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設計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制度設計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Abstract:Theconvergenceofloans,financialinstitutions,isthemarketingofcreditandloansintotheshowthesametrends.Atpresent,the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intheloaninputmarketingcompetinginthenationalindustrialpolicytosupportth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policybanks,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swellasjoint-stockbanksareactiveinthefollow-uptomajorclients,andengageinthesamecompetition,thereisnodifferenceintheachievementofdevelopment,Bankloansconvergenceismoreprominent,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andtakecorrespondingmeasurestoguardagainstpossiblerisks.

Keywords:depositinsurance;insurancesystem;bankcreditbusiness

一、貸款趨同現象成為銀行授信業務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的情況看，金融機構授信大客戶主要集中在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及交通銀行。貸款趨同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客戶主要集中在4家國有商業銀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銀行授信大客戶共有181戶，評估授信額度1115.87億元，實際貸款865.44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額的52.47％，其中：4家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的大客戶166家，占大客戶總數的91.71％；授信額度1109.27億元，占大客戶總授信額度的99.41％；貸款余額613.3億元，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70.87％。二是貸款在客戶、行業和地區間的集中度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戶貸款余額394.4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23.92％，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45.58％。國家開發銀行大客戶貸款占該行貸款余額之比達97.39％。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電力、交通、煤炭、通訊等行業，9月末貸款余額為582.01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29％，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7.25％。從地區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3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9月末3個地區大客戶貸款余額578.5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08％，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戶最多，達40戶，貸款余額370.46億元，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42.81％。三是大客戶多頭授信現象較為普遍。在181家大客戶中，有44戶在2家以上銀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銀行有授信，多頭授信的現象較為普遍。

二、解決銀行貸款趨同問題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改革經營方式，走差異化發展的路子。商業銀行要適應改革和發展的要求，借鑒國際通行的規則和做法，把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與加強結構調整和提高業務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改變多年來重同質競爭、輕差異化發展的經營方式；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改進對客戶的服務，推進銀團貸款和俱樂部貸款，完善項目融資，學會風險定價；大力調整資產結構、產品結構、客戶結構和收入結構，提高規避風險和培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篇（2）

會計、財務管理專業課程一般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會計核算課，主要包括會計學原理、中級財務會計、高級財務會計和成本會計等課程；二是會計管理課，主要包括管理會計和財務管理兩門課程；三是綜合會計課，僅有會計制度設計這門課程。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完善會計規范體系；優化會計組織結構，規范企業會計行為；完善內部會計控制，強化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提高會計工作效率；保證會計工作質量，提高會計信息使用價值。會計制度設計課程不僅要求學生對會計核算知識和會計管理知識能夠全面地運用，而且還要求學生對前面所學的專業課知識進行綜合、深化和升華。

二、當前用人單位對會計、財務管理專業畢業生的要求

在財務管理工作發展相對成熟的美國，從事基礎會計工作的人員占比僅為10%，大部分財務工作者從事的都是為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管理會計等工作。我國目前的會計人才結構嚴重失衡，從事記賬、報賬等煩瑣日常性實務的會計占會計總人數比例的90%，所以當前的情況是記賬、算賬和報賬的會計人員多了，而既能記賬、算賬和報賬，又能從會計角度參與企業管理的會計人員太少了。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會計人員不能只具備基本會計理論和業務技能，還應該具有較強的綜合能力。會計人員不僅要會記賬、算賬和報賬，還要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融入企業，參與經營管理，制定或完善會計內部控制制度，堵塞管理漏洞。企業需要適合他們要求的會計人員，而對高校來說要考慮怎樣才能培養出社會需要的會計人員的問題。應用型本科院校不僅要向學生傳授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更要注重培養和提高學生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我們需要在學生已掌握的基本理論、基本技能基礎上，開設能夠明顯提高畢業生綜合能力的課程，為畢業生就業打好基礎，而會計制度設計課程就是一門這樣的課程。

三、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對該課程不夠重視。會計制度設計課放在大三的第一學期，考查課，課時每周2課時，使學生主觀上感覺這門課程不重要，這也使得授課內容不能得到全面、詳細的講解，因而影響到教學效果。從學生學習的情況來看，他們對該課的印象不深，學得不扎實。（二）教學方法單調。目前《會計制度設計課程課程的教學方法主要還是教師按章節順序講授課本基礎知識為主。教師講、學生聽，這種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強調規則要求怎樣，而忽視創新性教學、忽視案例教學、忽視實踐教學、忽視訓練學生職業判斷和決策控制能力的教學，很難增強教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很難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熱情，也不容易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三）考核方式單一，考核內容缺乏靈活性。大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會計制度設計課程課程考核仍然以期末閉卷考試為主，內容大多數為單選、多選和問答題。這種考評方式的主要特點在于：重記憶、輕理解；重理論、輕實踐；重結果，輕過程。這種單一的考核方式早已遠遠不能夠滿足該課程的教學目標。這種單一的考核方式讓學生死記硬背課本知識，抑制了學生的創新思維，學生不用動腦動手搜集資料、深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

四、應用型本科院校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教學改革策略

（一）增加趣味性，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會計制度設計課程課程的理論性很強，主要圍繞著“設計原則”“設計流程”“關鍵控制點”等內容，而面對的學生缺乏會計工作經驗，難以理解這些內容，而且這門課程有的內容在以前其他課程中講過，如果僅僅按照課本順序來講，學生會缺乏興趣，因此該課程要注重趣味性。比如，引入各種鮮活的小案例由學生分析，培養學生的成就感；分析近年來國內外有影響的案件，提高學生對現實經濟生活的關注度，啟發其觀察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二）運用案例教學法。案例，是對實際發生情況的描述，一般涉及某個組織里一個人或者多人面臨的決策、挑戰、機會、問題或爭論等。案例教學法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德爾在20世紀初首創的，它是一種啟發式、討論式、互動式的教學形式，是按一定的教學目的，以案例為素材，讓學生通過案例背景資料的閱讀、理解、分析及分組討論，使其置身在其中，如臨其境地解決問題，以培養和提高學生實際工作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的方法和過程。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迫切需要案例作為支撐。在教學中應充分使用案例教學法，盡量將內容案例化，將案例理論化。一方面，搜索大量案例，既包括早期的經典案例（如巴林銀行、銀廣夏、中航油），也包括最新的重大案例（如張裕、綠大地、獐子島）；另一方面，對較好的案例進行充分挖掘和利用。傳統教學手段是一支粉筆、一張黑板，單一的講授式教學讓學生感到枯燥無味，很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采用案例教學，可引入討論法、演示實驗法、實習指導法、研究指導法等多種教學方法。教師可以借助多媒體等先進教學手段，通過聲音、文字、圖像和演示等多種信息要素，形象生動地說明某個會計事項的操作過程及方法，從而大大提高教學效率。（三）建立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案例庫。會計制度設計課程采用案例教學法需要有大量的案例，如果沒有案例就無法實施案例教學。因此，需要建立內容豐富的會計制度設計教學案例庫。獲取案例資源可通過多種渠道：一是教師到企業專職調研，深入企業收集實際工作中的案例；二是建立高校之間的合作，互相交流教學案例；三是建立校企聯合，以企業的實際案例作為教學案例。平時可以通過網絡、期刊、報紙等途徑收集真實案例。在我國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2800多家，這些公司中有許多鮮活的案例，如“雙匯瘦肉精事件———采購環節的反思”“萬福生科財務造假”“博元投資成違法退市第一股”等。常用網站包括：和訊網、上海證券交易所、新浪財經、東方財富網、中國證券報、深圳證券交易所等。收集到案例后要進行加工，描述公司背景、事故或事件發生經過及后果、原因分析、經驗教訓等，并標明案例的出處，經過一定時期的積累，可形成一個資源豐富的教學案例庫。（四）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方式。建議采用開卷考試的形式，讓學生不再受死記硬背的束縛，不再滿足于“背會了”某些知識，而是促使學生深入學習，引導學生深入探究實際問題，提高會計制度設計能力，從而考察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題型采用案例設計題，給出企業某一方面管理的需求或存在的問題，要求學生有針對性地進行設計，沒有唯一答案，只考查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和個人的理解力、洞察力。平時測驗還可以采用專業小論文和專項報告的形式，來提高學生信息搜集、新設企業會計政策設計等方面的能力，促使學生主動利用網絡資源，更多關注最新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更多利用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五）運用網絡教學平臺對學生進行輔導。運用網絡教學平臺，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便于學生學習。在會計制度設計課程教學中，可以通過學校的校園網絡平臺，或者會計、財務管理專業學生自己的QQ群，來進行網上教學和網上輔導、網上作業、網上測試、網上師生交流等。在運用網絡教學平臺進行輔導時，教師是指導者、學習組織者，也是一名學習者，學生是學習者、教學資料提供者，教師與學生之間是一種相互學習的關系，比課堂教學更加靈活，有利于提高教學效果。

作者:王春福 金淑紅 單位:滄州師范學院 滄州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滕曉梅.應用型本科會計專業課程體系優化研究[J].財會通訊，2014，（7）：56-57.

篇（3）

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了適應本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考慮到“銀發市場”潛在的巨大購買力，適時推出了“長期護理保險”，為解決“老年護理危機”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我國應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盡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體系，達到增進老年人福利以及促進經濟和諧發展的社會目標。

國外長期護理保險概況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長期護理（LongTermCare，LTC）定義為“由非正規照料者（家庭、朋友或鄰居）和專業人員（衛生和社會服務）進行的照料活動體系，以保證那些不具備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繼續得到其個人喜歡的以及較高的生活質量，獲得最大可能的獨立程度、自主、參與、個人滿足及人格尊嚴”。因此，長期護理包括非正規與正規兩類支持性體系。正規的支持體系可能包括廣泛的社區服務（即公共衛生、初級保健、家庭保健、康復服務和臨終關懷）、私人療養院以及臨終關懷院，也指那些暫停或逆轉疾病和殘疾狀況的治療。

長期護理保險（LongTermCareInsurance），也稱長期照料保險，是指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傷殘導致喪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被長期照顧的人提供護理費用或護理服務的保險。老年人是長期護理服務的主要使用者。20世紀70年代，長期護理保險開始在美國商業保險市場上出現。到了1986年，以色列政府率先推出了法定護理保險制度。隨后，奧地利、德國、日本等國也相繼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在長期護理保險的出資責任承擔方面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個人和家庭應承擔長期照料保險的主要融資責任，政府只有當個人無力承擔出資責任時，才能作為最后的責任人，由此形成了商業護理保險。商業護理保險由商業保險公司自愿開辦，以美國為典型代表；另一種是政府要確保老年人享受到綜合的照料服務，政府應居于主導地位，而不管老年人是否具有經濟上的承受能力，由此形成了社會護理保險。社會護理保險由政府強制實施，以德國和日本為典型代表。

實行長期護理保險需要考慮的因素

制定長期護理保險的必要性，在于老年護理保險的需求增加，而需求主體主要來自老年人個人（及其家庭）和政府。

從個人及其家庭的角度看，個人及其家庭對于老年護理需求的增加，主要受人口變動趨勢和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兩方面的影響。人口變動趨勢主要指生育率下降、離婚率上升以及分年齡死亡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主要指人口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包括社會保障金、退休金、資產等）也隨之增加等變化。

老年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老年人口高齡化趨勢日益顯現，患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老年人數增多，如心、腦血管疾病、腸胃病、腰椎間盤突出等顯著增加，由此導致老年失能和殘障狀況突出，使老年人對于長期醫療護理或日常生活護理需求急劇增加，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家庭的護理功能在弱化。家庭結構趨于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獨居或與配偶共同居住的人數增多；即使與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大多也因子女工作而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護理。許多老人轉而求助于住院護理，或入住專業護理機構，而龐大的醫療費用和專業護理費用給老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建立在“四二一”家庭結構基礎之上，即一對獨生子女夫婦要撫養一個孩子和贍養四位老人，家庭的護理保障作用明顯不足。

從政府醫療保險支出的角度看，在長期護理保險出臺以前，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不能解決老人的長期護理問題，明確地將長期護理費用排除在外，其結果造成投保醫療保險的老年人將醫院當作護理場所，老年人長期住院費用導致醫療保險支出急劇上漲。

長期護理險是適應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的保險產品。當前我國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大的城鄉、地區差異決定了建立統一的社會護理保險制度尚不具備可行性。然而，商業性老年護理保險則有巨大的市場空間。一方面，老齡化發展迅速、護理需求較大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一般較高，市民保險意識也強，部分家庭已具備購買老年護理保險的能力；另一方面，老年護理需求的復雜性，決定了護理保險的內容應具有多樣性，而商業保險靈活的保單設計能更好地滿足這一要求。完善我國長期護理保險的政策建議

（一）分階段推進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配套措施

德國和日本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由政府強制實施，屬于社會保險制。在德國，社會護理保險制度基本上解決了老年人的護理需求和經費問題。其護理保險制度分為居家護理和住院護理兩個層次。近年來，其護理項目已經由日常生活護理，擴大到醫療護理和精神護理，還增加了心理咨詢和治療等內容，以滿足老年人的心理需要。

日本護理保險一般采用“護理服務”給付方式為主，“保險金”給付方式為輔的做法。被保險人需要護理服務時，首先要提出申請，經過專門機構審查認定后，護理保險管理機關將根據病人實際身體狀況提供相應內容、相應等級的護理服務。日本護理保險制度中護理服務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醫生、看護人員上門進行訪問護理；接送老人去日間護理設施，或保健設施進行康復訓練；以及出借輪椅、特殊床等福利用具等三大部分。

在我國，現有的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僅限于對護理費用的補償，一經確定喪失日常生活能力，老年人所得到的保險金金額也是相對固定的。今后，我國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不僅應給予老年人“保險金”的補償，而且應提供“護理服務”和“護理信息”在內的全面保障。與“保險金”給付方式相比，“護理服務”給付方式更能適應被保險人的多樣需求，而且能較好地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節省護理費用支出。在“護理服務”給付方式中，應恰當劃分護理等級，針對不同等級規定不同的給付數量和服務費用。此外，還應積極鼓勵“居家護理”方式，既滿足老年人居家愿望，又節省了住院等高昂護理費用問題。

（二）制定適合我國實際的《長期護理保險法》

我國應在調查的基礎上，做好長期護理需求的預測，研究長期護理保險繳費起始年齡、繳費標準，劃分長期護理等級，制定適合我國實際的《長期護理保險法》。

篇（4）

關鍵詞：養老保險；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方法

一、引言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外文獻中養老保險被直接稱為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籌資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兩種類型。現收現付制是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至今大多數國家采納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口老齡化及養老保險面臨的財政支付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開始試行并逐漸實施的一種養老保險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通過對個人儲蓄、收入分配、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對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從遺產動機的角度、Romer(1986)從個人儲蓄、勞動供給的增長模型討論了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等。不過這類研究通常不考慮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長理論形成以來，經濟增長更加強調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物質資本一樣也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后，許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一橋梁來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在人力資本的新增長模型中，教育投入成為衡量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時間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三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延長受教育時間意味著教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時間少則教育投資則相對會減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較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類，其中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表現為財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則包括企業、社會其他經濟組織、學生家庭以及學生本人等。但從新近的文獻研究來看，各類研究主要針對養老金制度與政府或者學生家庭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而進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如企業和社會團體對教育的資助)的內容，且研究路徑也各有差異。

二、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研究

通過世代交疊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資本和養老保險效用存在代際間相互轉化，是研究養老保險制度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理論框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屬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務效用最大化的公共決策原則；而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則需要符合個人終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這樣，通過2期或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就可以針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這兩種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類研究，約束條件為市場均衡條件下的微觀主體效用最大化和經濟穩定增長。

(一)養老保險與家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基金制條件下的強制性儲蓄或社會保障稅使父母在年老時獲得的養老保險與子女未來承擔的賦稅無關，也無法產生遺產效應，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資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Stuart，1998等)；反之，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能通過對年青期個體強制征收養老保險或社會保障稅并轉移給當期的老年期個體(或者父母)，以保證年老期個體(或者父母)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也有利于鼓勵父母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有利于經濟增長。

Kemnitz&Wigger(2000)等則認為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實際上是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外部性時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政策手段，它可以促成人力資本積累達到最優水平，而基金模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與沒有社會保障的自由放任經濟一樣會造成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資本積累總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礎之上的。如果每個人都增加學習時間，不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還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水平及勞動生產力。在具有基金制社會保障制度的自由經濟中，個人并不能獲取人力資本積累所產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而增加學習時間，因此個人投人學習的時間往往少于最優配置的學習時間。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條件下，養老金的數量往往與個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資收入有關，而工資收入通常是與教育程度正相關的，這相當于將養老金數量直接與年輕時積累的人力資本掛鉤，使得延長學習時間的人能夠在年老時獲得更多養老金，這種更高的回報是來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增加而帶來的整個社會生產水平的提高。所以從理論上講，只有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才能體現出人力資本積累在代際之間的正向溢出效應，刺激各代人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產能力而積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資本。

(二)養老保險與政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由于人力資本投資離不開政府對公共教育領域的資助，許多研究還將政府人力資本投入引人理論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其中，非生產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投入。由于一國政府每年預算的約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則必然會導致另一個公共支出領域預算的減少。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當期工資與養老金數量掛鉤，這利，養老保險計劃不影響當年的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將更多的公共資源用于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公共支出領域，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以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而在基金制的養老保險模式下，個體的養老金數量或者說未來的福利是由他本人過去的儲蓄和基金運作表現決定的，與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提高而帶來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沒有關系，他們希望政府能將更多預算投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來，這將會減少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支出，從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因此從養老保險與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結果來看，這些結論也大都偏向于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對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在一個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慮了現收現付養老保險的代際轉移再分配政策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發現當年輕個體不能夠從資本市場上進行借貸以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時，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會降低物質資本的積累，但卻有利于公共資源偏向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場均衡，那么政府會將大量預算開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這時養老金計劃也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狀況是由人力資本水平決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數由其自身消費大小和子女當期的人力資本回報來決定，因此，父母考慮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會加大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這時政府給予家庭的教育補貼也會起到積極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還將公共支出和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并引入理論分析，指出只有現收現付社會保障才會增強公眾贊成提高生產效率政策的意愿，從而對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產生積極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從跨國之間勞動力流動或者技術轉移的角度考察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的影響。結論是跨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欠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通過技術人員的雙向流動提高欠發達國家的人均人力資本，但現收現付制社會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資制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和固定費用制養老保險制度國家間的勞動力流動會導致前者人力資本投資的減少和后者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并由此帶來帕累托改進。

三、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研究

與理論研究不同的是，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分析并不關注養老保險制度的唯一合理性問題，而是圍繞著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這些主題，對不同經濟體中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與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會福利及生育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內生生育率選擇來量化1985年以來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資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結果顯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補助的增加改變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壽命改變了總人口的年齡結構，使得政府必須增加社會保障稅率以平衡養老金預算，因此這一機制實際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會福利。

在充分考慮了美國勞動者工作期內繳費形成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這些參數的條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由工作期內勞動者繳費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支付制度會促使人們考慮提前退休，但隨著未來社會保障費用負擔人口的減少，預期壽命的提高也能夠促進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提高。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能夠促使個人延長受教育時間，增加家庭或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但隨著社會保障負擔率的提高會帶來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臨著預算平衡等問題。

我國的養老保險模式是現收現付型還是混合型模式目前還存在許多爭議，不過從目前養老保險資金賬戶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現階段中國仍然處于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針對這種情形，近來國內也有一些關于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過程中養老保險和人力資本公共支出的增長效應進行了分析，并通過人力資本這一指標來體現它們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結果表明：從公共支出角度來看，政府對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與人力資本和長期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一種負相關關系；公共教育投入對于長期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很明顯，而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卻不明顯。

針對中國長期的城鄉分割的現實情況，賴得勝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獻根據當前中國“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對我國城鄉人力資本投資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由于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層政府和農村家庭在教育投資領域的沉重負擔，因此需要盡快建立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提高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比重，從而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

篇（5）

忽如一夜東風來，萬樹沒有梨花開，卻迎來了工業設計的一次嚴冬——大批工業設計畢業生很難謀到工作。也許是世界經濟放緩對此的影響，但仔細研究一下，會發現，原因絕沒如此簡單！

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怪圈——中國很多企業在招聘工業設計人員時，對工業設計人員對軟件的熟悉程度作為一個準入條件來考慮，導致學校教學、學生自己和社會力量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學習軟件。好像會了幾個設計軟件就可以做出好的設計一樣。

對此，企業當然有企業的理由，但我覺得企業在招聘中明確規定——必須會那幾種軟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很嚴重的。這反映了企業用人制度方面的不足，對工業設計缺乏了解。所導致的惡果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影響企業的創新

中國企業的發展在經歷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后，企業的創新也就被提升到一個至高的境界，國內許多很有影響的傳統企業由于拒絕創新，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每個人都可以明見的。產品在創新方面，內部技術要素是很重要的，但它是隱性要素，是第二戰線的。而產品的工業設計要素是顯性的第一要素。因此工業設計在企業創新和效益提高等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做到這一點的靠的是設計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的精誠合作。

問題也就在于此，試想企業要求應聘人員要精通多種設計軟件。很明顯，企業把軟件的作用以大于人的方式量化。而沒有搞明白——軟件只不過是設計人員實現設計創新的一個手段之一，而且是一個有局限的設計手段——因為很多創意靠軟件是無法實現的。而企業正把它提升到了一個高于設計人員的位置，而忽視了在創新上起關鍵作用的人的作用。英國人曾做過一個調查，39%的人靈感來自旅行，23%的人靈感來自工作數小時之后，18%的人靈感來自躺在床上休息時，14%的人靈感來自運動和鍛煉，12%的人靈感來自浴室，僅僅優11%的人認為辦公室獲得靈感。雖然這不一定準確，但它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規律——設計者才是創新的關鍵。

而在國內各大企業的招聘告示上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情景——很少有企業領導有意去發展和培養設計人員的靈感和設計創新能力，而是把設計人員作為會說話的工具使用，這其實也是國內設計管理的一大失敗。

如此，導致企業所招聘的設計高手，必定是已精通軟件多少為標準的所謂的設計高手。上面我們提到設計人員和軟件的關系——軟件只不過是實現設計創新的工具之一，一大部分企業把二者關系顛倒，使設計人員把工作重點放在軟件學習與應用上，成為企業老板的應聲蟲，抄襲的堅定執行者——原因是很多精通軟件的設計人員，除了會幾個軟件，別的也就所剩無幾了，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有把老板的想法、審美觀點用自己的工具表達出來。事實上他們已經變成了工具的一部分。異化者正是企業的用人制度。這樣，企業在產品創新方面也就很難有很大的發展。可能的話，在只會操作軟件的設計人員的“設計下”，抄著國外的和別人的東西來買。這種企業也只有永遠跟著別人的后面在走，又有何高利潤可言？創新嗎！也就是新的東方夜談了，也永遠沒有領導市場的機會。

第二：扼殺了優秀設計師的誕生

我們知道，當前這個以信息爆炸為特征的社會。人們個性要求的因素越來越多，胃口越來越難得到滿足。企業在滿足他們需求方面的努力變得愈來愈力不從心，也變得不知如何下手。如何滿足消費者需求變成企業的一大難題。

而作為為企業服務，為消費者服務的設計師，其面臨的壓力也就顯而易見了。他們要在企業有限的技術、資金、設備等硬性條件的制約下來滿足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變化。除要具備各種生產工藝、技術、材料等與生產有關的一系列知識外，還必須了解消費者的心理在不同年齡、地域、職業、性別、氣候等條件下的變化規律及他們的審美需求。再有就是份內專業知識了——造型能力呀、色彩感受能力呀、平面審美能力呀、立體創造能力等一大堆相關知識。

一件產品，看上去也許沒有多少東西，但它的每一個細小的部位和地方都是設計者對各種條件和知識的運用和綜合的結果，在這件產品上，觀者可以找到設計者對各種技術的了解，對各種條件的適應，對造型語言的運用，對消費者心理的解讀、對時展的前瞻，對——我們叫這為產品的文化性和內涵。也只有這樣的產品，才真正算得上是設計產品。只有這樣的設計者，才配稱為是設計師！

當然這種設計師也是企業所需要的，而現實中這樣的設計師真的很少見到了。多數設計從業者迫于企業的要求，在企業把他們錯誤的定位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也走向這條錯誤地認識軟件和自己角色的道路，很多人認為只要精通企業所要求的幾個軟件，就是鐵飯碗了。于是把大部分時間用在與設計能力無關的一個工具的學習上，而無暇或不愿去提高真正的設計創新能力，淪為工具的一部分。

許多企業對設計者不滿意，實際使用過程中，發現他們缺乏創新和創造美的能力。究其原因，作俑者正是企業自己。正是他們的招聘信息上錯誤要求，誤導了設計者產生重視軟件學習而忽視設計能力的訓練和提高的發展方向。一大批設計者在企業錯誤的用人制度下步向這一歧途而不能成為真正的設計師，充其量也就是一個電腦操作員。

審美水平的提高和創造美的能力，我覺得應該是不斷學習和鍛煉的結果，好像不是先天的本能。設計者對軟件學習的目的是為了用它把頭腦中的東西表達出來。本質上它和雕刻家手中的刻刀是沒有區別的，對創新起關鍵作用的是設計者本身水平的高低。而衡量水平高低的標準是設計者審美能力和創造美能力的高低，和他們所使用的工具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因為我們知道，除軟件這一工具可以表達設計外，設計可選的手段是多樣化的。可以畫草圖、效果圖、工程圖，可以做模型、手板、樣機等。

總之，軟件只是設計者可使用的眾多工具中的一個。

時下開始盛行于國外的逆向工程，就是對軟件的一大否定。因為它整個工作過程更多的是以設計創新為重心來運作的，這也是國內企業界設計者從新定位的一個機會。

很多設計者都有此言論——中國設計沒有自己的風格。風格是學校創造的嗎？風格是一兩個人說了就搞定的嗎？顯然不是，它靠的是主流和大多數的共同性，體現者當然是企業。試想，以現在有著錯誤對待設計者角色和使用設計者為主流得企業來實現我們的設計風格，可能嗎？

當然并不是說國內的企業都如此，也有一些是不同的，其實在招聘廣告中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注重手繪功夫和實際動手能力的公司。在這方面,TCL手機要算做得很好的了，聽說他們老總就把他們的設計人員專門送出去旅游，這不能不說是國內設計界的一大亮點和一個很好的前兆。

由上分析可見，企業在使用工業設計人員的問題所犯的錯誤是扼殺優秀工業設計人員成長誕生的深刻根源。設計者得不到良性發展，企業找不到滿意的設計人員。抄襲、模仿也就順理成章了。企業自然覺得工業設計人員沒有多大用處，如此惡性循環下去，中國的企業想走向世界，中國的產品想有自己的特色，難呀！

第三：扭曲教學方向

學校教育是以滿足社會需求為己任的，而企業的要求往往是學校教育的燈塔。很自然現下企業在對設計人員錯誤的要求下，學校教育的實際操作也偏向這一方向，與真正的素質教育的方向脫軌。

大學期間，老師們一般要求學生用電腦完成各種作業，傳達給學生的信息就是必須會操作電腦，電腦好重要！與企業的招聘信息上的信息正好相符。

看看現在的工業設計在校大學生，幾乎是人手一臺電腦。而它在實際中又發揮了多大作用？據我觀察，學生買電腦，真正用于學習的時間和他們用于玩游戲、看影碟、聽音樂的非學習時間之比，一般約為1：10，這還是一個保守的數字。而這里所講的學習時間，也僅指是學習一些設計軟件而已。造成的情況就是學生除一周16節的專業課外，根本沒有人認真鉆研專業問題。也就是說，操作電腦占用了他們的大部分有效學習時間，而這些時間又被非學習的內容所占據。如此，所導致的教育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大學四年的工業設計教學也許只培養出了一大批電腦操作員而已。

篇（6）

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題(empiricalstatement)，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以實現和推進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

“無賴原則”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理性”的謀利動物。而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鉗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

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

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休謨認為，這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為“無賴”，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

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時，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規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9頁。）。

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壞情形”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為保證飛機運行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X光機的安全門。美國"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盡管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然而為確保安全，人們必須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

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休謨這一預設中，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無賴”，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謂“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餅”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3頁。）。

非“天使統治”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無賴原則”是以一種“是什么”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

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懲罰者”（注：［美］托馬斯·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麥迪遜指出：“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正當救濟辦法”，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10頁。）。

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人，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純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為，人類做不到——正因為如此，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利維坦”的制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最大的困難”，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

“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也是各類政治設計的邏輯前提。

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

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靈”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他甚至于連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的支配。……這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規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頁。）。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注：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正是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社會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

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實：人類作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邏輯結論——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乃是“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人類只有“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這一歷史性結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

權力無“休止界限”預設。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

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準。“濫用權力”的基本“規則”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人，當選的立法人員、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進行選擇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空間效力”和“時間效力”的最大范圍，實現權力效能的最大邊際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公共權力的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權力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邏輯起點），“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起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為了“把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373頁。）。

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無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9頁。）

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用權力是權力界的普遍邏輯，羅素將之表述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的內在沖動。二是對于“權力濫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質”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人類發展到今天，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一是“以法制權”、二是“以民制權”、三是“以德制權”、四是“以權制權”。“以權制權”才是最本質、最見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

“必要的惡”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漸進的社會工程”的政治哲學、“三個世界”的本體論哲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波普反對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什么作為國家活動的正當目的”（注：《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倫敦羅特列杰與基根·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問題。對“利維坦”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他說：

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499頁。美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選集》第3、241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卻是一種危險的“罪惡”，“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92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的本身，無限制地擴展，自由這一“目的”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

如果說，孟德斯鳩關于權力“休止界限”的預設，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示權力的特質的話，那么，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者側重事實判斷。

“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注：羅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國法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羅爾斯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頁。）

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兩件事”，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

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馮·洪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黑體為引者加。）

沒有國家的干預，自由就會死亡；國家過多干預，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11卷，第124、125頁。）。波普主張，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對“利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利維坦”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中世紀“奧卡姆剃刀”的“自由主義剃刀”。（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

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的確，它們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注：羅素著：《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頁。）

“有限理性”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決策理論分為三類：其一是絕對理性選擇論，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為代表的有限理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認為，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不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他從人的意識、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設。關于理性，西蒙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頁。）。“廣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注：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機構只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述說：

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第二，我們可以預言，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計算模式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述的過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1頁。）。

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西蒙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A·克諾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頁。）的決策領域。從本質上說，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撐。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唯理智論”，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大多數政治見解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題的權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決策絕非是一種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人不但處于“有限理性”下行事決策，而且還常常處于“非理性”狀態下行事決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

“諾思悖論”預設。國家的目標是什么，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

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從歷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諾斯認為，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國家并不是中立的，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限制和侵害，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著名的所謂“諾思悖論”。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這一“悖論”的實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是一種“制度”結構，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產品”，即公正與安全。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也需要這種誠實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國家作為一個“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注：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7頁。）這是“諾思悖論”所蘊有的政治學啟示。

“政治創租”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人經濟活動是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注：丹尼斯·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人“經濟人”角色和“尋租”預設。

在政治環境中，國家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角色。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利己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結合的動勢，由此便產生了“尋租活動”(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

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現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釋，所謂尋租活動，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財富而是導的社會的大量浪費（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動出擊”進行“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政府過度干預，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租金便無從尋求。既然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

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出現，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科學勞動的正確劃分要求“政治科學”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經濟學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布坎南還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這個簡單觀點的承認，以及由此對這個觀點在現代政治環境中的含義的實證分析，是進入必定推動立憲改革討論的更廣泛的比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為現代官僚理論和規則理論的洞察力，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新的制度約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間上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是歷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認為，在古代東方，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社會公仆”正是在從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為“東方暴君或總督”的。（參見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所有權力都易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關于權力腐敗，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腐敗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將如此。的缺點在于，它認為這種現象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范疇內，只要消滅了私有制，這種現象就會隨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階層、領導階層、比較富裕或有地位的階層、特權集團和尖子人物都企圖讓后代子承父業。要想不讓他們得逞，就必須建立一些制度機制來阻止他們這樣做。但這些機制也難以實施，因為執行者通常正是這些機制所有限制的對象。由于相信階級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這個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始終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韋爾熱著《政治社會學》第157頁，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韋爾熱關于腐敗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是有警策意義的。但是認為把腐敗現象只劃定在私有制社會的論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當然，迪韋爾熱關于以“制度機制”“阻止”腐敗的見解，是有參考價值的。）

篇（7）

1.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的現狀。我國的風險投資從萌芽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其間，我國也陸續制定了一些與風險投資相關的行政法規，如《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認證條件和辦法》、《關于設立風險投資機制的若干意見》等。這些法規為我國高技術風險投資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為高技術風險投資法的制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隨著我國高技術風險投資的不斷發展，新問題的不斷出現，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目前還缺乏風險投資的基本法，與其密切相關的輔助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善。這種立法滯后的狀況嚴重制約了我國風險投資業的運作和發展。

2.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關于風險投資公司組織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規定：“本法所稱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業法》為合伙企業設計了一套既要承擔無限責任，又要雙重征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形式。這使得我國的合伙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對風險投資者來說毫無吸引力可言。目前在國際上已被證明最有效率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組織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數掌握廣泛專業知識的風險投資家作為普通合伙人對內管理公司，對外承擔無限責任，在承擔高風險的同時也享受高回報，能夠有效地激發其工作熱情；大多數提供風險資金絕大部分的投資者作為有限合伙人，對內不參與管理，對外承擔有限責任，亦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回報，從而保證了風險投資基金的來源。可見，有限合伙制是組建風險投資公司最行之有效的組織形式。另外，《合伙企業法》第九條規定：“合伙人應當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一限制顯然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資的組合，為了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允許“機構”充當合伙人使之與國際慣例接軌應是可行的立法方向。《合伙企業法》的這一規定限制了風險投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2)關于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金額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條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這一限制無疑將造成大量資金閑置，無法充分發揮風險投資基金的增值作用，限制了各種資金采用風險投資形式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3)關于風險投資公司設立條件的限制。《公司法》對股東人數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責任公司由二個以上五十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成立。”這里對股東人數規定了上限，而“五十個”股東的上限顯然不足以為風險投資公司籌集大量的風險投資資金，風險投資資金的籌集需要更多的股東參與。對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雖然在股東人數上尚未規定上限，但是卻對發起人認購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設立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認購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總數的35%，其余股份應向社會募集。”事實上，在國外發起成立風險投資公司的大多為專業性人才，他們組建風險投資公司主要是為風險投資公司提供專業化的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風險投資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對于風險投資公司發起應認購股份的規定未免過高。

(4)關于風險投資基金供給的限制。風險投資運作的重要條件是有巨大的風險資本來源和通暢的風險資本籌集渠道。風險投資多是以分散投資以降低風險，這就要求風險資本較為雄厚，渠道來源較為多樣。在美國及歐洲其他國家，風險投資基金供給來源不僅包括個人和政府基金，更為重要的是諸如養老基金、保險公司、投資銀行等機構投資者。我國的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實力參與風險投資的機構投資者。但是我國的《商業銀行法》、《養老基金管理規定》都不允許其參與風險投資活動。《保險法》對保險基金的運用雖然有所放開，可以以一定方式投入股市，但是對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風險投資行業則缺乏合理的規范和指導，極有可能導致保險基金從事風險投資的盲目性和過度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風險資本的有效供給量和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

(5)關于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但為減少公司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時除外。”很顯然，按照這條規定，風險投資家無法要求風險企業回購其持有的股份。《證券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上市公司收購可以采用要約收購或協議收購的方式。”這條規定是允許風險投資家采用邀約收購方式的退出策略。但現行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四十七條和第四十八條同時又規定，收購方在持有目標公司發行在外的普通股達到5%時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時要作出公告，且自該事實發生日起兩日內不得購買該股票，當持股數達到30%時應當發出要約收購。由于初次公告時持股比例偏低，只有5%，致使收購者目的過早暴露；持續購買的比例只有2%，當購買股數達到30%發出要約收購時，收購方要公告13次，這樣必然會使收購目標的股票價格持續不斷上漲，給收購方帶來巨大的成本障礙。因而這顯然是不利于風險投資家采用要約收購的方式從被投資企業退出風險資本。

(6)缺乏專門的稅收優惠制度。為了鼓勵風險投資的發展，大多數國家對風險投資有各種稅收優惠，即向投資于風險投資行業的人傾斜，靠對個人所得的免稅政策來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把資金投向風險投資領域，即使投資失敗了還有稅收減免來減少損失。而我國目前沒有專門針對風險投資的稅收法律和政策，我國現行稅法對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判斷標準是采用“獨立核算”原則。根據《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在我國境內除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以外的實行獨立核算的企業或組織，都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風險投資公司要執行一般實業投資公司的稅收規定，對投資公司的收入征一次稅，同時對投資人分得的收入又征一次稅，這種重復征稅的行為顯然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顯然，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不利于境外資金進入我國風險投資業。

(7)缺乏有限合伙法律制度。1997年頒布的《合伙企業法》是繼《公司法》之后，按照訂立協議、區別處理出資方式和投資者責任形式等法律要求制定的又一重要的市場主體立法。它為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理應提供一個有利健康的法制環境。該法為普通合伙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卻完全沒有考慮到有限合伙制這種企業組織形式，也沒有估計到我國經濟發展對這一企業組織形式的需求。所以，該法為普通合伙制量身定制，卻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發展。該法第五條規定：“合伙企業在其名稱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責任字樣。”第八條規定：所有合伙人“都是依法承擔無限責任者”，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擔有限責任的合法性。

(8)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完善。在風險投資運作中，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一個重要的內容。沒有嚴密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就不可能有效保護風險投資的創新規律，風險投資的迅速發展也就無從談起。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在內的比較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并參加了若干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公約，在相關制度上逐步與國際接軌。但是，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更新對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以及整個法律體系產生了巨大沖擊，以他人商標或商號搶注為域名、將他人的著作放入互聯網供公眾閱覽下載、擅自將他人在互聯網上的信息收編成書、利用互聯網侵害他人人身權、名譽權或散布法律禁止的其他信息等問題，傳統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均未涉及到。另外，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過程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仍普遍存在，尤其在風險投資的重要領域之一——軟件業內，盜版猖獗，屢禁不止，必須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加大執法力度。另外，關于商業秘密保護的配套法規尚顯不足，應進一步完善。

二、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的設計構想

針對目前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并借鑒世界各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的成功經驗，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設計我國的風險投資法律制度。

1.修改完善現行法律為風險投資的發展掃除障礙。風險投資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物，其運行規則與傳統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重大差異，而我國現有法律體系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對傳統經濟的法律調整。由于新舊兩種經濟的運行方式和運行機制的差異，使調整兩種經濟運行方式的法律制度也有所不同。新經濟的出現對現有法律體系造成巨大沖擊，也是對現有法律體系突破。現有法律體系由于時代局限，并為對新經濟時代的風險投資加以調整，現有法律的許多內容甚至對風險投資的運行構成法律障礙。這已在上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為了培育我國風險投資市場，逐步建立風險投資運行機制，指導、規范、推動風險投資業的健康發展，我國應該對現行的法律進行修改完善，消除現行法律法規對風險投資設置的障礙。具體來說：

(1)修訂《公司法》。《公司法》雖然為規范風險投資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基礎，但在某些具體規定上存在著不少與風險投資發展相沖突的地方，因此，應該對之進行修訂。具體來說：修改關于我國現有公司組織形式的規定，加入有限合伙這種公司形式，給予有限合伙以合法的法律地位；修改關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不能自由轉讓出資的條款；第一百四十七條關于發起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轉讓的條款；第一百四十九條關于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的條款；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上市公司條件的條款。刪除第十二條關于一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對外投資時，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的條款或者修改為由公司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自行確定其對外投資的數額和比例；改統一資本金實收制為例外資本金承諾制；擴大知識產權、非專利技術作價出資的金額在公司注冊資本的比重，以知識產權入股的比例可由出資人協商確定，法律不作硬性規定；放寬風險企業上市的條件等等。

(2)修訂《合伙企業法》。《合伙企業法》作為一部規范投資者出資方式、協調投資者權利與責任的重要法律，理應為推進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應該修訂《合伙企業法》，明確規定有限合伙制為我國合伙的一個重要組織形式，以充分發揮有限合伙制在處理出資方和投資者責任形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從合伙制在美國的運作可以看出，合伙企業的行為所受的約束是合伙內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間的相互約束。這種合伙內部約束的執行比法律更及時和有效。同時，這種約束的內容由合伙人之間討價還價決定，有利于形成自發性的制度創新。所以，修訂《合伙企業法》的目的應該在于明確社會對合伙的約束，同時明確合伙的合法權益，而不應該對相關細節規定過細。

(3)修改有關限制風險投資供給的法律法規。包括《商業銀行法》、《保險法》、《養老基金管理辦法》。對這些法律法規予以修改，適當放寬對這些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限制，允許它們適度地參與風險投資，如允許一定比例的養老基金、保險金和商業銀行存貸差額資金參與風險投資，同時規定只能通過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基金或創業投資基金的形式進行。這樣做不僅可以滿足養老基金、保險費用長期保值增值和增強商業銀行自身生存與長遠發展的需要，同時也能解決我國目前風險資本有效供給不足和風險投資公司風險資本規模偏小的現實難題。

2.制定風險投資核心法律——《風險投資法》和《風險投資基金法》。在對現有的法律法規進行修訂、補充和完善的基礎上，一旦條件成熟，可制定風險投資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險投資法》。《風險投資法》是指導我國未來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基本法，在風險投資法律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對于推動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起著關鍵和決定性的作用。這部法律主要是調整投資人、基金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銀行以及監管部門之間的投資權益和義務關系，應該對風險投資主體、對象、運行機制、退出機制、法律責任等作出詳細的規定。從指導思想上應該是保護投資人的權益和規范基金的運作為核心，鼓勵和支持風險投資，充分保障風險投資參與者的正當權益，以促進高新技術的產業化，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快速、高效發展。

風險投資基金作為投資工具，通過專業人員的管理進行分散的組合投資，從而分散風險。因此，風險投資基金是風險投資制度迅速發展的必要準備和關鍵。而我國目前還缺乏這方面的專門性法律。因此，針對我國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客觀實際并借鑒世界各國風險投資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來制定《風險投資基金法》顯得尤為必要。制定《風險投資基金法》時應充分賦予其對基金的發起、募集、設立和運作全過程進行嚴格監管的法律權威。這就要求《風險投資基金法》應對風險投資基金的運作監管作出盡可能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風險投資基金法》至少應該規定以下內容：(1)投資主體；(2)基金的組織形態；(3)基金的募集方式；(4)基金的交易方式；(5)基金投資的監管，等等。

3.建立風險投資輔助法律制度和政策。在風險投資業運作過程中還需要包括稅收、知識產權、政府采購、風險投資保險等輔助法律制度的支持，因此，應該盡快建立完善的風險投資輔助法律制度體系，以促進風險投資業的加快發展。

(1)修改完善稅收法律制度。首先，生產型增值稅應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我國目前主要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企業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勵投資和鼓勵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因此有必要借鑒大多數實行市場經濟的WTO成員的經驗，考慮生產型增值稅向避免投資重復征稅的消費型增值稅轉變。這意味著本期購入的固定資產已納稅金可以在本期憑發票全部抵扣，盡管固定資產的價值并不會全部轉化到當期的產品或服務中去。所以，盡管總的稅額不會減少，但會減輕當期納稅負擔，從而有利于鼓勵高技術企業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消除增值稅重復征收帶來的弊端。另外還應該適度降低增值稅的稅率，加強增值稅的稅收征管等等。其次，應該將判斷納稅人的標準由“獨立核算”原則改為“獨立法人”原則，以解決合伙的雙重稅負問題，引導民間資金流入風險資本市場。

(2)制定《高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法》。相對于美、日等風險投資業比較發達的國家，我國在高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立法較為落后。政府有關部門應組織高技術專家和法學家調查評估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及相關的法律對高技術保護的能力，發現存在的問題；對高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進行跟蹤研究；探討符合中國高技術發展實際需要又與國際水平一致的保護模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調整和完善現行的知識產權法的相關內容，進而制定專門的《高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法》。

(3)制定新的《破產法》。在實踐中，總會有一部分風險投資難免失敗，其中一部分甚至是血本無歸的，這就使得破產清算成為風險投資退出方式的一種明智決策。因為如果不及時將投資退出，只能帶來更大的損失。目前我國《企業破產法（試行）》僅僅適用于國有企業的破產案件，《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破產還債程序的規定過于粗疏，因而應加緊制定新的《破產法》，其中對于風險投資企業和風險投資公司的破產問題應做相應規定。

(4)完善風險投資中介機構的法律制度。一是確立嚴格的準入制度；二是填補法律空白；三是加強對中介機構法律控制力度。目前最重要的是有關法律規定的具體化和可操作性，這是有關法律控制能落實到位的關鍵。

三、結束語

風險投資的有效運作對法律制度環境有著較高的要求，完善的風險投資法律制度是風險投資事業得以正常高效運作的重要制度保證。然而我國奉行投資法律制度存在的諸多缺陷決定了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設計任務的艱巨性。因此，為了充分發揮法律對風險投資事業的保駕航護作用，我國尚需抓緊立法，彌補原有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爭取在短期內為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環境。

篇（8）

在我國加人WTO后,許多外國公司對中國企業優秀人才的“收購行動”。人才流失問題越來越嚴重,引起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視。薪酬管理對企業的人員結構、士氣、績效、管理成本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一直是管理人員關注的焦點,因而建立合理的薪酬體系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當前國內很多企業雖然經歷了一系列薪酬改革,但分配僵化、平均主義等問題仍普遍存在,而薪酬問題不僅為制度設計上的落后,也表現為機制和技術設計上的落后。

1薪酬分配中常見問題

1.1薪酬戰略定位模糊在我國,很多企業的薪酬制度建立在老制度基礎上,或者別的企業“引進”,再稍做修改就成了企業的薪酬制度,“新瓶裝老酒”,而沒有從企業戰略的角度去思考薪酬問題,難以與組織的戰略目標、價值理念相一致,以增強并促進員工核心專長與技能的培養。結果造成薪酬水平失衡、薪酬組合錯位等一系列矛盾。為企業的人員招聘、薪酬調整、績效考核以及績效工資的發放帶來一系列問題。

1.2缺乏對崗位進行分析及價值或貢獻評價在傳統上,我國企業講究行政級別和資歷,而且很多企業因人設事、設崗,不重視崗位管理,忽視對崗位進行科學的量化評價,而且沒有引人勞動力市場價位機制,存在兩方面的弊端:一是對外沒有競爭性,重要的管理、主要專業技術崗位的收人水平低于勞動力市場價位,人才隊伍不穩定,一些簡單易替代崗位的收人水平卻高于市場價位,居高不下,造成人員沉淀;二是對內沒有激勵性,企業內部崗位只有單位間因效益不同引起的收人差別,單位內部差別非常小,缺乏明確的價值導向。

1.3過多考慮資歷貢獻的因素表面上看,企業的薪酬結構上綜合考慮了崗位、技能、級別、年功、特殊津貼等因素,似乎考慮的因素很全。聲實上技能工資、工齡工資、崗位工資等都與資歷密切相關,它們更多反映的是員工的靜態的歷史因素,而并不能反映員工實際的工作能力和勞動價值,使得薪酬分配出現錯誤導向。而獎金主要是依據企業的經營情況考核結果(如上級主管單位對企業考核結果),分配時主要依據的是員工工作態度(如出勤率),缺少對工作實際業績、工作能力的量化考核指標,使得薪酬分配沒有有效的考核支撐,薪酬分配失去了應有的激勵效應。

1.4薪酬制度的系統性差從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來講,它包括招聘與選拔、績效、薪酬福利、培訓與開發、員工關系等管理模塊,各模塊間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很多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各模塊間尚未形成體系,或者說聯系太少,造成彼此分割,造成薪酬制度很難發揮吸引、維系、激勵優秀人才作用。從企業薪酬制度本身來講,這些制度多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的薪資改革而形成的,在這過程中,不同時期制定的薪酬制度,有些是為了解決眼前問題,有些是對原有制度在新形勢下作出調整,而這些改革多為局部調整,并沒有進行系統考慮,這就降低了工資、獎金、福利等各成分的關聯性,而且不同時期設計的人員也不同,因而導致薪酬制度結構不夠系統化。

2如何構建合理薪酬體系

相對于國內企業,國外企業在這方面不但建立了成熟的管理理論,而且企業在實踐中形成了各種有效的管理制度,如大部分跨國公司為員工提供多條晉升通道,建立崗位分析與評價制度、定期外部薪資調查等,而它們在薪酬決策時多綜合考慮崗位相對價值、薪資水平、個人績效三要素作為制定薪酬制度的基礎。借鑒它們的薪酬設計經驗,如何在薪酬體系設計過程中應著力避免哪些事項,真正發揮其吸引、維系和激勵優秀人才的作用呢?

2.1明確薪酬戰略定位人力資源戰略必須與企業的發展戰略和價值導向匹配,這樣才能驅使人的行為朝企業倡導的方向轉變。薪酬本質上是一種機制,它既基于戰略,又是企業戰略實現的內在驅動因素。

首先,為薪酬分配對象定好位。即在薪酬設計時對企業內部各類人員進行價值排序,根據員工對企業戰略實施的實際貢獻來進行分配,激勵企業核心人才、關鍵人才為企業創造價值。其次,為薪酬水平定好位。即要結合企業的經營環境(機會與威脅)、企業的能力(優勢與劣勢)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在分析同行業的薪酬數據基礎上,確定企業的薪酬策略,選用不同的薪酬水平。再次,為薪酬結構定好位。即要注意生命周期對薪酬結構策略的影響,一般來說,當企業處于戰略成長期,在薪酬結構上則宜采取低基本工資和高獎金的薪酬組合方式,以激勵員工創新能力和開拓能力。

2.2通過科學的崗位分析與評價,整合薪酬的內部公平性工作分析是薪酬管理的基礎。進行工作分析必須以公司經營戰略、組織結構、業務流程為大前提,在流程分析和人員分析的基礎上,明確職位的職責、工作關系、任職資格及考核標準,最后形成崗位說明書。

崗位評價是找出企業內各種崗位的共同付酬因素。它是在崗位分析的基礎上,對崗位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比如崗位對企業的影響、風險責任、任職條件、任務的復雜性、環境條件等)進行評價,以確定崗位相對價值的過程。崗位評價重在解決企業內部公平性問題,它通過比較各個崗位相對價值的大小,得出崗位等級序列。主要方法有:排序定級法、標尺套級法、因素比較法、標尺目標法和海氏評價法等。這些方法各有利弊,需視企業實際情況選用。

2.3薪酬收人與員工業績緊密結合從事相同工作的人由于為企業創造的價值不同,獲取的報酬也應該不同。在薪酬設計中,可以調整不同崗位的固定部分薪酬(主要指基本工資)和浮動部分薪酬(主要指獎金和績效薪酬)間的不同比例,達到最佳激勵效果。有以下三種績效與薪酬模式:高彈性、高穩定、調和型。

篇（9）

2005年，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外匯市場建設加快。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近一年來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繼推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外匯市場得到長足發展。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總體保持平穩波動、略有升值的態勢，彈性逐漸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新產品相繼推出，交易量有所放大。

一、外匯市場制度設計和改革思路

匯改后，外匯市場制度設計著眼于提高市場公平和效率，為尋找人民幣均衡匯率構建了一個有彈性、有深度和廣度的平臺。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突出表現出如下思路

(一)進一步凸顯市場化取向

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充分體現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首先，人民幣匯率不再單一盯住美元，改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匯率有升有貶，雙向浮動，減少了套利機會，維護了多邊匯率的穩定，有利于保持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匯率隨市場供求關系總體呈現升值趨勢，更加真實地反映了市場供求格局、中外利差和市場預期，逐步恢復彈性，提高了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

其次，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匯價和銀行美元現鈔、現匯買賣價差幅度的放寬以及非美元貨幣買賣價格限制的取消，增強了銀行定價自，為增強匯率彈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匯改后，各銀行匯率定價機制趨于理性，掛牌匯價同步變動、但都根據自身資金頭寸情況實行差異化報價。

再次，遠期和掉期業務的價格沒有管制，央行也不入市干預，完全由市場根據本外幣供求關系決定，減少了市場扭曲。各行人民幣對外匯遠期和掉期業務逐漸以利率平價作為定價依據，各行遠期與掉期價格趨勢及水平逐漸趨于一致。這說明，隨著市場配套措施的不斷完善以及銀行的日趨成熟，人民幣外匯即期、遠期、掉期價格形成的市場化程度逐漸增強。

第四，提高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上限后，對銀行的本外幣轉換的數量管制得以放松，賦予了銀行調度本外幣資金的更大自和靈活性。

(二)著眼于擴大外匯市場規模和提高運作效率

降低外匯交易手續費，活躍外匯市場交投。將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對做市商競價交易征收的手續費從原來的萬分之三降低到萬分之一，對詢價交易征收的手續費更是大幅降低到十萬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外匯交易的成本和和風險，降低做市商在競價市場和詢價市場的做市成本，有利于市場會員利用價格波動進行高拋低吸，平滑匯率走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單邊市格局。

在銀行間市場引入外幣對外幣交易，提供一個公共產品，通過招標引入境內外大型外匯交易商充當做市商，為境內中小銀行提供一個進入國際外匯市場的直接通道。

將即期外匯交易的標準交割時間改為T+2。改革前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交割時間為T+1，但是國際上外匯交易的交割時間是T+2(除加拿大元外)。因此，T+1清算的人民幣匯率并不能與國際匯率直接比較和套算。而且銀行在銀行間市場買賣非美元貨幣后，往往通過在國際市場平盤，因而形成T+2的頭寸。這就需要進行掉期交易將T+2美元頭寸調度為T+1的美元頭寸。因此，為了提高市場效率，從2006年1月4日開始，參照國際慣例，將T+2的清算速度統一為一個行業慣例，作為競價市場的指定交割時間和詢價系統的默認交割時間。但同時允許交易方在詢價方式下采取靈活方式，根據雙方約定，將清算交割速度改為T+0或T+1。

適當延長交易時間，開市日期與國際接軌。將詢價系統交易時間延長到17：30，以便會員之間在競價市場15：30閉市后仍能進行柜臺頭寸平補，避免隔日匯率風險。明確所有周六、周日，包括“黃金周”前后調為工作日的周六、周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閉市。這是因為境外外匯市場和銀行不營業，資金無法平補和交割。

為了規范交易秩序，外匯局確定了將所有的銀行間外匯衍生產品交易歸由一個主協議管轄的思路，以便統一交易慣例，減少銀行的風險暴露。為此，外匯局牽頭組織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和所有銀行間遠期會員制定了銀行間人民幣外匯遠期交易主協議。同時，針對掉期和遠期同屬一類外匯衍生產品，銀行間市場掉期交易不再進行準入備案，并將對遠期交易主協議適當修改后擴大到人民幣外匯掉期交易，以便銀行自由地在即期、遠期和掉期三者之間自由組合和套利，提高效率和規模。

(三)追求外匯市場公平原則

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始終貫徹非歧視原則。例如，取消了遠期結售匯業務試點階段規定的申請銀行年度即期結售匯業務量須達到200億美元的準入標準，將遠期結售匯業務資格從七家銀行擴大到所有符合條件的銀行，不論是中資還是外資銀行，不論銀行規模大小，只要具有結售匯業務資格和衍生產品交易業務資格，符合遠期結售匯風險管理和內控制度的基本條件，就可以向外匯局申請備案辦理此項業務。這一市場準入原則同樣適用于銀行申辦對客戶的人民幣與外幣掉期資格，以及銀行間外匯市場遠期和掉期交易資格。上述舉措使內外資銀行、不同規模的銀行在外匯衍生產品服務上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又如，從9月22日起，實施結售匯綜合頭寸改革，對中外資銀行統一管理政策和限額核定標準，實現了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

(四)推進外匯市場多元化發展格局

首先，建立多層次市場主體。匯改前批發市場以銀行為主體。匯改后，銀行間外匯市場會員擴大到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大型非金融企業，擴展了市場主體，增強了外匯市場的競爭性。

其次，提高交易靈活性。國際上外匯市場主要有三種交易方式：指令驅動、價格驅動和經紀中介。競價市場屬于指令驅動，價格由交易規則決定，過去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各銀行通過銀行間外匯市場競價系統集中撮合的競價交易，并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集中清算，清算風險由交易中心承擔，交易費用較高。匯改后，為了提高交易靈活性，銀行間遠期和即期外匯市場增加詢價交易方式。市場會員根據自身的需求和對手的特點，選擇交易對手，定制外匯交易的價格、金額、期限等要素，有利于形成多樣化的外匯供求，進一步豐富外匯市場的層次，活躍外匯市場交易，符合國際外匯市場交易發展的方向。

再次，遠期結售匯定價也走過了從一價到多價的階段。匯改前，7家銀行采取協商定價、大家共同遵守的定價方式。匯改后取消了協商定價原則，由銀行自主確定遠期結售匯業務價格，銀行要靠資金成本、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贏得客戶，賺取合理利潤。

(五)注重改革次序選擇

放松匯率浮動區間采取了分步走的改革思路。第一步，先從匯率改革之初的2005年7月22日開始，將非美元貨幣的波幅管理從原來圍繞中間價對稱上下浮動改為實行買賣價差幅度管理，從而允許銀行對客戶結售匯業務一日多價。第二步，從2005年9月24日開始，擴大了銀行間市場的非美元貨幣交易匯價的波動幅度，從匯改后的中間價上下1%提高到上下3%，同時，維持美元交易匯價波動區間0.3%不變；另一方面，取消了銀行對客戶結售匯業務的掛牌匯價的價差限制。第三步是擴大銀行間市場美元波動區間。周小川行長已經表示，此舉將在今后國內國際條件成熟時推出。

遠期結售匯市場準入管理走的也是漸進性開放的步伐。首先選擇中國銀行進行遠期結售匯試點，然后過渡到結售匯經驗豐富、客戶基礎廣泛、容易對沖風險的大型銀行，最后擴大到所有具有結售匯業務資格和健全衍生產品內控資質的銀行。

從結售匯頭寸管理政策的演變也可以看出漸進改革的道路。從1994年匯改后實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主要為即期代客業務頭寸。對遠期結售匯實行現金收付制管理，即遠期結售匯只有到履約時才可以計入頭寸。結售匯周轉頭寸限額的管理區間下限為零、上限為外匯局核定的限額(即不能賣空美元)。銀行在遠期結售匯簽約時不計入頭寸，不能到即期市場平盤。匯改后，企業遠期結售匯業務需求急劇增加，銀行強烈要求擴大結售匯頭寸限額。為此，2005年9月23日后，從結售匯周轉頭寸改為結售匯綜合頭寸概念，涵蓋范圍擴大到銀行代客、自身和遠期結售匯和銀行間遠期交易。由于銀行對客戶辦理的遠期結售匯并不能做到自身平衡，銀行迫切要求在簽訂遠期結售匯的同時即可到即期市場平盤，從而規避匯率風險。因此，從2006年1月1日開始對做市商實行權責制頭寸管理，允許銀行對客戶簽訂遠期結售匯合約以及在銀行間市場進行遠期外匯交易后產生的風險暴露計入結售匯頭寸，也就是說，遠期簽約時即可到即期市場平盤。

(六)注重風險防范先行的原則

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特別注重防止出現劇烈市場振蕩。允許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入市，但規定了內部控制制度和交易員的條件。遠期結售匯和銀行間遠期外匯市場會員資格準入要求事先取得金融衍生產品資格和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和管理。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化，外匯市場不斷拓展廣度和深度，人民幣匯率具有更大的波動性。這些改革和變化，為市場主體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更大的挑戰，需要市場主體結合市場條件的變化，運用自己靈活調整的能力應對變革。對企業而言，應當改變對浮動匯率的恐懼，合理預測匯率走勢，在財務管理、產品開發、市場營銷等方面盡快做出調整，不再僅僅盯住即期匯率，而應圍繞未來的匯率進行規劃和經營。企業、個人在銀行辦理外匯業務時，要貨比三家。對銀行而言，外匯市場匯價管理改革后，銀行定價自增強，使得銀行間定價差異增加，這意味著誰的定價水平合理，誰就能贏得客戶。需要提高經營水平，有效控制風險。詢價交易方式收費低廉，但是通過雙邊清算，要求銀行加強雙邊授信管理，有效控制風險。

二、匯改后外匯市場表現

(一)即期外匯交易情況

2005年前半期，人民幣對美元繼續保持穩定。美元對人民幣日加權平均價一直維持在8.2765元人民幣/美元)的水平。2005年7月21日，美元對人民幣交易中間價調整為8.11，人民幣升值幅度為2.05%。之后，人民幣有升有貶，雙向浮動。美元對人民幣收盤價最低達到8.00040(2006年4月10日)，最高為8.1128(2005年7月27日)。上下波幅達到1088個基點。期間人民幣走勢分為兩個階段。從2005年7月22日至12月30日，美元對人民幣價格小幅振蕩，有升有降，總體保持平穩波動、略有升值的態勢，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收盤價由8.11小幅升值至年末的8.0702。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398個基點，升幅2.56%，日均升值3.5個基點。2006年，人民幣升值步伐加快。2006年4月21日人民幣匯率升至8.0210，升值了492個基點，升幅0.61%，日均升值6.7個基點。

與此同時，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率也在增加。

從2005年7月22日到2006年4月21日，日均波幅21.3個基點。其中，從2005年7月22日到2005年12月30日，匯率日均波幅16.7個基點；從2006年1月4日到2006年4月21日，匯率日均波幅28.7個基點，較2005年下半年放大72%。2006年3月16日人民幣匯率為8.0350，較匯改之前8.2765升值幅度首次突破3%。

從2006年以來的市場成交情況看，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運行基本良好，交易量較2005年底明顯上升。詢價交易成交較為活躍，交易量超過競價交易，詢價和競價成交量之比約為9：1。大中型金融機構是詢價交易的主要參與者。同時，競價交易也保持一定的規模，一些城市商業銀行和信用聯社等中小會員因授信不足，主要在競價市場交易，而做市商則為其提供流動性。

從2006年以來的成交情況看，做市商全部進行了詢價和競價交易的買賣雙邊報價和交易。做市商交易總量約占市場成交量的四分之三。做市商平均每筆成交1000萬美元，遠遠高于一般會員。做市商報價也普遍優于一般會員報價。在詢價市場，所有做市商美元買賣雙邊報價點差隨做市經驗積累而逐步走低，目前在10個基點以內。這些充分顯示做市商制度活躍了外匯市場交易，提高了外匯市場流動性，增強了中央銀行調控的靈活性，進一步提高了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更好地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

(二)銀行間市場遠期外匯交易

2005年8月15日銀行間市場正式推出遠期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全年市場發生交易的有美元/人民幣的1周、1個月、2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七種期限品種，以及日元/人民幣的1周、1個月、2個月、3個月四個期限品種。交割方式分兩種，既有全額交割又有差額交割。從美元1年期遠期報價走勢看，美元遠期價格穩中趨降。1年期美元遠期報價在業務推出之初先上行并企穩，8月末回復初始價位，此后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并與境外NDF價格逐漸貼近。11月報價呈逐級下行之勢，12月止住跌勢，月末一度大幅上揚，但隨即迅速回歸，以7.7500的全年最低點報收。2006年后由于允許做市商簽訂遠期合約后即可到即期市場平盤，遠期報價大幅反彈，向利率平價回歸，并與境外NDF逐漸拉開，相差超過1000基點。2006年2月9日達到年內最高點7.8370，隨后有所下跌。4月24日報收7.7920(見圖3)。

三、外匯市場改革前瞻

隨著銀行間人民幣外匯掉期業務的順利開展，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第一階段政策已告一段落。匯改后，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外匯市場得到很大發展。但升值壓力仍未消除，外匯市場改革的任務還很繁重。外匯市場發展的國際經驗表明，現代化的外匯市場離不開高效的交易系統和清算安排、多元化和專業化的市場主體、豐富的交易品種以及市場透明度。從更廣的視角看，貨幣可兌換是外匯市場供求的基礎，匯率制度安排和利率市場化是外匯市場活躍成熟的關鍵，加強風險監管是外匯市場平穩運行的保障。因此，還需多管齊下，進一步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革和完善外匯市場

(一)進一步擴大外匯市場主體和品種

擴大即期和掉期交易市場準入。降低非金融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即期市場的門檻。從第一家非金融企業中化集團公司入市情況看，短短兩周，交易量已突破2000多萬美元，顯示了企業較強的風險控制能力。這主要來源于其早已獲得境外商品期貨交易資格，而期貨交易和外匯交易所要求的內部控制制度和風險防范機制相似，交易員的交易經驗也相通。因此，建議即期和遠期外匯市場會員擴大到有證監會和外匯局頒發的境外商品期貨交易資格的非金融企業。降低掉期交易市場準入。目前遠期外匯交易準入條件要求銀行取得金融衍生產品資格，但銀監會對金融衍生產品資格的準入控制較嚴，中小銀行難以取得資格。鑒于外匯掉期交易類似回購交易，在國際上普遍視為貨幣市場工具，僅僅涉及利率風險，不涉及匯率風險，銀行面臨的市場和清算風險遠遠小于遠期交易(國際慣例中掉期交易風險權重僅為遠期交易的4%)，為給中小銀行提供規避匯率風險渠道，建議修改有關市場準入條件，不再要求銀行具備遠期交易資格6個月才能申請掉期資格，允許中小銀行直接申請掉期資格。

豐富市場交易品種。目前雖然推出了遠期結售匯和掉期業務，但在外匯衍生產品的兩大類品種中，上述兩種產品都屬于遠期衍生類產品，還沒有期權類衍生產品。而且這兩個產品還不是標準化產品，不同銀行之間的報價相差甚遠，市場處于分割狀態，流動性較差，存在一定的信用風險、清算風險。應創造條件，適時拓寬匯率避險和保值工具，推出外匯期貨、期權交易，適當開放金融創新的空間。

(二)完善外匯市場基礎設施建設。

適時擴大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匯價日波幅限制。近期，國際外匯市場各主要貨幣波動率在增加，美元經過2005年的升值后已顯疲態，近期貶值力度加大。從理論上看，人民幣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波幅也將隨國際市場匯率波動增大而擴大。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彈性加大，3月28日最高達到0.16%。，超過允許波幅的一半。銀行間市場交易匯價每日上下波幅也在放大。人民幣交易匯價波幅不應等到逼進0.3%的上限才著手放松，而應在波幅離邊界尚有一定距離時就擴大交易匯價波幅限制。

延長交易時間。2006年銀行間即期詢價交易推出后，時間延長到17：30。這極大地方便了銀行柜臺交易和風險控制。但競價市場仍然維持15：30閉市，造成兩個市場閉市不一致，客觀上對詢價市場授信不足、倚重競價市場的中小銀行不公平。而且，由于17：30詢價市場收盤后，新疆、等地銀行機構仍然要營業到19：30，造成新疆和地區銀行柜臺結售匯的頭寸存在隔夜風險。2006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由前日銀行間市場收盤價改為當日做市商報價的加權平均價后，隔夜匯率風險成為銀行面臨的最大的外匯風險，為減少銀行隔夜匯率風險，應延長交易時間。在這方面，首先應延長競價市場閉市時間到17：30，以使詢價、競價兩市統一閉市時間。這是因為即期競價和詢價交易清算時間已改為“T+2”，所以清算交割準備時間的技術性問題已不存在。其次，可參照銀行間外幣對外幣買賣市場19：00閉市的做法，視情況將詢價和競價市場延長至19：00。

進一步改進交易方式。引入聲訊和電子經紀相結合的交易平臺，方便交易員之間信息的即時溝通，減少市場不對稱性。實現國內外匯市場和國外交易市場平臺的無縫對接。允許銀行在詢價市場閉市后雙邊直接交易，事后補錄在交易系統上。此外，鼓勵銀行企業入市交易，形成多元化的交易需求。

逐步降低交易費用。目前，競價交易仍然沿用匯率機制改革前按照順差交易金額萬分之三的比例收取手續費，一買一賣來回手續費高達0.6個百分點，遠遠超過國際外匯市場通行百萬分之八左右的標準，不利于競價市場的發展。實際上，競價市場正在被邊緣化，目前競價、詢價交易量之比約為2：8。而且競價交易份額還在逐步縮小。另一方面，詢價交易和競價交易手續費相差過大，也是造成詢價市場和競價市場價格系統性偏離的主要原因。因此，應當在適當時候進一步理順外匯市場收費體系，降低競價交易手續費。

推進外匯清算系統現代化和國際化，引入競爭。引入清算所，消除中央銀行承擔最后清算風險的局面，降低競價交易的清算風險，間接可以為降低競價交易手續費打下基礎，同時可以為加快期權、期貨市場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完善有關法律制度，提高外匯市場透明度。

修改有關法律，降低外匯交易的法律和清算風險。為了減少外匯交易的頭寸暴露，國際上一般采用軋差清算的做法以最大限度減少信用和清算風險。例如，國際掉期和衍生產品協會(簡稱ISDA)主協議規定，雙方所有的交易采取軋差清算(NETTING，或稱凈額結算)的方法。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04年調查，全球場外(OTC)金融衍生產品名義金額為220.1萬億美元，通過軋差清算方法使得交易市值下降到到1.5萬億美元，風險暴露下降了99.3%。因此，應提請修改我國破產法的有關規定，明確軋差清算原則。

提高外匯市場透明度。目前，基金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市場主體有興趣入市交易，但它們入市的目的往往處于投資性質，入市交易往往通過模型進行，迫切需要了解交易量數據，需要了解交易量。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推出一段時間后，外匯市場運行平穩。由于競價之外還增加了詢價市場，市場行為與過去完全不同。而且央行已經基本不在兩市干預，建議應適時公布交易量。首先可以從公布上年數據入手，因為外匯儲備數據已經公布。然后按順序逐步恢復公布季度、月度、每周、每日的具體數據。

(四)加強對外匯市場的監管和自律，減少系統性風險。

加強外匯市場的自律性管理，建立市場會員行為準則。建議成立交易員協會，制定交易行為規范和行業慣例。進一步規范市場運作程序和信息報告制度，防止市場欺詐行為，保障市場公平秩序。

篇（10）

中央提出以人為本之后，引起了人們強烈的關注。這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在理論界和社會上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一些需鄭重申明-文秘站網本資料權屬文秘站網，放上鼠標按照提示查看文秘站網更多資料為本文原創網站要澄清的認識。有人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發展水準還不是很高，提出以人為本有點為時過早；有人指出，以人為本具有人本主義的嫌疑；有人強調，以人為本就是以民為本的同義語，最好用以民為本代替以人為本。

一、什么是“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或者說“民本”思想，在不同歷史時代是有不同含義的。在封建社會中，“以民為本”即“民本”，這里的“民”是與“君”相對的，有時“民”則是與“官”相對的。封建社會開明人士所說的“以民為本”，沒有超出維護君權統治的范圍。在現代社會中，使用“以民為本”的理念，或者用“民本位”提法，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中所說的“民”一般也是與“官”相對的。所謂“民”就是人民群眾，而“以民為本”或者“民本位”這樣的表述是要說明，在我國社會中干部要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以這樣的原則來正確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這里說是“民”，并不是指全體社會成員，而是指社會成員中的“人民”這一部分人。在目前我國社會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稱之為“人民”的。一個人能不能稱之為“人民”的一分子，這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因此，就是在目前我國社會中，“以民為本”與“以人為本”這兩個提法也是有明顯區別的。

二、什么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中的“人”應包括：類存在意義上的人、社會群體意義上的人、具有獨立人格和個性的個人以及一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勞動者。以人為本中的“本”，主要有三層含義：第一，相對于人對人的依賴、人對物的依賴而言，它把人當作主體。在今天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人的依賴和物的依賴現象。所謂人的依賴，就是人對狹隘的“人情關系”和權力意志的依賴，人喪失其獨立人格，成為依附性的人。物的依賴，就是人對金錢、物質財富和交換關系的依賴，人成為物的奴隸，成為只為物而存在的人，見物不見人。這兩種人的存在方式阻礙人的健康發展，也對社會發展產生著消極影響。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強調人鄭重申明-本文來自文秘站網本資料權屬文秘站網，放上鼠標按照提示查看文秘站網更多資料的主體性。當然，這里的主體，既是權利的主體，又是責任的主體。第二，相對于人被邊緣化而言，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終的本質和根據。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人被邊緣化的傾向，許多人分析、思考和解決問題，缺乏人的意識、人的觀念和人的維度。其實，人是一切活動的主體和承擔者，又是一切事物的最終根據和本質。社會的發展，內在地要求明確把人理解為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本質。第三，相對于把人作為手段而言，它把人作為目的。過去我們往往較多地關注人以外的世界，而對人本身的世界關注不夠，認為人總是為人之外的某種東西而存在，而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社會發展進一步要求關注人的生活世界，關注人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的命運。

所謂“以人為本”的本來意義就是以人為根本，就是以人為中心，因為人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馬克思語）。今天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就是要求人們更加充分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保護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幸福，促進人的發展，無論是對于國家還是對于政黨來說，都是第一位的任務。“以人為本”，從其近代形成以來，本身一直包含著這樣一個實質性內容，即不能把人僅僅看作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必須把人本身看作目的。尊重人的人格尊嚴，在任何場合中，都要把人作為人來對待。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從“尊重人”這個最基本的要求做起，對于提高我國社會的文明水平具有深遠意義。

三、“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

（一）“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反映的主體的內涵不同。“人”和“民”這兩個概念，“民”是人相對的、特殊的概念。作為一種社會主體，它是特指的，或者說“民”是整個社會中的一大部分人。而“人”是個普遍性的概念，它是指任何一個現實的、有自然生命的、從事著實際活動的個人。這就是說，“以人為本”中的“人”沒有社會身份、不分社會等級，沒有“官”“民”區別，所以，“以人為本”理念中“人”這個主體，是指任何一個人而言的，是所有的人，它比“以民為本”更具包容性，外延更寬。

（二）“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理論基礎不同。“以人為本”是以人人平等的唯物史觀為基礎，它是唯物史觀的一種價值取向。“以民為本”是以“君權神授”思想為其理論基礎。現在提出并堅持“以人為本”從根本上擺脫了歷史局限性，對于反對特權意識、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極為重要的。

（三）“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在制度設計上的區別是出發點不同。“以人為本”包含著對個人價值的尊重，它意味著對任何個人的合法權利都應給予合理的尊重；也意味著對人的活動所面臨的對象，都應注入人性化的理念。“以民為本”維持嚴格的封建等級秩序，發展“民”的群體性，限制“民”的個性的道路，并以此為“民”建立生活原則和行為規范。

下面結合結合新交通法的爭論說明“以人為本”怎樣落實在制度建設中。

今年5月1日起，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實施。連日來，全國許多城市都舉辦了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這部法律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與民方便的原則，與每一個行人、駕駛員和家庭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它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對守法公民的尊重以及對交通執法人的懲戒。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機動車行經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上，遇行人橫過道路，應當避讓。”這些規定否定了“撞了白撞”，體現了對行人的充分尊重，與國際上通行的規定一致，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同時，為了敦促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更好地遵守交通法規，《道路交通安全法》大幅提高了相關處罰標準。

為體現 對生命的尊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國家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并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基金將用于搶救車禍中的傷者。如果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且機動車駕駛人已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這些條文都充分體現了對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這一交通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保護。

為了保障機動車駕駛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高速公路行駛的汽車駕乘人必須系安全帶，否則罰款二百。守法的駕駛人將受到獎勵。一年內沒有違章，無累計積分的司機，可以延長機動車駕駛證，也就是駕照的審驗期。

這部法律對違章駕駛員的處理，也體現出了“以人為本”，駕駛員在現場的，按規定處罰，不得拖車。拖車不得向當事人收取費用。如果拖車不當造成損壞，還要依法賠償。

北京青年報在評論新交通法行人通行為先這一原則時是這樣寫的：“《安全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時，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機動車行經沒有交通信號的道路時，遇有行人橫過道路，應當避讓。’這是以人為本思想的重要立法體現。對行人在人行橫道以及沒有交通信號的情況下賦予優先通行權，主要是考慮行人是道路交通的重要參與者，在我國人口眾多，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目前大多城市還是以混合交通為主的交通現狀下，行人作為弱勢群體相對于機動車來講，沒有相應的保護設備和防護措施，一旦發生事故，行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將受到巨大威脅。從立法本意的角度來講，相對于機動車的通行權，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則是更為重要的。”其實，更重要的是對生命和人格的尊重。

北京市在制定新交通法實施細則時召開了首次立法聽證會，其意義深遠，它標志著北京在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政治參與、保證立法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方面，又上了一個新臺階。

對新交通法中大多數的規定是應該得到大家的肯定的。至于最敏感的是第76條，即有關機動車和非機動車、行人方面的規定，還是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既然這次立法堅持“以人為本”的立法宗旨，為何還有如此之大的爭議？我想，以人為本的理念是積極的，是應該提倡的，但新交通法在這方面的處罰和責任判定，令車主們牢騷滿腹。我們不應該以此來全面否定新交通法。但是，嚴格約束機動車不應該等于放任行人和非機動車，否則，交通法就真的成為機動車法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交通法的實施還應有相應的宣傳、教育相輔。

一是加強學習、教育，不斷提高各類人員的交通意識和綜合素質，特別是提高行人和非機動車人員的交通意識，加強遵守交通規則的自覺性。目前，在我國只有司機學習交通規則，而行人、非機動車均不用學習，以至于他們成為交通法盲，經常違反交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