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7 1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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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
無論是非常局限的產品觀、商品觀,還是全面概括的財富概念,其產生實際上并非僅僅來源于生產。由于如上部分我們已提出了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們直接使用財富的概念。
我們認為,財富首源于智力創造,然后是實現,而并非僅僅生產,而傳統經濟學在財富產生過程上應該說還基本停留在兩百年前的生產認識階段。這的確需要我們現代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或者說革命。例如,電腦沒有先經科學家們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生產的,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人員們不斷研究創造出先進的電腦,其生產也幾乎是不能進行的;再如小說,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創作,創造出能滿足人們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說才是至關重要,而并非印刷車間的生產至關重要,并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小說不需要印刷生產,通過網絡即可銷售給廣大讀者。也就是說,經濟學應該更好地反映現實的經濟情況,應該將財富的產生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科學地研究與抽向歸納,只有這樣抽向歸納出來的基本理論才更符合現實經濟情況,從而才能更好地反過來演繹至現實經濟建設中,更科學地指導社會、企業、個人的經濟活動。
當然我們有必要對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產生及財富生產等重要的概念進行重新整理定義,以有利于經濟學理論的突破與發展。所謂財富創造,是指人們為探索獲得新種類、新形式、新規格、新用途、新領域等等方面的財富,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它并非單純的大腦思維活動,也不是重復性地制作產品的活動。對于財富創造,我們提出了“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這一措辭,即創造不僅僅包括發明、發現、創作、設計這四大形態,還包括其它活動形態,這為現在復雜的各類創造形態以及未來可能新出現的創造形態留下思維的通道。定義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則很可能使將來的研究、解釋固步自封。財富實現,就是使創造的概念性的財富成為事實或使成為能為人們消費、使用的事實。具體地說就是將所發明創造的新財富進行知識傳播、生產、銷售、服務等等活動,使其變成可以為人們直接需要并且供人們使用、消費的各類活動的總和。財富產生,就是人們創造實現財富的活動,它包括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個部分。財富生產,是指人們在農業和工業上,根據已經取得的財富知識,通過勞動和一定的要素的結合種植農產品和制造工業品的活動。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財富產生包括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而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的一部分。考察整個國民經濟時,用財富產生的概念更為全面準確。我們提倡在經濟理論上使用財富產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濫用產品生產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產一詞必會使我們繼續陷入過去的理論思維中,很難有系統的突破。
我們認為,財富的產生由兩階段構成:第一階段,財富創造階段。即財富首先要由科學家、研究人員等智力者創造,才可能有這樣一種財富。否則生產上不知道能生產什么。例如,如果沒有愛迪生發明創造出電燈,工廠再高明也不可能生產出電燈這一財富來。第二階段,財富實現階段。財富實現包括生產、運輸、銷售,還包括其它許許多多方面。這里我們用實現這一概念來概括財富產生的第二階段,而不用生產來代替,因為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部分而矣,盡管過去“生產”在我們的眼里是多么的偉大和至高無尚,在20世紀中葉供過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時甚至并不比銷售高多少。在過去的傳統經濟理論中,財富產生過程的核心和起點都是生產,在舊四分法中是生產、交換,因此認為財富是從生產中生產出來的,除了銷售可以對應于交換外,其它方面,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人員、后勤人員、管理人員、資本等等,都只是輔助甚或是寄生的,當需要強調其重要性時,于是牽強附會地稱其為生產。運用綜合財富觀及財富產生的兩段論,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解釋諸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勞動者、后勤勞動者、管理勞動者、資本在國民財富中的作用,它們實際上都在進行著財富的活動,因具有財富價值或財富產生功勞而存在。
財富的產生由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階段構成。財富創造是首要的,沒有財富創造,便無財富實現可言。生產的地位也并非那么顯赫和功勞無量,在現代社會,沒有科研人員等創造出優秀的財富,生產變得毫無意義,即使在財富的實現環節,生產也未必就是全部,對一些財富如歌曲、軟件來說甚至未必就需要生產。這也告訴我們是到了應該好好全盤思考舊有的經濟學術理論的時候了。
總之,經濟學中財富產生的過程應該由過去理論中的生產一元觀,革命地推進到創造、實現的兩段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上對于財富的產生應該建立創造、實現的兩階段思想,生產實際上遠不能囊括財富的產生過程,生產只是實現階段的一個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個軟件,先是經過科研人員設計創造出來,即財富創造階段,然后還需要進行實現給社會,即實現階段。然而,實現階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復制生產成光盤,即生產環節,然后通過運輸環節、銷售環節等實現到消費者手中。不難看到,即使在實現階段,也未必就只有生產,還有運輸、銷售、廣告宣傳等活動。同時,應該指出,現在許多軟件財富直接在網上進行銷售以換得貨幣,未必需要生產。這也告訴了我們生產一元觀在現代社會的落后性。盡管在農業上,糧實需要大量的農業生產勞動,在大部分工業制造上,工業產品需要大量的車間生產勞動,但是,經濟學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紀只研究農業生產和新興工業生產階段,兩百年后的現代需要更進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現代經濟。況且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并不是否定生產,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產,只是有的財富的產生過程需要生產環節,有的不需要生產環節,有的財富生產環節的重要性占有極高的地位,有的則占有較輔助的地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理論應該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應該說,財富的兩段論能較好地達到這一點。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基于初步進行研究,以及財富的無限復雜性,關于財富產生過程的研究及財富的兩階段理論,未必就包括所有財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現有經濟學中研究的所有財富。對于部分自然類財富,其同樣適用綜合財富觀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適用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闡述或作例外處理,但其不影響科學理論的革命步伐。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在不斷完善中發展的。
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經濟學上是可以在研究對象的產生過程
上進行革命性推進,樹立財富產生兩段論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薩伊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部分,后來詹姆斯.穆勒在薩伊的劃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換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們對這種根本性的經濟理論問題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見解,更無人對此作出否定性意見。后來的學者更是將生產作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和起點。把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劃分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三部分,應該說在當時是很先進的。不過,現代人類的經濟理論應該在此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薩伊和穆勒的這一理論用于考察古、近代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有極高的價值,但這一理論以生產為經濟的核心和起點,過份強調了生產的價值,排斥了許多重要財富要素的功勞,如創造、運輸、傳播、服務等許多方面都未包括進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現實中將其進行適應性解釋。作為根本理論這是殘缺不全的。在人類由工業生產時代過渡到新的時代后,這一理論運用于人類的財富經濟領域已顯得削足適履。現在已有許多經濟學家深深感到過去以生產為中心或起點研究經濟的嚴重局限性。如H.羅賓斯坦寫道:“新古典的價格、生產和產出理論不會引出一個創新理論來”。
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劃分,并非僅僅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更科學的劃分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人類經濟生活領域除了財富實現外,還需要財富創造,而且財富創造是源頭。即使是財富實現,生產、交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服務、傳播、運輸等問題。在現代社會,服務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毫不遜色于工農業品的生產與銷售。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一些財富領域甚至不需要生產。就如我們曾經指出的那樣,例如一個智力創造精英設計創造了一種游戲軟件財富供人們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將其生產成光盤,他可能通過網上傳播就完成了財富的實現工作,即使需要生產成光盤,我們現在都已感覺到光盤的生產在這一財富經營活動中已顯得無足輕重。再如,一首民間音樂經民間音樂家們創造出來后,人們口傳聲唱流傳開來,這一財富未必就經過了生產。因此,我們在學術理論上使用了財富實現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財富實現在不同的財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內容及劃分會有所不同。對于大多數物質財富來說,它如傳統經濟理論劃分的那樣,具體包括生產、銷售(交換)等環節,對于部分物質財富來說,可能只是銷售,也可能只有生產,例如,農民自已種植稻米自己消費,他就只需要生產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換。而在許多財富方面,財富的實現并非一定需要生產,可能是服務等等。在理論研究時,我們不宜將財富實現界定為只包括生產、銷售、服務,因為僅這三方面很可能還遠不足以概括完財富實現的所有類型活動。我們主張在不能完全列舉時,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發展的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現代社會遠不是兩百年前的工農業生產時代。在現代社會,生產已退出社會舞臺的中心位置,讓位于創造。因此,在薩伊和穆勒的理論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發展,還創造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應有的地位。財富創造的確處于財富的源頭。生產、交換是在財富創造出來后的事。盡管諸如稻谷這樣的財富,一萬多年來人類每年都在不停地進行生產,而研究創造只是偶爾出現,但是依然是先有創造,后有生產,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創造都是革命性的。沒有遠古時代智力精英們的創造,人類不可能知道生產稻谷。現代社會沒有諸如袁隆平這樣的智力精英的再創造,人類不可能生產高產的雜交水稻。創造在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斷創造出先進的手機財富,企業才能進行生產、銷售,否則生產出來的手機因為落后根本銷售不出去,企業只能停產倒閉。
經濟上不僅僅只有生產,還有銷售、傳播、運輸、服務、管理等等實現活動。用生產來代替這多得多的活動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認為在四分法之中,繼創造之后,應該用實現的概念來代表所有各種形態的實現活動。
為了更科學地論述新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還應將舊四分法中的交換進行分解,關于銷售、流通方面的內容歸入實現部分,關于財富利潤方面的歸入分配部分。即劃分為: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分配、財富使用,這樣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經濟的真實規律。
另外,我們基本繼承了消費的提法,不過在這基礎上改為使用。這樣更有利于對于社會財富經濟的考察。因為財富除了終端類財富,還有產生財富的財富。例如機床廠開發、生產供給的重型機床這一財富就不是終端類財富,而是生產財富的財富,該財富存在創造、實現以及分配問題,同時還存在使用問題,即許多企業購買該機床財富并非是拿去消費,而是使用。如果在財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費”的概念,顯然是無法描述和考察這一類財富的。因此我們用“使用”這一概念更為準確。再如,人們購買電炒鍋,雖然這一財富是終端類財富,但人們是將其用來炒菜,應該是使用,消費的提法好象也不太準確。人們購買筆、購買電腦也是如此。當然,我們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與消費”這一更準確的概念,基于語言簡煉的原因,我們將其精簡為“使用”,也就是說在經濟學中新四分法創造、實現、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實際上還包括“消費”,即嚴格表述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應該更全面地反映這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現代濟學應該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舊四分法上進一步革命性推進到“創造、實現、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的概念和以“實現”的概念取代生產的概念,應該更為科學、全面。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并以創造為首,對于國民經濟以創造為主導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經濟理論依據。
(四)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當人類發明創造了稻谷、麥子等的種植方法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了農業耕作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這些財富進行種植實現以滿足人們穩定的生存需要。而當人類開始大量發明工業品,并發明了蒸汽機等機器化生產工具時,人類進入了工業生產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工業品進行大量創造和大規模生產實現。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國智力創造大規模展開后,人類進入了智力時代,在智力時代人們主要是更大規模地創造各類財富,然后將其進行實現。人類的發展總是圍繞財富的創造與實現這一主線而演進。
在現實生活中同樣如此,一個企業、一個社會均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一個企業諸如質量管理、成本管理、財務政策、經營戰略無一不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無不服務于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一個社會同樣如此,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等等都是圍繞滿足人們財富的需要,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因此,我們認為人類的經濟學理論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研究的基礎和主線,然后針對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的具體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現在,把握好這一主線,并特別注重最關鍵的財富創造問題,對于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無論是現實問題,還是理論發展的需要,現代經濟學都應注重創造的研究。社會的經濟由財富的創造、財富的實現、財富的使用、財富的分配構成。在21世紀,經濟科學理論就應該反映這一基本事實情況,否則不可能科學發展。從現實來看,現代財富創造大規模展開,創造層出不窮,創造的情況幾乎決定一切,創造由人類經濟的幕后終于走上舞臺并且已占據主角的地位。幾乎每一種經濟問題都因創造而出現,因創造而變化。在18世紀、19世紀,人類工業生產時代,一個經濟學家他如果不深諳工業生產,他不會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在21世紀人類進行大規模創造時代,如果我們還忽視財富創造問題,我們將因理論脫離現實,而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我們要注重財富的創造問題,以財富的創造、實現為基本主線,就需要走出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作為經濟學,其最基本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基本的對象是財富,而絕不僅僅是產品、商品的問題。在過去許多經濟學說里將產品和商品作為經濟的細胞,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學的。我們認為財富才是經濟的細胞,產品和商品只是財富中的一種。因此過去那種以產品、商品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不是完整的經濟學。財富包括產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產的非產品、不需要交換的非商品,也就是說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應盡量納入經濟學研究考慮的范圍,這樣更為全面、科學。同時,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創造、實現、使用、分配等問題,而絕不僅僅是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問題,更不是以生產為核心和起點的問題,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環節的一部分而矣,實現不僅包括生產、還包括銷售、運輸、服務、傳播等等。經濟學應從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中走出來,否則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統計調查的結果是,我們即使是情況最好的企業,也存在大量的設備閑置。車間里擺放著世界先進設備而企業停產倒閉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一切慘痛代價與過時的生產經濟理論統治整個社會的思想不無關系。既然“生產”是社會的核心,即然一切都決定于“生產力”的高低,既然發展的好壞取決于“生產率”,既然經濟學理論上都是這么說的,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經濟思想的學生們當然就“科學”地大力購買先進生產設備去促進“生產力”了。雖然一些經濟學以現實修正的辦法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論上即薩伊—穆勒舊四分法上除了生產,只有交換,因此科學也就只是一種外來的東西而矣,一種在現實觀察中因其現實的極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訓而才得以進入經濟學領域的要素而矣。現在生產經濟學的思維即使在美國也仍然根深蒂固。不僅僅保羅.薩繆爾森先生,還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產經濟思維的影響。被譽稱為天下第一的經濟學教材,并在中國繼《經濟學》后又一次掀起經濟圖書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經濟學原理》,在關于整體經濟應如何運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生產率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v]。實際上,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并與分配有關;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財富產生力(包括財富創造力和財富實現力,而不僅僅是生產力)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以及財富分配的情況,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勞動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良好能力,并盡可能考慮財富發展效率與財富公平分配之間的最佳結合。
顯而易見,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生產”、“有效需求”、“貨幣”、“就業”、“價格”、“自由調節”、“國家干預”等都應該在此基礎上作側重研究,否則經濟學很可能找錯方向。
(五)由生產率思維向財富產生率思維革命性轉變
數百年來經濟學術上有一個錯誤的說法,認為生產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工業經濟時代前期,提高紡織機的生產效率的確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紡織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后,舊產品的供過于求使得生產率并非還那么重要。遺憾的是經濟學的思維一直以來都還停留在生產率上。例如,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最根本的問題與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產率問題,在中國有大量從國外花高價購買的先進紡織生產機器閑置,生產率剩余了。生產率是為財富服務的,換句話主要是實現財富時在工廠里生產的快慢而矣。有沒有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紡織品”財富以及能不能銷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創造或引入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并且賣得出去時,才可以進行生產,那時候生產率才變得有價值。
我們認為需要轉變的思維是,不能將產品財富種類假定為是不變的,也不能將生產假定為社會經濟運行的軸心或起點。過去古典經濟學發源于十八世紀工業生產革命時期,那時最顯著、最激動人心的是紡織機器的發明,即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大大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生產就是社會經濟的軸心,生產率就是經濟學最核心的命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濟學大師們是無可非議的,畢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現代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應有所進步。如前所述,社會的經濟并非僅僅只有生產,還有服務,還有銷售,還有傳播,還有運輸,特別是還有創造,等等。因此應該更全面地來把握社會經濟,可以在傳統經濟學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基礎上推進一步,發展為創造、實現、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將產品財富作為全社會的所有財富,更不能假定其不變。全社會的財富,除了產品財富,還有文化類財富等等,除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上的物質財富,還有服務以及其它形態的財富,除了商品類財富,還有非商品類財富,以生產上的產品財富來代替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導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會經濟時解釋上就會顯得牽強附會,在復雜的問題上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人類的財富種類永遠在發展,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過去在經濟學術上將社會的財富種類假定為固定,顯然這樣就會認為科學技術進步使生產率提高了,使財富增多了,使經濟發展了。“提高生產率”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了各國政府至今為止最時髦而又缺乏準確性的用語。而實際的情況是,電腦、因特網、手機等等信息財富的創造,并非僅僅是社會的生產率提高了,電腦、因特網、手機等更是一種人們直接消費使用的終端財富。
將人類現代創造出的類似這些難以窮盡的財富看作是生產率提高了,已顯示出傳統經濟學術的嚴重疆化與落后。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因為生產率被西方傳統經濟學術上視作發展經濟的核心而傳授給學生們,當學生們走上政府、走上企業領導管理者的崗位后,它們在思維上就會受到“生產率”的困擾,當他們無法擺脫生產率理論這種經濟學思維支配時,顯而易見的是在制定企業發展大計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業機器每小時能生產產品的效率;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引導社會大力購買生產率高的生產設備,而不是首先考慮社會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創造實現財富的問題。當生產率提高,生產出的產品大于需求時,經濟危機發生了,于是生產率成了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經濟學上以生產率為核心的思維是不妥的。
客觀地說,生產率的概念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前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那時社會財富的狀況主要體現在生產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生產率越高,那么實現財富的能力越強。在生產不足的時代,能生產多少財富也就意味著能實現多少財富。提高生產率,社會、企業實現的財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生產率再高,生產出來的產品未必為社會所接受,當生產出的產品不為社會所接受時,這時生產率再高,對于財富也意義不大。顯然,現在社會的重心已不再是財富的生產,而是財富的創造,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是生產率,而是財富創造率及綜合的財富實現率,即應該關心社會或一個組織(如企業、科研機構)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
國民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僅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增長一方面是生產率提高、財富得到更廣泛實現,另一方面是新財富的不斷創造。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提高。在十八世紀時的確如此,那時候,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英國生產出大量紡織品,滿足國內人們的需要,并向外輸出獲取了大量白銀。但是世界對特定的紡織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度的,當未達到限度時,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財富能被大量生產出來,因此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是當達到限度時,這時候不能再多生產,經濟增長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費者手里的紡織品更新不夠快,那么將會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實際上,經濟的增長在一定時期既有生產率提高的因素,還有財富在更廣范圍內實現的因素,更有各類新財富不斷得到創造的因素。十八世紀以來,主要是電燈、電話、塑料、尼龍、洗衣機、空調、汽車、電視、電腦、因特網等等數不勝數的大量新財富的出現,使得人類的財富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并非是紡織機等生產率的提高成為了人類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生產率,是工業生產時代的一個概念,顧名思義,就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效率。也有人認為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水平。實際上,生產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而且隨著非生產性行業的迅猛發展,生產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但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人們仍然在采用生產率的概念來考察國民經濟。而且在學術解釋上將生產率內涵無限擴大,以彌補產品、生產、生產率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實際上,人類的經濟全貌是:首先是科學家等智力精英們發明創造一種財富,然后組織生產,將這種還是概念性的財富生產出來,另外還需要進行銷售將其最終變成為為人們消費的真真實實的財富。也就是說,在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時,應該采用財富產生率的概念。
財富產生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財富創造率和財富實現率。財富創造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財富的能力水平。財富創造率也可稱作智力創造率。財富實現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在單位時間里人均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實際上包括傳統上人們所說的生產率,但它比生產率更廣泛、更有意義。因為它不僅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產品量的水平(即生產率),還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使所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等財富為人們最終接受消費的能力水平。
財富實現率的概念還可用于解釋和分析商業企業。商業企業基本不存在生產活動,而主要是銷售、服務等實現活動,銷售或服務的財富市場范圍越廣,目標對象越多,那么這一種財富實現的程度越高,財富也越多。因此財富實現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個商業企業的經營情況。這是勞動生產率所不具備的。
因此,在新經濟學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思維上由產品生產率的概念向財富產生率的概念進行轉變。
(六)勞動價值論的革命性推進
18世紀,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勞動)決定財富的價值。兩百年后這一觀點需要重新思考。一項財富的價值是其創造
誕生時起就已確定。例如科學家們發明了汽車,它具有陸上交通等價值,這時其價值一并與財富的名字及形狀、結構的誕生而誕生了。后來車間的生產只是將這種財富一個一個地生產實現出來。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變化,價格也不影響財富的價值。財富的交換價值并不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主要的是其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情況和供需情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很難著摸和把握,實際上現代生產一種產品的勞動時間遠遠低于過去的勞動時間,但是其交換價值不減反增。
雖然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進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仍需要進一步發展。
讓.巴蒂斯特.薩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薩伊認為生產的要素除了勞動外,還有資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價值論,其中效用是各種財富的內在價值的基礎和來源,物品的價值是物品的效用決定的。并認為商品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并且雖然供求變動決定著價格變動,但供求對價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生產費用。這一論述雖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當時是極具天才性。
站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富價值的高低自其被創造出來時就已確定,只要在實現中不會偷斤減兩;另外,財富的價值不等于財富的價格,財富的價格由需缺度決定,從而可能隨時變化。
當然對于財富價值的再思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我們贊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國經濟大爭論》中的觀點:“經濟學家首先是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社會需要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參與治國,需要由你帶來充滿遠見、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爭斗的直言和坦誠!”
從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理論永遠是在發展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同樣是必須不斷向前發展的,這樣才能維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在18世紀、19世紀達到科學及真理的顛峰后,由于后人不恰當的疆化死守,一兩百年來再沒有得到發展和推進的機會,從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們真正接受。
站在現代來看,我們認為,科研等勞動創造了財富,而一般勞動繼科研等勞動之后實現財富。也就是,將勞動進行細分,勞動中的如科研等類型的創造勞動創造財富,勞動中的一般勞動實現財富。如科研發明勞動、設計勞動、創作勞動等為創造勞動,如生產勞動、銷售勞動、服務勞動、運輸勞動、管理勞動、普通技術勞動等為一般勞動。人類社會的任何財富的產生,都離不開創造勞動與實現勞動,因此是勞動創造與實現了財富。這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發展,
雖然只是將勞動細分為創造類勞動和一般勞動來發展勞動價值論,但這一推進是非常重要的,這一推進,更符合實際,因而更能為人們所理解和認同,從而使勞動價值論保持其真理性與生命力,更好地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同時,這一理論,使我們根據時代的進步,科學地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解決部分問題,即作為一個社會來說,科研等創造勞動是首要的,沒有科研創造勞動,就沒有新形態的滿足人們需要的新財富,一個社會很難進步與發展,社會需要更加重視創造勞動在現代財富中的極端重要性;而實現勞動則是必要的,沒有大量的一般勞動去實現財富,財富也只是一個概念而矣,人們依然得不到任何現實的財富,社會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勞動的重要功勞。資本不創造財富,也不實現財富,但在現代社會一項財富的創造與實現,往往都遠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需要許多人組合起來進行創造和實現,要將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及組織起必要的資料,就需要大筆的資本,資本也就起到組織財富產生的作用。往往是資本充足,那么創造上就能更好地組織優秀的科研人才進行創造,實現上則能組織足夠的人力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在更廣闊的市場上進行銷售。這就更好地說明,資本不創造財富,但它在一國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上非常重要,這使我們能更好地從經濟理論上正確地看待資本以促進國民經濟建設。
也就是說,用社會必要勞動進間來解釋勞動價值論已不適應需要,而將勞動進行深入研究細分為創造勞動和實現勞動后,我們能更好地科學繼承與發展勞動價值論。
同時,應該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經濟領域的科學,而不是政治學,不宜將其政治化,否則很難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即使是關于創造勞動、實現勞動以及資本等各要素在財富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只是經濟學術的研究與探索而矣。
(七)財富的價值、價格及需缺度問題
我們認為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汽車自其創造出來后,其就具有運輸的功能,創造得越好,其價值越高。生產率的提高,不影響其價值的改變。同樣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財富的價值也不因為供需的變化而變化,它自其被創造出來后就已經恒定。財富的價值也就是財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滿足人們需求的功能是跟隨著財富客觀存在的。我們不同意財富的價值因人們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人們的需求變化,只能說財富需要不斷地創造更新,以滿足人們變化了的需求。某一財富的價值是不變的,除非其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產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財富的價格漲跌并不一定意味著財富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財富的價格往往是以價值為基礎,當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為基礎,但同時深受供與需之間的影響。例如在涌泉邊,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其價值并不因為其價格為零而為零。雖然在沙漠里,也許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買,但是其價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滿足人們對水的需要。人們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樣在涌泉邊不喝水也會渴死。不能因為某種財富稀缺時就認為其價值升高了。無論是生產多少,無論價格怎么漲跌,無論是提高了生產率還是未提高生產率,每一個該財富的價值量都是不變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變財富的價值,人們一頓只吃一個面包,供應十個面包,人們還是只吃一個面包,每個面包的價值量還是不變的,只不過其它九個面包的價值被浪費了。我們認為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不變的,當然進一步新創造出來的新一代財富,其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時其財富價值是會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財富已不是原來特定的財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燈、藝術燈已不是愛迪生那時發明的白熾燈一樣,即使今天改進了的白熾燈也不是那時的白熾燈,應該看作一類財富但是屬兩項財富或者屬兩種規格的財富。進一步創造,新的財富價值量提高了。財富的效用價值似乎也有時間性的情況。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對于當時來說是很有效用價值的,但到了現在效用價值可能已所剩無幾。但就這一例也不否定該法律的價值的恒定性。該法律的價值在于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具有特定的價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條件下也能滿足新的需要。滿足新的條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同樣財富的價格也并非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例如,農產品投入的社會必要時間遠高于高科技產品,但是價格遠低于高科技產品。因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很難適應現實經濟問題。關于財富的價值及價格問題我們不主張經濟學上仍然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徘徊不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充其量在一定范圍內可作為參考而矣。
我們認為財富的價格受需缺度的影響。所謂需缺度就是一項財富人們對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購買能力與這種財富滿足人們的情況、在供給上稀缺的程度兩方面的結合。需缺度越高的財富,價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財富,價格相應較低。財富首先要為人們所需要才可能有價格,這是前提。而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的影響。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動物很多,但耕種的糧食很少,物以稀為貴,面包的價格比鮮肉還貴。在遠古時代,一碗飯也能很輕松地換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們必須需要的,當我們居住在涌泉旁時,水也就沒有價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銷售水,那么我們會發現,它可能比石油還要貴若干倍。某種財富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少時,價格就會上升,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高,經營者就會增大實現供給,或新的經營者就會加入。相反,某種財富不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大時,價格就會下降,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低甚至虧本,經營者就會減少實現供給,或退出這一財富實現事業。財富活動與人們的需求密切聯系,隱含了利潤的價格在其中起到氣象儀和調節器的作用。我們需要明白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影響。當糧食很稀缺時,糧食的價格會比任何工業品都還貴。只不過現代人類每年能生產供給的糧食量就一般地來看已經不為人們所憂愁,至少不為工業國家所憂愁。那種認為農業產品附加值很低的經濟學說不正確。對于電腦,設想不存在繼續創造,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生產供給的人非常多,那么每臺的價格有一天會下降到令人吃驚的水平,其“附加值”將低得并不比糧食高多少。實際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產和銷售供給電腦,現在我們經常聽到許多商家抱怨電腦這一高科技產品財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國民經濟時,需要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價值與財富的價格不對等問題。例如,一塊電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進,財富值更高了,但是其價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長。再如,一部某款手機,5年前的價格設為5000元,現在其價格可能500元也難以賣出去。財富的價值與價格不一定是對等的,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而其價格則深受需缺度的影響。
(八)財富換財富原理
作為經濟學,倘需論述財富換財富的問題,財富換財富這是人類的經濟規律,也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財富首源于創造,創造出來后人們依據所創造的財富知識進行生產,以滿足生存、幸福的需要。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后,隨著人類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人類開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這時候大多數人種植農作物,少數人開始進行手工工業產品的生產,雙方都需要進行交換,以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這時候由于創造的財富還比較少,分工、交換都還比較初級。而隨著紡織品機器、蒸汽機等的發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計其數財富的創造,人類進入工業生產社會后,這時候,社會分工深化。往往是一個人不可能生產滿足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所有財富,只能創造、實現供給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財富,然后進行社會化交換,供給社會中需要此種財富的他人,從他人手里獲得可以購買到其他財富的貨幣(也即社會化財富的憑證),才能用貨幣去購買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財富。也就說,人們各司其職,從事不同的工作,為社會供給特定的財富,從而獲得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他們需要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某一工業品財富,銷售供給其他人后,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貨幣去購買糧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再如,一個公司的服務員,他們需要向社會供給服務財富,得到社會的他人認可消費后,才能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的貨幣才能購買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財富。總之,隨著人類所創造財富種類的眾多,每個人或每組織體的人只能供給其中一種或少部分種類的財富,必須參與到社會分工中去。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會化分工的時代,除了社會救濟、贈與等外,社會更一般的規則是,一個人要獲得他人供給的財富以獲得生存和幸福,必須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去交換,即財富交換財富。轉財富換財富,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財富換財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換,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換。
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現代,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一個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勞動來創造供給人們需要的小說財富。他需要生存、需要過上起碼的現代生活,因此他所創造提供的財富,別人如果需要,應該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來與其進行交換。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交換就能免費獲得作家創造的財富,那么這位作家實際上就是在無償地向他人供給財富。而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養活其家庭成員的,他除了自己擁有小說原稿這些特定財富外,就一無所有,而最終會被餓死,要么轉行以求生存。著作權領域如此,整個專利領域也是如此。
一般說來,財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事。在自然經濟時代財富不商品化,人們通過自己種地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每一個人不可能都去種一塊自留地。在未來,甚至可能90%的人沒有自留地,而只能從事其它非農業財富的供給。社會的這90%的人要獲得糧食需要將自己供給的財富商品化,去向農民換取糧食。而農民也需要將自己種植的糧食的絕大部分商品化,去換回工業類財富、文化類財富、服務類財富等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的財富,包括去換回化肥等生產類財富。而在這90%的人中,每個人又可能在從事著不同的財富供給,他們之間也需要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才能換回別人供給的財富。
總之,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實際上是財富換財富規則的體現。雖然以我們過去的觀念很難接受商品化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財富更加廣泛的創造與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使得商品化成為必然。財富的商品化實際上就是財富的社會化交換而矣。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所有財富都要商品化交換,而仍有大量財富是經過非商品化進行交換的。如許多基本財富就是由公共財政購買變成公共類的財富,作為全社會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資金的,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需要的財富,如果這些財富為修建它的人進行商品化經營,每個人從這里過都需要收費,那么顯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無償勞動,如果這樣,那么修建者會最終破產和餓死。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向大家聚集稅收來購買這一財富,將其變為公共財富由全社會不再付費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類財富以及許多難以商品化的科學學術財富,特別是基礎研究,這些財富是難以商品化的,雖然它們是非常優秀且極為重要的財富,但幾乎沒有任何個人和企業愿意花足夠的價錢來購買交換這些財富。這樣的結果是為社會創造供給了這些優秀財富的科學家們往往處于極度貧困的境地,要么他們有其它職業來支撐他們的這些高尚的財富創造供給活動。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往往是這樣,搞這些財富創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錯者,或者有其它職業獲取生活來源者,或者是領取國家工資的少數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難能從事這些財富的創造。秀才往往是貧窮的,這就是社會未很好遵循財富換財富的原理所致。這大大地制約了優秀財富的創造。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以公共財政來支持這些優秀財富的創造和供給。
社會化的現代社會,一個規律就是財富換財富,我們總是在從事著不同種類的財富供給,我們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換取別人手里的社會化的財富。我們常常看到,我們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然后拿去賣,從而能獲得別人手里的貨幣。因為財富換財富得到良好的體現,因而我們自覺地大量地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可是,我們在環境財富上卻很難看到財富換財富,因此我們很難看到有人專門去大量種樹、植草。因為其植再多的樹、種再多的草維護了環境,但沒有人愿意拿錢去購買,其將因換不到財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長時間來,沒有多少人去保護環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樹木去換貨幣,養殖更多的山羊吃盡草坪去換貨幣,以至于無數森林變成戈壁,無數草原變成沙漠。良好的環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難讓個體分別購買,只能由社會公共部門代表大家來購買。因而,將全社會聚集起來的稅收的一部分拔給環保個體和地方也就理所當然。雖然這不是商品化的財富交換,但實際上也是符合財富換財富的原理。當環保上財富換財富的原理得到良好體現時,當進行環境保護能換到財富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搞環保經濟,專司環境保護。
當然,在社會財富換財富的基本規則之上,我們也需要發揚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但作為經濟學理論應該充分考慮到人們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況下才更容易無償供給。
總之,在經濟學中提出基本理論后,還需提出財富換財富的基本原理。這有助于我們全面考查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三、現代新經濟學構想的演繹與驗證
科學的理論應該從現實中的現象進行抽象歸納,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論指導意義,并且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使其盡可能具有時代性的真理意義。當然這還需要對其進演繹與驗證,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如果沒有,那么這一理論則是極科學的,可以上升為較長時期內的理論;如果有,那么顯然這一理論還有局限性,但如果這一局限性遠比過去的理論小,那么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進一步發展,如果這一局限性比過去的理論大,那么這一理論則是失敗的,應該給予否定。
對于經濟學革命新構想我們在這里進行一些演繹與驗證。(一)理論驗證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二、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的關系
在傳統的思維邏輯里,會計理所當然地被分為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但是由于管理會計理論研究的滯后性,目前的管理會計內容零散不成體系,管理會計變得“無足輕重”。以致在很多時候,大家說的“會計”就是指“財務會計”。雖然如此,這并不能掩蓋管理會計本身應有的存在和其真實的內涵。我們要更好地發展和構建管理會計理論體系,就必須弄清楚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的關系是什么。目前,大家比較統一的認識(說法)是財務會計主要是面向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而管理會計主要是面向企業內部經營者。筆者認為,這種劃分標準客觀上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去理解和發展財務會計。由于財務會計被界定為面向外部利益相關者,所以財務會計需要采用公認、統一的會計準則。所以我們在財務會計研究的過程中,特別注重對會計準則的研究。但是管理會計則不需要遵循統一的會計準則,只要圍繞企業管理者的管理意圖就可以進行會計處理,但是這種靈活性帶來了管理會計理論建構的困難,也客觀上造成管理會計的模糊不清。筆者認為,根據信息使用者的不同來區別管理會計和財務會計是非常錯誤的做法,也是極不科學的:外部信息使用者需要的會計信息難道不是企業管理者需要的嗎?對于一個企業來說,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為了達到更好的管理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是全面的。通過統一的會計準則進行加工處理形成的信息,能夠較好地滿足外部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但同時這些基于公認會計原則和準則加工形成的會計信息也是企業管理者重點需要的信息之一。也就是說,企業內部管理者所需求的信息包括基于政府的規定、市場的壓力等以會計準則為依據加工成的會計信息。據此,筆者認為,面向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提供的會計信息的加工過程是財務會計,但是絕不能將其作為管理會計和財務會計劃分的標準。以前之所以形成這個錯誤,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過去著重研究財務會計,而忽略了從管理會計角度完整思考這個問題。筆者認為,財務會計只是管理會計系統的附屬系統。會計被分為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只是一種思維定式。這種思維定式是由于過去我們太過于注重財務會計的研究所導致的。如果我們深入思考管理會計的內涵,這種劃分的錯誤就顯而易見了,管理會計概念發展的路徑可以很好地佐證這一點。1922年Quaitance撰寫的《管理會計:財務管理入門》中首次提出“管理會計”的概念(馮巧根,2009),但對概念進行系統闡述的則是Wckinsey(1924),他在其《管理會計》一書中將管理會計確定為決策信息支持和控制。由此在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初管理會計基本被認為由“決策與計劃會計”和“執行會計”兩個部分組成。這一時期有兩個比較經典、且具有代表性的定義:一個是1966年美國會計學會在《基本會計理論》中認為:管理會計是指運用適當的技術和概念,對經濟主體的實際經濟數據和預計經濟數據進行處理,以幫助經營管理人員制定合理的經濟目標,并為該目標的實現而進行合理決策;一個是1982年美國學者羅伯特在《現代管理會計》一書中對管理會計作了如下定義:管理會計是一種收集、分類、總結、分析和報告信息的系統,它有助于經營管理者進行決策和控制。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對管理會計認識的深入,管理會計定義逐漸擴展開來。1986年美國全美會計師協會管理會計實務委員會對管理會計所下的定義為“向經營管理者提供用于企業內部計劃、評價、控制以及確保企業資源的合理使用和經濟管理責任的履行所需財務信息的確認、計量、歸集、分析、編報、解釋和傳遞的過程。”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從技術上講管理會計其實涵蓋了財務會計。所以說,隨著人們對管理會計認識的逐漸深入,管理會計和財務會計的關系就會更加清楚。基于以上分析,筆者總結認為財務會計系統只是管理會計系統的附屬系統。財務會計信息是基于企業內外部各利益相關者博弈之后的最大公約數的要求(財務會計準則)從管理會計系統中采集數據形成的規范的、統一格式的財務會計報告。
三、管理會計與財務管理的關系
管理會計與財務管理,從字面上去理解是比較好區分的。但是由于過去對管理會計認識的模糊性,導致在《管理會計》和《財務管理》教材內容的編排上交叉嚴重。管理會計的很多內容重復出現在財務管理的相關內容中(孟焰,2007)。就一般的大學教材來看,管理會計的內容主要包括成本性態分析與變動成本法、本量利分析、預測分析、經營決策分析、投資決策分析、全面預算、存貨管理、責任會計、戰略管理會計、作業成本管理與資源消耗會計、業績評價與激勵、環境管理會計等內容。財務管理的內容主要包括貨幣時間價值、財務預測、籌資管理、投資管理、營運資金管理、收益分配管理、財務分析、財務控制、企業價值評估等內容。顯而易見,財務管理與管理會計有很多重復的內容。如果再除去屬于成本會計的內容,那么剩下沒有爭議完全屬于管理會計的內容就很少了。這也造成傳統管理會計可有可無的感覺。也正因為如此,大學的教學中管理會計的重要性在逐漸下降。究其原因,不僅是我們對管理會計的重視不夠,更為重要的是管理會計迄今仍沒有一套完整的能夠解釋、指導并可以應用于管理會計實踐的理論框架(李玉周、聶巧明,2005),由此造成其他學科知識對管理會計的“擠占”。因此,明確“管理會計和財務管理的關系”,是管理會計的一個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管理會計和財務管理的區分,從構詞的方式和順序來看是比較好理解的。管理會計是管理的會計,而財務管理則是財務的管理。對于什么叫管理會計,本文在前文已經述及。所謂財務管理,即為財務的管理,詳細地說就是對金錢和物質等財產的事務進行的管理。因此,財務管理的內容就應該限定在金錢和物質籌集的管理、金錢和物質投資的管理、金錢和物質日常運營的管理、金錢和物質分配的管理。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企業的籌資管理、投資管理、營運資金管理和分配的管理。筆者認為,這四項內容和與其緊密相關的基本原理與特殊業務專題屬于財務管理的范疇。除此之外的部分都不應該作為財務管理的內容。目前財務管理中與管理會計重合的內容,大部分都應該歸為管理會計的范疇。
四、管理會計學科內容
體系的范疇及其邏輯關系財務管理的范疇界定清楚了,管理會計和財務管理的關系也就明晰了。但管理會計學科內容體系的范疇到底包括哪些?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怎樣的?這是管理會計理論研究的又一個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
(一)管理會計學科內容體系的范疇
我們說,“對組織中人的價值創造活動提供支持和控制的帶有會計特性的部分都屬于管理會計”。那么要確定管理會計學科內容體系的范疇,首先必須清楚認識“何為會計特性”,也就是何謂“會計”。說文解字里,“會”意為聚合在一起有益處;“計”意為核算、打算與謀劃。綜合在一起,可以理解為有意義的聚合在一起的核算或者謀劃。因此,何為會計特性,可以解析為兩個方面:第一,它具有統計核算或者具有統計謀劃與打算的特征;第二,它具有一定的意義。在為組織中人的價值創造活動提供支持和控制、符合這兩項特征的事項或者活動都屬于管理會計學科內容體系的范疇。依據時間秩序來分,人的價值創造活動分為人的價值創造活動之前、之中和之后。因此,我們可以將管理會計學科內容體系據此進行梳理。在人的價值創造活動之前的符合會計特性的支持和控制的內容主要是通過統計核算進行預測和謀劃,包括:預測分析、經營決策分析、全面預算、目標成本確定等;在人的價值創造活動之中的符合會計特性的支持和控制的內容主要是進行即時核算和控制,包括:人的行為(或產品)價值核算、成本核算、責任核算與控制、標準成本控制、存貨即時管理等;在人的價值創造活動之后的符合會計特征的支持和控制的內容主要就是進行事后整體結果的核算和控制,包括:業績核算、業績的評價與激勵。
隨著計算機的普及,計算機應用專業也成了熱門專業,而高級程序設計語言是計算機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在高級程序設計語言中,VisualBasic語言以其易學易用和功能強大,而且能夠方便快捷地開發Windows應用程序等特點,而深受使用者歡迎。因此,其也作為中等職業學校的高級程序設計課的首選。VB是一門集知識和技能于一體、實踐性很強的課程,要求學生既要學好知識,又要掌握實際操作技能,同時,在進行軟件開發時,要對用戶需求及市場情況進行調研,再加上計算機軟、硬件快速更新換代的特點,要求學生還要具有很強的自學能力和終身的思想。對于這些要求來說,傳統的教學難以做到。而使用強調以職業活動為導向,以人的為本位的“行為導向教學法”將會較好的實現這些教學要求。本文擬就在中等職業教育的計算機程序設計(VisualBasic)教學中,如何運用“行為導向教學法”進行初步探討。
一、行為導向教學法的基本理論
“行為導向教學法”是在近幾年從德國引進的的職業教育新模式,其目標層次是培養人的行為能力,方法層次是人的行為活動。即:這種教育以行為為目標,教學以行為為導向,教學是學生積極參與的全面的教學,學習過程是學生同時用腦、心、手來進行學習的過程。
行為導向教學法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即是以職業活動為導向,以教會學生“學會學習、學會工作”為目標而開展教學活動,因此,對學習者來說,學習目的是十分明確,即現在的學習是為今后的職業服務。教學活動的開展,通常是圍繞某一課題、問題或項目開展,是以“學習任務”為載體,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和探索的過程。整個教學過程為一個包括獲取信息、制訂計劃、做出決定、實施工作計劃、控制質量、評定工作成績等環節在內的完整的行為模式。使用“行為導向教學法”,將能更好的培養學生的關鍵能力(專業能力、方法能力、能力、個性能力),以達到職業教育的“職業教育就是就業教育”的教學目標。
二、行為導向教學法在VisualBasic教學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現行的計算機專業類教材大多與其它學科式的教材一樣,重視知識結構的系統性,教學大多以線性方式展開,適用于“循序漸進”的傳統教學模式,以《VisualBasic程序設計》的教材為例,從語言基礎、流程控制、過程與數組、窗體與控件、對話框設計、菜單、工具欄和狀態欄設計等等,分章編排,在每一章的內容里,也同樣按線性方式展開。如果,在教學中仍按傳統的教學方法按章節講授,勢必降低的課程的綜合性、實用性,也缺乏趣味性,這不但難以培養學生學習興趣,使得教學雙方都陷入困境,而且,學生不知道如何在真實的情境中靈活地使用知識和運用技巧。這樣的學習,是很難面對今后職業的。要改變這一現象的方法,比較成功的是運用以課題或項目來開展教學活動的行為導向教學法進行教學,在教學中,淡化知識的系統性和連貫性,更多關注的是知識之間的聯系,在聯系中學習知識、在綜合運用中學習知識,使學生不僅學會了程序設計知識本身,又培養了學生運用程序設計的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達到“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二)可行性
《VisualBasic程序設計》是一門實踐性和操作性很強的課程,知識涉及許多抽象的術語,如:類、對象、過程、語句、控件等等,還有大量的開發工具的使用。僅就VB的開發環境為例,其中就包含了:窗體設計器、代碼編輯器、對象瀏覽器、屬性窗口、工程管理器、工具箱、菜單、工具欄等等。掌握和熟悉它們的最好,就是在不斷的結合實際的“案例”(案例教學法)或“課題”(項目教學法)的操作實踐中去掌握。在教學中,教師可以把課程包含在兩到三個綜合貼近實際的項目,給出案例,再把這個項目分成若干個小項目(或模塊)。例如:以開發一個“學生信息管理系統”為一個綜合項目(教師首先給出案例演示,以引起同學們的關注),再分別以“登錄窗口”、“查詢窗口”等為小項目進行設計開發,相關的基礎知識(如:在設計“登錄窗口”的項目中,學生可以掌握“文本框、標簽、命令按鈕、屬性設置、變量命名規則、變量定義、變量數據類型、變量的聲明語句、賦值語句”等相關知識群)。學生在具有目標明確的項目驅動下,以“做中學”的方法進行學習,這樣,不僅可以提高他們學習的主動性和學習樂趣,同時也培養了他們的關鍵能力。
二、“行為導向教學法”案例
行為導向教學法中的“項目教學法”是指師生以團隊的形式共同實施一個完整“項目”的工作而進行的教學活動。通過在開展項目過程中有針對性的工作來培養學生的關鍵能力,特別是獨立工作能力、想象力、創新能力。項目教學法包括了計劃、實施和檢查及成果展示的全過程。它是由學生自己來完成整個過程的教學方法。以下是一個項目教學法的簡案。
項目:學生信息管理系統
(一)教學目標
1.培養學生運用VisualBasic知識解決實際的能力;
2.培養學生獨立學習和工作的能力;
3.培養學生與人合作的能力。
(二)項目的實施過程
三、需要重點注意的兩個問題
(一)教師角色的轉換
在行為導向教學中,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應是“雙師型”的教師,老師的角色由傳統的教學主導者轉變為教學活動的引導者或主持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以咨詢員、伙伴、朋友等角色出現在學生中,教學方法由注重“教法”轉變為注重“學法”,為此,要完成教學任務,教師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二)項目設計的合理性
本文運用全國投入產出表,從中間需求率、中間投入率和產業關聯效應方面,對我國流通部門進行分析,揭示我國流通部門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流通是橋梁和紐帶。隨著消費對GDP的貢獻越來越大,尤其是在當前經濟危機下我國實施了擴大內需保增長的方針,承擔著實現相當部分消費需求轉化職能的流通部門,與GDP增長的相關性也就更加密切。
基本理論
(一)中間需求率和中間投入率
中間需求率是各產業部門的中間需求和該產業部門總需求之比。它反映了某一產業部門的產品中由多少作為其他產業所需要的原料(中間需求)。總需求是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之和,一個產業部門的中間需求率越高而最終需求率越低,說明該部門就越具有原料產業的性質;反之,一個產業部門的中間需求率越低而最終需求率越高,則說明該部門就越具有提供最終產品的性質。
中間投入率是各產業部門的中間投入與總投入之比。它反映了各產業部門在其生產活動中,為生產單位產值的產品,需從其他產業購進原料在其中所占比重。總投入是中間投入和附加價值之和,一個產業部門的中間投入率越高,該部門的附加價值就越低,因而高中間投入率產業就是低附加價值部門;反之,中間投入率越低,該產業的附加價值就越高,因而低中間投入率產業就是高附加價值部門。
(二)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
感應度系數反映國民經濟各部門均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某一部門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應程度,也就是需要該部門為其他部門的生產提供的產出量。它衡量了某產業前向聯系的廣度和深度。感應度系數大的部門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也較大。
感應度系數的計算公式是:
式中Si為i產業部門受其他產業部門影響的感應度系數,Aij為里昂惕夫逆矩陣中第i行第j列的系數。
影響力系數反映國民經濟某一部門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對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也就是需要其他部門為該部門的生產提供的產出量。它衡量了某產業后向聯系的廣度和深度。影響力系數大的產業的發展對社會生產具有很強的輻射、拉動效應,反之則不然。
影響力系數的計算公式是:
式中Tj為j產業部門拉動其他產業部門的影響力系數,Aij為里昂惕夫逆矩陣中第i行第j列的系數。
投入產出分析
根據全國2005年17部門投入產出表計算的我國各產業部門中間需求率與中間投入率以及感應度與影響力系數如表1所示,其中流通部門包括運輸郵電業以及批發零售貿易、住宿和餐飲業這兩個部門。
(一)中間需求率和中間投入率分析
以中間需求率為橫軸,中間投入率為縱軸,建立平面直角坐標系,并以社會平均數為分界線,則可把各產業部門歸類于四個象限中,形成一個產業立體結構(見表2)。
根據表2,與社會平均數相比較,我國流通部門中無論是運輸郵電業還是批發零售貿易、住宿和餐飲業均屬于高附加價值部門,應繼續大力發展流通產業,以更好的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同時,流通部門中的運輸郵電業中間需求率大,說明運輸郵電業更具有提供中間產品的性質,對社會生產過程的貢獻大于對產品轉化為最終需求的貢獻;而批發零售貿易、住宿和餐飲業的中間需求率小,說明該產業更具有提供最終產品的性質,對產品轉化為最終需求的貢獻大于對社會生產過程的貢獻。再者,流通部門中的運輸郵電業是屬于中間需求率大中間投入率小的中間產品型基礎產業,批發零售貿易、住宿和餐飲業是屬于中間需求率小且中間投入率小的最終需求型基礎產業,可見我國流通部門對國民經濟其它各部門,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如果發展不好,則會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二)感應度和影響力系數分析
以感應度系數為橫軸,影響力系數為縱軸,并以社會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1為界,同樣可以把所有的產業部門歸類于四個象限中,如表3所示。
根據表1和表3,在我國流通部門中,運輸郵電業的感應度系數是大于1的,說明這個產業受其他產業生產變化的影響較大,其他產業的生產需要這個產業對其提供較多的支持,這個產業的供給推動力較大。批發零售貿易、住宿和餐飲業的感應度系數小于1,說明當其他產業的生產都增加時,需要這個產業提供的產出量較少,其供給推動力較小。另一方面,我國流通部門中兩個產業的影響力系數均小于1,說明我國流通部門對其他產業部門的輻射、拉動作用較小,即需求拉動力小,流通部門每增加一定的產出,對其他產業部門產出的增加拉動作用較小。
結論
我國流通部門中的運輸郵電業為國民經濟其它各部門提供著重要的中間產品,對社會生產過程起著重要的作用。而批發零售貿易、住宿和餐飲業則在產品轉化為最終需求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應繼續加大力度發展流通領域各產業,使流通部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更好地起到橋梁紐帶的作用。
通過對中間投入率的分析,可知我國流通部門屬于基礎部門,對其它部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因此,應充分重視發展流通部門各產業,以避免其成為制約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同時,我國流通部門各產業具有較高附加價值,更應該大力發展該領域各子產業,以更快的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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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新聞學形成的原由
電視與現代科學技術緊密關聯的特殊性,也決定了與之相關的理論的滯后。幾年前,人們無法想象到“現場直播”這個概念,而現在,即使一些中小型電視臺也開始嘗試。傳統的新聞學多數教科書對“新聞”的定義是“新聞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是最近發生的能引人興味的事實。”“電視新聞是利用電視傳播工具對新近發生或發現事實所進行的報道。”這些定義,雖然表述各異,在時間概念上,都忽視了“正在進行時”這一最富電視新聞特點的時態。因為隨著“現場直播”的出現,電視屏幕上的形聲可能與遠在大洋彼岸正在發生的事件同步。
與此同時,電視特技手法增多,這樣便給電視新聞編輯提供了更多的創造的機會。比如,以往在電視新聞編輯操作中比較多地關注“蒙太奇”。而現在,我們能夠借助先進的電子編輯技術,達到超出“蒙太奇”以外的境界,畫面的分割,同時傳遞兩路以上的信息;字幕的運用,能在節目播出時,插入來不及編排到既定時段節目中的新聞,還有巧妙地安排受眾介入某一事件,隨時插播微波傳回的消息,有意識強化感觀效果等等。
我們認為,電視新聞編輯的工作性質、特點及其使命,是電視新聞學必須研討的課題。
按照通常的分工,電視臺新聞中心或新聞部的負責人習慣地將電視新聞采編過程分兩部分,其一是外采,其二是編輯,于是就有了前期和后期之分,有了記者“沖鋒陷陣”,編輯“坐收漁利”的說法。
以“前期”和“后期”來界定記者、編輯的職能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編輯的手腳,影響他們在整個新聞傳播過程中的組織、參與功能的發揮。電視新聞編輯部門和編輯的肩頭,應該擔起三大任務組織指導、編輯制作、控制指揮。
(1)編輯部應該是整個電視新聞媒體的“靈魂”。一段時期出臺的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及背景,都應該做到心中有數,在此基礎上,確定報道思想,擬訂報道計劃;“參謀”新聞視角,把握輿論導向。
(2)編輯部應該經常組織戰役性報道。其中包括開辦欄目、組織拍攝系列(連續)報道、發動觀眾對某一熱點問題展開討論等。
(3)編輯部應該成為記者站和通訊員的“良師益友”。電視新聞的屏幕建設,離不開完備的通訊聯系網絡,這一網絡的經緯主體,由記者站和廣大通訊員組成。編輯部不僅要與他們形成魚水關系,更得經常與他們互相傳遞信息,定期通報有關要求和發稿情況,幫助他們出主意,想點子,服好務,指導具體的新聞采編,組織新聞業務方面的培訓學習。三、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是編輯的核心工作
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是編輯的核心工作,編輯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擬訂播出大綱。
播出大綱是用以指導當天播出的新聞節目的計劃。與此同時,每個時段的電視新聞節目,毫無例外地需要有一個詳細的節目單。大綱重在組織,而節目單側重具體地實施。與報紙排版相比,電視在規劃版面時有自己的特性。
其一,報紙是在單位面積中布置文字,電視則在單位時間里安排節目。單位時間的固定和客觀時間的流動,對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單位時間,服從于整個電視版面。它不僅將每一個時段的節目界定在固定的時空里,而且根據電視節目制作所需要的時間,確定“成套新聞”,口播消息的最后發稿期限,這個時期,一般確定在播出前半小時到一小時,太推后了,就可能影響整個新聞的播出。突發性新聞以及播出之前來不及制作的新聞,可在節目播出過程中適時插播;由微波接收或記者傳回的消息,如果是重要新聞,也可能由導播者及時切入。
其二,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具有相對的連續性。同一個新聞事件,由于版面的限制,19:00時的新聞中,可能安排得短一些,而在21:00時的新聞時段中,則可能介紹得說盡一點;上一個時段播出可能沒有交待背景,而在下一個時段中則可以較充分地展開。
其三,新聞類節目的相互呼應。在一天的新聞類節目中,消息、新聞專題節目以及現場直播、現場錄播節目往往不在一個時間段播出,中間穿插有電視劇、文藝節目、廣告等,所以,受眾不會因重復而感到膩味。從另一個角度看,不同的時間段擁有不同的觀眾面,對某一新聞的延伸和展開,無疑有助于提高收視率。
到了21世紀,隨著社會文化、信息交流的快速發展、變革,社會變動速度加快、新事物不斷涌現,新觀念層出不窮,社會信息量驟增。這就要求電視新聞編輯除了應具備新聞專業知識外,還要有較強的敏感性、較深的洞察力、較新穎的思路,有較寬泛的知識面,對各方面的知識要做到略知一二。這樣才能制作編輯出有深度、有層次、有思路的優質的新聞節目。
2、電視新聞編輯應具備較新的編輯藝術和技術
現在許多編輯對于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還多少有些認識上的誤區。對于怎樣進行新聞編排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從總的來講,要想編排好電視新聞,還必須懂得與宣傳心理學、宣傳藝術學密切相關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以及如何將“規律”行之有效地運用到實踐中來。
電視編排技巧方面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對節奏的把握。電視新聞編輯是一項既有藝術又有技術的工作,在進行新聞節目編輯時,編輯要在懂得技術要求的基礎上,對畫面語言和有聲語言進行藝術化的處理,使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更電視化的傳達給觀眾。電視特技手法增多給電視新聞編輯提供了更多的創造的機會。
智力資本概念的形成及理論的發展,實質上是對企業重視知識資源管理這一發展趨勢的響應。1969年加爾布雷思提出“智力資本”的概念,他指出智力資本不只是知識和純粹的智力而已,而是一種動態的資本,是有效利用知識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經濟的興起進一步推動了以智力資本及其管理為基礎的企業理論的發展,使之成為管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而準確計量與報告企業的智力資本已成為管理理論界及實踐者們關注的熱點及難點問題之一。
智力資本計量理論的發展演進
智力資本計量理論的演進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智力資本計量理論萌芽階段
20世紀80年代早期,智力資本開始受到關注。除了瑞典的Sveiby教授,日本學者HiroyukiItami(1987)是在該領域極具影響力的人物。HiroyukiItami在對智力資本與企業價值的關系作了開創性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調動無形資產》一書。該書被認為是智力資本計量理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為日后智力資本計量理論研究及實踐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智力資本計量理論發展階段
該階段是智力資本計量理論研究和實踐快速發展的階段,明顯的特征是其實踐指導性。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許多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其賬面價值和市場價值之間的差距明顯拉大,財務報告披露的信息不能充分反映企業的完全信息。為此,世界各國的智力資本學者及實踐者從各個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成因分析及計量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卡普蘭和諾頓提出了包括財務方面、用戶方面、內部經營方面和革新學習方面的均衡記分卡。斯堪的亞模型的創始人EdvinssonandMalone(1997)創造了斯堪的亞瀏覽器(SkandiaNavigator),并提出計算智力資本方程式:智力資本=IC。其中,I是企業運用智力資本的效率系數;C是智力資本的絕對測量值。斯堪的亞模型為創建一個測量企業知識資產的分類法做出了突出貢獻。它超越了財務會計的傳統假設,為知識資產組合結構和組織要素的確認和計量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思路,并為此探索了一條操作性較強的計量方法。該階段的研究成果被廣泛應用于實踐,并延用至今。
(三)智力資本計量理論完善階段
本階段的主要特征是智力資本計量研究的工作平臺建立在國際間合作的基礎之上。自20世紀90年代末起,智力資本已成為各國智力資本學者與實踐者們研究的聚集點,各種學術會議、演講報告、研究論文和其他相關出版物備受矚目。OECD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以智力資本計量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旨在著手制定智力資本計量和報告的國際指導方針和實踐標準。然而,由于智力資本學者及實踐者的學術背景與研究切入點不同,研究方法與技術路徑各異,直至今日,較為完善的智力資本計量理論及方法體系尚未形成。
智力資本計量方式的主要分類
(一)總體評估方法
顧名思義,總體評估方法是對企業擁有的智力資本總體進行計量和評估。總體分析方法主要以貨幣計量方法為基礎,在研究企業智力資本管理的早期就提出。其基本思路是通過從企業總價值中超過財務資本的部分,來計算智力資本的總價值量,并通過各種財務數據來進一步衡量智力資本管理的狀況。典型的總體評估方法是市場價值和賬面價值的差額,Tobin的q值法、無形資產價值方法(Calculatedintangiblevalue,CIV)等方法。
從本質上講,總體評估方法屬于立足于財務數據和財務指標的計量方法,是對傳統會計方法的有益補充,通過市場對公司價值的理性評估,可以將智力資本的價值加到公司的賬面上,從而彌補了傳統會計計量方法的不足,為企業交易與投資提供了借鑒。然而,智力資本可以具有不同的形態與性質,僅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衡量,實際上是將智力資本作為一個黑箱對待,不能反映智力資本對企業貢獻的全過程和內在影響狀況,也即智力資本的內在價值特性無法測量,難以為智力資本管理提供參考與借鑒。(二)分項評估方法
智力資本價值評估作用除了提供資產價值的記錄以外,更重要的是對資產的質量與管理提供可靠的信息。因此,智力資本的分項評估(Assetbyassetapproach)方法就應運而生。在智力資本的分項評估方法中,有兩類測量方法,一類是貨幣計量方法,包括成本法、收入法和市場比較法。另一類是非貨幣計量方法,包括定性測評和定量測評方法。定性測評與定量測評方法通過歸一化處理轉化為可量化指標。因此,前面一種是絕對標準量的衡量,后一種是一種相對標準量的衡量。由于智力資本具有多維性,價值內涵具有多重性,因此,兩類結合是最好的方法。Sullivan做了很好的總結,他提出智力資本的衡量可分為質的衡量以及量的衡量,其中質的衡量可分為價值基礎和引導基礎,量的衡量可分為非貨幣基礎和貨幣基礎。
分項評估方法對智力資本做了進一步的細分,并且對每一類無形資產進行分別的評估和測量。這種方法突出了不同類型的智力資本的特殊性,甚至能夠反映智力資本在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表現出的不同特征。因此,分項評估法不但對智力資本的各個類別進行評估,而且是對這些資產的動態考察。但是,分項評估往往忽視了不同類型的智力資本之間的聯系,將其視為并列元素,從而不能從系統或整體的角度考察其價值創造作用。
(三)系統評估方法
企業智力資本的價值增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企業戰略目標下各類智力資本相互作用,會同時增強智力資本。因此企業各類智力資本決不是簡單的加法運算,某些智力資本對公司價值的貢獻具有杠桿作用。因此,隨著對企業智力資本管理的深入,許多學者提出了系統化的智力資本價值評估方法。系統化評估方法是將智力資本評估與企業戰略、知識管理聯系起來,找出驅動企業競爭優勢的核心元素,梳理核心元素與其他元素之間的內在關系,構建一個面向未來、動態的智力資本評估框架。在此框架下,運用不同的評估方法與指標進行測定和評估。
對我國智力資本價值評估的借鑒
以未來為導向。由于智力資本是企業的戰略性資源,故智力資本計量的設計主要針對企業未來業績的管理,而不是提供歷史業績報告。因為未來為導向的計量能提供決策制定方面的信息,而歷史業績報告僅僅為決策制定提供輔助信息或參考意見。這方面的計量通常涉及智力資本的存量。我們知道智力資本存量的增值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企業智力資本的增加,一是獲得經濟價值(即企業效益的提高)。所以智力資本的計量不僅可以幫助管理者和投資者更加真實的了解企業發展狀況,揭示智力資本對企業業績的貢獻,還可以評估智力資本管理實施的效果,促進其改進。企業關于智力資本的計量基本上停留在量度存量,因為存量或資源相對容易量度。
以過程為導向。企業的智力資本是一個過程,其過程性表明,智力資本從創造到最終的應用要經歷一系列的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智力資本通過知識的不斷的聚散、更新和修正而變化。管理者也必須量度這種變化過程或智力資本流量,盡管計量比較復雜,但提供的信息更有用。Chatzkel(2002)認為在你所擁有的知識和你是否善于將知識轉換成對別人有用的信息之間不存在相關性。
以系統為導向。企業的智力資本是一種能力。其能力特性表現為“具有影響未來行動的潛能”,“一種有效做事的能力”(Dawson,2000)。管理者必須通過有意識的管理活動來提高組織能力,贏取競爭優勢。應該把企業經營看作一個系統,用全局的、整體的觀點來看待企業發展問題。所以,計量時應采取整體觀以目標為導向的計量系統。
參考文獻:
音樂基礎理論的教學,是音樂教學中至關重要的課程之一。清末至今,我國也有不少專著(包括譯本)、教材或類似的通俗性讀物相繼出版:這對國民音樂教育、理論建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們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也不難發現一些基本概念欠妥的問題,等閑視之,似為不妥:就此提出一些個人意見,進行商榷。
基本的概念、術語是否準確、科學,是樂理教學及教材建設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據筆者所見,不少已出版的教材、書刊中存在著大量的不妥之處,加以修正或增補非常必要。下面幾例僅是我國較有影響的樂理書上選下來的。
變化音的概念
正確地識別不同類型的半音與全音,對各種音程的構成、和聲及調性轉換的分析尤為重要:何謂變化半音?“由同一音級的兩種不同形式所構成的半音,叫變化半音;”何謂變化全音?“由同一音級的兩種不同形式或隔開一個音級所構成的全音,叫做變化全音;”(分別見斯波索賓著《音樂基本理論》20頁、李重光編《音樂理論基礎》12頁)
二者比較,不難看出:變化半音只能在同一音級的兩種不同形式之間構成,而不能象變化全音那樣可以隔開一個音級形成。為什么?恐怕找不出理論根據:在b.赫伐斯琴科編的《音樂基本理論習題》一書及近現代樂譜中,時常見到#e-bg,#a-bc這樣一類的倍減三度的音程。上述概念對此無法做出解答。這正是變化半音概念的不妥之處:筆者認為,變化半音與變化全音一樣,均可在同一音級的兩種不同形式或隔開一個音級上構成,只是它們實際包含的音數不等而已。
還應強調,所有自然半音與全音、變化半音與全音,它們分別在自然音程與變化音程上形成,這是辨別各類不同半音與全音的根本標志:理應在教材中體現出來。這樣看來,上述定義與其認為是變化半音或全音的概念,毋寧說是構成這類半音或全音的方法,方法與概念不能取而代之。上述概念倘若改為:含有1/2個全音數的變化音程叫變化半音;含有一個全音數的變化音程叫變化全音,這樣也許會使學習者更明確、易辨些。
音程的概念
“同時彈奏的或順次彈奏的兩個音的結合,叫做音程:”(斯波索賓著《音樂基本理論》第58頁)“先后彈奏的兩個音形成旋律音程。”“同時彈奏的兩個音形成和聲音程。”(李重光編《音樂理論基礎))43頁)
兩個概念的共同不妥在于“彈奏”二字不當。眾所周知,音樂有兩大門類即器樂與聲樂,“彈奏”一詞顯然專指器樂而與聲樂無關,同時演唱或先后演唱的兩個音仍可形成和聲音程與旋律音程。因此,建議用“發響”二字替代“彈奏”一詞。
如同變化半音與全音的概念一樣,上列音程的概念其實是構成不同音程的方法,無關音程的本質。音程是指兩音之間的距離(包含音數的多少)與相互關系。
等音的概念
在十二平均律中,固定音高相同而音名、意義記法不同的兩音,叫等音(亦稱同音異名,筆者認為稱同異音可能更準確些):如把這種等音,單純地解釋為“bd音等于#c音”,"#f音等于bg音”,、音等于bc音”(廖天瑞編著《基本樂理》82頁、康謳主編《大陸音樂詞典》390頁)也是不能成立的。“等”是指“相等、等于”之意,等音即相互等同的音:既然等同,即可取而代之,試看取代的結果(以#e等于f為例):
從不同音律的角度講,純律或五度相生律中的#e與f存在“等音之差”,兩音是不等的,從音.級角度講,c調中的#e音是變化音級.,而f是自然音級,從調式的音程上看.,c-f為純四度乍:自,然,協和音程,而c-#e則是增豐度...變化不協和音程;從調試的角度分析虧耗:的角滴式(或弗里第亞調式),不能說成是f的清角調式(或里第亞調式),在大小調體系中,等音的記譜更是界限分明,否則會導致調式、調性的含混不清:從和聲上來看,這種取代的結果,將發生和聲意義與調性意義上的根本轉變。可見,音樂中使用的等音其實質是不等的,因此,這種稱謂也不恰當。某些教材也改用“同音異名”代替,’等音”一詞,雖說相對準確,但總不如把“等音”稱為“同異音”更為適合。然而“等音”或“同音異名”之術語,已被人們沿襲使用,因此也無需作名稱上的更換(如同雅樂、燕樂、清樂音階的稱呼不妥貼一樣)。重要的是應當把問題的實質,在授課或教材中講清楚。
調式交替的概念
什么叫調式交替?眾說紛紜,請看:
“在調式關系的擴大和發展的接觸中.,為了豐富調式的表現力,因而使一些調關系較近的調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調式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兩個調的主音在樂曲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這種新體系叫做調式交替。·一共有三種類型:1.同音列交替;2,同主音交替;3.不同音、不同音列交替:”(李重光編《音樂理論基礎》182-186頁,高天康編《音樂知識詞典》429頁)
“音列相同或主音相同的不同調式在音樂作品中先后出現,叫做‘調式交替’。”(孫從音《樂理》35頁)
“一只旋律在1音音高不變的情況下,較長時間地從一種調式轉到另一種調式,就形成了交替調式。(黃虎威著《和聲寫作基本知識》149頁)”“所謂調式交替是指在音列相同的條件下,調式主意的轉移。”(呂宏久著《蒙古族民歌調式初探)68頁)
工業革命導致成本會計的產生,其理論與方法是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管理的客觀需要逐步形成和發展的。成本會計作為會計學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需要有一個理論結構,借以建立統一的邏輯推理體系。成本會計的理論結構是以成本會計假設為前提,圍繞成本會計對象所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目標、對象、原則等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其目的在于解釋、評價、指導和完善成本會計實務。本文對成本會計的理論結構進行初步探討。
一、成本會計目標
會計目標是建立和完善會計理論體系的基石,確立成本會計目標是建立和發展成本會計理論結構的首要問題。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193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會計的目標是“有助于企業的運行,以達到其既定的目的”,成本會計作為一種記錄、計量和報告有關成本信息的會計信息系統,其目標因會計主體、歷史環境等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但在這具體表現形式的背后,存在著相同的特性。據此,我們可將成本會計目標區分為三個層次:基本目標、具體目標和終極目標。
(一)基本目標。就是讓一定的成本帶來盡可能多的收入或收益,即提高經濟效益。成本會計正是從成本費用的計量、記錄、計算及監督等方面著手,為提高經濟效益服務,并以經濟效益為最高目標。
(二)具體目標。就是指成本會計實踐中向誰提供信息、提供什么信息、怎樣提供信息。成本會計主要是通過成本費用報告、統計數據及專題報告等形式,為內部相關部門和員工提供特定的和綜合的成本會計信息,以便其進行成本規劃與管理控制。
(三)終極目標。就是進行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實現成本效益最大化。成本會計的最重要特征,是把注意力放在企業資源的詳細計劃和有效的控制方面。企業如何安排、使用上述資源,必須根據企業生產經營的任務來計劃資源的投入、使用以及測算這些資源投入使用后的效率和效益。
二、成本會計假設
成本會計的基本假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成本會計工作的制約因素或前提條件,是對客觀情況合乎邏輯的推斷,主要有成本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成本計算分期、多重計量、公正分配等假設。
(一)成本會計主體。按照現代成本會計的觀點,企業或其他組織等獨立的經濟主體是成本開支的真正主體,其成本是指為最終實現目標而耗費或放棄的各種物質資料、勞務和支付給職工的工資等,或者說是為爭取收入而付出的代價。應排除一切與其經濟活動無關的強加或強行攤派的成本,包括所有者及經營者的一切個人開支;主管部門或其他單位、機構的不合理攤派;其他單位的成本耗費等。
(二)持續經營。是指成本核算應以持續、正常的經濟活動為前提。這樣才能使成本會計的原則、程序和方法建立在非清算的基礎上,具體表現為各項資產以持續經營價值計價,資產的耗費以實際成本計價,各項費用成本體現已耗資產價值的貨幣反映,從而保持成本會計信息處理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三)成本計算分期。持續經營確定了目前及將來的預期狀態,為了提供一定時期的成本會計信息,與會計報表的周期相一致,會計分期的運用,使得成本會計在成本費用的計量方法和內容上具有了鮮明的特色,正確劃分各個時期的成本費用界限。這樣,才能有利于費用、收入、利潤的確認和計量,保證成本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以免誤導使用者。
(四)多重計量。成本一般表現為經濟活動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中不僅包括物質資料的耗費,而且包括人力資源體力和腦力等精神成本的耗費。貨幣計量的優點是具有廣泛的綜合性和概括能力,但由于受人們認識水平的限制,要將人力資源精神成本等非貨幣計量屬性完全轉化為貨幣計量,是難以做到的或其準確性不能保證。所以,成本會計的計量可采用貨幣計量和非貨幣計量相結合,既采用貨幣單位反映各項經濟業務的成本和效益,又采用實物指標,甚至用文字來說明職工對所做出的貢獻和造成的損失。
(五)公正分配。費用分配的公正性直接關系到成本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所謂公正,主要是指間接費用分配標準的選擇上,應根據因果關系,選擇與所分配費用的高低最密切的標準。要求盡可能減少主觀因素的影響,保持分配方法的合理性。當然,公正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既是主觀假設,也是成本會計陳報信息的一項基本前提。三、成本會計的對象
成本會計是以費用為對象,對資金運動過程中的耗費進行分類、計量和分配,為成本預測、決策、控制、分析與考核提供客觀依據的一門分支會計。從本質上看,同一般會計對象一樣,成本會計對象仍在于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所不同的只是限于資金耗費方面的資金運動,并且具有既側重于單位整體的資金運動,更側重于單位內部各責任單位的資金運動的特點。就性質上來說,成本會計是合理利用內部資源的控制會計,主要服務于企業內部的成本管理,提供決策制訂和業績評價所需信息。為此,“費用”這一成本會計對象可以細化為營運成本、期間費用、損益、現金流量等具體要素。
四、成本會計原則
成本會計原則是規范成本會計行為的指南,是成本會計工作中應遵循的各項基本原則,提供信息使用者所需的高質量成本信息。成本會計在堅持一般會計核算原則的同時,又要符合其獨特的要求,拓展或改變部分原則的內涵。
(一)合法性原則。它是指成本會計核算必須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制度的規定,嚴格遵守成本開支范圍,從而保證信息的準確和可靠。同時,也不能人為地混淆成本和期間費用、不同成本計算對象、不同期間成本等的劃分界限,這些從嚴格意義上講,也是違法違規行為。
(二)受益性原則。成本費用的分配方法應按成本驅動原理,遵循受益性原則進行選擇,體現“誰受益誰負擔”的思想。在具體選擇分配方法時,按照受益性原則的要求,所采用的方法對各分配對象所分配的費用成正比例關系,受益多的多負擔,受益少的少負擔,從而體現分配費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三)目標性原則。企業進行成本管理必然具有明確的目標,期望發生的成本支出能夠帶來盡可能大的效益,即實現成本效益最大化。這就要求成本會計提供的信息要有針對性,及時地為成本管理提供所需的信息資源,滿足決策需要。
(四)可理解性原則。既然成本會計的現實主要目的是向使用者提供對他們決策有用的成本信息,那么可理解性便是重要的一個質量特征。所謂可理解性,指既要保證所有重要事項都能得到充分披露,又要避免提供過分瑣碎的信息而使使用者不得要領。從信息提供者的角度來說,應當在保證相關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力求使成本會計信息通俗易懂,便于使用者分析和利用看得懂的信息資源。
(五)實際成本原則。企業或其他組織所采用的成本計算方法可能不完全相同,如可能采用定額法、標準成本法、計劃成本法等,但為了正確地計算當期的盈利水平,需要在核算期期末時,將其調整為實際成本。但從成本計算的歷史發展和經濟狀況日益復雜性來看,實際成本計算只是成本計算的基礎、核心和主體,而不是全部。
(六)成本效益性原則。這是一條普遍適用的原則,即任何一項活動,只有當其效益大于成本時才是可行的,成本會計信息也是如此。從管理者的角度,提供的成本信息越豐富,越有利于進行成本管理和控制,但要受信息披露成本的制約,需要信息使用者和會計人員之間有密切的協作。當然,在現有的計量理論與技術條件下,要準確計算披露的成本與效益是不現實的。盡管如此,人們在設計成本會計制度、確定成本信息披露詳略程度、披露方式和披露頻率時,仍需要對成本與效益因素進行衡量和判斷。
成本會計目標屬于成本會計理論結構的最高層次,構成其理論基石;成本會計假設規定了成本會計運行的前提和制約條件;成本會計對象及要素的確認和計量,體現了成本會計目標的具體要求;成本會計原則作為成本會計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和實務處理的具體規范,是保證成本會計目標得以實現的強有力手段。
關鍵詞:現代管理會計;執行會計;決策會計
一、 管理會計發展歷史的簡要回顧
從歷史上看,管理會計的實務發展先于管理會計的理論。從實務上看,如果我們把管理會計看成是內部報告會計的話,那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之前的會計基本都是管理會計。根據史料記載,世界上第一個真正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公司是“東印度公司”,如果我們把1494年11月1日意大利著名數學家luca pacioli所著的《算數、幾何、比及比例概要》(潘序倫先生翻譯為《數學大全》),其中第三部分是簿記(葛家澍教授翻譯為《簿記論》以下用此名)作為會計學開始真正成為一門學科(郭道揚,2008)的話,那么自1494年到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601年的近一百多年的歷史里,會計實務基本上是管理會計,為內部管理者(基本也是所有者)服務的會計。對于管理會計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根據余緒纓教授(1999)的分類,可以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初到20世紀50年代的執行性管理會計階段。這個階段的管理會計的重要特征是以泰羅的科學管理學說為基礎的執行性管理會計信息系統,管理會計主要內容實際上是成本會計,即標準成本控制與預算會計;管理會計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是幫助制造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即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勞動生產率、設備利用率;強調執行和把事情做好。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個階段是決策性管理會計階段,管理會計的主要內容發展到幫助企業預測,進行短期和長期決策,甚至應用很復雜的數學模型(比如線性規劃模型、動態規劃模型、網絡規劃模型等)幫助企業進行決策分析,強調先把事情做對,然后再把事情做好。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發展起來的創新管理會計階段。這個階段以robert s. kaplan為代表,以作業成本計算和作業管理(abc and abm)和平衡計分卡(bsc)、經濟增加值(eva)、適時制(jit)、全面質量管理(tqm)等新型的基于戰略的管理會計方法和工具為核心。該階段重新審視了管理會計理論對實務的指導作用,擺脫了與管理決策相關性越來越差,遠離管理實踐的復雜數學模型,構建了一系列實用易懂的現代管理會計新方法。//html/jianli/
二、關于現代管理會計的目標
現代管理會計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目前很多教科書與相關文獻都不討論,或者討論不清楚。許多新版的西方管理會計教材都把現代管理會計目標表達為“幫助企業價值增值”。比如1997年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ima)關于管理會計定義以及由美國著名管理會計學家robert s.kaplan, banker, atkinson & mark young四教授合著的《管理會計(第3版)》中為管理會計所下的新的定義為:“管理會計是提供價值增值,為企業規劃設計、計量和管理財務與非財務信息系統的持續改進過程,通過此過程指導管理行動、激勵行為、支持和創造達到組織戰略、戰術和經營目標所必須的文化價值”。這里對于現代管理會計目標的闡述歸結一點就是幫助組織提供價值增值。胡玉明教授認為:“21世紀的管理會計應是為企業(組織)核心能力的診斷、分析、培植和提升提供相關信息支持的信息系統”(2000)。胡玉明教授的定義對現代管理會計的目標的新認識,即認為現代管理會計的核心目標是幫助企業創建其核心競爭能力。那到底現代管理會計應該以什么為目標呢?
我們還是從管理會計歷史發展的規律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社會主要問題是主要的商品都很匱乏,大部分產品供不應求。主要矛盾是生產不出來,這個時候管理會計主要目標是幫助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后來,社會生產力普遍提高,生產能力大大超過需求,生產什么才是顧客需要的決策問題才是企業面臨的主要核心問題,因此決策會計成為管理會計的主要內容。/
現代企業所處的環境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競爭越來越激烈,不僅是國內競爭,也體現在國際競爭,去年來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就是一個明證;其次是變化越來越快;再就是顧客化時代的到來。市場經濟時代,是顧客說了算的時代。一個企業要想取得成功并不斷地繁榮發展,必須設計和提供顧客滿意的產品和服務,建立高效率的分銷渠道,開展富有成效的市場營銷活動,快速地將產品和服務提供給顧客。盡管管理會計信息不能保證這些至關重要的活動取得成功,但是匱乏和扭曲的管理會計信息將使企業面臨嚴重的困難。高效的管理會計系統通過及時而準確地提供信息,將為企業創造巨大的財富。未來的企業管理者必須牢固樹立顧客第一的思想,急顧客之所急,想顧客之所想,一切以顧客為中心,努力提高顧客的滿意度和忠誠度,用顧客價值的最大化換來企業價值的持續最大化。因此,現代管理會計作為主要為企業(或組織)提供管理信息支持的信息系統,應該以顧客價值最大化為其根本目標。這個觀念適合任何運用管理會計信息的組織,營利性企業組織的顧客是企業提品或勞務的消費者;非營利的組織,比如學校顧客是學生,醫院顧客是患者,政府的顧客是政府所服務的公民或者居民,即使是祠廟和教會等民間非營利組織,也有它的顧客,就是它的信徒。沒有顧客的組織終將消亡。有顧客的組織必將存在。組織的顧客越多,這個組織就越興旺。一個企業組織,只有服務好它的顧客,讓顧客滿意,使它的顧客價值得到增值,才能使企業價值得到增值,使股東價值得到增值。當然,對于企業價值增值可以繼續用財務指標,比如經濟增加值eva來衡量,也可以用非財務指標,比如核心競爭能力指標來衡量。/
三、 關于現代管理會計的學科屬性
余緒纓教授(1999)曾闡述過現代管理會計的學科屬性,認為管理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其學科屬性是信息科學的一個組織部分。我們認為,這個論斷依然成立。因為現代管理會計是現代會計學和現代管理學相結合的交叉學科,是現代會計學的一個分支。現代會計學仍然是一個信息學科。財務會計學為組織外部利害關系人提供其決策有用的財務信息。管理會計為組織內部利害關系人提供其決策有用的財務和非財務信息。這一點國內外目前絕大多數學者已經形成一個基本共識。
談到學科屬性問題,不得不談管理會計學的上一級基礎學科是什么的問題。根據管理會計學的學科性質,我們不難推斷管理會計學的上一級學科應該是會計學和管理學;會計學的上級學科應該是信息經濟學,然后是經濟學(包括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管理學的前級學科應該是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組織行為學。//sixianghui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