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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新媒體研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地鐵劇在公共交通空間里聚集了較多的人群與注意力,在循環播放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廣告效應層面的持續影響。而由于操作上的一定困難和新媒體劇廣告投放商的產品定位宣傳考慮,特定場所室內視聽媒體的新媒體劇尚不多見,而戶外大屏幕電視因為過于嘈雜的室外環境,仍未用于新媒體劇的大規模播放。不過隨著技術的日益完備和視聽播放平臺資源的優化配置整合,這種情況或許很快就會發生變化。必須指出的一點是,網絡劇、手機劇、公共視聽載體劇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常常是同步進行,彼此滲透。而內容共享、平臺多樣、追求擴大影響,正是新媒體劇投放的主要特征。
制作力量多元:分營與交叉
新媒體劇擁有多元化的制作力量,既有視頻公司的全程參與,又有來自電視臺的競爭合作,還有草根大眾的積極介入,網狀化的制作生態格局是不可回避的生產態勢。
1.兩分天下:業界自制與草根自制。新媒體劇產生伊始,其草根特質令人興奮不已。“無論你是誰,均可參與”,這樣的宣傳理念正是其大眾化、草根化特質的體現。然而在草根參與的同時,業界參與更為穩健有力。綜觀目前實現廣泛影響的網絡劇《錢多多嫁人記》、《嘻哈四重奏》、《歡迎愛光臨》等,無一不是由業界投資制作完成的。個人參與的障礙不是平臺本身(因為Web2.0時代的特質意味著大眾盡可以上傳自己的作品博取關注),而是在其他方面:第一,資金的投入。盡管新媒體劇較以往傳統電視劇的制作經費投入規模已經大大減少,然而這一趨勢并不絕對化。短時長不一定就是低投入。網絡劇剛出現的前幾年,一集的制作費用僅僅幾萬元,而現在有很多視頻網站自制劇已經開始往幾十萬元和更高的制作門檻邁進。視頻網站擁有自身融資實力、前期廣告投入、視頻播放收費等多渠道的資金基礎,使網絡劇實現大制作具備了現實可能。第二,業界的資源整合和同步經營趨勢。2010年之前,來自原創層面的競爭相對嚴重。那些迫切想從購買傳統電視劇版權的高額花費中掙脫出來的視頻網站,又一頭扎進了競相提高自制劇制作成本賺取宣傳噱頭的泥潭。目前這種情況有所改觀,像華揚聯眾這樣愿意充當“第三方”的互聯網廣告公司已經出現,其任務便是整合網絡劇制作力量,實現資源共享,由多家視頻網站聯合投資,在各大視頻網站上同步發行,共同分成。2012年3月,優酷網和土豆網宣布合并,對無論是經營、營銷還是內容定位等層面都高度趨同的兩家視頻公司而言,合并的確是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選擇。
另外,在視頻網站創立之初就存在的草根自制網絡劇并未消失,它正在被整合進業界制作格局。以網絡劇《大學生同居的事兒》為例。最初,大學生周林只是和幾個同學制作了用DV拍攝的短片,結果上傳網絡之后反響火爆。隨后,這些年輕人和電視臺、網絡公司建立了合作關系,開始專門從事網絡劇制作。近幾年,各大視頻網站始終處在發掘網絡視頻制作人才的“獵頭”狀態之中,關注人氣高的網友自制視頻,洽談合作計劃。像土豆網“橙色盒子”計劃中的“6號倉庫”規劃便宣稱“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在這里尋找自己的位置”。在新媒體劇制作層面,草根是被作為創意、人才資源儲備來對待的。當草根成為業界的一部分,那些原本遠離制作的“散兵游勇”會迅速被整合進影視市場的洪流之中,瓦解掉曾經的身份,為主流的影視制作提供新鮮血液。
2.雙向合作:電視臺與網絡媒體的合作。電視臺與網絡媒體在新媒體劇生產層面正在深度合作。網絡媒體打造自制劇試圖逐漸培育自身獨立的內容能力,電視臺則力圖保證自己的收視率,繼續吸引大眾關注,于是一些“視網聯動”的新媒體劇應運而生。如今,許多新媒體劇實現了從新媒體平臺逆流到電視平臺播放(如鳳凰網的《Y.E.A.H》);或者由電視平臺播放轉向網絡版和手機版的制作(如《愛情公寓》);也有電視平臺和新媒體平臺深度合作、聯合制作并實現了電視+新媒體多平臺播出的情況。2009年,浙江電視臺影視娛樂頻道與新浪網合作完成新媒體劇《因為•愛》,試圖實現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雙贏。2010年,優酷網整合網絡劇、網絡綜藝節目推出“戀愛季”的主題活動,聯合安徽衛視和湖南衛視,互為補充,同時推出。以上嘗試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像《因為•愛》便一舉實現平均3.8%的電視收視率和新浪網單日點擊量過萬的雙豐收。2011年5月初,《錢多多嫁人記》登陸數字電視頻道,在全國20余家省市電視臺播放。同年6月,搜狐視頻多部自制劇登陸CMMB,成為手機電視的內容提供商。而土豆網則將合作的目標延伸到了中國臺灣地區。2011年9月,土豆網與臺北中視傳媒簽訂長期策略合作意向書,其自制偶像劇《愛啊哎呀,我愿意》在開拍時便瞄準了臺灣地區的電視播出平臺。2011年10月,旅游衛視開辦《網劇來了》欄目,開播內容選用《錢多多嫁人記》、《瘋狂辦公室》等劇集。該欄目的創立代表著電視臺求新突破,試圖以網絡劇內容競爭頻道收視率的愿望。電視臺和網絡擁有各自受眾群體,二者之間的合作可以提高節目的覆蓋面,聚集擁有不同收視習慣的觀眾,將節目的多次傳播嵌合于多個平臺,優化視頻資源配置。影視劇集的播放平臺并不僅僅是競爭的關系,電視臺和新媒體之間既有原來的影視內容買賣,也有目前的平臺合作。在未來,電視臺和網絡、手機、公共視聽載體的合作必將進一步深化,有望看到全媒體播放的深度跨界作品。
目前的網絡劇大多由視頻網和影視公司策劃制作,但是電視臺傳統電視劇制作播放的龍頭地位仍未改變,它與視頻網站的合作在未來還會進一步深化。國外的情況大致相似。美國三大商業廣播公司之一的NBC便積極打造自己的網站,在建立數字平臺的同時還與AOL、Myspace、MSN等網絡門戶合作,全方位展示自己的節目內容。維亞康姆旗下的MTV網站上專門提供用戶原創視頻,實踐視頻門戶功能。國內電視臺近年來幾乎都成立了自己的專屬網站,提供電視頻道節目的部分內容。電視臺自身的網頁具備了與電視臺實體勾連的品牌實力、電視節目內容優勢、資金技術和版權優勢,然而這些優勢同時又是雙刃劍。電視臺的品牌實力和電視節目優勢會讓大部分希望看到創新、即時、富有創意的視頻的觀眾敬而遠之,而視頻網站的草根定位、原創內容和品牌形象往往更能吸引網民。盡管電視媒體的專屬網頁同樣可以實現這些功能,但是一方面出于電視臺的自身定位和制作特點,另一方面出于既有體制下的惰性思維,目前電視臺網頁仍主要承擔著電視節目內容吹鼓手的功能,缺乏網頁內容的獨立原創制作。值得注意的是,電視臺目前已經開始重視網絡劇的發掘,購買一些熱門網絡劇在電視頻道播放,將其整合進電視節目的范圍之內。此外,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網絡電視已經形成規模。這其中包括:人民網、新華網視頻業務和由各級電視臺開辦的視頻網站;由商業門戶網站開設的視頻業務,如搜狐視頻等;由商業垂直網站如優酷土豆網、PPTV等提供的電視節目回看或在線播放等。在這樣“三分天下”的網絡電視陣營中,新媒體劇正在成為網絡電視節目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靜態觀看到雙向互動:互動劇
依托于Web2.0的交互特質,新媒體劇具備鮮明的互動性敘事文本特點,不再是靜態的被動觀看,而是主動選擇的點播行為,打破了傳統電視劇的單向觀看模式。在網絡通暢的條件下,用戶可以選擇任何網絡劇,不限次數,從片頭、片尾或者片中任何位置開始觀看。在博客、微博、手機互動平臺的支持下,觀眾可以即時發表評論并交換看法,也可與投資方提供的信息交流碰撞,甚至和原創團隊、明星演員進行交流。2008年,由鳳凰網策劃推出的網絡劇《Y.E.A.H》中,采用了由觀眾選擇決定劇情走向的模式。《Y.E.A.H》每周播出5集,新一周的劇情由上周周末觀眾投票結果決定。攝制組預先攝制了多種劇情發展模式并提前拍攝完成,根據觀眾投票來選擇具體播出內容。網友在掌控劇情的中持續關注該劇,一度表現出了巨大的參與熱情和澎湃的原創能力。2008年至2009年,香港林氏兄弟制作的兩部互動劇《電車男追女記》和《宅男最后的120個小時》先后推出,劇中廣泛采取“A或B”的選擇方式,以便由網友掌控劇情,推出后引發了廣大網民參與體驗。
需要指出的是,當下國內新媒體劇在這方面的嘗試還處于較為初級的階段,仍有不少問題需要探索。比如,觀眾的創造一旦超出原有構想的框架范圍該如何解決?觀眾除了“選擇選項”之外是否還可以實現更加隨意化的即時性創作?技術層面是否可以實現類似游戲敘事的多空間、多線索并存?此外,新媒體劇的互動性還體現在多個方面:
交互設計方法體系
交互設計是以客戶為基礎,提供有效、高效,有用、可用和易被采納的服務設計。參與用戶調研融入用戶體驗是非常必要的,交互設計者要收集調研資料,統計體驗回饋,進而調整產品的戰略戰術。多數用戶需要輕松且解決問題的體驗,“輕松”是對于用戶來說的。為此,設計者應該調動一切力量,去完成并提供這樣的體驗。產品是沒有生命的,需要設計師去定義,去賦予它生命,而且在用戶需求基礎上使產品具有獨特的表現力。例如手媒產品,產品本身的反饋機制用戶在一個頁面逗留多久,在觀看圖表的哪個節點退出,這些信息就像被安排好的有秩序的郵件,最終傳輸到終端處理器,但最后出來的結果和用戶的真實需求不符,表述不清,邏輯性混亂,相反還會給用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再例如,乘坐地鐵需要通過售票機,點擊目的地,投幣購票,然后拿著票進站上車,如果這一流程清晰合理,順暢無礙,那么它也是一個合理可行的交互設計,服務也就達到了目的。分析數據也可以算是了解用戶需求的一個途徑,但數據往往與用戶想要的相差甚遠,所以設計團隊要注意每個細節,而且在收集整理數據之后要做及時調整。總結以上,設計者如完成良好的設計必應思考五個原則,以用戶為中心,團隊合力創造,按順序執行,真實呈現,顧全整體性。
創新思維與創新方法的研究
如何設計一個體驗良好的不對等溝通機制,是信息與交互設計的關鍵,我們需要一個或多個創新的思維和創新的思維方法。現今的產品,服務與系統越來越適應使用需要情境和積極主動地配合用戶的行為動作,甚至為用戶想到下一步的預案。新式的交互方式開始轉變人們對傳統產品設計的認識,例如用雙手多點觸摸的方式放大照片,用手在空中上下劃動的方式,滾動網頁相對于滑動鼠標滾動方式,這些設計是基于人的行為習慣創造出來的,讓用戶感到心切,操作愉悅。交互加入體感手段,這便是是通過看得見,摸得著實體交互設計幫助用戶和產品,服務與系統交流的手段。體感交互意味著人體與有形物體的交互,在體感UI里一定會找到可握持和可觸摸的元素。相對于基于電腦屏幕的人機交互而言,會更有效地幫助設計開發和提高用戶與產品的交互模式,因為體感交互顯得更親密,更簡單,更通情達理和更具有美學意義。
用戶在服務過程中,以時間為維度與相關觸點產生關系并形成體驗,從服務前的期待到服務中的體驗再到服務后的評價,形成服務的閉環。不要在意用戶提出的具體產品功能,抓住他們真正想要的。用戶要的是能爭取最大利益,要的是穩定和高質量,要的是全世界都能看到他們的信息出現在各個媒體上,并有效的傳播,這些需求才是我們真正的關注點。
新聞教育是培養記者德性倫理的重要途徑。北卡羅萊納大學的趙心樹認為,“美國新聞傳播教育近20年來最顯著的兩大變化之一就是對職業道德和職業倫理的重視”。①
近年來,中外學界對新聞教育的交流對話日益增多。大衛·卡拉特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美國新聞人才培養的趨勢中,培養強烈的道德觀念是最基本的開始”。②黃鸝、吳廷俊在《美國新聞教育的職業化思想》一文中指出,“技能訓練、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和學術性三種因素構成了教育的職業化思想。”③此外,還有張詠華的《面向新世紀的新聞倫理道德教育——美國兩所大學新聞倫理學教學新嘗試之啟示》等,都對美國新聞倫理教育進行了一定的研究。
“密蘇里新聞學院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新聞學院,也是有著世界范圍的影響力的新聞學院。”李建新的《密蘇里新聞倫理教育的內涵及借鑒》(《新聞大學》,2012年第5期)在對密蘇里新聞教育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該院新聞倫理教育的諸多問題,并在對比中發現了我們自身的一些不足,給出了改進的建議。
關于西方新聞專業主義
關于新聞專業主義的研究,是中國新聞學界關注美國新聞倫理的一個重要方面。
鄭煒佳在《淺析美國新聞專業主義》(《視聽》,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新聞專業主義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聞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職業規范,其實質是新聞媒介和新聞從業者所追求的一種職業理想和操作理念”。吳果中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歷史演變及其現實悖論》中指出,西方新聞專業主義“隨著新聞業史的發展及其專業水平、理想追求和職業倫理而發生衍變,并在專業追求與現實表現、新聞價值要求與社會需求、職業道德與效益利潤等方面漸漸形成悖論,由此體現出西方新聞與政府、大財團及個人利益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④
中國新聞事業在借鑒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合理成分時,必須解決好新聞專業主義與政府體制的矛盾關系。王學成在《“現實”與“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中指出,“新聞的商業化和市場化經營構成了西方新聞專業化的經濟基礎,服務公眾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下的新聞自由(獨立)成為新聞專業化的理念基礎,而大眾社會的興起成為新聞專業化合法化的社會基礎”。⑤黃旦在《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中,通過對西方新聞和傳播實踐及其研究的深入思考,揭示了西方傳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展示了傳播者研究的多樣化維度。
關于美國新聞界的自律途徑
中國學者對美國的新聞職業道德內部建設有一定的關注。
李良榮在《西方新聞事業概論》中,以專門的篇幅研究了美國的新聞職業道德內部建設的具體措施。肖志峰在《西方新聞自律的歷史演進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鏡鑒》一文中,從史學視角總結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新聞自律的途徑,然后轉向西方新聞自律發展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啟示的探討。⑥
關巖德在《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簡況》中對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的情況作了較全面、深入的介紹,具體涉及到美國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理論基礎與發展、美國新聞法規與新聞職業道德規范、美國新聞行業的內部監督機制等,同時指出美國新聞倫理的階級性色彩——為資產階級服務。⑦
對典型個案的研究與反思
中國學界對堅守職業理念的美國記者和學者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對普利策、威廉、李普曼等名人的新聞倫理思想研究等。
美國典型的職業道德案例是反思的熱門話題。2003年,《紐約時報》記者杰森·布萊爾編造假新聞,給美國新聞界聲譽造成惡劣影響,被認為是美國媒體的災難性事件。
董芳芳在2006年第8期《新聞知識》撰文《美國媒體如何走出“喪失信譽的一年”——析〈紐約時報〉重振公信力五大舉措》,強調真實性和客觀性是贏得讀者信任的根本保證。
陳俊妮在《理解阿巴斯譴責〈紐約郵報〉——美國學界對〈紐約郵報〉刊登地鐵死亡攝影作品的討論》(《新聞記者》,2013年第1期)中,綜合分析美國學界針對2012年12月4日《紐約郵報》以頭版整版方式刊登一名男子即將被地鐵列車碾軋的圖片,并配以聳人聽聞標題的爭議事件,認為媒體應通過全面審視可以利用的可能性選擇,以同情和尊重的情感報道,來實現講述事實與將傷害降低到最小的結果。
考察記者面臨的職業倫理沖突
商娜紅在2004年第5期《中國傳媒報告》上發表《美國新聞的職業危機和新趨向》,聚焦當今美國新聞職業面臨的危機和困境,并透視了新聞職業發展的新趨向。
黃旦在2000年秋季號《新聞大學》發表《負責任的公共傳播者:事業化和商業化沖突中的新探索——學習美國新聞傳播思想史札記》,指出了職業理想與現實的沖突。
沈浩在2002年夏季號《新聞大學》發表《新聞理念和市場理念——兩種新聞制作理念在當代美國的交鋒》,關注現實對新聞倫理的影響。
劉美君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拿來主義”:淺析美國商業報紙以及探究現實中的新聞理想》中,分析了數字時代的美國報紙積極應對挑戰的現狀,剖析了中國報刊的商業化傾向和記者的社會角色認知。
中美新聞倫理的比較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中美新聞倫理的比較研究既有理論價值,又有現實意義。
面對職業倫理與新聞實踐的沖突,美國新聞人如何恪守新聞專業主義,如何應對新聞界出現的新聞失范問題?潘青山在《中西新聞倫理道德比較》(《聲屏世界》,2003年第10期)一文中,比較了中西方新聞倫理道德的不同表現和相似問題。閆景芹的碩士論文《中美新聞采寫的新聞倫理比較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5年)通過中美對比的方式,探討記者在新聞采寫中所面臨的新聞倫理現象及其解決的途徑和對策。
陶麗在《中西方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標準之比較》(《新聞世界》,2013年第5期)中,以《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標準》(2009年修訂)和《美國職業記者協會道德準則》(1996年修訂)為例,分析了中西方新聞倫理與法規的異同。
此外,還包括張殿元的《透視中西方大眾傳媒的倫理道德問題》(《新聞愛好者》,2002年第10期),姜玉華、郎勁松的《中西方新聞倫理道德的差異表現》(《新聞傳播》,2005年第4期)等。
綜上所述,對美國新聞倫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但連續性和體系性不強,大多集中在個別議題上,因此需要結合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歷史等多重因素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注釋:
①趙心樹 陰衛芝:《“心中之規”最具道德權威——新聞職業倫理規范問題答問》,《新聞與傳播》,2006年第12期
②【美】大衛·卡拉特爾著,黨芳莉編譯:《美國新聞人才培養的趨勢》,《新聞界》,2005年第5期
③黃鸝 吳廷俊:《美國新聞教育的職業化思想》,《現代傳播》,2005年第4期
④吳果中:《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歷史演變及其現實悖論》,《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6期
⑤王學成:《“現實”與“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年第1期
2、 皮朝綱主編:審美與生存棗中國傳統美學的人生意蘊及其現代意義[M],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28頁。
3、 參見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33頁。
4、 參見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9頁。
5、 參見《辭海》(哲學分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125頁。
6、 參見韋政通編著:中國哲學辭典[M],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6年3月31日,第227頁。
7、 參見劉綱紀著:周易美學[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二、三、四章。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二卷[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
8、 據[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記載宋以前研究《周易》的著作僅有8部,宋代則劇增到63部。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四卷本,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的分卷情況看,宋以前包括《周易》本身分為第一卷,宋代易學就占據了整整的第二卷。書中指出“照《宋史·藝文志》著錄,北宋解易的著作有六十余家。其中有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如李覯、胡瑗、周敦頤、邵雍、王安石、張載、程顥和程頤等;有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如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他們都精通易學,在學術界掀起了研究《周易》的”(第二卷第5頁)。還闡述了“易學”與宋明理學(書中使用的是“道學”)各學派都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二卷第8頁)。朱熹站在理學派的立場,對北宋以來的易學及其哲學的發展進行了一次大總結(第二卷第325頁)。
9、 轉引自《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版,第498頁。
10、 參見周敦頤《通書·誠上第一》《宋元學案》第482頁。
11、 參見周敦頤《通書·順化第十一》《宋元學案》第487頁。
12、 參見張立文著:宋明理學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199-207頁。
13、 [宋]張載著: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8月第1版,第7頁。
14、 參見牟宗三著:《心體與性體》(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75-380頁。另侯外廬主編《宋明理學史》(上)也有類似的觀點。“‘太和’就是太虛與萬物共存,并通過陰陽二氣的感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體,是‘氣’的存在及運動形態的總稱,也是宇宙時間與空間的總稱。”第103頁。
15、 《張載集》第7頁。
16、 《張載集》第24、376頁。
17、 關于二程思想的差異性問題爭論是比較多的。將程顥和程頤的思想作重大分別的代表是牟宗三。可參見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18、 程顥 程頤著:《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第29、30頁。
19、 同上,第17、15、13頁。
近年來,上海雜技團在上級各有關部門的領導下,積極探索文藝院團體制改革和藝術創新,從創排《太級時空》、《時空之旅》到《雕刻時光》、《歡樂馬戲》,努力實踐一條符合雜技藝術發展規律的改革創新之路,取得了較明顯的成效。特別是原創的《時空之旅》劇目2005年9月至今演出2070多場,演出收入超過2.2億元,觀眾達216萬人次。該劇榮獲了2006-2007年度國家舞臺藝術“十大精品劇目”、第二屆文化部創新獎、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稱號。現在上海雜技團《時空之旅》、《浦江情》、《雕刻時光》和《歡樂馬戲》等四、五臺晚會同時在上海駐場演出,一年演出場次超過1000場,大大提高了演出市場占有率。
一、
三、展望
系部: 專業:
班級: 學生: 指導教師:
1.論文的主要任務及目標
(本部分能夠說明本論文要解決什么問題,得出什么結論即可)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單親家庭這一特殊群體的數量在逐年增長,而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對家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本文通過調查和研究,來分析單親家庭的現狀和主要問題,然后針對這些情況通過借鑒發達國家的政策,來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議和意見,希望能對改善單親家庭生活情況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2、設計(論文)的基本要求
論文撰寫應在指導教師指導下獨立完成,并以理論為指導,符合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論文應做到中心突出,層次清楚,結構合理;必須觀點正確,論據充分,條理清楚,文字通順;并能進行深入分析,見解獨到。同時論文字數不得少于8000字,還要有300字左右的論文摘要,關鍵詞3~5個(按詞條外延層次,由高至低順序排列)。最后附上參考文獻目錄和致謝辭。
3、設計(論文)的主要內容
以下以《淺析北京社區戶外媒體的現狀與發展趨勢》一文為例說明:
全文擬分五個部分來研究北京社區戶外媒體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其中第一部分將闡述研究社區戶外媒體的意義:社會經濟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帶動戶外媒體的高速發展,但社區戶外媒體沒有充分發揮出它的宣傳及服務功能。
第二部分將綜述北京社區戶外媒體的特點及現狀,讓人們對北京社區戶外媒體的現狀有所了解。第三部分將對制約北京社區戶外媒體發展的因素進行分析,擬從社區戶外媒體所受到的各方面制約來進行探討。
第四部分將是本文的重點部分:根據現在的社會經濟及科技水平的發展對社區戶外媒體的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并將重點介紹數十種會在社區大量普及的新型媒體及其所采用的新技術。
第五部分將得出本文的結論:將通過預測互聯網、無線通信和數字視頻技術的發展,從而得出未來社區戶外新媒體與其它媒體將相互溶合為一個整體,成為真正的多媒體,并最終支持新興虛擬系統的視、觸覺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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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度安排
設計(論文)各階段名稱
起 止 日 期
1
確定具體選題
2
撰寫、提交開題報告,參加論文開題
3
準備資料、撰寫修改論文
4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年會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雪城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選論文或摘要55篇。年會以“變革與傳播:中國傳媒三十年”為主題,旨在回顧30年來的傳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會議主要從新聞學的內在規律出發,對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傳媒體制、國際環境、消費文化等“語法問題”進行檢視。為迎接200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八十周年院慶,年會特設了“研究•視域•變遷”等專場,省察了傳媒改革進程中新聞傳播研究的進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一、自由與法制:傳媒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題
“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是研究新聞改革最重要的主題。”(孫旭培,2008)本次年會再次強調了傳媒體制改革過程中自由與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闡發了現有體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推進傳媒體制改革的方法。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如今改革達到新的階段,要再次重申新聞立法,以此來漸進地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報》2008年11月3日的評論:“應加快新聞領域立法工作,繼續完善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提供法律保障。”(華清,2008)他認為,這預示著新聞立法將是今后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孫旭培,2008)
在此基礎上,孫旭培教授提出了從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聞改革的13個研究議題:新聞自由權的具體研究、新聞自由的維度和尺度、宣傳本位與報道本位、社會穩定與意見多元、新聞法治與社會效益、突發事件與新聞自由度、第二第三國際與新聞自由、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急進還是漸進、媒介批評的法律規定、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與媒體創辦、新聞評議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法律救濟。他希望與會研究生秉承專業精神,能對以上議題規范地進行學術研究。(孫旭培,2008)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盧家銀、崔明伍(2008)在入選論文《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中,通過分析新聞媒體在公眾利益表達過程中遭遇的困境,為新聞立法提供了現實論證。他們認為,新聞媒體在現有體制下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這在部分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造成“喉舌”之困――媒體究竟應遵照政府的宣傳策略,還是應該直接表達民意。同時,市場也干預著傳媒的表達。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況下,需要首先建立解決言論糾紛的憲法訴訟制度,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司法保障;同時,建立公眾媒體等各類媒體,將多元利益在傳媒中分割開來,以保障每一方的表達權利。
復旦大學碩士生陰良(2008)也對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盧家銀、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陰良選取外國媒體駐華記者這一特殊的群體進行研究,訪談了16個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外國駐華記者,發現外國駐華媒體受到更復雜的社會控制;同時,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傳媒”,因此,在組織、行業、社會這三個層面外,還特別強調了個體層面的因素,提出了“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與長期駐華記者(resident journalist)這兩種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個體認知差異,并最終影響記者的表達。
清華大學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提出了可供國內參考的依據“線”和“非線”這兩種不同服務性質來區分內容規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歐盟新媒體內容規制政策的演進過程,闡述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出臺過程中公共利益與產業利益的沖突,以及統一監管與分層監管規制原則的確立。文章指出,歐盟的“規制模式的探索無疑是超前的,其效果還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實施中來評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體的內容規制也是我國政府公共政策和傳媒業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開放與霸權:傳媒全球化進程的現狀分析
傳媒改革的進程與國家的開放程度是緊密聯系的。30年來,中國媒體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奧運會、世博會等“焦點時刻”,中國傳媒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會入選論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撰寫的文章。文章通過介紹、闡述、分析海外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中國媒體當下的國際環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生侯靜慧、馬瑜晶(2008)對1978年至2006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層抽樣的方法,“年份”為抽樣“層”(strata),每層中隨機抽取10篇新聞報道,得樣本290篇。研究用GDP和進出口總額來測量經濟實力,其乘積作為自變量;報道量(quantity)與報道效價(valence)作為因變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而其中負面報道的比重也隨之增大。結合霸權理論,研究認為這種負面報道增多的現象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權力階級需要綜合利用大眾媒介中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各類信息,以求保證民眾的思想與現有社會秩序達到一致,即實現“媒介霸權”(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碩士生畢佳穎(2008),結合美國互聯網的政治表現,分析了“個體內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對政治的多元影響。文章認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國霸權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得到強化)”,即將“媒介霸權”隱藏在個體政治背后,通過技術控制以加強自身的權威性。文章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中國會不會走“美國道路”,互聯網的發展會對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怎樣的影響,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實踐中給出解答。
同樣關注霸權問題的還有同濟大學的碩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地區的10種有代表性的英文報刊雜志關于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籌備情況的報道,比較了報道側重點的不同: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上海世博會時,側重于宏觀的經濟與產業、商業的報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題的負面報道,幾乎沒有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報道,而對愛知和漢諾威世博會的報道則有顯著差異。與侯靜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積極應對西方“媒介霸權”、改善國家媒介形象的傳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議題、綜合運用多媒體、整合傳播模式等。
北京大學碩士生劉暢與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鄭宇鈞,以《筑夢2008》為個案,從修辭學角度研究了紀錄片跨國界意義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奧運的紀錄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質中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現“全球化了的”本土與“本土化了”的全球,以達到跨國界的意義共享。(劉暢 鄭宇鈞,2008)文章分別從本體修辭、積極修辭、非常規修辭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體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今后的紀錄片制作提供可參考的發展方向。
復旦大學碩士生呂芳雅(2008)運用戰略管理和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電影產業如何“走出去”進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萊塢模式與日韓模式等可借鑒的運營模式,對今后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關注泛亞市場,而不單是西方市場;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發行渠道;進行制度調整,等等。
三、商業化與大眾化:傳媒文化觀念的變遷
《文化癥候與文學期刊的影視趣味》(周根紅,2008),闡述了純文學期刊《收獲》1990-2008的歷史演變。隨著《收獲》逐漸成為影視文化風尚的引領者,并推出了關于影視明星的《一個人的電影》專欄,周根紅認為,《收獲》已逐漸失去純文學理念,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生產影視文學與大眾傳媒緊密勾連。作者對“影像霸權”的形成表示了憂慮,并表達了對純文學期刊原有的獨立性與先鋒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褚悅聞,2008)探索了商業化與高度社會性別化的話語機制對中國女足媒介再現的影響。研究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奧運年2004年1月-9月間267天《東方體育日報》的報道篇數、照片數量、頭版報道等相關參數進行統計,發現:在沒有重大賽事的情況下,女足再現為“玫瑰”;而涉及奧運盛事,女足則彰顯“鏗鏘”,被賦予男足未能擔負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艱苦環境中奮力進取的風貌受到媒介的反復強化。文章分析了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彈性的、分層的、有目標的媒介再現,是媒介以爭取收視率的新聞娛樂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現的女性,乃適應商品化的、被重新社會化的、被再創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別是一種社會范疇,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別化,區隔并規定了女性氣質和霸權的男性氣質特征的客體和行為;團體性的體育項目承擔起了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意義。
在商業化環境下,受眾的消費習慣和認知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化媒體的定位轉變。清華大學碩士生李華穎(2008)對消費者購買暢銷書的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基于知覺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調整和修正過的模型,研究發現:知覺品質越高,主觀規范越高,知覺行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購買暢銷書;而知覺犧牲并未起到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暢銷書作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不易因消費者成本影響人的購買行為,“暢銷”本身對書本的功能、品質或品牌等的肯定讓消費者不計太多代價地購買。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來暢銷書定位與定價的發展趨勢。
在年會的新聞沙龍環節,同一話題在網絡傳媒領域中也得到了討論。《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吳歡,通過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商業網站通過共建成員的精神認同獲得商業收益的方式。吳歡特別強調了成員的個體認同與社區認同之間的互動、網下社區和網上社區的相互支持。她認為,虛擬社區,尤其是老年群體的虛擬社區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要通過與現實社區相互作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吳歡,2008)老小孩網站創辦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志安博士介紹了“老小孩”的運營方式,也指出了通過上網給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創辦理念。
四、繼承與創新:新聞傳播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媒改革從“語詞革命”向“語法革命”轉變,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內容。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研究生的學術研究為視角,總結了30年傳媒改革帶來的新聞學科的發展。他強調,研究生群體的學術研究與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從老一輩的學科領軍人闡發新聞學基本原理、建構新聞學理論框架、走出新聞史學研究新路徑,到80年代繼往開來的中堅提升新聞學科的科學性,再到90年代開拓學科新領域,到新世紀夯實基礎理論、開創新媒體研究,研究生群體始終積極參與了新聞學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積累了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構建新聞傳播學理論體系,產出更多標志性成果,廣泛開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培育新聞傳播學大師和新聞傳播學中國學派,研制中長期(2009-2020)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規劃。(童兵,2008)
復旦大學碩士生滕育棟(2008),則從微觀層面著手,思考了30年來新聞思想的轉變。他以《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為切入點,通過考察1978年以來公開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對其描述、評價話語的變遷,揭示了三種不同的新聞史著寫作方式:服從宣傳需要的歷史寫作,突出文獻新聞學理意義的寫作,作為新聞改革歷史基礎的寫作,闡發了其背后的新聞思想。作者強調了新聞理論的發展在中國新聞史的寫作中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新聞史的寫作能為我國新聞理論的發展提供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更多的人回歸到新聞史研究中。
蘇州大學碩士生張震(2008)梳理了30年學界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變遷。從新聞客觀性的來源、內涵、主觀態度、宏觀操作方式、微觀操作方式等角度進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議題與趨勢。南京大學碩士生溫海玲(2008)對1988-2007年組織傳播研究論文進行了歷時性分析,根據其研究走向:“學科介紹原理闡釋應用分析學科建設”分析了每一時段的歷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強組織傳播學科建設的想法。蘭州大學碩士生華汝國(2008)綜述2005-2007年我國網絡傳播研究情況,歸納了其中所體現的研究熱點及形成的重要觀點,并進行了評價。
此外,本屆年會論文還對往屆年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繼承與創新。本屆年會入選論文《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與上屆年會入選論文《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榮、馬、王祥穎,2007)同樣是對“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側重有所不同。上屆論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將媒介素養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測量出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異。而梁靜等人將媒介素養中的廣告關注度作為中介變量,用以詮釋性別因素與第三人效應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上屆論文研究的深化與補充。
注釋:
[1]語法革命,是指“在現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規則的改變、關系的改變以及制度、機制、運動模式、盈利模式、與受眾關系、技術要素層面的改變,形成新的發展機會”。(喻國明,2008)對于傳媒改革而言,要從要素擴增到結構重組、規則改變和發展模式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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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喻國明.(2008).傳播的語法革命和傳媒競爭力構建.傳媒觀察,1,15-17.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文獻書目分析方法,對收錄在《亞洲傳播手冊》中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和專著進行描述和分析,就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的區別,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研究成果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情況等問題作了解答;并討論了國內傳播應當加強的地方,特別是加強合作研究。 [關鍵詞] 研究課題 研究特點 核心學術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提出“系統了解,認真研究,批評吸收,自主創造”的指導方針后,傳播學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傳播學已不再被認為是“偽科學”或“資產階級的東西”。它已正式被國家教育委員會確認為一級學科。同時,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編著、專著和論文相繼出版。 國外對中國傳播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們研究的情況,至今在國內尚未有過描述和分析。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的研究,希望能為今后中外有關中國傳播的對比研究提供參考。 一、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獻書目分析方法,對收錄在1998年出版的《亞洲傳播手冊》中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和專著的書目進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臺灣)。 《亞洲傳播手冊》是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亞洲媒介信息與傳播中心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聯手編輯出版的介紹亞洲各國傳播發展的權威參考書。《亞洲傳播手冊》中的參考書目部分收錄了1987年—1997年間有關亞洲傳播總體研究和有關13個亞洲國家的傳播研究的書目(香港單獨排列,還沒有列入中國部分)。 《亞洲傳播手冊》中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參考書目也收錄了1987年以前的書目,總數達485條。由于1987年以前的書目的收錄主要是填補1993年出版的《亞洲傳播手冊》中的遺漏,因此這些補漏的書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圍。剔除這些補漏的書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圍定為1987年—1997年間的384條書目,其中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書目有337條,專著、博士和碩士論文書目有47條。 本研究分析單位分別為作者、題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華人學者、非華人學者、混合及匿名等4項進行分類。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的分類標準是作者的姓名拼寫。不論是大陸的漢語拼音拼寫方法,還是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國家的華人學者姓名拼寫方法,一律歸類到華人學者類。非華人學者姓名拼寫則歸類到非華人學者類。混合是指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的合作作者。題目則按以下17類進行歸類:新聞、廣播電視、電訊、廣告、電影、媒體、信息、審查、新技術與媒體、新聞與傳播教育、政治傳播、媒體與青年、公關、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媒體政策和其他。這些分類主要是參考一些核心學術刊物的欄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圍劃定在以下幾種核心期刊:《報刊學報》、《亞洲廣告與營銷》、《亞洲傳播學報》、《電訊政策》、《亞洲媒介》、《傳播學報》和《新聞季刊》。 通過分析作者、題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個問題: 1. 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有何區別? 2. 1987年—1997年期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有什么特點?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情況如何? 二、 結果 1. 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的區別 在分析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的區別之前,本研究先對作者進行分類。分類的結果是,華人學者有180人,占總數的46.9%;非華人學者有136人,占總數的35.4%;混合有35人,占總數的9.1%;匿名有33人,占總數的8.6%。其中華人學者按大陸和非大陸進行再次分類。大陸類是指從中國大陸出去在國外留學或工作的華人學者。非大陸類是指其他各類華人學者。結果是,有大陸背景的華人學者有98人,占總數的25.5%;沒有大陸背景的華人學者有82人,占總數的21.4%。見圖一,作者分類。 圖一 作者分類 華人學者 180 46.9% 大陸 98 25.5% 非大陸 82 21.4% 非華人學者 136 35.4% 混合 35 9.1% 匿名 33 8.6% 總計 384 100% 書目中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的論文題目或專著題目,按前述新聞等17類進行分類,其結果由圖二所示。 圖二華人學者、非華人學者和混合的研究課題 研究課題 華人學者 非華人學者 混合 總計 新聞 41(58%) 24(34%) 6(8%) 71 廣播電視 24(49%) 23(47%) 2(4%) 49 電影 16(39%) 22(54%) 3(7%) 41 廣告 15(37.5%) 15(37.5%) 10(25%) 40 電訊 22(63%) (28.5%) 3(8.5%) 35 媒體 14(56%) 8(32%) 3(12%) 25 新技術與媒體 8(61.5%) 4(30,8%) 1(7.7%) 13 信息審查 2(16.7%) 10(83.3%) 0 12 新聞與傳播教育 9(75%) 2(16.7%) 1(8.3) 12 政治傳播 4 1 0 5 媒體與青年 2 0 3 5 公關 2 1 1 1 媒體道德與法律 0 1 1 2 傳播歷史 1 0 0 1 媒體政策 0 1 0 1 傳播理論 1 0 0 1 其他 19 14 1 34 總計 180 136 35 351 圖二顯示了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研究課題的區別。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重點在于新聞、電訊、媒體研究、新技術、新聞與傳播教育。具體地說,在71個有關新聞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41個,占總數的58%;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24個,占總數的34%。在35個有關電訊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22個,占總數的63%;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10個,占總數的28.5%。在25個有關媒體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14個,占總數的56%;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8個,占總數的32%。在13個有關新技術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8個,占總數的61.5%;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4個,占總數的30.8%。在12個有關新聞與傳播教育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9個,占總數的75%;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2個,占總數的16.7%。 非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其重點則在于電影研究和信息審查。具體地說,在41個有關電影的研究課題中,非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有22個,占總數的54%;而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16個,占總數的39%。在12個有關信息審查研究課題中,非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有10個,占總數的83.3%;而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2個,占總數的16.7%。 如圖二所示,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的共同研究重點在于廣播電視研究和廣告研究。在49個有關廣播電視的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24個,占總數49%;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有23個,占總數47%。在40個有關廣告的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分別有15個,各占總數的37.5%。 2. 1987年—1997年期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 1987年至1997年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類,其結果由圖三所示。 圖三 1987年至1997年間研究課題逐年分布情況 研究課題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Total % 新聞 2 5 8 11 12 3 10 12 5 6 1 75 19.5 廣播電視 3 4 4 2 6 4 6 8 7 12 0 56 14.5 電訊 2 1 1 2 3 1 5 20 3 7 2 47 12.2 廣告 0 3 1 1 4 3 2 8 9 10 3 44 11.4 電影 1 5 1 1 9 6 5 6 5 4 0 43 11.1 媒體 0 1 3 0 4 2 7 6 5 3 0 31 8.1 信息審查 0 0 2 0 1 4 1 1 2 2 2 15 3.9 新技術與媒體 0 0 0 0 0 2 1 3 4 3 1 14 3.6 新聞與傳播教育 1 1 1 0 2 1 0 2 0 1 0 9 政治傳播 0 0 1 1 1 1 1 1 0 1 0 7 媒體與青年 0 0 0 0 2 2 0 0 0 1 0 7 公關 0 0 1 0 0 1 0 0 0 1 0 3 傳播理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傳播歷史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媒體道德與法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媒體政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其他 0 1 1 3 6 1 6 10 0 4 0 31 總計 9 21 25 21 50 32 44 77 40 56 9 384 圖三顯示了1987年至1997年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主要特點是,國外研究重點在于一些傳統領域,如新聞、廣播電視、電訊、電影、廣告和媒體。這些領域的研究具有較強的連續性,幾乎每年都有論文或專著出版。而有關新技術與媒體和信息審查的研究則起步晚、進展慢,數量也不多。 幾乎被冷落的領域有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媒體政策和公關。在整個研究時段里,有關公關的書目有3條,而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和媒體政策分別只有1條。
轉貼于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情況 核心學術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聞季刊》、《傳播學報》、《亞洲媒介》、《報刊學報》、《亞洲傳播學報》、《電訊政策》和《亞洲廣告與營銷》。按發表數量來看,《報刊學報》名列前茅,其次是《亞洲廣告與營銷》。發表在這些核心刊物上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只有92篇,占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論文總數(337)的27%。其中有關新聞和廣告研究的論文最多,分別是25篇和27篇,見圖四。 圖四研究論文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情況 研究課題 報刊學報 亞洲廣告與營銷 亞洲傳播 電訊政策 亞洲媒介 傳播 新聞季刊 新聞 15 0 4 0 1 2 3 廣播電視 3 0 2 0 3 1 0 廣告 3 21 2 0 1 0 0 電影 0 0 0 0 1 0 0 電訊 0 0 0 4 0 0 0 媒體研究 2 0 0 1 0 2 0 新技術與媒體 0 0 0 2 0 0 0 信息審查 0 0 0 0 0 0 0 新聞與傳播教育 1 0 0 0 0 0 0 政治傳播 3 0 0 0 0 0 0 媒體與青年 0 0 2 0 0 0 0 公關 0 2 0 0 0 0 0 媒體道德與法律 0 0 0 0 0 0 0 傳播歷史 0 0 0 0 0 0 0 媒體政策 1 0 0 0 0 0 0 傳播理論 0 0 0 0 0 0 0 其他 3 3 2 2 0 1 0 總計 30 26 12 9 6 6 3 三、 討論 以上結果表明,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的研究近半數是由華人學者所做(46.9%),見圖一。其中有大陸背景的華人略多于沒有大陸背景的華人(98對82)。而非華人學者也不少(136),占總數的35.4%。從參考書目中的作者分析來看,海外華人學者與大陸學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專著的寥寥無幾。圖一也顯示,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專著在數量上很少,只有35條書目,占總數的9.1%。這說明了一個缺少合作的問題。國外華人學者或非華人學者獨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觀點和見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論是缺少國外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之間的合作還是缺少他們與我們國內學者之間的合作,都會出現偏見而不能準確地反映中國傳播的現實。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發現,我們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主要原因 在于我們的論文寫作尚未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具體表現在寫作格式和語言上。同時,我們不夠重視述評文獻并在其基礎上引出研究問題。就寫作格式而言,相當一些論文與國際學術刊物的寫作要求不接軌。這里不僅是語言問題。國內有些論文分析過于宏觀,表述過于籠統,文章結構不符合學術論文規范,沒有文獻述評,沒有交代研究方法,沒有注明出處,或沒有參考書目。目前,國內已有一些年青學者的外語水平相當不錯,完全可以用外語或與國外學者合作。大學和研究機構理應鼓勵他們多在國外學術刊物上,介紹中國傳播學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們缺乏科研經費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況,我們國內學者應加強與國外學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國傳播,把中國傳播介紹到國外,讓國外更準確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國傳播。目前,中國大陸有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們的成果很少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導致了國外學者對中國傳播學研究的一種偏見,認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顯示,國外研究側重新聞、廣播電視、電訊、電影、廣告和媒體等領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傳播領域的研究,如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媒體政策和公關。這些被忽略的研究領域也是導致國外學者對中國傳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這些領域在國內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我們應將這些研究成果通過國外學術刊物介紹給國外學者,使得中國傳播研究在國外有較全面的介紹。 就研究課題而言,文獻中尚未發現有關中外學者對相同課題進行比較研究。比如有關報紙新聞報道的比較研究、電視節目效果研究、廣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對比的內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等。通過比較國內學者對中國傳播的研究和國外學者對中國傳播的研究,中外學者可以互通有無,取長補短。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水平。中國傳播研究起步很晚,還有許多方面或領域值得研究或許多研究結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讓更多的學者、決策者以及其他有關人員或部門全面了解中國傳播狀說。同時,中國在國際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響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興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在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研究人員的學術水平。因此,國內學者要努力爭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 結論 國外華人學者之間,國外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之間,尤其是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之間,應加強合作研究。獨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難免會有偏見或片面。而全面和準確地研究或了解中國傳播,則需要中外學者之間的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和竭誠合作。全面的文獻書目介紹及其可得性是一種互通有無的途徑。通過文獻書目的介紹,中外學者在選題時對中國傳播研究的現狀會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要與國外學者合作,我們國內學者要盡快在研究方法和運作方面與國際接軌。同時,我們要力爭把我們的研究成果通過國際核心學術刊物介紹到國外,讓國外更全面更準確地了解中國傳播及其研究。 注釋: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Singapore: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mran Kaur, “Bibiographic Series.”In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 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參考的核心刊物為: 《傳播學報》(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聞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亞洲媒介》(Media Asia) 《報刊學者》(Gazette) 《亞洲廣告與營銷》(Asia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電訊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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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刊理念是期刊工作者在實踐中通過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思想和觀念,它決定著實踐活動的質量和效果。先進的辦刊理念是對期刊出版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和反映,對辦好期刊、提高期刊影響力具有總體性和根本性的指導作用。理念創新處于一切創新的頂層,辦刊理念創新就是對整個辦刊工作的頂層設計。“互聯網+”時代傳統媒體發展遭遇“寒冬”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學術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沖擊。對科技期刊來說,盡管在可預見的未來傳統紙質期刊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隨著新媒體技術的進步,紙質期刊發行量將會大幅度減少。媒體融合將是期刊發展的大勢,期刊工作者的重心將不再只是傳統的三審、編輯、校對,傳播特別是新技術傳播將成為期刊工作者的一個新的工作重心。關注、學習和應用新媒體技術傳播產品是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須做的日常工作之一,也應當成為現代辦刊理念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創新不是完全推倒重來,辦刊理念創新既要尊重期刊實際,也要認清期刊發展大勢。對高校科技期刊(學報)來說,既要有堅守學術定位的陣地意識,又要有“互聯網+”時代的創新理念,認清大勢,抓住機遇,才能做到因勢而謀,在傳統學術期刊和新興媒體的融合中找準新時期辦刊工作的切入點和著力點,找準新的定位,形成新的辦刊理念。在先進辦刊理念的指導下,高校期刊編輯部才能在辦刊實踐中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在媒體融合中更好地抓住關鍵,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把數字化、工具化、網絡化等新媒體技術融入今后的編輯出版工作全流程,使高校科技期刊(學報)更好地服務于高校的教學科研活動,不斷提高高校科技期刊(學報)的影響力,為向國內外展示我國高校先進科研成果、促進學術交流和科技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
二、學術價值決定傳播力,內容仍是根本
期刊影響力受制于傳播力。對包括高校科技期刊(學報)在內的學術期刊而言,主要讀者對象局限于相關學科的專家學者及研究生,有著小眾性特征。盡管所刊載論文的影響力與期刊影響力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但從根本上講,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論文影響力決定期刊影響力。學術價值越高的論文越能得到相關學科專家及研究生的認可,即刊載論文的學術價值決定期刊傳播力。刊載論文的傳播力大,對應期刊的影響力才會大。因此,刊載論文的整體學術質量,即內容的生產仍是最基礎、最根本的工作。
1.稿源拓展,著眼學術熱點目前,我國科技期刊數量已近6000種,其中高校科技期刊(學報)有1000多種,完全稱得上是科技期刊的量產大國。但若以學術質量和學界認可度評判,中國科技期刊特別是高校學報的國內外影響力則不容樂觀。狠抓稿源建設,多渠道組約優質稿件依然是提高期刊學術質量的根本途徑[3]。高校科技期刊(學報)可利用網絡優勢和文獻資源大數據庫,使用科學的文獻檢索和分析方法去發現學科熱詞,動態定位學術研究熱點及相關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以此作為潛在目標作者群,著眼學術熱點,定向約稿,持續拓展優質稿源并迅速處理刊發,搶到學術熱點并及時傳播,自然有益于提高論文質量和期刊影響力。此外,積極參與相關學科的重要學術會議,關注國家立項的各類基金項目等也是定位學術熱點的有效途徑[4]。在科技創新的大背景下,建設一批與我國科研能力大幅提高相匹配的科技期刊已日益成為我國科研管理部門領導、科研工作者、期刊出版領域等專家學者的共識[5]。2015年底,國務院正式印發了推動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的方案,為高校科技期刊(學報)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高校科技期刊(學報)要依托高校的傳統優勢學科和高校“雙一流”建設的具體導向和任務,著眼學術熱點,組約優質稿源,構筑內容特色,提升特色欄目學術品質,通過優質內容吸引和集聚國內外讀者群,培育潛在作者群,實現科技期刊的良性可持續發展。
2.提高編輯加工質量科技論文的學術影響力本質上取決于選題的創新及研究成果的層次和水平,但很多編輯在處理稿件時發現,有些作者的研究選題非常新,也處于學科研究前沿,卻由于水平有限,未能很好地將研究成果呈現給讀者。因此,科技期刊編輯通過編輯加工工作來提高論文的撰寫水平和表達層次是編輯工作的應有之義,也是提高科技期刊影響力的一個途徑。需要強調的是,在網絡大數據普及的環境下,論文能夠在海量信息中被讀者檢索到,并能依靠內容質量“粘”住讀者,無疑將極大提高論文直接被引的可能性。從檢索角度來說,關鍵詞是論文的首要檢索標志,它在提高論文的被檢索和引用概率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關鍵詞選用不當,他引自然不會高,同樣也很難被第三方文摘庫收錄。因此,關鍵詞的選用不宜片面追求新穎,應選用規范化的并收入正式主題詞表中的敘詞及其上位詞、下位詞或替代詞,在此基礎上可結合文章主題選用必要的或能彰顯新穎性的自由詞作為關鍵詞,但總數應控制在3—8個。此外,提高科技期刊標準化水平也是提高編輯加工質量的重要環節。如計量單位的標準化、專業術語的規范化、英文摘要的國際化等,這些都會直接影響論文被國際同行檢索或被國際主流數據庫收錄的可能性,也關乎我國科技期刊的國際化水平。
三、媒體融合中要有所作為
1.主動參與,注重大讀者思維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推動傳統媒體加速步入以“數與網”為典型特征的互聯網時代。作為傳統媒體重要組成部分的學術期刊,在出版發行模式、傳播渠道、讀者范圍以及內部運行機制等方面,都面臨媒體融合大勢的沖擊和影響,機遇與挑戰并存。面對新的形勢,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須克服觀望心理,不斷轉變傳統辦刊理念,積極適應國內外辦刊環境變化,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不斷開創媒體融合發展的辦刊新局面。媒體融合的最終目的是要創造用戶價值,為用戶提供個性化、垂直化服務。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讀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數量變得更加豐富和多元,潛在讀者范圍將會更加廣泛,這對提高期刊影響力來說顯然是個很好的機會。由于現實原因,我國不少高校科技期刊雖號稱面向國內外,但很大程度上是為教師評職稱或研究生獲取學位服務的,讀者范圍更是局限于以作者本人為主體的少數人。新媒體時代,高校科技期刊(學報)要有大讀者思維,要通過思維互換來夯實讀者基礎,想讀者之所想;利用各種網絡資源和現實途徑分析所有潛在讀者的信息獲取習慣和喜好,在確保內容品質的基礎上,傳播力求簡單,服務注重精準定位和方便互動,讓讀者參與期刊媒體的生產流程,讓更多的讀者成為高校期刊的“粉絲”。
2.樹立技術先導理念,融合發展新媒體時代,技術已成為現代科技期刊融合的有力支撐,科技期刊的融合發展要樹立技術先導理念。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是當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期刊融合發展所要依賴的新技術。樹立技術先導理念,就是要結合高校科技期刊(學報)實際,勇于學習新技術,不斷開發期刊出版傳播的軟件和技術,引領和驅動傳統科技期刊和新媒體的融合發展。要在獲取優質內容和條件的基礎上,爭取更多的軟硬件投入,搭建采編、出版發行網絡平臺,架構多媒體傳播渠道,實現高校科技期刊和各種媒介資源、技術要素的有效整合,逐漸形成一體化的組織架構和人性化的傳播體系。擁有相對穩定的網絡平臺和高質量的技術架構為科技期刊的彈性發展提供支持,將是高校科技期刊(學報)在媒體融合大潮中得以持久健康發展的關鍵。在數字化產品開發方面,力求兼顧專業讀者和大眾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喜好,同時有利于第三方檢索。一方面,專業讀者既是讀者又是潛在作者,他們首先關注的是期刊的科技含量和文章的學術價值,吸引專業讀者,也是培養潛在作者,是保持科技期刊生命力的源泉,是期刊之本。另一方面,方便快捷獲取閱讀內容是專業讀者和大眾讀者對科技期刊的共同期待,數字化產品既要讓專業讀者及時獲取和感受到其傳播內容的科學性和新穎性,又要讓包括專業讀者和大眾讀者在內的讀者及時感受到其便捷性。此外,高校科技期刊在自身人力、財力、技術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可以選擇與知網、超星集團等高端數字化平臺合作的方式來提高期刊的影響力。如超星集團開發推出的基于流媒體技術的移動客戶端,得到越來越多期刊的認可和使用,特別是在高校師生中頗受歡迎,可謂媒體融合中技術開發的成功案例。高校科技期刊(學報)應用好新媒體工具,積極探索開發適合作者、編者、讀者全流程互動參與的出版傳播形式,找到真正符合高校科技期刊數字化轉型的道路,更好地與新媒體融合,不斷增強期刊的品牌建設力和傳播能力,不斷應用新技術拓展期刊的影響力。
3.優化編輯出版流程目前,國際主流科技期刊大都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立體化網絡平臺,以荷蘭愛思唯爾(Elsevier)出版集團和德國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科技出版集團為代表的出版巨頭仍在持續投入巨資建設先進的數字平臺,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也正朝著與期刊數字化、網絡化相適應的方向逐步完善,媒體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而國內科技期刊仍然停留在“觀望者眾、行動者寡”的階段,甚至有些人仍認為“把論文電子版掛在網上就是數字化”了,媒體融合意識欠缺,改革積極性不夠,期刊數字化水平明顯滯后。媒體融合發展不僅是大眾傳媒領域,也是涉及學術期刊領域的一場重大而深刻的變革,但目前國內還缺乏有關數字出版等網絡信息產品的管理或指導規范,科技期刊基本上還在沿用傳統的編輯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要想在數字化大潮中持續綻放生機和活力,高校科技期刊(學報)必須行動起來,優化、升級采編流程和出版流程,積極推動學報編輯部改革創新,敢于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再造適應期刊融合發展的編輯出版體系。在經費使用上,改變以往大量資金單純投入具體編輯業務的片面做法,大幅度向技術投入傾斜,增強開展數字化出版業務的自主研發能力。在流程分工上,不僅要打破編輯部內部不同角色、不同板塊之間的分工模式,還要主動出擊,打破科技期刊(學報)編輯部與現代媒體行業的業務邊界,讓傳統科技期刊與現代媒體產業充分融合,以積極的心態解決媒體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不斷創新傳統編輯部工作機制,構建適合高校科技期刊(學報)的現代出版傳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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