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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8-0197-03
城墻,作為古代社會的軍事防御工程,它與城市的興起及發展本身并不存在著聯系,但在中國古代社會,由于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城市自產生之日起,城墻就與之相伴。據相關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城墻在我國起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會的中后期。從“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夏鯀筑城”等文獻記載的黃河、長江流域考古發現的古城址,都充分地印證了城墻在我國起源很早。伴隨城市的出現及發展,城墻更是作為城市的顯著標志而存在,成為我國古代社會城市的一個顯著特征。它不僅圈定了我國傳統社會城市的范圍,同時也規劃了我國城市的基本面貌。
在中國古代社會早期,城市大多是作為政治中心而產生的,而與其聯系密切的城墻在我國最初則是出于軍事防御的目的,《墨子•七患》中所言“城者,所以自守也”,則詮釋了中國古代社會早期城墻的軍事防御功能。同時,一些西方學者也認識到了城墻在社會中的功能,如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城墻的作用無非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作為軍事設施,另一個就是對城里的居民的有效統轄……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城墻則突出了城里人同城外人的差別,突出了開闊的田野同完全封閉的城市二者的差別；開闊的田野會受到野獸、流寇和入侵軍隊的騷擾,而在封閉的城市中人們則可以安全地工作和休息,即使在戰禍時期也如此。”正是城墻所擁有的這種軍事防御功能,使得其在中國古代社會顯得尤為重要,并為統治者所重視,也使其與古代社會城市的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來的歷朝歷代,帶有城墻的城市仍舊是社會發展的主流。可以說,城墻伴隨了我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我國很難把城市與城墻的關系割裂開來的原因。
正是基于城墻同城市的這種密切關系,使得城墻在中國古代社會擁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城市的顯著標志,它吸收并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建筑之一。因此,值得對中國古代城墻所蘊涵的傳統文化進行論述。
1 古代城墻體現的制度文化
在我國古代社會,城墻所圈定的范圍為城市的范圍,也就使得城墻的規模大小可通過城市的規模來體現,而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城市規模的大小。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筑城最多的歷史時期之一,城市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以當時各諸侯國的都城為代表,如臨淄、邯鄲等。這個時期筑城的來臨及城市發展較快這種情形的出現,不僅與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的提高有關,也與各個諸侯國出于軍事的防御目的,極力擴大城市的規模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春秋戰國時期,城池的軍事防御功能極為明顯。同時,各諸侯國要固守自己的土地,也必須擁有堅固的城池,而衡量城池堅固與否的標準不僅僅是指擁有高大的城墻,古代社會“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的情形,使得人口的多寡往往也是保證城池堅固的重要的因素。發展規模比較大的城市,可以吸收更多的民眾來此居住,在統治者急需時,可以緊急地把民眾抽調出來作為兵力,提高軍隊的戰斗力。
在《史記》中記載了當時蘇秦游說齊宣王的一段話,“臨淄之中有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已二十一萬矣”。縱論這則記載有誤差,但是這種誤差也不會太大,否則其所言就沒有說服力。一個城市擁有如此多的民眾,在“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時代,無疑會加強都城的軍事防御能力。齊國這種加強城防的辦法,在其他諸侯國同樣適用,使得該時期出現了許多以都城為代表的大城市,這些城市的規模都比較大,也就是說,這些都城城墻的規模也比較大。然而在秦漢之后,如此數量之多、規模較大的城市,除了都城之外,已經很少了,不可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提并論。并且原先大城市的規模都有縮小的趨勢,都城的規模成為了一枝獨秀,這也就使得城市規模的發展呈現出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在后來的各個朝代,都城的規模往往是發展得越來越大,而其他的城市的規模往往是發展得較小,鮮有超過都城的規模。如秦統一后,定都咸陽,“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這個人口數量相當大,若一戶按五口計,僅這次遷移的豪富就有60萬人,更不用說咸陽原先的人口了,而秦漢以后,縣的轄區趨于穩定,且人口大約也只有三五萬人,可見都城與其他城規模的差別之大。
先秦時期的大城市的縮小、衰落,與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這些大城市被毀于戰火及其統一六國后,下令“壞諸侯之城”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大城市的縮小也與秦統一之后,統治思想發生變化有密切的關系。秦統一后,為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封建統治,各個城市的規模都嚴格的按照都城、郡、縣城的等級觀念來重新排列,也就使得后來城墻的規模都有了等級的差別。這種封建的等級思想一直延續到后來的歷朝歷代,這充分地體現了封建社會對城墻規模的一種制度性規定。
在中國歷史上,城墻所圈定的范圍為城市的范圍,這就使得城墻的形態便是城市的形態。在我國,城墻的基本形態為方形城墻,但也有不規則形、圓形等城墻。由于城墻的形態受自然環境、社會因素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城墻的形態在我國各個地區也是不同的,但在城墻上所開城門的數量及方位,在封建社會則有相應的制度,有四門、六門、九門等,這些城門也都是按照方位來進行設置的。縣這一級別的城市在城墻上往往開四門,而在四門以上的城市多為省城、府城等,只有都城才能開有九個城門,城門數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傳統社會城市的等級差別。從某種意義來說,城門數量的多少和城墻規模的大小一樣,其中都蘊涵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2 古代城墻體現的農業文化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統一封建王朝建立的時期,這一時期全國范圍內郡縣制的推行,使得秦漢時期成為我國歷史上筑城的之一。秦在尚未統一六國之前,便有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統一之后,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有效統治,打破各個地區之間的閉塞狀態,同時也意在打擊六國的舊勢力,消除這些舊勢力想依托原有的城郭以達到反抗秦國目的,秦始皇下令“壞諸侯之城”。秦始皇在下此命令的同時,又在全國推行郡縣制。郡縣制推行,使得全國范圍內又重新開始修筑新的城墻。漢朝在統一后,繼承了秦代的制度,且于漢高祖六年,劉邦下令“令天下縣邑城”,使得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筑城的,這次筑城不僅使我國城市的發展與城墻的修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也使得帶有城墻的城市成為了人們居住的基本形態。人們的居住環境被圈定在城墻之內,使得人們的生活開始與城墻密切相關。我國傳統社會是以農業立國,以農為本的社會,從戰國中期開始,我國北方地區從以農業為主、牧業為輔且經營其他產業的經濟格局,轉變為單一的農耕經濟格局。這種經濟格局在社會的發展中奠定以后,農業文化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們對某一事物的認識都有可能打上這種文化思想的烙印。長時期居住在帶有城墻的范圍之內,使得人們對城墻有了新的認識。
秦漢時期,由于受農業文化的影響,人們也自認為農業文明為先進的文明,不以耕作為主的文明也是落后的文明,使得在一些文獻記載周邊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時,把城墻的存在與否也看做是衡量文明程度先進與落后的尺度。在《史記》中所論及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中記載著淮南王上書漢武帝不用對閩越國用兵的話,“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都無不體現了這一點。從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城墻里面的人們自感優于生活在沒有城墻的周邊少數民族,帶有城墻的居住形態已深深地扎根于人們的心中。可以說,人們已經把城墻作為農業文明區別于游牧或其他文明的一種標志。
人們生活在帶有城墻的范圍之內,使得他們的活動空間縮小,隨著朝廷所推行的“里坊制”的出臺,更讓人們的生活空間縮小,變得更加封閉。在“里坊制”下,居民區和市場都是固定的,在城市里,一般只有兩個市場,并且圈有圍墻,在居民區設里坊。這種“里坊制”在我國推行了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徹底的廢除。雖然“里坊制”下的城墻在宋代開始被打破,人們的居住環境開始從層層的城墻包圍中逐一地解脫出來,但由于長時期的生活在帶有城墻圈定的范圍之內,使得人們還沒有完全地擺脫城墻對其生活的影響。這種城墻的存在,不僅強化了城市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的經濟等其他的功能減弱,而且還限制了人們的活動及商品交換貿易的發展,嚴重地阻礙了私人工商業的發展,這是封建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有效措施之一。從中可以看出,城墻不僅是一座建筑物,而且還明顯地帶有統治者的統治意識,體現出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采取的那種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農業文化思想。
3 古代城墻體現的四方文化
在我國傳統社會的城市中,由于城市大多都筑有城墻,城墻所圈定的范圍就是城市的范圍,城墻所展現的形態也就是城市的基本形態,據《周禮•考工記》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這一理論構成了我國古代社會城市布局的主要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早期,因城墻大多為板筑而成,也就使得城墻大多以方形結構形態展現出來。這種四方城的形態結構的流行,也與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所認為的“天圓地方”的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天道圓,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這種“天圓地方”的觀念,不僅迎合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倫理觀念,而且也符合古代社會人們對地理知識不甚了解的實際情況。很顯然,其對古代社會在筑城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秦至明清時期,方形城墻為我國傳統城市修筑城墻的規范,并且在全國實行。雖然方形城墻這種形態為筑城的規范,但是在通常的情況下,城墻的形態還要根據自然環境條件以及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程度而定。首先,城墻的修建要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在我國北方地區,尤其黃河流域,由于平原廣布,地形平坦,這就為方形城墻的修建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因此,在北方方形城墻的形態為筑城的主要形態；而在南方,由于丘陵、河流眾多,地勢崎嶇不平,城墻在修建的過程中主要是依山傍水,使得城墻的形態多為不規則形。其次,城墻的修建還要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在北方,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較深,使得在無形之中也有一種規范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活動,這就讓人們在修筑城墻時,不僅要考慮當地自然環境條件,還要考慮人為因素；而在南方,雖然也要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但還難與北方相比擬,因而,在修筑城墻時更多的是考慮自然條件。
自然地理條件及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使得我國南北方城市城墻的形態存在較大的差異,但這種形態上的差異也只是城墻的形狀不同而已。在中國傳統社會,不論是方形城墻形態,還是圓形、不規則形的城墻形態,其城墻上城門的設置都是按照方位來開四、六、九門。由于在中國古代社會,城市是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在建城之前要考慮多種因素,如地形、水陸交通等條件,而水陸交通條件作為中國傳統城市選址所需考慮的因素之一,其便利與否,不僅關系著城址的選擇,而且還關系著該城市能否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不僅能夠方便中心城市與各地之間的聯系,而且按照方位來開設城門,使得中國的傳統城市能夠在交通便利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一個地區作為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的作用。也就是說,不論是城墻上城門設置的方位,還是城門設置的數量均不受城墻形狀的影響,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的四方觀念。
4 結 論
城墻,作為古代社會軍事防御的產物,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其軍事防御的功能逐漸地失去往日的風采,特別是中國步入近代社會以來,它的功能和作用更是已經消失,并且被人們大量地拆除,使得在現今社會的我們在許多的城市中很難尋覓到古代城墻的痕跡。然而,城墻作為我國傳統社會城市的主要標志和象征,其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在城市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記載了城市的歷史變遷,并且吸收和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處處都能體現出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已不再單單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物,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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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建筑的靈魂。建筑與文化兩者之間有著割不斷的淵源，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古代建筑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筑體系1。
一、儒家禮教等級制與中國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級森嚴的倫理規范，直接影響到傳統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國古典建筑多以中軸線布局，主建筑為中，次要建筑在兩側，左右對稱，以眾多的單體建筑有序的組成一組建筑群體。這些單體是以中心建筑為核心，布局有嚴格的方向性，等級分明，層次清晰。其組成的方式是嚴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內外有別”的思想。縱向以北為上，東西為下，橫向結構以左為上，以右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國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帶有濃厚的等級色彩，對內外檐裝修、屋頂瓦獸、梁枋彩繪、庭院擺設、室內陳設都有嚴格的限定。如中國傳統屋頂就分九級，其中以重檐廡殿頂級別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為單檐廡殿、單檐歇山頂，再次是懸山頂、硬山頂、卷棚頂、攢尖頂、十字脊頂、盝頂、盔頂。硬山頂等級最低，根據清朝規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懸山頂或硬山頂。
中國古代建筑對建筑物的裝飾色彩也有等級劃分，總的來說以黃色為尊，其下依次為：赤、綠、青、藍、黑、灰。宮殿用金、黃、赤色調，而民居卻只能用黑、灰，白為墻面及屋頂色調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與中國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觀點，認為人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主張順應自然。這一觀念同樣影響了建筑的聚落選址、總體布局、室內外環境設計布置，直至取材及營造技術各方面。
中國古代房屋以“負陰抱陽、背山面水”為選址的基本原則和格局。古代風水學中，認為山體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們生活資源的天然庫府，水域是萬物生機之源泉。背負高山，面對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陽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這也體現了人渴望與自然相融合，從而達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環境。3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古人認為宇宙萬物是由陰陽二氣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決定了宇宙萬物無不包含著陰陽的對立統一。“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黃帝工經》），陰陽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載體，中國民居正是以陰陽合成的觀念，塑造了以院落為中心和單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間外為陽，內為陰，高為陽，平為陰，屋宇為陽，院落為陰。在房屋室內設計中，院落承接陽光雨露、日月精華，納氣通風，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過廳、穿堂把院落和室內聯在一起，由于木結構框架系統的優點，使墻不承受上部結構的壓力，就可以任意開窗，特別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邊，常常開滿一排落地長窗，一打開，使室內外的氣流完全貫通。在密集的居住狀態下，成功地協調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合理地解決了日照、通風、保溫、隔熱、反光和防噪等等問題。
在取材方面，中國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結構為主的建筑體系，木材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天然的，還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返樸歸真、回歸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來就有自然的紋路，而且堅韌，便于加工，適合做房屋的各種構件，這還很好的和中國中庸的傳統思想相契合。
中國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盡量表現出與自然協調的意念。他有虛有實，輪廓柔和，曲線豐富，在穩重中呈現出一定的變化。在建筑空間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樣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曠來表現建筑的莊重和神性。中國古代建筑體系，堅持有節制的人本主義建造原則，即是以人體尺度為原則，既要求“大壯”，又要“適形”，建筑高度和空間控制在適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圍內，具有初級的人體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宮、寺廟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斷有規律的衍生來產生雄偉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還會考慮周邊環境，通過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體同山阿”，使建筑與自然和諧統一，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體現。
在建筑細節營造上面注重精致、隱借，不刻意加以裝飾，以圖案的美化和線條的豐富來柔和建筑造型，而這些構建在建筑結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國古建筑中運用得非常靈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裝飾的多重功能，還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長度，縮短梁枋跨度，分散節點處的剪力。此外，用各種吉祥富貴的圖案，濃烈色彩繪制的梁柱，與白色的臺基相襯托，具有濃重、鮮明的對比感，營造了建筑莊重、大氣的氛圍，其實它還承載屋面荷載，具有抗地震的功能。還有碩大的屋頂有著漂亮的曲線和輕巧多姿的翼角，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線的，給予建筑一種柔美的自然之態，使之與山水林木等自然環境形成了和諧統一。
三、民俗文化與中國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銅時代就開始出現了顯示貴、服、吉、利的厚祿，功名、得子、迎福、納祥、聚寶、生財的福氣，以及長壽、成仙等主題的建筑裝飾圖案。中國人民發揮聰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裝飾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比如龍為神獸，它成為了帝王的象征；獅子被稱為“百獸之王”，于是就成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驅邪鎮宅。古建筑對屋頂、門窗、鋪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繪制不同寓意的圖案，既美觀又表達了人們美好的愿望，圖案和建筑融為一體，相得益彰。
綜上所述，中國的古代建筑不僅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見證，也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最主要的載體。它充分體現以“禮”為國家文化精神核心，強調自然與人的和諧統一，更表達了人們對美好愿望的期許，通過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古建筑的影響，挖掘中國古建筑的文化內涵，促使現代建筑吸取中國古建筑的精華，為今所用并繼承發揚，使中國傳統建筑體系能煥發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單位：四川建筑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一、企業管理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理解和把握
企業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產生的，它不僅是一門純粹的技術科學，更是一種文化，盡管中國古代學者并沒有正式提出過企業管理這一概念，但其思想卻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為本”“貴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應將這些積極思想應用于現代生產管理過程中，當然，傳統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適合現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義思想，重傳統輕創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盡力消除這些消極影響。我國的企業管理還處于不成熟階段，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理念，更需要將這些先進理念與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以便為將來形成我國自己的企業管理理論打好根基。
二、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體和諧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質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意在強調應該時時能做到適中，既無過，也無不及。
不將文化貫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種工具性，機械化的管理，而中國企業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僅在技術、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這樣才能達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適度。中國有許多企業人情風盛行，崗位的安排設置，職權的大小有很多取決于人情。這不僅揭示了這些企業法規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礙了它們的進一步發展。因此，適度應用“情理”觀念，才能更好地發展中國本土企業。
儒家思想倡導整體主義理念，認為人的生存發展應該基于群體的發展，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該理念恰好是現代企業提倡的“團隊精神”，并且在企業管理中得到廣泛應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體主義觀念一旦發展到極端，會對個體產生貶斥作用，對標新立異的個體產生孤立和攻擊，從而導致個體對群體的畏懼和依賴心理，其結果是扼殺了個體的創新動力，阻礙了企業的發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個國家，小到一個組織，其領導者必須從修養自身開始，然后再去影響他人。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確的價值觀念，在眾人思想的匯集下，形成企業的價值觀，一個企業的價值觀指明了企業的發展方向，決定了企業的成敗。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將孟子的這個觀點應用于企業中，企業的成功并非領導者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實現的，必須有其追隨者的幫襯與努力。因此，企業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獲得組織成員信任的同時，也必須重視“人本思想”，體恤成員，信任自己的成員，管理者需要把企業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讓成員認為企業是實現自身價值的地方，讓成員甘心情愿為實現企業的目標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內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種自然哲學，強調辦事要遵循自然規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局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通過指出水的具有滋潤萬物卻與其他事物不產生沖突的本性，旨在對領導者提出的要求，這與現代企業管理中提倡的“以人為本”有異曲同工之妙。隨著全球化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管理者也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為本，一切管理活動必須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基礎，通過人力資源管理來維持自身人才的競爭優勢。
3.《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是一部兵書，其連續不斷的軍事戰爭是這個時代的突出特點，各國傾盡人力斗智斗勇，盡顯其政治，軍事才華，其中的戰略計謀堪稱為經典。盡管三國時代軍事管理與現代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別，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將三國時代的戰略管理融會貫通于現代企業管理。
管理者要有強烈的求才欲，以及豁達心胸，廣納百言，融匯眾智。這種理念在三國時代的軍事管理中體現在多處。以曹操為例，其求賢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運用各種手段網羅各類人才，委以重任。選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業成功的關鍵，管理者要善于與員工進行溝通，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使得組織成員能夠人盡其才，才能是企業協調運營，各方面共同發展。
企業要取得成功，必須明確目標，并集中于這一點，全力以赴，在實施計劃實現目標的過程中適當地予以激勵，以便更快更好地實現組織目標。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蘊含著保證重點，避免四面出擊的思想。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必須首先解決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劉備那樣，戰線過長，目標太散，必然導致失敗。
世界上最有力的論證莫如實際行動，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則（塞涅卡）。企業管理者應該從各個方面做出榜樣，使組織成員心服口服，甘愿追隨。例如孫策在戰場上一向沖殺在前，士兵紛紛效仿于他，個個奮勇，爭先殺敵，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員，大多時候是因為他的行動不足以服眾，沒有凝聚力，使成員不能盡心盡力。
由上可知，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兩面性。因此，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既要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的優點，實施組織化，科學化管理，又要不斷地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精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然而，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及倫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響著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國管理模式，必然會使員工產生抵觸心理，因此要兩者并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礎上不斷地進行創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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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國高校的其他課程一樣，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發展，古代漢語的教學改革也刻不容緩。新時期的古代漢語課程改革，我們認為在發揮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時，更應該提倡在古代漢語教學中實現傳統文化傳承、人文素質教育、審美情操培養等多方面的功能，對此，筆者已撰文討論。本文就古代漢語教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及相關問題試做討論。
一、從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的談起
我們到的教學材料表明，古代漢語這門課，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時期，教學內容、教學目的各有不同。據王力先生說，“有的當作歷代文選來教，有的是當作文言語法來教，有的把它講成文字、音韻、訓話，有的把它講成漢語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學者們重新考慮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教學目的，以提高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效果。從.此，古漢語的教學改革開始，并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自從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編寫并出版適用于全國高校文科專業的第一套古漢語教材以來，古代漢語課有了較為確定的內容，即采用文選、常用詞、古漢語通論三結合的原則，并以這三個方面作為古漢語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從此，古代漢語課程也有了比較明確的教學目的，即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培養這一能力就是為學生更好地學習中國古代的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等知識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以上這些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知識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因此，古代漢語課程教學應該觀照傳統文化的傳承，并將其作為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古代漢語的教學內容本身承載著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
我國傳統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它內容豐富、博大精深，其內涵包括睿智的哲學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倫理體系、輝煌的文學藝術、獨特的語言文字形態、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諸方面。古代漢語課程不同于其他課程，它的內容就是以上傳統的優秀文化內容的復合體。現行古代漢語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作為參照，學者們或采用文選、常用詞、通論“三結合”的編排原則，如郭錫良等主編的《古代漢語》、朱振家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或主要突出文選和通論兩部分，如易國杰主編的《古代漢語戶。但他們的教材都彰顯了我國燦爛多彩的傳統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為例(以下簡稱王本)，僅就文選部分和通論所承載的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加以討論。
王本《古代漢語》在文選部分選取了《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等經典的史學作品，還有《詩經》、《離騷》、唐宋古文、唐宋詩詞等優秀的文學作品以及諸子百家的哲學作品(尤其是正統的儒家作品)，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觀念，在古代漢語教材的課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個人修養的，如《論語·學而》，講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說明古人非常重視個人修養，作為古漢語的教學內容，必然使學生通過學習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與學關系的，如《禮記·教學相長》:“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這一觀點到現在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個人對社會責任的，《論語 ·微子》:“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是孔子面對隱者的譏諷嘆息時所說的話，意思是個人對社會是有一定責任的，人不能逃避現實。另外教材所選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優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集中體現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憂，后于人樂的傳統道德觀念。以上這些都是古人優秀的品質，也是傳統文化的精華，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可使學生受到熏陶，起到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的作用。
通論是現行古漢語教材都非常重視的不可或缺的內容。王本《古代漢語》“通論”涉及到文字學、訓沽學、音韻學的諸多內容，還涉及到文體、修辭等語言學知識，古代的姓氏名號、車馬宮室、職官、樂律、天文歷法等豐富的文化知識。以文字學知識來說，包括“漢字的構造，古今字、異體字、繁體字”等內容，給我們揭示了漢字和漢文化的密切關系。漢字的書體有甲骨文、金文、篆書(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等。對學生來說，從漢字人手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最直接的途徑。我國歷史上對漢字較系統的研究，開始于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可以說漢字本身及許慎依據漢字形體結構闡釋字義的過程，都積淀著豐富的古代傳統文化信息。《說文解字》通過說解漢字展示給我們的傳統文化內容，陸宗達先生將其歸納為四個主要方面，即古代社會生產、古代的科學、古代醫療學、社會制度等，包括范圍很廣闊。學生在學習這些內容時，已經不單是簡單地將其作為古漢語知識學習，而是觀照到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識空間擴大了很多。
還有一些關于古代的姓氏名號、服飾、車馬、宮室、天文等方面的內容，給學生學習傳統文化的空間就更大了。比如，我們通過學習“古代的姓氏名號”，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稱字”，所以，稱別人的“字”以示尊重。我們知道了古人還可以有“號”，如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還有謐號，而溢號往往根據此人生前品行業績而定，如陶淵明溢號“靖節先生”，顯然是依據其高潔之行得來的。學了天文律歷，我們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將音樂中的十二律對應歲時的十二月，再讀陶淵明的《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就知道“律中無射”實際指的是9月份，是用樂律名稱表達時序，因為“無射”剛好和“季秋”時節相對。學生學習這些內容的過程，就是對傳統文化接納、傳承的過程。
三、當前的文化大背景決定了古代漢語課堂應該成為傳承傳統文化的主陣地
隨著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曾一度出現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勢頭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論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于不顧。就拿節日習俗來講，人們迷戀于“圣誕節”、“情人節”，不管是否符合國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樂意“拿來”，使傳統文化備受冷落。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國傳統文化有了回歸的趨勢。如，2008年的奧運會開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四大發明、中國畫、武術、中國戲曲、皮影戲、古代音樂等等。開場戲《擊擊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現了我國古老而熱情的迎接貴賓的喜慶儀式，表達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意蘊。2009年，我國頒布了國家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重要傳統節日和春節一同作為法定假日，這將有利于弘揚我國的優秀民族文化。因為中國每個傳統節日背后都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還有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漢語熱，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中國留學，“孔子學院”在許多國家的建立等，都為我們弘揚傳統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為高校的教育者，我們有責任加人到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行列中，更應該走在弘揚祖國傳統文化隊伍的最前列。從這個方面講，高校古代漢語教師應義不容辭地將古狀漢語課堂作為傳承和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的主陣地，這是責任也是義務。
四、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傳承功能的措施
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對教師是嚴峻的挑戰，不僅要求古漢語教師要有專業獻文化素養，還要有好的教學方法。我們所說的“專業的文化素養”主要指古漢語教師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專業功底，還要有廣博的專業知識面，對我國古代的政治、歷史、天文、教育、哲學、風俗習慣等文化知識都有所了解，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進行古代漢語教學。“好的教學方法”貝組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各種方法或者技巧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喚起學生對古代漢語的興趣，導他們去探究優秀的傳統文化，使之加人到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承、創新的隊伍中來。具體來說，通過古代漢語教學來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具體措施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師要改變教學觀念，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傳統.的古漢語教學中，教師將這門課僅僅視作學習其他‘課程打通語法、掃除文字障礙的工具。新時期的教學改革首先要求教師改變傳統的教學觀念，有意識地對學生的學習進行正確引導。如講到《論語》時，教師應結合現實，引導學生感受古人為人處事的準則、教書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學生多記誦名詩名文，從而加大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的力度。還可以適時地結合傳統節日，滲透傳統文化觀念。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pace layout in Chinese ancient five line by idea influence, heavy grade, gu,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global building site sele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Beijing siheyun layout and the gate position arrangement, suzhou garden landscape layout, etc. Can deep reflect "five elements" concept, but also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the yin-yang &five-element school system and foreign elements full combined, such as Chinese ancient buddhist architecture.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Yin and Yang, five line system; The "book of changes"
中圖分類號：K87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幾千年來它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是極為廣泛和深刻的影響,音樂、建筑、書法、美術、人事制度、處世方式乃至日常語言等等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橫亙千古,歌舞詩文、典章辭賦無不漫透著中華民族對宇宙的深邃哲思,而在這當中,中國古代建筑把我們祖先的這一整體性系統思想表現得最為典型、詳盡。
一、深受“五行”系統影響的中國傳統建筑空間布局
這里首先要要說明的是什么是五行系統。五行系統起源于周朝,而《周易》就是以闡述陰陽系統為主要內容的。所謂五行系統則把世界的結構劃分為五種更為具體的相互作用的元素:木火土金水。每一元素都具有一定的特性,如木有生發的特性,火有炎熱、向上的特性,土具有化育的特性,金則有清凈的特性,而水則有寒冷、向下的特性。五種元素不是靜止不動、互不聯系的,相反,它們有著嚴格的相生相克的辨證關系:比鄰相生,隔一相克。按順時針方向,相鄰的兩個元素之間是相互生發,相互促進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相隔的兩個元素是相互抑制的,中土克水,水克火就是此意。五種元素時刻在相互作用當中,但這種相生相克的關系卻是保持不變的。
中國人歷來重視等級,外有君臣之理,內有長幼之序。這種人倫秩序觀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建筑工匠們掌握建筑空間布局的理論依據。北京四合院的空間分布非常生動真實地反映了五行系統在中國古代建筑中的應用。北京四合院東西南北四面的房屋中,其規格和體積容量是不一致的。按文王八卦方位圖的解釋:“北為坎卦所主,為水,南為離卦所主,為日。”背后有水流動意為通泰,南有日引申為光照門楣,興旺家族。故四合院大院北面為正房,院子的中軸線貫穿其中,坐北朝南,是院中體積最大的房屋,家中老人,前輩等為尊者都居住在北面正房。大院東西方向為廂房,是家中男子住處,長子住東廂房,次子居西廂房,這一廂房分配亦是根據文王八卦方位圖所定,在方位圖中,震卦主東方,主家中長男,艮卦主少男,在震卦下方,次于震卦,故長男居東廂,次男居西廂。大院四周皆為男子住房,家中女子,如戶主女兒的房屋則被安排在北面正房后面的后院中。
五行系統對中國古代建筑空間的另一個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建筑的選址和自然資源的利用上。如陰陽理論所揭示的那樣,萬物皆為陰陽的復合體,天人同一,人物相和。陰陽相調是中國古人所孜孜追求的境界。這種追求同樣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國古代建筑的選址以及對水土資源的利用和布局上,且以南方的園林為代表。而提及園林,歷史上有蘇州園林甲江南的說法。蘇州園林數目眾多,如拙政園、網師園、留園等等,而其中的留園在“風水”角度上頗能體現陰陽五行系統在園林選址及水土資源上的實際運用。
二、五行系統在建筑歷史發展中對外來元素的吸收
一個系統要維持自身的穩定與發展首先就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要不斷地吸收新鮮血液而使其不斷壯大,來維持系統的穩定。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開放系統對外來異質異族元素的選擇與吸收的問題。五行系統所體現出來的相對保守的思維模式的自我保護性是很強的,在幾千年的熏陶下,中國人已經把五行系統的這種自我保護性內化成為內心的一種心理結構,因此當中國人要吸收外來的異質元素時就必定要經過極為嚴格的篩選,而篩選后還會對其進行系統內部的改造以便使其適應這一系統的內部環境。中國古人對佛教建筑的選擇與改造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正如前文所講,五行系統是一個重秩序的系統,它給中國人帶來了一個有秩序的結構,中國人把這種心理結構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時候就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建筑上體現中國人“有序”這一心理結構的證據就是建筑規劃中中軸線的運用。中軸線代表了一種準則,一種秩序和威嚴。在中國建筑史上,一些建筑的重要性越高,這一條中軸線就越明顯,這一類建筑最典型的莫過于紫禁城了。
佛教自東漢永和年間傳入中國后其代表性的建筑形式”寺廟”也就開始了其中國化的進程,而中國工匠們對佛教寺廟改造的依據就是五行系統的秩序世界觀。漢代傳入中國的佛教寺廟的布置有兩種:石窟寺和塔廟。在印度,塔廟建筑系統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塔,稱為“堵波”。在佛教傳入之前,這種塔廟布置形式的建筑形制已經基本定型了:“以塔為核心呈十字對稱式。”從中國古代建筑看五行系統理論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也不乏此類以某一建筑為主體的布局形式,但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這一主體不是塔而是宮室,所以在中國象征最高權威的帝皇建筑系統中,皇宮的位置是放在中軸線上的,其他建筑分列軸線兩旁。佛教建筑如同佛教一樣,作為一種異質的東西不可避免地會與中土文化產生矛盾,以塔為中心的塔廟形式就是如此,一個以塔為中心,一個以宮室為中心。中國工匠們有兩種選擇,要么在引入塔廟時原原本本地繼承其布局形式,把塔放在系統中心;要么引入塔廟,但宮室的中心地位保留,把塔放在次要的位置。毫無疑問,后者是唯一的選擇,如果取前者,工匠即使有心,這樣布置的建筑也是絕對無法修建的。這樣,原本以塔為中心的塔廟形式就被改造成為以殿堂、宮室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的建筑布置形式,塔的位置逐漸偏離了中軸線。佛教建筑的這一中國化進程的代表就是北魏都城洛陽的布局:“北魏都城洛陽在景觀上形成了兩套并不一致的系統,一方面是以中軸線為樞紐,兩側盡可能對稱布局,并且主要是平鋪展開的,以充分展示以宮殿為主要目的皇權秩序`系統。”
在寺廟的選址中融入了五行系統，寺廟建筑并沒有改變建筑的縱軸為主、左右對稱的結構，這個結構是為保證和造就嚴南心理必需的.但是寺在山林，自然要求建筑與山水環境的協調，山中佛寺，以整個山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各寺的位置，這里佛寺的建筑與風水理論結合起來，山中各寺的位置，與山的形態氣脈完關結合，顯出整個山的精神。如九華山拜經臺寺四面環山，背儲天臺峰，左是鷹峰，右為金龜峰，前對觀因味只有觀音峰與金龜峰之間有一條狹長谷口。限于地勢，該寺無法正對谷口，于是寺門偏斜，朝向氣口.寺內的建筑部件也因與漢文化的觀念相結合而有了改變，天童寺前有兩池叫.天池一進寺之路兩繞兩池之中，呈斗形，池為天池，斗當然是北斗，于是在二池之間的路上，這些選址原附中無不體現著傳統文化中五行思想的形響
五行系統為中國人規范世界、規范人事、規范內心提供了一個依據。這一系統以及由其形成的思維系統是中國特有的,它自我保護性非常強,即使是在對系統外的異質事物進行吸收時依據的也是這種保護性,把異質事物納入自己的秩序來并且在系統中為異質事物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中國文化對于輸入文化和思想觀念的接受具有十分明確的選擇性,往往是那些與原有概念相關的或者是在原有體系中能夠較順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東西能夠得到較快的吸收和長久的留存。”
參考文獻:
[1]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3.
【英文摘要】Among the numerous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ancient China，theTianchuan(HeavenPiercing)Festival，GoddessofMercyFestival，Bixia(Azure Cloud)Lord Temple Fair，Double Fifth Day(or Dragon Boat Festival)，Double Seventh Night，Mid-autumn Festival，and Winter Clothing Festival all had women at the core and expressed worship and good wishes for a certain woman.These festivals also implied the moral attainments and codes of conduct required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
【關 鍵 詞】神祗信仰/傳統道德/女性文化
引 言
中國傳統節日是古代人民社會生活的活化石，它使我們以直接的行為活動重溫和展示古人的生存模式。在異彩紛呈的中國古代傳統節日中，有一類節日是以紀念某一個或某一些歷史人物為其主題的。其中以女性為核心的節日占了很大比例。眾所周知，在男本位的思想統治下的封建社會里，中國古代女性背負著“陰為地處下而卑”的理論枷鎖演繹著與男性事實上的不平等。那么以女性為核心的節日在男本位時代的存在，是歷史創造的謬誤還是蘊含著更為深刻的涵義？
本文從文化的角度洞析這類節日之所以存在和流行的原因，并以現代人的眼光透視此類節日中所含的古代關于女性的一系列觀念、意識，以期揭示這類節日的深層涵義，并為當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啟示。
一、中國古代漢族以女性為核心的傳統節日概述
綜觀以女性為核心的傳統節日，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女性成為節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從節日的起源看，有的起源于與女性有關的神話故事或民間傳說，如天穿節、端午節、（注：關于端午節的起源眾說紛紜，《會稽典錄》中將端午節說成是為紀念漢代為盡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本文即取這一傳說。）寒衣節；有的起源于民間對具有超凡神力女性的禮拜，如觀音會，碧霞元君廟會；有的在起源初始與女性無關，隨著時遷世異，則漸漸注入了與女性有關的新的內容，并使之成為節日的中心，如乞巧節、中秋節等。從節日活動的參與者看，女性占了絕對比例，她們或于節日中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或借節日三五成群地嬉戲游玩，或于節日中盡現女性之嫻淑敏惠，或借節日表達自己的忠情孝心，節日禮儀紛繁多樣，形成了中國古代節日文化的一道美麗風景，這些節日的基本情況，見下表。
節日名稱
日期
核心
與節日有
節日主要禮儀
女性
關的事跡
天穿節
以正月二
(1)以紅線系煎
（補天穿、
十四日為
煉五色石
餅放在屋頂，叫
祉天漏、天
多，也有正
女媧
以補蒼天。 “補天”。
饑日，補天
月初七、正
(2)以煎餅放在
地）
月十二、正
庭中，叫“熏
月二十三
天”。
觀音
佑護信徒
(1)寺院誦經聚
二月十九
菩薩
安康、送
會
觀音會
六月十九
（送子 子。
(2)民間素食、婦
九月十九
觀音）
女拜佛求子。
碧霞
主持人間
(1)道觀齋醮
碧霞元
四月初八
元君
美惡、送
(2)民間信徒進
君廟會
（泰山 子、賜福、 供朝拜，祈求送
娘娘） 婚配。
子、護兒、療疾、
婚配。
端午節
曹娥之父
食粽子、賽龍
（天中節、
被江水溺
舟、掛香袋、飲
天長節、五
五月初五
曹娥
死，曹娥沿 雄黃酒、采百
月節、粽子
江嚎哭七
草、插艾蒲、系
節、女兒
日，投江而 五彩線、踏青。
節）
死。
七夕節
（乞巧節、
織女聰明
(1)年輕姑娘這
小兒節、雙 七月初七
織女
能干、心靈 天以各種形式
七節、香橋
手巧、工于 向織女“乞巧”。
節、女兒
衽織。
(2)少女搗鳳仙
節）
花染紅指甲。
中秋節
(1)女子齋月宮，
（仲秋節、
嫦娥
祭拜月神。
團圓節、八
八月十五
（月
嫦娥奔月
(2)婦女“走月
月節、女兒
神）
亮”，即婦女三
節）
五成群，結伴出
論文中國古代漢族以女性為核心的傳統節日的文化透視來自66wen.com免費
游。
孟姜女千
寒衣節
十月初一
孟姜
里尋夫送
為祖先及親友
（送寒衣
女 寒衣，哭長 亡靈焚燒紙制
城。
衣服。
二、神格的光輝——以女性為核心的節日產生和流行的原因探索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節日的核心女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她們大多歸于民族始祖神、愛神、生育神、生產生活保護神的行列中，以信仰心理產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形式，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間難以企及的慰籍、期盼和愿望。
（一）遠古社會對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響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遠古居民正經歷著女性至上的社會，原始人在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爭中用奇特的想象創造了一批創世女神，對她們的信仰乃是包含著原始人對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女媧便是眾多創世女神中的一個，在先民的心目中，女媧無所不能，她的業績受到后人的無比尊敬，被奉為最高女神，女媧的最大功績在于摶黃土以作人，煉五色石以補天。
女媧神話在民間影響的最直接體現是天穿節的形成和流傳。早在晉代，便有關于天穿節的記載，東晉王嘉《拾遺記》：“江東俗稱，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絲縷系煎餅置屋頂，謂之補天漏。相傳女媧以是日補天地也。”（注：分別轉引自周文柏：《中國禮儀大辭典》第59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人們以節日的形式和簡單的模擬補天的動作來紀念傳說中的創世女神。這種紀念和禮拜，實質已不僅是對女媧這個具體女神的直接崇拜，而是將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為一種意識層面上的神格，對之加以信仰和禮拜。在我國少數民族傳說中，也有類似于女媧這樣的創世女神，如壯族的“洛甲”、侗族“薩天巴”、瑤族的“密洛陀”等。
盡管在長達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里，女性被視為無能的群體，但關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的遠古神話始終或明或暗影響著人們的信仰心理。人們一方面極力否認著女性的能力，一方面卻又被女性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撼，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對女性能力的信仰始終作為一般微弱但頑強的潛流默默涌動著，歷經千年。這也為以紀念女性為核心的節日的相沿不絕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二）宗教的盛行導致古人對宗教神的信仰
漢代，道教和佛教成為注入中國傳統思想領域的新鮮血液。道教教義宣揚煉丹成仙以求長生不老；佛教教義宣揚業報輪回，告誡人們以今生的修行來換取來世的安寧。這兩套思想體系既滿足了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統治階段鎮壓和約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國南北廣泛流傳。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義系統外，更有各自龐雜有序的宗教神譜系。眾多佛、道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華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礎。古人從宗教中尋求精神慰藉，他們認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與人類社會密切聯系，各司其職，因而，無論是道教神、佛教神還是民間俗神，無論是男性神還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們樂意把內在景仰心理外化為語言活動和特定儀式，從而使拜神節日構成為中國古代傳統節日的重要組成部分。
觀音會和碧霞元君廟會是眾多佛、道教節日中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禮拜女宗教神的節日。觀音菩薩（注：觀音菩薩在印度佛教系統中是男身，但到中國后，大約從唐朝開始，逐漸演變為女身，宋元后定型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對觀音的漢化及性別轉化不作分析。）為佛國諸菩薩之首，佛教宣稱觀音慈悲為懷，救助眾生，而觀音“中國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項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婦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過了佛祖。觀音會會期一年三次，分別定于農歷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會期，各地觀音廟游客如織，香火極盛。一年三次禮拜同一宗教神，這在中國古代民間極為罕見，由此可見觀音信仰在中國古代具有十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頗具影響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護兒、療疾、保佑婚配、農耕、經商、行旅等多種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為吉祥、慈愛、圣潔的象征。民間修建了許多碧霞元君廟，并以農歷四月初八為碧霞元君廟會，每逢會期“四方以進香來謁元君者，輒號泣如赤子久離父母膝下者。”（注：轉引自馬書田：《中國民間諸神》第12頁，團結出版社，1995年版。）
觀音會與碧霞元君廟會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沖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的產物，它們的存在符合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大眾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點，因而易被民眾接受，并相沿成習。
（三）追求真善美的審美意識導致古人對理想女神的信仰
細數中國古代傳統節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為理想典型而被賦予真善美的意義。她們或被定型為端莊雍容、慈善安詳的典范，如觀音菩薩、碧霞元君；或被固化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織女；或被標榜為堅貞不渝、英烈忠義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來看，對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們內心固有的審美意識的需要和驅動下，衍生的一種意念和行為產物。
七夕節關于牛郎和織女的傳說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織女本是天界一位美麗聰慧、擅長織作的女神，但她不顧神人之別，毅然下嫁牛郎，與牛郎在人間過上了男耕女織、相親相愛的生活。織女由此而成為人們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愛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織女的傳說反映了封建社會青年男女對愛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織小農經濟下的農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節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謂關于月亮的最動人傳說。盡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雛形是將嫦娥描述成竊食后弈之靈藥，而后變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隨著時遷世異嫦娥卻被民間傳頌為一位美麗、善良的月神。她作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滿姻緣，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團圓，她賜給人們福祿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當然，古人對真善美的追求并不僅僅局限于外在美，他們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節日習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個印證。這類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卻被人門當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節中為盡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節中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終由人而神的女性。她們或表現出對愛情的堅貞，或表現出對父輩的孝道，或表現出對某種信念的矢志不移，對她們的禮拜一方面表現了古人對人間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現了古人對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貴品質作為對當時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們能效而行之，從這一角度看，古人紀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們對女性價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三、人格的雕琢——此類節日反映的古代婦女的道德修養
中國節日習俗同中國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節日中的禮儀習俗都與中國文明息息相關。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內涵是重現實人生，重人倫道德，因而，紛繁多樣的中國古代節日便集中反映了傳統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觀念。以女性為核心的傳統節日，作為封建社會中國文化的一個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國關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觀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為。
（一）孝道——中國古代女性的為婦之道
中國之孝道滲透于社會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貫穿于個人人生的整個歷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倫基礎。而中國古代女性為人女、為人媳更是以“孝”作為自己的為婦之道，李晚芳在《女學言行錄》中指出，女性之“孝順”應是“事父母之道能盡，則在家為孝順之女；他日于歸，孝便可移于舅姑而無過，順亦可移于事夫子而無違”。（注：轉引自胡坤：《藍色的陰影——中國婦女文化觀照》第33頁，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雙重含義，成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規范。
在中國古代以女性為核心的傳統節日中，“孝”的思想時有體現。與曹娥有關的端午節之來源傳說頌揚了一個以死殉父來捍衛孝道的女性。《會稽典錄》載：“女子曹娥為會稽上虞人，父能弦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濤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別轉引自周文柏：《中國禮儀大辭典》第61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選擇了死來為父盡孝，這種精神和行為可謂為孝道的典范和極端，她用死為自己贏得一世孝名，卻也體現了孝道重壓下中國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節中染紅指甲的習慣也源于與“孝”有關的傳說，相傳是日少女搗鳳仙花汁染指甲，將染紅的指甲留護至次年元旦，讓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雙目不至昏花。雖然染紅指甲的習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們的愛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這一傳說中融入孝道，則多少包含了人們崇尚孝道的思想狀況，從而也使這一習俗避免了唯美主義的低調色彩而具有順應社會道德風氣的內涵。
觀音會和碧霞元君廟會從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國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國傳統歷來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說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務便是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無子，則女性自感有負夫家，辱沒門庭。由此，無后的恐懼使眾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熱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專司人間婦女生育的女神群像應運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觀音菩薩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禮拜她們的節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賜子的強烈愿望。
（二）女紅——中國古代女性的“才”的標準
中國古代漢族從封建社會初始便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評價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別。女子之“才”與男子之“才”相形之下顯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紅。七夕節的“乞巧”習俗充分展現了中國古代婦女向心于女紅的實際思想狀況。相傳織女是一位聰明能干，心靈手巧，工于衽織，在天上織云錦天衣的仙女。這一形象的塑造表達了古人對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節從而成為年輕女性向織女祈求巧淑的特定節日。是日，女性向織女且拜且祈，以各種各樣的“乞巧”禮儀來寄托她們對巧淑的渴望。西晉葛洪《西京雜記》曰：“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開襟樓，俱以習之。”（注：分別轉引自周文柏：《中國禮儀大辭典》第62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載：“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曬于日下，各投小針，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觀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動如云，有的細如線，有的狀如錐，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實，七夕節最初與“乞巧”無關，它源于古人對天象的關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至漢代，七夕節便開始注入了“乞巧”的禮儀，從節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點來看，“乞巧”禮儀的形成和發展，正是對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觀念的認可和映證，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紅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禮儀自漢至清在漢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絕，更是歷代女性為獲取“巧淑”之名而做出畢生努力的真實寫照。
（三）節義——中國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男尊女卑”、“夫為妻綱”乃中國古代女性悲劇文化發端之根源，在這些宗法人倫觀的影響下，女子為夫守節在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為社會施加于女性的職責。中國女性的自視卑微為節義觀的滋長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將夫命等同于天命，她們毅然將自己的生存意義寄托于為夫守節的精神苦役中。
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節義觀在中國古代以女性為核心的節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傳說原型實質上是論證了女性“失節”的悲哀。《淮南子·覽冥訓》中關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內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藥，而羿之妻嫦娥竊取食后成仙登月，變成了蟾蜍。這一傳說中的嫦娥與人們心目中美麗善良的月神相去甚遠，卻透露出古人對女性失節的厭惡和譴責。
與嫦娥奔月傳說不同的是，寒衣節中孟姜女千里尋夫送寒衣，哭倒長城撿尸骨的傳說，是從正面頌揚了女性事夫的節義。其實，據傳說，孟姜女與范喜良成婚并無愛情基礎，僅僅是因為孟姜女在花園洗澡時被范喜良偶然看見，而后出于“女人身體不可給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觀念而結為夫妻。結婚后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長城，從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尋夫送寒衣的驅動力并非源于愛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禮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為夫守節之觀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壯烈的價值實現之途。盡管她受到了苦難的挑戰，但她同時贏得了節義的光環。極端的結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為英烈女神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
四、結 語
中國古代傳統節日流傳至今已成為逝去歲月的見證，因此，對中國古代以女性為核心的傳統節日的文化透視，當是一種對文化遺產的品味與分析。節日中所體現的誠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靈心慧質，恭承曲順的孝親事夫都成為封建社會女性生存意義的印證和標志。
中國古代女性是一個既偉大又卑微的矛盾群體，她們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巔，又被宗法人倫規范壓于彼時代的社會底層，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媧娘娘，仁慈博愛的觀音菩薩、碧霞元君，聰慧美麗的織女、嫦娥，忠孝節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發著神性的光輝，一面卻影射了在傳統的性別制度和性別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帶來的悲哀。
把中國古代女性和中國古代傳統節日在文化層面上的結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嘗試，但作為一種特定時代的特殊文化現象，中國古代女性悲劇文化已在節日習俗這塊活化石中顯得真實和生動起來；而中國古代女性文化的滲透，也使中國古代傳統節日有了更深刻的內涵。
【參考文獻】
(1)周文柏：《中國禮儀大辭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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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3]：“婚姻或結婚是男與女結合，包含有一種彼此不能分離的生活方式”[4]，以上兩者分別是《禮記。婚義》與古羅馬查士丁尼皇帝（公元533年）的《法學階梯》對于婚姻的定義。把這兩個概念加以解剖，前者無非是“合二姓……，上以……，下以……”，其意可謂一覽無余：婚姻無疑是用來處理上下左右和調整周圍的各種關系，其中沒有個人什么事，更沒有論及到嫁娶的男女，可見在中國古代是把婚姻擺在家庭附屬品的位置上面，認為締結婚姻關系的行為是家庭與家庭間的事，婚姻必須由家庭來決定。[5]相反在羅馬法關于婚姻的解說中我們起碼看到了羅馬人是把婚姻當作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結合，目的在于建立一個終生的共同體，以進行生活，甚至可以想見“這種結合是為了在新且持久的家庭組織中繁衍并教育后代。”[6]僅從這定義看，兩種婚姻制度似乎就有著天差地別，那么為什么在不同的社會和法律制度下會催生出如此迥異的婚姻制度，而這種差別又具體體現在何處，能引發我們什么樣的思考，這正是本文所關心的問題。
一、婚姻的締結
在古代中國，婚姻既然是“合二姓之好”，那么符合家庭的利益肯定是首要考慮的，至于夫妻本人是否愿意及性情是否相配等是不在考慮范圍之內的。
第一，法律規定直系尊親屬，尤其是男性的直系尊親屬，有絕對的主婚權。要二姓家長同意其子女的結合，經過一定的儀式，婚事便成立了。他的意志可以命令他的子女與任何一定的人結婚，社會和法律都承認他在這方面的權威，予以強有力的支持，不容子女違抗。于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即使仕官買賣在外，也沒有婚姻自主權，除非得了父母的同意。[7]所以在這種法律和社會環境下男女的結合須顧及到夫妻本人的意志實在成了不可想象的事。
第二，階級內婚。在有階級差別的社會里，各階級間的通婚通常為社會所不贊許。[8]在法律里有士庶不婚、良賤禁婚的規定。
魏晉南北朝時，士庶之分極嚴，社會地位高下懸殊，截然為兩不相接觸的階級，士族為保持其尊嚴，平日猶避免與庶族往來，自更不肯與之通婚。[9]而良賤之間的地位更是懸殊，因此良賤不通婚的禁忌亦遠較士庶之間的為嚴格，《唐律疏議》有載：“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10]無論是士庶不婚、良賤禁婚或“門當戶對”，無不體現了婚姻對于家族的意義，維護的也是一種宗族利益和各階層間相對穩定的秩序。而國家法律加以直接規定更體現了它的重要性。
另外，一般人家在媒氏通信女家已許之后，在采納之前，家長要在影堂焚香祝告，說某之子某將娶或某之女將嫁與某氏。在問名之后一定要歸卜于廟，吉，才告女家行納征禮；卜如不吉，婚事便不能進行[11]，這種婚姻締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宗教性，也體現了“上以事宗廟”的目的。
而在羅馬法中，如果當事人任何一方處于父權之下，不問其年齡，均須獲得父親的同意。但是，除這些條件外，一切合法婚姻均要求具備希望結婚的共同意愿表示 [12] .雖然對于夫妻相互同意的重要性方面，羅馬法學家們持有不同見解，但它是一個必要條件是毋容質疑的，羅馬法的原始文獻非常清楚的表達了這一觀點：
法學家杰爾蘇（公元2至3世紀）指出：“不愿意結婚的男女之間不能締結婚姻。”
法學家烏爾比安（公元2至3世紀）指出：“不僅要同居而且要有婚意，婚姻方可成立。”[13]
由此可見，即使羅馬人仍然相信婚姻締結需要家父的同意，但他們至少開始考慮，而且已經將婚姻的主體，即男女個人的同意與否作為婚姻的要件。雖然從中仍不能得出當時羅馬人的婚姻的自由程度，但與不僅沒有顧及當事人的意愿，甚至也完全不把其置于法律的視域之內的中國法律相比是“合理”得多了。
二、婚姻的解除
中國古代法律關于婚姻解除的方式有七出、義絕和協離三種。
第一，七出。即七條丈夫無須經官府即可休妻的法定理由。七出依次為：“不順父母，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以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14]從這種解釋我們不難得出此七事出妻的理由無一不是從維護家族利益的角度提出的。此外，一直有人以此為古代夫權壓迫的鑿鑿確證，筆者卻不以為然。此七則雖則皆為丈夫出妻的理由，但其實與夫妻個人關系并不重要，甚至也不能體現丈夫的意志。與其說它是丈夫離棄妻子的條件，莫如說是夫家家長逐黜媳婦的借口。其基本精神仍然在于維護“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的婚姻目的。如《孔雀東南飛》里的焦仲卿和劉蘭芝，以及宋詩人陸游和原妻唐婉[15]都是在“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的情況下被迫離棄的。
更妙的是“三不去”對于古代婚制特征的注解。《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十七年》何休注：“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16].”嘗更三年喪是為了表彰女子的孝行，而另二者與儒家的基本倫理觀念有關。同時唐宋律把惡疾與奸作為不適用三不去的兩種例外，足以紊亂血統，神不歆非類，自更不為夫家所容，所以構成重大的離婚罪，而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17]無法為祖先準備祭祀物品，喪失“上以事宗廟”的婚姻功能[18].惡疾在醫療水平不甚發達的古代往往傳染至家族中的其他人，對家族成員的生命及下繼后世的目的構成極大的威脅，不得不出。因此 “三不去”與“三不去”的例外考慮的也都是家族的利益與維護血統的純潔。
第二，義絕。義絕包括夫對妻族、妻對夫族的毆殺罪、奸非罪，及妻對夫的謀害罪而言[19].與七出不同的是義絕為法律規定的當然離婚條件，有犯則必須強制離婚，否則法律加以處分，《唐律。戶婚》規定：諸犯義絕者，離之，違者徒一年。“[20]
義絕其名義本來是夫妻的情義已絕，而考察上述幾種情況，其實均是親屬間的互相侵犯或親屬間的關系，其意仍在于維護正常的家庭親屬關系，鞏固倫常觀念和家族秩序。
第三，協離。古代丈夫雖有權出妻，但是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或七出而有三不去，便不能去妻，否則是要受刑事處分的，而且法律上是不承認離婚效力的，被勒逼離去的妻須追還完聚[21].但我們也不可過于夸張說夫妻絕對無意志可言。單方面的任意離婚固不生效，妻單方面的意志更屬有乖婦道。但雙方同意的離婚則仍是法律所承認的。所以雖不合于七出義絕條件，而夫妻不和而兩愿離異，則在許可之列[22].相反，羅馬在共和國時期以前民風淳樸，離婚并不普遍，而且限制較嚴，隨著羅馬的對外擴張，社會生活日漸腐化，離婚風氣日甚。按羅馬人新的婚姻概念，夫妻雙方只有具備持續的合意才能擁有婚姻關系。當合意消失時，男女不能再被視為夫妻，否則就是不道德的[23].婚意是構成配偶關系的愿望，任何時候缺少了這樣的愿望，哪怕僅是夫妻中的一方，那么也缺少了結婚的條件[24].因此婚姻因任何一方所表示的不再愿意結婚的意愿而終結[25].終止婚姻關系只要雙方宣布一個協議就行了[26].由此可見與中國古代的婚姻不同，羅馬人傾向于將婚姻看作為一種合意、協議或契約，這種婚姻觀更容易體現個人的意志和意愿，雙方的權利義務以及一種較為平等的關系。固然這種絕對自由在古羅馬也非始終如此，但法律能允許這一自由存在，該不是沒有其文化和社會原因的。
雖然中國的現代建筑學教育起步較晚，但仍涌現出很多卓絕的人物，如奠基人梁思成先生，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挖掘和整理中國傳統建筑的歷史遺珠和組成體系，體現了對我們民族的大愛。21世紀，在據佛光寺大殿發現已有76載的今天，如何把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嚴肅的課題。把中國傳本文由收集整理統文化引入建筑學教育中，有很多種方法，但首先要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使他們了解學習傳統文化的意義所在。同時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傳統藝術中，找到與現行建筑教育的結合點，立足現在，著眼未來，堅持實踐，總結創新，把對祖國、民族的愛轉為對建筑教育思想改革的動力。筆者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分析把傳統文化因子引入建筑學教育的方法和途徑。
一、增加傳統文化課程
現在國內很多院校的藝術類專業，如裝潢、環藝、攝影、動畫等都開設了中外美術鑒賞考查課，筆者認為這門課程應該引入建筑學教育中。這門課的中國部分主要介紹中國古代的雕塑藝術、繪畫藝術、工藝美術品藝術、民間藝術等。在古代雕塑部分，詳細介紹了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特點，如裝飾性相當突出、具有明顯的繪畫性、意象性、注重頭部的刻畫等，中國古代雕塑的這些特點不僅反映出中西方雕塑藝術的差別，也折射出中西方思維方式和藝術意境的本質不同。通過欣賞中國古代雕塑作品，可以使學生了解本民族的藝術標準和審美習慣，參悟中國文化中“以形寫神”的創作意蘊。中國古代繪畫藝術部分主要介紹中國畫的分類、表現技法、藝術傳統和風格，通過欣賞中國古代壁畫、山水畫、人物畫和花鳥畫等各個分類的作品，學生可以集中體味中國畫的意境、格調、氣韻和色調，而這與中國傳統美學是相對應的，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必將會極大提高同學們的美學素養。除了增設中國美術鑒賞外，還可以增加中國古代詩詞賞析、中國書法藝術鑒賞等公選課，使學生全面了解中國式的美學觀念、思維方式，掌握中國古代藝術的核心思想，深諳中西方不同的審美取向。而這些知識點也正是建筑師們創作新中式建筑的理念源泉，可以有效避免在中式建筑創作中閉門造車、拼湊符號等缺乏靈魂的設計怪象。
二、在原有課程中增加傳統文化的知識點
在原有的課程中引入傳統文化的因子，也是增加學生傳統文化知識素養的一種積極方式。如筆者在建筑學專業平面構成、室內設計等課程的講解中，增加了中國傳統圖案的內容，介紹了中國精美的云紋、冰紋、花草紋、錦類等紋飾，以及線描、剪紙等傳統藝術和裝飾，通過圖文并茂的幾個章節的專題介紹，不僅豐富了學生的理論知識，而且增加了他們的知識儲備。就像打開了一扇窗，他們作業的選材不再局限于現代的藝術風格和形象，而是擴大到中國古代、現代的所有藝術形式。他們可以從剪紙的圖案中獲得靈感，經過抽象、簡化從而得到一個全新的“基本型”，也可以直接利用冰紋做一套重復構成或者特異構成，甚至在圖紙的底色上淡淡地渲染出中國畫里的山巒疊嶂。在室內設
計的作業中，很多新中式的設計更是妙意迭出，才思泉涌。這充分反映了學生在接受知識后的思維反饋是十分活躍、積極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應用和推廣也是充滿了熱情和使命感，只要有正確的引導，假以時日，學生群體必然會轉化為弘揚傳統文化的最直接推動力，傳統文化因子引入也必然會取得卓越的成績。
三、舉辦中國傳統文化的講座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曾組織過一系列電視講座，如宋曉霞的“中國古代山水畫”、李仰松的“巖畫”、張猛的“漢字的形成”、李大遂的“漢字的現狀和未來”、白化文的“漢化佛教、佛教造像”等。這些電視講座內容豐富、圖文并茂，是學生理想的傳統文化學習資料。高校可以通過正規渠道獲得講座版權，組織學生觀看。此外，還可以組織學校的優秀教師開展中國傳統文化的講座，不僅可以擴展學生的知識面，還增加了與學生的互動機會，如武漢博士生導師趙林舉辦的“中西文化的精神差異”講座，現場有很多學生提出了頗有深意的問題，如“中西方文化內核產生的主要機制和必然性”“中國文化的內斂問題”等。通過趙老師對這些提問的精彩解答，學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差異，從而掌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并把這種精神理念應用到日后的學習、工作中去。這對提高建筑專業學生的文化素養、藝術境界、鑒賞能力具有積極的意義。
四、增設中國古建筑實地調研和測繪的課程
開設古建筑調研、測繪課程，讓學生實地考察中國古代建筑遺跡的制式、結構、保護現狀，也是在建筑教育中引入傳統文化因子的重要手段。如高校可以組織低年級學生參觀蘇州園林、故宮、頤和園等明清代建筑，了解中國私家園林與皇家園林造園藝術的差異，追溯中國古代園林的藝術特色和美學精神，探討中國園林與書法、戲曲、繪畫等其他傳統藝術的關聯。也可以帶領高年級學生對五臺山的佛光寺大殿、南禪寺大殿等唐代建筑或者晉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進行測繪，掌握中國唐、宋、元時期建筑的特點，以及與明清木構建筑的傳承關系。通過實地調研，學生看到實物，必然會留下深刻的記憶，這對學習中國古代建筑發展史，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有莫大的幫助。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當代人們精神文化領域的需求顯得更加迫切。我國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與融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是東方文化的瑰寶，也是中華文化內涵精髓的呈現，對我國當代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一、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價值
中國古代文學是指中國上古時期至“五四”運動之前這段漫長文學發展時期，有古典詩詞曲、散文、戲曲以及民間小說等多種文學形式。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瑰寶，不僅在中華文化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在當今社會發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推廣，不僅僅局限于文學層面的陶冶情操和藝術欣賞，同時也具有記載歷史和傳承文化的作用。中國文學史演進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在歷史的進步當中不斷滋養著華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時也發揮著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二、中國古代文學當代價值發揮路徑
（一）從文化角度發揮價值
文學作品的創作是作者對一定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以及當時社會背景的刻畫呈現。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內涵不僅涵蓋了作品作者的個人思想，從中更能挖掘出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而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對當今時代下人們的精神世界塑造和正確思想構建發揮著重要的積極影響力。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是中國古代智慧的承載體，將古人卓越的智慧與優秀的思維傳遞至今，供當代人們汲取和學習，從而使人們更具智慧地投入到當代的經濟建設和日常生活當中。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研究中，可以發展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基因”不僅影響著中國從古至今的文化觀念形成，也影響著文化領域其他藝術形式的發展。在當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的文化環境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依然具有璀璨的文化價值，對當今我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精神影響力。
（二）從教育角度發揮價值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從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研究中，不僅能夠發現古人文學藝術創作智慧，同時更能感覺到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深厚內涵。中國是具有特殊文化氣質的國家，這種文化氣質的體現就是源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創作形式。從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欣賞中，能夠體會中國古人其氣宇軒昂的東方文化特質、縝密而精巧的中國式文學邏輯思維以及包容天地的博大情懷。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探究和欣賞的過程，不僅能夠提高學習者自身的文學素養和文學創作技巧，更能使學習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得到質的升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承載著中華文化的精髓，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為媒介開展教育活動，能夠使得學習者的思想建構更加開闊，同時也使學習者的文化底蘊得到夯實。《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西游記》不僅在中國深具影響力，也是在世界上閱讀最為廣泛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并且在很多國家的教育課程中有所呈現，肩負著將中國傳統文化弘揚光大的使命，同時對世界各地人們的精神成長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從認知角度發揮價值
文學作品是文化領域重要的藝術呈現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文明發展進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一項經久不衰的藝術形式。并且文學作品也是世界各國的主要文化呈現方式。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歷經千古滄桑依然深受人們熱愛，并且吸引越來越多的世界范圍內的學者探究，其根本價值就在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對人類、對自我認知和社會認知以及自然認知層面的引導作用。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可以感悟到中國古人其卓越的人性觀、人生觀、世界觀和社會觀。這些對人類根本價值的判斷和哲學思維的體現，正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價值。人們通過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不僅了解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更使研讀者找到了人類面對現實生活困境、內心困境時所做出的智慧選擇，以及做出選擇的智慧判斷依據，進而找到了人生的要義。人的自我成長需要建立在對自我的批判之上，而這一過程是不能在導師的教誨中學得的，只有通過個人的感悟和思辨的過程來獲得見解，并對見解進行理性的批判后才能真正習得人生要義。文學作品的閱讀欣賞和研究，正是人們實現這一成長過程的有效途徑，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正是中國古人智慧的精華，對當今時代下乃至未來當中人們對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和人生要義的獲取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對人類追求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發揮著智慧啟迪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石琬璐．弘揚傳統文化塑造健全人格———論中國古代文學對當代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建構［J］．黑龍江史志，2014（9）：41－43．
關鍵詞：中國古代物理；初中物理
【中圖分類號】G633.7
在初中階段。學生由于數學工具和邏輯思維的有限，不要求物理學習過程中過多運用數學工具和邏輯思維的方法。在初中物理教材中曾指出，研究自然界中的力現象、聲現象、熱現象、光現象、電現象和磁現象等物理現象，找出其中運動變化的規律，并闡明其原因，這是物理學研究的主要任務。[1]初中物理較高中物理簡單，初中物理教學對許多物理現象注重定性分析，對定量計算要求不高，到高中物理才注重更深層次的研究。
一、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我們的先輩在進行各種生產活動中不但獲得了物質財富，而且也對各種現象從熟悉到漸漸地有所認識。這種認識活動最終形成了古代的科學知識。中國古代物理學成就幾乎全是中國人自己獨自創造出來的，最著名"四大發明"為大家所熟知了，除此之外我國還有許多古代科學知識。公元132年，東漢的張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地動儀發明用以測定地震的震源方向；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中記載有"今人梳頭，脫著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敘述了起電現象，既看到靜電閃光，又聽到放電聲；《宋史?僧懷丙傳》記載宋僧懷丙曾于宋治平三年（1066）左右用浮船打撈沉落江中的萬斤鐵牛，"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這是現代起重浮艇原理的最早應用。在明代及以前中國古代物理學在世界上一直處于領先地位，由于歐洲近代物理學的興起，它才顯得落后了。
二、有助于學生物理學習興趣的培養
愛因斯坦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物理本身是一門邏輯性很強的理科學科，初中學生剛開始接觸物理，只有學生對物理有了興趣，才能會自覺地、主動性學習物理。現在有許多古裝劇、穿越劇影視作品流行，在教學中不僅把日常生活、生產勞動中發生的物理現象、問題與教材中的物理知識緊密聯系起來，還可適當地把中國古代物理引入教學中。可以讓學生從方中國古代物理科學方面了解古人的生產生活，既滿足了學生的好奇心，又培養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在講滑輪知識時可以講下我國古代使用的轆轤，古人用轆轤這種簡單定滑輪打井水，即聯系實例又聯系了中國古代科學智慧，增加了學生的興趣。
有些中國古代物理本身具有其神秘性和趣味性，學生在生活中自然會接觸到的一些歷史、人文知識，其中就有涉及到中國古代物理科學的。如：在北京天壇的圜丘壇最上層中央的圓石上面雖小聲說話，卻顯得十分洪亮。所以每當皇帝在這里祭天，其洪亮聲音，就如同上天相助一般，加之祭天時莊嚴的氣氛，更具神秘效果。其實這是明代建造天壇的工匠利用建造在周圍的石欄，將聲音反射回來，回聲與原聲混合使聽到的音量增大。曹沖稱象這個故事是表現曹操兒子曹沖才智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家喻戶曉，而真正理解其中物理知識的同學可能很少，曹沖曾經提出"以舟稱象"法，正是浮力原理的具體運用。教師結合這個故事講授浮力知識，在講故事的同時用浮力知識分析曹沖稱象的物理原理。生動有趣的故事情節活躍課堂氣氛，使學生在學習知識邏輯性嚴密的物理過程中有愉快的感受，又讓學生明白了其中的"奧秘"，怎不使學生感到物理的樂趣呢？
三、有助于學生學習和掌握物理知識
引入中國古代物理到物理教學中，尋找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近代的相似和不同之處，這是我國學生在學習物理時所需要跨越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歷代創造的文化的綜合，它代表和反映了我們祖先的心靈和智慧。由于它具有被社會所接受的認同性和穩定性，它對學生對待物理學的認識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又是潛移默化、根深蒂固的。[4]而中國古代物理不乏實證、邏輯思辨，如《墨經》是科學、邏輯學和哲學著作，其中記載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在初中物理教學中用現代物理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物理并圍繞教學目標適時引用，更貼近我國學生學習物理的文化環境。歷史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傳統。成功的現代民族教育不僅要善于克服傳統文化中的因素對現代改革的阻力，而且要善于利用傳統文化作為現代教育革新的力量。[5]
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上的物理學學科，古代物理知識同農、醫、天、算比較要分布零散得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雖然受到封建制度帶來的中國的物理學停滯性，但仍然能處在當時的世界前列。
古代中國形成了獨創獨特的實用物理體系，這是中國古代的古代物理學的發展的其顯著的優點也是明顯的不足，這也決定了它未來的發展趨勢。西方物理學的發展善于吸收先進的科學文化，數學方法、觀察方法、實驗方法、形式邏輯等應用到物理學中，在注重實用的同時更注重理論的研究。將將中國古代物理引入初中物理教學中讓學生在這個過程，明白前人研究物理的優點和不足。"古代中國物理"和"西方物理"在物理課堂上融合在一起，讓學生了解學習物理的方法不能像只是對物理現象經驗性的描述與研究，學會運用數學工具、邏輯思維等方法學習物理。
四、有利于中國文化弘揚和傳承
中國古代物理具有鮮明的時代文化、民族文化烙印，古代物理科學中蘊含傳統的文化，從文化學的角度看，文化傳統的變化是微弱的、漸變式的，然而，中國物理教育的內容、方法卻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全西化了，中國物理教學在教學模式上完全運用了西方的教學模式，然而在心理上卻在不自覺的運用著中國傳統的物理文化觀。中國物理教學，無論是大學里進行的物理教育，還是中小學進行的物理教育，都已經在百年來的進程中完全放棄了中國古代的傳統物理文化。[7]
參考文獻：
[1]封小超王力邦.物理課程與教學論[M].科學出版社2005：11
[2]劉樹勇白欣.中國古代物理學史[M].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1
[3]朱瑞麗，劉磐修.中國古代物理學史與當代愛國主義[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4）：121-126.
[4]張曉靈.物理文化與中國傳統物理文化的邊界研究[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