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寫作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啟蒙寫作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關鍵詞：都市報;時評;綜述

一、引 言

都市報是以廣大城市居民為主要讀者對象、采取市場化經營手段、強調新聞性和服務性的綜合性日報。初創期的都市報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社會新聞闖天下，以信息量大以及時效性、貼近性強等特點吸引讀者。經過十余年的摸爬滾打，走向成熟的都市報面對新聞環境和讀者需求的變化，適時而動，大打時評牌，有人將此稱為繼20世紀初《時務報》和20世紀40年代《大公報》“星期社評”之后的第三次時評熱。

紙媒、廣電、網絡上方興未艾的時評熱潮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青年報》等新銳報紙時評專欄專版的開辟不無聯系，而2002年《南方都市報》在第二版開設整版時評這一開創性舉動則帶動了都市報的時評熱。最先探索創辦時評版的是《中國青年報》、《深圳特區報》等黨報、機關報，而近幾年，創辦時評版熱情最高的則是都市報，其時評版在數量上也遠遠多于其他報種。

二、現有研究成果

與近幾年業界興起的時評熱相對應的是學界對時評的研究熱，僅就學術論文而言，在中國學術期刊數據庫以“時評”為主題能搜索到上千篇研究論文，這些研究大致可分為四類：一、從新聞業務角度研究時評的寫作規范。二、從新聞史的角度研究時評的歷史沿革及發展趨勢。三、對時評專欄專版的個案研究。四、對近幾年興起的時評熱的反思。

具體到對都市報時評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12月能獲得以都市報時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59篇。這些論文集中于2003年之后發表(見表1)，這與業界都市報時評版的創辦是相切合的。2002年《南方都市報》在都市報中率先開辦時評版，拉開了廣州報業的時評戰，時評的“廣州現象”也隨之蔓延到其他地區。2003年11月5日，《京華時報》開辟時評版，2003年11月11日，創刊伊始的《新京報》即推出時評版，引發了京城報界的時評熱潮;東部地區南京的《現代快報》《南京都市報》、上海的《東方早報》，中部地區武漢的《楚天都市報》、長沙的《瀟湘晨報》的時評版等也是在2003年之后相繼創辦。

摘 要：近幾年業界興起時評熱，其中熱情最高的是都市報，與此相應的是學界的時評研究熱。目前對都市報時評的研究分為三類：一是對都市報時評專版的個案研究;二是對都市報時評興盛的原因、總體特征、意義及發展趨勢的研究;三是對都市報時評熱的反思。這些研究都是將都市報時評作為一個點進行探討，鮮有以動態、發展的眼光來對都市報時評展開研究，因此，有關都市報時評本身、都市報時評版運作模式發展變化的研究仍然處于空白。

關鍵詞：都市報;時評;綜述

一、引 言

都市報是以廣大城市居民為主要讀者對象、采取市場化經營手段、強調新聞性和服務性的綜合性日報。初創期的都市報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社會新聞闖天下，以信息量大以及時效性、貼近性強等特點吸引讀者。經過十余年的摸爬滾打，走向成熟的都市報面對新聞環境和讀者需求的變化，適時而動，大打時評牌，有人將此稱為繼20世紀初《時務報》和20世紀40年代《大公報》“星期社評”之后的第三次時評熱。

紙媒、廣電、網絡上方興未艾的時評熱潮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青年報》等新銳報紙時評專欄專版的開辟不無聯系，而2002年《南方都市報》在第二版開設整版時評這一開創性舉動則帶動了都市報的時評熱。最先探索創辦時評版的是《中國青年報》、《深圳特區報》等黨報、機關報，而近幾年，創辦時評版熱情最高的則是都市報，其時評版在數量上也遠遠多于其他報種。

二、現有研究成果

與近幾年業界興起的時評熱相對應的是學界對時評的研究熱，僅就學術論文而言，在中國學術期刊數據庫以“時評”為主題能搜索到上千篇研究論文，這些研究大致可分為四類：一、從新聞業務角度研究時評的寫作規范。二、從新聞史的角度研究時評的歷史沿革及發展趨勢。三、對時評專欄專版的個案研究。四、對近幾年興起的時評熱的反思。

具體到對都市報時評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12月能獲得以都市報時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59篇。這些論文集中于2003年之后發表(見表1)，這與業界都市報時評版的創辦是相切合的。2002年《南方都市報》在都市報中率先開辦時評版，拉開了廣州報業的時評戰，時評的“廣州現象”也隨之蔓延到其他地區。2003年11月5日，《京華時報》開辟時評版，2003年11月11日，創刊伊始的《新京報》即推出時評版，引發了京城報界的時評熱潮;東部地區南京的《現代快報》《南京都市報》、上海的《東方早報》，中部地區武漢的《楚天都市報》、長沙的《瀟湘晨報》的時評版等也是在2003年之后相繼創辦。

綜觀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歸為三類(見表2)。

一是對都市報時評專版的個案研究，有26篇論文，占研究總量的44%。這類論文既有對都市報時評版特色的整體研究，如吳玉蘭《都市報評論版特色分析——以“楚天時評”版為例》一文分析了“楚天時評”專版的三大特色：“欄目有特點，版面內容豐富”、“議題豐富，注重輿論監督”、“寫作風格的平民化”，并從“堅持地域特色”、“打造品牌欄目”、“加強立言意識”、“堅持百家爭鳴”四個方面提出了改進建議;又有抓住都市報評論版的某一突出特點做文章，如夏、牛靜《 以“思想啟蒙的公眾訴求”促進都市報的主流化轉向——對時評專欄的解讀》一文圍繞南都時評的功能定位“思想啟蒙”分析了其時評內容以及利用時評進行思想啟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冬明《互動：報紙時評專版(欄)的創新之路——以時評版為例》則緊扣“互動性”這一南都時評的特色，從互動空間、話題選擇、傳受觀念、熱點討論四個方面展示了南都時評的互動性。

二是對都市報時評興盛的原因、總體特征、意義及發展趨勢的研究，有24篇論文分析了近幾年都市報時評熱的背景以及時評的特征、價值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陳旭鑫《報刊時評:中興與規范之路》一文認為.“新聞競爭”“政治民主”“受眾覺醒”是近年來時評中興的三大緣由。張昆、陳新焱《都市報新聞評論四大趨勢》一文從四個看似二元對立的方面(“評論作者：精英化還是草根化”、“評論選題：本地化還是全國化”“評論文本：八股化還是個性化”“評論時效：快餐化還是慢餐化”)探討了時評未來的發展趨向。

三是對都市報時評熱的反思，有9位學者撰文對都市報時評中存在問題進行探討，如畢詩成《娛樂化將吞噬新聞評論的生命——兼論都市報時評的發展誤區》認為都市報新聞評論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現實環境、從業理念等原因使其在新聞評論的軌道上步入了娛樂化的歧途且漸行漸遠而忽視了評論的理性思辨，作者提出了應對新聞評論娛樂化傾向的社會對策。

除此之外，以都市報時評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有十余篇，較有代表性的有鄭忠明《都市報時評現狀問題研究》(暨南大學，2006)、柳俊偉《都市報新聞時評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5)、陳瑜《淺析時評在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作用》(華中科技大學，2007)、王秀榮《都市報時評的大眾書寫》(西北大學，2009)、洪巍《“湘江評論”版研究》(湖南大學，2009)。

三、尚待研究的領域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雖然對于都市報時評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但是已有的研究都是將都市報時評作為一個點進行探討，鮮有以動態、發展的眼光來研究都市報時評，因此，有關都市報時評本身發展變化的研究仍然處于空白。事實上，都市報從創辦時評專欄專版以來一直都在摸索時評版的運作方式，比如《南方都市報》2002年3月4日開辦時評版后，曾在2003年4月2日、2004年3月2日、2006 年 10月 10 日對時評版進行較大規模的改版、擴版，在這過程中，其時評的特點、時評版的運作模樣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這些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既是都市報時評漸進式發展的體現，也預示了都市報時評可能的發展趨勢和發展方向。

以靜態的眼光研究某份都市報的時評個案或研究某一個時間段的都市報時評顯然難以把握以上問題，唯有以動態的思路進行研究才能把握都市報時評在發展過程中揚棄了什么，才能總結提煉出都市報時評的發展規律。

參考文獻：

[1] 吳玉蘭.都市報評論版特色分析——以《楚天都市報》“楚天時評”版為例[J].當代傳播，2009(5).

[2] 夏，牛靜.以“思想啟蒙的公眾訴求”促進都市報的主流化轉向——對《南方都市報》時評專欄的解讀[J].東南傳播，2007(3).

篇（2）

在日常的教學生活中，很多初中語文教師都面臨這樣一個困境：有的學生愛看好文章，愛學好文章，偏偏怕寫文章，尤其是談到議論文的時候，粉嘟嘟的小臉立即色變，老是覺得“無話可議”或“有話不會議”。

其實，議論文教學是中學語文作文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初三是學寫議論文的啟蒙階段，只有掌握議論文的寫作技巧，才能為高中寫作能力的提升，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初中生怕寫議論文的探究

初中的學生，從小學到初中接觸最多、練習最多的是記敘文。對于寫簡單的記敘文，他們早已輕車熟路。但是，議論文和記敘文雖然都是客觀事物的反映，它們在反映客觀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上卻各有千秋。對于學生來說，議論文是陌生的朋友、生澀的朋友，甚至是枯燥的朋友。那么，議論文與記敘文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在文章的寫法上，記敘文主要是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敘述、描寫，或是通過塑造人物形象，來巧妙地反映現實生活；而議論文則是通過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恰當的來論證和闡明客觀事物的道理。

其次，記敘文所描寫的客觀事物，和刻畫的人物形象總是獨立的、具體的、生動的，這種個別形象和具體事物中，往往體現著客觀世界的普遍規律和本質：議論文雖然也必須用翔實的、個別的材料作為基礎，但它在論證客觀事物的真理時，卻總是作概括性、抽象性、真理性的論述，從大量的具體的事實中直接引申出普遍性的結論來。

最后，記敘文要求以情感人，它不僅影響人們的思想，而且誘惑人們的情感，激發人們強烈的愛憎之情；而議論文主要是以理服人，雖然有不少議論文也蘊藏著豐富的情感，但它更重要的仍然是作用于人們的理智，以無可爭辯的道理，說服觀眾。

二、初中議論文初始階段教學策略

初學議論文寫作，一定要循序漸進、由易到難地進行訓練。可以采用“拆骨剝皮”分開教學、“先說后寫”逐個擊破的方法，讓學生對議論文有一個循序漸進的認識、掌握的過程。

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我采取了以下幾個步驟，由淺入深地進行引導，收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1.深入淺出，掌握常識

議論文的教學，首先要講述寫作議論文的基本常識。不但要先讓學生了解什么叫議論文和立論、駁論這兩種最常用的形式，還要掌握議論文的三要素：論點、論據和論證，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掌握議論文的結構一般分為引論(緒論)、本論和結論三個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論述之間的聯系；掌握議論文的主要論證方法：典型事例論證法、科學道理論證法、對比論證法、比喻論證法等。

我在教學理論知識時的做法如下： 首先，用談話的方式引出話題:

老師：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從春節開學到現在，我們班的垃圾桶里，天天都會有同學們吃了一半丟掉的小面包、火腿腸等，今天，我們就來關注學校里存在的浪費現象，請同學們來談一談自己的感受。

學生1：我認為這種現象很不應該，我們現在還是學生，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浪費食物就是浪費父母的勞動成果，這是不孝的表現，是對辛苦培養我們的父母的不尊重!

學生2：勤儉節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身為當代中學生，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這種美德，反對浪費之風，從我做起，從身邊小事做起，堅決抵制校園里浪費現象飛發生。

我用身邊的鮮活事例來引發學生的興趣。“浪費現象”學生既熟悉又有話可說，大家各抒己見。課堂氣氛一下子就活躍起來，實際上學生的這些發言就可以看作是議論文的引論部分，包含了論點。接著，我繼續將話題引向深入。

師：剛才同學們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要反對浪費、提倡節約。那么下面同學們能不能舉一些例子來說明浪費可恥、節約光榮呢?

學生思維敏捷，舉了很多例子，有、、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事跡；也有雷鋒、焦裕祿等時代楷模的生活榜樣；還有的舉了商紂王酒林肉池而亡國、秦朝大興土木而衰亡等反面事例：有一位學生還引用了的一句話：“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他們的精彩發言，為后面講授議論文基礎知識作了很好的鋪墊。

最后，進入正題――講授議論文基礎知識。實際上，學生剛才的發言已經包括了議論文的各個元素：論點、論據、論證，事例論據、道理論據皆有，還運用了對比論證法等。在此基礎上，我只稍作點撥，加以補充，學生理解起來就比起單純的理論化教學快得多、容易得多，也更激起他們學習議論文的興趣。為以后議論文的教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鮮明扼要，提煉論點

論點是作者在文章中要闡述的觀點和主張。在文章中回答“要證明什么”的問題。議論文最忌諱的是在文中找不到鮮明的論點。所謂“鮮明”，一為作者態度鮮明，褒什么，貶什么，涇渭分明。二為語言表現形式鮮明，一般都用簡潔明了的短語或者句子來表述。

3．提供論據，分析論據

所謂論據，就是作者在文章中，為闡述自己的觀點主張而選取的證據!在文章中是解決的“用什么來證明”的問題。論證則是作者使用論據，對自己所認同的觀點用各種方法進行闡述證明的過程。在文章中是用來分析、解決“論點為什么正確”的問題。

4．取題課文，模仿名作

經過三個階段的訓練，學生對議論文的寫作有了一定的掌握，在此基礎上，稍加整理思路，就可以進行整篇寫作。但是訓練之初，不必急于讓學生去寫，而要讓他們先從模仿開始。

學生學寫議論文，需要老師進行正確地引導。要以讀促寫，讀寫結合，使學生對文章的內容、章法以至語言都能真正成竹在胸，讓外來的東西，通過巧妙的加工，變為自己的知識儲備。

總而言之，議論文起步階段的訓練，不能急于求成，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按序訓練，講求實效。作為學生作文的引導者，語文教師要發揮主導作用，想方設法調動學生的能動性，創造一個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學習環境，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寫好議論文。

篇（3）

一

在解釋當代文學的歷史流變時，文學史家通常認為，一種文流的興起是此前各種文學流派和思潮綜合作用的結果。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流之間，始終存有一種或隱或顯的連續性線索。基于這一認識，他們確信任何一種文流皆有其譜系學意義上的源頭，“從文學到文學”的闡釋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種文學現象的歷史由來。這顯然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歷史觀。本質主義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質，現象本身只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切入本質的途徑，而透過現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質，則是本質主義者的天然使命。有鑒于此，作為本質主義者的文學史家，在對文學現象的觀察中便具有了一種整體性的文學史觀，他們對于文學本質（文學規律）的提煉，即表現為對文學史中連續性概念的尋求，其結果便是對紛繁蕪雜的文學史現象進行了某種規律性的整合。但問題在于，這種以先驗的本質主義思維整合文學現象的做法，卻不幸印證了反本質主義者的某種真知灼見，即“小說根據虛構的事實描寫真實，歷史搜集事實組合虛構”。與小說家對真實的尋求不同，文學史家并不缺乏對各類史料的知識考古，但在總結和提煉規律的過程中，作為本質主義者的文學史家便會暴露出虛構文學譜系的敘述意圖。關于這一點，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有具體說明，他認為“歷史的首要任務……是研究文獻的內涵和制訂文獻，即：歷史對文獻進行組織、分割、分配、安排、劃分層次、建立體系、從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煉出合理的因素、測定各種成分、確定各種單位、描述各種關系”。歷史（文學史）寫作成為歷史學家（文學史家）對文獻的“組織”與“分配”。這其中自然有著歷史學家（文學史家）作為一個本質主義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當代文學史寫作已在事實上構筑起了一個以文學譜系學為表征的文學史神話。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文學史中的那些連續性概念，“不連續性的概念”反而“在歷史學科中占據了顯要位置。”恰如某些論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時間為線索的現代性整體敘述中，諸如八十年代文學之類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就會被簡單處理：“在這樣的敘述中，汪曾祺的小說常常必須‘單列’；高曉聲‘陳奐生系列’之外的小說就不被重視；如果只把韓少功、王安憶、賈平凹的小說歸屬到‘尋根文學’，他們的非‘尋根’創作也常常被忽略。”類似的不連續性顯然會破壞文學史家精心構建的文學譜系。實際上，為了使事件的連續性顯現出來，文學史家會主動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連續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說家在文學史中的曖昧身份，只不過是文學史家對于史料進行“組織”和“分配”的結果。而對文學史家來說，再沒有什么比反本質主義者的挑戰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為反本質主義者對歷史邊緣性話語（如不連續性概念）的重視，必將摧毀他們構筑起來的文學譜系。而文學譜系學這一“歷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學史家眼中是“歷史”本身的代名詞——在本質主義的迷思中，文學史家也許并不關心“史實”這一歷史內核，反倒對文學譜系學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這一歷史形式被抹殺，那么也就意味著一個由文學史家組合而成的知識共同體面臨解體，畢竟反本質主義的文學史觀，勢必會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當代文學史寫作的某種“虛構”本質。那么，這一知識共同體究竟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它對當代文學史事實進行組合虛構的敘述意圖又具有怎樣的理論考量？

二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新啟蒙運動的逐步興盛，在當代文學研究界也出現了一個以歷史批判為主旨的“啟蒙共同體”，其成員關于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大多都傾向于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反撥。正是基于這樣一種主觀的啟蒙訴求，八十年代的文學史家在描述當代文學的基本知識時，往往以啟蒙主義的激進風格展開論述，隱含其間的知識分子主體性意識，以及學術之外的思想追求，無疑會在滌蕩文化專制主義的過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當代文學的知識建構。對他們而言，求善的啟蒙訴求似乎遠大于求真的知識學原則。為改變這一學風，一些研究者適時提出了“純文學”的概念。

“純文學”的提出，與學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有著直接關聯。如何將文學從知識的譜系中單列出來，如何在文學史內部尋求當代文學的發展規律，已經成為了一批學院派文學史家的共同目標。在他們看來，當代文學已經深陷各類知識的包圍，只有在與其它知識的不斷區分中，只有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分析和建構文學自身的知識譜系，“純文學”才有可能被表述出來。確切地說，這種理論期待其實已經隱含了八十年代文學史家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的某種現代性焦慮。在經歷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之后，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界迫切需要一種科學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希望通過本質主義的科學概括，提煉出當代文學的歷史規律。倘若真能尋求到這一規律，那么“中國當代文學”就不再是一個從屬于政治或歷史的文化附屬品，它會因為這種內在的規律性特征而獨立于其它知識，并且在一種自足的文學譜系中獲得當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觀之，不論是“純文學”概念的提出，還是對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的現代性焦慮，均能證明文學史家已經具備了某種相似的文學史觀，由此形成的知識共同體，自會在“組織”與“分配”文學史材料的同時，發揮其構筑文學譜系學的敘事意圖。

從時間上來看，當代文學界這一知識共同體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這個知識共同體的哲學基礎是本質主義，方法論兼具社會學和文學譜系學，同時也將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等同于文學的學科合法性問題。在這一知識共同體中，作為當代文學史寫作中最具影響力的幾位文學史家，洪子誠、於可訓和陳思和諸位先生將其文學史觀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概論》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書中予以了詳盡表述。盡管這些論著對文學史材料的理解、對作家作品的闡釋均代表了當前文學史寫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諱言的是，其文學史觀卻受到了本質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在他們描畫的文學譜系中，中國當代文學成為了一條綿延不斷的歷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斷裂的文學現象，也能在他們的整體性敘述中尋求到歷史源頭。文學史家的寫作，與其說是為了再現奔騰不息的文學主流，倒不如說是對文學河床的重建。那些邊緣性的文學支流，以及諸多不連續性的文學潛流，也只能在他們預設的文學河床中各尋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說史為例，在這一知識共同體對各類創作現象進行“組合”與“分配”的整體性敘述中，八十年代小說的文學譜系已具有了一種獨立于其它知識的現代性品格。傷痕、反思、尋根直至先鋒小說的文學譜系，不僅串聯起了當代小說的歷史主流，而且也在現代性的時間敘事中自成一脈。在這一文學譜系中，傷痕小說的興起，是新時期初中國作家“”記憶的整體呈現，也是“五四”新文學中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而反思小說的緣起，則是傷痕小說家憤怒情緒的理性升華；至于尋根小說，無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說對文化問題的持續叩詢。相較之下，在解釋先鋒小說這一明顯斷裂的文流時，文學史家對其歷史源頭的追溯便顯得十分謹慎，但不論是現實主義文學多元論，還是文學現代性的實驗論，都不能掩蓋這一知識共同體的整體性文學史觀。他們確信，正是因為此前小說潮流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反撥，才在文學內部催生了一種非政治化、反理想主義和反英雄主義的現代性文化，而這種現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鋒小說的出現，也預設了先鋒小說的美學風格。就此而言，先鋒小說的形成恰是自傷痕小說以來中國文學追求現代性的結果，這一文流與文學史家“預期的‘世界化文學’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這一認識，文學史家在討論先鋒小說的現代主義因素時，便格外看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因為只有彰顯這一異域文學的影響力，才能充分提煉出八十年代小說致力于追求文學現代性的歷史規律，也唯有這一規律，才能構筑起從“傷痕”到“先鋒”這一八十年代的文學譜系。

篇（4）

〔文章編號〕 1004—0463（2012）21—0087—01

一、 巧設作文題目，激發學生寫作興趣

俗話說“題好一半文”。教師能否出一個能夠激起學生寫作興趣，讓學生有話可說的作文題目是作文訓練能否成功的首要標志。無論哪種作文形式，其命題藝術，大體說來有三點：

1.題目要細化、要具體、要形象。范圍太大的題目會使學生無從下手，也無法激發學生的寫作興趣，如《父親》這個題目就太大，而《父親的手掌》這個題目就細，比較具體，學生愿意寫，有話說，能寫好。再如讓學生寫“橋”，學生肯定不便下筆。若命題為《橋的自述》（說明文）；《橋的故事》（記敘文）；《橋的啟示》（議論文）；《橋的聯想》（抒情散文）。學生就會興趣盎然，各依所長地選取題目，就會產生寫好作文的欲望。

2.題目要新穎。因為只有新穎的東西才能醒人眼目，強烈的吸引人。有一個生動的故事能說明這一點。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天豐子愷翻看報紙，突然一則標題映入他的眼簾：“豐子愷先生畫畫不要臉”，他嚇了一跳，再想想自己并沒有得罪過人呀，怎么惹得人家寫文章罵呢？仔細一看文章內容，原來是評說豐先生畫漫畫的特點：豐先生漫畫沒人的眼鼻，但仍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我們進行作文訓練時，作文的題目不能輕易讓學生猜到，這樣學生才有新鮮感，才有表達欲。

3.題目要刺激。就是說，題目要有一點思想感情沖擊性，題目要出在學生心坎上，要鉆到學生心里去出題，使題目成為學生的“熱門話題”。比如有位教師在作文訓練前，有意出示了一則一位青少年在網吧連續上網幾十小時猝死的報道，學生看到后在下面議論紛紛，老師因勢利導，出示了作文題目《網絡的利與弊》。這樣學生都想把自己的想法一吐為快，寫作的積極性迅速高漲。

二、以“三法”調動寫作興趣

觀察法。在進行人物寫作訓練前，可以先讓學生在課前對人物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要求觀察清楚人物的外貌——容貌、衣著、姿勢；觀察清楚人物的行為——動作、速度、力度、方式；觀察清楚人物的語言——內容、語氣、語調；觀察清楚人物的表情、神態、心理等。這樣，作文才能寫得準確、生動、形象。

組織活動法。在寫作前，讓學生開展一些搜集、整理、展示相關資料的活動，這種活動主要以學生為主體，其參與積極性也較高。

辯論法。在寫作議論文前，可采用開辯論會的形式，讓學生確立自己的觀點，并為自己的觀點搜集有關材料，然后展開辯論，在此基礎上寫作，學生就會游刃有余，寫出的文章也會觀點鮮明，材料充分。

三、讓學生體驗寫作的成就感

1.選擇優秀作文在班上宣讀，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作品。

很多作家在談自己的創作經驗時都講到，他們之所以最后成為作家是因為自己小時候的作文曾經被老師在班上宣讀，因此對作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作文也越寫越好。其實每個人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被人肯定和贊揚的需求。而從傳播的角度看，這也可以成為一種廣義發表行為。讓更多的人知道了他，知道了他的作文，他的成功。所以教師可以鼓勵學生通過廣義發表來激發他們對作文的興趣，培養學生穩定的寫作興趣，即寫作成就感和成功感。我們可以讓學生的作文在班上的《作文墻報》里“發表”，可以在《手抄報》、《手抄刊》、《手抄作文書》上“發表”，也可以在學校廣播站“發表”。當然還可以推薦到正式公開的傳播媒體——報紙、刊物、網絡上發表。

篇（5）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6）

對于作文，除了強調學生要多讀、多寫以外，還要注重作文指導的方法。指導學生掌握寫作的一般規律，向他們傳授作文入題、入體、入格的方法與技巧。這個過程需要做到具體、細致、系統，要按照作文指導教學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

首先，要引導學生學會擬題。盡量不寫老套的題目，努力做到創新。要學會引導學生根據自己寫作的需要，根據自己對其他文章的借鑒，擬出一個有新意、有特色的題目。

其次，要引導學生學會寫一個好的開頭。“簡明扼要，提綱挈領”是開頭的要訣。開頭不妨用名言警句導入、用經典名句、流行歌詞導入等，開頭語言既要簡潔又要扣題，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

最后，要引導學生學會寫好結尾。結尾與開頭一樣，也是文章的刀刃。點明主旨、力求簡潔是它的基本要求。結尾若能夠做到新穎深刻，或擲地有聲，或寓意深長，或令人警醒，力爭為文章增添更多亮點。還有，要引導學生學會寫好過渡。過渡好比是文章內容的橋梁。只有過渡得自然、順理成章，文章才會連貫、順暢，才會有感染力。

有的學生怕寫作文，寫起作文，只是胡編亂造。究其原因，是學生認為作文中有“草”沒“花”，于是想用幾個“塑料花”來掩飾作文中的粗陋。這樣的作文不可能表達真情實感。所以，要杜絕學生胡編亂造，要寫出真情實感的內容，最可行的辦法是充實學生的心靈。其實，作文中的“真”是一種生活態度。作文就是要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在才力與素養的協助下才能實現表達“美”的目的。“眼高手低”不僅是認識與技能之間關系的不統一，同時也讓表達技能不能得到發展。因此，對事物的認識，要先達到“眼高”的境界，這也是作文過程中最重要的條件。“眼高”不僅是認識水平的體現，而且對思想境界的提升起到了定向作用。

二、訓練寫作技巧，掌握寫作方法

初中生對于作文的認知程度還不是很高，所以在教學的過程中還需要教師的指導，特別是寫作技巧，更需要指導，特別是在日常的閱讀教學過程中，需要教師將閱讀分析與作文教學結合起來，讓學生從范文的寫作技巧中汲取寫作經驗，然后逐步地將它運用到自己的寫作實踐中去。

比如，《孔乙己》中的細節描寫，僅用極精煉極儉省的筆墨去摹寫人物的特質氣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人”，穿的雖是長衫，可是又臟又破，是一個迂腐窮酸好喝懶做又死要面子，死也不肯放下讀書人架子的形象。文中的動作細節很多，讓人過目難忘的莫過于下面兩個細節：“排出九文大錢”和“從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錢”。“排”既表明酒錢分文不少，自己是規矩人，又能對短衣幫的恥笑表現出若無其事來。“摸”不僅真切地反映了孔乙己此時的經濟處境，同時也表明了孔乙己沮喪的內心。通過肖像、語言、動作等細節描寫，孔乙己這個封建科舉制度奴役下的可憐的犧牲品，這個被封建社會扭曲了靈魂的“多余的人”的性格特征顯現在我們面前。

寫作教學與訓練只占語文總學時的1/3，寫作知識傳授與寫作訓練時間得不到充分保證。同時，寫作教學也陷入以功利為目的的模式化僵硬化誤區。寫作不是注重有物可寫、有人可記、有感可發、不是來自生活的需要，而學生為了取得好分數，可以任意拔高，泛泛而談，甚至不惜編造謊言，欺騙讀者。正如一學生所說，我們寫作文不能寫心理話。老師教導我們，你們的作文不是寫給自己看，而是寫給閱卷老師看，只要寫得有技巧，只要讓閱卷老師覺得滿意就行了。考試是指揮棒，寫作教學成了讓學生讀范文背范文，按一定的套路套改作文。寫作訓練，議論文無非引證、例證、歸納等，能自圓其說，論據充分；記敘文無非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能語法通順，結構合理。可見，不是考試作文題本身給“撒謊”留下了空間，而是為功利，不顧真話假話真情實情了，如此的寫作教學，顯然與素質教育背道而馳。抓寫作訓練，以科學化的寫作教學為語文教學的突破口，才能促進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全面發展。

我們總喜歡讓學生按自己的統一要求作文，認為這樣利于批改，便于評講，能更好地發現學生的問題，也可以使作文教學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但在作文教學實踐中，發現這樣做對學生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寫作基本規律。從我們自己的寫作體會看，要按照一個比較狹隘的固定要求作文，如果不是湊巧這一方面恰好有所積累，要寫出好的文章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學生的情況不一樣，但考試都是統一要求的，我們必須弄清楚考試作文與平時作文的區別。實踐證明，考試作文的目的是為了測量學生的作文水平和寫作能力，而平時作文是為了提高學生的作文水平和寫作能力。考試作文是看結果，平時作文是重過程。如果學生根本不想寫、無法寫，又怎么能達到提高寫作能力的目標呢？所以，保證學生的寫作自由，倡導自由作文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我們再聯系近幾年來的中考作文命題，不難發現，近年來中考作文都盡可能地給學生更大的選擇空間。

篇（7）

一、“語文”的原初含義與“大學語文”的課程方向

“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理念及內容定位，其爭議和相應的試驗歷有年所，各持己見。有的意見，甚至主張“根本改造”。表現于教材編寫上，就有學者將近年關于語文“人文性”的提倡發揮到極致，推出“大學人文讀本”、“大學人文教程”：有的學者則添加進更多屬于傳統文化知識的內容，號為“高等語文”。后來更有“大學文學”之倡，震動亦不小。這些教材，或為人文思想論集，或為文化史講座，或為純文學選本。有媒體在宣傳時稱欲以此“取代”傳統“大學語文”教材，在“大學語文”教學界引發了疑惑和爭議。這實在牽涉到“大學語文”的課程定位和內容構建、語文教學的獨立價值和獨特功用等復雜問題，是需要詳加討論的。

首先，不論如何改革，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現行體制下，“大學語文”課程不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教育，不同于中文系的專業課程。它應當針對低年級大學生在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接受語文教育后的實際水平，服從于各類高等院校非中文專業學習及培養目標對學生語文素養的要求，面向全體非中文專業的學生，幫助這些學生切實提高語文修養和能力。這一點應該是這門課程的標準探索者、教材編寫者、課堂講授者的基本認知和共同出發點。我們不可忽視大學生亟待培育高級語文素養和語文能力的當務之急和專項之需，無限制地擴充領地，致其無所不涉、無所不包。嘗試自是不妨，但如果根本改造的結果是削弱、偏離甚至取消了“大學語文”課程自身，或使其面貌模糊不清，名存實亡，則委實不妥。

同時，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和現實教育語境里，“語文”是一門特殊的基礎學科。這一點與其他多數國家的母語教育有所不同。無論古今，中國語文既與大多數學問渾融于一體，又在書寫、識字、選詞、造句、煉意、謀篇、用事、講究文辭之美、音聲之道，乃至意境營造、文氣建構等方面具有某種相對獨立性、純粹性。此所以古代中國的語文教習，竟是學子修養的幾乎全部，士人終生孜孜以求的不朽勝業。在現代中國，雖然人類文明的知識架構有了很大不同，學生用功的重點早已呈多點平鋪之態；但母語水平的持續提升，依然既是終身學習的需要，又是需要付出相當精力才能達到的目標，更是中國人基本文化素質的體現。當年呂叔湘等語言學家稱為“咄咄怪事”的用多年時間、眾多課時來學本國語文，卻大多數不過關的情形，及今思之，也許實在竟是中國語文學習的常道。現代語文學習也莫不如此，雖然有程度上的區別。長時間以來，我們陷入視“語文”為“工具”的認識誤區，又以為文言文已經過時，而只學習白話文，容易多多，于是斷言在中小學甚至義務教育階段即可以“畢其功于一役”地完成語文學習的“任務”。順理成章，認為到了大學階段，自然就要“超越”本國語文，只需學習其他種種專門學問及外國語，于中國語文再也無需著力講求。其結果，則是母國語文無所長進，專業學習與語文提高無法互為奧援、攜手共進。

中國語文的研習對象，自然是以漢語言材料(語言學界有區分“語言”和“言語”兩個概念者，此處不作區別)的面貌呈現的所有漢語文本。而這些語言材料、文本，就其整體來說，必然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諸如人的情感態度，世界觀、價值觀，人文立場，人類文明史，文學及藝術素養，審美能力，科學精神。透過語言文本，系統、深入地探究這些內容，是大學中其他課程的任務。語文則與其他學科、課程不同，它是從人如何言說、如何表達來切入，致力于探討諸如文本構成、語言魅力、表現形式、書寫技巧、文辭之得體等，并且把這些作為研討學習的“著力點”。就此而言，語文具有其特定的描寫對象和探究內涵。

與此相聯系，正本清源，正確理解和回歸中國傳統文化脈絡和現實語境里的“語文”概念的基本含義，就是十分必要的。它與基礎教育中的“語文”自然有程度上的區別，但沒有本質的不同，同樣是漢語口頭語(“語”)和書面語(“文”，即“語”的高級形式)的合稱。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語文”概念最初使用時即是如此，就“語文”作為在中國教育體系里居獨特地位的一門課程的名稱來說，更是如此。葉圣陶講得再清楚不過：“‘語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中小學課本之時。前此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與原意合矣”。葉氏后來還解釋說：“什么叫語文?語文就是語言，就是平常說的話。嘴里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在紙面上的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

據此而論，“大學語文”課程的方向、主體、要旨，仍然是幫助修課學生繼續改善語文修養，提高語文能力。(當然會有所不同：無論修養還是能力，都是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獲得提升。比起基礎教育來，更加著重于書面語即“文”的一面。)前述之人文、文化、文學種種，亦非“語文”所著意排斥，卻總有主從之分。“大學語文”課程固然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可能要講一些基本的文學史知識，肯定會有一點思想啟蒙或文化宣講的味道，也會涉及寫作指導……但這些都并非這門課程的方向、主體旨。語文教育特有其“雙重功效”：語文本身的學習和提高，是直接的內容和基本的途徑；而文學、文化、人文等素養培育的功效，則是連帶而及的結果。

二、在課程區別中認識“大學語文”的獨特內涵

“語文”既不宜從概念上解釋為“語言文學”、“語言文化”、“語言文字”，乃至“人文”的代稱，則其作為一門課程，在主體內容上亦必有所區隔。

“大學語文”課首先不同于中文系學生的語言學課程，不宜講授專門系統的語言學知識。語文課之大講特講語法，曾在基礎教育中引發長期爭論，“倒了學生學語文的胃口”，是一致的看法。“語文”的本位是關注人的“語”和“文”，即作為人生命本能的口頭和書面(文章)結合的語文表達狀況和內在規律，“語文”應注重語感培養，密切結合學生的語文感受和社會語文生活的實際，而不是脫離這些去講授專門家才需要掌握的語言學理論命題和語言研究方法。

“大學語文”與文學專業教育相比，有深度的不同；與公共選修的文學課程相較，是側重點不同。文學是民族語文的高級的和特殊的表現形式：文學文本的大量閱讀、鑒賞，是語文學習的重要途徑：“大學語文”課在文體角度上，也要涉及必需的文學知識。這都是不言而

明的。但問題在于必須區分“語文”與“文學”，尤其不能使學生誤認為文學地位獨尊，其他文體均卑之無甚高妙。對文學感興趣的學生可以另外選修文學類課程，且修習“大學語文”課的學生未來多數并不以文學為專門職業。因此“大學語文”不能只講純文學作品，更不能成為文學史的壓縮板，不能上成中文系的文學理論課。“語文”既有其自身需要研討的問題，它所揭示的語言形式也較文學更為多樣。語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小說家和詩人，而是使學生經由包括而不是只有“文學”的多樣文體文本的閱讀、領會，把握漢語文的多種境界和多種表達交流方式，以便在較文學廣闊得多的個人生命和社會生活中享受語文的魅力。

“大學語文”與講授美學理論的課程也不相同。“大學語文”課程重視審美能力的培養，但其重點在使學生對語文材料和語文表現中所展現的語文之美、長于其中的母語之美具有領悟和感受能力，而不在于美學知識、審美理論的傳授。“大學語文”課不宜上成純美學課。

“大學語文”與大學里純粹的寫作課程不同。“大學語文”課也會涉及文章寫作，主題是喚起學生對自我表達和公共表達的興趣和愿望。但不以寫作訓練為主，無需直接講授例如讀書報告、公務文書或學術論文的寫法，不應講成“應用寫作”課。學生寫作水平的提高，需要長時間的不斷積累，而最根本的環節，正在于對經典的、優秀的漢語文作品得法的示范性解析和大量的閱讀，使學生知曉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文采、意蘊和個性風格，才有可能解決寫作的致命傷，摒除虛假、浮泛、濫情、刻板和模式化的寫作痼疾。

“大學語文”與文化史或中國傳統文化概論類課程不同。“大學語文”課程的主題是母語學習。母語既是文化的載體，其本身也就是文化。“大學語文”課程要讓學生由母語學習中接受文化浸潤，體味民族文化的精髓，但不宜把文化史知識作為講授重點和本體，演變成無所不包或點點片片的文化概論。

“大學語文”與專門的人文教育課程也不同。所謂“工具性”和“人文性”區別對立之說，近年甚是熱鬧。由基礎教育延至高等教育，以致凡論“大學語文”者，言必稱“人文性”。似乎抓到這個法物，“語文”就有救了。似乎非如此強調即降低了自家品位，全然不再思考單獨設立“語文”一科所為何來。人文啟蒙的重要性，誰也不會否認。但是，人文教育雖是“大學語文”講授的題中應有之義，卻不可能是“大學語文”課程的主要任務。如果真有所謂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別，二者本就水融，實際上難于截然劃分。語文自然而然地包含人文知識和人文素養的內涵，哪位教師也不會去刻意抽空它。但“大學語文”課不能越俎代庖，講教育和思想啟蒙專題課。“大學語文”課的學習，會使學生的思想品格、人文素養、精神生活和內心世界更加豐富充實，對情操陶冶、人格塑造，均有潛移默化之功。但這一切，都應該是師生在語文研討過程中滲透的因素，不是直接講授的對象，不是課程的主體內容。不能把“大學語文”變成又一門思想訓導課、倫理教育課。

由上可見，從課程定位這樣一個根本的角度考慮，“大學語文”與其他課程必須有所區分。必須把問題放在整個高等教育課程體系中去考察，才不致自說白話、顧彼失此。“文化素質教育”或“通識教育”體系中，各門主干課程是相互呼應而又各有分工的。“大學語文”課作為一門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必然程度不同、地涵蘊諸如語言學、文學史、文化學、思想史及寫作訓練的內容。但語言研究、文學教育、文化概論、人文專題、思想啟蒙、實用寫作等，均不是“大學語文”課的內容主體和本來目標，應由其他專門課程的開設來承擔。如前所述，“大學語文”課自身具有發掘不盡的獨特內涵，無需以語言學、文學等學術專門和文化、人文、思想啟蒙等“宏大話語”來自高身份。簡言之，“大學語文”要以“語文”為本位：大學語文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還在“語文”。這是我們從事這門課程教學及改革的基本立場。如果改來改去，改得“語文”盡失，改掉了本體，就有違這門課程設置的初衷要了。

三、以“好文章”為標準構建“大學語文”的主體內容

依據上述理解，“大學語文”教學的主體內容，也就水落石出了。那就是繼續采納已經為過往實踐所認可的“文選”形式的內容構成方式，選取母語中的各類“好文章”，作為豐富多樣、引人入勝的學習材料的供給。具體來說，“大學語文”教材編寫和課堂講授的內容主體，應該是選擇具代表性的各個時期、各種類型、各種文體的經典的或優秀的漢語文文本，提供給學生――既有主修材料，也有拓展材料；在學生閱讀的基礎上，由教師對這些文體上的例文，做出示范式的鑒賞分析，引領學生在潛移默化中體會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某類文體的高標準，對文章和文體形成要領及語言美感，有所理解、體認和感悟，從而達到使學生具備高級語文能力和語文修養的目的。

“好文章”的概念，值得詳加論說，以見我們所主張的“大學語文”的內容構成的特點。此所謂“好文章”，是就廣義而言，其實也包括“好詩”、“好詞”、“好(漢語)譯文”。更不限于俗所謂“文藝性散文”，即具虛構想象性質而以抒情為主的文章：而是擴而大之，涉及全體文類。這其實恰與我國古代之“文”的傳統若合符契。雖然今人稱之為“雜文學”觀，但古代文言作品中，各類文體，皆可釀成“美文”，則大家對此并無疑義。凡傳誦至今的優秀古代作品，類皆于體式、詞藻、情思、結構諸方面，呈現出美的亦即可欣賞可品味的質素。而言及現代文章，則須稍作辨析。

“好文章”亦即“五四”后所謂“美文”。那時周作人首揭此一概念。他以外國文學為參照，提出在詩與小說之外，有“論文”一類，其中“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又說“好的論文”皆可作成美文，在中國古文里，則“序”、“記”與“說”者是。推其原意，實予“美文”廣狹二義：狹者，指具藝術性的敘事、抒情文章；廣者，則包含“批評的”、“學術性的”“好”文章。而其共同的標準是：“真實簡便”，“有生命”。其后，現代文章得到了略無拘束的發展，恰如朱自清之所言，“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敘事、抒情文章之外，議論、批評文章，乃至各類實用性文章，優秀之作，層出不窮，既發揮了現實作用，又大大豐富了漢語的寶藏。但相沿至后來，“美文”本義漸失，“美文”概念變得狹隘、單一。論者往往畫地為牢，自設畛域，編來選去、講來論去，總是一些熟面孔，甚至個別情辭膚淺之作，因其“貌美”，也被屢屢相中。遂使新一代讀眾不知現代文章尚別有洞天。

其實，除了敘事狀物、寫景抒情之作，評論、說理的好文章更是蔚為大觀，被奉為現代文章兩大家的周氏兄弟之作，此種性質的即占多數；而其他通常劃歸于“應用性”文體的，好文章也所在多有。很長時間里，人們對“文學”以外的其他文體關注不夠，這不僅與中國“文”

的傳統相悖，也不利于實用性文體的推廣，造成學生語文視野和應用技能的狹窄。

還要指出的是，現代中國的好文章，又不能僅限于純粹白話文章即所謂語體文。現代漢語，實包含語體文、淺近文言文體、文白混雜等多種形態，不是一花獨放，是多元共生。論及現代文章，于文言白話之別，求其純已不可得，求其截然劃分，遂無必要。現今已非“五四”時期的文化語境，彼時魯迅的激烈態度，“咒詛”的是反對白話者流，而非全盤抹煞文言的價值。近年有關爭議再度紛起，文言文應否進入中學語文課堂，產生了針鋒相對的意見。這體現了百年之后，人們對于母語困局的反思，茲事體大，須從長計議，容當另論。最低限度，對那些現代中國產生的著名的文言文獻，還是要兼容并包的。此正為聯接古今漢語文章傳統的紐帶。

漢語譯文也應當是現代漢語文章的重要部分。好的翻譯家，通過將外國語文創作的作品移譯為現代漢語，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漢語的寶藏。這些外文漢譯也應納入我們的視野。這與前述同理，也不單指語體譯文。不計晚清民初，即便近二十年，也有杰出的文言譯作行世。

在“大學語文”教材編寫和課程講讀中著眼于“好文章”的標準，另一方面的考慮則是基于近年高級中學的課上和課下的閱讀，其現狀遠不能令人滿意。雖然教育行政部門聘請專家修訂了新的語文課程標準，將課余閱讀作為重要手段，并具體規定了量的要求。各種新編富于創意的中小學“新語文”讀本也屢有所見，規模和選材都不斷出新。但就現今社會心理、教育體制、升學制度、師資水平、學生負擔而論，真正貫徹“新課標”，達到其要求，尚需時曰。不可否認，隨著社會轉型期的動蕩，商業炒作，人心浮躁，應試教育陰影徘徊不去，價值缺失，流俗文化風行，閱讀日益市場化、快餐化、零散化，導致經典地位名存實亡，人們敬而遠之。而動漫卡通、網絡文字、短信段子、圖文畫冊、青春速寫、流行影視、玄幻武俠、戲說惡搞、言情、勵志類讀物，成了學生的“最愛”。這樣，不但古代作品因文字障礙讓學生望而卻步，許多現代中國杰出人物的思想、言論，也根本不能進入學生甚至教師的視野。這不能不使人產生切膚之痛。嚴格來說，我們仍處在晚清一“五四”開始的現代化進程之中，而那時以來形成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傳統，白話文及其他現代文體寫作的成績，均是彌足珍貴的母語文化資源。其不能被當下人群所汲取，實為學校教育和青年成長的一大缺失。

大學生群體作為民族文化的傳承者，責任非輕。在漢語文的教育中，我們有責任把那些蘊含優秀思想文化因子的漢語文章推介給一屆又一屆的學生讀者。對這一類經典性文章的系統深入的學習，是青年學子形成共同的基本價值和語文取向的有效途徑。

篇（8）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如秦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一時代亦有一時代之文學觀念，秦經之緯，漢賦之麗，唐詩之境，宋詞之骨，元曲，明清小說之淺白易懂、率性真摯。但是，幾千年來中國現存之根本之社會制度之未變，詩文之核心觀念亦不變，即天理倫常，說教載道之思想文化觀念是沒有變的。直到新的社會主體—市民階層的出現而使社會形態有所變遷，社會主體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生活態度，審美態度亦有所變遷，促使新的社會思潮，文學觀念漸趨生成。可以說，市民階層的出現對于社會的發展，文學觀念的遭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新的文化消費主體的出現和文化市場的形成

數千年來，文學是屬于官貴將相們的專利，文學的創作者、消費者都是有頭有臉的上層人物(或曾經是)。文學對于他們而言，是用以談道說教，抒情言志，聊以自娛自樂的工具。作詩作文是一種高雅的精神活動。

但自宋代以來，錢幣的大量流通和商品經濟因素的深刻影響，利益群體的不斷壯大，坊市瓦肆的出現，市民這一特殊群體的出現，使得文學創作，文學消費的主體開始向市民群轉移。文學也開始越來越大眾化、平民化，文學也因經濟社會的影響開始商品化進人到特殊的“文化市場”，而這種“文化市場”早在宋代就已經有所萌芽，由于于“當時(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除掉……都市居民生活頗為自由、放縱，過著享樂的日子，……居民的種種欲望強烈起來的緣故，導致了新的都市風情、文化娛樂的產生，也導致了市民意識的形成”。而這種新的市民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形成，必然要求新的與他們的需求相適應的文學作品“商品”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并且會使舊有的古典的道本體的文學觀念漸趨瓦解，新的以趣味和娛樂為主旨的文學觀念形成和遭變。

2傳統文學觀念的裂變和市民文化場的獨立

雖然現在仍有許多學者質疑中國是否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但是誰也無法否認作為其主體的市民階層在中國大量地存在過，存在著，甚至在當今中國社會，可以說市民已經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市民階層對文學觀念的形成和發展無疑有很大的影響。文學觀念從其歷史發展形態而言可分為傳統文學觀念和現代文學觀念。文學觀念的遭變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由傳統文學觀念向現代文學觀念的轉變。可以說現代文學觀念是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和狀況在文學藝術領域內的反映。不同形態的社會及社會主體也必然要求有相應的文學觀念與之相適應，以保證這些利益主體的各種利益的實現，而其中金錢觀念是促使文學觀念發生變化的關鍵因素。

明末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出現以來，整個的社會因經濟利益的驅使，都在發生著史前所未有的巨變。經濟社會的活動主體市民階層的主體意識越來越得到強化，金錢財務私有化，個人利益極端化以及由此而帶來思想觀念自由化，欲望合理化，生活理想現世化(世俗化)，文學消費多樣化等新現象已經成為了不可逆轉的事實。又由于大多數市民是沒落的官貴，多能識文斷字，他們的生活常常是自由的，經商時經商，休息時休息，相對于農工而言有更為充裕的閑暇時間和經濟上的便利條件可以談文說書他們也常常對現有的文學藝術和文學家直接或間接地提出這樣那樣需要。因為他們操縱著文化市場(出版社，報社及其銷售人經營者多為市民)，于是，隨著“城市工商業高度發展所帶來的市井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巨增，市民階層向社群轉變的完成以及經濟、政治地位的提高，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化族群的市民群體(階層)最終形成。而這個文化族群一經形成，隨著社會活動的加強與突出，共同的物質文化心態逐步趨同，代表這個族群物質文化心態的市井文化就由之產生了。

3審美需求與文學觀念的雙向互動

市民階層作為新的消費群，必然要求相應的可以滿足其消費欲望的精神文化產品—各種文化(文學)文本。文學文本也必須成為“特殊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就一定要進人市場，這就是“文化市場”。“文化進人了市場，促使不少文人轉向市場機制，而小說創作最能滿足知識階層、廣大識文斷字的人其別是市民階層。需求的，遂使各種小說風行起來，文學觀念也醞釀著變化。化市場可以分為三大領域:(1)文化(文學)創造者即寫作者;(2)文化(文學)傳播的媒介(各類報刊雜志出版物等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3)文化消費群。(童慶炳先生把文化市場分為狹義上的物質市場(具體的)和廣義上的文化商品交換的活動(抽象的)的總和。童慶炳著《文學理論教程》，而這三者之中最為重要的是文化消費者的文化需求和審美需要。文學消費活動是在特殊的條件下，“人們對它的消費、閱讀和欣賞”這種文學消費的重要形式就是作者所創造出來的文學文本為消費者所購買或借閱，使文學文本這一本體形態(或觀念形態)的東西成為一種商品進人到讀者的閱讀視野，成為其審美對象。至此，一部文學作品才成其為作品。因為無論是何種商品，只有使用價值得以實現，價值得以證明，此商品才是真正的商品，文學觀念的形成與擅變才有了可能。同樣，作為懂得欣賞文學商品的消費主體的市民的文學觀念的形成和擅變才有了可能，而文學觀念的形成和擅變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與多種因素有關的過程。

篇（9）

除“三百千”之外，還有哪些蒙學書呢，不妨再介紹一些，并略分類別。先說養成教育，如《弟子規》，其總敘中說：“弟子規，圣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可謂儒家倫理教育的普及本，大可呼應《三字經》中所說。再如《治家格言》，從日常行為說起。“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多是家教的訓條，為家庭教育的必備讀本。又如《名賢集》，多集名人賢士的格言善行及民間廣泛流傳的俗語諺語，像“但行好事，莫問前程；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從中可看出士民的人生經驗和心理愿望。相似的讀本，又有《增廣賢文》，內容多是名言名句及民俗諺語，可看出國人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原則，如“種麻得麻，種豆得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等，都是為人熟知的。再說歷史教育，側重了解朝代變遷及相關的歷史人物，如《歷代蒙求》、《五字鑒》、《龍文鞭影》等，串講歷史故事，可謂具體而微的通史教育。文化教育，可了解種種文化物事，如《名物蒙求》，分天文、地理等，既釋名稱，又匯集相關的成語典故。又如《幼學瓊林》，書分四卷，包含甚廣。還有詩文教育，既培養讀寫能力，又可陶冶性靈，如《聲律啟蒙》、《笠翁對韻》及《啟蒙巧對》，這些是側重于對對子的，屬舊詩的基礎訓練。相應的詩歌讀本，則有《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散文方面，則有《古文觀止》、《古文釋義》、《古文筆法百篇》等。蒙學課本或讀本，在內容及教學上大都各有側重。

舊時的蒙學，對而今的語文教學仍有借鑒。一是編排方式，便于記誦，而今的課本多用現成的文章，但也要便于誦讀，才有書聲朗朗。再就是涵蓋廣，又相對集中，而今課本多用單元組織教學，除了便于文體分類外，在內容上應有適當的集中，即可多一些專題設計，比如唐詩專題、宋詞專題等。還有就是由低到高，層次分明，大致就是由識字到行為養成、歷史文化及經典教育，而今的語文教材在設計上也應當體現層次感。

再說語文及與語文相關的論著，比如夏丏尊與葉圣陶合著的《文心》，是用講故事的方式串起語文學習的諸多方面，更可貴的是此書還將語文學習與實際生活關聯起來，正如古人所說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將書本與生活對照著讀，更有體會。再如夏丏尊與劉薰宇合編的《文章作法》，是較早介紹作文體裁及寫作的，自有條理，僅就作文教材來看，而今仍有參照之義。又如夏丏尊的《文章講話》是指導讀與寫的論文，大都結合實例來講理論，也有助于教研。朱自清與葉圣陶合編過《精讀指導舉隅》與《略讀指導舉隅》，雖是教案性質的，但結合文本分析講解，指導閱讀。這對于教學中如何面對文本，頗有方法上的指導之義。

篇（10）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我們在這里聚會，為的是反思傳播學引進中國三十年來的歷程。我們可以感到欣慰，因為， 以短短三十年的時光，傳播學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而且以圖書出版量、院系或專 業設置數目、招生總數等所謂“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

但我們聚會于此，應當并非是為自我恭賀，而是為反思。我們可以自問，經過三十年的耕 耘，我們這個領域為人類知識體系提供了什么有啟蒙意義的東西？系統研究了哪些社會現實問 題？是否有一些研究論著或論文，可供充實本科和研究生的專業課程？答案未必會令我們自豪。

我無意羅列問題，它們已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這些表象的問題，為此而感到汗顏，只 是向前邁進的第一步，即反思的開始。我們更要做的，是探討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我們可以批 判現行的學術體制，包括學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學評估制度、學位與職稱評定制度，以及學術 刊物的級別定位制度等等，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當我們這些以學術研究為自己 職業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時，更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即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維路徑 和研究活動，使之成為我們分析和批判的對象。[2]

這里的“自己”，當然指的是被稱為“傳播學界”的同仁通過各自和共同的學術活動所呈現 出的學術主體。反思這個“自己”，就不難看到，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這不是說我們在研究中沒有思考，也不是說我們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說我們的思考缺乏學術研究應有的獨立性，結果，我們不自覺地在反芻別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隨話語權力的擁有者。簡單來說，過去學界――以新聞與傳播學界為甚――動輒以政治思 維的邏輯，并遵此邏輯而設立研究問題并羅列論斷的習性仍在延續，研究變成了貼時髦的政治標 簽。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擺脫將學術等同于政治詮釋的枷鎖之時，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認 為更加華麗和時髦的其它語匯，那些來自我們未曾謀面、未必讀懂（甚至未必系統讀過）的西方 學者的語匯。

我當然不是在反對理論，也不是反對理論在研究中的運用，更不是反對理論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對的是將理論――或者將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作教條，認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學性，將自己的研究降格為教條的腳注，將這些權威 的論斷或宣稱當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實。這么做的結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當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編制一片無從著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別人的理論概念肢解現實觀察，將現實的觀察削 足適履式地塞進概念的牢籠。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學術論述不需要論證、闡釋，不需要分析經驗 的觀察，只需要摘引權威，宣布真理；似乎論文寫作等于權威的表演，動輒宣布“要如何”、 “應當如何”、“必須如何”的指令，以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論文和論著當中也許有思想，但那是別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獨立思考后發展 并闡述出來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進行獨立思考，沒有意識到 自己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是一種自設牢籠、自我奴化的傾 向，即是在思維路徑層面的缺乏自主與獨立。

這個層面自主與獨立的缺失，也就意味著我們作為學者、我們這個學界缺乏學術研究者的主 體性，即：建立學術共同體所必需的靈魂。換句話說，我們未能達到或者不知如何實踐陳寅恪先 生所堅持的那個作為學者應有的境界，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種境界作為 自己學術生涯的常態，我們何以面對“學者”這個稱號？缺失了這個靈魂，多寫何益？陳寅恪先 生說得好，“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 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3]

我這不是在老生常談。不錯，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紀末就已樂觀地宣稱，陳所提倡的“獨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4]其實不然！ 至少在新聞與傳播研究的領域，總體來說，我們這個群體還不知道如何作此追求，甚至并沒有在 追求！如果同行們不同意我這個判斷，那么請問，各高校在學科建設中的核心議程是什么？采用 的標準是什么？花費最大人力、物力的活動是哪些？

缺失“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獨立”這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精神條件，也就意味著我們的傳 播研究脫離現實，缺乏對現實中真問題的批判分析。我在這里不去糾纏批判、文化、行政研究等 取向之間的異同，我們的同行們在這樣的問題上已經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筆墨。我要講的是，無 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 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 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 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

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問題為啟動，以回答問題而暫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缺乏“自由思想 和獨立精神”，我們就無法獨立地抓住并提出現實中的問題，我們就只能要么在一些與現實無法 關聯的“偽問題”上耗費時光，要么在“真問題”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權力科層 體系的核心）或向業界的話語權力擁有者乞求問題。這就造成我們傳播研究學界目前非常尷尬的 處境：一方面大量專著或論文涌現，但多在喃喃自語，既沒有系統描述現象，也沒有系統分析現 實問題，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學位、教授頭銜和“專家”的光環；另一方面沉浸于為業界答疑解 難，以為這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就是為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服務。沿這兩條路子生產的“學 術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從兩個方面衡量的學術貢獻：一是對社會，包括業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有開拓思路、增強人文和公共利益關懷的思想啟蒙；二是為科學和人文知識增添儲備，并因 此而充實傳播研究的專業課程。

我這里講的并非是不該從事純理論的研究，也不是不該從事應用（包括針對各不同社會機構 的對策）研究。這樣的研究都應該得到大力展開。有些人輕易地將提倡學者的自主或自覺、與權 力和市場保持一定距離等同于反對應用研究。如此簡單對等，本身就已經丟失了學者應有的超越 性，也即反思的基本準備。需要反思的核心是，作為學者，我們是否以一個獨立于政治和市場、 外在于官方意識形態、超越于某家或某個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提出、探討并解答研究問題。這樣的問題所產生的基礎是我們生活其中的歷史現實，所遵循的邏輯是我們獨立批判的理論思考， 所帶有的價值取向是普適人文精神的呼喚，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為學者對 自己的角色、立場、預設等的自覺反思。這些元素的結合，即構成――套用美國社會學家 C. 賴 特米爾斯的用語――“傳播學的想象”。

換句話說，業界的問題我們要研究，官方需要的對策問題我們也要研究。但是，首先，這 些是我們的研究對象的問題，而不是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所自生的問題。在研究這些問題的同 時，我們需要提出并考察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這些社會主體在這特定的場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 這些問題？這本身反映了哪些社會的張力和變遷？不同社會主體如何解答這些問題？為什么？這 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將形成意識形態與歷史現實的何種形態的勾連（articulation）？其次，我們 探討問題時，使用的是學術論述的話語，也就是說，它不由業界和／或官方的話語元素及需求邏 輯所構成，也不由某一家的學說所圈定，它由我們運用各種理論資源所形成的獨立思想所構成。 這種獨立，體現于對于論述的邏輯、證據的質量、結果的效力（如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導性等）等各方面的學術評判標準都來自學界的認同和／或對知識發展的推動，而非官方或業界開出的處 方，或者對某一學說的忠誠。

具體地說，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是官定的“核心”或“權威”期刊的刊載，不應是在行政管 理的申報表格上的填充，不應是從國家機構或企業得到的“研究”經費，不應是在CSSI或SSCI包 括的期刊上的發表，當然也不應是在現有學術考核體制下掙得的“工分”。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 的指標，是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學術的評判標準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的問題，是否系統地考 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 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提高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 判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學術的評判標準是能否給人以思想的啟迪與升華。這樣的標準，應當 適用于所有取向、所有類型的真研究。以行政管理的指標代替學術評判的標準，必然扼殺學術， 奴役學界；以滿足行政管理的標準來設計自己的學術活動，就意味著對學者的主體性的自殘。

缺乏思維路徑的自主與獨立，我們就很難抓住并研究真問題；不研究真問題，我們很難獲得 思維路徑的自主與獨立。這兩方面的缺失，是我們與國際傳播學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說“國 際”傳播學界具備了完全意義上的思維和話語路徑的自主，但比我們強！），其它如方法訓練的 欠缺、學術操作的不規范、研究生教育的流于放養等，要么由此衍生而來，要么與此有密不可分 的親緣關系。對學術研究的行政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如此暢行無阻，除了權力和利益因素外，還在 于它沒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而這種抵抗，只能來自強大學術共同體的建設。

堅持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研究真問題，這兩者必須齊頭并進，相互促進，并以此為依 托，改造我國研究生教育的課程內容和培養方式，展開與國際同行的交流，發展多元的學術取向 和流派。 為此目標，我提出以下幾點具體的建議：

1. 抓住機會，改造現有的學院派期刊，至少在上面辟出專欄，（1）發表具有獨立思考內涵 的經驗研究論文，包括人文和社科取向的論文，摒棄不關照中國現實的他者理論的反芻，摒棄承 接官方和／或業界話語的奴性文字；（2）展開學術批評和研究點評，倡揚符合“思想之自由和 精神之獨立”準則的研究，針砭奴性的和應景的文字。

2. 改造考研、帶研究生的模式，以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為考核指標，對自己所帶的研究 生，摒棄導師命題、學生作文的模式，要求學生獨立思考，分析現實（包括與現實相關的理論或 歷史）問題，寫作解答這樣的問題的論文，不能達此要求的，堅決不予答辯。

3. 組織、編輯反映我國新聞與傳播研究（包括各種取向和方法）以及其它近鄰人文和社會 科學學科研究傳播現象的優秀論著／論文集系列。我們現在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已經在展開一些 有學術價值的經驗研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的論著或論文還不能充分體現其中的學術價 值，未能完全符合學術規范的要求。組成編委會，發現各地有潛力的論著和論文，閱讀篩選后， 對有可能提高、有愿望努力的作者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修改達標后包括到系列內出版，以期形 成傳播研究實績的展示，并為整個傳播學界設置學術的標桿。

4. 定期召開小型的學術研討、論文寫作的工作坊，一次一個主題，參與者根據與這主題有 關的研究積累為標準來選擇，事先寫論文。在工作坊期間，參與者各自陳述自己的論文，并就每 篇論文展開深入討論，由工作坊組織者綜合討論中的提出的意見，對每篇論文整理出修改要求， 交給作者，作者修改后的論文由工作坊組織者編輯出版論文集。

這些建議的核心是建立并彰顯不同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學術評判模式，以此建設獨立于國家權 力和市場利益的學術社區，最終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注 釋：

[1]對此，不少學者都有論述如許紀霖，《回歸公共空間》，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鄧正來，《研究與反思――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朱學勤對此也有專文論述。這種對體制的批判也體現在少數著名學者拒絕體制參與（如拒絕按制度規定招收研究生）的行動中。但是，相比較于國家權力通過學術考核、國家項目、職稱評定、經濟獎勵等手段對學術的控制和學者的誘惑，這些批判之聲零散而微弱。對體制的批判，必須在學者共同體的集體抵抗下才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