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理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學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自博特蘭?羅素的權力學啟蒙,權力研究已逐步活躍于哲學、政治學、教育學及社會學等領域。就社會科學而言,權力已成為該學科討論的基本話題。但鑒于權力的特殊性,至今也沒有學科或理論能涵蓋權力的所有內容,甚而對權力的定義,至今也頗受爭議。正如盧克斯所言:“權力本質上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不同價值觀及信仰的人們對它持不同意見和態度?！痹诖吮尘跋?筆者嘗試以西方社會學理論范式為基點,通過對以往學者的權力研究的梳理,探索權力的核心特質、內在邏輯及發展路徑,為權力的現時代研究提供參考依據。

    一、嵌入機制的選擇

    基于西方學者觀點,權力涉及控制說、能力說、關系說、因果說、集體說、力量說、利益說、決策說、結構說或影響說等?；趯W科,權力主要影響于政治學、經濟學及社會學,如政治學將權力理解為控制,強調力量和能力,重視權力的強制性;經濟學將權力理解為利益,強調資源和稟賦,重視權力的資源占有及利益指向;社會學將權力理解為影響,強調權威和資源,重視權力的交互、對等及細微性。基于權力本身,它即可為實體亦可為抽象之物,它即具創造性亦具破壞性,它即能被研究亦能作為研究的工具。正如?？轮?權力具有彌散性,浸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存在于經濟、知識、性等各種關系中,并直接對事物發生影響?？傊?權力是一種社會現象,權力關系是社會關系中較為重要方面,權力影響側面反映“社會秩序何為可能”的機制問題,權力研究亦成為社會學理論的重要內容。遙看社會學發展歷史,也可發現:從孔德的世俗政權和精神政權,到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中權力的功用,到韋伯提出合法的概念、權力的三重類型及社會權力結構論述,到帕森斯和吉登斯的權力資源論,到?？碌臋嗔W絡等,權力被眾多社會學家所研究,但也因視角差異,權力被多重理解所包圍。姑且擱置權力研究中孰真孰假的問題,整理各家之觀點顯得尤為重要。基于已有資料,內容如下:第一,概念界定。權力可得到多重理解,如影響力、順從力、精英資源、利益訴求之工具、結構產物、網絡與預期結果的產物、暴力手段等?？梢?概念研究眾說紛紜,是非難議,對權力全局性理解益處甚微。第二,學者觀點。以學者觀點整理的權力研究,文獻多集中在單獨研究韋伯、?？?、米爾斯、布迪厄等人,曾涉及吉登斯、帕森斯、霍曼斯、布勞、托夫勒、馬克思等,甚少提及迪爾凱姆、哈貝馬斯、科爾曼、盧曼、達爾多夫、拉圖爾、鮑曼、布什亞等,當然這種局面也與學者本身對權力研究的深入程度有關,但如此劃分有價值涉入之意,難客觀判斷社會學領域權力的研究現狀。第三,邏輯整合。陳氚以部分學者觀點為線索,分析社會學理論中權力相關內容,得出權力理論從理性假設到感性回歸的微觀基礎變化。陳成文和汪希梳理了功能論、沖突論、交換論的社會學家對權力的研究。張廣濟等人分析了社會學權力理論從國家權力到社會權力的轉化。羅宗志從意向性視角解讀了馬克思為代表的結構中心論和韋伯為代表的能力中心論。以上研究者的整理具有一定現實可行之處,但不足之處兼在于缺乏權力研究的窮具性?；谏?筆者比較社會學理論歸類法,包括學派歸納、人物歸納、時間歸納、理想類型、理論范式等,最終選擇以理論范式的方式來嵌入權力。具體原因如下:首先,選擇基礎———權力始終是社會學研究的關鍵議題,幾乎所有社會學家都會涉及權力相關內容;其次,作為社會學理論范疇內容,權力研究遵循學科理論研究的基本規律;再次,從學科看,社會學是一門多重范式的科學,以范式分類為邏輯,可涵蓋近乎所有社會學理論的內容。因此,從西方社會學理論范式作為嵌入點,能更形象且全面的解構權力,明晰權力在社會學領域的角色和地位,找出特質性因素。

    二、權力的嵌入過程

    關于社會學是一門多重范式的科學,雖最早可追溯到費里德里希,但讓多重范式成為顯學的還屬瑞澤爾。他將社會學理論劃分為社會事實范式、社會釋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筆者在本文中將在此基礎上,新增哈貝馬斯的社會批判范式,以此來詮釋權力。第一,社會事實范式。該范式處于自然主義和宏觀結合的象限中,主以實證的方式研究權力的宏觀方面。具體看:古典理論中,孔德、斯賓塞和迪爾凱姆都未直接將“權力”作為獨立實體來研究,但他們的研究都為權力在社會學領域扎根奠定了堅實基礎。如孔德的實證主義社會觀、社會學體系及人道主義宗教,皆啟發后來學者去挖掘社會靜力學和動力學的因素,權力則是這些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斯賓塞繼孔德研究,進一步提出超有機體概念,指明家庭、禮儀、政治、教會、職業和工業六大制度,還談及進化,并指出由于人口集中、文化結構分化,社會整合的難度也隨之加大。在社會瓦解與否的選擇下,社會或整合或崩潰,若社會是整合的,那么社會間成員相互依賴程度加大,權力將進一步集中?？梢?斯賓塞已開始提及權力,并將它理解為政治權力,即政府領域對民眾的影響力。隨后,迪爾凱姆在積累前學者知識基礎上,以研究社會事實的方式,探究社會的兩種類型,并對社會進行診斷,提出社會變遷邏輯:基于遷移、物質密度增加、生態集中及機械進步,社會道德密度增加,產生競爭的需要,有能者得到高級地位,無能者則無位,由此產生勞動分工。可見,他未直接提及權力,但從有能或無能者、高級地位等線索,可發現他對權力的理解已從政治權力到產生動因的分析?，F論中,結構功能論和沖突論已開始直接涉及“權力”事實的研究。以巨型理論著稱的帕森斯,從唯意志論出發,通過行動的五個模式變量,提出了三種行動類型,提煉了四大社會系統,最后產生AGIL模型。模型中,他明確指出符號和信息是社會系統中的一般交換媒介,而作為與政治制度相對應的符號媒介之一,權力G與貨幣A、影響I和義務L共同作用并服務于系統。不僅如此,帕森斯還將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集合體單獨研究,涉及調節A、權威G、效率I和領導L?？梢?社會學領域的權力已顯性化,且被劃入政治領域。除帕森斯外,默頓的中層理論及經驗功能分析框架,也為權力功能的探索作出貢獻。在沖突論中,達倫多夫區分了權力和權威,認為在社會聯合體中,作為資源的權力和權威,它們的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由此形成了支配和服從兩個階級?？迫诜治鰶_突時,也沿達倫多夫路徑,強調資源和系統的不平等是導致沖突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權力和資源概念,且柯林斯在互動儀式鏈中,雖強調沖突發生的另一動因,但也涉及較多的資源、地位及階層等概念?？梢姶颂?權力雖未完全跳出政治領域,但已開始涉及資源、能力、地位和階級等因素。當論中,亞歷山大從功能主義入手,提出后實證主義方法論或言之為新功能主義,指出行動和秩序的普遍性是一般性話語的核心,主張進行文化分析和市民社會分析。看似未直接分析權力,但他對權力的理解已融合入市民社會運行中,認為文化是符號集合的產物,話語是市民社會的符號規則,而市民社會就是權力運作的結果。致力于研究系統簡化機制的盧曼,他對權力的研究直接指向降低系統復雜性的溝通媒介。第二,社會行為范式和社會釋義范式。兩范式雖分別來自于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但二者皆是從個體行為出發,具有共同的微觀基礎。因此,結合分析如下:社會行為范式:古典時期,帕累托基于對人類行為的非理性方面,探討了情感和剩余物,指出剩余物多寡影響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統治地位,認為社會是由情感、經濟和政治三個因素相互依賴構成的有機整體。研究中,他的精英循環被置于各大系統中,權力的集中與分散貫穿于循環體制中,并影響政治系統的更替,而權力在此屬于政治概念,并體現著其在系統運作中的功用?，F代時期,霍曼斯在其行為主義交換中,指出權力產生于社會交換中的不對稱,而權力也就被理解為提供有價值報酬的能力,它本身適用于強制權力和非強制權力。較之霍曼斯,布勞更系統的研究著權力,認為權力是個人或群體盡管遇到抵制卻能通過威懾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他人的能力,它產生于不平等為核心的交換關系,這種交換關系又會進一步導致權力分化,引發新一輪的權力競爭,從而導致社會分化,而在這一輪權力變遷中,權力需在交換中通過價值化、規范化等方式被合法化為權威,且剝削性和壓迫性的權力會導致強烈的反抗?？梢?布勞將權力系統融入交換關系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權力運作機制。當代時期,科爾曼以行動者的理性選擇作為權力解釋的微觀基礎,建構了關于權力、權威和支配理論。他認為權力產生于交換,權力關系包括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威關系,人的作用在于在權力運作中使權力轉讓成為可能,而權力秩序中的行動者也會通過自身資源評估得到最優的選擇。社會釋義范式:古典時期,滕尼斯將社會學劃分為純粹社會學、應用社會學和經驗社會學,而純粹社會學將人的社會生活分為社區和社會兩種理想類型,其中,社會生活構成包括社會實體、社會價值、社會規范和社會相關物。可見,滕尼斯也未直接提到權力,但他的人造社會使權力運作成為可能,而權力本身也可作為社會相關物的一種而存在。而齊美爾基于社會互動的研究,分析了社會進程、社會類型和發展模式,研究了沖突形式及社會分化過程,提出了貨幣哲學,并對現代性進行診斷,他認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需進行經濟交換,而貨幣作為社會分化的根本力量,為交換產生便利,個人得到自由,但也增加了疏離感,物化現象產生,人性沒落。而貨幣在整個運作中,表現為一種物化的權力運作過程,但齊美爾并未直接研究該模式。與滕尼斯、齊美爾不同,韋伯直接研究權力(政治權力),并將其與權威區分,認為權力是行動者在一種社會關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貫徹其意志的機會,即權力是使他人服從,而權威是人們接受命令的自愿,即合法化的權力。研究中,他還詳細區分三種合法化權力———傳統型權威、個人魅力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并指出權力作為資源的一種,其與威望和財富共同構成社會不平等的三個基本要素?，F代時期,符號互動、現象社會學和本土方法論較多關注人類微觀層面,符號互動重視人際過程的符號功用,現象社會學關注日常生活,常人方法在于提供認識社會的新工具。他們都未直接提及權力,但值得肯定的是人類社會微觀領域運作模式的探索,對于權力走出政治領域具有較為顯著意義,如權力符號。當代時期,吉登斯將權力、時空、能動和結構聯系起來,使權力成為結構二重性的內容之一,認為權力得以實現的媒介是結構,而權力作為一種轉化能力,與能動和資源相連,且權力也表現為支配形式,轉化和支配共同成為權力的兩個方面,而滲透于例行化社會實踐中的權力,具有一定的時空延續性,它通過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生產和再生產而被不斷的生產出來?？梢?吉登斯眼中的權力是個體或組織為實現某利益或目標的一種社會資源,這種資源貫穿于二重結構中,作用于主客體,并產生轉換和支配力,最終影響社會變遷。布迪厄的權力是在慣習、場域、資本等概念下形成的,他通過權力場域說明社會位置之間存在的力量關系,而這個位置確保占有者擁有一定資本去進行權力爭奪,而對合法定義的爭奪是權力場域的普遍共性,而資本是一種積累的勞動,其包含對自己和他人的未來施加控制的能力,即它是一種相互間可以互相轉化的權力,如符號權力(象征權力)?？梢?布迪厄的權力是一種空間關系,資本擁有者在場域中爭奪權力資本,其中,資本就成為賦

篇（2）

對于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所包含的內容很多并且設計的方面也很復雜，但是，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始終是一個整體，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需理論形態應該具有非常明確的意識。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更加應該構建適合中國特色社會發展的社會學理論形態，以適應現代性的發展新要求。但是，理論始終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因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對我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形態的構建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近年來，由于西方霸權主義的不斷發展，為了提高我國反對霸權主義的實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形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尤其應該建立具有高度自覺的理論意識。因此，將我國社會發展中的所有不同形態結合起來，以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理論體系，因而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形態具有很強的內在統一性。

二、現代性的變革與中國社會學理論形態的轉換

社會的出現雖然與現代性存在很大的聯系，但是社會學并不是現代性發展的產物，而且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發展的思想具有直接的聯系?，F代性是一種動態的發展觀念，因而現代性是處于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狀態之下。因此，一旦中國社會學理論形態受到西方社會學理論影響較大，就會使得我國的社會學理論形態中含有早期西方社會的現代性思維框架。目前，實證主義在社會學理論中占據主導的地位，然而，現代性的變革使得當代社會學理論正面臨著非常重大的轉變。對實證主義的發展進行總結，也是對西方早期的現代性進行省察，因此，現代性正在引領當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和轉變。

在我國社會學理論形態實際發展的過程之中，帶有西方色彩的實證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因而我國早期的社會學理論是順應了早期西方社會現代性發展的需求?，F代性能夠體現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工具性思維和價值態度。當然，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理論形態的主要目的是把社會科學的理性原則擴展到人們的實際工作中，讓人們通過理性的抉擇，以認識到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形態的重要性。當然，我國在實際中所認識到的實證主義并不只是理性主要的一個結果。因此，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理論形態也只是理性主義在社會學理論領域應用的一種形式。在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形態的思想框架中，一般蘊涵著個體與社會、感性與理性、實踐與理論等多方面的社會理論。對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理論形態進行總結，并且對西方早期的社會現代性進行省察，表明我國現階段社會學理論正朝著更加成熟的方向發展。現代性變革與社會學理論作為當代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理論背景是構建我國社會學理論形態的重要依據。

篇（3）

中圖分類號：C91-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1-0138-007

一、社會學：現代性生成與反思

現代性催生了社會學，社會學的生成和成長皆發生在現代性鋪陳的世界里?，F代性一個重要的向度即現代化，現代化表征的現代社會，也正是社會學理論扎根之處，社會學學科的安身立命之地。當社會學的人文性與科學性各顯特質并日益相得益彰的時候，社會學不再滿足于現代性占據的世界，向后現代邁開了前行的步伐。回顧孕育和生成社會學的歷史場域，顯現了社會學的發展軌跡，也更能藉此反思社會學的朝向。工業革命以來，韋伯意義上的工具理性搗毀了恬雅的生活鏡面，工業化、城市化、制度化作為表征的現代化成為人類生活最為時髦的概念，欣欣向榮的資本主義精神――守時、勤奮、節儉的個人品格[1]，煥發出積極的集體風貌，催生出一個物質產品極大豐裕的現代社會。“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盵2]馬恩的這一經典概述，正是資本主義制度興起之時的真實寫照。資本主義車輪所到之處，大生產取代手工業作坊的計劃緊鑼密鼓地展開，社會迸發出無盡的創造力。但與此同時，失業、犯罪等各類社會問題的日益蔓延困擾著社會，引起了社會思想家的關照并著力于社會現實的診斷和社會理想的建構，“肇始于英法的啟蒙運動高揚人的理性，對傳統的迷信、無知予以猛烈抨擊，并對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學玄思發出挑戰。此時，社會學便從哲學中脫胎出來，充任現實社會的解說人和建設者。” [3]在此場景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凸顯了對人的解放，自然科學行之有效的方法令人文社會學者艷羨，意欲找尋社會規律的哲學家孔德率先破題，“將自然科學中卓有成效的方法運用于社會生活領域，建立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既勢所必然又合情合理”。[4]于是，發軔于19世紀初葉的社會學“儼然成為一門探究社會秩序經世致用之學，從其誕生之日就強烈關注社會問題，找尋社會發展的規律，并在探究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延續學科價值，在西方國家被譽為‘社會醫學’”。[5]

吉登斯認為社會學起源于現代性的來臨，并指出，“隨著工業主義的到來，數以百萬的人從農村遷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眾民主化的發展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性變遷，使得新舊世界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場始發于歐洲和北美內部一系列變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風馳電掣般疾馳著。社會學就是產生于對這種變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紀還深深地留有其初創時的痕跡?！盵6]如果追尋作為現代性的解說者――社會學思想長廊里競相綻放的理論之花，就可以捕捉社會學在多大程度上從現代性中汲取養分，成長為一個日漸獨立學科的軌跡。面對急劇變動的全球世界，悲觀論者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7]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8]，敏銳指出當代世界無法破除的讖語――隱藏在國際互動背后撕裂世界的“原罪”和結局，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在肯定兩位政治學家觀點重要性的同時，從社會學的眼光指明世界變遷只是多元現代性的發展，“必須將現代性的擴張視為一種新型文明的成形，它不同于過去時代的大宗教擴張或大帝國擴張。因為，無論如何，這種文明的擴張幾乎總是并且不斷地與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擴張結合在一起，它施加給所到之處社會的影響力比大多數歷史情形下要劇烈得多。” [9]社會體系的復雜化和世界體系的多元化，成為社會學反思性增強的緣由。繼承傳統社會學藉由社會結構關涉社會秩序，藉由社會行動探討社會關系，藉由社會批判探討社會進步的特點，當代社會學研究議題增加了性別和種族的因素，放置在信息爆炸的網絡社會場域里，以流動的反思性監控瞬息萬變的社會世界?！斑@種趨勢孕育出的社會氣候與知識氛圍，正是產生社會科學‘專業化、職業化’話語的源泉，而后者在表述前者的同時，又推動著它們的發展。”[10]從社會學的傳統理論范式起錨，指明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譜系，并注意到本學科所發生的轉向，自有其批判性反思的學科特質。

二、社會學傳統理論范式

孔德《實證哲學教程》首開社會學以來，深深烙印著自然科學印記的實證主義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并給社會學披上科學主義的外衣。一代代宣稱從孔德那里得到靈感、不遺余力地發展社會統計學，試圖以數據模型探求“人類理性的進步”的“科學社會學家”，正在全面解析世界，卻沒有超越觀察、實驗、比較和歷史的實證研究方法濫觴。從實證主義者相信社會現實的客觀實在性、規律性和可認知性，到建構主義者剖析適當的社會事實而非切實的社會實在，并更多關注隱于事實建構背后的權力關系，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學經典理論范式一枝獨秀的時代早已過去，米爾斯所言社會學想象力激發的多元化視角促成了社會學本身的發展、反思和超越。

在科學史學家庫恩看來，范式（paradigm）是指“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等的集合”。[11]范式的發展中，范式Ⅰ會導向常規科學，而從異例到危機再到革命，也就意味著范式Ⅱ的產生。[12]社會學矢志于社會事實的描刻與解釋，已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理論范式。瑞澤爾認為，社會學是多范式的科學，社會學具有三種基本的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釋義范式和社會行動范式。三種范式存在著融合的可能性，卻難以綜合成一。只有將其結合起來，才能得到完整的社會圖像。[13]周曉虹則在瑞澤爾的基礎上加入了社會批判范式，從宏觀―微觀、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兩種理想類型建立了社會學理論基本范式：見圖1。[12]由此形成的四種社會學理論基本范式，或則重于宏觀層面的社會事實深挖，遵循自然主義的路向;或則重于宏觀層面的社會批判，體現在人文主義的價值;或則重于微觀層面的社會行為勾畫，依然在自然主義的框架之內;或則重于微觀側面的解釋闡發，始終緊貼人文主義的面向。復雜社會的場域中，社會學的基本范式給予社會學學科更多的解釋力，也呈現出社會學的想象力。

哈貝馬斯從人類社會生活三種不可或缺的要素：勞動、語言或溝通、權力或支配出發，衍生出三種認知興趣：技術的認知興趣、實踐的認知興趣、解放的認知興趣。三種認知興趣衍生于社會文化生活，又決定三種學術研究取向及知識形式如下。黃瑞祺據此理論基礎把社會學思想類型化為實證社會學、解釋社會學和批判社會學，并繪制了哈貝馬斯的知識論框架。見圖2。[14]

正如特納所認為的，“理論關注的不是特定條件下人們的具體行為和互動，而是一般意義上人類行為的本質”[15]，社會學理論傳統范式都屬于元理論的層面，揭示了社會學論域內研究對象的基本意向。圍繞傳統理論范式，現代社會學有四個被視為根本的論題：行動、理性、結構和系統。[16]我們認為，這四個理論命題勾連著社會學傳統理論與當代走向，只有統合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交集中，才能更好理解社會學理論的歷史邏輯，把握社會學理論當代變軌與未來路向。

三、本體論繼承：社會是如何運行的？

本體論（ontology）的出現可追溯到克勞伯，他把本體論稱為“第一科學”，是研究作為存在的科學，認為這種研究運用于與創造存在物的上帝一樣的一切實體。正是因為本體論與存在（being）相關，而存在（being）的界定本身眾說紛紜，本體論因此莫衷一是?！按篌w上說，馬克思以前的哲學所用的本體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從廣義說，指一切實在的最終本性，這種本性需要通過認識論而得到認識，因而研究一切實在最終本性的為本體論，研究如何認識則為認識論，這是以本體論與認識論相對稱。 從狹義說，則在廣義的本體論中又有宇宙的起源與結構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之分，前者為宇宙論，后者為本體論，這是以本體論與宇宙論相對稱。這兩種用法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同時存在?！?[17]為了既避免意識形態的糾葛，又不拘泥于人本哲學關于存在（being）的本體論研究，語言哲學家的本體論認知之于社會學更具借鑒意義。維特根斯坦反對傳統本體論的終極存在或終極結構說，認為以前的哲學家都認為世界是由各種具有時間或空間關聯的個體或實體構成的最大的類聚物，而他則認為它是已經實現的事態的最大類聚物――所有事實的總和。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作為世界的最終實體的對象不能獨立存在，只能存在于與某些其他對象的特定結合或配置之中，即只能存在于基本事態或事態的關聯之中?！?[18]語言成為世界的主體，語言的結構映照著社會的結構。語言的主體性、自明性和完滿性，都是社會的另一種表述?！笆澜缡窃鯓拥?，這屬于認識的問題，世界是這樣的，或者說，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著，這喚起了本體論問題?！盵19]社會學傾注于結構與系統的關懷，就是在回答社會是如何存在的，經驗資料的驗證是在證明一個特定社會的樣態，理論提升總是要抽象出社會的同源性，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學概念體系。

孔德筆下的社會是道德生活之所在，人的精神發展狀態會直接決定知識的類型和社會組織形式。神學階段對應于神權政體，形而上學階段對應于王權政體，科學階段對應于共和政體?？茖W即實證，“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預測而觀察，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普遍信條，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20]。毛斯認為，社會表現為具有總體性的社會現象，具體體現為各種法律、宗教、道德和經濟制度?！爸挥型ūP考慮整體，我們才有可能體會其本質、其總體的運動、其活生生的面向，才有可能把握住社會與人對其自身、對其面對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識的那一生動瞬間”。[20]社會唯名論者韋伯的論著中沒有確切的社會概念，社會行動為根基、社會關系為紐帶的“組織”體現了社會的特征，“行動，特別是涉及社會關系的社會行動，可以指向參與者相信存在的正當秩序”。[20]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論斷，是另外一種關于社會的認知。總體而言，古典時期的理論家懷揣“生物學的隱喻”[21]，相信社會的有機體屬性，雖然不乏有人更傾向于社會的建構特質，但總是從維護社會有序運轉的角度生發理論思維，這一點時至今日仍然意義重大。

現當代社會學理論逐漸脫離了哲學的思辨，卻融入了其他學科的理論視角。盧曼援引了語言學自體生成的概念（autological concept），提出“社會顯然是一個自我描述的客體……換言之，社會概念必須是自體生成的，它必須本質上包含自身?！?[22]布希亞目光指向符碼控制的消費社會，從消費觀看社會地位和意義的分層，從生產―交換―消費構筑的復雜社會關系中看到“人際關系已經被轉變為與物品的消費之間的關系”[23]。更進一步，布希亞犀利地肢解了世界，認為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擬像，“模擬的廣泛存在是導致現實與想象，真與假之間界限消失的一個重要因素”[23]。符碼、時尚、擬像、片段化秩序、迷狂，這一系列當代世界在社會理論里的映像，呼應著社會的超現實巨像。社會是由眾生構成的整體，突生的特性和新的誘因始終存在，社會學腦海里社會的本質仍然在于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永遠縈繞在心間。

四、認識論發展：我們如何面對社會？

“認識論是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指研究人類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過程的哲學理論，亦稱知識論。其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認識的本質、結構，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系，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認識的真理性標準等等。認識論必然以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這個哲學基本問題為出發點，而且將其貫穿于全部認識論的內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認識論結論?！?[17]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決定了社會學兼備科學與人文的雙面性。社會學研究者認知和研究社會的過程，自身無疑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價值判斷難以完全從事實的“認定”中抽離。韋伯以“價值中立”匡正研究者搖擺的立場，也賦予社會學客觀公正的價值基線。社會物理學的自然科學沖動，社會行為的人本意蘊，分別是社會學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原始動力，導致社會學學科內部的認知張力始終存在。當科學主義的大旗冉冉升起，社會學知識墮為數字化模式的時候，社會學認識論的鐘擺開始回歸于人本，力求以人的方式研究人，以人的方式言說人。

面對扁平化的地球空間，社會中人際互動的網絡密度空間復雜，反對宏大敘事的后現代主義者利奧塔卻也不得不指出，“個體并非那么舉足輕重。個體不是一座孤島。每一個體都處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復雜、更加易變的關系網中?！?[24]整個社會關系蛻變成語言游戲，正如孩子在沒有出生之前，就已經被定置于語言游戲的網絡中。[25]消費主義與電視畫面的興起已經加速了現實的“內向破裂（implosion）”，模糊了以往倍受珍視的高貴與低賤的界限、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歷史成為“遺產”，陳腐的博物館成為一個“觸手可及”的多媒體體驗場所。[26]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現代性問題不能僅從社會的經濟結構來把握，也必須通過人的體驗結構來把握。[27]現代性孕育的社會學，不僅需要認識結構與系統為核的宏觀社會學，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探析話語的生產邏輯。多元化的人際互動，虛實結合的社會關系，都給社會學認識自我提供了機遇。當代社會學固守了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學認識論本問題，并在發掘人與社會突生的互構關系中發生了躍遷。

五、方法論超越：我們如何認識社會？

“方法論是普遍適用于各門具體社會科學并起指導作用的范疇、原則、理論、方法和手段的總和?！盵17]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主要探討“研究的基本假設、邏輯、原則、規則、程序等問題，它是指導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學”[28]。對應于研究范式，社會科學研究者遵循的方法論也集中于實證主義、后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并可從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進行區別。（見圖3）

如果說實證主義浸透著自然科學的認知取向，體現了社會物理學的科學主義，后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各自代表的相對性、批判性和建構性，瓦解了實證主義的大廈，也讓社會學的視角呈現出更多的面向。“這三種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為的實驗環境下進行研究，都強調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的探究，而不是對其中一些孤立的變量進行調查;都要求對當事人的意義建構獲得理性解釋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對他們可觀察到的外顯行為進行測量，也不只是對研究者自己的理論假設進行證實;都注意反思研究者個人因素對研究過程及結果的影響，而不是力圖排除或否認這些影響?！盵30]

當代社會學風起云涌的理論思潮，紛紛指向社會生活豐富的多個面向，不再守望社會學先輩遺留的財產，固守邊界以至于湮沒于世界變幻的洪流中。作為現代性的后果之一，全球化“不僅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這種蔓延過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全球化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過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在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制造了風險和危險的新形式，同時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地方”[31]。民族國家獨立之后的世界格局中，東西方不再單純囿于地理的區隔，當代世界體系重構的速度和深度每時每刻都在發生?！霸谌魏畏羌瘷嗟纳鐣承┪幕问蕉伎赡塬@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權力，正如某些觀念會比另一些更有影響力;葛蘭西將這種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稱為文化霸權，要理解工業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權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權，或者說文化霸權，賦予東方主義以我一直在討論的那種持久的耐力和力量?！盵32]東方學為旗幟的后殖民主義理論，正是對武力征服和殖民掠奪之后，新興的文化殖民化運動一次深刻的審查。女性主義社會學不再認同由“他（he）”為主體書寫的歷史，試圖建構兩性對等的認知框架，重新思索權力、語言、結構和文化諸要素?！芭灾髁x社會學至今依然處于邊緣狀態，但也正是這種邊緣狀態使她們獲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間，使女性主義社會學在社會學研究中獨樹一幟、引人注目，也因此具有更多無法預知的愿景?！盵33]

族群理論、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消解了社會學方法論隱含的世界體系假設;網絡訪談與問卷調查、多媒體影像技術的應用，正在擴展社會學資料搜集的方法;社會本質建構的論調，顛覆了追尋隱于表象背后真實的方法承諾?！罢绲吕镞_在解構傳統戲劇的過程中提出，我們不用借過去來發現未來，也不應該順從地等待自己命運的展現。實際上，在我正在進行的事情中未來已經被發現、被創造出來。我們現在即處于寫作未來的過程中，但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未來會是怎樣。”[23]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豐富，只是順應復雜社會的產物。社會還在劇烈變動中，社會學方法論遠未成形。

篇（4）

關鍵詞: 現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會學理論

一、現代性：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及其危機

筆者曾在《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一文中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與現代性議題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對社會學理論演進歷史的系統梳理與考察，論證了作為現代性產物之一的社會學，其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就是現代性。不僅如此，從其誕生之時起，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命運就與現代性緊緊拴在一起了。無論是古典社會學階段，還是現代社會學或當代社會學研究階段，其理論建設和目標取向的主旨都是圍繞著現代性而展開的，其核心主題與根本使命實際上都體現在建設現代性和推進現代化這一大的主題范圍內。[i]

因此，圍繞著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這一核心主題，從社會學誕生之時起，古典社會學理論中便產生了一連串的對現代性內涵不大一致的定義，最典型的如有馬克思（K.Marx）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涂爾干(E.Durkheim)通過有機團結的定義、韋伯(M.Weber)通過對合理化的定義來理解現代性的主要內涵，[ii]而且每一個定義又都是與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聯系在一起的，如生產方式(馬克思)、勞動分工(涂爾干)、理性化的多樣性(韋伯)，同時還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論類型與分析方法：社會關系(馬克思)、社會事實(涂爾干)、社會行動(韋伯)[iii]。上述三種對現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三大傳統，即批判主義、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理論傳統。而且，從社會學理論自身的歷史發展來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實際上一直是處于批判主義、實證主義、人文主義三種不同傳統的張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對研究現象作實證的、經驗主義的考察與分析，強調的是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傳統，注重對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進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進行“解釋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強調的是人文主義、闡釋主義的傳統，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和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與此同時，它又意識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別和社會階層的影響，注意研究中的權力關系以及研究對知識建構和社會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時又具有一種后現代式的社會批判意識，強調一種強烈的價值介入。[vi]毫無疑問，社會學理論研究取向上的這一長期存在的分裂與對立的緊張局面業已造成了社會學領域內在“實質性”理論建構、具體的研究程序乃至學術共同體從業人員中潛在的或明顯的分裂。尤其在當代，這一局面又與社會學知識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論題糾纏在一起，形成了更為錯綜復雜的情勢。[vii]

但是，回歸到整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上，我們可以發現，這三種不同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盡管在形式上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但在最為本質的價值取向上似乎并沒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我們以現代性的內涵為坐標，以現代化的實踐為尺度，整個社會學理論的知識體系(無論是古典社會學、現代社會學還是當代社會學)在理論建構與目標取向上始終沒有擺脫過建設“現代性”與推進“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實際上都是建立在“現代社會”基礎之上的一種以西方中心論、民族國家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為主要學術特征的“現代化研究范式”。而且，這種研究范式的核心內容與方法在社會學理論的古典時期就已經基本上得以確立了。比如，從古典社會學開始，社會學就已基本確立了“秩序”、“進步”和“理性”這一現代社會最為核心的價值主題，總是想為現代化實踐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并從社會之外對現代社會與現代性的各種制度、關系進行描繪、解釋和說明（這一研究取向和傳統可以說直到現在都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這種對現代性的論述以及基本理論的建構，雖然并不意味著現代社會與現代性的研究在社會學理論中已趨完善，但它至少確立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并為社會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方向。

盡管人類對自身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但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加以系統考察和論述的卻是啟蒙運動以后的事。社會自人類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會思想也隨此而產生，但社會學作為一種全面、系統研究現代社會的知識系統則到19世紀后才得以產生的。[viii]古典社會學體系中研究領域的形成、研究主題的選擇以及適用方法論的發展都是以分析現代社會現象并賦予社會秩序，提供管理生活與理性控制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技術為其目標取向的。古典社會學理論正是靠這些廣泛的概念和預設，而在“現代性建設”和“現代化實踐”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擁有“合法性”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古典社會學理論所開創的理論傳統雖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時期的社會學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質上并沒有根本性的超越與創新。

現代性與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結合所產生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現代化研究范式”，不僅意味著現代性與現代化將成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核心主題，而且也從總體上規范了社會學理論研究所要運用的理論、方法以及價值取向。大凡現代性與現代化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如民族國家中心論、西方中心論、人類主體中心論以及形形的二元對立等)也多半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品質和特色，同樣現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潛在危機也演變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潛在危機。[ix]尤其在新的社會轉型之下，伴隨著現代性與現代化危機的日益顯露和嚴重化，社會學理論研究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也越來越大。正如現代性的危機只能用超越現代性的方式來解決一樣，滯留于現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現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來予以解決。

二、全球化：新的社會轉型及其對現代性的超越

在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變化莫過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社會轉型（筆者稱之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第三次社會轉型[x]）。這次新的社會轉型與現代性之間具有天然的緊密關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現代性正在內在地經歷著全球化的過程，這在現代制度的大多數基本特性方面，特別是在這些制度的脫域與反思方面表現的猶為明顯[xi]。從大約17世紀起，歐洲開始在思想意識、軍事力量、航海技術和經濟發展等方面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歐洲社會的這種驚人轉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傳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發了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一種新現象，這正是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邏輯起點[xii]。現代性的這種全球化趨勢，本身就在其動力機制之中，時空的重組、抽離化機制和現代性的反思性都內在地具有擴張的趨勢。因此，我們應該根據時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環境，以及地方性活動的漫長變遷之間的發展關系，來把握現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無疑問，現代性的全球化過程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并讓我們看到一個越來越有“共性”的現代性的涌現，即西方現代性或啟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許多地方獲得體現。但是，現代性從其全球化的傾向來看，并不是一種特別的西化之物，因為無論是現代性的激進化還是社會生活的全球化都決不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的過程。當然，如果把“現代性”僅僅看作是一種現代社會的狀態，那么“全球化”則更像一種“理想類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種人類社會的終極狀態，而是指一種不斷變化的整體化趨勢。在民族國家階段，“現代性”與廣義的“全球化”具有某種重合之處，即“現代性”的擴張過程實際上就是全球的現代化過程。但是，當“現代性”在某些國家得以成熟并獲得充分體現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國家完成現代化以后，其所面對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個“現代性”與“現代化”的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已經被加深化了的現代性的“全球化”問題[xiv]。猶如現代性改變了傳統社會的社會現實一樣，全球化也正在改變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時至今日，現代性的近期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體化方面，而且解構了秩序、進步、理性這些啟蒙時代形成的經典信條，代之以機會、風險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準確地說，全球化進程現在并沒有擴大現代性，而是成了其轉變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許多方面不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將“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現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況且，“現代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是一個整體，那么對現代性制度做出多種反應就是可能的。事實也是如此，各種“超越”現代性的運動已經在全球體系中出現了。同時，現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僅僅體現在它的影響之上，而且也體現在知識的反思性上，這種反思性對現代性的動力機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新的社會轉型也在不斷加速，其中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正在變得日益跨國化和全球化，這使得一貫以宏觀研究而稱著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傳統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正如費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進程的發展使得古典社會學理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現代化理論無力解釋新現象、新問題。古典社會學傳統由于把社會等同于有邊界的民族國家而無法全面理解全球化問題；現代化理論則由于長期使文化依附于結構性發展，并擱置了文化與能動者(agency)之間的關系也無法對全球化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xvi]。那些以民族國家為中心而形成的社會學(甚至包括政治學、經濟學)中的一系列概念體系、理論觀點再也難以解釋新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全球性現象了。社會學理論缺乏探討跨國實踐(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現實的語匯，人們繼續依賴與民族國家相應的傳統社會學術語、概念和經驗數據，使社會學理論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對現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帶來的歷史性變革，就必須對新的全球化時代和新的社會轉型做出理論上的說明，并通過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來把握新時代的本質。[xvii]因為理論作為對社會現實的反思性、推論性建構，它應該具有在指出過去的潛勢并設想可供選擇的未來的基礎上，解讀社會現實的特性。其實，一種社會學理論能否提供引導去進行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論能否提供一個程序和規則，使之符合實證主義的“可重復性”與“可驗證性”等原則，而也應該取決于此理論能否把抽象的理論轉化成較為具體的架構，給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對象概念化。主流社會學理論(即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主要失誤就在于它從不同的理論基準出發去批評非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視了深層理解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意義。[xviii]

其實，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社會轉型展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標也并不是要試圖在當今龐大的全球化研究領域中創造出一種更宏觀的社會學理論，并建立起所謂的全球化社會學(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體系，而主要是從反思傳統社會學理論思維方式和研究范式出發，面對全球化所改變的社會學理論賴以立足的現實基礎，探討社會學理論該如何在理論和方法上應對這種變化，以建立起一種能夠足夠適應新的社會轉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會學理論層面上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當前發生在社會世界中的社會轉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轉型在促使社會學反思的同時，也提出了社會學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說過去幾年來社會學知識的衰退是不夠確切的，那么，為了應對社會世界的這種變化，社會學家當然要建構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來說明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會學理論傳統的重構與創新

當代全球化趨勢的研究表明，我們應更加以積極的方式來檢討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工具及環境，以充分回應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全球化不僅迫使現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轉變，而且也同樣促使學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轉變，兩者都面臨同等的焦慮與壓力。其實，完整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本身就應該包括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等不同層次，不應像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那樣只注重前面幾個層次而忽略了全球層次的研究。今天，隨著全球化浪潮的興起，與其它學科一樣，社會學理論需要迅速地擴展它的地理和智識（intellectual）邊界，即承認地方社區和民族社會的本質屬性正面臨著全球范圍內深刻變遷的巨大挑戰，而對這種挑戰直接反映的結果就是要在重建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以適應新的社會轉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實現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創新呢？近20年來，各種對既存社會學理論傳統進行多元綜合的做法越來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種。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吸取其他理論的益處，重新構建原來的理論，使之更加完善。如亞歷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義和多向度社會學（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費恩(C.Fine)的新符號互動論、庫克(S.Cook)的新交換理論等等。二是擴展。即擴展原有理論的傳統界限，向新的領域發展。如文化社會學出現了從闡釋學解釋向社會學調查轉變的動向，常人方法學也突破了僅僅分析日常生活的對話和互動的局限，將其領域擴大到分析社會制度、結構與個人的關系等主流社會學理論所關心的問題上。三是聯結。即尋求某種途徑將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結構與行動等不同層次、領域的現象聯結起來。如科爾曼(J.Coleman)的理性選擇理論就提出了以微觀層次為基礎建立起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理論途徑，而亞歷山大則主張以宏觀層次為出發點來尋求微觀與宏觀的聯結。埃利亞斯(N.Elias)的“構型社會學”或“過程社會學”也是將微觀層次的個人行為與宏觀層次的國家聯結起來進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試圖以超越“重建”、“擴展”、“聯結”的辯證綜合方式，來創立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語言，以整合了的理論來認識或重新解釋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維而完整的社會現實[xx]。如瑞澤爾(G.Ritzer)提出的社會學元理論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對社會學多重范式的整合，[xxi]還有諸如女性主義社會學、后現代社會學等各種批判的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興起，其不僅整合了傳統社會學理論內部的各種思潮，而且還充分吸取了政治學、人類學、歷史研究、法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學科領域的知識，從而在整體上促使了批判理論從社會學理論視野轉向了社會理論領域。[xxii]

通過對社會學理論發展史的系統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發展趨向總體說來是其研究范式的變遷，或者說是其方法論體系的變遷，而這種變遷的動力則來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與整合。社會學作為一門對社會實踐和現實的結構關系與運行狀態的理性反思的科學，理所當然地是隨著社會現實的轉型而不斷變化的。由此，社會學研究者的理論視野、研究范式等等都應當隨之而不斷發展和調整，只有這樣，社會學才能體現出其本身的學術活力及與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在21世紀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領域中，筆者認為，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為特征的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將逐步得到確立。這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是社會學理論多重范式整合的結果，它表明了社會學理論正處于一個解構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構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文化和知識境況中。正如當今社會的發展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一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也正處于其歷史發展的轉型期中。在這個轉型期中，社會學理論面臨著挑戰和機遇并存的境況。社會學是否有更輝煌前景，社會學理論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們是否能夠不僅在理論視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僅在戰略眼光上，而且在實際運作中能夠適應社會學本身的發展邏輯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的今天，這種適應全球化趨勢和新的社會轉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將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著對傳統的“現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與揚棄。以民族國家中心論、西方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為基本特征的現代化研究范式，不僅在理論上造成了各種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與沖突，使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局限在一個個有限的民族國家之中，無法闡釋和說明在全球層次上出現的大量跨國事實，而且在實踐上也造成了人與自然及人類內部的沖突、斗爭、彼此消解的緊張狀態，使不同主體處于嚴重的對立之中，從而給社會學理論研究帶來了自身難以克服的危機。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將超越現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機，突破現代化發展內涵的“單一性”和指導思想的“非人化”所導致的“發展悲劇”，確立以人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續的和諧發展觀，為社會學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提供了理論與方法上的支撐。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所體現的是社會學理論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視野是一種多學科滲透和融合的學術視野。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特征就是知識交叉、信息爆炸、傳播迅速，并構成了一個在學科上融合滲透、在時空上交叉蔓延的立體化、全球化知識語境，這就要求社會學理論研究者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不斷調整自己的學術視野，不斷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隨著全球性社會和知識社會的大力發展，人類生存環境的重大變化和人類對自我生存意識的深化，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視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會科學家開始認同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性，社會學家也逐漸放棄對絕對理念的追尋，日益表現出對其它知識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顯示出一個融合各種學科優勢的知識時代即將出現。因此，社會學理論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天地里，應該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結構，拓深自己的思想維度，多一分知識的維度和多一點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有利于社會學理論整體性思維方式和多元價值取向的形成與確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表明了以往社會學理論中的一些傳統的研究對象和命題日益走向式微，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學理論的研究需要進行時代性的轉型和變革。在過去，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是一些普遍主義的東西，企圖以絕對、普遍的宏大理論框架來指導自己的經驗研究。實際上，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普遍主義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極為有限的。當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越來越顯示，社會學理論應該從普遍主義的理念轉向人所生存于其間的社會現實和個體化的人類存在，應該將宏觀架構與微觀事件、客觀環境與主觀行動結合起來，更加關注社會現實本身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所以，社會學理論研究在當今的發展更向具體實在的社會現實開放，實踐性的社會現實始終是社會學理論發展的重要基點，多一點現實的關注，多一點實踐的眼光更能使社會學理論充滿發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視本土化社會現實的研究?！叭蚧芯糠妒健钡某霈F給社會學理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具有權威性的許多經典命題不再是經典命題，那種囊括宇宙、貫通歷史、解釋一切也決定一切的真理意識不再成為社會學理論的主要目標。社會學理論一方面應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識視界，另一方面也應當立足于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的研究策略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口號，這正體現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視野、研究對象和研究意識的轉變?！爸匾暲碚撗芯浚訌姂醚芯亢蛯Σ哐芯俊钡纳鐣W理論研究策略也正在我們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中興起和加強?；A理論研究給我們提供寬廣深厚的學術視野，而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則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具有更明確的目標和更強烈的現實色彩，同時也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和發展更具有實踐的操作性、理論的開放性和學科的建設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種“后學”（如后工業、后現代、后殖民、后、后資本主義等）的出現彌補了傳統社會學理論研究范式的不足，也從一個方面大大豐富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內涵。全球化中各種“后學”詞語的大量涌現已經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普遍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學理論是一種終結，而更多的是一種開放性的重構，一種解構中的重構。當代社會學理論多元發展的事實預示著，社會學理論的地位不是越來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價值將日益顯著，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把社會學理論看作是隨著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事業，社會學理論是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生活的需要。所以，我們必須把社會學看作是一種發展性和開放性的事業，多一點發展和開放的眼光是極為必要的。

由此看來，我們必須從全球化趨勢的客觀事實出發，把全球化看作是一個動態而多維的社會現實，并以此為基礎，來建構“全球化研究范式”。這其中包含了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個體與社會的統一，而這個統一的基礎就是古典社會學理論家馬克思所一再強調的“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因為正是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個人與社會才得到體現，個人特征與社會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會實踐活動為中介，個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微觀與宏觀才得以聯結起來，雙方的互動才成為可能，才在社會活動系統的整體中統一起來。如果我們把“宏觀社會－微觀個體”、“客觀環境－主觀認知”作為兩對具有連續統(continuum)特征的坐標兩極的理想類型，并以瑞澤爾已劃分的三種社會學范式(即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作為社會學理論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研究范式”不僅將具有整合這三種基本社會學研究范式的重要特點，而且，還能夠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會批判范式”的內容，因為不同研究范式實際上只是社會現實完整結構中的不同側面而已。[xxiii]

總之，作為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社會行為范式和社會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實際上能夠在縱向上整合從微觀個體到最宏觀的全球社會的所有層次的研究對象，在橫向上整合從主觀心理到客觀環境的所有領域的研究。而“微觀—宏觀”、“主觀—客觀”又是兩個不同維度上的動態連續體，它們能從縱橫兩個坐標維度囊括人類社會所有方面的所有行為，具有較強的融合性、開放性和動態性。因此，在具體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過程中，我們應該同時去理解社會與個體，使微觀與宏觀研究互補、主觀與客觀解釋相互驗證，從而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學性和解釋力。無論社會學理論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學理論的傳統研究對象和能夠運用的研究范式都將在“縱”、“橫”兩個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帶來新的社會轉型并不是讓社會學理論走上終結的道路，而是給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更為寬廣的前景，社會學理論的古典傳統也將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礎上，邁向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時代。

注釋：

[i] 文軍：《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馬克思試圖把現代性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他意識到社會的進步得益于早期社會向資本主義的轉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卻又極力批判經濟制度及其各種畸形現象（如異化、剝削等）。涂爾干則企圖把現代性歸結為工業化，把現代性解釋為一種有機團結的強化和集體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韋伯則把現代化歸結合理化、理性化的過程，把現代世界大多解釋為以其它類型的理性為代價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擴張，以及理性鐵籠（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現的結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軍：《論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三大傳統及其張力》，《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譚明方：《社會學方法論新探》，北京：《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瑞澤爾(G.Ritzer)曾把社會學出現的社會力量歸結為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社會主義的興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學的成長六個方面。其實，這也只是現代性滋生的另一個說法而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

[ix] 有關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的危機分析，國內外學者都有大量的論述。比如，美國學者艾愷指出，現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現代社會組織的“理性化”最終導致了人類生活的非理性化，現代人類追求個人自由的終極狀態卻是非個人性，這種現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內在沖突中(參見：[美]艾愷著：《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頁)。筆者也認為，現代社會作為一個分裂矛盾的社會世界，它表現為現代性內部的分裂以及現代化與現代性之間的深刻斷裂和緊張，而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結構的內在沖突。限于篇幅，筆者在此不再對有關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的危機一一進行論述。

[x] 有關這次社會轉型與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詳細論述，請參閱：文軍、童星：《論三次社會轉型與人類社會發展》，《湖南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認為，把全球化看作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這樣一種全球化觀念掩蓋了支配這一歷史過程的權力關系，即全球化/現代化的論述局限在西方的歷史當中，從而忽視了非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參見：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須指出的是，在有關全球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論述上，不同學者之間也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現代性擴展的結果，認為全球化純粹是現代性的放大化；羅伯森（R.Robertson）則認為全球化是現代化的條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現代化的條件。而且，這兩種看法在經驗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羅伯森和萊徹納(F.Lechner)所說：“現代性的許多主題——生活世界的分裂、結構的分異、認知和道德上的相對性、體驗范圍的擴大——在全球化進程中已被加深?！眳⒁姡篟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東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貝克(U.Beck)、鮑曼(Z.Bauman)等當代社會學家認為，這是當代社會學理論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為從根本上講，社會學是一門暫時性的、反思性的學科，它必須不斷與社會現實保持適應性和靈活性，才能更好地發揮重要作用。

[xviii] 其實，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理論本身就是現代性與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它從來就不具有將自身從文化中孤立出來而躍居其它社會學理論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權。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會學統一理論的整體性分析方法》，《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篇（5）

中圖分類號:D909．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11－0114－02

一、法律是社會控制的工具

龐德在繼承了霍姆斯法學中的實用主義傾向之后，將法律視為一種手段，即社會控制的手段。在龐德的觀點之下，法律是一種工具，其所關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準則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會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服務于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而在龐德的著作中，其將法律的性質定義為其為發達社會中的一種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而此種社會控制形式則是將在司法和行政中適用的權威性律令體在已經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導下，運用權威性技術進行適用。而后期構建的法律理想始終是與實際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法律理想作為法律秩序將要達到的目的，在實際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鑒于此，龐德將已經成熟的法律體系的發展進程分為六個階段:(一)將法律以維持治安或者和平為唯一目的的階段定義為原始法階段。此階段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規制社會這一理念，與以維持治安或者和平這一目的相輔相成，引導著原始法在動蕩不安的社會治安中發揮作用。(二)將以法律救濟適用中的確定性作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階段視為嚴格法階段。此一階段追求以法律救濟作為手段以獲得社會安全這一目的。(三)將以強制實施義務來符合倫理行為的善良道德規范為目的的法律階段稱為衡平法與自然法階段。期間，倫理行為和善良道德規范是目的，而強制實施義務則作為手段，目的引導手段，手段以目的作為引導和航向，共同塑造了這一經由理性而達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過了上述(2)和(3)階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嚴格法的穩定和衡平法與自然法的靈活之后，順其自然，一路發展達至法律成熟階段，即通過維護權利，以確保機會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徹底構建了個人權利的觀念。(五)在后期面對有限的資源和無盡的人類需求的時候，為規制無節制的索取、減少浪費以及在度過合理利用資源中的重重阻礙，龐德提出了法律社會化階段，而此階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資源滿足無盡的人類需求，最終實現少浪費，有規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過以上幾個階段之后，法學家的迫切任務將是調解地方立法與世界普遍法律原則之間的關系，這也是在面對正在發生的實踐和現實時，法學家的一項急迫而且有重要意義的任務。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階段，這一階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況下，追求獲得立法手段來制定強制實施規則的政治理念的讓步，將理性適用于司法發現這一進步理念扶上舞臺。綜上所述，以上六個成熟法律發展階段的劃分和進步趨勢，都是以當時社會的迫切需要和社會環境為依托，在建構此種階段的法律理想和預計達到的目的的引領下，為服務于當前的社會實踐和現實，將法律作為一種手段以實現社會控制，在此種大背景之下，主張法律的解釋和適用都應當服務于它們所依從的社會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會學倡導者對這一學說精神實質的具體體現，龐德以此來呼吁我們將關注公共利益與關注個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導在法律傳統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為主要的是，法律的變化應該與新的社會情況的變化一脈相承，而不是僅僅側重于法律或社會的某一個方面，追求社會或者是法律單方面發展的極致程度。除了以上幾個值得我們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為關鍵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給我們現在的中國法學者帶來一種思考，龐德作為一代宗師，以其非凡的手筆和精巧的思辨為我們展示了作為一個時代社會制度之價值基礎的普通法以其傳統的精神維系著美國社會的價值秩序，而此種富有活力并堅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這也是我國當前的法律人才在為我們目前將法律原則變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條文而感到驕傲之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我們距離建立作為社會制度價值基礎的法律精神還有多遠，我們在面對個案正義和制度正義的時候，是否還是無視法律制度的價值基礎，一味的以為樸素道義的搖旗吶喊來淹沒維護制度正義的力量，我們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則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為一種人的意識和心理狀態，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境界，龐德在該文中毫不遲疑的將法律精神作為一個時代一切社會制度的價值基礎，意味著法律制度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地位，是需要人們理性的捍衛遵守經過權威性制定并代表社會主流意識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則之下，沒有經過人們的愛國情結、同情心和民族情結沖擊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們必須一致地，毫不遲疑的遵守法律的規定。這不是我們在現今時代，言論自由泛濫環境之下響徹于社會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義的口號，而是滲透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們普遍認可的主流意識的精神確認。于是，英國法官們和詹姆士一世在進行激烈論戰之時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則，成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滅的原則，它既是民眾意識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統治者造法，專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們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個人專制權力和情感意志為準則的法律至上原則，成為法律本身權威和我們普通個人、法官及法律學者甚至統治者在內對理性法律遵守和捍衛的價值基礎。

(二)遵循先例原則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與法律至上原則并駕齊驅的還有遵循先例原則，這一原則也是在英美法的傳統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著普通法發展的步伐，從最初英國的法院慣例脫身而成為當今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則將意味著法官在審理某一案件時受到雙重影響或約束，即:(1)上級法院或本級法院法官在已決案件中與此相似或相關的問題作出的判決所包含的原則或規則;(2)已有判決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確定的原則或規則。至此，遵循先例原則中包含著司法經驗主義這一精神，這一由法學家或立法者提供資料而創生的司法經驗主義將法律從19世紀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來，換言之，遵循先例原則崇尚的是理性判決，拒絕以武斷的個人意志作為判決基礎。但是，遵循先例原則和司法經驗主義，并不是對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無情否定，因為無論我們多么想以審判職能的純機械性理論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潛移默化的進行著的。我們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認遵循先例原則所帶來的穩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這原則指導下的合理范圍內的確定和發展，這也是遵循先例原則在普通法中經得起考驗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則和遵循先例原則，作為普通法的基本原則，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為支撐，在普通法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演進和完善。二者不僅是德國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對上帝的正義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為一種應用于經驗的理性原理，體現了經驗將為行為的標準和判決的原則提供最滿意的基礎。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國王意志隨意武斷地創造，而是由具有法律專業知識、法律經驗以及專業技能的法律學者和法學家們在綜合過去和現在已有的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的經驗中發現的，這也是法律至上原則和遵循先例原則的理論精髓和成功之處。

篇（6）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傮w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篇（7）

1.斯賓塞其人及其主要社會學思想

1.1斯賓塞生平簡介

斯賓塞1820年出生于英格蘭中部地區的德比，他在九個孩子中排行老大，也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父親是一名教師，母親耐心而又溫和，家境富足，生活安定。斯賓塞從小體弱多病，這導致他不能進入正規的學校讀書。長期以來，斯賓塞的教育是由其父親和叔叔承擔的。斯賓塞先后嘗試過鐵路工程師、作家、機器發明家等職業，始終不曾有過長期而穩定的工作。在他28歲時，終于出現了轉機。他成為倫敦著名雜志《經濟學家》的編輯，穩定的收入和體面的工作不僅使斯賓塞結交了托馬斯?赫胥黎、約翰?廷德爾等著名科學家，而且也使這位思想家的學術潛質開始充分的發揮。3年后，斯賓塞的第一部著作《社會靜力學》出版，1852年，發表了論文《發展的前提》，詳細的論述了進化的理論，這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整整早了七年。1864年以后，《生物學原理》、《社會學研究》，多卷本的《綜合哲學》、《社會學原理》等著作陸續出版，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斯賓塞成了維多利亞時代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他享有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幾乎可以和達爾文媲美。1903年，83歲的斯賓塞去世。

1.2斯賓塞的主要社會學思想

首先，社會有機體理論。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進化論是斯賓塞社會學理論的兩大基本支柱。斯賓塞的社會學是生物學主義的典范，生物學的類比法成為他考察社會的主要手段之一。他從兩個途徑出發考察社會：一方面他將社會比擬為單個的生命有機體，由此形成了他的社會有機體論；另一方面，他將社會的發展比擬為生物由簡單向復雜的進化，由此形成了他的社會進化論。在斯賓塞的主要著作《社會學原理》中，他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社會？”，接著他回答到“社會是有機體”。斯賓塞不同意社會唯名論者的觀點，認為社會不是一系列個人的一個集合名詞，而是―個客觀的存在物。在該書中完成對社會性質的論述后，斯賓塞緊接著說明了為什么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他的答案主要來源于將社會與生物有機體進行類比后獲得的―些相似性，他認為和有機體一樣，社會也具有隨著體積的增大，其機構也復雜化的特征；在斯賓塞看來，雖然社會和生物有機體之間有太多的一致性，但他還是清醒地意識到兩者間也有一些本質的區別，例如：社會沒有一個具體的形態、社會是一個分散的整體等。因此，斯賓塞認為，社會既是有機體，又不是一般的有機體，它是“超有機體”。作為超有機體的社會，像生物有機體一樣是由“器官”和“系統”組成的。斯賓塞列舉了六大制度作為社會的主要器官，分別是：家庭制度、禮儀制度、政治制度、教會制度、職業制度和工業制度等；正是這些 “器官”進―步構成了社會的三大功能系統：支持系統，分配系統，調節系統。

其次，社會進化理論。斯賓塞認為“進化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上至天體的形成，下到物種和人類的起源，事務無一不受進化規律的支配。進化是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不確定到確定，以及由同質到異質的轉化過程”。由于斯賓塞社會進化理論是如此的龐雜，以至于其中包括了許多互為聯系，甚至互為矛盾的觀點。美國學者羅伯特?佩林指出，斯賓塞的進化理論實際上包含了四種互為聯系又互為區別的亞理論。分別簡述如下：①社會進化的目的論。②社會系統的功能論。③社會分工論。④社會進化模式論。在綜合上述三種亞理論的基礎上，斯賓塞提出了劃分兩種社會類型的模式，而這些模式的出現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

再次，社會分類理論。由前述可知，斯賓塞社會進化理論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論述社會的分類。他主要提出了兩種劃分社會類型的標準，一種是根據社會的復雜程度，另一種是根據社會內部的控制方式。在第一種分類中，斯賓塞把社會分為簡單、復雜、二倍復雜和三倍復雜等數種類型。在第二種分類中，斯賓塞把社會分為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兩種類型，關于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特征的簡要對比見表1。相比而言，后一種分類產生的影響更為深遠一些。

表1 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特征對比簡表

尚武社會 工業社會

典型特征：強制性 典型特征：自愿合作、自我控制

斯賓塞認為“尚武讓會的總體結構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組成單位都被強制性地納入各種聯合行動之中。因為士兵的意志是受到控制的，因此他們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長官意志的人。與此相似，平民在所有私人或公共事物中，其意志也要受政府的控制。維持尚武社會生活的合作是一種強制性合作……”。 斯賓塞指出：工業社會“具有與任何商業交易一樣的個人自由。工業社會豐富多彩的活動賴以實現的合作成為一種自愿合作。像生物有機體發達的支持系統―樣，社會有機體也被賦予了其所需要的工業類型的支持系統，這是一種分散的而非集中化的控制系統；同時，工業社會也傾向于通過從各個階級中獲得相互爭執的權力來行使主要的控制手段”。

最后，社會關系的個人主義理論。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問題幾乎是所有社會學家都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斯賓塞強調，不僅個人決定了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性質，而且社會也應該成為謀取個人利益和個人幸福的工具，那些能夠最大程度地維護個人自由的社會是最為理想的社會。

2 斯賓塞對美國早期社會學家的影響

美國早期的學者發現歐洲社會學的許多理論與美國的社會實際并不相符，全盤照搬歐洲的理論也不能解釋美國的社會問題。因此，他們立足于本國，著手構建一套適合自己實際的社會學理論。由此，美國開始了一場社會學本土化的運動。這段歷程肇始于19世紀末，完成于20世紀初，前后歷經數十年，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全面引入歐洲社會學理論階段，初步形成美國社會學理論階段，確立實用社會學傳統階段。

2.1全面引入歐洲社會學理論階段

在這一階段，美國社會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學習和介紹歐洲社會學理論，并試圖推動社會學在美國的制度化。他們分別在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建立了美國最早的社會學系，開設社會學課程，為美國社會學其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美國社會學家羅伯持?法里斯認為“在19世紀末期，美國社會學家參與了社會學的創建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萊斯持?沃德、威廉?格雷漢姆?薩姆納、弗蘭克林?吉丁斯，以及愛德華?羅斯。

首先，斯賓塞對沃德的影響。萊斯特?沃德（1841―1915）的社會學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孔德、斯賓塞的實證主義傳統，“像在19世紀60年代長大成人的許多年輕人―樣，沃德也少不了用斯賓塞的自由主義攪拌器為自己的教育大餐調味，并且十分推崇斯賓塞的一般進化論”；另一方面，他突出強調人的意識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反對斯賓塞的自由放任理論，提出“有目的的進化論”，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動的因素引入古典進化論的最初嘗試。沃德認為，社會制度與其說是活體力量發展的產物，不如說是心理力量發展的產物。社會力量也是在人的集體狀態中發生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社會學應以心理學而非斯賓塞所認為的生物學為其基礎。

其次，斯賓塞對薩姆納的影響。威廉?薩姆納（1840―1910）平生論著很多，完全因襲了斯賓塞的學說，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社會，認為進化通過生存競爭為自己開辟道路，生存競爭就像進化本生那樣“自然”。l872年，薩姆納接受了耶魯大學的社會與政治科學教授的職位，開始在美國率先開設社會學課程。1875年，當薩姆納舉辦美國歷史上策一個社會學講習班時，他毫不猶豫地選用了剛剛出版不久的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1873年）作為教材，并開始在課堂上大張旗鼓地宣傳自由競爭和經濟不干涉主義。

最后，斯賓塞對吉丁斯的影響。弗蘭克林?吉丁斯（1855―1931），是使社會學從哲學的一個分支變成以統計學為基礎的獨立學科的先驅。吉丁斯也是一位堅定的心理主義者，將社會學視為一門心理科學。與前兩位不同的是，吉丁斯并沒有全部接受斯賓塞的社會學說，相反他對斯賓塞等人的生物還原主義有所不滿。他認為社會關系本質上就是一種心理關系。與此相應，社會學應該既研究社會現象的客觀方面，又研究其主觀方面，把主觀的解釋與客觀的解釋結合起來。

2.2初步形成美國社會學理論階段

經過第一階段的努力，社會學在美國的地位逐步被人們所接受，各大學掀起了學習社會學的熱潮。隨著研究的深入，美國本土學者愈益發現歐洲社會學的缺陷。庫利、托馬斯、米德等第二代社會學家，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按照美國的精神和需要嘗試建構自己的社會學理論。他們結合美國實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會學理論，還更新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使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緊密結合，從而深化了本土化運動。

斯賓塞對庫利的影響。查爾斯?霍頓?庫利（1864―1929），在美國社會學歷史中占據著一種十分獨特的地位，是所謂美國第二代社會學家中最為卓越的代表。庫利承認，“在1870年到1890年間，我們所有人幾乎都是因為受到斯賓塞的感染而涉足社會學的”。然而，庫利反對斯賓塞等人對進化論作“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釋，反對斯賓塞對人類之間的弱肉強食所抱的“缺少同情”的態度。他認為，斯賓塞沒有對人類生活的結構和運動的直接和真正的了解，斯賓塞的觀念不是嚴格的社會學的觀念，甚至斯賓塞本人算不上真正的社會學家。

2.3確立實用社會學傳統階段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美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失業、罷工、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面對這些問題，美國的第三代社會學家們做出了他們的努力，使社會學發展成為一門實用性的科學，聲名卓著的芝加哥學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該學派首次使實地調查成為一項完全合法的科研事業和社會學的基礎，從而提高了實地調查工作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

斯賓塞對帕克的影響。羅伯特?埃茲拉?帕克（1864―1944）無疑是芝加哥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城市社區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城市社會學》也成為世界社會學名著。盡管在帕克的博士論文中，他提到了斯賓塞的分化原則；在他的著作《社會學導論》中，也有許多引自于斯賓塞作品的條目，但似乎社會進化論已不如生態學理論對帕克等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的影響大。在帕克隨后的著述生涯中，斯賓塞的學說已經不那么受歡迎了。

三個階段后，美國社會學本土化運動獲得巨大成功。美國社會學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不管是方法論，還是理論體系，都打上了鮮明的美國印記，從而達到了世界領先的地位。到以帕克為代表的第三代社會學家開始，斯賓塞學說在美國開始被遺忘。但正如科塞在《社會思想名家》中指出的那樣：“不論他們是贊同斯賓塞的思想，還是利用他的思想作為工具來發展不同的思想，其實也都是斯賓塞的受惠者。……他的思想仍然是社會科學中富有生命力的遺產。不僅現在，而且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會繼續研究他的思想”。

參考文獻：

[1]劉易斯?A?科塞著，石人譯，《社會思想名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周曉虹，《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郭彩琴，《美國社會學本土化運動對社會學中國化的啟示》[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

[4]于海，《西方社會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5]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篇（8）

關健詞：社會學理論 建構 功能 困惑

一、社會學理論是什么

從某種角度上說，理論是在講一個獨立完整系統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解釋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論又有專業與非專業之分。專業理論和非專業理論的區別在哪里？著名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瑞澤爾在他的《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一書中，列舉了社會學專業理論與日常生活中的非專業理論的差別。大概可歸為以下幾點：（1）專業理論較之日常生活理論，表現出更多的系統性；（2）專業理論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論基礎之上；（3）專業理論提出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發表，這對該理論的前途來說至關重要；（4）專業理論更依賴相關資料的收集；（5）專業理論可以是關于社會的總括性和通則性的思考；（6）專業理論同樣關注理論的應用層面。以上六點，決定了社會學理論與一般生活理論的區別，也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社會學理論的地位。

社會學的理論，講的自然就是關于社會學專業的故事。同樣，引用喬治·瑞澤爾的定義：社會理論是一組互相關聯的觀念，能對社會世界的知識加以系統化、能解釋社會世界，并且預測社會的未來。需要指出的是，瑞澤爾的定義實際上是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定義，但實際上，并非所有的社會學理論都要能夠全面解釋社會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預測未來。

二、理論的建構

許多人認為社會學理論脫離實際，深不可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理論建構過程的不了解。所以談一談關于理論的“理論”，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關于社會學理論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的源頭都是哲學。它產生于人們的思辨過程。當然，光有哲學的思辨是不夠的。其他學科區別于哲學的關鍵在于它們是可以實證的。而迄今為止最具實證性的學科無疑就是數學。而我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將哲學與數學完美結合的學科。這是從學科的角度來談。

接下來是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在我看來，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有兩個方面：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者的主觀條件。所謂社會歷史條件，就是指該理論產生的特殊的社會背景。社會學理論是為了解釋社會現象，因此社會現象的歷史性決定了社會理論的歷史性。一般來說，越是復雜的社會背景條件，產生社會學理論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觀條件，在我看來，是最關鍵的。同樣的根源，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甚至同樣的科學研究方法，為什么只有少數人可以提出經典的社會學理論，其他人則不行？用米爾斯的話說，它取決于理論家個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

談完了根源與條件，現在來談一談這個故事究竟是怎么講的。要了解理論建構的過程，首先必須明確理論的要素。喬納森·H·特納認為，社會學理論應有三個要素：概念、變量和理論的陳述與格式。另外一些學者，也提出了相關的理論建構方法，但內容上大同小異，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區別。

三、理論的功能

理論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為，社會學理論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進我們對社會的認識。社會學理論是用來解釋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的，我們掌握了理論，就可以對社會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體現在它可以增進我們對自己的了解。我們都是社會人，社會學的理論適用于其他人，同樣也適用于我們。

第三，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在于對其他理論的批判和修正。這對于社會學自身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社會學這門學科也正是在這種對立中不斷發展。

第四，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能體現在應用層面上。比如，喬治·霍曼斯的交換理論，就被廣泛運用于經濟活動中；默頓的越軌理論則被用于社會控制的實踐中。

四、理論的困惑

在肯定社會學理論具有諸多功能的同時，我們也可發現社會學理論中存在的困惑。

1.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人類的無窮的智慧和極強的語言與文字表達能力，賦予了人們對一個問題可以換角度，換說法的進行反復論證。宏大理論的產生也大多基于在語言上玩的花招。米爾思在其《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關于行動系統理論的主要內容后。他不無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論中的繁文冗詞中確實有一些東西，但是隱埋很深，不過總說了點東西：理論的客觀性問題。顯然，這是個很普遍的問題。它首先表現在理論是否真實地反應了客觀事實，它的解釋力到底有多大。其次，個人的偏見也普遍存在?！氨M管個人極力避免受各種社會勢力的影響，但人們還是悄悄地溜了進去。”最后，在理論的接納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嚴重影響。

2．價值無涉與權威保留問題。有人指出，社會學理論要求價值無涉，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觀偏見和受權威束縛。但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價值無涉帶來的是對權威的不尊重。并且，“人類社會將不再有不變的法則，因為人類可以任意改變這些法則所陳述的事實?！眴碳{森·H·特納在《社會學理論的邏輯》中如是說。

3.理論本身存在爭論?？赡苁怯捎谏鐣W理論至今尚未發展十分成熟的緣故吧，關于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爭論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爭論來自于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爭論。即所有社會學理論的前提假設的爭論：人的行為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這直接影響到整個理論的建構過程。同樣的爭論也來自于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爭論。究竟是個體具有能動性還是集體決定個體的一切？這一直是社會學理論爭論的焦點之一。另外，社會學力量論中的性別問題和現代社的起源和決定因素問題也存爭議。這無疑讓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科學性遭受了嚴重的置疑。

4.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困惑：本土化問題。文軍在《論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諸多問題，大致為以下三點：首先，由于整個社會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嚴重，這種不正之風也蔓延到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中，導致基本社會學理論研究嚴重不足。中國社會學理論面臨自后后繼無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導向性對中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產生異常重要的影響。這導致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共性有余，個性不足。最后，中國社會學理論還過分依賴于外國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很多都是沒有結合實際地照般過來。

五、總結

到這里，故事基本上講完了。雖然社會學理論至今發展還不完善，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確實是具有很實際的功能和強大的發展潛能的。正像人類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來解釋大自然一樣，人類同樣需要社會學理論來解釋我們的社會，社會的存在根本上決定了社會學理論的存在。

參考文獻：

[1]喬納森·H·特納.邱澤奇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篇（9）

行動理性選擇布爾迪厄

一、韋伯：社會行動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認為有意識、有目的的行動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他認為，社會學應該在兩個層面上理解社會，即行動本文由收集整理者自身的意圖和行動者的集體行動。（喬納森特納&邱澤奇，2001）作為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每一個舉動，每一個行為都是對社會的一種反應。社會學認為，人們的行動具有社會性，這表現為人們的行動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預想的反應為目的。所以，社會行動必須具有以下兩個因素：第一，行動者賦予其行動以主觀意義，即行動者有行動的動機；第二，行動者主觀意識到自己的行動與他人的聯系。

韋伯將社會行動分為四類：目的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情感性行動和傳統行動。

目的理性行動，以目的作為行動的主要目標，通過認真的計算，利用何種手段可以順利的達到自己的目的是這種行動的核心。價值理性行動，為了追求某種價值，比如倫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動。情感行動指的是，這類行動是基于情緒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動；傳統行動指的是，由傳統的、約定俗成的習慣而決定的行動。以上所述的四類行動類型都屬于韋伯的理想類型，事實上，我們日常的行動很少是這類行動中的某一類。

二、帕森斯：行動理論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結構功能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論框架源自他的行動理論。帕森斯認為，行動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標導向性，這一點他繼承了韋伯的觀點，但在分析社會行動的時候，他摒棄了韋伯的分類方式，提出其單位行動理論。單位行動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種類也不同，本研究將其分為四個要素。第一，是行動者，行動者指的是個人在行動之前會思考，并能在思考的過程中產生行動結果。第二，是目標，即行動所想到達的未來狀態。第三，是情境，在行為理論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說法，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動發生的場所，有兩個要素：行動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規范與價值觀，行動者會受到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從而決定采取何種方法達成目標。

帕森斯的關于行動的理論是建立在唯意志論的基礎上，此理論認為個體行動者主觀決策行動的過程。但是帕森斯認為這個過程的決策包含規范和情境，受到這兩者的制約。所以帕森斯進一步發展其行動系統的理論，提出了“agil”：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與維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個基本生存問題。這四種功能要求在個人行動系統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將個人行動系統擴大社會系統中，從而創立一種普適性的理論體系。但這一體系帶有明顯的結構決定論的態度。而社會學的發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論會給主流理論帶來補充和發展，理性選擇理論就是其中一種。

三、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

科爾曼（jamess.coleman）作為理性選擇理論的集大成者，將理性選擇理論推到社會學理論為前沿，成為近代社會學的“熱門”理論之一。理性選擇理論的基本原則是由新古典經濟學、效益論或功利主義和博弈理論發展而來。雖然它奠基于各種不同模式，但是還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澤爾，2005）。

理性選擇理論關注的焦點在于行動者，從個體行動者的角度來說，主要包括行動者的基本狀況及行動發生的必要因素。行動者、資源與利益是構成行動的三個基本要素，行動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爾曼及費雷洛特別批評將價值、偏好或目標作為個體選擇過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認為有目的行動模式必須考慮人們的價值來源及其對個體偏好和選擇的影響（j.coleman，t.sj.fairer，1992）；資源的種類很多，具體可以分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專長；利益“在客體自我層面是指對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資源的滿意度，在行動自我層面表示獲取對控制事件所必須的資源數量，這是行動的驅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權利是科爾曼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權利的分割和交換使行動成為可能，因此權利是行動的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權利采取某些行動，使用處置物品或者資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當擁有的權利受法律保護時，可以對妨礙權力行使的人進行懲處”（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個促使行動發生的主要條件，信任結構使行動者間產生相互信

轉貼于

任的關系，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存在著資源讓渡關系。

科爾曼的理性行動理論的起點是行動者的目標或意圖，在選擇過程中，資源的稀少性與社會制度都是需要考慮的。行動者有不同的資源，對于其他資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對于那些擁有許多資源的人，達成目的相對簡單，但是對于那些沒有資源或只有極少資源的人而言，要達成目的就很困難或完全不可能。而社會制度在客觀方面規定著行動者行動過程與結果。這些制度的限制同時提供了鼓勵某些行動及抑止其他行動的正向認可和負向制裁。

科爾曼對理性行動理論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認為這一觀點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實際的世界中，人們的行為并不是總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繼承了以行動者為主體的思想，開拓了行動研究的思路，將資源與社會制度納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現論的出現，打破了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大統思維，作為后現論家之一的布爾迪厄對行動的在對原有研究的繼承與批判上提出了屬于他的理論。

四、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

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作為法國社會學的代表，其社會實踐理論貫徹其一生。布爾迪厄將行動作為社會實踐來看待，布爾迪厄本人對他的實踐理論曾有過一段精彩的獨白，他說：“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時間理論，把實踐活動看作是一種實踐感的產物，實在社會中建構‘游戲感’的產物，就是要說明實踐的實實在在的邏輯（theactuallogicofpractice）——這是一種自我矛盾的逆喻表達法，因為所謂實踐的標志就是‘合乎邏輯’，它具有某種自身的邏輯卻不把一般意義上的邏輯當做自己的準則。”（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當然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不僅僅就是社會實踐理論，只是本研究主要關注其這一理論。布爾迪爾的社會實踐是圍繞著行動者在哪里實踐，如何實踐，用什么實踐等展開，也就是說行動者行動的場所，行動的策略，行動的工具是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所要研究的內容。相對于以前學者對行動關注的本身來說，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將行動作為分析的中心，將與行動有關的其他的因素納入到分析中。

1.社會實踐的空間：場域

用布爾迪厄自己的話說：“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場域是人的活動相互作用結成的關系網絡，不能離開人的活動而存在。場域有不同的類別和形式，如哲學場域、政治場域、文化場域等，各種場域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種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場域一經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甚至制約著人的心理、行為及地位等。場域是一個爭奪權力與資本的場所，一個“爭奪的空間”，“任何場域，都是一個力量之場，一個為保存和改變這種力量的較量之場”。在布爾迪厄看來，有多少種場域，就有多少種利益（符號利益和物質利益）。利益既是場域運作的條件，也是場域運作方式的產物。利益推動人們參與到特定場域的游戲之中，相互爭奪。（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爾迪厄認為任何的行動的產生都必然發生在一個場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動的發生發展也必然需要將此行動回歸到場域中分析。所以場域成為布爾迪厄的行動理論的最基礎的一部分。

2.社會實踐的工具：資本

布爾迪厄的將資本指做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工具，這種工具是行動者積累起來的“勞動”，可以是物質化的，也可以是身體化的，也可以是符號化的。所以在布爾迪厄的理論中，資本不僅僅是包括物質化的經濟資本，還包括了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將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從經濟場域擴展到了符號和非物質的場域，進一步深化了資本的概念。

如果將資本單獨分析，比如對行動資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資本將失去其工具的實踐性。資本是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動者的行動是發生在一定的場域中的，而場域的形成是處在一定位置的行動者的力量關系構成的。所以，資本和場域是相互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作為社會實踐工具的資本，必須要在其場域中才具有價值，資本的相對價值隨著場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種特定的資本總是在給定的場域中才會有效，必須與其場域有關，不然它就不會存在或者不會起作用。場域的形成正是因為各種資本的相結合而產生，而行動者在場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據資本的總量以及總資本中各個資本的相對比重分配的。所以，場域給各個資本的競爭，比較和轉化提供了場所，反之，場域的運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種資本的反復交換及競爭才能維持的。

3.社會實踐的策略：慣習

實踐的場所和實踐的工具已經找到，那么實踐的策略

轉貼于

是什么呢？在布爾迪厄看來，慣習是行動者實踐的策略。慣習是“由持久的、可以轉化的性情傾向構成的系統。它表示出了一種組織化行動的結果，帶有近似結構之類的意思；它還指明了一種方式，一種習慣性狀態，特別是一種傾向、脾性、資質或嗜好。”（謝立中，2007）或許用“游戲感”或者“實踐感”來理解慣習會更加的直接一點。布爾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戲”的概念，他認為行動者的行動就是在做一場“游戲”，這種“游戲”在一個特定的“游戲場”內，通過“游戲者”的不斷嘗試從而習得“游戲規則”并將其內化到“游戲者”的行動體系中，從而形成“游戲感”。“游戲者”的游戲并不僅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戲。“游戲感”就成“游戲者”下次游戲的指導思路，再外顯出來。當然每次游戲的過程都是不斷的更新，不斷的內化外化的過程。所以慣習可以理解為，一種通過后天努力習得的具有動態性的體系，它能夠根據特定環境進行有目的的調節，而且是這些慣習產生了與那些環境而非其他環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觀念以及所有行動。

場域是一種客觀的關系系統，而在場域里的行動者是有知覺、有意識、有精神屬性的人，因此每個場域都有屬于自己的“性情傾向系統”即慣習。在這一點上，場域和慣習是不可分割的。每個場域是具有慣習的，每個慣習只能在場域中存在，并且每個慣習和產生它的場域是對應的關系。此場域的慣習和彼場域的慣習之間存在著“不吻合”現象。由于場域是分為不同類型或不同形式的，慣習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慣習，把此場域形成的慣習簡單地“移植”到彼場域中去必然會造成不合拍的現象。用布爾迪厄的話說，“實踐理論要同時考慮外在性的內在化和內在性的外在化的雙重過程”。在慣習的實踐過程中，作為工具的資本不斷地被運用。

篇（10）

信任( trust) 與風險( risk) 是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議題,許多社會學家對信任與風險都進行了頗有見地的論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當屬盧曼( Niklas Luhmann) ,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以及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學派的信任與風險闡釋。

( 一) 盧曼的信任風險觀

盧曼將信任與不斷增長的復雜性、風險和不確定性等當代社會特征聯系起來,首次提出信任不是傳統社會特有的、已過時的事物,恰恰相反,信任伴隨現代社會形態的發展,其重要性與日俱增,成為了當前現代性階段不可或缺之物[6].作為社會系統論和新功能主義代表的盧曼,其信任風險觀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第一,信任是一種復雜性的簡化機制。盧曼認為人類生活在一個極其復雜的環境之中,在復雜環境中,人們難以預測事件發展的過程。社會系統必須發展出一套旨在降低環境復雜性的機制,才能使人類更好地在復雜環境中生存[7].社會系統中發展出的語言、權力、權威、聲譽、規則等都是簡化復雜性的重要機制。信任具有降低環境復雜性的功能,從而帶有一種保障性的安全感[8],進而降低風險。但需要注意的是,信任的簡化機制并不意味著信任消除風險,僅僅是使風險有所減少[9].在環境復雜性論述的基礎上,盧曼認為信任與熟悉也不無關系。熟悉一開始就簡化了環境復雜性,對于行動者而言,熟悉的環境是簡單的,具有更少的不確定性,可以對風險進行判斷,是指向過去的一種概念。信任則是未來導向的一種風險投資,熟悉成為推斷風險的重要依據,因而是采取信任或不信任行為的前提。第二,信任與風險高度相關。在盧曼看來,信任是與風險有關的產生于現代的概念[10],同時涉及信任與信心這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方面。

相同之處在于信任與信心均指的是一種期望,區別在于信任意味著已經意識到風險的存在,而信心意味著不得不忽視或并沒有意識到這些風險。盧曼認為,信任是一種在意識到風險存在的情境下的冒險行為,在此情境中,個人能夠考慮不同選擇的可能性,同時盡力減少或規避風險[11].第三,盧曼將信任分為系統信任( system trust) 和個人信任( personal trust) ,個人信任以被信任者的特性為基礎,系統信任則是建立在社會系統之上( 如政治、經濟、司法) ,核心在于社會系統的溝通基礎( 如權力,法律) 不被濫用。系統信任假定信任各方會遵守特定的規范,同時人際信任與系統是否有效運轉高度相關[12].

當風險社會來臨時,社會復雜性增加,個體逐漸脫離熟悉的個人社會,此時系統信任的有效運行就至關重要。盧曼對風險與信任的獨到見解,為爾后風險與信任關系,信任的功能,信任的發生機制,特別是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出發分析如何提高風險社會視域下的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 二) 吉登斯的信任風險觀

吉登斯不僅批判性繼承了盧曼信任與風險的論述,更是從現代性的角度出發對信任與風險進行了反思。吉登斯認為信任是指對個人或系統可依賴性具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給定事件或后果中,這種信心表達了對他人的愛或誠實的信念,抑或對抽象原則的正確性的信念[13].第一,吉登斯從現代性的觀點出發,認為現代社會時間和空間逐漸分離,完整信息是尋求信任的重要條件。在高度現代性基礎上,一方面,如果沒有信任,人們難以在抽象的生存環境中進行有效互動; 另一方面,高度現代性中的抽象往不僅需要交往雙方的信任,還需要對交往媒介、交往符號、交往規則的信任[14].同時,信任是聯結可依賴性與信心的核心紐帶,信賴是建立在對環境的一定了解的基礎之上的信心。而對環境的信賴和信心,與對環境的風險判斷具有聯系。第二,吉登斯認為信任與風險相互交織。信任往往可以規避特殊行動方式可能面臨的危險,或者把這些危險的程度降至最低。危險與風險密切相關,卻不盡相同,風險意味著危險,卻有可能并未意識到這種危險。

危險是一種對預期結果的威脅,是可以被意識到的,而風險可能并未進入行動者的意識之內。風險存在于具體環境框架之中( 如參加具有危險的運動,股市投資等) ,在一些情境下,風險能夠被制度化,并且經常是通過周密計算的,機會和技術是限制風險的因素。在一切信任的環境框架里,可接受的風險存在于“欠充分歸納性知識”的情境下,因而信任與可接受的風險總是存在某種平衡?？山邮艿娘L險視不同條件而定,但對于維持信任至關重要。此外,盡管信任意味著風險,但同時也暗含著機會,機會與風險同時存在。第三,風險不僅是個人行動,現實社會中存在影響每個人的種種風險環境,這些風險環境與每個人緊密相關,并產生影響。相應的,安全的經驗往往建構在可接受的風險與信任之間的平衡之上[15].總而言之,吉登斯對信任與風險的分析,建構在現代性特征的論述之上,信任的存在既是時空分離的基礎,又是其結果。在現代性高度發達的今天,吉登斯的信任與風險分析,為解釋信任與風險的關系,信任發生條件,信任與否的后果,不信任或謹慎信任的機制提供了一種具有參考價值的分析路徑。

( 三) 理性選擇理論對信任風險的闡釋

與盧曼和吉登斯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出發談論的信任與風險不同的是,理性選擇理論從個體行動者的角度出發對信任與風險進行了分析。雖然理性選擇理論對信任與風險的分析具有濃厚的經濟學色彩,但不容置疑的是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為更加全面理解信任與風險的關系注入了新活力。理性選擇理論對信任的分析可追溯到威廉姆森( Wil-liamson) 和格蘭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 的信任研究,但集大成者當屬社會學家科爾曼( James Coleman) .威廉姆森認為信任可分為算計性信任、個人信任與制度信任,算計性信任貫穿信任始終,同時算計性信任也是風險的一個子集。信任盡管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卻同樣讓機會主義等行為橫行,充滿著風險。所以為規避信任風險,應當將市場的部分功能納入科層制內部[16].格蘭諾維特主要從社會關系網的角度出發對信任進行解讀,格蘭諾維特認為社會關系是信任行為的必要條件,但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即使在熟悉的社會關系中的信任也是具有風險的,例如“殺熟”現象的發生就是例證?？茽柭诶硇赃x擇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深入的分析了信任與風險?？茽柭J為理性是對行動者而言,不同的行動具有不同的效益,行動者的行動原則是最大程度獲取效益[17].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效益突破了經濟學的范疇,具有更加廣義的內涵,例如情感效益等。在理性假定的基礎上,科爾曼進一步論述了信任與風險的關系。在市場中由于交易時間的不對稱,因而為單方行動或獲取收益之前必須投入資源的任何方面都帶來了風險。為規避或減少這種風險,需要有效的法律

合同。 在非經濟行動中,價值難以估算,進行社會行動時,需要以新的手段來加以保證,根據這類手段,在采取社會行動之前,行動者需要考慮可能承擔的風險[18].個人行動被結合到一起,形成信任系統,成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從科爾曼對信任的解釋中,可以進一步推論出,信任象征資源和權力的讓渡,同時信任行為與風險緊密相關,給予信任則意味著承擔風險。

雖然理性選擇理論對信任與風險的解釋受諸多批評,例如福山認為許多信任行為發生在非理性的情況之下,但其對當前風險社會視域下信任行動的發生,謹慎信任觀的形成提供了一種有效的理論解釋視角。

除以上學者之外,韋伯( Max Weber)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什托姆普卡( Sztompka) 、巴伯( Bernard Barber) 等社會學家也對信任與風險進行過精彩而深刻的解讀,為信任與風險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盧曼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吉登斯從現代性的反思,理性選擇理論學派從理性博弈的思考出發建構起了風險與信任理論模型。盡管基于不同的視角,但理論效用卻殊途同歸,對風險社會視域下謹慎信任觀的生成機制都具有相當的解釋力,并形成共通互補的效應?；谝陨侠碚摲治?風險社會背景下當前中國社會謹慎信任觀的生成機理就十分清楚了。

二、風險社會視域下謹慎信任觀的生成機理

( 一) 謹慎信任觀

所謂謹慎信任觀是指個體在給予信任時,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框架下,綜合考慮可能承擔的風險,從而采取不信任或有條件的信任的行為。其行為具有兩個特征: 第一,環境的不確定性使心理行為不確定。第二,心理行為的不確定性產生信任行為的效用風險。例如,在碰到老人摔倒時,個體因為擔心被騙或被訛詐的風險,而采取不參與、遠離的行為; 有條件的信任則是個體在遇到這種情況時,既給予信任,又考慮風險,在尋找可以保證有效風險規避的證據( 例如提前拍照,尋找證人) 的前提下采取幫助的行為,正是其特征的具體表現。

( 二) 風險社會: 謹慎信任觀的生成機理

風險社會暗含著許多不確定性。盡管在風險社會學理論的創始人貝克( Ulrich Beck) 那里,風險社會主要的焦點在于由于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的發展而帶來的宏大風險,如技術風險,制度化風險,生態風險等[24],社會運作的邏輯由工業社會利益分配的邏輯走向風險社會風險分配的邏輯,但這并不意味著貝克對微觀層面的風險并不關注。風險社會作用于社會中的每一個體: 社會分化個體逐漸脫離熟悉的環境,走向陌生的環境,個體面對的社會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因而個體在采取信任行為時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或者風險。我們知道,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那么在如何規避風險的邏輯下,作為個體的人更加趨向于不信任,或者有條件的給予信任。

正因如此,信任是個人乃至社會不得不采取的風險投資行為,是收益性與風險性的統一體。人類處于一個復雜的社會之中,面對的世界復雜多變,人類不得不行動起來以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給予信任,則意味著承擔風險,那么不給予信任以規避風險行不行呢? 答案是不行。因為信任不僅意味著風險,同時也意味著收益與生存。從表面意義上看,放棄信任意味著放棄收益與機會,而這是遭遇信任風險的另一種損失,從深層意義上則幾乎就是放棄生存[19].一方面,信任意味著收益與機會。信任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不可或缺,是社會秩序的基礎與有效社會互動的重要來源[20].福山在其《信任: 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中更把信任提升到關乎國家繁榮穩定的高度[21].對個體而言,信任關乎個人人際關系好壞,是個體重要的社會資本; 對組織而言,信任是組織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財富,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對國家而言,良好的信任狀況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信任甚至被認為是除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之外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主要社會資本[22].信任作為一種態度,是建立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減少更多的不確定性,具有重要簡化功能[9,23].另一方面,信任也暗含著風險。給予信任則表示給予資源和權力,而資源和權力的讓度則面臨著被利用和欺騙的風險。信任是一種風險投資行為,是一種對未來的預期,在實現信任收益回報之前,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

正因為信任具有收益性,對個人有效互動和社會有序運行不可或缺,所以個人和社會必須采取信任行動,又由于信任具有風險特性,因此給予信任時是謹慎的。在風險社會的環境框架下,個體置身于更為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不確定性增加,普遍信任行為的發生變得更為謹慎。當風險社會遍布個體生活環境時,謹慎的信任對于個體來說是理性的; 然而當社會中大部分成員均采取過度謹慎的信任,或不信任時,社會將發生信任危機,從而造成集體的非理性,對社會良性運行造成更大的信任風險。在當前風險社會視域下,處于急劇轉型期的中國,如何規避信任危機,如何提高社會普遍信任水平?

三、信任風險: 科學規避的策略路徑

綜合盧曼、吉登斯以及理性選擇理論學派對風險與信任的解釋,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信任是一種對未來的預期,是一種投資行為,信任與收益、風險緊密聯系,給予信任既意味著收益,也暗含風險,給予信任需要考慮風險。第二,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社會環境更加復雜,個人更多的從熟悉的環境里脫離出來,時間和空間逐漸分離,社會風險不斷增加。信任可分為殊化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后者則以信仰共同體為基礎[25].在社會高速發展,社會流動不斷增強的今天,個人社會活動的基點逐漸走向普遍信任。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個人要生存就需要一種簡化環境復雜性的機制,信任具有簡化環境復雜性的功能,簡化的環境反過來可以提高信任水平。在風險社會視域下,面對我國當前不信任或謹慎信任成為常態的現狀,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強信息公開與依法治國是提升社會普遍信任水平的基本路徑。三者相互交織,互相推動,社會信用體系主要作用于個體信任,信息公開主要關乎機構信任,依法治國則作用于規則信任。社會信用體系是社會普遍信任的外部約束條件,信息公開是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國是建立普遍信任的制度根基。

( 一) 建立科學的社會信用體系

無論是盧曼、吉登斯,還是理性選擇理論,均認為信任的發生與信用緊密相關。盧曼認為信任是從具體的先前經驗開始,并將經驗泛化,從而延續到其他類似事件中去[26],而信用是個體經驗的重要部分( 例如根據個體經驗認為銀行是有信用的) .吉登斯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運行,對系統的信任都至關重要。信任的建立不再是實在基礎( 如血緣關系) ,而是需要建構的[27].信用是建構信任的重要前提之一,對于系統信任更是如此。理性選擇理論則更加直白,信任給予主要考慮收益和風險,而信用是衡量信任給予收益和風險的重要指標,同時信用約束體系( 如法律對違約的制裁) 也是保證信任給予的外部條件[28].信用是個體基于以往經驗對他者是否可信的一種評價,而信任是一種行為。

在現代社會中,信用是信任發生的前提之一,是判斷受信方是否值得信任的重要依據,“基于信用的不信任是風險最小,相對較弱的賭注”[29].信任是信用的可能結果,因為個體是有信用的,所以才給予信任,如果信用狀況較差,則難以被他者信任[30].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流動性不斷加強,對個體而言社會風險與復雜性隨之提升。在此環境下,普遍信任的提升需要一種外在的信用體系加以保證,這種體系不僅從簡化環境復雜性方面提升信任,也從提高給予信任的外部約束機制方面減少或規避信任風險。2014 年 6 月,國務院了《社會信任體系建設規劃

綱要( 2014-2020 年) 》,為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方向性、可操作性指南,同時也將為社會普遍信任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貢獻。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推進社會普遍信任水平的重要外部機制。 ( 二) 建立科學的信息公開機制

信息公開主要針對機構、組織普遍信任水平的提升。從盧曼、吉登斯關于信任與風險的論述中,可以發現熟悉與信任緊密相關,同時現代社會時間和空間逐漸分離,完整信息也是尋求信任的重要條件。信息公開有利于增強社會成員對機構、組織的熟悉程度,有效信息公開是降低環境復雜性程度的重要機制,從而提升機構、組織信任水平。在風險社會視域下,由于信息的不對稱且信息龐雜,對機構、組織的信任受到信息干擾或信息缺乏的威脅。例如在中,往往由于信息公開不及時,使謠言盛行,使公眾對正式組織、機構的信任受到沖擊。信息公開有效與否直接關涉危機事件中機構信任的存在或重建[31].又如在當前緊張的醫患關系中,信息公開將有利于醫患信任水平的提升[32].信息公開對于政府公信力的維持[33],公眾對政府的普遍信任水平[34],公眾制度信任的建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新時代背景下,如何有效信息公開同樣關乎是否信任的問題,例如在傳統媒體( 如電視) 不斷衰落,同時受到信任置疑之時,如何利用新媒體( 如微博) 進行信息公開等。信息公開是增強個體對環境熟悉程度,降低環境復雜性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公眾對機構、組織的普遍信任水平的有效路徑之一。信息公開是增強社會普遍信任中機構、組織信任的重要手段。

( 三) 建立科學的依法治國機制

在經典社會學的信任與風險理論中,法律扮演著重要角色。在風險社會視域下,依法治國是抑制謹慎信任蔓延,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機制。第一,法律是降低風險社會不確定性的重要簡化機制。在盧曼看來,法律是一種降低環境復雜性的機制; 在吉登斯的解釋中,法律可理解為一種在現代性時空分離情形下,個體評估信任風險的重要環境框架;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法律是一種保證信任的外部約束條件。無論是降低環境復雜性,評估信任風險,還是保證信任外部約束條件,法律的有效與否直接關乎普遍信任的建立。第二,依法治國是建立規則信任的基石。法律不僅具有判斷信任與否的內生性,同時對法律本身的信任也至關重要,兩者不可或缺。系統信任建立在社會系統之上( 如政治、經濟、司法) ,其核心在于社會系統的溝通基礎( 如權力,法律) 不被濫用。高度現代性中的抽象往不僅需要交往雙方的信任,還需要對抽象體系( 如規則) 的信任[35],依法治國正是對這兩種信任的完美結合。依法治國一方面意味著有一種降低環境復雜性和評估信任風險的機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是可靠的,是值得信任的。無論是從信任的外部條件,還是從信任本身的發生機制來看,依法治國都可以發揮提升社會普遍信任水平的功能。

從信任外部機制來看,法治能否取得公眾信任是判斷依法治國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36]; 在信任發生機制方面,轉型期依附于原來社會結構的信任逐漸瓦解,如快速的社會流動使人們脫離原有的熟人社會,而依法治國有效推行將使人們由熟悉信任轉向規則信任,進而有利于重建和培育社會的普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