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4:52:06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西文化對比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大眾文化內涵
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主要包括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執政黨和政府倡導的以保持本國、本民族特色為根本目標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識分子理性思維、自覺意識和審美情趣的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工業化背景下由消費意識引導的、以普通大眾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會大眾為受眾的大眾文化在工業化背景下異軍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際增強的大環境下,關于大眾文化理論尤其是跨越東方和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更加成為焦點。
大眾文化建立在工業技術和商品經濟體系的基礎之上,反映大眾對日常生活的實踐、思想、體驗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樣化、商品化和娛樂性等特征。它是一種借助大批量生產、面向大眾傳播,使大多數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趨同的需要并凝聚為一個共同整體,最終在趣味、意義、信仰和價值上共享的后現代文化現象。
二、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發展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對大眾文化理論的研究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使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研究產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興起于20世紀30~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為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爾諾(Adorno)、馬爾庫塞(Marcuse )等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史上的所謂法蘭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眾文化概念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
東方特別是中國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強的當代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知識分子密切關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研究,并從不同層面或視角對大眾文發表見解。但總體趨勢是我國學者更多地對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持“拿來主義”,以啟蒙者身份自居,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簡單橫移,用以批判中國本土的大眾文化理念,必然由于東西方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諸多差異產生西方理論的語境脫離,帶來內容和思想上的雙重錯位。對法蘭克福學派發出補充或反對聲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蘭西(Gramsci)費斯克(Fiske)、旅美華人徐賁等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新思路。
三、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意義
首先,研究大眾文化的意義重大。任何一種體制下、任何一種文化下對于大眾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眾文化對民眾的影響巨大,對于大眾文化的正確界定、預測、和建構、改造對于我國增強民族凝聚力、加強對大眾利益與幸福的人文關懷等意義重大。既然大眾文化的創造者實際是屬于非大眾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精英們完全可以在引領大眾文化向正確健康方向發展的事業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語境下對于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將當代文化研究與西方的文化批評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可以他人為鏡,知己知彼。經濟、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帶給我們發展契機的同時也出現某些弱勢文化趨同于強勢文化的現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等大眾文化向東方的輻射,對于應該在大眾文化中起到引領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自覺意識,探究本土大眾文化的發展格局,并對西方大眾文化發展走向及內部規律進行破解,將本土大眾文化現象放到全球化大語境下進行觀照、解讀,抗爭西方大眾文化的霸權話語,引領本土大眾文化的方向,并最終服務于保持本國、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標。
現今,我國對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進行對比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存在幾個問題:第一,在中國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視社會、歷史與文化差別,搬用西方文化理論的話語的現象。不少批評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繼承過來,用以批判本土語境中的支配性壓迫力量,簡單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對象當作自己的批判對象;第二,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的深入、系統的研究與梳理,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基本特征和獨特功能的系統分析,更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本質內涵的深層次發掘,無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理論;第三,主要是采用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理論上的不足。因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并不是一種普適性的觀點,它所針對的時代和大眾文化狀況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有一定的區別。
西班牙文學理論家烏納穆諾在其《生命的悲劇意識》中說:“向一個人建議他應當成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議說他應該停止成為他自己。每一個人都必須守護他個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變他的事項與感覺的模式,這也只是當這一項改變能夠進入他精神世界,這一項變動必須發生在他個人的連續體之內。”其核心在于為大眾文化推波助瀾的每一個個體都有堅持本我文化、思維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對之進行滲透、引導,只能以進入其精神內核的形式和強度促使其自我潛意識的革命,通過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并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則可以改變大眾文化個體精神世界。
基金項目
橫向課題: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比較研究
主持人:遼寧醫學院外語部 馬麗娣
資助單位:錦州日報社
參考文獻
[1] 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根基和發展現狀,[J].徐輝,張貞,廈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眾文化比較研究——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學派及中國大眾文化的異同分析,[J].王慧博, 《理論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眾文化教程,陶東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語言與文化密切相關,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在社會言語交際中,必須遵守一條原則——禮貌原則。禮貌是各社會、各群體共有的普遍現象,是人們交際活動的基本準則,是維系人際和諧的工具和手段,是實現人與人之間成功交際的基本條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但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國度有不同的禮貌表達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禮貌原則的差異及其淵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際雙方增進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保證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
一、中西方禮貌原則概述美國語言學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語交際中的會話合作原則(c00pemtive nciple)。他認為在所有的語言交際中,說話人與聽話人都有一種默契和合作,使整個談話過程所說的話符合交談的目標和方向。其內容體現為合作原則的四準則:量的準則、質的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英國語言學家IJeech于l983年在G ce的“合作原則”基礎上,提出了另一條語用原則——禮貌原則。“禮貌原則”概括地說就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把不禮貌信念的表達減弱到最低限度。具體包括六條準則:得體準則(1.actMa)【im)、慷慨準則(GeneIos h蜘m)、贊揚準則(AppmhtionMa)【im)、謙虛準則(哆Ma】【ill1)、一致準則(A脒IntMa】【irI1)和同情準則(lhyMaD【ilTI)。盡管IJeech提出的禮貌原則的各準則在不同程度上適用于各種文化,但是不同社會間的文化取向、價值觀、思維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對各個準則的選取側重會有所不同。顧日國先生根據漢語言文化中的禮貌特征,在Leech的理論框架基礎上于l992年提出漢語禮貌五準則:貶己尊人準則、稱呼準則、文雅準則、求同準則和德、言、行準則。
二、英漢禮貌原則對比分析
若將Leech的禮貌原則與顧日國的產生在中國文化基礎上的禮貌準則相比較,我們便會發現二者的共性即是各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在禮貌原則的指導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社會人際交往中都努力變得更加禮貌起來,都渴求自己能夠被別人接受。我們在承認禮貌普遍性的同時必須認識到其相對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個國家和民族,實現禮貌的方法以及在禮貌的判斷標準上存在很大差異,這些差異是在社會、歷史、人文、地理等多種因素的長期影響下逐步形成的。正是這些因素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禮貌原則的運用和側重有所不同。
1.貶己尊人準則與謙虛準則
謙虛準則相當于漢語中貶己尊人準則的一部分,即以貶己來抬別人,指以盡量縮小對自己的標榜為準則。然而漢英禮貌原則由于產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跨文化語用研究中,對于同樣的禮貌現象會存在不同的解釋和反應。在漢語言文化中,貶己尊人準則是核心。在談到自己或和自己有關的事的時候要“貶”要“謙”,而談到聽者或者和聽者有關的事的時候就要“抬”要“尊”。“謙虛”是中國人的美德,但是中國人的“謙虛”與Leech提到的謙虛準則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漢語中經常聽到“一點薄禮,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飯請海涵”、“鄙人拙見”、“不敢當”等類似的客套話,真正把對自身的貶損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來表示禮貌。西方社會的人們饋贈禮物時,會直接表達自己精心挑選的禮物得到對方喜歡、欣賞的希望,如“Ithinkit Ubeuse t0y0u.”或“Ih0peyou’ulikeit.”出于禮貌,接受者會當場打開禮物表達自己的喜愛之心和感激之情。另外,中國人和西方人受到贊揚后的回應也存在很大差異。當受到稱贊時,西方人會欣然接受,說“anky0u”,避免損害對方的積極面子,符合禮貌準則。中國人受到別人贊揚時,往往是否定對方的贊美之詞,貶低自己,以示自謙。如“哪里,哪里”、“不敢當”、“我做的還不夠好”等。而這種答辭在英美文化中卻被看作是虛偽、缺乏自信的表現,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話被直言否決而認為對方不講禮貌。因此如果按漢語思維習慣與西方人交流,則必定會造成交際失敗。
2.稱呼上的差異
中國人“上下有異,長幼有序”的觀念在稱呼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使用稱呼語時應考慮聽話人的職業職務、年齡、性別、談話場合以及同談話人的關系等因素。如“王主任”、“劉老師”、“張經理”、“李醫生等。并且人們非常重視用自稱和他稱來體現禮貌。如他稱:貴姓、高見、大作等;自稱:鄙人、卑職、拙見等。而英美文化中的稱謂模式主要是稱謂詞Mr./Mrs./Miss./.+姓,如BiUG砒es,姓為Gates,名為BiU應稱其為Mr.Gates。漢語文化中所講究的“長幼尊卑貴賤”之分在家庭內部也有充分體現。在家庭成員中有叔、伯、姨、姑、兄、弟、姐、妹等表示輩分的稱呼語。若直呼姓名則認為是不禮貌的甚至是冒犯的。在崇尚平等的西方文化中無論地位和職位高低,人們更愿意相互直呼其名,同輩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這體現了朋友式的親密關系。另外,漢語的稱呼中經常出現“老”字,因為“老”是經驗和知識的象征。“老司樹’、“老爺爺”、“趙老”等稱呼體現了對年長者的尊重。這在西方是無禮的,人們無法容忍。西方人害怕“老”,因為這意味著“孤獨、痛苦、成為負擔”。他們不愿意用“老”這個詞,尤其是女性,最不愿意被問到的就是“H0woldarey0u?”
三、中西禮貌差異的淵源
在跨文化交際中,交際雙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統和禮貌用語系統,由于文化障礙所導致的信息誤解,使得交際中經常出現禮貌用語的語用失誤。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對于禮貌原則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文化價值差異
中西方兩種文化有著不同的禮貌評判標準。我國素有文明古國、禮儀之邦之稱,長期以來提倡“禮”的精神思想。“禮”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個重要組成部分。“謙虛”是中國人的美德,中國人的“謙虛”主要體現在“卑己尊人”上,這是在中國特定的文化環境下“禮”在交際中的具體體現,意味著貶低自己,抬高別人。漢文化重視謙遜準則,而西方文化則突出得體準則,認為欣然接受對方的贊揚可以避免損害對方的面子,是禮貌的。因此,西方人對恭維往往表現出高興與感謝,采取一種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顯露出與恭維者不一致,令人難堪。中國人則大都習慣否認,提倡“謙虛”和“卑己尊人”,但這種做法卻會給西方人帶來面子威脅。中國人使用語言進行交際更重要的是維系人際關系,形成和諧社會。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利用語言來表現個體的存在和價值。
2.自我觀差異
西方社會崇尚個人奮斗和個人價值,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獨立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具有相對獨立和固定的內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際中注重個人隱私和獨立,總是從個體主義立場出發,強調個人的面子。他們認為尊重個人的自由權利和獨立是禮貌的,反之,則是不適合的,甚至被認為是粗魯的。而中國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沒有相對穩定的內核,他人和自我的關系相對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內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關系而定,只有當自我被放在適當的社會關系中才會有意義,才會變得完整。漢文化人非常重視以及參與個體與團體的關系,注重集體榮譽感,在交際中,往往從集體主義文化觀出發,強調群體的面子。因此,不斷給宴請的客人夾菜以表示熱情,叮囑生病的朋友添加衣物、按時吃藥以表示關心等等在漢語言文化中是禮貌的表現,但在英語文化中卻被看作是侵犯個人自主的行為。
3.語言間接程度差異
關鍵詞:賴特;有機建筑;中國傳統建筑文化
Abstract:
Wright organic architecture theor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has a similar enlightenment. Such as Wright advocate natural building view and Chinese farming culture; Wright-phillips live organic theory and China's kanyu theory; Wright-phillips proposed building form following function and China region climate arou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of the residence.
Keywords: Wright; Organic architec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圖分類號:E2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引言
在四位現在建筑大師中,格羅皮烏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羅都在建筑從古典走向現代的道路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尤其是格羅皮烏斯,可以說是時代造就的建筑英雄。而賴特的建筑和思想,長久以來都自顧自的美在那。他的草原式住宅、有機建筑理論,與當時轟轟烈烈的機械化大生產沒有緊密的聯系。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建筑發展到今天,現代建筑已經從萌發走到成熟,再到人們開始反思批判。中國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支沒有中斷的古老文化,但是中國的的傳統建筑與現代建筑之間卻有著一道鴻溝。自之后,中國人將西方先進的東西拿來照抄學習,不僅在建筑形式功能上采用國際風格,我們甚至用西方人的觀點去評價中國的傳統建筑、傳統文化。
建筑功能與形式之間的關系,這個永恒的話題在CCTV大樓、國家大劇院在北京拔地而起之后,又一次引起我們新深深的思考。建筑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在精神層面我們到底該有怎樣的追求?什么才是符合這個時代的中國的建筑?賴特崇尚自然的建筑觀、他活的有機建筑理論和中國的傳統建筑文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又一次給我們以啟示。
1.賴特的建筑理論與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聯系
在人類發展史上,不同的地域出現相似的文化史屢見不鮮的,賴特的有機理論與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在一些方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1.1崇尚自然的建筑觀(有機理論)與農耕文化(堪輿學說)
賴特出生于1867年。從小他的叔叔們教育他如何在農場工作。在這個過程中賴特學會了預測天氣,學會了跟自然打交道。賴特后來總是對他的學生說:“你們應當了解大自然、熱愛大自然、親近大自然,他永遠都不會虧待你的。”這種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作品。在賴特的書本、文章、講話中有多種多樣的表述:有機就是自然(Nature),他還說:“一切事物的外部形式和發展都是由‘內部自然’所決定,自然這個詞是指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原理,它賦予生命以形式和特征,并使之活著”。賴特的有機理論強調的是建筑與周圍環境的和諧統一,是建筑與其使用者人的和諧統一。
中國是個以農耕為主的民族,這種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即以人與自然為核心的天人合一,早在先秦,中國傳統文化即強調天、人是自然界的法則。如中國的農學思想“三才”理論,即是“天人合一”的總結,大千世界皆由天、地、人三大要素組成,天人相參,天人相輔,是其中的靈魂和精髓。 具體到建筑,就要說到中國古代的堪輿理論,以今天的視角來看,一部分風水學就是分析建筑、環境、人三者如何和諧相處的學說。把這些哲學思想運用到建筑中去,可使建筑理論上升到更高的層次,構造的居住環境在本質上與自然相順應。
1.2建筑功能追隨形式
賴特的有機理論中講到形式追隨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以及建筑的統一性(entity)、整體性(integral)。這是現代建筑與古典建筑根本的不同。賴特曾表示過建筑應該是由內而外建造的整體,從功能需求發展出建筑形式。賴特一直強調有機建筑觀念是“活”的觀念,這種“活”觀念能使建筑師擺脫固有的形式的束縛,注意按使用者、地形特征、氣候條件、文化背景、技術條件材料特性的不同情況而采取相應的對策,最終取得跟自然的結合,而并非是任意武斷的強加固定僵死的形式。
在中國這片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在各種地形氣候、風土人情之下,人們“有機”的結合了當地的地理風貌、民族文化,創造出各式各樣的建筑形式。例如客家的土樓,客家民居形式是在客家人遷徙流離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并經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長期選擇而最終形成的。云南一顆印是四合院在在南方天氣以及山地空間不充裕的情況下的變體。陜西窯洞、北京四合院等等都在不同文化氣候等條件下根據生活的需要誕生的形式。
2當代建筑的反思
在現代主義這種統一的建筑語言席卷了世界之后,我們都期待建筑能有所突破,尤其是具有中華民族的特色。放眼中國近幾年的建筑,很多都背離了建筑的初衷,建筑不再是環境與時代的產物。有為了現代而現代的,也有為了仿古而仿古的。那么怎樣才是中國的,當代的,適宜的呢?賴特的活動有機,在今天中國的建筑中有多少體現?中國傳統的建筑文化如何在新時代中延續,如何在世界面前展現出民族的風采?
庫哈斯設計的CCTV大樓,附樓在被燒毀的情況下,為了維持主樓的結構,仍然不能拆除,這看起來多少有些荒唐。,站在北京人戲稱為“水煮蛋”,的國家大劇院面前,我不得不承認這個建筑是美的,可是從它與周圍的環境、歷史文脈的關系來看,它甚至會讓人感覺到,它與故宮相對而建是不真實的,它跟這里毫不相干。為什么當年貝聿銘先生面對這樣一塊基地的時候決定另選一處,并最后設計了香山飯店,由此我們可以體會到貝老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他深知這塊基地的意義是非同一般的。
這些年,為了體現城市的歷史文化背景,在文化遺址上建起的名目繁多的“一條街”。無論是仿照明清、唐宋還是秦漢,都用斗拱、彩畫、欞格窗、描紅貼金。傳統是針對歷史而言,在這個過程中建筑師只對地域歷史文化進行了一成不變的永恒延續,卻忽略了昨天是今天的傳統,今天的創新將是明天的傳統,是不斷發展的一個過程。如果傳統固定不變,停滯不前,則歐洲的哥特式、文藝復興、巴洛克式就不可能發展成今天西方現代國際式和后現代主義建筑。
當然,與此相對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值得借鑒。
建筑大師貝聿銘先生,于2007年為家鄉良身定做的蘇州博物館。在設計中闡述了他的設計理念:“中而新,蘇而新”。這個作品展現給大家的既是蘇州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建筑奇葩。這是貝聿銘在設計中對蘇州博物館新館的定位。在設計中貝聿銘尊重了蘇州建筑園林的歷史文脈,更重要的是在設計中它勇于在傳統中創新,雖然他強調博物館只屬于蘇州,強調的是它和蘇州的關系,和藏品的關系。但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它是時代的,在材料和形式的運用上都留下了不可掩飾的時代濃墨。
齊康先生的武夷山莊,是一個注重本國傳統和地域特點的并令人振奮的作品。齊康先生一方面借鑒了中國傳統古典建筑遺留下來的形式語言,通過重新的創造反映了武夷山悠久的文化。張毓峰先生主持設計的杭州歷史博物館主樓也是一個很好的將歷史、現代、地域、自然有機結合的的作品。
結語
建筑從古典走到現代,又從現代走向后現代。人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反思以求進步。在當今科技發達的時代,人們受到物質上的約束越來越少,文化上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不同地域的建筑只有找到自己的有機根源才可能成為有生命力的建筑,那么賴特的有機理論和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對于當代建筑無疑是有著指導意義的,并且,對于現代建筑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本身就是建筑最需要有機結合的元素之一。
注釋:
1. 項秉仁《賴特》1992年03月第一版 第31、32頁
二、雙語教學的實施效果
在雙語教學模式下,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提高了其英語語言水平。使學生對很多文化現象有了深刻認識,如,怎樣認識和評價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學生通過客觀平實的剖析,從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種具體文化形態等諸多層面來探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再解決“中西之爭”以及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問題。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師、學生都要去查閱原版資料,同時要用另一種語言的思維習慣來進行對比,更徹底使用對比的方式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另外,現在有很多院校都與國外有著定期或不定期的學術交流,或與國外院校合作辦學,這為教師帶來了進修或考察的機會,有助于提高教師的英語和專業水平,也為雙語教學提供了有利條件,利用這些條件,可明顯提高雙語教學的實施效果。
三、雙語教學的現狀
雙語教學理念的實施受許多客觀與主觀條件的制約,主要體現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較好的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雙語教材,老師只能查閱各種單語版本的教材與參考書,然后經過教師的組織與加工,變成雙語授課材料。這樣的講義系統性、科學性、邏輯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單語教材,而且理論深度也不夠,在指導學生深度比較方面就捉襟見肘。第二,學生英語水平制約。學生的英文水平,特別是口頭表達能力較差,使得雙語教學理念的實施有一定的難度。學生無法準確、流暢地敘述完某個文化現象,更無法用恰當的語言對其進行評價。老師上課英文講得多,學生就會聽不懂,進而聽得不耐煩,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師必須又用中文贅述一遍,影響了教學進度。第三,師資匱乏。合格的雙語教師是雙語課能否很好實行的關鍵。而目前全國各大院校的雙語教師均較匱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語教師和專業課教師擔任雙語教師。英語教師英語水平高,而專業知識薄弱,專業課老師專業基礎扎實但英語語言表達能力較弱。第四,雙語課和雙語教學理念不統一。至今學術界對雙語教學及雙語教學實施的意見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較早實行雙語教學的北美一些國家,對于雙語教學的批評也是不絕于耳。在此種情況下,雙語理念的實施更是舉步維艱。
翻譯工作是源語作者與目標語讀者之間交際過程的一部分,譯者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譯技巧都受翻譯目的影響。《紅樓夢》是一部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百科全書,它所包含的文化內容博大精深,如何將這樣一部經典之作介紹給外國讀者,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所有譯作中最完整的兩部作品就是楊憲益(Yang Xianyi )夫婦的英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譯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從德國功能學派的翻譯目的論出發,探討譯者的翻譯目的不同。在翻譯文化內容時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論基礎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德國功能主義翻譯學派將翻譯視為一項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際活動川。該理論學派的代表人物費米爾( Hans J. Vermeer)和諾德(Christiane Nord)等為翻譯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在費米爾的理論中,翻譯是基于源語文本的一種行為。“任何形式的翻譯行為,包括翻譯本身,顧名思義,都可以看作是一種行為。任何行為都有一個目標或一個目的。而且,一種行為會導致一種結果,一種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個新的事物。在這一理論框架中,決定翻譯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譯文預期的接受者,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識,對譯文的期待以及交際需求。每一種翻譯都指向一定的受眾,因此翻譯是在“目的語情景中為某種目的以及目的受眾而產生的語篇。芬蘭學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發展了費米爾的目的論,在他的理論模式中,翻譯被解釋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而設計的復雜行為”。翻譯行為的目的在于傳遞跨越語言與文化障礙的信息,“翻譯行為是產生某種信息傳遞著的過程。他為協調行為與交際合作而服務于上級行為系統。曼塔里特別強調翻譯過程的行為方面,重視行為參與者(行為發起者、譯者、譯文使用者)環境條件(時間、地點、媒介)的分析。諾德提出翻譯行為有三個主要特點: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際性。根據目的論的基本觀點:翻譯過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決定的,而是由譯文的預期功能(即翻譯目的)所決定的,要貼近讀者。在這里預期功能(翻譯目的)不僅是譯文的基本要素,它也決定了譯者的翻譯策略。而翻譯目的即指譯文的交際目的通常是由翻譯過程的發起者決定的,有時譯者也參與決定。目的論的理論基礎是功能主義,目的論者認為功能性是翻譯過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諾德的理論,如她所講沒有原文就沒有翻譯,功能性是最重要的準則,然而絕不是唯一的。但翻譯目的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譯文文字中,具體到譯者對每一個詞、每一句的處理。譯者選擇的不同翻譯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譯目的。
1995年美國著名翻譯家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異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與歸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兩種翻譯策略。異化法強調譯文應如實傳遞原作的信息內容,而歸化法強調譯文與原作對等的表現力。翻譯目的是影響翻譯策略運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選擇便不同。
楊憲益夫婦翻譯《紅樓夢》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譯語讀者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對譯者本人來說也認為應該讓外國人了解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而大衛·霍克斯基于要與譯語讀者分享書中樂趣的熱切愿望,在翻譯過程中,處處考慮如何使譯語讀者便于欣賞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譯目的,兩個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譯者在對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觀處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楊譯本忠實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為中心采用異化策略,忠實于原文,以期譯文可以和原著一樣具有永恒的藝術價值。而霍譯本著眼于譯人語的文化特色,以譯人語的讀者為中心采用了歸化策略,努力為譯文的讀者除掉閱讀和理解的障礙,把一切的陌生變為熟識,甚至不惜犧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從《紅樓夢》的兩個英譯本當中摘錄的有關宗教文化信息、歷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詞匯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對比。
二、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譯
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對語言的發展影響很大。英漢兩個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會體現在語言方面。《紅樓夢》作為一部中國古典名著,濃縮了中國儒道傳統文化的精華,佛教和道教思想貫穿于整個著作。而英語中出現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經》在整個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兩種文化在思維習慣上、語言表達形式上,都有著自己的特色。
例1原文:平兒忙笑道:“那是他們瞅著 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個靦腆小姐,固然是 托懶來混。”(第五十五回)
楊譯:Pinger replied : " They ’ 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because Madam Zhu’s a real Bodhisattva and you’re such a gentle young lady.”
霍譯:Patience said } `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Mrs. Zhu is such a kind,saintly person and you are such a quiet,shy young lady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例2鳳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后退。(第十二回)
楊譯:“Take care,”she whispered.“What will the maids think" He drew back instantly as if obeying an Imperial decree or a man date from Buddha.
霍譯:‘Take care’said Xifeng in a low tone.‘The servants might see you!’Obedient to his goddess s command,Jia Rui quickly drew back again.
例1中“菩薩”( Bodhisattva)和“佛”(Buddha)是佛教中的兩個形象,代表著慈悲和善良,因此,漢語中有“大慈大悲的菩薩”和“我佛慈悲”的習慣說法。楊譯時用異化方法保留了這兩個中國宗教形象,從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傳達了中國佛教文化。而霍譯則采取了歸化方法,為了使譯語讀者易于理解,在例1中,霍克斯放棄了原有的宗教形象只譯出了比喻意義,便于理解。在例2中,霍譯改變了原有的宗教形象,代之以基督教的形象,使用了為譯語讀者所接受的宗教詞匯“goddess",使譯文更加流暢自然。
三、詞匯意象的翻譯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著各個民族的智慧和歷史的文化結晶,其中相當一部分文化意象還與各民族的傳說,以及各民族初建時期的圖騰崇拜有密切關系。由于漢英兩種語言在語言表達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內容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同一詞匯在兩種語言中給人們的聯想意義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從譯文中在有關文化意象的詞匯翻譯上,也最能看出譯者的翻譯觀及其所遵循的翻譯原則和翻譯方法。
例3原文:比美人之態度兮,鳳袁龍翔 (第五回)
楊譯: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霍譯: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龍”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異動物,而“鳳”是古代傳說中百鳥之王,楊譯文忠實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將“龍”與“鳳”分別譯成了和" dragon”與“phoenix",向譯語讀者展示了龍與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時在英語里,phoenix傳說是一種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長生鳥,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為灰燼,然后從灰燼中復生為新的phoenix,為此在英語中它有復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傳說中是指一種身上有鱗,長有翅膀和長長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晰蝎,在圣經故事里是邪惡的象征。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譯為幫助其讀者正確理解原文,將這兩個易使讀者誤解的詞匯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較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話當中一種巨鳥,文化信息雖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譯語讀者對原文的一種誤解。
例4原文:怡紅快綠
楊譯: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
霍譯: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例5原文:怡紅院
楊譯:Happy Red Court
霍譯: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顏色對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視覺和心理上所引發的聯想和象征意義不盡相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紅色意味著喜慶、吉祥、興旺、歡樂、熱情,豐富的內涵深受鐘愛,大紅燈籠、春節的紅色春聯、紅雙喜字,等等。楊譯本忠實于原 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紅”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則意味著流血、危險或暴力和死亡,綠色則具有類似中國“紅”字的聯想意義,快樂健康。因此霍譯考慮其讀者的文化背景,將原文中的“紅”字處理成譯語讀者所熟悉的“綠”字,將原文的精神傳達給了譯語讀者,雖然是貌不合但神卻極相似。
四、歷史文獻典故的翻譯
在《紅樓夢》中,涉及到許多歷史文獻典故 和《紅樓夢》以前的文學作品,含有很強的歷史 文化色彩。而目的語讀者缺少這種原文作者和原文讀者之間共同的文化背景,沒有了文化背景他們在閱讀理解時就會感到茫然、莫名其妙,也就是缺乏相應的背景造成了文化空白(cultural gaps),這給理解帶來了困難。在對這一難題處理過程中,譯者根據各自的翻譯目的各顯其翻譯策略。
例6原文: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只膀子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就得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楊譯:As for Xifeng, 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譯: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國讀者立刻會把“楚霸王”和“項羽”聯系在一起,因為“楚霸王”不僅是一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他還是一個歷史人物。通過“楚霸王”這個比喻,中國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鳳和平兒的關系,看出平兒的重要性和才干,就象“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楊文翻譯時保留了“楚霸王”這一文化意象,因而平兒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達出來了。然而,沒有中國文學和歷史知識的讀者很難領會到這個歷史文化意象所傳達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釋,簡略介紹“楚霸王”這個歷史人物以及與之相關的故事。霍克斯為了使讀者能夠不費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棄“楚霸王”這一歷史文化意象,舍棄了其所蘊涵的深厚文化,簡單地使用了其比喻意義,體現了其取悅讀者,傳播原作故事情節為主的翻譯目的。
例7原文:黛玉:“你們瞧,孫行者來了!”(第四十九回)
楊譯:“Look,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
霍譯:‘LOOk,monkey!’
“孫行者”(“孫大圣”)是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中的主要人物,在《紅樓夢》中多次出現,用來描寫調皮、勇敢的年輕人。上例中的“孫行者”指的是史湘云。在小說中,黛玉用這個形象和史湘云開玩笑,一是因為湘云穿著毛茸茸的衣服,二是因為她調皮、勇敢。楊譯本忠實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孫行者”這一經典文化意象。霍譯本則為其讀者方便于理解而放棄了“孫行者”這一文化意象,用“猴子”這一普通形象來代替,只用了他的比喻意義,雖原文意象美有些受損,但對于譯語讀者來說,閱讀過程中就不會有任何障礙,原作的故事性絲毫不受影響。
引言
近年來涉及到霍譯本的譯評著作文章較重要的有肖家燕、洪濤、李晶和趙朝永等人,對兩種譯本中具體譯例的優劣得失都有所論析,如回目、人名、顏色、宗教等內容的翻譯特色及誤譯、漏譯的情況等。錢亞旭與紀墨芳于2011年發表《霍譯本中物質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的定量研究》(紅樓夢學刊),從定量的角度來分析其翻譯策略;肖家燕于2009年發表《概念隱喻的英譯翻譯》,注重研究文化負載詞的隱喻。但仍不足以一一反映其細部特征,對其細節部分分析以及成因的研究稍顯不足。本文擬就從歸化與異化的角度出發對楊憲益和霍克斯所譯(以下簡稱楊譯、霍譯)《紅樓夢》中的飲食文化負載詞進行深入探討,以期探索飲食文化負載詞的有效翻譯途徑。
一、異化與歸化的內涵
韋努蒂(Venuti)在1995年提出了兩類翻譯策略: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他把這兩類策略的源頭追溯到施萊爾馬赫及其1813年發表的《論不同的翻譯方法》一文。歸化是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異化是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要求譯者向作者攏。
二、《紅樓夢》楊霍譯本中飲食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對比
1.楊霍譯本的翻譯策略。《紅樓夢》楊霍譯本的翻譯策略,也是紅譯研究的熱點之一。總的說來,楊譯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基本上忠實于原文,強調把中國的文化原汁原味地傳達給譯語讀者。而霍譯本則向西方讀者靠近,采取了歸化于目的語讀者的態度,其目的是期望譯文更好的為西方讀者接受。
2.楊霍譯本的翻譯策略在飲食文化負載詞翻譯中的體現。
①千紅一窟
楊譯: 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
霍譯: Maiden’s Tears
楊譯似乎是中性,而霍譯文中明顯帶悲。其實,這個茶名最后一個字與“哭”諧音,所以霍將它意譯出來。“紅”在中文里也表“女性、少女”之意,楊在這里用異化把“紅”直譯成“red”,不加注釋易使西方讀者誤解為“鮮血”與“危險”。本文作者認為,楊憲益最好在第一次將“紅”翻譯成“red”時加注釋說明中英對“紅”的不同理解,這樣才能讓中國的這種文化慢慢融入西方世界。
②黃酒
楊譯:Shaosing wine
霍譯:Rice wine
黃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類之一,源于中國,且唯中國有之,與啤酒、葡萄酒并稱世界三大古酒。追溯歷史,紹興黃酒聞名古今。楊憲益將其譯為“Shaosing wine”,是用“紹興”這個地名來指代酒名,向外國讀者展示此酒有豐富的文化歷史內涵;霍克斯則將其譯為通俗易懂的“rice wine”,讀者一看即明其為何物,卻感受不到任何文化底蘊。
③掛面
楊譯:Noodles
霍譯:Vermicelli
掛面是一種細若發絲、潔白光韌,并且耐存、耐煮的手工面食,有圓而細的,也有寬而扁的。中國人喜歡吃面食,尤其在北方。遠在唐代,中國人就已經在食用這種“快餐”。楊憲益采用異化,將其譯為“Noddles”,是為了傳播中國掛面的獨一無二;霍克斯采用歸化,將其譯為“Vermicelli”,在西方飲食文化中通常表示“意面、意粉”,于外國讀者而言可減少閱讀障礙,卻無法呈現出中國文化特點。
三、楊霍譯本不同翻譯策略的影響因素
1.翻譯目的不同。影響翻譯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翻譯目的。翻譯目的論認為,翻譯的目的決定翻譯的原則和過程。在翻譯《紅樓夢》飲食文化負載詞時,楊氏夫婦是為了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飲食文化。因此,他們在翻譯過程中注重保存原著的中國飲食文化特色,而霍克斯的翻譯目的是為了滿足普通英語讀者的閱讀需要,因此注重譯本的可讀性。
2.主流翻譯理論與譯者文化不同。楊氏夫婦受到嚴復所倡導的“信、達、雅”的翻譯思想影響,同時習得漢語且受中國文化熏陶,將“信”,也就是對原文的忠實在第一位。在霍克斯所處的西方,受奈達的“動態對等”理論(Dynamic Equivalence)影響,且英語為母語,故翻譯的目的是使目的語讀者在理解和欣賞譯文時所做出的反應與原文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所做出的反應達到最切近的自然對等。因此,我們在《紅樓夢》霍譯本中見到最多的是歸化和意譯的身影。
【論文摘要】在英語教學實踐中,很多學生常把英漢文化等同,忽略了文化的差異,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許多誤區,阻礙了外語水平的提高,影響了教學效果。語言、文化和社會是密不可分的統一體。而語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在英語教學中,讓學生了解中西文化差異,豐富文化背景知識,對于英語語言的學習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化是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稱,是在一個社會漫長的形成演變中產生和發展的產物;而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要真正學會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所體現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掌握此語言的精髓。我們教師在教學中應逐步滲透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理解與把握。英語教學大綱指出,外國語是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獲取世界各方面的信息、進行國際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學習一門外語的過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對方國家文化背景知識的過程。
下面先來看一個對白:一個外國人稱贊一個中國人Your wife is beautiful , 中國人用where ? where ? ( 哪里? 哪里?) 來回答,于是外國人說:From head to toe (從頭到腳都美) ,中國人又謙虛地說:Not to be seen ,not to be seen (不見得,不見得) 。這樣的對話顯然是由于說話方對中西方社會習俗差異的不了解而引起的。在美國,稱贊對方或對方的家人是很重要的一種社交習慣,被人們稱贊時,要表示樂于接受并愉快地感謝,不要急于否認或自貶,也不應表現得扭捏不安。而在中國,聽到別人的贊美總要謙虛一下,因為這是中國的傳統美德! 因此如果不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差異,在英語學習和用英語進行交際時,就會產生誤解和歧義,不能得體地運用語言,以致鬧出了笑話。
就文化差異的內容來說,涉及面非常廣,從中西方的文學、音樂、美術、雕塑、建筑風格和人們的衣、食、住、交友、娛樂、節日等風土人情到日常見面問候、稱贊、致謝、道歉等生活習慣,還有中西方各自獨特的委婉語、禁忌語乃至體態語言等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有時對待同一個詞匯、同一個手勢、同一句話,英美人與中國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樣。所以,我們的英語教學幾乎是從第一天起就開始接觸中西方兩種文化的差異。通常有詞匯的文化內涵差異:如ambition(野心)一詞,本身具有褒貶兩種含義。我們常用其貶義表示“野心勃勃”,而美國人卻常取褒義表示“有雄心壯志”;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人以謙遜為美德,中國人在待人接物,舉止言行總考慮溫文爾雅,通常會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過獎)來應酬,這往往會讓說話者感到你在懷疑他的判斷力;抑或是用“Where? Where?”來回答,弄得外國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對隱私的界定差異:如中國人表示關心的“你去哪兒?”(Where are you going?)和“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語中就成為刺探別人隱私的審問監視別人的話語而不受歡迎;稱謂上的差異;由于這種文化上的差異,造成學生的簡單理解。同樣還把漢語中習慣上稱呼的“張醫生”、“王護士”稱為Doctor Zhang,Nurse Wang。英語中稱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如 :在中國稱中年以上的人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在西方,“老”卻意味著衰朽殘年、去日無多,因此西方人都忌諱“老”、都不服“老”。在美國老人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社會里,老人們養成了堅持獨立的習慣。所以美國的老人都不喜歡別人稱其為老人(elderly people),在美國都用“年長的公民”(senior citizens)這一委婉語來指代老人。
對于別人送來的禮物,中國人往往要推辭一番,接受以后一般也不當面打開。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對于別人所送的禮物,一般都要當面打開稱贊一番,并欣然道謝。 ( Thank you ,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在講英語的國家,談天氣是很保險的搭話方式,如:——Lovely weather, isn’t it? 又如:中國人也喜歡用“去哪啊?”打招呼,如果和你的外國朋友說“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人會不太高興,有甚者會說“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著嗎?)”。還有禁忌話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明顯的禁忌話題要數“How old are you?”。對于中國人來講可能覺得很正常,可是對于說英語的國家人來講他們更注重“個人隱私”,因此多半情況下,他們會告訴你“It’s a secret.”
由此可見,文化差異的確是英語教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更進一步說,在我們進行英語教學時,學生好比是整個建筑,文化是建筑風格,語言是建筑實體,而老師就是建筑設計師。學生對中西文化差異的了解程度,直接決定著學生能否自如得體地運用英語的能力。而且在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因素,還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賦予語言以情感色彩,使學生帶著趣味情感學習,這樣學生對所學語言材料的印象就會深刻而牢固,理解也會透徹而容易,那么在教學中,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筆者認為:可以在課堂上結合課本介紹詞匯的文化內涵,教師在語言教學中應該有意識地總結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詞匯和習慣用語。例如red 一詞,無論在英語國家還是在中國,紅色往往與慶祝活動或喜慶日子有關,紅色象征著激情。但在英語中的紅色還意味著危險狀態或使人生氣,如red flag (引人生氣的事) 。加強中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感謝、謙虛、贊揚、表示關心 、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覺自然地滲透到英語教學中。
在課堂上,同學們可以交流與角色表演,教師可以讓學生收集一些有關國外文化方面的資料,如畫報、雜志、圖片等,研究不同國家人民的服飾、裝飾、發型等,使他們在這一過程中了解不同的文化。課外活動的形式更是多樣化,可以讓學生欣賞或學唱英文歌曲。誦讀英文詩歌,排練英文短劇。利用多種渠道、多種手段,吸收和體驗異國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語國家的物品和圖片,讓學生了解外國藝術、歷史和風土人情;運用英語電影、電視、幻燈、錄像等資料給學生直觀的感受,使學生對英語的實際使用耳濡目染。向學生推薦閱讀體現外國文化的簡易讀本,以增加對英語文化的了解;邀請中外“英語通”作中外文化差異方面的專題報告;組織英語角,英語晚會等,創設形式多樣的語言環境,加深對文化知識的實際運用。
總之,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注意語言教學,而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及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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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各自的形成背景和發展過程不同,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風俗習慣、風土人情、文化傳統,因而存在很大的差異。語言作為文化的基本傳媒形式之一,不可避免地映射了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商務英語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自如運用英語的綜合能力。這就要求任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滲透中西文化差異教育。讓學生感知了解并熟悉掌握兩者之間的差異,從而為正確使用地道的英語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
一般來說,中西文化差異有以下幾個因素:
1對事物認識的文化差異
例如, dragon(龍)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吉祥、權力、威望的象征。而在西方神話傳說中,卻表示邪惡的怪物。在中世紀,dragon是罪惡的象征,圣經故事中惡魔撒旦(satan)就被認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還有“潑婦”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語國家人中所引起的聯想與中國人的“龍”完全不同,所以,翻譯時就要特別小心。東亞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四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被西方人稱為“亞洲四小龍”,將其翻譯成英語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當。有人建議翻譯成Four Asian Tigers,這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文化信息的對等,因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種強悍的動物,至少不會讓人聯想到某種可怕的動物。再者,tiger一詞收在1993年版的《牛津英語詞典增補本第二卷》(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Ⅱ)中的釋義:A nickname for any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smaller economies ofEastAsia, esp. those of Hong Kong,Singapore,Taiwan,and South Korea.(任何一個在經濟上較為成功的東亞小國或地區,尤其指香港、新加坡、臺灣和韓國。)所以說,將“亞洲四小龍”翻譯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達到了對等。
再如,我國著名的“白象”牌電池,翻譯成英語White Elephant,語義信息對等雖然不錯,但從文化信息對等來看卻是糟糕的翻譯,因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國家中意思是“沒有用反而累贅的東西”。這個含義源自一個傳說。相傳有個國王討厭手下的一個大臣,為了懲罰他,國王送給該大臣一頭白色的大象。該大臣發覺這頭象非常棘手,因為是國王送給他的,他既不敢轉送給他人,更不敢宰殺,只好小心地侍侯著它。可是白象的胃口極大,把大臣給吃窮了。由此可知,英語國家的人恐怕不會買牌子為White Elephant的電池,因為消費者不愿買“沒有用反而累贅的東西”。那么。“白象”牌電池應該怎樣翻譯呢?我們可以考慮用一種西方人心中象征著強大、有力量的動物lion來代替,將“白象”譯成Brown Lion。如果買來的電池威力無比,顧客何樂而不為呢?
2顏色的文化差異
不同文化的人對顏色的認識盡管有相似之處,但他們對各種顏色的感覺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歷史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不同。例如,藍色在英語國家有憂郁的含義,美國有“藍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語中意思是“沒有價值”,所以,把“藍天”牌臺燈翻譯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沒有用的臺燈”,這樣的臺燈怎能銷得出去呢?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時人視藍色為倒霉的顏色。藍色在中國人心中一般不會引起“憂郁”或“倒霉”的聯想。盡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藍鳥”汽車并不是“傷心的鳥”的汽車,否則怎么會用Blue Bird作為汽車商標呢? blue bird是產于北美的藍色鳴鳥,其文化含義是“幸福”,所以,英語國家人駕駛Blue Bird牌的汽車,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駕駛Blue Bird牌汽車的中國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駕駛世界名牌汽車是一種身價的體現和財富的象征。英語國家視“紅色”為殘暴、不吉利,紅色意味著流血。在中國紅色預示著喜慶,中國人結婚習慣穿紅色衣服。經商時,商人希望“開門紅”。經營賺錢了,大家都來分“紅利”。某員工工作出色,老板發給他“紅包”。美國人一般不喜歡紫色;法國入不喜歡墨綠色卻偏愛藍色。在馬來西亞,綠色被認為與疾病有關。巴西人忌諱棕黃色。西方人視白色為純潔、美好的象征,在中國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義。在西方文化中,人們可能將綠色和“缺少經驗”聯系起來,而在中國綠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3數字的文化差異
眾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認為是不吉利的數字,其原因就是與圣經故事中耶穌被他的第十三個門徒猶大出賣有關。所以,在西方國家,人們通常避免使用“十三”這個數字。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數字“十三”沒有這種文化含義,但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近來這種蘊涵也被國人所接受。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九”因為與“久”同音,所以“九”經常用來表示“長久”的意思。例如,我國歷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長治久安。因此,我國便有“999”藥品。英語中的nine沒有這種含義。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標的商品出口到英國,因為“666”在《圣經》里象征魔鬼。“七”在歐美國家有積極的意義。所以,商標為“7-Up”的飲料翻譯或漢語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語國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當于中國人的“八”。“七”對英語國家人是個大吉大利的數字,投擲中以“七”為勝利。商標還有Mild Seven、7-Eleven(連鎖店)。但在我國,“七”是個普通的數字。上海生產的“三槍”牌內衣,是名牌產品,翻譯成英語Three Guns。如果將Three Guns牌內衣出口到日本、哥倫比亞及北非地區,會受到消費者的歡迎,因為“三”在這些國家表示“積極”的意思。但是,在乍得、貝寧等地,則不能將“三槍”翻譯成Three Guns,因為在乍得像“三” ,這樣的奇數表示“消極”的意思,在貝寧“三”含有“巫術”的意思。
教師在商務英語的教學過程中應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采取適當的教學方法,使他們了解以上列舉的中西文化差異因素,提高聽說能力,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教師按學生需要定期組織視聽說活動。在視聽說活動中,注意培養學生對聽力口語的興趣,增強學生的文化意識開拓其國際視野。定期舉辦英文短劇表演、英語演講比賽等活動,不僅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語言交際能力,而且還能提供給學生接觸英美文化信息的機會,增強學生對英美文化的興趣。開展一些有關漢語文化和英美文化的對比講座,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漢語文化和英美文化之間的差異,克服文化障礙,排除母語對理解英語信息的干擾。結合課堂教學內容,利用圖片、視頻、電影電視節目等手段,在課堂上創造英美文化氛圍,使學生身臨其境地學習英語語言知識。電影作為一種生動的教學媒體和學習資源,可以再現真實、豐富的語言學習情景,加深對英美國家文化的了解,以便更透徹地理解中西文化差異。 文化背景知識的積累促進了對英語語言的透徹理解,對語言智能的開發有輔助作用,對語言的理解有激活作用。在商務英語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竭盡全力為學生創造英語氛圍,采取寓教于樂的形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讓其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學習英語語言知識和文化背景知識,找出中西差異,培養學生綜合運用英語的能力。 營造文化背景知識氛圍包括外部氛圍和活動內的語言氛圍兩方面。外部氛圍包括在教室內外張貼英美名人的照片、反映英美大學生校園生活的照片、外國風景畫,課間播放一些英文歌曲,如果條件允許,還可以組織邀請、交流活動。活動內的語言氛圍,包括請外教或留學生與本校學生進行交流,給每個學生起一個英文名,可以讓他們在英語活動中體驗到自己在“扮演”外國人,考慮到英美國家的風土人情,自信、流利地使用英語進行交流, 從而提高其跨文化交際能力。
總之,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傳承文化的載體,而語言的學習旨在運用,在商務英語的教學過程中,任課教師應潛移默化地向學生滲透中西文化差異,采用各種教學手段,讓學生多角度地了解英語語言的背景和內涵,把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提高學生英語商務英語的綜合能力,從而提高其在商務活動中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參考文獻
英語作為一種外國語言,我們在教授與學習中應通過語言知識的學習和聽說讀寫的技能訓練,滲透有關的政治、文化、風土人情、風俗習慣等西方文化知識,以培養學生的文化交際能力。
一、中西文化差異
(一)稱呼語。
漢語中的親屬稱謂有泛化使用的傾向,不僅用在親屬之間,在非親屬之間也經常使用。年輕人對長輩稱“叔叔”、“阿姨”;對平輩稱“大哥”、“大姐”。但在英語中.親屬稱謂不廣泛地用于社交。如果在交際的工程中我們稱對方“UncleGreen”“AuntieBrown”,對方聽了會覺得非常別扭。在英語文化中,只有關系十分密切的情況下才使用此類親屬稱謂且后面不帶姓,只帶名,如“UncleTom”。又如“教師”這一詞語。在中國的校園中,我們在稱呼教師的時候很自然地會叫“王老師”、“張老師”、“李老師”。我們不僅把“教師”這一詞語當成是一種稱呼,還把它當成一種尊敬的方式。而在西方國家中,“教師”僅僅是一個職業而不是一種稱呼,所以如果把格林老師叫成“TeacherGreen”,顯然是不正確的。對方聽完后.也會感覺非常別扭。在英語中,可以稱呼對方“Miss.,Mrs.,Mr.”等。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如果對于女士,在不知其婚否的情況下,稱對方為“Ms.”是最保險的。
(二)打招呼。
中國人見面喜歡問對方姓名、年齡、單位及收入等。而西方人很討厭人家問及年齡與收入等個人私事。中國人路遇熟人總愛寒暄:“吃飯了嗎?”“到哪兒去?”“上班呀?”等。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用語。但你若跟西方人這樣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們則會認為,你想請他吃飯或者干涉其私事,會引起誤解。西方人見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三)客套語。
中國人注重謙虛。在與人交際時,講求“卑己尊人”,把這看作一種美德,這是一種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禮貌現象。在別人贊揚我們時.我們往往會自貶一番,以表謙虛有禮。西方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文化習慣,當他們受到贊揚時.總會很高興地說一聲“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異,我們認為西方人過于自信.毫不謙虛;而當西方人聽到中國人這樣否定別人對自己的贊揚或者聽到他們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時,會感到非常驚訝,認為中國人不誠實。
(四)隱私。
中國人的隱私觀念比較薄弱,認為個人要歸屬于集體.在一起講究團結友愛.互相關心,故而中國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別人的酸甜苦辣,對方也愿意坦誠相告。而西方人則非常注重個人隱私,講究個人空間,不愿意向別人過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讓別人干預。因此在隱私問題上中西雙方經常發生沖突,例如:中國人初次見面的時候,為了拉近彼此的距離.總是會涉及到一些個人問題,譬如年齡、婚姻、收入等。而英語國家卻對此比較反感,認為這些問題是對個人隱私的一種侵犯。年齡在西方國家一向是一個敏感的話題。英語國家的人都希望自己在對方眼中顯得精力充沛、青春永駐,對自己實際年齡秘而不宣,婦女更是如此。同樣,對于中國人常用的寒暄用語:“去哪啊?”在外國人眼中也是一種對于隱私的窺探.在與外國人交流的過程中,也要避免。
(五)感謝和答謝。
中國人在家族成員之間很少用“謝謝”。如果用了.反而會疏遠彼此之間的距離。而在英語國家“Thankyou.”幾乎用于一切場合,所有人之問,即使父母與子女,兄弟姐妹之間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飲料,準備一桌美餐,對方都會說一聲“Thankyou.”公共場合,不管別人幫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聲“hTankyou.”這是最起碼的禮節。當別人給自己提供幫助、服務或食物的時候,中國人即使內心很想接受,回答通常也是:“謝謝.不用了。別麻煩了。”這其中表現了中國人的含蓄與委婉。而外國人接受時會直接說“Yes,please.”拒絕時會直接說:“N0,thanks.”這其中體現了外國的人直接和坦誠。
中西方的文化存在著很多差異,在英語教學中就不能只單純注意語言教學,而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人.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二、培養學生文化意識的方法
(一)注重介紹英語詞匯的文化意義,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
英語詞匯在長期的使用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意義.所以在教學中,教師要注重對英語詞匯的文化意義的介紹,以防學生單純從詞匯本身作主觀評價。如:當我們看到英語中“Heisawolf.”這個句子時,還以為是“這個人很兇”,實為“他是個好色之徒”。對具有文化背景意義的詞匯,除講清其概念意義外.還要介紹它們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識,有時還可適當擴展知識內容,順便講一些相關的外國風俗習慣等。如在老鼠的習性上,英語和漢語的文化附加義大相徑庭。在漢語中有“賊眉鼠目”、“鼠目寸光”等成語,用以形容鬼鬼祟祟和目光短淺。而老鼠在英語俚語中可指女人、怕羞的人。在中學英語教學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具有文化背景意義的詞匯。應做有心人,隨時給予介紹,使學生達到真正地掌握英語的目的。
(二)創設運用英語的情景,培養學生的英語思維方式
我們的學生雖然水平有限.不可能完全達到運用英語思維,但是作為教師必須進行引導,由易到難,逐步培養這種思維能力。背誦就是一種很有效的方式,教師挑選一些有關外國文化的小文章,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里進行背誦,接著教師就文章的內容提出問題,這個時候學生是不需要先把問題和答案翻譯成漢語再進行回答的。對于基礎較好的學生來說可以進行復雜的訓練活動。如:編排話劇、講故事等。這些方法既可以讓學生初步了解西方人待人處事的態度和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風土人情,更能有效訓練英語思維,運用英語交流,真正達到學習英語的交際目的。
許多學者對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做出過研究,表明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的關系密不可分。文章首先論述了文化教學對高職英語專業學生的重要性,然后對高職跨文化交際課堂的教學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做法和建議。
關鍵詞:
跨文化交際;教學方法;高職教育
2007年,教育部頒發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提出,大學英語除了是門語言基礎課程以外,也應是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大學英語課程設計也應充分考慮培養學生的文化素質和對其傳授國際文化知識。但是,我國大學英語專業文化教學仍然“沒有可以依據的完整的文化教學大綱”[1],對于英語課堂中文化因素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討論尚在宏觀層面。本文旨在分析文化教學對高職英語專業學生的重要性以及根據高職學生的特點,提出跨文化交際課堂教學中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法。
1文化教學對高職英語專業學生的重要性
當今的高職英語專業學生,大多是從初中甚至小學就開始學習英語,掌握了一定的詞匯、語法知識,足夠完成日常英語對話。但是,當學生用英語與外國人溝通時,常常不知所措,不能進行有效的交流。究其原因,正如張友平指出:“外語學習到了一定程度,其主要障礙已不在語言本身,而在于學習者對目的語和母語的社會文化知識的了解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兩種文化差異的熟稔與思辨。”[2]英語對高職學生來說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溝通工具,而對英語文化內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高職學生能否利用英語進行無障礙交流。
1.1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能夠記錄和反映文化;文化也在方方面面影響和塑造著語言。Nieto指出:“語言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時也是文化的一部分。”[3]同樣,Samarar也提出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4]。他們相信,文化與語言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語言表達和象征著文化,是文化現實的形象體現。”[5]因此,語言與文化是共生關系,語言學習者在二語習得過程中必定會面對目的語文化問題,而外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必定會觸及到文化因素。在教學中,文化通常被分為兩類:根據LEE[6]的定義,較為明顯的文化因素如節日、習俗、歷史、地理等被稱為CulturewithaBigC;而隱含在外露文化現象下的因素如信仰、價值觀、社會規范等則被稱為CulturewithaSmallC。這種分類的好處是簡單直接,易于理解,符合高職學生的認知水平,利于教師在課堂上開展教學活動。
1.2學習需求和興趣
不同于本科英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高職英語教育重視英語與職業行業的結合,培養復合型外語人才。英語作為交流工具應用到商務、外貿、展會等行業中,一旦學生對英語文化內涵理解不足,容易造成溝通上的偏差和誤會,影響業務的開展和完成。因此,從人才培養和與職業接軌的角度看,加強高職學生的英語文化教學十分必要。另外,興趣是重要的學習動機。據調查發現,學生普遍認識到文化知識對英語學習的重要性,對西方文化的興趣十分濃厚[7]。而且學生對關于西方國家政治、地理、節日風俗等文化知識顯示出極大熱情,報讀相關選修課的學生人數也常超出預期。可見,高職學生不僅在工作、學習層面需要英語文化知識,在情感上也十分愿意學習相關內容。
2跨文化交際課堂中的教學方法
由于文化的定義過于廣泛抽象,英語學習過程中又缺乏良好的語言和文化氛圍,在實際課堂上,文化教學給教師帶來了一定的難度。以下幾種方法具體可行,能激發學生的學習。
2.1適度引入文化理論
文化的內涵十分廣泛,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屬于抽象概念。在講授、分析和討論文化現象和知識時,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而一些學者對文化的闡述和理論則正好可以給文化教學提供幫助。如有關“冰山理論”的文化:位于水面上的冰山可以看作語言、食物、服飾等明顯可見的文化范疇,只占文化的一小部分;而位于水面下的冰山則表示意見、態度、價值觀、行為準則等隱含的文化因素,占文化的極大部分且更為根本及重要[8]。這一理論使學生對文化有更為感性直觀的認識,也明白到中西方文化在生活習慣、節慶習俗、行為方式上的不同來源于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觀,有利于學生提高跨文化意識。另外,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1)權利距離;2)個體/集體主義;3)男性化/女性化社會;4)不確定規避;5)長期/短期導向也是幫助我們分析、探討文化現象和文化因素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引入文化理論的目的在于幫助我們利用一定的標準去分析、探討和研究文化知識,因此,應結合高職學生的理解水平,選取較為簡單直接、易于理解的文化理論,使文化講解更為直觀具體。
2.2善于利用圖像、影視作品
視聽結合教學方法能有效提升教學效果,而事實也證明,圖像和影視作品較能給予學生感性認識,激發其學習愿望。例如,在講解中西方行為習慣和思維模式差異時,可給學生展示組圖“一個德國人眼中的中西文化差異”。組圖顯示出中西方文化對待不同問題的不同看法。例如,對待天氣,西方人偏愛晴天,而晴雨天氣對東方人的心情影響不大。又如,在孩子教育問題上,西方人傾向于把孩子看作一個獨立個體,而東方人則偏向以孩子為中心,等等。然后再針對這些對比,提出問題,引導學生進行反思、討論及發表個人看法。再有,在講授非言語交際時,可選取電視劇“LietoMe”某些片段,讓學生感受中西方在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上表達的異同。還有,涉及西方餐桌禮儀時,可截取電視劇“DowntonAbbey”中某些場景進行講解。雖然這一教學方法應用廣泛,但若想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需要教師花費頗多精力選取材料和設計教學步驟:首先,在教學前應對材料進行精心篩選和截取,務求選取能合理貼切、客觀直接地闡明文化知識的內容;其次,應該控制影視作品播放的時長,始終帶領學生把焦點放在將要講授的文化知識上;再次,課前還需對教學過程進行合理的設計,巧妙地引導、組織學生進行自主性、探究性學習;最后,在課后,教師還應根據學生的反饋重新審視所選的圖像或影視作品,并及時調整教學步驟或方法。
2.3中西文化對比與反思
能夠正確認識中國文化是成功學習英語文化的重要前提。如果要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意識,首先要讓學生對自身文化進行深刻了解和反思,再將其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學生長期處于中國文化之中,難免會忽視身邊的文化現象。對此,教師應適時指出并幫助學生進行總結與反思。例如,在講授美國核心價值觀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時,可先指出與之相對應的中國傳統價值觀col-lectivism(集體主義),并引導學生羅列出生活中常見的能體現集體主義的例子,然后與individualism作比較,最后再幫助學生找出中西價值觀差異在歷史、地緣、政治等方面出現的原因。熟知中西文化差異的表象并了解差異出現原因對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尤為重要。當文化敏感性提高了,學生在遇到跨文化交際沖突時,便能迅速根據目標語文化習慣采取相應的交際策略,完成交際任務。另外,在課堂教學中,還可采取更多其他的教學手段。在碰到西方典型文化詞匯(如:sin,apple,yuppies等)或意象詞匯(如:owl,bluebird,bat等)時,可對其進行講解和分析。例如,sin(原罪)就是一個有宗教內涵的詞匯。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影響頗深,而“原罪說”則是基督教重要教義之一。通過給學生解析原罪的含義、構成和對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能使學生對西方文化及其根源有進一步的了解。又如,bat(蝙蝠)這一意象在中西文化中的象征相差甚遠。在中國,由于“蝠”與“福”同音,所以在很多的建筑、雕刻、畫像、刺繡等都出現蝙蝠的形象,代表著幸福。但是,在西方,蝙蝠被認為是吸血鬼的化身,象征著神秘陰森、邪惡等。通過對文化詞匯和典型意象的講解,學生在讀懂字面意義的同時,更能夠體會字里行間的言外之意,加深理解。還有,教師可給學生展現跨文化交際案例,如跨國公司廣告、由價值觀各異引起的交際沖突、肢體語言造成的理解有誤等,引導學生分析例子、歸納交際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挖掘交際失敗的深層理由,進而提高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培養跨文化交際技巧。再者,還可組織學生對英語經典名著賞析、扮演和改編,一方面加深學生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引導學生進行中西文化對比,寓教于樂。
3結語
總之,高職跨文化交際教學應從學科特點、學生需求和興趣出發,在介紹文化現象的同時,利用相關理論、影視作品等手段,較為客觀地展示其背后的深層文化內涵,讓學生了解隱含在外露文化現象背后的行為準則、價值觀、世界觀等,使學生“知其然”,還“知其所以然”。另外,教學過程中,我們還應幫助學生加深對本土、本國文化的了解,進而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歸納、總結和反思,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跨文化意識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參考文獻:
[1]呂文麗,李曉紅.高校英語語言文化教學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J].河北聯合大學學報,2014(2):136-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