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03 15: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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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論文

篇(1)

一、關于提高我國的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途徑

(一)實施科技興貿戰略,著力優化進出口結構

著力優化進出口結構。繼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擴大高新技術產品、服務產品和農產品出口,進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出口商品價格要全面反映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和資源環境代價。鼓勵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規范出口秩序,遏制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低價競銷和惡性競爭。進一步優化進口商品結構,抓住當前國際石油價格回落的有利時機,適時擴大原油進口,充實國家石油戰略儲備。進一步提高進口的便利化程度,適當減少進口自動許可目錄產品。抓緊研究進口信貸、進口融資擔保等政策,為促進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進口創造條件此外,實施科技興貿工程,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增強??萍寂d貿工程是商務部13項重點工程之一,通過建設一批科技興貿出口創新基地,運用政府相關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貼息以及新型產品的研發和資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勵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以及再創新,進而使得企業能夠獲得屬于自己的高新技術產品,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二)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對對外貿企業的扶持和管理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國外貿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貿企業利潤的提高,因此,在我國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應該轉變期職能,即是必從過去的外貿經營者轉變為外貿宏觀調控者,從直接的行政干預轉變為通過匯率、關稅等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控,進而通過對外貿企業的扶持和管理提高產品在國際的競爭力,簡單而言,由于我國現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職能必須有所改變,必須要與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簡單來說,政府在改變職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樹立正確的經營指導思想,明確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將一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2、轉換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要逐步推行股份制,朝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使外貿企業真正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道路。

3、開展工貿、技貿、農貿結合,走實業化、集團化、國際化道路。

4、抓緊出口生產企業的技術改造,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商品質量,增強出口商品的競爭能力;增加適銷對路產品的出口,提高外銷價格,從而提高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

5、加強經濟核算,節省費用開支。

6、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7、提高企業素質,特別是提高外貿工作人員的素質.

(三)以競爭優勢導向為主的平衡型發展戰略

就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式來看,出口導向戰略是我國的現行的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的基本戰略,由于該戰略使得對外貿易所帶來的利益并沒有與對外貿易數量同種程度增長,這也使得粗放型經濟貿易增長方式容易出現,從而影響了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競爭力。因此,實行平衡型的對外經濟貿易發展戰略是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根據我國的基本情況來看,我國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等資源稀缺,因此,必須要充分利用國外的優秀資源。同時,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趨勢正在加強,我國對世界各國的依賴性和競爭性也在逐漸加強。所以,我國還要將競爭優勢作為自己的導向,通過增加對外經濟貿易,增大就業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結束語

總而言之,我國要根據目前國家的經濟的以及國情,因地制宜的制定提高我國的對外貿易經濟,也即是應該實際努力的去發揮出我們所具有的資源優勢,通過優勢導向,吸引國際投資,進而達到發展金融等相關行業的目的。不僅如此,我國政府應該鼓勵各企業及個人去培植資本優勢,從而去盡快的發展我國的經濟,拉動內需,促進我國的國內消費水平的提高,實現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對外貿易論文范文二: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狀況分析

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現狀

1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的結構分析

從歷年統計數據來看,浙江民營企業中以勞動密集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相比于技術密集型企業大,這證明了浙江民營企業出口商品的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尤其應加大技術密集型企業比重。2010年浙江出口額居前十位的商品見下表[1]:表2.22010年浙江出口額居前十位商品從表2.2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出口商品以輕紡、服飾、鞋包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約占總出口量的31%。這類商品主要是靠其低廉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國際化程度低,使其容易受到進口國反傾銷等措施的限制。從下圖2006-2010年浙江省主要商品出口情況看(數據來源:浙江省統計年鑒),各類主要商品出口額均有上升趨勢,且機電產品所在比例較大。雖然機電產品比重有較大增加,但所出口的機電產品產業鏈比較短或處于產業鏈終端,附加值比較低。因此,總體而言,在浙江民營企業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低附加值的產品占較大比重。

2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的貿易方式分析

貿易方式主要分為一般貿易、加工貿易和其他貿易方式。與全國及江浙滬等貿易大省有所不同的是,浙江對外貿易形成了以一般貿易為主導的獨特貿易方式結構。浙江省出口貿易中一般貿易額的比重如下表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1993年至2010年,在浙江省出口貿易中,出口額和一般貿易額都呈上升趨勢,一般貿易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5%~82%。一般貿易為主導成為浙江貿易的主要特征。因此,以一般貿易為主導的貿易方式結構體現了浙江擁有發達的區域經濟結構,也體現了長期以來浙江外資比例偏小的特點。一般貿易的產品附加值較高,出口企業的利潤也比較多,同時有利于創立與推廣出口品牌。從收益與成本分析來看,一般貿易更有利于出口企業的創利于發展。目前,浙江民營企業出口模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從出口產品發展到輸出企業再發展到輸出產業集群,已經有許多同行業企業組團前往國外投資,在國外形成了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這樣不僅可以及時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也能繞開出口國的貿易壁壘。

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

受國際環境因素和國內人民幣升值壓力、企業融資困難、貿易方式、管理模式落后等問題的影響,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的局面更加嚴峻,壓力和風險也逐步上升,嚴重制約了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的發展。

1浙江民營企業出口產品結構不合理、品牌效應低

浙江民營企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出口產品結構不合理,依靠廉價勞動力,控制產品成本以獲取競爭優勢,真正具有競爭力的高科技產品很少。出口產品大多是檔次低、科技含量低的產品,在越來越精細的國際分工面前處于產業鏈的末端,如機電產品、服裝及衣著附件、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鞋類、家具等均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不少民營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忽視了產品科研和技術的投入,只計較眼前利益而忽視了企業的長遠發展。同時,浙江民營企業產品品牌效應弱,競爭力不強。世界品牌實驗室評估,2005年《中國最具價值品牌》中,浙江有45個,品牌總價值為1463.17億元,而青島海爾一個品牌價值就達626.43億元[2]。雅戈爾品牌價值為28億元,是浙江省品牌價值最大的。在一些消費者眼中,浙江產品就代表著價格低廉,質量低下的產品,浙江的塊狀經濟產品絕大部分還屬于大路貨甚至低檔貨。另外,在世界品牌實驗室2007年《中國最具價值品牌》的評估結果中,雖然浙江品牌上榜率為48個有所增加,成為全國第三,但是在品牌價值排行前65名中卻沒有任何浙江民營企業的品牌。浙江民營企業只顧降低成本,不重視其品牌建設以及品牌意識不強的現象普遍存在。目前,浙江許多民營企業都存在對品牌文化建設資金投入少,品牌文化設計推廣度和深度不夠,并且缺乏對企業品牌文化的核心價值的定位。另外,在品牌文化推廣過程中推行的重廣告輕品牌的營銷手段,在生產過程中不能傳輸品牌文化,造成品牌推廣手段單一的局面。以上幾種誤區,均不利于提高品牌的國際競爭力。

2浙江民營企業資金周轉不足、融資困難

浙江民營企業一般都規模較小、資金不足,融資手段和工具還不規范和穩定,銀行出于風險考慮,一般來說都不愿意對民營企業提供綜合授信服務,并且往往實行業務分批審批,這樣以來就很容易導致出現延誤民企的商機,融資難已經成為制約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難關。目前,國有商業銀行主要還是服務于國有大中型企業和政府項目,不能滿足民營企業的融資要求。調查數據表明,有80%的浙江民營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資金缺口。其中11.15%的企業表示有很大資金缺口,急需融資在通過對企業現有融資主要渠道及各渠道的重要程度調查表明,銀行貸款和自有資金仍是目前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民間借款正逐步成為企業融資的一個補充。另外從重要程度來看,自有資金仍是企業融資的最為主要的途徑,其次是銀行貸款、民間借款。銀行貸款雖然是對于企業來說最為重要的途徑,但并非是企業的第一選擇,可見貸款難的問題在民營企業中仍屬于普遍現象。

3浙江民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

浙江民營企業大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雖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但是其盈利模式還是過于傳統,依然是四低打天下,即低成本、低價格、低技術和低附加值。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大,浙江省大多數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時都是以仿造為主,遏制了企業的研發能力、創品牌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獲取。有句話說的好,一流設備、二流質量、三流價格,企業投入大量的研究開發和裝備改造費用,有制造優質產品的能力,卻無法在高端市場競爭,只好以中檔產品立足于中端市場,最終導致奔馳轎車拉黃沙的現象,這就是浙江許多民營企業的現實寫照。由于民營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產品科技含量較低,極大地降低了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促進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對策

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存在諸如對外貿易出口產品結構不合理、品牌效應低、融資困難等制約和限制性因素。為了進一步促進和優化浙江民營企業對外貿易,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對策:

1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實施品牌戰略

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高新技術向產品轉化的速度明顯加快,新產品不斷涌現的今天,要在競爭空前激烈的國際市場上保持優勢,最重要的在于加快科技進步、發揮科技在產品生產中的關鍵性作用。與此同時,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實施品牌戰略更是浙江民營企業最有效的途徑。浙江民營企業開拓海外市場主要依靠的途徑,一是借船出海,接受國外企業的委托加工,從事貼牌生產(OEM);二是主動出擊,從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優勢。但是,企業不能只停留在貼牌生產上,因為貼牌生產只能獲得低廉的加工費。浙江民營企業要不斷地做大做強,必須得主動出擊,從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優勢。

2擴大融資渠道,提高企業實力

浙江民營企業要解決融資困境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協調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方面的資源。首先要加強和改進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風險管理,在強調防范風險、明確責任的同時,建立相應的貸款激勵機制,對信用等級優良的小企業可適當發放信用貸款。因此,民營企業必須認識到誠實守信是增加民營企業貸款、融洽銀企關系最好的辦法,要在社會上樹立起守信用、重履約的良好形象。同時,政府也應該為保障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對外貿易構造一個完善的資金扶持系統。只有構建完善的資金扶持體系,同時注重浙江中小型民營企業資金的積累,才能更好地保障其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浙江民營企業過度依賴間接融資渠道,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來看,結構單一的間接融資方式在民營企業自有資本不多、經營風險較大的環境里不僅限制了民營企業的融資規模,而且難以規避企業的道德風險,增加企業的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使企業的破產風險增大,所以要想方設法拓寬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渠道[4]。

3轉變貿易方式,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篇(2)

二、對外貿制的基本認識及研究思路

1.為了便于討論,我們首先將已在國內外實踐中出現的外貿形式歸納為三種:形式Ⅰ:直接(又稱傭金);形式Ⅱ:中國現行的出口形式(我們稱其為中國式風險);形式Ⅲ:間接(又稱行紀)。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貿企業)在權限內,以本人(生產企業)的名義同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辦理進出口業務,并收取一定傭金,人對第三人不承擔責任,也不享受權利;而形式Ⅲ(間接)也是國際通行的外貿的一種形式,它指間接人(行紀人)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計算,但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國外進口商)簽訂合同,并收取一定傭金,同時對第三人承擔合同中的義務,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權;最后,形式Ⅱ(中國式風險)是中國現存外貿體制的產物,它的產生系以我國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為基礎,并在非完全出于雙方當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以自己的名義對外訂立進出口合同,以幫助生產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顯而易見,這三種外貿形式在傭金分配、風險劃分及約束法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為便于后文分析,現將其作一比較并列于下表中:

三種外貿制形式的比較

比較項目風險收益

比較內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風險=0傭金>0(中等)

中國式風險(Ⅱ)風險>0相對較小

間接(Ⅲ)風險>>0傭金較高

比較項目約束法規人與本

比較內容人間關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國式風險(Ⅱ)1991年《暫行規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對外貿易法》第13條

間接(Ⅲ)各國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進而,我們對當前外貿制的改革與現狀談兩個基本認識:(1)我國外貿體制改革必須以大力推行外貿制作為主要方向之一。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外貿經營的計劃體制,大部分外貿業務由壟斷的外貿專業公司經營,經營方式以收購制為主,但這種做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與國際經濟的接軌,其缺陷也越來越突出。對于這點,已有眾多文章加以論述,這里不予展開。另一方面,經過試點企業的實踐表明,外貿制適合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外貿壟斷制解體后的形勢,它有利于生產企業擴大對外貿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外貿制已被提上外貿體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對外經濟貿易部門專門制定了《關于對外貿易制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1994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13條對外貿制也做了原則性規定。這都為外貿制在國內的真正實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礎。(2)近幾年的實踐也表明,外貿制的推廣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難。外貿是實現跨國交易的一種較為復雜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權利及義務分配問題。因此它的順利推行必須具備一定的內外部條件。而當前我國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貿制這一新事物與舊的外貿經營方式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從而導致了外貿制難以有效推廣。據資料顯示,近些年來,外貿企業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過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趨勢。

3.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針對外貿制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原因與可能改革方向進行了大量理論探討,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貿制的形式選擇問題。這些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兩點:其一,在目前條件下,是否應立即從現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間接(形式Ⅲ)轉換;其二,假定轉換條件不具備,則對于現有的形式Ⅱ,我們又應從哪些方面對其進行規范及改善。具體說來,目前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主要順著以下兩種研究思路展開:

思路Ⅰ:法律不規范論。這種思路主要從我國現行外貿制的外部法律環境出發,認為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在于法律的不規范性及相應造成的行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這一思路強調有關外貿制的立法相互不協調。根據《暫行規定》,我們當前應選擇的形式為形式Ⅱ,而這種選擇又缺乏民法基礎,因為按照《民法》所給出的形式應為形式Ⅰ。這樣就造成實際操作部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形式選擇的矛盾性。其次,這一思路認為現存的外貿法規條例對行為涉及的三方(生產企業、外貿企業及外國客戶)的責、權、利界定不盡合理。這種不足尤其體現于人的權、責比例不協調。外貿企業在現行外貿制下既不具備間接(形式Ⅲ)中的行紀人所享有的多種權利(如介入權等),又必須承擔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擔的較高風險。因此,持此類觀點者建議可從以下兩條道路擇一而行:或由《暫行規定》所規定的外貿制向國際通行的間接(形式Ⅲ)過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規定的,依據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來規范現行制,這樣可使行政規范與法律基礎相一致。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鑒于目前制形式的沖突,可考慮在修改的統一合同法中規定間接(行紀)合同,使民法規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規定的間接(形式Ⅲ)并行。同時為了避免沖突,對民法通則的制定細則,使外貿的各種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與經濟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條件不具備論。這種思路認為,目前無論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對外部條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體到某一給定的外貿制形式,又必須在相應的外部條件下才能得到順利推行。例如,對應于《民法》所規定的形式Ⅰ,我國目前的外部環境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不具備:一是外貿經營權審批制尚未取消,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礙,因此加快放開生產企業進出口經營權是推行外貿制的必要條件;二是市場條件及國有企業內部機制不具備。就市場條件而言,國內市場不成熟這一外部條件不利于人與委托人按國際規范的委托方式承擔責任與義務;而作為委托主體的國有生產企業與外貿企業,由于現代企業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實施,也會對制的推廣造成相當困難。

以上兩種思路分別從法律與外部環境的角度討論了推行外貿制的現狀、問題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貿制的形式選擇方面作出了具體分析,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認為,外貿制的順利推行及具體形式的正確選擇,除應具備必要的法律規范與外部環境外,還應具備高效率的內在激勵機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擁有、風險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內在結構。因此,關于外貿制形式選擇的問題,我們建議還必須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去探討,以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形式。

三、委托理論與外貿制

(一)不對稱信息與委托一般理論。

不對稱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參與人擁有但另一方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近些年來,對交易中不對稱信息存在的關注已越來越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競爭”的市場基本事實一樣,不對稱信息也是一種市場的常態。因此研究非對稱信息條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約安排具有相當實際的意義。

分析不對稱信息是通過委托模型來實現的。信息經濟學上的委托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有別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種涉及非對稱信息的市場。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劣勢;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處于信息優勢。非知情者將不得不因為知情者的信息優勢付出更大的交易代價。在這里,擬主要利用兩種模型,來為我們分析中國現行外貿制提供一個理論框架。

模型Ⅰ: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簽約后人所選擇的行動以及人所面臨的自然狀態(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變量,如市場狀況、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觀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觀測到由人行動和自然狀態所共同決定的交易結果。而委托人的目標是設計激勵合同使人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對委托人有利的行動。

模型Ⅱ:逆向選擇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選擇發生于簽約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狀況、類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選擇模型要解決的問題是通過一種契約設計來獲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國現行外貿制(形式Ⅱ)實踐中的契約機制缺陷。

運用委托一般理論,我們首先來探討一下現行外貿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納起來,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信息不對稱的放大。在一般的條件下,外貿人擁有國際市場信息,以及自己業務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則不完全擁有這些信息。而現行的外貿體制和制形式擴大了這種信息不對稱傾向:(1)外貿制中存在著“一頂帽子大家戴”的情況,即由于外貿經營權沒有放開,無外貿權的企業掛靠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使合同產生法律糾紛的隱患,同時使委托人認定外貿人的資格和真實業務能力存在障礙。同時使一些信譽良好的人退出市場,不愿做業務,因此這個市場上存在逆向選擇問題,這也是外貿制推而不廣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擁有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幾十年來的收購制使生產企業處于與國際市場隔離的狀態,在推行制后,生產企業依然處于信息劣勢,與國際市場仍處于半隔離狀態。(3)現行外貿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規范,常以訂單代替委托合同,關于人如實報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義務,沒有在法律上確立下來。同時現行制缺乏補償條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開人直接同外商簽約,因此產生“互不信任”,從而產生機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鎖與保密,即會出現前述的道德風險問題。

2.風險分擔缺陷?,F行外貿制做法使外貿公司墊付資金,且產生所謂“拿1%的手續費,承擔100%風險”的狀況,而生產企業承擔的風險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產企業無外貿經營權,從而成為被動的風險中立者。但人承擔全部風險,應意味著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潤應由人所有。現行做法對費用的計算標準是采用硬性的收費標準,即合同標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費。這種做法實際上使外貿人通過合同所獲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必然導致合同產出與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勵機制的缺陷。根據生產博奕模型來分析,在不對稱信息下,外貿制的合同應是一種獎懲合同,根據外貿人的業務水平、積極工作水平進行獎懲?,F行外貿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選擇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動,同時由于傭金不合理,使外貿人在出現合同糾紛時消極應訴、索賠,從而產生外部效應。從這個角度說,現行外貿制契約設計中,委托人并沒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貿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條件之上。而激勵機制應是一個動態系統:一方面人的激勵來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讓與,另一方面,外貿人的積極行動增大了合同產出增加的可能性,從而促進生產企業增加對外貿企業的激勵。

(三)從委托理論看我國外貿制的形式選擇。

如前所述,目前中國外貿制的發展有三種選擇:一是改變現行外貿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發展;二是從形式Ⅱ直接向間接(形式Ⅲ)發展;三是在現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規,健全機制,疏通信息渠道,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從信息經濟學角度看,以上三種選擇在具體實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關于外貿制改革的舉措都必須充分考慮到在信息擁有因素及其對應的風險分布權衡利弊,據中國具體國情作出正確選擇。以下將就其作出具體分析:

其一,三種制形式優劣比較。

對于直接(形式Ⅰ)來說,由于委托人可觀測到人的選擇同時也可觀察到外生變量(即人所選擇的自然狀態),且委托人可參與交易磋商的全過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從而激勵相容約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設計強制合同,根據進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確定傭金的支付,因此人沒有選擇消極工作的余地。這種方式下,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最優合同要求人的收入應是相對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潤,但同時也不承擔風險。

行紀(形式Ⅲ)與中國現行外貿做法都是以人的名義對外簽約,因此人履行委托義務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都存在著對委托人的道德風險。然而行紀由于規定了人的直接履約權和介入權及規范了指定價格交易及其余利潤歸人所有的權利,使人權利和風險都相應增大。由于行紀使人真正成為風險中立者,承擔全部風險,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紀相應地克服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對人激勵來自于人對自己潛在利益與風險的關注,出于這種內在動力的驅使,人如同為自己工作一樣,不會選擇消極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與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對稱方面較形式Ⅱ而言有相對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照搬國際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為解決我國外貿制所遇到困難的一條坦途。這是因為,一方面信息不對稱問題作為形式的固有內在缺陷,無論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形式轉換過程中必須對這一問題引起充分重視。例如:現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們必須承擔100%的風險,而要求盡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實上,按照米爾利斯闡述的原理,人所承擔的風險大小應與其所占有的信息優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認為外貿企業目前承擔100%風險與其在過程中占有信息絕對優勢是相協調的。這樣,如果轉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風險的同時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絕對優勢則成為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與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場狀態下才能較好地解決了保險與激勵問題,而在現有中國市場條件下,由于非市場行為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必然會成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風險。因此推行國際規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來還須假以時日。

其二,完善中國現行外貿制:對信息不對稱的克服。

如果目前從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轉換時機尚不成熟,我們應做的就是在現有形式Ⅱ的條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對稱在內的各種弊端與問題,在這里我們擬提出五個對策。

對策Ⅰ:外貿人資格的認定。對于現行外貿制的人來說,如果其通過某些渠道將自己的類型信息和能力信息傳遞給處于信息劣勢的委托人,則可以實現事前交易的改進。實現信息傳遞的渠道是:(1)外貿企業傳遞其無形資產價值,如信譽、政府認證等。(2)委托合同中強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及無法人資格權的違約內容。這樣,無法人資格權的人則不會輕易從事此項業務,這也從間接傳遞了外貿人的真實背景。

對策Ⅱ:應該有效地實現對人的獎懲。按照米爾利斯—霍姆斯拉姆條件,信息不對稱下,人的收入應有更大的波動性,因為人的行動不可完全觀測,為了實現有效獎懲,可將另一些除人行動之外的其它可觀測信息寫入合同,如商品的國際市場可比成交價格,以及競爭對手簽約價格等,這樣委托人對人的激勵不僅依賴于產出,還可依賴于此可觀測變量。而且當此可觀測變量包含有關人行動的信息時,即使在信息不對稱狀態下,也可達到交易的最優實現。

對策Ⅲ:力圖使委托合同標準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條件。比如人如實的交易報告義務,就應是合同的一項基本條款,也是人的基本義務。另外,可以制定補償條款以解決人對委托人不信任而產生的信息封鎖問題。從國際實踐上看,對制定統一法規及合同標準是一種趨勢。

對策Ⅳ:傭金設計應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規定,以實現對人的激勵。以德國的貿易業務為例:德國所有行業的平均傭金率為5%,但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傭金率一般為18%,而大宗消費品則為2%。因此借鑒國外做法,我國對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尤其不應采取固定傭金形式。同時在中國目前現實下,傭金不僅包括費用,還應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讓與,這和人相應承擔部分風險是相對應的,同時應以外銷合同為基礎簽定委托合同,以實現對人的有效獎懲。

對策Ⅴ:政府不應局限在僅僅以行政手段強行推動制的實施。因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過市場內在要求來推動的。西方的現代商業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和時間的共同作用,逐漸克服機制缺陷而成熟起來的。因此中國外貿制在目前過渡階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斷地創造和完善外部條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發展。具體說來,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應包括疏通信息渠道,進一步下放外貿經營權,建立外貿業務公司的審評機制,界定外貿人的法人資格權,以克服逆向選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妨借鑒韓國做法?!俄n國對外貿易法》中明文規定了只有具有一定業務渠道的人才有從事進出口業的資格。

四、結論

本文從信息經濟學角度對我國外貿制的現狀及改革思路作了具體分析。通過以上論述,我們認為,在現實國情制約下,如果立即在全國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間接(形式Ⅲ),則政府部門必須對這一過程必然出現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視,采取相應克服措施。目前較為可行的是,在現行外貿制(形式Ⅱ)框架下,通過完善激勵機制及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揮政府部門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責權利不平衡及相應的效率損失降到最小,從而推動我國外貿制的發展。

【參考文獻】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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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篇(4)

1.持續順差制約了央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自由度,成為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

在現行的結售匯制度下,持續順差所形成的外匯占款導致央行被動發行基礎貨幣。近年來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大使購買外匯已經成為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以2006年為例,外貿順差1775億美元,按年均匯率央行投放基礎貨幣14149.9億人民幣,以貨幣乘數為5計算,派生貨幣總量70749.5億元,約占2006年貨幣供應量(M2)的五分之一左右,可見現階段的流動性問題與順差形成的外匯占款對央行貨幣政策自主性的制約直接相關。

2.持續順差使“對沖”操作產生副作用,削弱了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

對于外匯占款形成的高額人民幣被動投放,央行常用發行央行票據方式進行對沖干預,初衷是減少流動性貨幣。但是,大量、長期的順差會導致大規模的對沖,從而產生諸多難題:一是發行央行票據要支付利息,每年數萬億的票據發行使央行為對沖操作支付一筆不菲的成本;二是央行的對沖操作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面對順差導致的巨額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三是對沖規模激增會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和短期市場利率上升的副作用,四是持續順差難免會給國際投資者形成很強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刺激外匯大量涌入,從而又抵消了對沖的政策效果。

3.持續順差增加了外匯儲備資產管理的難度和風險

持續外易順差形成了巨額外匯儲備,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利率、匯率波動十分激烈的背景下,過大規模的外匯儲備會使國家財富處于巨大的風險之中,給儲備資產的保值增值管理帶來難度。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主要是美元,近年來美元匯率持續走低,使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外匯儲備的縮水不可避免。也使我國的貨幣政策陷入“兩難”境地:若為了改善幣種結構而大量拋售美元,必然會對周邊國家產生示范效應,導致國際匯市恐慌,美元匯率暴跌;若不改變現有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不拋售美元,又將導致本幣升值壓力增大,刺激外匯儲備更快增長。為減輕外匯儲備對國內貨幣市場影響,央行必須通過回籠現金或提高利率方式來減少貨幣供給,但這恰恰會拉動本幣升值;反之,為降低升值壓力,央行如果增加貨幣供給或降低利率,這會使本來就因外匯儲備而很寬松的貨幣市場雪上加霜。

二、外貿順差只能疏導,不能抑制

由于持續順差的負效應加大了宏觀調控難度,部分學者提出了“壓順差”的觀點,寄希望予“壓出口”達到貿易平衡。筆者以為,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外貿順差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僅僅采取抑制順差的調控政策恐怕難以生效。

1.中國現階段外貿順差持續的原因

導致中國外貿持續順差的因素有很多,如產能過剩、國際產業轉移、進口替代能力增強等等,這些因素均可歸結為兩個根本原因:高儲蓄率與加工貿易。

(1)高儲蓄率與外貿順差

按照宏觀經濟學原理,外貿差額應與儲蓄與投資之差相等。即X-M=S-I,這里的S是宏觀意義上的國民儲蓄,是一個流量指標。企業利潤、政府預算盈余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去消費后的余額都屬于宏觀意義上的國民儲蓄。居民、企業、政府三個部門的國民儲蓄形成國內投資的資金來源,國民儲蓄大于國內投資的部分形成經常賬戶的盈余,其中主要是貿易順差,所以國民儲蓄越是大于國內投資,貿易順差就越大。中國近年來一直呈現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企業儲蓄率“三高”局面,并且儲蓄率一直高于投資率。儲蓄是一定要轉化為投資的,國內吸收不了的儲蓄就決定了中國必然以出超的方式將資本借給存在儲蓄缺口的國家,從而形成對外債權。所以,高儲蓄率是外貿順差的根本原因,可以預見,只要國民儲蓄率高于投資率的情況不變,貿易順差就將延續。

(2)加工貿易發展與外貿順差

加工貿易迎合了產品內分工的國際化要求,而中國也具備產品內分工的稟賦優勢,如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等,因此產生了產品內分工時代背景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互動關系:加工貿易作為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形式得以迅速發展,正在形成以中國為加工中心,以東亞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方,以歐美為核心的技術研發方和主要市場的新的產業鏈,特別是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實現與參與的加工貿易占出口的半壁以上江山。加工貿易的發展,是構成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推動因素。因此,加工貿易積累的貿易順差可以理解為使中國經濟開放成長在一定發展階段的可持續現象,具有經濟合理性

2.抑制順差的調控政策難以奏效

加工貿易造成的貿易順差很難通過宏觀調控政策解決。加工貿易是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產品內分工的產物,是中國重點發展的貿易方式,目前,國外的投資正往高新技術方面不斷增加,說明產業轉移還沒結束,這一經濟結構還將持續。況且,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也需要加工貿易的繼續推動。

對于高儲蓄率問題,根據X-M=S-I等式,實現經濟均衡可以有三條路徑:增加投資、降低儲蓄率、提高進口。

中國的投資率已經處于世界的較高水平,宏觀調控的目標經常是要管住投資率上升,所以,不可能通過政策性鼓勵投資增加來減少順差。

形成高國民儲蓄率的原因有文化因素、轉型因素、保險市場不發達、流動性約束、生存性消費習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絕非能夠靠經濟政策在短期內改變,只能隨著徹底的經濟轉型而變遷。而且,現在越來越多的消費品具有預防性儲蓄特征,如教育、養老、醫療、住房等,這些消費需要以相當的儲蓄為前提,因此,用刺激消費來降低儲蓄率,減少順差的政策很難奏效。

通過“高進高出”,擴大進口的方式能否平衡順差呢?以擴大進口方式降低順差,等價于用一般貿易逆差來抵消加工貿易的順差,對于一般貿易的順逆差情況,國際市場的自主性調節是高于我國政府的政策干預的。2005年和2006年的實際情況是一般貿易均呈現順差且不斷增大。盡管政府已強調要適當增加資源、能源和原料性商品進口,鼓勵擴大高技術和先進設備的進口,但是,希望進口的商品往往受國際市場供給約束和出口方的限制,進口增長的速度不會太快。在可以預計的未來較長時間里,中國仍將是全球商品的供應國而非需求國,所以通過擴大進口抑制順差的政策效果可能也不大。

三、外貿順差背景下的政策建議

基于外貿順差在現階段具有必然性并仍將持續的分析,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調整外匯儲備制度

(1)積極管理外匯儲備

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是央行既持有儲備又經營儲備。從信托角度講,相當于集受托人與托管方于一身,這樣具有潛在的道德風險。借鑒國際上和東亞儲備管理的基本框架,可以按照“安全、靈活、保值、增值”的外匯儲備管理原則,將儲備分為投資頭寸和流動頭寸兩部分。央行持有流動頭寸部分,用于滿足支付和穩定貨幣政策的需要。投資頭寸部分由新成立的中國外匯投資有限公司按市場化方式管理和運作,可用于國內外(主要是國外)投資參股,更具有增值、盈利的傾向。對于從央行置換外匯所需資金,可以通過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或中國外匯投資有限公司發行中長期債券獲得。這樣,過量的外匯儲備將由專業投資公司“疏導”到境外進行投資,而過量外匯儲備導致的人民幣放款也回籠到央行手中,不斷積累的外貿順差對常規貨幣政策制約的矛盾便能得以緩解。

(2)放寬企業及個人用匯政策,擴大技術創新用匯量

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過量的重要原因是現行的結售匯制度。我國匯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意愿結匯、藏匯于民,但是,完全的意愿結匯需要資本項目放松管制,現在條件還不具備??梢宰裱瓭u進法則,逐步放松外匯結匯制度,允許部分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自愿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資產,這可以減輕貿易順差給央行造成的外匯占款和對沖壓力。

通過制定一些政策鼓勵企業和個人利用外匯資產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支持個人到技術先進國家學習和深造。還可以動用現有的外匯儲備向本國企業進行實際項目注資,讓被注資企業以外匯購買國外的技術和設備。也可以動用現有的外匯儲備收購某些國內的外商投資企業等。

(3)將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黃金儲備

當今世界上,黃金仍然是最具魅力的保值增值投資工具。在金價穩中有升,美元未來走勢不明朗的情況下,將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黃金儲備,不僅有利于抑制因美元貶值而導致的外匯儲備縮水,而且進口黃金可以減少外貿順差。

2.調整開放策略,擴大內需

(1)運用稅收杠桿,調整外貿順差

適當改變長期以來堅持的“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開放策略。減少和取消出口退稅方面的優惠政策,進一步降低進口關稅和取消其他進口限制性措施,從而實現進出口貿易差額的縮小。

(2)從戰略上改變外貿依存度偏高,儲蓄率偏高,內需不足的狀態

內需不足是外貿順差的重要因素之一。遺憾的是擴大內需的口號喊了8年多,居民的最終消費率還是偏低并且下行,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從上世紀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社會分配不平衡,20%的人占有80%的儲蓄,這種儲蓄結構決定了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率偏高,從而導致對外需的過度依賴。

必須把擴大內需問題上升到戰略層面來規劃:應加快和完善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促進農村經濟建設的發展,努力縮小城鄉差距,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為擴大內需創造條件;進一步促進和完善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儲蓄轉變為多元化的金融資產,實現儲蓄、投資和消費的良性循環。

[摘要]本文從我國現階段對外貿易持續順差的現狀出發,揭示了多年累積的外貿順差產生的負效應,特別是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沖擊。分析了外貿順差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必然性,提出了疏導外貿順差的政策建議:調整外匯儲備制度,運用稅收杠桿,調整開放策略,擴大內需等等。

[關鍵詞]貨幣政策結售匯制度外匯投資公司

從1994年至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已連續13年呈現順差,2007年這一勢頭仍將保持,這固然令人可喜,但亦是喜憂參半。貿易順差的規模之大,增速之快給經濟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難題:不斷積累的貿易順差對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產生很大沖擊,反過來,企圖抑制順差的宏觀政策措施卻又難以產生令人滿意的效果。貿易順差如何“疏導”成為當前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金柏松:《對扭轉外貿順差持續擴大的建議》[J].國際貿易論壇,2006(4)

篇(5)

外貿依存度又稱外貿系數,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上,參與國際分工程度和內部市場對外開放水平的指標之一??陀^地進行河南外貿依存度的歷史分析和橫向比較,正確認識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問題,將直接影響對我省貿易開放程度和經濟外向程度的認識,事關對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開放帶動”戰略貫徹落實情況的判斷和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河南省外貿依存度的歷史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在經濟方面也逐步參與到了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當中,總外貿依存度及進口、出口依存度等均隨之提高。河南省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1.22%提高到2003年的5.55%,同期的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在1978年為0.99%、0.16%,2003年上升到3.51%和2.04%。25年來,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從發展趨勢來看,大體上呈上升趨勢(如圖1所示)。

對1978~2003年我省外貿依存度指標進一步觀察,可以看到:

1.進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貿易差額依存度的變化軌跡曲線相當相似,三者無論是變動的周期,還是升降的方向都大體一致。其中,進口依存度曲線,在1995年以前與前三者差異明顯,在1997年之后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意味著隨著我國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進口管制不斷松動,我省進口貿易發展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場需求的支配。

2.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在過去的25年中并沒有得到大幅度提高。外貿依存度的數值變化分布于1%~7%之間,年際變動幅度極小,曲線實際上是相當平緩的。這說明我省對外貿易只是基本實現了與本省國民經濟的同步增長,并沒有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也不具備對經濟增長的強烈拉動作用。3.在這25年中平均外貿依存度為3.9%,其中出口和進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分別為2.9%和1.0%,而且平均外貿差額依存度為1.88%,居然高于進口依存度。外貿管理指導思想上更重視出口一些,出口在GDP中的比重略高于進口,這是正常的,但是歷年出口依存度均高于進口依存度,連續25年保持貿易順差,并且外貿差額依存度高于進口依存度,導致外貿指數長期偏高,這說明河南省外貿發展指導思想中居主導地位的仍舊是出口創匯意識,至今仍沒有大的改變。這與我省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著巨大的緊缺要素(高級技術、設備等資本品)供給約束是不相適應的。

二、河南省外貿依存度的橫向比較

(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比較

從圖2看,全國的對外貿易度在1978~1984年不超過20%,在1985~1989年期間接近30%,在90年代達到30個百分點以上,2000年以后則基本達到45%以上,2003年更提高到60%以上,持續加速攀升的趨勢極為明顯。而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指標在1978年為1.15%,此后逐年以小幅度上升,95年至最高點6.32%,其后則一直小幅下降,至1999年(3.17%)探底后,又于2000年開始小幅度攀升,2003年為5.55%,尚未恢復并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對比研究表明,長期以來,我省外貿依存度有所提升,但一直沒有大的突破,始終保持在全國平均程度的1/10上下。

(二)與其它省區的比較

表2數據表明,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指標不僅與沿海省市差距十分明顯,而且差距有拉大的趨勢。以2002年為例,全國外貿依存度平均水平達50.2%,江蘇、浙江分別為54.7%、44.5%,上海市為111.1%,外貿總額排在全國第一位的廣東省更高達155.5%,而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僅為4.3%,不足全國水平的1/10,與廣東省相差35倍。這一指標即使與中西部的部分省份也存在差距,實際上已連續幾年在全國墊底。與沿海省份相比,就對外開放程度或參與全球化的程度而言,不在一個檔次上。(三)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較

由于世界貨物貿易的發展速度一直高于全球經濟的發展速度,1980年至2000年,世界平均的貿易依存度已從1980年的35.9%提高到2000年40.8%。2000年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達51%,中等收人國家的平均外貿依存度為60.5%,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也達到了38.4%。雖然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在不斷提高,與同期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與地區的外貿依存度的變化方向是一致的,但至2000年,河南省外貿依存度僅為3.67%,遠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外貿依存度是一個強度相對指標,它受到一國或地區GDP構成差異、對外貿易結構以及匯率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一般認為,GDP中第三產業的比重越低,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比重越高,匯率比價中本幣越被低估,會使以名義外貿依存度表示的貿易開放度和經濟外向程度在相當程度上被夸大。考慮到2003年河南省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僅31.9%,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占比達23%,及國內外多項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匯率低3倍左右,可以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河南省的實際經濟外向度降低了,說明對外貿易規模相對于經濟發展而言,實際上是萎縮了。

雖然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因國情不同而存在差異,但經驗表明,在一國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或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貿易量急劇擴張,貿易依存度呈現上升趨勢,即進出口與國民經濟的依存關系的曲線是上揚的,因此我省實際外貿依存度指標的表現較為特殊,與許多學者所揭示的共同規律是背離的。

三、結論

(一)河南省的貿易開放程度與國內外水平相比,差距太大

橫向比較表明,河南省外貿依存度指標不僅與全國及沿海省市差距大,與中西部部分省份相比也存在差距,不僅與發達國家差距大,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水平相比也存在差距。如此低水平的進出口貿易與我省國民經濟的規模不相稱,與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不相符,說明河南經濟的國際化進程并沒有加快,國

民發展經濟從總體上看依然屬于內向型模式。

(二)“開放帶動”戰略的真正落實需要河南省從根本上更新轉變外經貿發展的指導思想

我省外貿依存度在過去的25年中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高,貿易差額依存度基本上都是正值,而且大于多年平均的進口依存度(長期保持出口大于進口),說明長期支配著河南外貿發展的仍舊是出口創匯思想,對進口貿易促進生產技術能力提高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重視不夠,對國際市場領域競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企業素質提高的積極作用重視不夠,出口換回來的外匯資源并沒有置換為河南工業化及后續升級所需要的緊缺要素供給。

(三)河南外貿信息不靈,反應不快,決策滯后,調整困難

1992~1999年波動調整階段長達10余年,面對外部環境劇變帶來的挑戰和沖擊,河南外貿信息不靈,反應不快,決策滯后,調整困難。

20世紀90年代正是河南外貿與全國及其他地區差距拉大的時期,特別是在1995~1997年前后,向市場經濟轉型及全國性市場供給過剩出現以后,河南省在外貿體制改革和轉型方面跟不上時代,嚴重滯后,致使我省外貿受經濟轉型的沖擊大,適應期過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省對外經濟貿易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與全國及國內外其他地區相比,還存在著極大差距。我省必須轉變思想,更新觀念,深化外經貿體制和機制改革,抓住歷史機遇,進一步擴大開放,提高外貿開放度和國民經濟的外向度,否則“開放帶動”戰略就有落空的危險。

篇(6)

1.進口多、出口少情況嚴重理論上說,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蔬果、水產和加工食品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具備出口優勢和潛力;另外,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占地面積較少,棉花、大豆和土豆這種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劣勢,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優勢。調查表明,我國禽畜、水產與果蔬產品的國內價格大大低于國際市場價格,具有良好的國際競爭優勢,但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仍然呈現出“進多、出少”的局面,因為受到土地限制和消費增長與工業化發展的影響,大宗農產品進口數量不斷增多,加劇了農產品進口多、出口少的矛盾。

2.隨著貿易額增長貿易逆差擴大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持續9年呈現穩步增長,2005年與2006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情況有所好轉,但到2007年與2008年,逆差現象變得明顯,逆差達到180多億美元,雖然2009年逆差額稍有回落,但仍超過了百億美元,2010年與2011年貿易逆差更是加劇增長。

(二)我國出口的農產品退貨現象普遍隨著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的擴大,發達國家加強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的限制條件,他們巧妙利用消費者高度重視和關注食品質量安全的心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設置了較高門檻,致使中國農產品難以進入這些高門檻國家,導致我國出口農產品被退貨情況增多。2006年日本對輸入的農產品進行“肯定列表制度”檢驗,徹底改變了農業化學品的管理制度。其中200多種農產品與700多種化學品都涉及到了這種“肯定列表制度”的檢驗,該制度指出的50000多種檢測標準里只有10000多種有科學驗證的正式標準,另外40000多種被日方稱為暫行標準。該制度嚴重影響了我國對日農產品出口:繁多的檢測項目增加了檢測成本,使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利潤下降,檢測時間的延長制約了農產品輸出的速度和數量,很多產品經過繁瑣的檢測最終以不合格的理由退貨。

二、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優勢

(一)我國農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的某個商品出口額所占世界同一種商品出口總額的比例。國際市場占有率多用來比較某些國家某個商品國際市場占有能力及其國際市場競爭力。

(二)我國農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某個產品輸入到主要進口國家的金額占該國家此產品進口總金額的比例。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反映了出口國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的競爭能力。

(三)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指數分析。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的逆差額與進出口總額都表現為上升趨勢,進出口總額曲線傾斜度大于貿易逆差額曲線表明: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總額增長速度比貿易逆差額的增長速度快,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逐年提高。

三、提升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的策略

(一)重視農業發展毋庸置疑,我國是農業大國,卻不是農業強國,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雖然具有一定優勢,但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相對較弱。農業作為我國基礎產業,關系到人民的衣食之源和國家的經濟命脈,是我國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的保障。雖然國家逐年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但與其他產業相比,對農業的重視程度還較低。根據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雖然從1998年至今,我國對農業發展的投入增加了2000多億元,但用于農業發展的支出在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要以提高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為目標,更加重視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發展。

(二)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通過政府的介入,在政策、法規等宏觀方面為我國農業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促進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首先,政府要加大政策傾斜,扶持農業發展,通過各種惠農政策有效推動我國農業發展和升級,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其次,圍繞提升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加大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在進行農業投資時應向農業薄弱環節傾斜,并加大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另外,國家還要通過宏觀調控政策指導農業生產和發展,改變農產品生產、貿易的結構以及區域分布,搞好產銷銜接,從而有效規避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風險。

(三)提高農業生產人員素質并調整經營方式勞動力的素質以及生產經營模式對于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有著重要影響,要想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提高農業生產勞動力的素質,并采取科學合理的生產經營模式。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執行者和科技的使用者,要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讓他們充分掌握農業科技。另外,還可以采取多種方式調整農業生產經營的模式,對農產品進行深度加工,提升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促進農業的產業升級。

篇(7)

在世界貿易組織強調推行貿易自由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各國不斷調整政府干預對外貿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關稅壁壘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主要方式。這主要包括:

(一)反傾銷。在各類貿易壁壘中,反傾銷是我國遭遇最早、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措施。根據世貿組織即WTO統計,自1995年以來,共有40多個VeTO成員國對我國出口商品發起過反傾銷調查,立案總數超過3000件,最終實施反傾銷措施超過2000件。當前,國際反傾銷案件呈現以下特點:第一,反傾銷案件數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發展中國家發起反傾銷案件數量增長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傾銷案件的絕大部分均由發達國家發起,WTO成立后,發展中國家成員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數中所占比例已超過發達成員國,在2005年超過70%。第三,反傾銷調查針對的目標仍集中在少數國家。據統計,全球反傾銷調查針對的前8位分別為:中國、韓國、美國、中國臺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國。中國仍是國際反傾銷措施針對的主要目標。

(二)反補貼。美國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補貼措施最多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對我國進行反補貼調查已成為當前貿易保護的新熱點。我國遭遇反補貼調查的突出特點是:第一,來勢猛。截至2007年底,我國共遭遇反傾銷反補貼調查10起,反傾銷反補貼再調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響大。反補貼調查不僅直接影響我國涉案企業出口,而且也是對我國宏觀經濟制度的挑戰。如果這些指控被認定為補貼,不僅會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損害我國國際形象,還會影響雙邊經貿關系,使我國面臨的國際經貿環境更復雜。此外,波及效應強。一方面,一個反補貼裁定中的補貼項目往往成為后續對我國反補貼的證據,從而引發更多新的反補貼調查。另一方面,美、加對我國進行反補貼調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國跟進。據WTO統計,最近幾年全球反補貼案件數量呈波動性減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WTO成員對其他國家政府進行調查通常持審慎態度。但對中國而言,這種趨勢恰恰相反,近年來,我國是全球遭受反補貼最多的國家。第三,不公平。美國在對華反補貼調查中存在許多違反WTO規則之處,使中國企業遭受極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銅版紙初裁中,美方在已考慮補貼因素對國內產品正常價值影響情況下,又計算一個反傾銷稅,給中國企業帶來雙重負擔。

(三)美國337調查。美國337調查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簡稱ITC)針對不公平的進口行為,主要是進口產品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進行調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調查逐漸成為美國遏制我國具有一定出口潛力,特別是技術密集型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對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國對華337調查主要呈現以下特點:第一,調查案件數量迅速增長。從1975年美發起第一起337調查至2007年10月,美國共對我國發起75起337調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發起的,占全部對華案件總數的80%。2007年1月至10月,這一發展態勢更為明顯,美總計對我國發起14起337調查,占美同期立案總數的50%以上。第二,我國成為首要被調查國。上世紀,我國臺灣地區、日本和韓國一直排在被調查國家或地區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遭受337調查最多的國家(地區)。第三,受影響的行業和產品集中。在美國對我國發起的337調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專利,僅有小部分涉及商標和外觀設計。其中,機電產品成為重災區,60%以上的案件針對機電類產品。第四,申請門檻低但制裁措施嚴厲。337調查中,原告無需證明侵權產品對其造成損害即可申請337調查,極大減少了原告的舉證責任。此外,原告可不僅針對列名被告,而且可針對所有相關進口產品向美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請求。在美對華發起的337調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請了普遍排除令,企圖將中國產品全面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

(四)技術性貿易壁壘。據WTO統計,從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員國通報影響貿易的新規則總計23897件,其中技術性貿易措施16974件,占總量的71%。由于這些技術性貿易措施有涉及面廣、隱蔽性強、技術性高等特點,會對全球貿易產生長期的影響,特別是會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帶來不利影響。2005年我國出口企業遭遇技術壁壘的比例達到15.1%,22大類出口產品中有18類遭受直接損失,金額達691億美元,占全年出口額的9.1%;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給我國企業造成的出口貿易機會損失高達1470億美元,相當于全年出口額的19.3%。技術壁壘對我國影響的特點如下:第一,從趨勢上看,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已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新技術產品延伸。機電類產品受發達國家在安全性、噪聲、電磁污染、節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響已開始顯現。第二,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紡織、服裝、輕工等傳統出口商品,繼配額、許可證、原產地限制之后,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技術法規、環保法規等影響加大。第三,食品、土畜產品受到的影響面最寬。我國農產品因為受到種類繁多的動植物檢驗檢疫程序、生態法規和國際公約,以及最近各國要求對轉基因產品進行標識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貿易阻力很大。據日本厚生省網站公布的資料顯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違反日本《食品衛生法》并最終采取了廢棄或退貨處理的進口產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國,共476批次。這對我國優勢農產品出口產生了重大影響,大大削弱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第四,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是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國家和地區。

從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看,主要有:一是我國綜合貿易影響率接近貿易摩擦警戒線。對外貿易規模突破萬億美元,標志著我國外貿發展正進入一個新階段。然而,我國出口貿易規模大、增長迅猛,已接近貿易摩擦警戒區。目前,世界各國貿易綜合影響率達25%以上的國家只有美國、德國和中國。按國際經驗判斷,國家貿易綜合影響率在25%~30%之間還可以忍受,在30%~35%之間為警戒區,超過35%則難以忍受,可能引發全局性貿易摩擦。2003年我國出口對世界貿易的綜合影響率為27.6%,2004年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態勢??梢灶A見,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長,今后一兩年達到甚至突破警戒區的可能性較大。所以,我國對外貿易的適度發展問題很值得重視。二是我國出口企業的管理和行業標準化體系的建立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些企業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質量等方面與國際標準和法規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國目前的技術標準狀況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國際標準的采用方面,20世紀末,美、英、法、德等國家的國際采標率(采用國際標準的比例)就已達80%,日本新制定的國家標準有90%以上是采用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際電工組織的標準,而我國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技術標準的僅占43.5%。三是出口的無序競爭仍很嚴重。長期以來,我國企業競爭手段單一,主要實行薄利多銷的營銷戰略,同行競相壓價,以低價求勝。這種策略必將受到國外的反傾銷限制,也擾亂了出口市場。另外,我國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導致低價格,往往使我國產業成為國外貿易救濟措施的受害者。四是執行WTO規定的補貼政策還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國在補貼方面需要遵守《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和多邊貿易體制下有關補貼的各項法律規定,并承擔我國人世議定書承諾的有關義務。我國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級逐步取消過去的各種補貼,但個別地方政府考慮經濟效益、就業等因素,還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況,這些補貼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補貼調查。轉二、應對新一輪貿易保護方式的對策

隨著我國進入人世“后過渡期”,許多領域已按承諾對外開放,我國產業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大,我國的國際貿易環境面臨新的復雜局面,這就要求我們要適時調整外貿發展戰略,妥善應對貿易爭端,創造和諧的國際貿易環境。

(一)適當調整我國外貿發展戰略

經過近3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的外貿事業取得巨大成績。1978年,我國外貿總額只有206億美元,外匯儲備僅為1.67億美元;2006年,外貿總額達17607億美元,增加近80倍,成為世界上第三大貿易國;外匯儲備達到上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在現有外匯儲備已充足且出口增長過快的情況下,必須清醒地看待形勢,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貿依存度過高對我國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穩定。

1、保持對外貿易的適度發展。對外貿易適度發展的內涵包括適度規模和適度增長兩方面。一定的貿易規模是一個國家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的基礎,貿易規模越大,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越大,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就越突出,資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貿,尤其是投向加工貿易,然后大量出口。這種資源配置傾向導致我國已發展成為世界的加工廠、貿易通道和交易平臺。貿易增長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綜合貿易影響率超過貿易摩擦警戒線。對外貿易保持適度增長,不僅需要從整體規模把握,還要細化到具體的商品和市場。涉及貿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過警戒區的商品,而發生貿易摩擦最多的地區,一定是有某類商品在該區域市場占有率增長過快。

2、實現進出口基本平衡。從長遠戰略出發調控出口和進口,通過增收關稅以及產業政策調整,對出口綜合影響率指標超高的紡織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調控進口增長速度主要通過調控國內經濟、產業增長水平來實現。在繼續適度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同時,主動發展國內大市場,發展內需型經濟,進口資源型及高科技型產品,尤其是關鍵技術設備產品,這不僅是平衡貿易、應對貿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建設和推進新興工業化進程的需要,是使我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必經階段。

(二)實施提升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戰略

1、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據調查,我國每100萬人占有的發明專利只有1項,而日本達900多項,韓國達700多項。我國電子類100強企業2004年投入研發的資金總額還不如IBM公司一家企業的投入。目前,企業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競爭力,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業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綜合運用技改貼息、研發扶持、標準認證等手段加大對企業研發,特別是出口產品企業自主研發的支持力度,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一方面,企業要培育自有技術、創立自有品牌、提高研發能力和商品檔次,強化對產、供、銷的管理,以對自己內部的資源進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過分拆、兼并、收購等行為,對外部資源進行整合,以達到優勢互補、增強核心競爭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業知識產權體系。企業要想在國際貿易中占據有利地位,從根本上防范知識產權糾紛,必須從源頭抓起,重視創新,加大產品研發力度,努力構建自身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將知識產權工作納入企業日常的經營管理中來。企業要從產品研發、專利申請、專利管理、專利使用、市場開拓等各環節出發,跟蹤了解競爭對手的專利情況。要重視專利檢索,及時在主要出口市場申請專利和注冊商標,依法保護自己的創新成果,全面提高企業的風險抵御能力。

(三)實施“以防為主,積極應對”戰略

1、建立預警機制。我國應緊密跟蹤重點出口的國家和地區情況,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時了解國外某些貿易壁壘的動向,定期或不定期預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預警機制。有效的預警機制可幫助我國對國外可能實施反傾銷調查、反補貼調查和新的技術法規時有所估計和預測,提醒企業及時進行價格自律,實現對外貿易保護前置化。

2、建立健全應對機制。國家商務部在總結多年指導應訴經驗并在充分借鑒WTO成員應訴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礎上,本著“信息共享、協調溝通、形成合力、快速應對”的原則,鼓勵形成商務部、地方各級外經貿主管部門、進出口商會和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以及相關企業的“四位一體”的出口反傾銷和保障應訴工作機制以及“兩橫一縱”的反補貼應對機制,各方面都應積極參與,使之發揮積極的作用。

篇(8)

全球貿易現已擺脫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加速上行,貿易增長快于生產增長的勢頭將持續下去。未來5—10年,國際貿易增速將高于20世紀90年代的6.5%,保持在7%左右。據世貿組織預測,全球貿易總額(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將由1999年的6.8萬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17萬億美元。全球貿易額與總產值之比將從1999年的23%提高到28%,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愈加凸顯。在規模生產和技術改進的作用下,國際市場上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將走穩走低。

雖然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可能性增加,但未來幾年國際貿易增幅仍可保持較為平穩的增長態勢,其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處于上升期,使得國際市場供給充足、需求旺盛;科技革命和電子商務大發展,為貿易增長提供了后勁;貿易自由化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市場開放戰略。

國際貿易結構走向高級化。貿易結構的高級化是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互為表里的,從其變化趨勢看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傳統初級產品比重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持續上升。二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高速增長。三是現代服務貿易迅猛發展。目前服務貿易已占到全球貿易總額的20%,其中知識含量高的服務業發展最快。整個20世紀90年代,在三大類服務貿易中,商業服務年均增長達9%,快于運輸業的4%和旅游業的6%,未來幾年這種增長態勢仍將保持下去。

(二)國際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貿易增長超過生產的增長,而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又超過國際貿易的增長。東亞金融危機過后,這一勢頭重新顯露。

與資本流動相對應,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經營已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于跨國公司在全球布局,實行大規模的產業內平行分工和“內部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創造”并壯大了國際貿易。從數量關系來看,單位國際貿易額對國內GDP增長的貢獻率在下降。這就對各國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全方位進入國際經濟舞臺,不能為貿易而貿易,二是注意貿易的質量,切實增強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三)電子商務引導國際貿易新潮流

近年來互聯網應用范圍極度擴張,為國際貿易帶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不但體現在貿易的實現形式上,也影響到貿易的實質內容和發展觀念。電子商務實現了貿易的網絡化、無邊界化和個性化,能有效打破自然和人為限制,具有營運成本低、用戶范圍廣、互動交流性強等特點,代表著21世紀國際貿易的發展方向。電子商務的興起孕育著巨大商機。據聯合國的報告統計,2000年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額達3770億美元,并將以倍增速度發展,到2010年將占到世界貿易的1/3。發展電子商務對各國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能否在新興領域分得一杯羹,更在于已有的市場份額能否保得住。所以,各主要貿易大國對電子商務都給予了高度重視。

互聯網的出現以及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全球一體化進程,這對向來苦于信息不足的發展中國家較為有利。同時,電子商務對國際貿易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通訊技術的普及應用,稅收和金融體制的調整,原有基礎服務設施的改造,以及建立全面競爭的開放性經濟體制。當前世界各國對網絡經濟的觸及程度嚴重不平等,美國現在有30%的人上網,而發展中國家總體的上網比例只有0.6%。在電子商務提供的巨大空間面前,那些不能有效利用互聯網的國家將處于落后的地位。

(四)國際貿易格局穩中有變

美、歐、日仍是全球三大貿易力量,它們間的力量消長直接影響著國際貿易的總體格局。目前美歐日在全球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達到60%,其中美進出口均居全球第一,進口占市場總額近二成,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世界出口市場,未來幾年美在國際貿易中的霸主地位不會動搖。從近期看,美經濟能否實現“軟著陸”,日本的體制改革進展如何以及歐盟能否順利完成“納新”任務并穩定歐元,將是影響三方進一步發展的關鍵。發展中國家貿易比重近年來雖有所上升,但南北差距依然巨大。而且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內涵和質量并不樂觀,它們從貿易增長中獲得的實惠不多。整個20世紀90年展中國家的人均所得增長速度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即使今后石油出口國的貿易大幅增加,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也只是用來彌補歷年積累的財政和貿易赤字。中低檔的出口結構使發展中國家飽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致使貿易競爭力下降,取得同樣的出口收益要動員國內更多的資源,從而陷入“貧困性出口增長”的怪圈。除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仍將處于不利地位。

當前國際貿易領域面臨的問題

(一)WTO新一輪談判充滿矛盾和斗爭

新回合談判將為21世紀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確定新的“游戲規則”,是影響國際貿易走向的重頭戲,談判中的斗爭也將空前激烈。談判分歧點多而復雜。

一是在農產品領域,美國和歐盟互不相讓。美國和農產品出口國凱恩斯集團組成統一戰線,主張取消農業補貼,放松對生物技術產品市場準入的限制。歐盟聯合日、韓等國,指責美國為占領市場濫用出口信貸和“隱蔽補貼”,并堅持禁止進口美國的激素牛肉和轉基因食品。發展中國家普遍對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注:據世貿組織統計,2000年經合組織農業補貼總額達3000億美元。)不滿,強烈要求它們開放市場,取消各種非關稅壁壘。

二是在市場開放的范圍和力度上,各方意見相左。美國主張對“第二批信息技術產品”和電子商務實行免稅,開放電信、金融等服務貿易領域,降低化工、醫療器械等重要制成品的關稅。歐盟與美立場基本一致,但對視聽產品市場嚴加保護,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發展中國家主要關注農產品和紡織品市場開放,強調現有的貿易自由化措施要落到實處,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規定要到位。

三是在貿易規則的制定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嚴重分歧。發達國家的關注點已從“邊界線”上轉移到“邊界內”,要求對各國的投資體制、競爭政策等國內政策領域加以調整和限制。目前規則之爭的焦點是美國試圖把勞工和環境標準加進談判議題,甚至提出使用制裁手段,發展中國家一致反對,認為此舉的實質是削弱其勞動力比較優勢。

各方利益難以協調。面對權益的再分配,有關各方寧可拖延談判,也不愿自己受損。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談判中,美、歐等發達國家成為最大的受益方。雖然進口關稅有所下降,但是發達國家的新興產業、服務貿易的出口以及市場絕對規模都擴大了。但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承諾有很多并未兌現。面對新一輪談判,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謀求繼續主導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而發展中國家要求平等參與談判,以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各方意見僵持,使多邊談判繼西雅圖會議失敗后遲遲不能啟動。從力量對比看,新一輪多邊談判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達國家只有切實放開本國市場,并使WTO的規則明確化,才能取信于發展中國家,使國際貿易體系能夠維系并發展下去。目前各方都在就新一輪談判積極籌劃,但真正啟動談判將很艱難,所需時間很可能會超過預期,近期內難有實質性動作。

(二)全方位的市場爭奪戰日趨激烈

國際貿易領域已經成為各國進行競爭的最前線,并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表現形式。能否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價值已成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效果的重要標準,而近年來蓬勃興起的服務貿易更是直接為本國創造價值。為此,美、歐、日等國都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制定本國的貿易戰略,投資、金融、生產、服務等體制和政策無不圍繞著貿易來展開,同時國際斗爭的焦點日益擴大,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等領域都成為競爭熱點。從效果看,國際資本大量流入,進出口貿易同步增長,服務貿易迅猛發展,這種大進大出的整體貿易格局使發達國家充分吸收了經濟全球化的積極面。

各貿易大國努力擴大自己的世界市場份額。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國家出口戰略和新興市場戰略已經初見成效,成為“新經濟”增長周期的最大贏家。美國一直以貿易自由化的領導者自居,企圖打破各個區域性協定的優惠政策界限,以達到“利益均沾”、為自己建立全球性市場的目的。歐盟在集中力量進行內部整合,同時加緊執行東擴和南下戰略,并通過歐亞會議和歐盟—拉美會議等渠道試圖擠進東亞和拉美市場,最近又提出對最不發達國家“除武器以外的一切商品”出口在關稅和配額上給予優惠,借以開拓非洲和南亞市場。日本的重點則由多邊轉入區域合作,全力經營東亞地區,同時加強與新加坡等國的雙邊關系。

不同發展層次國家間的區域與雙邊聯系日趨頻繁,與貿易大國形成明顯的競爭態勢。一些在多邊談判中引起爭論的議題,往往在雙邊談判中較容易形成突破。發展中國家重點加強區域合作,聯合自強,組成多個區域性貿易集團,像東盟、南方共同市場等已成為本地區貿易自由化的“排頭兵”。

(三)貿易保護主義層出不窮

發達國家仍以高關稅和配額對進口設限。目前高關稅主要集中在農業、糧食產品和服裝等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產品上,如肉類、糖、牛奶等的關稅稅率往往超過100%,歐盟對超出限額的香蕉征收180%的關稅?,F在烏拉圭回合規定的取消紡織品配額的10年期限已過去大半,但美國在全部750種配額中只取消了13種。

新貿易保護主義花樣迭出。發達國家設置了許多技術出口限制,如美國把計算機產品的出口國分為4類,對第4類“無賴國家”完全禁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3類國家實行許可證限制。歐盟以“綠色指標”對進口產品設置貿易壁壘,美近來大力推銷勞工標準。據估計,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外貿損失每年達1000億美元,相當于發達國家每年給發展中國家官方援助額的兩倍。(注: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全球經濟展望與發展中國家》)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一些原本依靠出口已經脫貧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又出現“返貧”的現象。此外,在區域化和雙邊協議中,參與方互相給以優惠,有可能產生變相的保護主義。目前各區域貿易協議的標準和規則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可能會取代關稅成為全球化進程的最大障礙。

我國外經貿戰略的調整

隨著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我國一方面要進行貿易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面,還要在加入WTO后對貿易體制加以全面革新。為此,我國既要全力保持貿易的增長勢頭,又要有新的應對策略。

(一)積極面對WTO的機遇與挑戰

WTO的規則不是直接面對企業而是面對政府,但要以市場化來作為導向。為此應處理好三個層次的關系。

堅決執行WTO明確規定的原則性條款。我國現存外商投資方面的法規共有200多項,對必須做出的法律調整要統一步調、按時到位;電訊、金融、保險、證券、旅游、商業、法律會計咨詢等服務業領域都要對外資開放,并逐步取消在流通業的分銷權和持股比例限制;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外資企業要實施國民待遇,不能再對其提出外匯平衡、國內采購、面向出口等要求;要提高行政方面的透明度。

充分利用WTO現有體制內的保護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保護幼稚產業、特別保護條款等體制內的斗爭手段,如對一些小型產業以及落后地區的補貼就是國際上認可的做法;在農業領域,WTO將政府扶持措施分為“黃色”、“綠色”等,我國在“黃色”尤其是“綠色”政策措施領域大有可為。

在WTO近年來開拓的服務貿易等新興領域,要大踏步前進,以充分利用多邊談判已經取得的成果。

應當看到,加入WTO只是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國際和國內的體制條件,我國經濟能否順利完成向現代化、知識化、集約化的轉變,最終實現向發達國家的趕超,才是真正的實際任務,也是要面對的真正挑戰。在評價加入WTO的影響時,一定要把這方面的積極意義估計足。在國際競爭如此激烈的形勢下,只有經濟體制高效運轉,產業結構競爭力增強,并且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持久的經濟安全。

(二)提升我國國際貿易結構的檔次

從國際競爭的現實情況看,像過去那樣簡單地把出口部門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已經不夠。如在近年來發展較快的信息技術產業,計算機配件制造等環節已經逐漸淪為附加值不高的一般性技術,發展空間只能盡力維持而無擴展余地。只有發展芯片等較為高級的產業內環節,才有可能占領未來市場。東南亞金融危機在產業和貿易層面上的原因,就是多年來依賴的信息技術中低檔產品出口增幅下降,導致出口創匯減少,進而使得金融體制在國內外資金外流的沖擊下崩潰。有鑒于此,我國應在制成品貿易比重有所上升的基礎上,注意在對外經貿工作中質和量的結合。為有目的、有步驟地實現出口產品的升級,我國應進一步細化市場分類,高附加值的產業和環節應是今后對外貿易發展的方向。

(三)實行外貿經營方式的獨立化、產業化

憑借多邊、穩定、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全面提高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能力,參與國際經濟的大循環,以面向世界和國際化的視野制定發展戰略,這是中國加入WTO的應有之義。在加入WTO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的國內外條件下,產業化經營是中國外貿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應從吸收外資、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境外加工貿易以至參與資本市場運作等各個渠道完善外貿的產業化經營;同時鼓勵國內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到境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投資辦廠,合作開發國內稀缺的資源;充分利用我國內市場容量大、層次多的先天優勢,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外貿產業結構。

(四)實行外貿主體結構和市場結構的多元化

外貿企業實現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加入WTO應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大循環的全民總動員,民間經貿力量能否以符合國際規范的經營方式發展壯大,這是衡量中國戰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近期中國已做出一些有益嘗試,如放寬私營企業進出口權的申請條件,建立金融支持機制,為中小企業出口提供信用擔保、信息咨詢以及人員培訓等服務;加入WTO后還要根據實際效果不斷加以調整和完善,目標是建立起全面的出口促進體系,以適應當前國際上對“整體貿易”的戰略要求。

篇(9)

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一國應該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也就是相對機會成本較小的產品,然后和他國貿易,這樣貿易雙方都會獲益。按照李嘉圖的理論,我國應該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新古典的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認為,一國應該生產相對要素密集的產品,按照這一理論我國也應該大力發展勞動力要素密集的產業。而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國出口的商品大都是勞動密集的低附加值產品,一般加工工業的過度發展在我國表現非常明顯,這是市場作用的結果。

普雷維什—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又指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初級產品需求彈性較小,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品需求彈性較大,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初級產品的需求縮減,初級產品價格下降加快,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不斷惡化。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最終導致“貧困惡性循環”,不利于我國經濟長期發展。如果任由市場調節,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會過度發展,導致落入“陷阱”之中。

那么,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有著什么樣的作用呢?總的來看,我國受貿易摩擦影響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貿易摩擦使得這些產品的出口減少,國內相關的產業規模就會縮減,因此而退出的資源和資金就會流入更高層次的產業,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而一些特殊的貿易摩擦,如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技術性措施,直接要求的就是技術水平的提高,對于提升產業結構的作用更加明顯。從這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對于我國這種特殊國情的國家來說,可以起到一種積極的指引作用,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是失靈了,但貿易摩擦正好起到了糾正失靈的作用。所以說,貿易摩擦的產業結構提升作用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積極效應。

貿易摩擦有利于培養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競爭優勢產業培養的作用。首先,貿易摩擦有利于優勝劣汰。淘汰一些身單力薄、競爭力微弱的小企業,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些企業的退出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帕雷托改進。其次,貿易摩擦有利于規模經濟的形成。小企業破產的同時,也為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騰出了市場和空間,在規模經濟和學習曲線效應的作用下,大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競爭力越來越強。雖然可能導致的壟斷并不利于市場機制的完善和經濟增長,但一定程度的壟斷和大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卻可以與國外企業競爭與抗衡,爭奪更多的國外市場,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再次,貿易摩擦會加劇國內相關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企業理論告訴我們,競爭的引入會降低企業生產的X非效率,也就是提高企業生產的效率,這會更加促進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加快大企業的誕生。

關于競爭優勢產業的培養,我們也要認識到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過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所謂比較優勢是李嘉圖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比較優勢理論揭示的思想,它是從資源稟賦及相對生產率角度出發的優勢。而競爭優勢根源于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它指出競爭優勢有微觀層面、中觀層面及宏觀層面三個方面的優勢劃分,宏觀層面的技術水平、需求狀況、政府作用、相關及支持產業等四大要素構成了“鉆石理論”的四個角,也就是國家競爭力優勢的決定要素。從該理論出發可以看出,競爭優勢更多關注的是技術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說,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以技術優勢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力,形成競爭優勢。那么,貿易摩擦又是如何誘使比較優勢產業順利轉變成競爭優勢產業呢?上面的分析已經指出,貿易摩擦可以淘汰小企業而發展大企業,規模巨大的企業有更雄厚的資金實力,它們可以應國際市場以及競爭的需要提高技術水平,并取得國際范圍內的絕對競爭力,也就形成了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據商務部統計,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其中,股本投資40.7億美元,占58.8%,比上年同期增長53.6%;利潤再投資28.5億美元(利潤再投資為預估數,以2004年年報數據為基礎數據估算),占41.2%,與上年持平。2005年,經商務部核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中資企業共計1067家,中方協議投資額69.54億美元,同比增長87.3%。我們將這個數據與我國利用外資的狀況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緩慢,有待于進一步“走出去”。

那么,貿易摩擦又是怎樣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呢?實際上這是一個逼出來的效應,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逼迫效應”。也就是說,貿易摩擦阻止了有關企業的商品出口,使其市場縮小,商品價值無法實現,這時企業為了走出困境,只有想方設法解除摩擦,或者繞過國外商品出口的限制,也就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于是在貿易摩擦的壓力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獲利空間擴大,也有助于解決我國的貿易摩擦問題。在我國,這樣的事例有不少,如海爾為了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而選擇的國際化發展道路,TCL為了抵制國外彩電反傾銷而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等等。貿易摩擦成為加速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動因。

有利于實現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

總體來看,我國雖然有著巨大的對外貿易量和貿易順差,但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單一,貿易順差也主要集中于幾個貿易伙伴國。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從2001年—2005年,我國大陸對香港地區和美國的貿易順差額都大于總的順差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貿易出口的地理方向還比較單一,這就使得出口風險較大,一旦與其中的一個貿易伙伴發生貿易摩擦,就會使我們損失慘重。

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實現多元化。首先,貿易摩擦使我們看到了對個別貿易伙伴的過分依賴存在很大的風險,這就促使企業和國家認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從而致力于開拓其他國家的市場;其次,貿易摩擦阻礙了某產品的出口,這時出口商也會想方設法尋找其他國家的市場,以減少自己的損失。而一旦市場開拓成功,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就會不斷實現多元化,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

提升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糾正貿易失衡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的這幾年,發展勢不可擋,我國成為了全球第二貿易大國。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只是一個貿易大國,離貿易強國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的出口貿易基本還停留在數量擴張型階段,只是在近幾年,提高質量的呼聲才越來越響,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視。從1995年到2005年,我國加工貿易的出口額占了總出口額的一半以上。我們知道,加工貿易一般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它的商品附加值和利潤都非常的微薄,也就是貿易獲利較少,同時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我國對外貿易長期以來存在失衡的局面,貿易順差巨大,而這些順差中,加工貿易的順差幾乎都超過了總的順差額。也就是說,我國的加工貿易順差是總貿易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改變種狀況,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呢?貿易摩擦可起到一定的作用。從近年的貿易摩擦領域來看,主要集中在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行業,如紡織品、機電產品等。這些領域的貿易摩擦直接減少了該產品的貿易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貿易失衡,同時抑制了我國加工貿易的過度發展,可以留出更多的資金發展其他產業,提升產業結構,培養競爭優勢,從而逐步達到和實現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的目的。

應對貿易摩擦應有的態度和思路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貿易摩擦并不是“洪水猛獸”,一定的情況下,它還會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激勵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看待和處理貿易摩擦問題的清晰思路。

篇(10)

實際上,模式問題對電子商務并不重要。電子商務的實質是數據在流通環節的交換。這一實質決定了電子商務的發展必定要同傳統產業結合起來,并以信息、和網絡技術優化和改造企業的傳統生產碩士論文和流通環節為宗旨。模式其實只是一種對外的說辭,甚至只是花架子?;ヂ摼W經濟離不開經濟的范疇,必須遵循經濟的基本規律,虛擬經濟必須以傳統的實物經濟為基礎。目前,人們常用水泥來比喻傳統企業,用鼠標來比喻電子網絡公司,“鼠標加水泥”正是虛擬經濟與傳統經濟結合的形象比喻,“鼠標+水泥”才是電子商務最現實的選擇。對外貿公司而言,就是以自己的傳統業務為基礎,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電子商務模式。

(二)外經貿企業發展電子商務的意識薄弱

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外經貿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正忙于解決吃飯問題,沒有足夠的資金投資于計算機網絡設施建設。擁有計算機的外經貿企業,主要用于文字處理、統計計算。多數外經貿企業雖然己經上網,但主要用于信息查詢和進出口的部分環節,建立企業網站或在專業網絡平臺建立企業網頁的仍為數不多。對產、供、銷,人、財、物等重要資源實現電子化、網絡化管理的企業比例更小。目前,我國18萬家各類外經貿企業中,只有10%基本實現了信息化其中中小企業的信息化程度更低。這表明中國外經貿過去講信息化,企業往往理解為把原來人工手寫改為電腦打印;現在講電子商務,不少企業又僅僅理解為在某個網站注冊網頁,宣傳產品、收集信息。這是非常典型的無需求市場行為,就是說企業并沒有意識到發展電子商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大部分企業的領導者本身對計算機和信息網絡的真正作用了解不深,更談不上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去管理企業。

(三)管理水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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