好的學生進行加分獎勵。第二種考核方式是增加課程論文考核方式。在2010年1月學期末，要求學生靈活運用知識點，遞交生態農業調研報告，選擇代表性地區的生態農業模式并提出進一步的建設設想。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很多同學寫得非常精彩，對自己感興趣的區域充分調研，因地制宜地設計特色生態農業模式。第三種考核方式是在閉卷考試中加大論述題和綜合運用題的比重，這兩類試題重點考察學生綜合運用知識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概念。

3 農業生態學研究性教學的成效與思考

3.1 農業生態學研究性教學的成效

在農業生態學課程中運用研究性教學模式后，從各方面反饋的情況看，獲得了良好的成效。首先是營造主動學習、積極活躍的課堂氛圍。學生對于本課程的教學評分一直處于學校同類課程前列，教學督導老師也對課程教學效果給予了高度評價。學生到課率一直保持在100%，即使在課間休息時間，仍有學生主動復習知識點，主動提出問題。其次是提高了教學效果，學生作為主體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并產生了深厚的興趣，農業生態學已成為本專業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之一。另外，研究性教學模式也提高了教師自身的科研素質與教學素質。針對學生課堂的提問與感興趣的熱點問題，教師必須要更充分地緊跟學科的前沿，用實際的案例和充分的數據來佐證一些學術觀點，才能夠實現教學相長。

3.2 農業生態學研究性教學的思考

在農業生態學研究性教學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時，還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在增強實踐教學環節方面，應增加教學經費的投入，在相應章節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在講解農業生態系統的結構章節時，應帶學生到田間參觀農田生態系統的物種結構、時間結構和空間結構；在生態農業章節，可考慮帶領學生參觀現代生態農業示范園，使學生對現代生態農業模式的理解不是停留在理論上，而是有一個實體輪廓的印象。農業生態學需要學生較為寬泛的知識背景，因此，必須將研究性教學模式延伸至相關課程知識體系，如增強學生的土壤學、作物栽培學、氣象學、地理學等知識背景，才能在相應章節的教學中起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基金項目：揚州大學教學改革課題基金；2008年度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優秀青年骨干教師培養項目

參考文獻

[1] 李衍達.對推行研究性教學的實踐與思索[J].中國高等教育,2008.10:19-20.

[2] 劉偉.以“問題”為著眼點積極推行研究性教學[J].中國高等教育,2010.1:48-49.

篇（3）

內容主要包括森林生態學、農業生態學、草地生態學、漁業生態學、海洋與濕地生態學、資源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全球變化生態學、城市生態學、產業生態學、生態規劃與生態設計、污染生態學、化學生態學、恢復生態學、生態工程學、生物入侵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學、流行病生態學、旅游生態學和生態系統管理等。

二、《生態學報》(半月刊)創刊于1981年，是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生態學學會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辦的我國生態學及生態學各分支學科研究領域的綜合性學術期刊。

本刊宗旨：報道生態學領域最新的基礎理論和原始創新性研究成果，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和學術爭鳴，推動我國的生態學研究發展，培養造就生態科學研究人才，為知識創新服務，為實施國家可持續發展和科教興國服務。

篇（4）

【作 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態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吸引了來自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其中來。在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存在的理論盲點亦比較多，如國內學術界在學理上對美國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與蘇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之間區分不夠，因此難以整合來自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從而影響到整個學科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發展起來的，后來才影響到其他學科，從而擴散成一個龐大的學科；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也是由民族學家提倡，但它屬于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的交叉學科，是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生態學研究。因此，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有一些相同之處，但相異之處又頗多。本文從理論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術影響上對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予以比較，希望能為學科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理論淵源

理論淵源最能說明一個學科的屬性，因此歷來學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個學科發展的必要工作。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在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論淵源上有所區別，才導致了它們之間異同共存的現象。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1］。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通過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2］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系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并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于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鑒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志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志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3］（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4］（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總的來說，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與美國式民族生態學一樣，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理論淵源也較為復雜。在蘇聯存續后期，蘇維埃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學是一門以研究世界民族為對象的學科［5］（p3）。不過，由于民族總是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區生態環境的制約，采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樣的自然條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備適應環境的特點。科茲洛夫認為“可以把處于目前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學明確為其研究范圍包括民族共同體這一最穩固和最重要的人們集體生活形式之一的產生和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6］（p215）這樣，摒棄了傳統研究范圍“本位主義”態度以后，民族學家們積極地參加了反映社會需要的新領域的工作，民族生態學的形成正是如此。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勃羅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類似地指出：“當代民族學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會）過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關系。這對于圍繞民族學所形成的日益眾多的相鄰學科――從民族經濟學和民族生態學到民族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尤其如此。”［7］（ p246）事實上，早在1981年，勃羅姆列伊就發表了《人類生態學的民族方面》一文，雖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但其中關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各民族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態學原理已在這篇論文中得到充分運用。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與自然》一書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態學的許多原理，比如該書強調指出了歷代民族文化傳統對保護生態是有意義的［8］。勃羅姆列伊還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學基礎》第三章“非洲各族”單列“地理環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條件十分復雜，各種自然因素及其區域性配合都很協調，為非洲境內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態條件和相應的食物和技術資源。幾千年來，人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構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經濟文化史的物質基礎。”［5］（p155）在借鑒同仁們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科茲洛夫充分吸收了來自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科。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是一門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相互滲透而形成的學科。由于其與人類生態學的密切聯系，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的特點，而且這一特點表現在生物方面，也特別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民族生態學形成的比較緩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與人類生態學有關的內容的基礎上形成的。1978年開始的由美蘇兩國民族學家、人口學家、體質人類學家等共同參與的“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體長壽率開展人類學和民族社會學的綜合研究”，對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9］。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產生的，它吸收了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變成了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后來也受到農業生態學、闡釋學以及環境地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是在民族學界內部產生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交叉而產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學科的若干領域，可見其理論淵源之混雜。

二、研究對象

蘇聯民族學家勃羅姆列伊認為：“每個學科的對象是在形成一定傳統的學科實踐中形成的。在確定今天某一學科的輪廓時，不能不考慮到這些傳統……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相應地又同闡明它與相鄰知識領域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7］（p235-236）從勃氏的上述論斷足可得見研究對象對一個學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態學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對學科的存續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從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態學”之后，學者們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一直有所爭論。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別重視理論上的研討，因此這項工作留給了后來的民族生態學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詞中的前綴“ethno-”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那些從群體自觀出發的研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變成了群體自觀下的生物內在聯系［10］（p216）。稍后，美國人類學家布羅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態學時暗示出其研究范圍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其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11］。這樣看來，民族生態學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處于傳統社會的群體，范圍則僅限于這些群體如何認知環境，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不過，民族生態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涵攝了地方性群體與所有的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研究范圍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領域。在研究對象上，民族生態學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環境知識的研究，但他同時也指出，民族植物學家也樂意研究農民傳統的農技實踐，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著人［12］（pxx）。當然，一些生態學家、人類學家正試圖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他們認為不僅農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態學存在的空間；不僅要研究特殊群體的傳統生態知識，而且要關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態變遷。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家仍然繼續關注傳統居民的動植物利用和資源管理實踐，關注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在維護生態安全上的獨特價值。

與美國有所不同，蘇聯式民族生態學最初就是圍繞民族（ethnos）來展開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關的人類生態學問題當然是其職責所在。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語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羅姆列伊的話說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點、確定獨立的心理特點以及區別于其他類似共同體的聯合意識的人們共同體”［13-15］。一般來說，“ethnos”大致相當于英語學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解，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ethnos）的特點［8］，而且其所涉及的問題超出了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和民族人口學的范圍。“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16］到1991年，科茲洛夫主編出版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論文集，共匯集16篇論文。除涉及生存保障體系外，它還與地理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相交叉，闡述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各民族的生計、飲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體質、人口再生產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科茲洛夫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族生態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在自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存保障體系的特點，復雜的生態聯系對人們健康的影響；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形成的規律和功能［17］（p43）。實際上講的就是各民族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科茲洛夫接著論述道，首先要研究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生物適應和與他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社會―文化適應，這些適應反映在物質文化特點（飲食、服裝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學和民族醫學中；其次研究人們在個體和集團層面對周圍環境和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心理適應的主要方式，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等；再次還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關系，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質資源的傳統進行生態學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與1983年發表的2篇論文相對照，科茲洛夫在1991年的這篇前言中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補充了一些原來尚未涉及的內容，如“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等。對于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中央民族大學任國英教授認為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學與生態學兩學科的交叉，他們（指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家）的學術理念是將生態環境與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本學科的研究框架內。”［17］（p44）堪稱一語中的。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僅僅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也基本上限制在傳統的居民群體，范圍主要圍繞這些群體的植物、動物、土地的分類與利用以及他們資源管理的實踐等傳統生態知識來進行。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研究對象界定為族群或族共同體，范圍是與族群或族共同體有關的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范圍十分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講，蘇/俄式民族生態學與當前歐美人類學界流行的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基本類似。

三、研究方法

對一個學科來說，確定其研究對象之后，就會面臨著如何去研究的問題，亦即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民族生態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要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獨特之處，方才能得到相關學科學者的承認，在學術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規的資料收集方法。為了解被研究群體對自然環境的認知，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會設計幾個層級的問題，他們首先會問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樹？常綠樹和落葉樹有何差異？這里有哪些不同種類的針葉樹？針杉和松樹有何不同？……這樣一直到最低層級為止［18］（p60）。通過向該群體的不同的人提問同樣的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基本上就能夠獲知被研究群體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總圖。不過，后來民族生態學家們逐漸發現，由于他們采用這種假設性的分類，一些被訪談者可能會依照訪問者的邏輯去推定，甚至創造出當地沒有的事物來。于是民族生態學家們只好又重新依靠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的方法，雖然這兩種方法費時又費力，但好在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需要正確記錄動植物的當地名稱、學名、科屬，必須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儀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類的加工技術，甚至還需要了解有關的神話傳說，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時，研究者還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們記錄下來的動植物標本和材料。當然，如今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雖然在資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與以前差別不大，但他們看待這些資料的視角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從某個點出發的視角”，它不僅要摒棄以前那種無歷史和政治的傾向，而且要看到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民族生態學者才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充當主角［19］（pp1-19）。

蘇聯民族學家們認為直接觀察是獲取民族學情報資料的基本方法，但蘇聯民族學界起初轉向“綜合集約調查法”，后來則以夏季短期的小組或個人旅行來排斥綜合調查，總的來看是逐漸放棄了“定點”的直接觀察方法。鑒于上述民族學調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態學的奠基者之一勃羅姆列伊聲稱一定要堅持直接觀察、定點長期調查的方法，同時還可以根據研究客體變化的實際情況適時采納問詢調查法、歷史比較法、類型學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羅姆列伊的主張未能堅持多久，蘇聯就遭遇了解體。隨后，民族學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茲洛夫總結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學科形成和問題史》一書中，科茲洛夫全面闡述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學科性質、基本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及與其他學科間的關系；其中還對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人進行研究，開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沖突問題納入民族生態學研究的視野［17］（p43）。從前人翻譯的2篇論文和任國英教授的總結來看，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仍然堅持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同時吸收了人類生態學的方法，從而在方法論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撐。20世紀末以來，由于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注意同國際接軌，研究中借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17］（p44）。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俄羅斯繼科茲洛夫后最負盛名的民族生態學家亞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請教，他認為蘇/俄民族生態學依然堅持經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民族生態系統的概念，同時注意使用精細的統計數據和自然地理資料。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由于誕生在認知人類學內部，因此它不僅繼承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而且以其獨特的研究步驟和視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以后才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賴民族學的直接觀察的方法，同時也適當吸納了系統生態學等理論與方法。只有在俄羅斯民族學界與西方人類學界廣泛交流一段時間以后，民族生態學研究才獲得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源泉，從而推動了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學術影響

一個學科的生命力是否夠強，關鍵還在于它的學術影響力。對美蘇兩種傳統民族生態學的學術影響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看其民族學人類學內部的影響力；二是看其對其他學科學者的號召力；三是看其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學術的輻射能力。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誕生于人類學內部，本身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雖然認知人類學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但隨著實踐理論、闡釋人類學以及反思人類學的出現，民族生態學本身也成為某些學者清算的材料。不過，在文化人類學內部，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還是得到廣泛的承認的。這從《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民族學家》、《當代人類學》等頂級雜志上刊登的為數不菲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論文上可以得到證實。在人類學界之外，民族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學者的認可，還有的學者針對性地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討，如墨西哥生物學家托萊多、資源地理學者巴頓（David Patton）都有專門的研討文章問世。不過，最能說明一個學科影響力的也許要看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輻射能力了。由于美國社會科學在當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統治地位，單從其數量龐大的實踐者、分配到的資源以及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力上就可以略見端倪，因此美國式文化人類學領導著世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印刷文本的廣為傳播更是奠定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優勢地位［2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如今也已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因此較早接受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坎特布理肯特大學的埃倫（Roy Ellen）博士更是這一領域中享譽世界的學者，他與《皇家人類學刊》合作出版了名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專門研究于一體，足見民族生態學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即使在俄羅斯國內，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學者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傳統的影響，如今他們在英語寫作中已把自身原來應用的“ethnoecology”改稱為“ethnic ecology”，且認為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跟美國的文化生態學或生態人類學相差無幾［22-24］。

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創立較晚，但不論在蘇聯時代，還是在俄羅斯時代，都能在民族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還成立了民族生態學部，專門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從1997-2005年，俄羅斯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聯合會共舉辦了5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態學專題研究論文參與［22］。在論文的發表上，俄羅斯權威的民族學期刊《民族學觀察》（即以前的《蘇聯民族學》）從1975-2004年共刊發了24篇民族生態學方面的論文，雖然與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學、民族社會語言學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一起處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興的是，俄羅斯的學者們還在圣彼得堡創立了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叢刊，專門刊發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學術研究之外，學者們還積極參與生態學評估。1999年，民族生態學家斯泰潘諾夫（Valery Stepanov）還主持編纂了《民族生態學評估方法》一書，為俄羅斯民族生態學家參與生態學評估提供了學術指引。由于民族生態學研究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礎，因此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深受影響。對此，亞姆斯科夫曾經說道：“在土著人土地權利和傳統居住領域內進行研究的許多專家，他們有著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訓練背景，如今喜歡稱呼自己為‘民族生態學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議草稿中，甚至流行的術語“傳統自然資源應用領域”（TTUs）也正在轉變成“民族生態學領域”［25］。不過，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學術影響力下降，因此俄羅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對外傳播并不是很廣泛，僅在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內流布。中國從1984年開始譯介相關理論，然迄今為止，僅譯介過科茲洛夫的2篇論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復之處。2009年，任國英教授的《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一文算是稍微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界內部仍充滿活力，都對其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的輻射力。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具活力，如今已經得到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學者的認可，跨學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向外傳播更為廣泛，如今已經影響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大國。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我們發現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于民族學或人類學界內部，從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兩者之間卻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不同的對象所致。我們知道，美國號稱為“文化人類學”，其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這跟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始終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態觀念有著根本聯系。蘇聯（俄羅斯）既然號稱為“民族學”，而且在實際研究中都是圍繞“民族”（ethnos）來進行的。蘇聯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僅表示著與“民族”（ethnos）或族群單位相關，而并不像美國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一種主位的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前綴“ethno-”意義的區別乃是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之間的根本差別。鑒于這種意義上的差別，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采用“ethnic ecology”來指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

在準備和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蘇聯/俄羅斯民族學者都認同這種跨領域的學科。如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認為民族學中出現的民族生態學等之類的亞學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類。因為它們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學者們只是繼續做他們過去做的東西罷了，而且以后這些亞學科的繼承者會為他們抓住的一點皮毛而沾沾自喜起來，甚至會聲稱一切事物離開了生態學無法解釋［26］。切氏的論述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是在學界內部劃分一下勢力范圍，而沒有理論方法上的升華，這種劃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如果民族學人類學者因為沉迷于分支領域的研究，而未能堅持“全貌觀”的基本準則的話，那么這種分支不要也罷。

依上述認知去審視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我們會覺得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其自身的學科特點，而且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工具，是一種人類學生態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不然，它更多的是對人類生態學的一種類比，主要作用在于劃分學術領域，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學科特點，也沒有完善的方法論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一無是處，它所開拓的文化適應不完善的思想、對不同族體的心理適應的研究、景觀民族特點的論述，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生態研究仍然具有其獨特價值。

（致謝：俄羅斯科學院亞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筆者提供他的論文電子版以供參考，還在電郵中耐心地回答了筆者的疑問，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考文獻：

［1］〔法〕喬治•梅塔耶、貝爾納爾•胡塞爾著，李國強譯民族生物學（上）［J］世界民族，2002（3）

［2］ Justin M Nolan Ethnoecology［A］ H James Birx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vol2） ［C］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3］ Victor M Toledo What is ethnoecology?： origins，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a rising discipline［J］ Etnoecologica， 1992（1）

［4］ David Patton Ethno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ooperation［J］ Etnoecologica， 1993（2）

［5］〔蘇〕Ю•В•勃羅姆列伊、Г•Е•馬爾科夫主編，趙俊智譯民族學基礎［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6］〔蘇〕BN科茲洛夫關于民族學的界限問題［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7］〔蘇〕Ю•В•布朗利從邏輯系統分析看民族學的對象［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8］〔蘇〕科茲洛夫著，黃德興譯民族生態學的任務［J］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4（3）

［9］〔蘇〕B科茲洛夫著，王友玉譯民族生態學的基本問題［J］國外社會科學，1984（9）

［10］ Catherine S Fowler Ethnoecology［A］ D 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 New York： Wiley， 1977：216

［11］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wledge［A］ Gerald G 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 Boulder： Westáview Press， 1986

［12］ Gary J Martin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 &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4： xx

［13］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19

［14］〔蘇〕尤里•勃羅姆列伊著，李振錫、劉宇瑞譯民族與民族學［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9

［15］潘蛟勃羅姆列伊的民族分類及其關聯的問題［J］民族研究，1995（3）

［16］〔蘇〕B•И•科茲洛夫著，殷劍平譯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問題［J］民族論叢，1984（3）

［17］任國英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學：在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學派和方法［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篇（5）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36-0212-02

一、引言

隨著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降低、自然資源短缺、人地關系矛盾突出等問題的日益涌現，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當前，“生態文明”、發展“綠色產業”等已經上升為國家的發展戰略，生態學這一學科也愈加受到公眾的關注與重視。生態學原本作為生物學的分支學科，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形成了自己的學科體系。由于生態學專業的多學科性與跨學科性，現實生產生活中所出現的諸多環境與生物方面的問題多能從生態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尋找到解決辦法，生態學專業也逐漸成為熱門專業，特別是碩士研究生的報考過程中，生態學經常是學生選擇報考的熱門研究方向。然而，在這欣欣向榮的熱鬧局面下，卻隱藏著許多問題并逐漸暴露出來，著重反映在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培養方面。而這些問題也是作者在近年來進行生態學研究生教學培養過程中所發現的，雖然不能說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但是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希望通過提出并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及過程，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并為將來生態學專業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培養提供可供參考的方法。

二、存在的問題

（一）片面地理解生態學的學科任務

許多報考生態學專業的學生多存在對該學科認識不足的問題。大部分學生都將生態學專業與環境學專業等同，認為生態學就是治理污染、整治環境的一門學科。作者曾經就“為什么報考生態學專業”這個問題詢問過多位剛剛考上生態學專業研究生的學生，半數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因為現在環境污染問題很嚴重，學習生態學能夠治理環境”，或是“有關生態環境的問題現在都是熱門問題，學好生態學以后好找工作”，等等。這樣的答案充分體現出學生對生態學這門學科的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知必然會影響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后續的學習水平，甚至是學習態度。

生態學是一門研究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生物的生存、繁衍、演化都離不開環境，可以說生態學的核心研究任務是探索環境對生物的影響以及生物對環境變化的反應和影響。然而，由于受到當前整個世界范圍內所出現的環境問題的影響，促使我們對生態環境產生了超乎以往的關注，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生態學是治理環境的一門科學”或是“生態學就是環境學”。因此，幫助學生糾正這一錯誤理解，為他們講解完整的生態學學科體系和正確的生態學研究任務，應該成為新生入學后的第一課。

（二）忽略或不重視生態學的基礎學習及研究

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學習是每一門學科的必要學習環節，也是生態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培養過程中需要進行重點理解和掌握的方面。生態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盡管具有門類眾多的分支學科，但生態學兼具理論和應用、基礎與創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針對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的相關課程中，需要設定符合這門學科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培養方案，開設多門有關生態學的相關課程，如理論生態學、應用生態學、基礎生態學、生態系統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另外也可以根據區域發展的特色，開設諸如流域生態學、植被生態學、農業生態學、恢復生態學等方面的科目。以上的學科是每位生態學方向的研究生在一年級階段展開全面學習的主要內容，都需要基于對相關的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才能夠進入到對特定科學問題進行提煉并展開深入研究的階段。

然而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作者發現大部分學生通常忽略了對基礎知識的有效累積，部分學生往往只注重應用研究，或者寧愿花費更多的時間用于學習相關的統計分析軟件，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再深入理解生態學這門學科的基礎知識和重要理論。這也導致了有相當比例的學生，雖然已經掌握了生態學方面的相關軟件，并能夠通過操作這些軟件對一些問題進行統計分析，但是卻不能針對研究結果展開合理解釋，出現了只會做圖而不會分析的尷尬局面，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學生都不具備扎實的基礎知識和理論儲備。另外，許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普遍表現出比較浮躁的學習態度，并且缺少主動思考的能力以及對科研學習的興趣和探索精神，等等。這些問題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學習能力，大大降低了學習和教學效果，因此這迫切地需要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尋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解決。

（三）缺乏將理論應用于實際的能力

生態學基礎理論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的一門學科，大部分的分支學科（如植被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種群生態學等）都需要進行野外的實踐調查研究。因此，進入生態學專業學習的研究生，一般均被要求進行室內或室外的調查和實驗。例如在一年之中，研究生需要針對所要研究的不同生物類別，分春、夏、秋等不同季節依次展開野外調查。野外實驗是生態學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獲取第一手數據的有效手段，也是將課堂和書本中的基本理論和知識運用于實際，接受現實檢驗的有效途徑。一方面，野外實驗能夠幫助我們發現現實世界中所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另一方面通過野外調查和實驗所獲取的數據能夠有利于研究者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這也一直是生態學這門學科進行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目標之一。

然而，目前在針對生態學方向研究生的教學過程中普遍遇到的情況是，大部分的學生缺乏主動參與到野外實踐調查的積極性，不能獨立制訂野外調查計劃和具體實施事宜，甚至部分學生在野外調查工作中消極應付，這些都是造成學生無法主動發現科學問題，展開實際調查研究的本質原因。此外，許多學生通常還會將理論與實際問題相分離，只會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實驗、處理數據、繪制圖表，卻無法解釋清楚隱藏在數據背后的真實規律。這其實是缺乏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能力，同時也是造成目前很多學生無法發表高水平學術論文的主要原因。

三、解決方案

（一）加強基礎理論課的教學，并出臺相應的考核機制

基于對當前生態學專業研究生教學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應該首先加強對研究生的基礎理論課的教學，通過對生態學及其主要分支學科中的基礎理論的講解，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為之后實踐教學的開展奠定基礎。

目前我國在研究生教育過程中，大多缺少嚴格的考核機制，加之社會影響以及學生自身的原因，導致了研究生的教育質量一年不如一年，這在一定程度上既浪費了教學資源，也并不能成功實現科研人才的培養。因此，本研究認為，針對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教學，需要制定嚴格的考核機制，如可以開展不定期的隨堂考，課堂上加強提問以及討論環節，老師在課堂上隨即根據學生的表現進行打分，最終按照一定的評分標準，將這部分的成績納入到學科成績中。這樣的考核機制一方面能夠隨時檢驗學生的課堂聽課效果，同時也能督促學生的學習以及提高學習積極性。

（二）在實踐教學中設置考核環節，提高學生的參與性和相互學習的積極性

社會的發展需要能夠將專業知識和客觀規律應用到實際生產中的應用型人才。因此，在培養生態學專業方向研究生的過程中，需要著重提高學生們提出科學問題的能力，并引導學生自己去尋找研究方法或制訂實驗方案，讓學生帶著問題去開展野外或室內的實驗工作，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生態學方向的科研人才的培養。

由于受到時間、人力和物力的影響，在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進行野外實踐調查或室內實驗的過程中，很少會專門針對學生的調查和實驗過程設置考核環節，這就易于導致部分學生可能會產生缺少積極性、怕苦怕累的消極思想。因此，在實踐教學的環節中，就需要教師主動參與進來，不僅僅是充當“指揮者”，而是要善于成為一名“旁觀者”，觀察學生的調查以及操作過程，真正的讓學生成為實踐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每天實驗結束后，學生都要撰寫當天的調查或實驗日志，需要向老師匯報每天的野外調查或室內實驗的進展情況，并就調查和實驗中存在的具體問題與教師展開討論，與此同時制訂好第二天的研究計劃。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可以對每位學生的實際表現進行評分。這樣能夠為切實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提高學生們的工作積極性提供有力的條件。另外，教師可以在野外實驗過程中，特意安排不同研究方向的學生在一起共同完成工作，這樣可以為學生提供了解其他研究方向的機會，擴展知識面，提高學生們相互學習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王曉漫，王宗萍.研究生培養條件影響研究生質量的實證分析[J].教育科學，2008，24（2）.

[2]鐵錚.研究生質量“再思量”[J].北京教育（高教），2015，（3）.

[3]宋克慧，田圣會，彭慶文.應用型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及其培養[J].高等教育研究，2012，33（7）.

篇（6）

關鍵詞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正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其非凡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

雖然中國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讓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豐衣足食，被世人譽為“世界經濟史上持續發展的一樁奇跡”。但是，中國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生態環境的加劇惡化等卻使未來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1號國情報告所得出的這一極富挑戰性的結論，喚起了人們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深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提出了震動世界的“中國糧食”，更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對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廣為關注。

中國究竟應選擇怎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構成了中國如何邁向21世紀的主要研究熱點問題之一。

一、戰略觀點（注：根據研究者所提出見解的學科側重或學科傾向，大致將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概括為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并不是嚴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研究領域進行區分。）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非凡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聞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治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澆灌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治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假如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重，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給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給，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答應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把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非凡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假如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聞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熟悉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非凡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非凡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熟悉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熟悉，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重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續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究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熟悉，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熟悉和正確判定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參考文獻

［1］Brown,L.R.1995.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W.W.Norton&company,NewYork:96～97

［2］Gersovitz,M.1983.SelectedEconomicWritingsofW.ArthurLewis.NewYorkUniversity,NewYork:149～170

［3］Griliches,Z.1957.Hybridcorn:anexplorationin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change.Economitrica(10):94～96

［4］Hichs,JohnR.1932."TheTheoryofWage".Macmillan,London

［5］Lin,JustinYifu.1991a.PublicresearchresourceallocationinChineseagriculture:atestofinducedtechnologicalinnovationhypothes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31～46

［6］Lin,JustinYifu.1991b.ProhibitionoffactormarketexchangesandtechnologicalchoiceinChineseagriculture.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4):321～348

［7］Ohlin,B.1968.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89～92

［8］Ricardo,D.1955.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In:straffa,D.TheworksandcorrespondenceofDavidRicads.CambridgeUniversity,Cambridge:27～38

［9］Schmookler,J.1966.InventionandEconomicGrowth.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62～74

［10］賁克平.對可持續發展農業的探討［J］.農村發展論叢，1997，（1）：14～16。

［11］蔡昉.區域比較優勢與農業持續增長的源泉［J］.中國農村經濟，1992，（11）：40～45。

［12］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27－137。

［13］蔡運龍.持續農業及其中國態勢［J］.地理學報，1995，（2）：97～105。

［14］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國農學會編，常平生.農牧結合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7，246～248。

［15］陳百明.中國土地資源生產能力及人口承載量研究（概要）［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3～19。

［16］陳成斌，中國農學會編.試論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A］.北京：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研究，1997，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53～55。

［17］陳翱翔.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和現實演變［J］.經濟學動態，1994，（4）：61～66。

［18］陳會英.中國農村產業結構演化問題研究［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1，（2）：20～26。

［19］陳武.比較優勢與中國農業經濟國際化［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162～163。

［20］陳錫康.中國糧食生產發展猜測及其保證程度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1996，（3）：197～202。

［21］陳錫康.農業發展—21世紀中國糧食與農業發展戰略研究［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56～61。

［22］成升魁.生態系統與持續農業［J］.自然資源，1995，（6）：1～7。

［23］程序.中國應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J］.科技導報，1995，（11）：88～90。

［24］程序.可持續農業導論［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89。

［25］馮海發.中國農業的效率評估——理論·方法·實踐［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2。

［26］甘師俊.可持續發展創新：中國可持續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8，48～52。

［27］高波.我國農業向持續農業轉化的政策選擇［J］.學術研究，1992，（6）：80～84，79。

［28］郭煥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2～9。

［29］郭書田.變革中的農村與農業［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

［30］郭瑋.中國工農關系研究［J］.經濟學家，1993，（1）：53～65。

［31］郭熙保.發展經濟學中農業發展思想的演變［J］.經濟學動態，1992，（9）：57～60。

［32］郭熙保.農業發展論［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6～7。

［33］何煥炎.我國農村經濟邁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A］.張新民.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研究（農村篇）［C］.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45～55。

［34］胡鞍鋼.生存與發展——中國長期發展問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1～12，88～91。

［35］胡偉.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何在——超越純經濟觀點的分析［J］.戰略與治理，1995，（5）：69～78。

［36］胡希寧.西方發展經濟學近十年來的發展及理論思考［J］.理論前沿，1996，（14）：10～12。

［37］黃季焜等.邁向21世紀的中國糧食經濟［Z］.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267～268。

［38］黃季焜等.農業科技革命：過去和未來［J］.農業技術經濟，1998，（3）：1～10，49。

［39］黃青禾.資源約束下的食物系統［J］.科技導報，1991，（5）：28～31，62。

［40］將建平等.中國的“綠色革命”與持續農業［J］.科技導報，1993，（10）：54～55，24。

［41］靳光華.新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啟示［J］.農業技術經濟，1998，（4）：1～5。

［42］康曉光.中國農業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J］.戰略與治理，1998，（3）：62～68。

［43］康曉光.我國農業波動的政治與經濟分析［J］.戰略與治理，1998，（5）：71～75。

［44］康曉光.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Z］.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45］康曉光.2000～2050：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及其全球影響［J］.戰略治理，1996，（4）：37～48。

［46］康曉光.地球村時代的糧食供給策略——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與糧食安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9。

［47］康曉光等.農業與發展——中國農業若干問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88。

［48］李伯溪.經濟發展改革與政策第一卷（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126～127。

［49］李澄等.工業化的成長階段與我國農業發展政策的調整［J］.學習與探索，1991，（6）：56～62。

［50］李翔.我國農村產業結構轉變的時間順序及其內在聯系的實證研究［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7，（3）：28～37。

［51］李享章.論雙重二元結構與農業［J］.中國農村經濟，1989，（2）：3～8。

［52］李應中等.中國農業區劃學［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7，114～116。

［53］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43，76～98。

［54］林毅夫.中國糧食供給能力的過去與未來［J］.戰略與治理，1998，（4）：82～90。

［55］林毅夫等.對趕超戰略的反思［J］.戰略與治理，1994，（6）：62～83。

［56］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0～27。

［57］林毅夫等.中國農業科研優先序［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6，416～419。

［58］林毅夫等.資源結構升級：趕超戰略的誤區——對“比較優勢戰略”批評意見的幾點回應［J］.戰略與治理，1996，（3）：35～45

［59］劉葆金等.農業產業化與農業可持續發展［J］.農村經濟問題，1997，（11）：26～30。

［60］劉巽浩.關于農業可持續發展若干理論問題的探討［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5，（2）：80～84。

［61］劉巽浩等.集約持續農業——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抉擇［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3，（5）：263～267。

［62］劉則淵等.持續發展觀與產業生態化［N］.人民日報，1996－01－02。

［63］劉中一等.中國糧食的生產與流通［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7，：38。

［64］盧良恕.持續農業的興起與發展前景［J］.農業技術經濟，1992，（2）：1～4。

［65］陸大道等.中國區域發展報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22。

［66］羅必良.從貧困走向富饒［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369～389。

［67］馬世駿.經濟生態學原則在工農業建設中的應用［J］.生態學報，1983，（1）：6～11。

［68］馬世駿.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J］.生態學報，1984，（1）：1～9。

［69］馬世駿等.復合生態系統與可持續發展［A］.胡濤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C］.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2～8。

［70］木生.“農業可持續發展學術研討會”觀點介紹［J］.經濟體制改革，1998，（4）：125～130。

［71］牛文元.中國農業資源的可持續性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1996，（4）：293～299。

［72］牛文元等.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系統解析［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00～101。

［73］牛文元等.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379～382。

［74］薩烏什金著，毛漢英等譯.經濟地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100￣101。

［75］施琳.論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從西方發展經濟學到中國民族經濟學［M］.北京：中心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104～108。

［76］石玉林.依靠本國資源養活16億人口［A］.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C］.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13～17。

［77］斯大林.斯大林全集［C］.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5～46。

［78］孫桂蘭等.生態農業技術導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1～2。

［79］孫頷等.中國農業自然資源與區域發展［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145～147。

［80］孫鴻良.論中國生態農業的特點.原理及其主要技術［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3）：3～8。

［81］孫鴻烈.充分利用我國各類國土資源，保障人民日益增長的食物需求［M］.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126～130。

［82］田淑慧.生態農業與我國農業的持續發展［J］.人文雜志，1997，（5）：44～47。

［83］佟屏亞.中國的高產農業及其可持續發展［J］.作物雜志，1997，（4）：12～15。

［84］汪衛民.中國生態農業的理論與實踐［J］.環境導報，1998，（2）：5～8。

［85］王貴宸等.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中的若干理論問題［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2，（3）：1～8。

［86］王宏廣.論要素組合理論指導農業現代化［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1，（1）：1～6。

［87］王宏廣.“生態農業”是不是未來農業的模式［J］.農經理論研究，1992，（1）：5～8。

［88］王宏廣.論我國農業持續發展的障礙、規律、對策與困惑［Z］.全國農業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參考資料，1992，（17）：1～13。

［89］王宏廣.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胡濤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148～160。

［90］王建武等.世界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生態農業［J］.開發研究，1995，（6）：39～40。

［91］王建武等.世界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生態農業（續）［J］.開發研究，1996，（1）：46～48。

［92］王如松等.現代生態學的熱點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30～31。

［93］王正平等.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J］.科技導報，1993，（9）：46～48。

［94］吳天然.中國農村工業化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0～112，449～450。

［95］武麗石等.試論我國農業持續發展的問題與對策［J］.農業經濟，1997，（10）：14～16。

［96］夏英.貧困與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104。

［97］辛德惠.對我國糧食問題與農業——農村發展戰略的思考.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54～60。

［98］邢廷銑.農牧結合種植模式及其發展戰略［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9，（1）：46～49。

［99］熊賢良.比較優勢戰略與大國的經濟發展［J］.南開經濟研究，1995，（4）：46～50，60

［100］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1。

［101］楊吾揚.區位論原理——產業、城市和區域的區位經濟分析［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250～252。

［102］楊永華.論中國發展經濟學［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2）：7～12。

［103］葉謙吉.生態農業——農業的未來［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49。

［104］于建國.二元經濟與資源配置［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9（4）：17～27。

［105］于秀波.中國可持續食物安全研究［D］.中國科學院博士論文，1999，17～18。

［106］俞忠英.論中國的二極經濟及其影響——兼論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與中國的經濟發展［J］.復旦學報（社科版），1994，（2）：21～26。

［107］袁從等.持續農業是生態農業的繼續與發展［J］.生態學雜志，1993，（2）：13～15。

［108］張法瑞等.關于可持續農業及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思考［J］.1997（7）：33～37。

［109］張建民.我國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J］.經濟學家，1998，（2）：105～111。

［110］張克俊.可持續農業探討［J］.經濟問題，1995，（11）：18～19。

［111］張陸彪等.持續發展——農業現代化的主題［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1，（5）：18～21。

［112］張壬午.論具有中國特點的生態農業——我國生態農業與國外替代農業的比較［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5）：37～39。

［113］張衛建等.農牧結合在解決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中的作用［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1997，（4）：9～13。

［114］趙文昌.農業宏觀調控論［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

［115］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系統生態開放實驗室等主編.馬世駿文集［C］.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95，2，290，296。

［116］周立三等.中國農業地理和土地利用的近期研究［J］.地理學報，1990，（2）：146～153。

［117］朱丕榮.中國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J］.改革與理論，1996，（12）：27～30。

篇（7）

二、存在的問題

（一）片面地理解生態學的學科任務

許多報考生態學專業的學生多存在對該學科認識不足的問題。大部分學生都將生態學專業與環境學專業等同，認為生態學就是治理污染、整治環境的一門學科。作者曾經就“為什么報考生態學專業”這個問題詢問過多位剛剛考上生態學專業研究生的學生，半數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因為現在環境污染問題很嚴重，學習生態學能夠治理環境”，或是“有關生態環境的問題現在都是熱門問題，學好生態學以后好找工作”，等等。這樣的答案充分體現出學生對生態學這門學科的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知必然會影響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后續的學習水平，甚至是學習態度。生態學是一門研究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生物的生存、繁衍、演化都離不開環境，可以說生態學的核心研究任務是探索環境對生物的影響以及生物對環境變化的反應和影響。然而，由于受到當前整個世界范圍內所出現的環境問題的影響，促使我們對生態環境產生了超乎以往的關注，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生態學是治理環境的一門科學”或是“生態學就是環境學”。因此，幫助學生糾正這一錯誤理解，為他們講解完整的生態學學科體系和正確的生態學研究任務，應該成為新生入學后的第一課。

（二）忽略或不重視生態學的基礎學習及研究

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學習是每一門學科的必要學習環節，也是生態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培養過程中需要進行重點理解和掌握的方面。生態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盡管具有門類眾多的分支學科，但生態學兼具理論和應用、基礎與創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針對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的相關課程中，需要設定符合這門學科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培養方案，開設多門有關生態學的相關課程，如理論生態學、應用生態學、基礎生態學、生態系統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另外也可以根據區域發展的特色，開設諸如流域生態學、植被生態學、農業生態學、恢復生態學等方面的科目。以上的學科是每位生態學方向的研究生在一年級階段展開全面學習的主要內容，都需要基于對相關的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才能夠進入到對特定科學問題進行提煉并展開深入研究的階段。然而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作者發現大部分學生通常忽略了對基礎知識的有效累積，部分學生往往只注重應用研究，或者寧愿花費更多的時間用于學習相關的統計分析軟件，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再深入理解生態學這門學科的基礎知識和重要理論。這也導致了有相當比例的學生，雖然已經掌握了生態學方面的相關軟件，并能夠通過操作這些軟件對一些問題進行統計分析，但是卻不能針對研究結果展開合理解釋，出現了只會做圖而不會分析的尷尬局面，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學生都不具備扎實的基礎知識和理論儲備。另外，許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普遍表現出比較浮躁的學習態度，并且缺少主動思考的能力以及對科研學習的興趣和探索精神，等等。這些問題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學習能力，大大降低了學習和教學效果，因此這迫切地需要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尋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解決。

（三）缺乏將理論應用于實際的能力

生態學基礎理論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的一門學科，大部分的分支學科（如植被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種群生態學等）都需要進行野外的實踐調查研究。因此，進入生態學專業學習的研究生，一般均被要求進行室內或室外的調查和實驗。例如在一年之中，研究生需要針對所要研究的不同生物類別，分春、夏、秋等不同季節依次展開野外調查。野外實驗是生態學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獲取第一手數據的有效手段，也是將課堂和書本中的基本理論和知識運用于實際，接受現實檢驗的有效途徑。一方面，野外實驗能夠幫助我們發現現實世界中所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另一方面通過野外調查和實驗所獲取的數據能夠有利于研究者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這也一直是生態學這門學科進行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目標之一。然而，目前在針對生態學方向研究生的教學過程中普遍遇到的情況是，大部分的學生缺乏主動參與到野外實踐調查的積極性，不能獨立制訂野外調查計劃和具體實施事宜，甚至部分學生在野外調查工作中消極應付，這些都是造成學生無法主動發現科學問題，展開實際調查研究的本質原因。此外，許多學生通常還會將理論與實際問題相分離，只會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實驗、處理數據、繪制圖表，卻無法解釋清楚隱藏在數據背后的真實規律。這其實是缺乏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能力，同時也是造成目前很多學生無法發表高水平學術論文的主要原因。

三、解決方案

（一）加強基礎理論課的教學，并出臺相應的考核機制

基于對當前生態學專業研究生教學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應該首先加強對研究生的基礎理論課的教學，通過對生態學及其主要分支學科中的基礎理論的講解，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為之后實踐教學的開展奠定基礎。目前我國在研究生教育過程中，大多缺少嚴格的考核機制，加之社會影響以及學生自身的原因，導致了研究生的教育質量一年不如一年，這在一定程度上既浪費了教學資源，也并不能成功實現科研人才的培養。因此，本研究認為，針對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教學，需要制定嚴格的考核機制，如可以開展不定期的隨堂考，課堂上加強提問以及討論環節，老師在課堂上隨即根據學生的表現進行打分，最終按照一定的評分標準，將這部分的成績納入到學科成績中。這樣的考核機制一方面能夠隨時檢驗學生的課堂聽課效果，同時也能督促學生的學習以及提高學習積極性。

篇（8）

知識更新周期是指知識更新一次所用的時間，是衡量世界總體發展速度的重要指標。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更新周期越來越短。在十八世紀時，知識更新周期為八十至九十年；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縮短為三十年；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般學科的知識更新周期為五至十年；而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學科的知識更新周期縮短為五年；進入新世紀，許多學科的知識更新周期已縮短至二至三年。這意味著當前乃至以后是一個知識含量極高的世界，要適應這樣的環境，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使知識結構不斷地更新和優化。這些能力歸納為：自學能力、查閱文獻綜合運用文獻的能力、寫作能力等基本能力。這些基本能力的培養與獲得，大學階段尤為重要，關乎學生的未來發展及對社會的貢獻。

縱觀國內普通大學（非研究型大學）四年的學習，在培養和提高學生基本能力方面的環節非常有限，其中主要體現在大學四年級下半年的畢業論文（或畢業設計）上；而在其他學年相對較少，或許有些專業開設課程論文，這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基本能力。為此，在專業課程的授課中，通過精心設計研討課達到培養和訓練學生基本能力的目的，可能是非常有效的途徑。

一、研討課

為了適應創新人才培養的需要，各國研究型大學都在創建有利于創新人才培養的教學新模式。其中，重視研討課是國外研究型大學教學模式改革中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研討課最早是柏林大學為了引導和訓練學術創造而設計的一種全新的教學形式。研討課是指在教授的指導下，將學生組成研究小組，定期集中在一起，共同探討學術問題的一種教學范式［1］。它是一種圍繞學生共同感興趣的問題組織教學，學生以個人或小組的形式開展研究，運用實驗、調查和文獻資料的分析與綜合等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將研究結果寫成書面報告，并在研討課上做主題發言，教授就所研究的問題組織全班學生參與討論，從而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運用文獻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等的教學組織形式。現在，研討課在各國研究型大學的課堂教學中非常盛行。在德國，研討課仍然是大學主要的教學形式之一；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一般從本科一年級開始就開設了研討課，近年來為低年級開設了更多的研討課；在英國研討課也是研究型大學課堂上經常采用的一種教學模式，其中，導師制教學是英國著名大學教學模式的特色，師生間的討論和交流是導師教學的基本形式［2］。在我國，一些研究型大學亦相繼在大學本科生中開設研討課［3］，而在非研究型的普通大學，由于條件所限，很少在大學本科階段開設真正意義上的研討課。鑒于研討課能夠培養和訓練學生各方面的能力，我嘗試將這種教學模式運用于專業課的授課過程中，培養和訓練學生更新和優化知識的能力。

二、授課案例

我以自己講授的《應用生態學》這門課程為例，設計研討課。

《應用生態學》為內蒙古工業大學環境科學專業的一門專業必修課，48學時，大學三年級下半學期開設；第2―9周上課，周6學時，每周3次，分別為周一、周三和周五；授課人數30―40人。

《應用生態學》是一門交叉性學科，涉及農業生態學、森林生態學、草地生態學、城市生態學、清潔生產等諸多方面的內容。根據課程的特點，設計8個討論主題；每個主題涉及三方面內容：基本理論和基本概念、研究內容和方法、當前研究的熱點及存在的問題。將學生分為8組，每組3-5人，每組負責一個主題，每周討論一個主題，討論安排在每周五進行（2學時）。開學第1周周一將8個主題發給同學，要求8組同學依次準備8個主題；主題負責組同學擔任講解任務，其余7組負責提出問題，這樣，講解完之后，同學之間圍繞主題展開討論。討論課結束一周后，負責組同學將講授內容及討論內容整理成文或報告，要求文筆流暢、結構嚴謹、思路清晰、邏輯性強。

三、教學效果及注意問題

在《應用生態學》授課過程中合理安排研討課，實踐證明這種授課方式對于《應用生態學》而言，其教學效果明顯優越于傳統的教學模式，有助于培養學生更新和優化知識的能力。首先，學生在拿到研討主題后通過查閱文獻，分析文獻，歸納總結文獻完成與研討主題相關的內容，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而不是被動接受，是經過自己認真思考分析后的結果。這樣的過程，不僅訓練了學生查閱文獻運用文獻的能力，而且訓練了學生的自學能力。接下來，學生要將自己精心準備好的內容在課堂上講授給其他同學，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知識反復錘煉的過程，是知識的輸出過程，這要比知識的學習或輸入費神，知識的學習或輸入只要自己學會明白就好，而講授過程是要別人明白，這需要對知識反復梳理，這個過程訓練了學生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因為這是一個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如何清晰明了地講解給別人的過程。再次，同學之間進行一問一答的討論，這樣的過程需要學生對自己掌握的知識進行提煉、分析、判斷，最終給出一個令對方滿意的答案，這訓練了學生分析問題、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表達能力。最后，同學將自己精心準備的講授內容和討論內容整理成文，這集中訓練了學生撰寫文章的能力。

可見，在專業授課過程中合理地安排研討課，能夠很好地培養和訓練學生的自學能力、運用文獻的能力，分析、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表達能力及寫作能力等各方面的能力，故期望廣大高校教師在專業授課過程中適當安排研討課訓練學生的基本能力。但是，在研討課設計的過程中，以問題需要加以注意。

首先，在專業課的授課過程中適當安排研討課，這里的專業課應該有前期的相應課程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學生在研討課的準備階段就需要首先學完相應的基礎課程，這使得學生在準備階段（一周、兩周或一個月）無法完成，也就無法參與研討。

其次，研討課的主題選擇非常重要，這關乎研討課的成功與否。任課教師需要經過精心設計，選擇那些屬于該課程、該學科的關鍵性問題，或是有爭議的課題，抑或是理論研究的熱點，給學生留下發掘的空間。

再次，由于近年高校擴招，班級數量增加，合班上課，上課人數過多，給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安排研討課帶來一定的困難，這需要教師根據具體情況慎重安排，否則，研討課的效果不會很理想。

最后，研討課對于任課教師本人也有更高的要求。研討課的主題是教師精心設計的，這需要教師對這些主題有充分的文獻閱讀、準備及更深的思考，這樣才能游刃有余地引導學生。教師在研討課中貴在誘導、啟發而非說教，引導學生大膽想象、主動探究、積極思維、挖掘自身潛能，提高學生的能力。

上文是我為培養和訓練學生基本能力以適應知識含量極豐富的世界而在專業授課過程中合理安排研討課的實踐與心得，粗淺之見，期望方家教正。

參考文獻：

篇（9）

地方高校是國家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與國家重點高等院校一樣，承擔著培養高素質人才、產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為地方經濟服務這三大任務。學科是高等院校進行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的基礎，亦是衡量高校總體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國家科教隊伍的一員，地方高校更側重于地方特色。科學研究是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帶有明確的目標和特色。進行科學研究，可以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科技資源，產出優秀的科研成果，推動著理論和技術創新，推動高等院校特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為完成國家賦予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務創造更好的條件。因此，正確認識科研對學科建設的關系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一、科學研究在地方高校特色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性

學科建設是根據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依據學科自身的發展規律，有意識地對學科發展進行規范。學科是高等院校進行高級人才培養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要基礎，是高等院校的基本元素。一所大學如果擁有自己獨具特色的學科，就會在國內乃至國際上產生影響，就會在社會上立足。加強學科建設就要在符合高校三大任務的前提下突出重點，突出特色。鑒于歷史、區位、人才、經費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高等院校有著自身一定的特色和不足。因此，她在學科建設上更應注意將自己的特點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結合，突出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揚長避短，來加強自己獨具特色的學科建設，并以此帶動整個學校的學科建設，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

長江大學在學科建設上本著“支持重點、發揮優勢、辦出特色、提高水平”的原則，確立了以“石油科技”、“江漢平原澇漬地開發”、“楚文化”研究為三大特色學科。也正是有了這三大學科的建設，不僅使學校在“油藏描述”、江漢平原澇漬地綜合開發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荊州古城墻野生植物保護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還帶動了學校其他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僅在2004年里，長江大學就獲得湖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湖北省自然科學二等獎和科技進步二等獎6項，三等獎5項，居湖北省屬高校獲獎成果數之前列。

二、科學研究在特色學科建設中的作用

2.1為傳統學科的改造增添新的動力

傳統學科是原有學科經過長期建設，多年發展的產物。它有著自己獨特的優點，也有著一定的局限性，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學科的局限性日漸突出，各種各樣的矛盾會日漸尖銳。要扭轉這一現象，必須加強科學研究，充實新的內容，不斷發展，才能適應日益加快的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形勢。“農業水利土資源利用”是設在長江大學農學院的一個省級重點學科，也是一個傳統學科。在學科建設中，該學科人員緊緊抓住“江漢平原四湖澇漬地改造與綜合開發”的科研課題，對以四湖澇漬地進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以四湖澇漬地特征為代表的南方易澇易漬的中低產田治理與開發利用的理論與技術體系，研究出“對同類型的區域農業可持續開發具有重要價值”的成果。在該項科研活動的過程中，項目承擔者既充分地應用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學科的理論及相關知識，又通過研究、探索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技術，使400多萬hm2次的易澇易漬的中低產田受益，產生了6億多元的經濟效益，也充實了該學科的內涵，為其他學科建設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2.2促進相關學科共同發展科學研究是學科重要的生存空間。特色學科建設需要相關學科及科學研究的參與、滲透和支持，其間的關系密不可分。高水平的科學研究和眾多相關學科的參與能起不同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碰撞，產生新的知識火花，產出新的科技生長點，獲得新的生長空間，從而更好地促進其學科建設。在“農業水土資源利用”的學科建設過程中，學科的建設者積極爭取并參與各種相關的科學研究工作，獲得了一些建設條件。該學科共主持承擔國際合作項目1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部等資助項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學基金、湖北省重大科研項目、湖北省重點攻關項目10個，湖北省教育廳資助項目12個，研究經費達到350萬元，加上日方的總援助金額6.5億日元，該學科5年間擁有的科研經費總額達到788萬元。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作物遺傳育種學、農業生態學等學科的知識溶入，相關學科也有人員參與，均有了較好的收獲：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獲得湖北省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湖北省科技進步獎

二、三等獎多項；在國內外發表研究論文100多篇，出版著作2部、教材4部。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作物遺傳育種學、農業生態學等學科也在這一系列的研究中獲取了大量資料，產生了澇漬特定背景條件下的新理論及新技術。這樣既支持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學科，也豐富了自己。這樣的合作不僅促進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的學科建設，也促進了相關學科建設與發展。通過科學研究的磨練和相關學科力量的參與，使該學科及相關學科組成的學科群的建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并為我校走向全國、占領全國濕地農業資源環境保護與利用的制高點打下了較堅實的基礎。

2.3科學研究促進特色學科發展，更好服務于地方經濟

知識經濟和科教興國使高等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地方院校也在其列。地方院校通過加強科學研究，促進特色學科建設，產生更多的科研成果，將學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可以更好地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學科建設也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獲得廣闊的發展前景。在長江大學的學科建設過程中，這種事例不時可見。如農學院的作物遺傳育種學科在建設過程中，始終注重科研與生產相結合，在生產實踐中尋找課題，進行科研，又將研究成果迅速推廣到農業生產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該學科培育的大麥品種“鄂啤2號”分別于1989年和1992年通過湖北省和四川省品種鑒定；啤飼兼用大麥“鄂啤5號”也于1993年通過湖北省品種鑒定；我國第一個利用輻射育種成為種植面積上百萬畝的高產、優質、多抗棉花品種“鄂棉15”于1990年通過省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命名；育出了棉花高產、抗病、抗蟲新組合“HZ101”和“HZ401”；在水稻方面，選出了早熟、高產、抗病三系雜交稻“汕優8號”，早熟、優質秈稻品種“青草早”，野敗型雄性不育系“溫線早A”和秈型光敏感核不育系“湖農5s”；同時還先后選育出油菜“鄂油長莢”、“鄂農82矮蠶豆”、大豆“鄂豆6號”以及紅麻、苧麻新品系和雜交水稻新品系1-94、1-161等共計18個品種（系），累計推廣面積200多萬hm2，增加經濟效益15億元。

三、加強科學研究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3.1目標定位

科學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目標越大、投入越多。限于地方高等院校的現狀，在運用科學研究策略促進特色學科建設的策略中也有一個目標定位問題。大目標雖然有可能產出大的成果，但若目標定得太高，難以達到，則反而會產生一些負效應，從而影響這一策略的繼續實施。從現實與超前兩方面綜合考慮，應考慮所有現實條件（含現實可利用的條件）為上限，這樣較為穩妥。

3.2科研環境

科研環境包括進行科學研究所需的硬環境和軟環境。前者包括進行科研所需的設備，資金、物質的集合，后者包括保障科研工作順利進行所需要的規章制度及相應待遇等。要實施科研強學科、強專業、強學校的戰略，必須要從大局著眼，從戰略的高度來組織、實施這一個系統工程。實施單位亦要在上級領導的支持下，充分考慮科研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建設，在硬環境方面，可以在研究的主要方向上進行設備的整合，或集中財力解決一定關鍵設備，亦可以“借般出海”，借用、租用有關單位的設備，在軟環境方面，要制定相應鼓勵政策，使具有科研能力的人員人人思科研、人人愿科研、人人能科研。新晨

3.3團隊精神

團隊精神是組織眾多科研人員進行攻關的一個重要條件。團隊精神強，眾多科研人員能夠集合在某一個旗幟下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群策群力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成攻的把握就大，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希望亦較大，反之則不然，要從各個方面努力，使集合的科研人員都能有事干，能干事。不然，只靠單干戶、“夫妻店”是很難再成氣候的。與國家重點院校相比較，地方高等院校的人力、物力等條件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團隊精神則有更加重要。

參考文獻：

篇（10）

地方高校是國家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與國家重點高等院校一樣，承擔著培養高素質人才、產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為地方經濟服務這三大任務。學科是高等院校進行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的基礎，亦是衡量高校總體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國家科教隊伍的一員,地方高校更側重于地方特色。科學研究是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帶有明確的目標和特色。進行科學研究，可以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科技資源,產出優秀的科研成果,推動著理論和技術創新,推動高等院校特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為完成國家賦予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務創造更好的條件。因此,正確認識科研對學科建設的關系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科學研究在地方高校特色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性

學科建設是根據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依據學科自身的發展規律，有意識地對學科發展進行規范。學科是高等院校進行高級人才培養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要基礎,是高等院校的基本元素。一所大學如果擁有自己獨具特色的學科，就會在國內乃至國際上產生影響,就會在社會上立足。加強學科建設就要在符合高校三大任務的前提下突出重點，突出特色。鑒于歷史、區位、人才、經費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高等院校有著自身一定的特色和不足。因此,她在學科建設上更應注意將自己的特點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結合,突出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揚長避短，來加強自己獨具特色的學科建設，并以此帶動整個學校的學科建設，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

長江大學在學科建設上本著“支持重點、發揮優勢、辦出特色、提高水平”的原則，確立了以“石油科技”、“江漢平原澇漬地開發”、“楚文化”研究為三大特色學科。也正是有了這三大學科的建設，不僅使學校在“油藏描述”、江漢平原澇漬地綜合開發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荊州古城墻野生植物保護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還帶動了學校其他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僅在2004年里，長江大學就獲得湖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湖北省自然科學二等獎和科技進步二等獎6項，三等獎5項，居湖北省屬高校獲獎成果數之前列。

2科學研究在特色學科建設中的作用

2.1為傳統學科的改造增添新的動力

傳統學科是原有學科經過長期建設，多年發展的產物。它有著自己獨特的優點，也有著一定的局限性，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學科的局限性日漸突出，各種各樣的矛盾會日漸尖銳。要扭轉這一現象，必須加強科學研究，充實新的內容，不斷發展，才能適應日益加快的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形勢。“農業水利土資源利用”是設在長江大學農學院的一個省級重點學科，也是一個傳統學科。在學科建設中，該學科人員緊緊抓住“江漢平原四湖澇漬地改造與綜合開發”的科研課題，對以四湖澇漬地進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以四湖澇漬地特征為代表的南方易澇易漬的中低產田治理與開發利用的理論與技術體系，研究出“對同類型的區域農業可持續開發具有重要價值”的成果。在該項科研活動的過程中，項目承擔者既充分地應用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學科的理論及相關知識，又通過研究、探索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技術，使400多萬hm2次的易澇易漬的中低產田受益，產生了6億多元的經濟效益，也充實了該學科的內涵，為其他學科建設提供了良好的范例2.2促進相關學科共同發展

科學研究是學科重要的生存空間。特色學科建設需要相關學科及科學研究的參與、滲透和支持，其間的關系密不可分。高水平的科學研究和眾多相關學科的參與能起不同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碰撞，產生新的知識火花，產出新的科技生長點，獲得新的生長空間，從而更好地促進其學科建設。在“農業水土資源利用”的學科建設過程中，學科的建設者積極爭取并參與各種相關的科學研究工作，獲得了一些建設條件。該學科共主持承擔國際合作項目1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部等資助項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學基金、湖北省重大科研項目、湖北省重點攻關項目10個，湖北省教育廳資助項目12個，研究經費達到350萬元，加上日方的總援助金額6.5億日元，該學科5年間擁有的科研經費總額達到788萬元。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作物遺傳育種學、農業生態學等學科的知識溶入，相關學科也有人員參與，均有了較好的收獲：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獲得湖北省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湖北省科技進步獎二、三等獎多項；在國內外發表研究論文100多篇，出版著作2部、教材4部。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作物遺傳育種學、農業生態學等學科也在這一系列的研究中獲取了大量資料，產生了澇漬特定背景條件下的新理論及新技術。這樣既支持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學科，也豐富了自己。這樣的合作不僅促進了“農業水土資源利用”的學科建設，也促進了相關學科建設與發展。通過科學研究的磨練和相關學科力量的參與，使該學科及相關學科組成的學科群的建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并為我校走向全國、占領全國濕地農業資源環境保護與利用的制高點打下了較堅實的基礎。

2.3科學研究促進特色學科發展，更好服務于地方經濟

知識經濟和科教興國使高等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地方院校也在其列。地方院校通過加強科學研究，促進特色學科建設，產生更多的科研成果，將學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可以更好地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學科建設也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獲得廣闊的發展前景。在長江大學的學科建設過程中，這種事例不時可見。如農學院的作物遺傳育種學科在建設過程中，始終注重科研與生產相結合，在生產實踐中尋找課題，進行科研，又將研究成果迅速推廣到農業生產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該學科培育的大麥品種“鄂啤2號”分別于1989年和1992年通過湖北省和四川省品種鑒定；啤飼兼用大麥“鄂啤5號”也于1993年通過湖北省品種鑒定；我國第一個利用輻射育種成為種植面積上百萬畝的高產、優質、多抗棉花品種“鄂棉15”于1990年通過省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命名；育出了棉花高產、抗病、抗蟲新組合“HZ101”和“HZ401”；在水稻方面，選出了早熟、高產、抗病三系雜交稻“汕優8號”，早熟、優質秈稻品種“青草早”，野敗型雄性不育系“溫線早A”和秈型光敏感核不育系“湖農5s”；同時還先后選育出油菜“鄂油長莢”、“鄂農82矮蠶豆”、大豆“鄂豆6號”以及紅麻、苧麻新品系和雜交水稻新品系1-94、1-161等共計18個品種（系），累計推廣面積200多萬hm2，增加經濟效益15億元。

3加強科學研究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3.1目標定位

科學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目標越大、投入越多。限于地方高等院校的現狀，在運用科學研究策略促進特色學科建設的策略中也有一個目標定位問題。大目標雖然有可能產出大的成果，但若目標定得太高，難以達到，則反而會產生一些負效應，從而影響這一策略的繼續實施。從現實與超前兩方面綜合考慮，應考慮所有現實條件（含現實可利用的條件）為上限，這樣較為穩妥。

3.2科研環境

科研環境包括進行科學研究所需的硬環境和軟環境。前者包括進行科研所需的設備，資金、物質的集合，后者包括保障科研工作順利進行所需要的規章制度及相應待遇等。要實施科研強學科、強專業、強學校的戰略，必須要從大局著眼，從戰略的高度來組織、實施這一個系統工程。實施單位亦要在上級領導的支持下，充分考慮科研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建設，在硬環境方面，可以在研究的主要方向上進行設備的整合，或集中財力解決一定關鍵設備，亦可以“借般出海”，借用、租用有關單位的設備，在軟環境方面，要制定相應鼓勵政策，使具有科研能力的人員人人思科研、人人愿科研、人人能科研。

3.3團隊精神

團隊精神是組織眾多科研人員進行攻關的一個重要條件。團隊精神強，眾多科研人員能夠集合在某一個旗幟下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群策群力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成攻的把握就大，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希望亦較大，反之則不然，要從各個方面努力，使集合的科研人員都能有事干，能干事。不然，只靠單干戶、“夫妻店”是很難再成氣候的。與國家重點院校相比較，地方高等院校的人力、物力等條件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團隊精神則有更加重要。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