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3 11:05:40
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文學研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純"的文學用義無反顧地向內轉的筆觸將精神的層次一層又一層地描繪,牽引著人的感覺進入那玲瓏剔透的結構,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內核突進。凡認識過了的,均呈現(xiàn)出精致與對稱,但這只是為了再一次地向混沌發(fā)起沖擊。精神不死,這個過程也沒有終結。于寫作,于閱讀均如此,所需的,是解放了的生命力。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學必然短期效應的讀者不會很多,如果又碰上文學氛圍不好的話,作者很可能連生存都困難。
中國文化傳統(tǒng)勢力是太強大了,它那日益變得瘠薄的土壤中如今孕育的,是普遍的萎靡與蒼白,它早已失去了獨自擔負起深入探索人性的工作的力量,但它仍能匯集起世紀的陰云,擋住有可能到來的理性之光。我認為我們的文學急需的,不是那種庸俗的關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討論,(這種討論令人顯得猥瑣)而是一種博大的胸懷和氣魄,一種對于生命的執(zhí)著,和對于文學自身的信心。只有建立起這樣的自信,才不會局限在日益狹小的觀念中,才有可能突破傳統(tǒng)的束縛,逐步達到為藝術而藝術的境界,從而刷新傳統(tǒng)。
一些別有所圖的大人物由于自己所處的高位,也由于知識結構的陳舊過時,在文壇上不斷發(fā)表言論,企圖將純文學的概念限制在狹小的范圍內,讓其自行消亡。他們口口聲聲強調作家要關懷他人,理解他人,對大眾的疾苦不能熟視無睹等等。試想一個人,如果他連自己的內心都不關懷,也不去認識,任其渾渾噩噩,那么他那種對"他人"的關懷,對于被關懷的對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當下"贏得"很多讀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給讀者帶來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暫時的麻醉吧。還有的人將"自我"限定為表面層次的世俗觀念,缺乏起碼的文學常識,以自己的半桶子水來蒙混讀者,以掩蓋自己創(chuàng)造力的消失……這些觀念之所以能流行一時,說明讀者對于究竟什么是純文學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是非常模糊的。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純文學在中國這個古老守舊的國度中還是屬于新生事物,它的生長,有賴于作家們和批評家的共同努力。
當純文學的探索開始之際,寫作者立刻會發(fā)現(xiàn)自己站在了已經存在的自我的對立面,這個自我是由文化、社會、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構成的表層的自我。這些因素堅不可摧,聚成銅墻鐵壁。如果人要進行純度很高的創(chuàng)造,他就必須調動深層的潛力,戰(zhàn)勝舊的自我,到達空無所有的極境。因為只有在那種地方,精神的好戲才會開始。那一次又一次對于已有的傳統(tǒng)、文化等等的突破。其實也就是精神對于肉體桎梏的掙脫。每一位寫作者,他的肉身都是由過去的傳統(tǒng)滋養(yǎng)著的,而如今他所進行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卻使得他必須決絕地向肉體挑戰(zhàn),將這種自戕的戰(zhàn)爭在體內展開,僅憑著一腔熱血和自發(fā)的律動進行那種野蠻而高超的運動,并且絕對不能停下來,因為停止即死亡。這便是純文學作家的危險的困境,也是自古以來純文學作家的命運。
2學生科研團隊
2.1實行導師制與指導
畢業(yè)論文讓學生參與科研導師制是利用教師的科研項目與科研技能讓學生參與課題研究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在于培養(yǎng)學生的同時,也增加教師的科研積極性,提高師生科研水平和質量;并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意識、實踐能力、科研能力的新型方式。筆者所在的宜春學院生物類專業(yè),一般有科研工作在身的教師,在學生二年級接觸專業(yè)課開始,都會進行學生和教師的相互接觸,接觸中教師會介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課題以及實驗室的情況,學生介紹自己的學業(yè)、生活、愛好等個人情況,達到相互了解,其后,可根據(jù)學生意愿參與到學生科研團隊學習,教師可依據(jù)科研內容與其本科論文相結合開展指導工作。此外,畢業(yè)生的畢業(yè)論文在本科院校學生科研培養(yǎng)過程中占據(jù)著主要地位,是學生本科四年綜合能力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重要的綜合性科研訓練教學環(huán)節(jié)。按照一般學校的培養(yǎng)方案安排,畢業(yè)論文完成往往是大學四年級第二學期的工作,但那段時期,考公務員、找工作和實習占用學生大量時間,放任自流的話常常使畢業(yè)論文流于形式。為了更好地指導學生完成畢業(yè)論文,教師通常會提前介入,并找一些具體問題和他們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提前一年將題目出好,要求本科生構思;同時對那些主動性強的學生,吸收他們進入團隊一起參與科研活動。
2.2對學生科研團隊管理與建設的思考
建立學生科研團隊就是以學術研究為中心、借助教師的課題和項目為依托條件,為培養(yǎng)其科研思維與技術的一批有協(xié)作精神的學生群體。生物類教師的科研往往實驗性強,需要學生有較強的實踐動手能力,但不少實驗試劑有一定毒性,需要安全操作和嚴格管理,因此,在團隊設立之初,除教師指導外,需要學生團隊負責人,發(fā)揮負責人的角色作用;此外,教師可組織參加部分學術活動,如安排組內成員匯報,共同學習一些儀器的使用等;而在完成某些階段性的工作后,可適度安排一些團體的娛樂活動,讓團隊成員增進了解,提升人際關系凝聚力;在團隊建設中,可引入組內淘汰機制,即通過觀察團隊各成員在計劃項目實施過程中的表現(xiàn),可將消極應對項目的成員淘汰出團隊,再引進擁有較高興趣和較好研究態(tài)度的新成員,采用能進能出的機制來提高研究狀態(tài)。為了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本科生科研訓練,很多地方高校都出臺了一些鼓勵措施,比如大學生創(chuàng)新競賽、大學生實踐項目等活動,但由于學生缺乏相關科研素質的培養(yǎng),主動性不高,往往是極少數(shù)學生有積極性,不少是教師協(xié)助學生完成項目申報,這些一方面反映出多數(shù)學生缺少科研訓練及獨立的科研思考意識,同時也暴露出科研獎勵政策對學生的吸引程度不高,還應有更多的輔助保障措施進行實施,如可采取科研項目結題答辯或,并結合指導老師意見的對應學分轉化機制等。
二、具有“文化中國”情節(jié)的大陸視角
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陸所有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一共不超過5篇。大陸最初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是純粹自己的見解,或多或少地會受到美國本土多元文化和臺灣學者對華裔美國文學理解的影響,這一階段屬于大陸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探索階段。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研究逐漸開始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為華裔美國文學多元化的發(fā)展注入新的思想。國內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像中國臺灣境內的學者那樣“步調統(tǒng)一”,在對華裔美國文學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現(xiàn)了兩類不同文學背景的研究學者:一類是以中文文學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學的中文系學者,另一類則是以英語文學為研究背景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英語系學者。大陸對海外文學的研究開始階段主要是對一些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小范圍的海外華人的中文作品進行研究。隨著對海外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除了對港臺地區(qū)的海外文學感興趣外,逐漸向世界范圍內所有華人文學研究擴展,包括東南亞文學、新加坡、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華人聚集比較密集的國家和地區(qū)。相較于以英語系學者為主要研究人員的中文系海外文學研究,研究成員隊伍更加龐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本土文學的文化內涵。他們在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過程始終以“文化中國”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華裔美國文學,并且試圖將海外華人文學與母語文學緊密聯(lián)系起來。他們發(fā)表的多篇博士論文和文學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華裔美國文學的多元化研究。與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學研究隊伍不同,由英語系組成的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隊伍最初是以翻譯華裔美國文學為主線,側重于將中國文學與華裔美國文學進行對比。恰逢21世紀初,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進入到了持續(xù)升溫的時期,大陸境內各個大學、期刊紛紛設立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機構或者期刊專欄,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和文學作品已增加到近兩百篇。這樣,華裔美國文學也漸漸進入到了國內大學英語語言學習的課程,為英語系培養(yǎng)了一批專門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碩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績。無論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學研究還是英語系的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都是從華裔文學的屬性入手,強調其與中國文化的淵源,分析中國文化對華裔美國文學的引導和向度。從近幾年發(fā)表的有關華裔美國文學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題已不再僅僅以華裔美國文學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融與沖突”等角度一同展開。在大陸,雖然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還在持續(xù)升溫,但都與國內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地區(qū),華人對自己故鄉(xiāng)的思念和中華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隨時間和空間改變的。
三、美國多元文化下華裔美國文化的差異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樣的,無論到了什么地方始終不變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響和思想觀念。美國自稱是一個自由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大國,隨著移民而來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沖突、融合、創(chuàng)新,這就像一個文化熔爐維系著美國多元文化的發(fā)展。但是美國國土無論多么的開放、自由,美國社會各民族的特點、民族的文化價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無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飾、語言、思想和政治觀念,他們對一些主流的美國政治觀念并非完全能夠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國多元文化下的差異文化政治。在一個多元化語境之下,美國文化試圖通過同化的方式來消除民族的文化差異和不同的政治觀念。如果美國完全丟棄族裔的文化特點,而以白人種族文化作為文化同化的方向,勢必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只不過是一紙空談。差異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點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單一性和同質性,新時期的差異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識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對華裔美國文學,貫穿整個文化脈絡的是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對美國主流的文化來講,華裔美國文學是少數(shù)族裔的文化傳統(tǒng)。但是無論文化差異沖突和融合,華裔美國文化應該呈現(xiàn)出一種具有正面、正統(tǒng)中國儒家文化和獨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國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開創(chuàng)出具有獨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學成就,并能夠形成影響美國文化,贏得自己生存空間的獨樹一幟的差異文化政治。
(一)兒童文學形象地詮釋了“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兒童觀是人們對兒童的基本觀點?,F(xiàn)代“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把兒童看成是具有獨特生理和心理結構的人,是獨立的、需要被尊重的個體,而非成人的附庸?!皟和疚弧钡膬和^是現(xiàn)代兒童研究的起點,也是兒童文學的理論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17-18世紀的歐洲,正是經由夸美紐斯、盧梭等一大批杰出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學家的奔走呼吁,人們才意識到兒童文學之于兒童的重要性,才出現(xiàn)了自覺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兒童文學不僅以兒童本位的兒童觀為理論起點,還通過豐富多彩的作品對其作出形象的詮釋,這使它具備兒童心理學、生物學無法取代的優(yōu)勢?!靶睦韺W形成模式,找到規(guī)律性,最后解釋人類經驗和行為的有序性。相反的,作家探索的是人類經驗的、自由的、不規(guī)則的、感性的部分?!盵6]透過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教師能從中感悟到作家對兒童觀的精彩論述。
(二)兒童文學生動地呈現(xiàn)出五彩斑斕的童心世界著名批評家勃蘭兌斯曾說:“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盵7]借用勃蘭兌斯的觀點,兒童文學可看作特殊形態(tài)的兒童心理學。因為兒童文學由成人來生產、兒童來閱讀,所以兒童文學接受過程要想達成,成人作家就必須熟稔兒童心理,成為“兒童研究專家”,從最初的構思到創(chuàng)作的完成,始終不斷地與潛在的兒童讀者對話,最終生動地呈現(xiàn)出兒童的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正像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安徒生所說:“我在紙上寫的,完全和口里說的一樣,甚至連音容笑貌都寫了進去,仿佛我對面有一個小孩在聽一般。”[8]以實證研究為主要范式的兒童心理學希望通過諸多可以測量的要素揭示兒童心理發(fā)展圖示和過程,而兒童文學試圖走進隱秘的童心,通過生動地呈現(xiàn)兒童精神生命,反映兒童心理發(fā)展中自我同一性、反抗期等過程,如深受兒童讀者喜愛、兒童文學批評家欣賞的《彼得•潘》《哈利•波特》等。這些優(yōu)秀作品絕對不是對兒童心理學研究成果被動的圖解,相反,他們所描述的恰恰是心理學解釋得以成立的依據(jù),二者形成重要的互補。
(三)兒童文學審美地勾勒出兒童發(fā)展藍圖人類之所以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專屬于兒童的文學接受形式,其根本原因是為了表達成人社會對童年的尊重、對下一代的價值期待。日本著名兒童文學理論家上笙一郎這樣描述:“所謂兒童文學,是以通過其作品的文學價值將兒童培育引導成為健全的社會一員為最終目的?!盵9]因而將兒童文學放在首要地位的,是在兒童觀念中提高人的地位。兒童文學雖然外表天馬行空,但其主題都自然而然地把兒童引向對“真善美”“假丑惡”“貧與富”“愛與死”等永恒價值的思考,其蘊含著成人希望兒童能在潛意識層面深刻地習得人類智慧、社會習俗和種種美德,成為更好的人,積極建構更美好人生的愿望。兒童文學“以善為美”,其旨在為兒童審美化地勾勒出發(fā)展藍圖,構建理想的兒童的可能生活,是一種具有人文關懷意味的兒童研究。
二、兒童文學視角下教師兒童研究的意蘊
我國教師教育標準已明確提出:以兒童為本。當前教師教育尤其是小學教育專業(yè)課程的設置中已涉及兒童研究的一些相關理論知識。但現(xiàn)代社會環(huán)境日趨復雜和多邊化,兒童生活正發(fā)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教育現(xiàn)場的很多中小學教師還不具備應對諸多兒童問題的理論修養(yǎng)和實際處理能力,如對兒童興趣、需要、情感、價值觀缺乏足夠的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兒童研究一個重要切入點的兒童文學,如能成為教師兒童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將有利于促進“讓每個兒童得到個性的發(fā)展”目標的達成。
(一)了解兒童想法或觀念走向合作與探究的課堂教學要求教師與兒童之間進行平等的交往,人對人的理解是交往的基礎,但理解的核心并非是訓練兒童用成人的眼光來看世界,而是成人要嘗試用“童心”看世界。蒙臺梭利(M.Montessor)i說:“教育問題的根本解決,第一步絕不應該針對兒童,而應針對成人教育者。”[10]課堂上之所以會有不少兒童游離在教學之外,其關鍵原因在于教師沒有敏銳地發(fā)現(xiàn)或捕捉到兒童的想法,沒有為兒童想法的產生創(chuàng)造適合的機會,或者將自己的想法強加于兒童想法之上。具有破解童心優(yōu)勢的兒童文學為教師了解兒童想法提供了一個重要切入點。例如,通過了解匹諾曹、小飛人卡爾松、長襪子皮皮等豐富多彩的兒童文學想象,學前階段和小學低年級階段的教師可能會恍然大悟,原來兒童腦海中有這么多異想天開、奇妙荒誕、天馬行空的想法。兒童文學視角下的兒童想法、觀念研究,強調兒童是具有獨特經驗與思想的“社會群體”,對兒童的意見與能動性給予足夠的重視。因此,兒童文學為教師打開了通向兒童審美意識迷宮的大門,使教師更深層地領悟到兒童的奇思妙想是在其心理發(fā)展階段上想象力豐富的自然表現(xiàn)。
(二)掌握兒童興趣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敝鲗和杂蛇x擇和自主學習的是興趣。盡管在學界的倡導下,中小學教師常將兒童興趣掛在嘴邊,但在學?,F(xiàn)場,往往以成人的興趣、教師的興趣代替兒童的興趣卻是不爭的事實。教師研究兒童文學與掌握兒童興趣之間關系緊密。兒童文學能展現(xiàn)兒童諸多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興趣。例如,兒童之所以對幻想小說感興趣,是因為幻想小說具備想象與幻想、游戲與娛樂、對英雄人物的向往與崇拜、強烈的參與及好勝心理,全面滿足了少年兒童的閱讀興趣;兒童之所以對探險故事有興趣,是因為故事融入了荒島的地理概貌、動植物等自然地理知識和種植捕魚、烹飪燒烤、搭建木屋、打獵養(yǎng)鳥等謀生知識。對兒童來說,受知識、眼界、經驗所限,對探索外面的世界有著積極的興趣。而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作家無不深諳兒童興趣,他們一方面彰顯自己的審美興趣,一方面自覺地吸納兒童的審美興趣,并機智地將之傳達出來,讓兒童讀起來歡欣雀躍、愛不釋手。對教師來說,??嘤跓o法激發(fā)兒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沒有真正讀懂兒童的興趣。兒童文學視角下的兒童研究,能幫助教師熟稔兒童興趣,激發(fā)兒童學習興趣。美國名校長梅耶爾(D.Meie)r就曾為使學校課程和教學更好地滿足每個學生的興趣,專門進行過兒童閱讀興趣研究,邀請家長幫助觀察孩子對哪些方面的書籍感興趣。
(三)促進兒童發(fā)展教師作為兒童成長環(huán)境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推動兒童發(fā)展最具動力性的因素,教師兒童研究的出發(fā)點和歸宿是兒童發(fā)展,而教師對兒童發(fā)展的巨大影響必然建立在其自身兒童研究能力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因此,教師不僅要關注兒童的智力發(fā)展,還要把握自然、社會對兒童產生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兒童文學是教師兒童研究極其有必要去關注的內容,尤其是在21世紀,兒童文學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承擔著培育人類未來一代的使命,探索兒童在成長期的憧憬、期待、夢想、困惑,其關注焦點涉及生態(tài)、可持續(xù)發(fā)展、種族、現(xiàn)代人生存困境、和平等時代主題。從兒童文學的視角審視兒童發(fā)展,對教師來說,是一個極具生長潛質的著眼點,它有助于教師充分認識到多元文化對兒童的多重影響,理解兒童的現(xiàn)實發(fā)展和突出的社會問題,學習、研究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相關影響因素,學會處理有關兒童成長與教育等相關問題,從而更好地促進兒童的健康成長與協(xié)調發(fā)展,適應教育教學實際工作。從兒童文學視角關注兒童發(fā)展,對教師來說,還具有人文關懷的意味。通過閱讀兒童文學中對兒童“可能生活”的描述,教師關注的目光不僅僅停留在兒童的現(xiàn)時需要,更能遠眺兒童未來更好的生存狀態(tài)和生活,幫助兒童建構起現(xiàn)實生活與可能生活之間的橋梁,從而促進兒童幸福地發(fā)展。
三、兒童文學視角下教師兒童研究的策略
由于沒有正確認識兒童文學對教師兒童研究的重要作用,大部分師范院校對兒童文學的認知不夠、利用率不高。因此,在兒童文學視角下進行教師兒童研究,從宏觀層面來說,一方面要推進國內師范院校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另一方面要加強職后教師兒童文學素養(yǎng)的培訓。對于教師個體而言,從兒童文學視角展開兒童研究需要教師具備一定的兒童文學素養(yǎng),而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yǎng)培養(yǎng)是個長期過程,既需要教師付出時間和精力,也需要教師情感與心靈的投入。具體而言,教師可采取以下策略來利用兒童文學開展兒童研究。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這是宋代邵雍描寫一路景物的詩,共20個字,把10個數(shù)字全用上了。這首詩用數(shù)字反映遠近、村落、亭臺和花,通俗自然,膾炙人口。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無數(shù)片,飛入梅中都不見。
這是明代林和靖寫的一首雪梅詩,全詩用表示雪花片數(shù)的數(shù)量詞寫成。讀后就好像身臨雪境,飛下的雪片由少到多,飛入梅林,就難分是雪花還是梅花。
一窩二窩三四窩,五窩六窩七八窩,
食盡皇家千鐘粟,鳳凰何少爾何多。
這是宋代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王安石寫的一道《麻雀》詩。他眼看北宋王朝很多官員,飽食終日,,反對變法,故把他們比作麻雀而諷刺之。
一篙一櫓一漁舟,一個漁翁一釣鉤,
一俯一仰一場笑,一人獨占一江秋。
這是清代紀曉嵐的十“一”詩。據(jù)說乾隆皇帝南巡時,一天在江上看見一條漁船蕩槳而來,就叫紀曉嵐以漁為題作詩一首,要求在詩中用上十個“一”字。紀曉嵐很快吟出一首,寫了景物,也寫了情態(tài),自然貼切,富有韻味,難怪乾隆連說:“真是奇才!”
一進二三堂,床鋪四五張,
煙燈六七盞,八九十枝槍。
清末年間,鴉片盛行,官署上下,幾乎無人不吸,大小衙門,幾乎變成煙館。有人仿邵雍寫了這首啟蒙詩以諷刺。
西漢時,司馬相如告別妻子卓文君,離開成都去長安求取功名,時隔五年,不寫家書,心有休妻之念。后來,他寫了一封難為卓文君的信,送往成都。卓文君接到信后,拆開一看,只見寫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萬千百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她立即回寫了一首如訴如泣的抒情詩:
一別之后,二地相懸,只說是三四月,又誰知五六年,七弦琴無心撫彈,八行書無信可傳,九連環(huán)從中折斷,十里長亭我眼望穿,百思想,千系念,萬般無奈叫丫環(huán)。萬語千言把郎怨,百無聊賴,十依闌干,九九重陽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圓人不圓,七月半燒香點燭祭祖問蒼天,六月伏天人人搖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陣陣冷雨澆花端,四月枇杷未黃我梳妝懶,三月桃花又被風吹散!郎呀郎,巴不得二一世你為女來我為男。
司馬相如讀后深受感動,親自回四川把卓文君接到長安。從此,他一心做學問,終于成為一代文豪。
二.數(shù)字
明代書畫家徐文長,一天邀請幾位朋友蕩游西湖。結果一位朋友遲到,徐文長作一上聯(lián),罰他對出下聯(lián)。
徐文長的上聯(lián)是:
一葉孤舟,坐了二、三個游客,啟用四槳五帆,經過六灘七灣,歷盡八顛九簸,可嘆十分來遲。
遲到友人的下聯(lián)是:
十年寒窗,進了九、八家書院,拋卻七情六欲,苦讀五經四書,考了三番兩次,今日一定要中。
據(jù)說明朝中葉,江西九江有一船夫,見一位連中“三元”的狀元坐在他的船里,就道出一個上聯(lián)給這位狀元去對。這位狀元冥思苦想,還是對不出。以后也無人對出,成了絕對。時過幾百年,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佛山一工人用輪船裝運木料“九里香”(一種名貴香樟木),觸發(fā)靈感,對出下聯(lián)。
船夫的上聯(lián)是:
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尺風帆,下九江,還有十里。工人的下聯(lián)是:
十里運,九里香,八七六五號輪,雖走四三年舊道,只二日,勝似一年。南陽諸葛武候的祠堂里有一副對聯(lián):
取二川,排八陣,六出七擒,五丈原明燈四十九盞,一心只為酬三顧。
平西蜀,定南蠻,東和北拒,中軍帳變卦土木金爻,水面偏能用火攻。
此副對聯(lián)不僅概述了諸葛亮的豐功偉績,而且用上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個數(shù)字和“東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十個字,真是意義深遠,結構奇巧。
我國小說家、詩人郁達夫,某年秋天到杭州,約了一位同學游九溪十八澗,在一茶莊要了一壺茶,四碟糕點,兩碗藕粉,邊吃邊談。結帳時,莊主說:“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達夫笑著對莊主說,你在對“三竺、六橋、九溪、十八澗”的對子嗎?
有“吳中第一名勝”之稱的江蘇省蘇州虎丘,有一個三笑亭,亭中有一副對聯(lián):
橋橫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語;
蓮開僧舍,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下面是民間流傳的一副對聯(lián)。它既是一副對聯(lián),又是兩則拆字謎語,讀后細想,別有一番情趣。
涼雨灑人,東兩點西兩點;
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
解放前,有人作如下一副對聯(lián):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橫批是:南北。
這副對聯(lián)和橫批,非常含蓄,含意深刻。上聯(lián)缺“一”一與衣諧音;下聯(lián)缺“十”,十與食諧音。對聯(lián)的意思是“缺衣少食”,橫批的意思是“缺少東西”,也是內涵極其豐富的兩則謎語。
三.妙題
清乾隆五十年,朝廷為了表示國泰民安,把全國65歲以上的老人請到京城,為他們舉行一次盛大宴會。在宴會上,乾隆看見一位老壽星,年高141歲,非常高興,就以這位壽星的歲數(shù)為題,說出上聯(lián),并要紀曉嵐對出下聯(lián):
乾隆帝的上聯(lián)是:花甲重開,又加三七歲月。
紀曉嵐的下聯(lián)是:古稀雙慶,更多一度春秋。
上、下兩聯(lián)都是一道多步計算應用題,答案都是141歲。上聯(lián)的“花甲”是指60歲,“重開”就是兩個60歲,“三七”是21歲,就是60×2+7×3=141(歲)。下聯(lián)的“古稀”是指70歲,“雙慶”就是兩個70歲,多“一度春秋”就是多1歲,也就是70×2+1=141(歲)。
又如下面一副對聯(lián),也是兩道算題,并巧妙用上一、三、七、九、十各數(shù),不嫌生拼硬湊。
尺蛇入穴,量量九寸零十分;
七鴨浮江,數(shù)數(shù)三雙多一只。
上聯(lián)是講蛇的長度,九寸加十分是一尺(舊制長度單位進率是1尺=10寸,1寸=10分);下聯(lián)是講鴨的只數(shù),三雙加一只是七只。
四.詩歌趣題
1.百羊問題
明代大數(shù)學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統(tǒng)宗》一書,有一道詩歌形式的數(shù)學應用題,叫百羊問題。
甲趕羊群逐草茂,乙拽一羊隨其后,
戲問甲及一百否?甲云所說無差謬,
所得這般一群湊,再添半群小半群,
得你一只來方湊,玄機奧妙誰猜透?
此題的意思是:一個牧羊人趕著一群羊去尋找青草茂盛的地方。有一個牽著一只羊的人從后面跟來,并問牧羊人
:“你的這群羊有100只嗎?”牧羊人說:“如果我再有這樣一群羊,加上這群羊的一半又1/4群,連同你這一只羊,就剛好滿100只?!闭l能用巧妙的方法求出這群羊有多少只?
此題的解是:
(100-1)÷(1+1+1/2+1/4)=36只
2.李白打酒
李白街上走,提壺去打酒;
遇店加一倍,見花喝一斗;
三遇店和花,喝光壺中酒。
試問酒壺中,原有多少酒?
這是一道民間算題。題意是:李白在街上走,提著酒壺邊喝邊打酒,每次遇到酒店將壺中酒加一倍,每次遇到花就喝去一斗(斗是古代容量單位,1斗=10升),這樣遇店見花各3次,把酒喝完。問壺中原來有酒多少?
此題用方程解。設壺中原來有酒x斗。得[(2x-1)×2-1]×2-1=0,解得x=7/8。
3.百饃百僧
明代大數(shù)學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統(tǒng)宗》中有這樣一題:
一百饅頭一百僧,大僧三個更無增;
小僧三人分一個,大小和尚各幾???
這題可用假設法求解?,F(xiàn)假設大和尚100個,(3×100-100)÷(3-1÷3)=75(人)…………小和尚人數(shù)100-75=25(人)大和尚人數(shù)
4.啞子買肉
這也是程大位《算法統(tǒng)宗》中的一道算題:啞子來買肉,難言錢數(shù)目,一斤少四十,九兩多十六。試問能算者,今與多少肉?此題題意用線段圖表示,就一目了然。附圖{圖}
由圖可以看出:
每兩肉價是:(40+16)÷(16-9)=8(文)啞子帶的錢:8×16-40=88(文)啞子能買到的肉:88÷8=11(兩)(注:舊制1斤=16兩)
5.及時梨果
元代數(shù)學家朱世杰于1303年編著的《四元玉鑒》中
有這樣一道題目:
九百九十九文錢,及時梨果買一千,
一十一文梨九個,七枚果子四文錢。
問:梨果多少價幾何?
此題的題意是:用999文錢買得梨和果共1000個,梨11文買9個,果4文買7個。問買梨、果各幾個,各付多少錢?
解
梨每個價:11÷9=12/9(文)
果每個價:4÷7=4/7(文)
果的個數(shù):
(12/9×1000-999)÷(12/9-4/7)=343(個)梨的個數(shù):1000-343=657(個)梨的總價:
12/9×657=803(文)
果的總價:
4/7×343=196(文)
6.隔壁分銀
只聞隔壁客分銀,不知人數(shù)不知銀,四兩一份多四兩,半斤一份少半斤。
試問各位能算者,多少客人多少銀?
此題是民間算題,用方程解比較方便。
設客人為x人。則得方程:
4x+4=8x-8
解
x=3,4×3+4=16
答:客人3人,銀16兩。
(注:舊制1斤=16兩,半斤=8兩)
7.寶塔裝燈
這是明代數(shù)學家吳敬偏著的《九章算法比類大全》中的一道題,題目是:
遠望巍巍塔七層,紅光點點倍加增,
首先,《史論》中文學研究的整體意識體現(xiàn)在其編撰以現(xiàn)代性為線索,對晚清文學的接續(xù)、對五四文學傳統(tǒng)的重新敘述、對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關系密切的文學的重新闡釋以及對地下文學、潛在寫作、民間文學的挖掘,它非但沒有否定左翼文學、十七年文學以及“”文學對五四文學傳統(tǒng)的割裂,反而以現(xiàn)代性為線索,重新發(fā)掘其內質使其回到五四文學傳統(tǒng)的文學敘述歷程上,這向全面的整體觀大大地邁進了一步,對黃、陳、錢三人的整體觀是一種回應、補充和批評實踐。林基成的《天演=進化?=進步?重讀〈天演論〉》和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兩篇文章將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萌發(fā)定于晚清這個“移動時間坐標”上,若以此為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起點,那么五四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的制高點。之所以說它是制高點,其一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它基本上是與中國的開端一致,文學史敘述有了一層保護色彩;其二它是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或者變異都可以從這里找到脈絡和影子,五四文學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的資源自不必說,王曉明的《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評五四傳統(tǒng)》中通過對《新青年》雜志和文學研究會的分析,我們認識到了左翼文學等現(xiàn)代性的變異也是有歷史原因的。我們也要反思下這個“整體”真的全面嗎?陳、黃、錢三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通過選擇、篩選,重視五四文學傳統(tǒng)和新時期文學,力求達到的一種“整體”;《史論》也是通過對五四文學傳統(tǒng)的重新解讀而使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成為一個“整體”,兩者都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整體意識的合理性而努力著,但那些被論者有意無意排斥在外的,例如“文學”“禁忌文學”的位置,這是不是值得我們深思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意識是否全面呢?
(二)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求新互促
《史論》是在文學理論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視角和評價標準來與“重寫文學史”相呼應,意在使“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者之間相互聯(lián)系和支撐,從而達成一種整體意識。在文學理論方面,論者不是全盤以西方的理論為背景,更不是具有濃厚說教意味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而是結合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歷程,把眼光向內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理論資源、向外吸收西方適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理論來進行闡發(fā)的。一個文學意象、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便可引發(fā)論者的議論,譬如劉吶的《望星空———一個文學意象的歷史考察》,這是中國傳統(tǒng)的“一中生多”“以小見大”“以微知著”;通過對作者的個人經歷的介紹引發(fā)敘述。建構在這些文學理論之上的文學批評自然是論者充分發(fā)揮批評主體性,以新的視角和評判標準來重寫而不是重復,“換劇本”而不是只換“演員和布景”,對傳統(tǒng)文學的重新挖掘、對左翼文學的重新審視、對經典的確立和解構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謬的喜劇?———〈駱駝祥子〉的顛覆性》敘述。作者認為,“老舍在描寫祥子的墮落時,運用了一種很傳統(tǒng)的喜劇模式,即經由某種機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變成僵化的‘東西’”,王德威的這種見解是不是讓我們大跌眼鏡,是不是沖擊著我們的傳統(tǒng)思維,是不是啟發(fā)我們轉換視角產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學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驚醒了……主編王曉明正是以修訂版的《史論》對80年代提出的“重寫文學史”做出回應,使得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個部類相互連接,促進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整體觀思想的發(fā)展。
(三)研究視域中世界視角的缺位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充滿了理想主義、精英主義、樂觀主義,文學現(xiàn)代性在20世紀80年代話語被打破的情況下成為知識分子急于闡釋和追求的目標,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啟蒙精神討論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對傳統(tǒng)文學加以重構,努力發(fā)掘其現(xiàn)代性因素成為文學界的自覺任務,從而來解構意識形態(tài)范式下的文學史研究,這適應了新的學術氛圍、表現(xiàn)出追求現(xiàn)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種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追求中國現(xiàn)代化的語境之中,那么這怎么能算上是一種“純審美”的研究呢,這里或多或少都帶點功利主義的意味,以至于編者在一副求新求異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審視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關系。所以《史論》的“整體觀”還不能算全面的“整體觀”,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應當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國傳統(tǒng)/世界兩大背景下進行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敘述。
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內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現(xiàn),1985年正值“文化熱”,“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整體觀的研究范式從一開始似乎就注定要與文化聯(lián)姻,不僅要進行文學的內部研究,而且還要從更廣泛的外部———文化來進行研究,也就是說不僅僅研究文學文本,還要更大范圍地研究社會這個大文本。文化研究作為文學的一種外部研究是與文學的內部研究相互補充的,這也是一種“整體意識”,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內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為外部研究不是簡單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是跨學科活動,從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對象的切入點,大大拓寬了文學的研究視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為學者的一種共識,“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發(fā)起者、中國文化研究的中堅———王曉明在2008年的一個訪談中說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但是這個研究范式今天成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說大多數(shù)現(xiàn)代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在這個框架里面展開的。如果說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沖破這種研究范式,我個人覺得就是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范式”。錢理群也曾說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里的好些問題,從‘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單純從文學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訪問時也說過這樣一句話:“除了文學,跟文學相關的一些藝術媒介,我也希望都帶到,比如中國書法的問題”[5]73,他的想法被采訪他的李鳳亮概括為“文化書寫”??磥?,文化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一種共鳴,成為尋求新的批評視角的一個窗口。其次,從學科角度來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經的文學尚未從“文化”這個混沌的狀態(tài)中剝離出來,隨著各學科的分工以及人們對文學“審美”“文學獨立性”的自覺要求,文學漸漸從文化中獨立出來了,人們愈來愈重視文學的“內部研究”,而如今科學應用技術的發(fā)展又帶動了各學科的溝通使得研究視域不僅僅局限于本學科,文化研究又順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學研究領域之中,歷史在這里又會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網(wǎng)絡的發(fā)展、公共空間領域的擴大使得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熱情愈來愈大,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承擔批判功能的主體地位受到動搖以及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也與日俱減,這就需要從更廣泛意義的文化領域來探討文學與愈發(fā)復雜的時代關系。最后,文化研究作為新的研究視角是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范式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論者適應時代語境形成新的批評領域,是論者“主體性”介入的完美呼應,與“五四”文學開創(chuàng)性精神一脈相承。
(一)研究視角方面,研究者應從多樣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對新疆世居民族民間文學進行深入研究。新疆地處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帶,同時又是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與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從多樣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間文學更能揭示其本質特征。以“阿凡提故事”為例,我們應從歷史地理學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圍,在此基礎上考察某類故事類型、母題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樣化文化交流視野中變化和形成的,并進一步考察這種變異背后隱藏的深層原因。這一視角和方法同樣適用于新疆移民民間文學的研究,特別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移民民間文學,從那些老軍墾人的傳說、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內在張力更能體現(xiàn)新疆多樣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區(qū),我們對新疆世居民族民間文學的研究更應該從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來理解、闡釋這些文本。以《烏古斯可汗的傳說》為例,烏古斯是維吾爾族的神話英雄,我們能從這一神話文本中局部復原維吾爾族先民某些政治、社會、文化、習俗的歷史,為我們理解當代維吾爾族社會歷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視角。但這還遠遠不夠,在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中也有烏古斯神話傳說的流傳,厘清烏古斯神話傳說在幾個民族中流傳、演變、融合的情況,對我們重新認識多民族歷史融合的情狀具有重要意義。此類文本在新疆地區(qū)比較普遍。因此,我們從多樣化文化生態(tài)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視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間文學應是新疆民間文學工作者的重要學術課題。
(二)研究方法方面,應運用歷史學、宗教學、民俗學等學科的方法和理論深入闡釋新疆世居民族民間文學,并綜合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宏觀論述與微觀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來闡釋新疆世居民族民間文學的諸方面問題。以新疆天池西王母傳說故事研究為例,應該充分利用新近的歷史考古學的報告,結合豐富的民俗學材料,在多樣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從宗教文化交流與移民信仰變遷等多學科的方法和角度來進行綜合的考量,并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聯(lián)系青海湟源、甘肅涇川等地西王母傳說故事的流傳情況進行綜合比較研究。
二、全球化時代的網(wǎng)絡文學研究
金惠敏研究員在《媒介的后果———文學終結點上的批判理論》一書中將當代媒介擴張的現(xiàn)實稱為“媒介現(xiàn)實”,認為“新媒介造成的是趨零距離、圖像增值和球域互動的全球化”,然后討論這樣的語境下“文學的當前危機”。這不僅是討論傳統(tǒng)文學問題的極有價值的思路,更是我們考察網(wǎng)絡文學的必由之路。網(wǎng)絡文學是全球化、數(shù)字化過程中必然出現(xiàn)的一個現(xiàn)象。說它必然,是因為文學本身對承載媒體的開放性。但是它不僅如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文學產品利用網(wǎng)絡手段傳播,作家通過網(wǎng)絡工具寫作,似乎只是寫作和傳播換了一個手段。更重要的是,網(wǎng)絡作為工具具有改變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這種改變,與四百年前印刷術改變中世紀時代人的精神世界一樣巨大。在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中曾這樣評價印刷術:“我們現(xiàn)代人對于智力的理解大多來自印刷文字,我們對于教育、知識、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樣。隨著印刷術退至我們文化的邊緣以及電視占據(jù)了文化的中心,公眾話語的嚴肅性、明確性和價值都出現(xiàn)了危險的退步,這就是我希望說明清楚的?!焙髞淼氖聦嵈_實如他所預見的那樣。所不同的是,今天不是電視占據(jù)了文化的中心,而是包含電視的廣義網(wǎng)絡機器。今天確實是一個印刷術退卻的時代,以各種網(wǎng)絡為代表的當代媒介以遠超波茲曼寫作時代的力量在改變著世界及世界中的我們。全球化時代的網(wǎng)絡文學研究還應該具有包容開放的心態(tài)。網(wǎng)絡文學出現(xiàn)之初,由于其新穎的形式吸引了大批的讀者,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資本的覬覦。最近幾年,在商業(yè)利益的驅動下,網(wǎng)絡作家創(chuàng)作在題材、敘事、風格等方面出現(xiàn)了大量的模仿,使很多文學素養(yǎng)較高的作者和讀者離開了網(wǎng)絡文學。創(chuàng)新性的缺失正在使網(wǎng)絡文學的獨特魅力漸趨淡化,極大地影響了網(wǎng)絡文學的生產和消費。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要有包容的心態(tài)。不應一味攻擊網(wǎng)絡文學作品的非審美化、低俗的趣味,而應更多地去關注如何為網(wǎng)絡文學輸入新鮮血液,使其煥發(fā)新的活力。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第一,突破技術條件的限制,使傳統(tǒng)作家進入網(wǎng)絡,利用網(wǎng)絡進行創(chuàng)作。不僅是將這些傳統(tǒng)作家的作品放置在網(wǎng)絡,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制造傳統(tǒng)文本經驗豐富的作家提高網(wǎng)絡創(chuàng)作的技術水平,進而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互動式、多媒體化網(wǎng)絡作品。第二,大力培養(yǎng)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網(wǎng)絡作家,讓他們繼承和發(fā)展傳統(tǒng)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的創(chuàng)新性和審美性,提高現(xiàn)有網(wǎng)絡文學作品的審美趣味。
二、外國文學研究話語的重新構建和轉換
(一)批判模式和階級話語的退隱和滯留話語的轉變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新舊話語間肯定會經過一番纏斗才能夠實現(xiàn)最終的轉變。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官方對外國文學工作的主要態(tài)度就是不僅要想“十七年”的話語傳統(tǒng)和理論資源的回歸,同時也要面對變化多段的當代文學現(xiàn)實,同時這也是研究人員應該要遵守的規(guī)則。
(二)現(xiàn)代派文學論爭和人道主義討論的話語分析在新時期外國文學界重新出現(xiàn)在人們眼前時,沖破“十七年”劃定的思想,讓古典文學應該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復,補上之前落下的現(xiàn)代主義一課就成為了最為迫切的任務。各個學派對論爭對象的認識不同,但是討論的目標卻比較清楚,這個目標就是對“十七年”以來對兩個論題的認識偏差和迷誤進行清理,將現(xiàn)代派文學和人道主義轉變成我國的建設性話語資源。雖然現(xiàn)代派文學和人道主義討論在論爭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們還是應該要看到積極的效果。
(三)新理論引入對話語轉型的影響在1985年經過了一段不平順的醞釀過程之后,整個學術界和文藝界開始出現(xiàn)比較大的轉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論開始大量的輸入,新一代的學者和人才開始成熟,讓學術界和文藝界出現(xiàn)了比較大的突變。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話語也開始轉變成“文學主體論”。在新理論引入之后,話語的更新開始變得滯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間,理論的譯介熱潮并沒有對研究實踐帶來快速的變化,理論知識在潛移默化之間對學界的研究方式和視野起著影響,在短時間內,批評實踐并沒有能夠表現(xiàn)出和理論界相同的變化速度。
三、外國話語的轉型和凸顯
(一)延續(xù)性轉型延續(xù)性問題主要包括:首先是學科的定位問題,也就是外國文學研究在我國文化以及我國學術體系中的定位問題。其次是研究的主體性問題,這樣問題和學科的定位問題其實是相互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樣去認識20世紀的世界文學。在基本目標和問題關懷一致的情況下,1990年代的外國外文學繼續(xù)引入了西方當論,對20世紀文學和新理論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續(xù)了1980年代的經典重評活動,通過“重寫文學史”讓1980年代奠定的外國文學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國文學研究不僅讓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實,繼續(xù)加強研究形式審美;而且還遇到了新話語帶來的問題,這些新問題讓原來的外國文學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變。
(二)話語中心的形成外國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其實就是“外國文學”,也就是外國的文學理論、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國”包含的內容卻比較大,每個時代的學術研究都需要在這個范圍中去取舍。從1980年代開始,學界就已經選擇了西方作為外國文學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沒放棄學術傳統(tǒng)中對東方的重視,在1990年代的時候,西方文學才真正的成為了學界視野當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學術話語是滲透才真正的改變了學界的研究模式,成為了話語中心。
中圖分類號:1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111(2008)11-023-02
作者:張一文,廣東教育雜志社編輯,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廣東,廣州,510045
寫打工者、或由打工者寫,為打工者所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被稱為打工文學。關于打工者與打工者的文學,有專家指出:“他們是新生活的參與者和塑造者,是此時此地的中國最具活力的一群人。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文學對這群人保持著集體的沉默”(謝有順語)。
不但“文學對這群人保持著集體的沉默”,文壇對這群人的文學也“保持著集體的沉默”!打工文學始終反映打工者的利益和尊嚴,堅持“為承認而斗爭”,卻在不少地域長期為主流文化所漠視和遮蔽,成為文化霸權下被遺忘的“灰姑娘”。
一、研究意義:對打工文學進行條分縷析。有多重價值。
首先是學理創(chuàng)新價值。對打工文學的語境、文本、作者、讀者諸要素做互涉式分析,審視打工文學的緣起、成就、持久性及其對打工者生活態(tài)度和精神面貌造成的影響,揭示底層寫作在文學、社會、政治場域中的邊緣化處境,展現(xiàn)體制外文學活動所引發(fā)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后果,這些都具有學理創(chuàng)新價值。
其次是審美價值。通過對打工文學三代作家的優(yōu)秀打工文學作品的文本研讀,能夠進一步體現(xiàn)和提升打工文學的審美價值;通過對非典型打工文學作品的檢視和賞析,能夠向世人展示改革開放30年來,草根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最后是經世致用的實際意義。研究總是對某個社會系統(tǒng)的干預。通過對打工文學進行系統(tǒng)研究,削弱強勢文化的威嚴,對打工文學施于援手,對打工者等弱勢群體“文化低保”(文化權益的最低保障)設置實踐議題,提出應對策略,激發(fā)悲憫情懷和改造意識,這些都是打工文學研究的經世致用的實際意義。
二、研究現(xiàn)狀:打工文學的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不容樂觀。
國內研究現(xiàn)狀:打工文學的基礎性研究薄弱,公開出版的圖書文獻太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檢索中,以“打工文學”為“題名”,檢索結果只有8本書,其中研究類著作只有1本。在“CNKI數(shù)字圖書館”,以“打工文學”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shù)據(jù)庫(2000-2008)]上有19條記錄:[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的記錄為23條;[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的記錄為5條;[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的記錄為0條。此外,國內尚無關于打工文學的專門學術刊物。
造成這種現(xiàn)狀的原因是主流媒介和評論家,對底層寫作的打工文學漠視或語焉不詳,抑制了打工文學的創(chuàng)作、傳播和研究。
國際上,荷蘭、韓國、日本的學者對中國打工文學都有所涉獵。有代表性的是尾崎文昭(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著名的漢學家)的論文《底層敘述――打工文學――新左翼文學》,把打工文學定性為“新左翼文學”(詳見《ァヅフ,(亞洲)游學》月刊94號,日本勉誠出版2006.12)。
三、研究方法:“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并行。
研究打工文學,應該在繼承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文學四要素”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語境、文本、作者和讀者”分析框架結構,通過文本分析、話語分析和敘事訪談等研究方法,從打工文學的“外部研究”(研究語境)和“內部研究”(研究文本)并行入手,來展開思考,以多個不同的觀察角度,得出有批判意識的、具有新的分析框架和多樣方法的、基于嚴謹學術研究原則的結論。
研究打工文學,不能做簡單的知識羅列與歸納,而是既注重作家作品的個體研究,又有總體把握的恢宏氣勢;不再是直覺認識,而是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的理性認識。要透過文化的視角,運用文化研究的理論方法,客觀地對打工文學進行基本的梳理與評述,力爭勾勒出打工文學文本與語境互動的多維圖景,促進打工文學與社會的和諧共振,為或許會有的后續(xù)研究拋磚引玉。
打工文學研究雖有“前人栽樹”,但應看到,在研究方法、范圍、深度等方面,還存在不足。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研究,應該是彌補現(xiàn)有的不足,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盡量提供新鮮的觀點、命題和文本。
四、研究預設:對于打工文學,有以下基本內容及重要觀點有待進一步檢驗。
(一)從產生背景看,打工文學是生于憂患的文化表達,是在社會矛盾激化、集結、凝聚的關鍵時刻,由開放潮流帶來的社會變遷語境中創(chuàng)造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