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人社會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化學人社會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韌性的層次性

早期，學者認為韌性并非所有人都具備，只有那些適應良好的個體才具有韌性這種特質，后來對災后韌性的研究表明韌性是普遍存在的，即使PTSD癥狀極為嚴重的群體，韌性個體也不在少數。既然都具有韌性，為什么適應結果卻不一樣，除非個體選擇了不同的韌性策略應對壓力，致使韌性出現層次性的表現。Richardson提出的韌性過程模型中，對韌性結果做了不同解釋。壓力過大時會打破個體原來的身心平衡狀態，個體開始進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其結果變得不一樣:①達到韌性的重新整合，即韌性增強，獲得更高水平的平衡;②回到初始平衡狀態的重整;③伴隨喪失的重整;④功能紊亂的重整。這4種結果截然不同，與其說這是一個說明韌性過程的模型，不如說這一模型清晰地展示了韌性策略和結果的層次性。Hunter對職業學校問題學生的訪談也發現了韌性層次性的現象。他發現這些具有行為問題的學生也具有一定的壓力反彈能力，而幫助他們從逆境中反彈的因素卻是讓人吃驚:拒絕交往、離群索居和情感冷漠等消極的品質。這一發現使Hunter進行反思并提出了韌性的層次模型。他認為，最低層面的韌性僅具有生存意義，人們通過暴力侵犯和情感壓抑來保護自我;中間層面的韌性具有防御意義，個體拒絕與別人交往，以此抵制外界的不良刺激;最高級層面的韌性才具有健康、成長的含義，他們積極地調動個人資源，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靈活地處理生活壓力。處于前兩個層面的人盡管也在壓力中適應，但在成年后往往會出現各種適應不良，甚至心理障礙。這就是說，逆境中的個體具有不同層次的韌性，致使其呈現不同程度的適應結果。有些人只是從壓力中度過，而有些人則從壓力中獲得了成長。具有韌性個體并不是完美的寵兒，尤其當那些知名人物顯示出強大韌性的同時，他們似乎還不得不與自身的障礙做斗爭。MauriceMiller對10名學業成就但具有不同程度學習障礙的大學生進行訪談，發現這些學障學生韌性的7個要素:①認同成功經驗;②曾在某一方面特別出色;③自我決定;④把握關鍵性的轉折點;⑤擁有特別的友誼;⑥有鼓勵自己的老師;⑦了解并具備學障的知識。而Schreiber的研究則發現，并非所有的學生都期望獲得學業成就，尤其是那些認為學習的能力是穩定、無法改變的事實的學生，他們的韌性水平較低，且抑郁癥狀比較少。這可能由于認為學習能力無法改變的這種觀念，使學生不愿意再去努力、嘗試提高能力，從而避免進行一些容易帶來抑郁情緒的思維活動。

3韌性的情境特異性

大量學者對韌性的保護性因素及機制研究結論具有一致性，不過韌性在不同情境下仍顯示出明顯差異。人們普遍認為種族歧視對移民群體來說是個顯著的壓力，種族認同感作為保護性因素可以緩解種族歧視帶來的高抑郁、低社會連結和低自尊，然而情況卻不完全是這樣。當個體感知種族歧視嚴重時，他們高度的種族認同和自豪感反而會帶來顯著的抑郁癥狀，社會聯系減少。也就是說，種族認同感作為韌性的保護性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甚至相反。對乞丐的一項研究發現也證實了韌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性。當流浪者回歸到正常生活時，他們在沿街乞討這種特殊環境下所具有的韌性卻使他們無法適應體面的生活。情境特異性還反映在一些公認的保護性因素對不同韌性群體的作用具有差異性。比如對多動癥(ADHD)大學生的自我概念與韌性及心理健康的研究發現，相比正常學生，患有ADHD的大學生自我概念中的環境掌控力比人際關系這一公認保護性因素在韌性發展中呈現更重要的影響。一項對酒精依賴大學生的學業成就與韌性的研究發現也使得研究者大跌眼鏡，相比其他人，酒精依賴學生并非在學業成就上存在更多問題，事實上，他們的問題在于焦慮、情緒沮喪和復雜的家庭問題，學業成就與韌性水平不存在顯著相關。更讓人吃驚的是，學業成就似乎只是一種替代品，一種情感疏離或是一門心思追求著某一特殊成就卻得不到的替代性結果。對移民或留學生來講，韌性差異明顯具有文化性，主要表現在異文化壓力適應中。異文化壓力主要來源于語言不熟練、文化規則沖突、家庭沖突及地域性分離、種族認同等因素，社會支持和社會聯結不深入也導致了異文化壓力的增強。例如西方文化強調個人主義，關注個人感受和成長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在東方文化中，一個過分強調自我，關注自我感受的人會在人際環境中遭受更大的壓力，甚至還要接受更多道德審判。盡管隨著民族文化融合的加強，差異會越來越小，但是文化價值觀本源仍將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產生長遠影響。上述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得不提醒研究者注意韌性保護性因素在不同情境和文化下的差異，只有關注差異，才能在韌性的干預方面有實質性突破和進展。

篇（2）

社會價值觀的表現形態制度化形態、知識化形態和生活化形態。其中制度化形態是指官方提倡的主導性社會價值觀形態。知識化形態是指某種社會價值觀已達到系統化程度。它通過思想文化傳承的某種或多種載體和方式而存在。生活化形態是社會價值觀的原生態，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習俗與行為方式等體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具有“草根性”特點，但當生活化形態的社會價值觀達到自成系統的理論程度時，就可以成為知識化形態而存在。

大學生文化認同就是學校群體成員對各種觀念、制度與行為方式的認同，是對本民族在長期的共同語言、生活、共同心理素質的一種積極的肯定性認知。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的認同。

大學生是一個有著非常敏銳的感知力、思維活躍、富于創新性的高智力群體，其社會價值觀及文化認同很容易受到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當代大學生成長于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大學生具有極高的可塑性，對社會上的新鮮事物以及新奇的思想觀念都很容易接受、消化并吸收，從面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樣以來，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便具備明顯的時代性特征和新生元素，相應地大學生的自主自立精神、社會競爭、民主法制觀念及主觀能動性等各方面因素也會應運而生。大學生價值觀念在各方面都會受到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也會在各視域不斷延展，當前大學生的價值觀的重要問題域是在傳統上還未進入價值觀話題的生態、網絡等問題。在不同文化領域的影響下，大學生對新的社會情境、文化領域及相應的價值取向等問題很難有效地消化、吸收、創新，每個人的成長環境、生活經歷、社會閱歷不同，因而也決定了大學生的價值觀念極具多元化。但承認大學生價值觀念的多樣性并不代表全盤地不加考量的接受他們的任意觀念，而是對他們的具體的價值觀進行科學地、系統的分析，批判他們的有損他人利益、阻礙社會進步的錯誤的價值觀念，對其正確的價值觀念給予肯定和支持，引導其構建社會核心價值觀，促進大學生身心健康成長。

2 社會價值觀對大學生文化認同的影響

撒切爾夫人說過：“我們掌握現代科學發展的全部巨大資源可供使用。這使我們有力量與地球另一邊的人取得聯系從而發揮影響，就像我們一度能夠容易地同臨村里的人取得聯系一樣，我們必須使用這股力量來宣傳我們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媒體等傳播媒介單方面對其他國家灌輸文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通過傳播西方的思想文化進一步宣傳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以此來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的思想文化、生活形態及價值觀念。因此，受到西文化中某些潮流觀念的影響并樂意接受這種觀念的大學生不在少數，這就造成大學生對本國傳統文化的困頓及不能認同。

伴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于大學生在思想認知、情感認識、心理穩定性等方面都不成熟，在西方文化傳播蔚然成風以及文化多元化、價值觀多元化的強烈影響下，大學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危機，并且（下轉第109頁）（上接第77頁）大學生對民族文化認同不同程度不程度的缺失，使得大學生對中華民族認同的狀況堪憂。大學生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希望，是民族文化的繼承者，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播者和創造者。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與否直接影響到民族文化的繁衍生息，也影響到其對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用的發揮。

更為嚴重的是，西方文化憑借著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在我們國家宣傳和灌輸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這使我們在應對其挑戰時顯得有些被動，不利我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繼承和傳播。敵對勢力更是伺機加強對我國人民的思想文化滲透。值得我們國民警覺的是，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觀理念方面,美國專門針對中國人設計了一整套方案，就是要致力于瓦解我中華民族人民的意志。它的重點在于要控制人們的思想意識，以及多年來無數革命先輩辛苦建立起來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篇（3）

一、引言

關于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分類，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種學習理論。其中三分法的贊同者居多。多數專家認為，語言習得理論大致可分為外在論、內在論和社會文化論。內在論是這三大理論流派中最龐大的一個，主要分為兩大流派──先天論和認知論。認知論又包括信息處理模式、連接主義論、信息競爭模式等理論。三大理論流派中，社會文化論是當今研究的熱點。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現的對話論、活動論、實踐共同體等理論。早年研究者多對內在論和外在論進行了比較研究，但內在論尤其是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方面的比較研究并不多見，本文試從這一角度對其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對外語教學和研究有所啟示。

一、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1.認知論的主要觀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二語習得研究對象從單純的語言開始轉向學習過程中學習的主體等因素，在研究學習者外部因素時，開始對曾經被視為是"黑箱"的學習過程進行了全面探討。

認知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心理過程，是二語知識系統的發展和在交際中的使用。從認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語言習得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語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識，把學習一般知識的方法應用于語言學習之中。認知論包括信息競爭理論、信息處理論和其他多種理論。無論哪種理論都認為：第二語言學習是對一種復雜認知技能的習得。學習一種外語，就是學習一種技能。把語言習得等同為一般的認知過程，認為第二語言習得過程就是一個語言信息在大腦中輸入、加工、處理，新舊信息各個階段的重組和連接直至自動化的過程；試圖以人類學習一般知識的過程為依據來認識第二語言習得，只要經過最初的機械練習，以及不斷的信息處理和加工，通過掌握語言規則，就可以逐漸達到信息處理的程序化和自動化。

2.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社會文化論綜合了理解人類行為的多個學術領域，發展出超越了個體與環境的二元論的概念。人類通過能動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變革外部世界，進而變革自身，在這種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使客體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與具體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體與客體世界的關系得以實現，從而說明人類受外部客體的制約，特別是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二語習得同樣受到社會因素的制約。社會文化論強調二語習得中社會文化的作用，強調學習者的內在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之間的互動，從而豐富了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也為研究第二語言習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維果茨基狹義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社會關系和文化制品在組織人類特有的思維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個不孤立于社會環境而可以系統研究認知的框架。

二、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區別

1.強調語言習得模式中的不同環節。

這兩大理論都承認語言習得模式是輸入（或環境或刺激） 語言習得內部機制輸出（或習得的知識，或行為）。但認知論更關注語言習得的內部機制；而社會文化論則更重視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關系。

2.與心理語言過程的關系。

社會文化理論與包括認知論在內的其他語言學習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社會化和語言習得不從產生它們的語言交互環境中剝離出來。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

3.運用發展法來分析學習者語言習得時的隱喻不同。

認知論的隱喻是習得，即學習者接受語言輸入，習得語言并儲存在頭腦中，在需要的時候輸出。社會文化研究方法的隱喻是參與，個人在學習中起一定的作用，但個人最終能獨立完成的能力必須在社會交往中以協作的方式獲得。社會文化理論因此為語言學習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視角，認為個人和社會融為一體，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不可分離［7］。

4.二語習得領域的相關研究方法。

以臨近發展區為例，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觀發生領域，即在逐句的話語交際中來認識學習者第二語言的內化。社會文化理論的微觀發生研究從認為交互導致語言學習，轉向認為交互是語言學習發生的場所，從而為二語習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選擇。

5.對于語言輸入、輸出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的探討。

Krashen的輸入假說與Swain的輸出假說對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認識論并未對這一矛盾提出解釋。但運用社會文化理論探討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時，他們的分歧可以得到解決。維果茨基認為人類高級思維功能建構于社會、文化、歷史和教育的環境中。而這個環境是一個由社會相互交流編織成的網，一個由語言輸入與輸出的辯證統一體。所以，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語言的發展。

6.相互交流中參與談話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認知論啟發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說對于在幫助學習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社會文化論有著不同觀點。其主要區別在于對個人認知過程的強調不同。相互作用假說強調學習者頭腦中的個人認知過程。相互作用通過給予學習者需要的輸入來加速內在的過程，最終使那些認知過程成為可能。社會文化論者認為，通過社會的相互交流而發生的學習過程中，交流會話更重要，他們認為，隨著社會活動中知識的內化，人們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組他們的認知過程。

三、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1.認知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內在論強調學習者從自身經驗背景出發對客觀事物的主觀理解和意義建構，重視學習過程而反對現成知識的簡單傳授。認知學習論為現今的外語教學帶來了一場新的革命。該理論認為學生學習時頭腦中的認知結構和認知加工過程是決定學習結果和學習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條件雖然重要，但都只是影響學習的間接因素。這種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教學有許多啟發。教師要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教學活動中，采用現代教學手段，以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對學習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對新學知識的解釋、推理、運用能力，樹立教學目標的新觀念。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沒有什么教學目標比使學生成為獨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學習者更為重要。所謂獨立，是指學生離開老師，甚至離開學校之后還能繼續學習；所謂自主，就是讓學生去主宰、支配學習內容，而不是由學習內容來支配、控制學生，變"要我學習"為"我要學習"。 教師在創設學生學習的外部條件時，必須以學生頭腦中的認知規律為前提。這些外部條件指能激起學生努力去從事思考和記憶等心理活動的事件。外語教師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拋棄"一言堂"的傳授方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要重視學生內在認知動機的作用，這里的內在認知動機是指由學生的學習活動本身所引起的學習動機。

2.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最近發展區是維果斯基社會文化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兒童現有水平與經過他人的啟發幫助可以達到的較高水平之間的差距，就是“最近發展區”。維果斯基認為：教學不僅應該考慮兒童已經達到的水平，而且要考慮兒童經過努力可能達到的水平。只有當教育走在發展之前時，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張教師要重視學生學習的最佳期限，不應盲目拔高或遲滯，以免錯過最近發展區。據此，可以得到以下啟示：①學生是自主積極的學徒式學習者。②學生的學習受背景影響。③教學應向學生提供挑戰性認知任務和有效支架。④教學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動力系統。最近發展區對學習英語的啟示是：教師在英語教學中，應關注學生學習的背景，傾聽學生需要；激發英語學習興趣，創設有效支架；創設活動情境，增強參與意識；發揮學生特長，體驗成功樂趣；提倡合作學習，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結語

不管是二語習得研究的主流認知論還是研究的新熱點社會文化論，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標題"認知和社會文化: 兩個平行的二語習得視角?"所預示的一樣，社會文化視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開創了另一個新天地。如Yoric所倡導的，假如我們能為學生多建幾座橋梁讓他們從中選擇的話，相信他們到達終點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文化視角只是這眾多"橋梁"中的一座。

【參考文獻】

［1］ 焦俊峰.第二語言習得過程的多角度透視［J］.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9(1):71-74.

［2］ 劉緋.國外著名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綜述［J］.貴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72-75.

篇（4）

一、中國藝術文化成長的再次自覺

“中國藝術文化成長再次自覺”，是基于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國美術界，當時開展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性解析，從而為中國美術文化的新創造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如果說中國藝術文化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變遷成長，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國首次自覺地尋求變革而至。那么，從2oo9年開始應該有再一次促進新成長的自覺意識和實在行為。這是人類歷史和現實環境給予中國藝術文化的良機與使命。從中國當下在全球的態勢來看，是具有新的持續飛翔的語境和條件。…中國及中國藝術文化學人當下是需要時刻明白自己已經具有了獨立、健康、跨越發展的空間與條件，關鍵是需要在促進中國本土藝術文化成長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上，要不斷自覺、不斷提升、不斷拓進。

首先，中國藝術文化本來就有自我之根脈。中國藝術文化的根脈是當下中國藝術文化成長再次自覺的重要認識論基礎。這一點是不可忽視和缺失的。今天中國藝術文化新的自覺和新的發展之緣由與自信底氣，就來源干中國藝術自己本來的根脈。不論講中國藝術文化的偉大復興也好，還是說訴求創建中國藝術學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國有自己獨特的藝術文化之根。

從原理上看，思想是有歷史屬性的。當下我們審視、形成和確立探尋中國本土藝術理論是當務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歷史內涵與緣由的。中國藝術文化同中國其他文化一樣具有悠久而厚重的歷史與傳統。不僅中國美術文化傳統、中國的音樂藝術文化傳統、舞蹈藝術文化傳統、戲曲藝術文化傳統等藝術形態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紀才興起的中國電影藝術、中國電視藝術，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傳統內涵。為什么有學者在反思回顧論及中國畫在2o世紀8o年代后出現的一些歷史事項后講：“有趣的是，‘末13論’提出之后，中國畫卻進入歷史最好發展期。‘筆墨等于零’說提出之后，當代中國畫家們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筆墨’，黃賓虹和他的筆墨論大行其道，使許多畫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國畫的本質精神和文化特性等問題，有利于中國畫的發展。這是要感謝‘末日論’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為中國畫有它自身深厚的傳統內容，所以國畫家們才不會盲從于一人之論而失去自我。總之，在者力探尋中國本土藝術理論之時，要守候中國藝術文化的本來之根脈。

其次，“西來東失”的走出。如果從中國近現代的藝術觀念、藝術術語、藝術創造方法、藝術評價標準等視點看，中國藝術在非常長的時間里呈現出了“西來東失”局面。但是，當下是到了走出這種非常態局面的歷史時期了。因此，走出“西來東失”的時刻也是促進中國藝術文化成長再次自覺的重要語境因素。換句話說：走出“西來東失”的標志，就是中國本土藝術理論的赫然建構與矗立。

所謂“西來東失”，是指中國本土文化隨著西方等外來文化侵蝕而衰微的社會現象。由于西學東來的聲勢強大，致使中國本土藝術文化遭到了時在的哲學人士、政治人物、藝術從業人員等多類人物的抨擊或改良，故而整個20世紀的中國藝術文化都處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體性定位之行為的局面。但是，在當下，隨著中國社會整體進步和認識水平與實力的增強，那種唯他者是從的社會語境已經過去了。中國到了要向他者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念、藝術思想、藝術文明的時期。因此，中國藝術文化成長的再次自覺是必要的、是必須的，構建中國本土藝術理論成為了當務之急。只有構建好了中國本土藝術理論，有了厚實的中國藝術文化寶藏，才有向他者推薦自己的資格、自信和實貨。

再則，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30年之改革開放的積淀基礎。當下中國藝術文化成長再次自覺的不可忽視的認識論基礎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這3O年問中國社會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縱觀中國藝術文化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里，無論是藝術觀念、藝術價值取向、藝術體制、藝術學術、藝術學科、藝術形態、藝術創作、藝術批評、藝術市場、藝術教育、藝術組織、藝術審查、藝術傳播、藝術交流、藝術消費、藝術生態、藝術變遷，還是在藝術人才、藝術從業隊伍、藝術文化產業、藝術受眾、藝術語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變遷提升、積淀起了豐厚的財富。沒有這些已有的藝術文化基礎，是很難去規劃和設定與促進中國藝術文化的再次自覺提升與騰飛的。所以，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里中國藝術的歷程與得失，應該有全面、深入而系統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構建中國本土藝術理論及其系統學說。

為什么需要中國藝術文化的再次自覺?為什么探尋中國本土藝術理論是當務之急?這都是因為中國藝術文化在當下新生長的迫切需要。中國藝術當下的中國處境是：中國整體的發展要求中國藝術文化應該有經典性的反映與成就。所以，中國藝術當下的變遷成長，應該有與昔日之不同的取向與面貌。只有這樣，一方面才能讓非傳統的中國藝術匹配不斷崛起和強大起來的中國整體社會。另一方面，才能讓非傳統中國藝術文化成為強大中國構成的重要內容元素。那么，當下與未來的中國藝術與昔之藝術如何的不同?如何的變遷成長?如何的成就滿足?這些都需要中國本土藝術理論做出回答。可見，中國藝術文化生長新起點的需求，是中國藝術文化再次自覺的促成因素之一。總之，中國藝術的未來是應該在中國自主的藝術價值立場、藝術價值訴求、藝術價值取向、藝術觀念支持下的卓越變迂成長成就。

二、促進中國本土藝術理論的累積

中華民族的確是一個歷史悠久而偉大的民族。不僅歷史久遠而豐厚，而且是綿延成長從未間斷過。歷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應該還有些自身發展的規律。中華民族在公元前2l世紀時建立了中國歷史上二第一個國家夏。從此，中國進人了燦爛的文明時期。而當下的中國是在公元21世紀開初便創獲了新的偉大復興的生存語境。這個歷史的巧合或歷史的必然，內在邏輯地注定r中國是到了應該充分自覺認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創本土文化新輝煌的最佳時刻。在中國本土藝術文化的視野里，我們ti土看到，在悠k的中華藝術歷史長河中，在原始時期，我仃】先人的藝術思維認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長和發展。比如在“女媧補天”、“后羿射日”等神話中，是已經充分揭示出了中華民族的藝術想象思維、形象思維和藝術創造外化能力。隨著中華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積，即便是在先秦時期，我國在藝術認識論、藝術創造方法論、藝術作品集成、藝術理論定格、藝術歷史累積、藝術功能社會化、藝術核心價值確立等方面都有了卓爾不群的偉業建樹。從“畫論”視點看，在戰國時期就已露中國繪畫理論的端倪。著名美術學者俞劍華曾講：“中國畫論自戰國時代，((韓非子》鬼魅易、犬馬難之言，已開畫論之端。”l3從造物設計視點看，無論是實踐上的創造、作品集成，還是理論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銅器、甲骨文、銘文字造型、篆書形態，戰國時考工記著述等等都是中華藝術文明的經典、自豪與再創中國本土藝術文明的重要學理邏輯和基礎。事實上，中國本土藝術文明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中華文明的證明。僅從美術與設計藝術兩個視點來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紋盆、河姆渡文化中的雙鳳朝陽牙雕、商代殷墟玉鳳》、巖畫、紅山文化中的玉豬龍)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與獸面紋玉琮等實在創造物，就是中國整體文明不可缺失的鐵證。因此，在當下我們應該大力促進中國本土藝術理論的創建與累積。

在20世紀中國藝術界至少有兩個自卑，一個是對中國民間藝術的自卑，另一個是對中華本土藝術的自卑。對中國民間藝術的自卑表現在：認為民間藝術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將民間藝術的價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間藝術卻是藝術之根。瞧不起民間藝術的不良心理反應和認識，揭示了一些人對中國草根藝術文明的可貴價值認識不足。就在當下，那種對中國草根藝術形式認識不到位的觀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評。“至少在央視春晚上，流行歌手歸為音樂舞蹈類，而二人轉，小品歸為語言類。二人轉其實就是一種說唱藝術，與美國的Rap、Hip—hop都屬于一種根源性、底層的音樂。但是，美國人可以把這一貧窮黑人社區的音樂文化發展成為全球文化潮流，中國人卻始終只把二人轉看成為一種舞臺表演或北方曲藝。”l4實踐證明，對中國民間藝術文化的自卑將導致對中華文化整體認識的自卑心理與認識的產生。一些人對中國本土藝術的自卑反應在：認為中國的藝術不如西方的藝術科學和高級，故而，一味地要用外來藝術改造中國本土藝術。比如：被著名國畫家潘天壽(18971971)在l957年稱之為“無祖宗的世界主義者”的江豐(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國畫改革會議上說：“中國畫，不能反映現實，不能作大畫，必然淘汰。將來定有世界性的繪畫出來。油畫能反映現實，能作大畫，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認識基礎上，他將時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中國畫系取消”。不過，“這種排斥其他畫種的說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國畫家的不滿。”l6I對中國自身藝術文化的自卑的結果，是導致中國本土藝術走向虛弱化。這種不良的民族藝術認識論和具體的誤導性藝術民族創造實踐方法論，無疑是不利于中國本土藝術文化的創造和成長。在當下的語境促進和構建中國本土藝術的重要認識與行為，就是要讓中國本土已有的經典藝術文化繼續發揮光芒與應有作用。

中國本土藝術文化是豐厚的。僅從中國本土藝術理論看，藝術認識論的“行己之道”、吐故納新、生生不息、寫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盡意等觀念、藝術價值論的“文以載道”、藝術辯證法的虛實論、“不似之似乃為似之”、藝術變遷論的“筆墨當隨時代”、藝術方法論的“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大人達士，不拘于一家”、“搜盡奇峰打草稿”、藝術評價論的“氣韻生動”和“意境”學說、“品級論”，以及繪畫藝術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無形”、音樂藝術的“大音希聲”、舞蹈藝術的“舞，動其容也”、園林藝術的“納千頃之，收四時之爛漫”等眾多藝術學理，都是應該不斷閃亮的重要的中國本土藝術思想。只有在不斷深入研究梳理和經典編碼中國已有本土藝術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礎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構建當下與未來的中國本土藝術理論。因此，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和拋棄中國已有的經典藝術思想。

中國本土藝術理論從先秦至今，應該說是在不斷創生增厚的。當下的歷史任務是更需要中國藝術學人認真對待和重視運用自己民族的藝術學術、藝術思想的時候了。著名美術理論家水天中對著名畫家吳冠中的藝術思想與創造行為的評價結論是值得重視的。他說“如果以教科書的標準去衡量吳冠中的文章，會找出許多論證欠充分、推理不嚴密的地方，許多批評吳冠中文章的人就是這樣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對突破美術習規的定勢，拓展美術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紀后期的中國美術理論領域中，吳冠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美術界，吳冠中的藝術作品與藝術觀點仍然是頻頻引發爭論的話題。因為他繼續向秩序挑戰，因而這正是一種價值，一種分量。因為它越過人們難以擺脫的二元對立定勢，讓我們看到中國繪畫和其他事物一樣，也有著多樣發展的可能性。”"其實，中國許多藝術學人在突破藝術習規、拓展藝術邊界、豐厚中國本土藝術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當下與未來的中國人應該認識和明白這一點。及時認識到和肯定中國藝術人自有獨到的藝術智慧和藝術創造力與藝術成就，是促進中國本土藝術理論累積的當務之急。

三、明確探尋中國本土藝術理論的策略

探尋構建中國本土藝術理論及其體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隨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設計和制定確實可行的戰略。因此，能夠明確認識到研究制定建設中國本土藝術理論策略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是當務之急。

篇（5）

就業指導，也稱“職業指導”“職業咨詢”，是指給予學生和成人以升學或就業的指導和幫助[1]。職業指導是隨著經濟社會和職業的發展應運而生的。“對在校學生的職業指導工作，提供咨詢和服務。”是原勞動部印發的《職業指導辦法》（勞部發【1994】434號）第6條規定的職業指導工作的第九條內容。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指導，就是幫助學生了解社會就業形勢與當前就業狀況，了解社會人才需求和有關人事與勞動政策法規，運用職業評價分析、調查訪談、心理測量方法和手段，根據社會職業需要，針對畢業生的所學專業、求職意向、個人特點以及社會與家庭環境等條件，引導他們較為恰當地確定職業定向、選擇勞動崗位或者職業領域的社會活動。為畢業生提供咨詢、指導和幫助，實現人職合理匹配的過程[1]。

一、對我國高等職業院校就業指導的理解

1.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理解。高等職業教育[2]是指在高等教育階段實施的職業教育，它既是職業教育的高級形式，又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高等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重屬性。

2.高職院校的就業指導本質也是對學生的一個教育過程，屬于思想理念教育的范疇，是高職學生在校教育的重要組成成分。

3.對高職畢業生就業指導的目標是讓學生根據所學專業、結合個人特點、家庭環境等學會職業規劃、職業設計、職業選擇，實現人職的科學匹配。

4.就業指導的內容是給予學生職業意識、職業理想和職業道德教育；通過就業指導幫助畢業生了解職業信息，提供就業咨詢和服務。

二、高職院校藥學類畢業生的特點

1.高職院校藥學類學情分析

高職院校藥學類招生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統招理科生、統招文科生、單招生。統招理科生具有基本的中學化學、生物學的基礎知識，有較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態度，具備學習藥學學科的基本條件。統招文科生中學化學、生物學的基礎知識較為薄弱，學習藥學學科較為吃力。單招生雖然在中專階段已經學習過初級的醫學知識，但知識相對偏少，實踐技能有待提高。基于學生情況的分析，我們在三年的高職教學中采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確立適當的教學目標，并進行實施，已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2.高職院校藥學類畢業生能力分析

我國高職藥學院校教育學制為三年制，實行“1+1+1”的教學模式，即一年的專業基礎課學習，一年的專業課學習，一年的臨床實習。經過兩年的在校理論學習和實踐技能培養，學生具備有基本的醫學理念、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但由于招生的基礎較弱，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較差，再加上學習時間只有兩年，相對于本科院校的五年制醫學本科來說，短時間學到的知識容量少和技能操作具有有一定的局限性。

3.高職藥學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3]

本著“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人才培養目標，高職藥學院校主要為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培養高素質高技能專門型人才。例如，臨床醫學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就是培養具有扎實的醫學基本理論、知識和技能，具有較高綜合素質、較強實踐能力應用型臨床醫學人才。主要為基層醫療機構培養從事臨床工作的醫生。護理專業就是為培養適應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需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質和健康的體魄，具有創新意識和奉獻精神，具備人文社會科學、藥學、預防保健基本知識及專業能力，具備護理學基本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能與患者良好溝通，滿足衛生服務人才需求，能在護理領域內從事臨床護理、預防保健和社區衛生服務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藥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就是培養具備能在藥品生產、檢驗、流通、使用等領域從事鑒定、一般藥物制劑及臨床合理用藥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質技能型專業人才。

4.高職藥學類畢業生的就業期望值分析

首先，隨著擴招政策的發展，目前社會的人才學歷水平越來越高，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四處可見，畢業生供需見面會上高學歷人才就業難的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高職學生畢業時僅具有大專學歷，因此，這無疑加重了這批學生的就業壓力，而且部分學生由于眼高手低，難以認清現實，就業的期望值過高。其次，高職學生生源大多數來自農村，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學生想要脫離農村，為家庭分擔經濟負擔，會導致一部分學生對就業地域、就業環境、工資待遇水平期望過高。再次，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受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大多數學生及學生家長認為進入國企、事業單位等，所謂的“鐵飯碗”是擇業就業的最好歸屬。總之，對就業單位、就業環境、勞動報酬的期望值偏高，是導致高職畢業生找工作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高職藥學類畢業生就業指導的方法

通過對高職院校、藥學類畢業生的特點分析，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做針對性的就業指導，拓展畢業生的就業門路，提高就業質量和就業率。

1.針對畢業生學歷特點進行指導，確立適合的就業期望值

一方面對學生進行專升本的升學指導。升學指導一般由學校負責就業指導的教師在學生臨近畢業前一段時間內，結合學生的自身情況和升學條件，以及教育部門的相關政策，對學生的升學和專業選擇進行指導。對于臨床醫學專業的高職畢業生來說專升本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要想成為一名真正的藥學專業技術人員，兩年的理論知識學習和一年的臨床實踐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接受更高等的藥學教育和實踐技能的培養，才能成為真正的高素質高技能專門性藥學人才。另一方面對學生進行學歷定位指導。高職高專的畢業生具有的就是大專層次學歷，所以學生的自我認識、自我定位要準確，過高的定位，會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就業，而且期望值越高，在求職期間遭受的打擊就越大，失望就越多。因此，作為學校的就業指導教師應該從這方面對學生進行認知教育。

2.針對畢業生專業特點進行指導，拓寬就業門路

藥學類畢業生，他們的專業主要包括臨床醫學、護理、藥學、口腔、檢驗等，畢業生及家長的就業定位主要就是醫院、衛生醫療事業單位。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許多本科畢業生進縣及以上的醫院和衛生事業單位都要經過層層考核、選拔，隨著這些單位門檻的提高，專科畢業生在這些單位就業的機會甚微。基于這方面的考慮，我們可以指導學生開拓思想，拓寬門路，在醫、護、藥的相關專業就業。例如，醫藥代表、學術推廣、學術專員等。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健康的重視，藥品銷售行業成為現代社會的朝陽行業，人才需求量直線上升；而這個行業就業崗位對應聘者的學歷層次要求不是很高，具有大專以上水平完全可以勝任此項工作。因此，作為學校的就業指導教師就可以從專業導向向對學生進行拓展就業門路教育。

3.更新畢業生就業理念，進行理念指導[4]

一方面使學生摒棄傳統理念，更新就業理念。高職藥學類畢業生大多來自農村，受家庭及周圍傳統思想的影響，大多數學生從一入校就期望進入醫院、衛生事業單位等，得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算找到了一份好工作。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的發展，真正的“好工作”已不再這樣定義。高職院校的畢業生他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基本的職業技術。一些大的醫藥銷售企業、醫療器械企業、對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大，工資薪酬也十分可觀。因此，我們應對學生進行創新意識的基礎性指導，使學生更新理念。另一方面應鼓勵學生到基層從醫、從教等。根據陜人社發【2011】120號文件精神，政府實施了“大學生到基層從醫從教從事農技服務助學金”政策，這可以極大的鼓舞學生下基層從事工作的信念，尤其是家庭經濟困難的優秀學生，以此不僅可以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而且可以獲得國家的資助，幫助學生完成學業，減輕家庭負擔。因此，我們應更新學生一定要在城市工作的理念，鼓勵畢業生下基層。

4.為畢業生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幫助就業

首先，高職院校應加強和用人單位之間的聯系，樹立長效合作機制。例如校企合作、訂單培養，可使部分學生一入校就有了定向的就業單位，而且這部分學生在校期間還可以獲得訂單培養用人單位的相關資助，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幫助家庭困難學生完成學業。其次，學校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行校園宣講會、校園招聘會、畢業生供需見面會等，使學生和用人單位進行雙向選擇，為他們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再次，學校應建立專職的就業指導服務機構和師資隊伍[5]，對服務對象（畢業生）提供個人職業咨詢服務和團體職業咨詢服務。總之，高職院校應通過各種途徑為畢業生提供廣泛的就業渠道和就業機會。

高等職業教育是教育的一種特殊類型，其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6]。高等職業教育既有高等教育的目標，又有職業教育特性。高職藥學類專業，具有鮮明的專業特點，針對高職藥學類畢業生生源相對較弱、職業規劃意識薄弱、基本素質略低、就業期望值偏高等特點，本文提出了四點高職藥學類畢業生就業指導的具體方法，即針對畢業生學歷特點進行指導，確立適合的就業期望值；針對畢業生專業特點進行指導，拓寬就業門路；更新就業理念，進行理念指導；為畢業生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幫助就業。

參考文獻

[1]《創新職業指導――新實踐》,中國勞動社會保障部出版社,2005年.

[2]董濤.淺談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理解和認識,《新校園》理論版,2010年第07期.

[3]魏小瑜.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目標探析,中國成人教育,2011年第06期.

篇（6）

當前，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呈現研究視角廣泛，研究方法新穎，研究成果劇增的興盛的局面，但又呈現出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狀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如何走出這一“矛盾”階段，對進一步深人理解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目標與內涵，構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體系，充分發揮體育社會科學的功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本文在分析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簡要闡釋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對策。

1對我國現行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狀況的解讀

1. 1學科門類的交叉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各門學科通過加強多學科的滲透與融合，促進本學科發展，已成為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的一種趨勢。諸如:哲學與歷史學與文化學與政治學*體育史學與奧林匹克學、教育學與教學論與課程論、學校體育學與競技教育學、社會學與文化學與經濟學與管理學、體育社會學、社會學與管理學與行政學體育管理學等等。運用多學科融合的優勢互補，重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從而加強學科間的整合。然而，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在多學科融合的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門學科與相鄰學科內容“重疊”的現狀，缺乏學科體系性與獨立性的問題，如《學校體育學》與《體育教學論》與《體育課程與教學論》與《體育教育學》等學科課程，都包涵著體育過程、體育教學目標、體育教學設計等內容。甚至在性質不同、名稱不詳的體育社會學科中存在內容體系雷同的問題。如:《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產業學》、《體育市場營銷學》等學科的內容都有相當比例的“重疊”。再如:《社會體育學》、《體育社會學》學科名稱既相似又有區別，但就所涉及的內容同樣存在“重疊”現象。這一現狀反映在一定范圍和特定條件下，多學科“融合”作用容易導致各門學科設置缺乏學科自身發展的結構牲與主體性，“有些研究有牽強附會，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長期保持這種學科之間的“混沌”與“模糊”狀態，便會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發展與成熟。

1.2學科研究的引領性

作者查閱并粗略統計了2005—2008年被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以“體育社會科學”、“奧運”、“社會體育”、“體育管理”、“體育心理”、“體育哲學”、“學校體育”、“體育倫理”、“體育美學”、“體育社會學”、“體育人文”為題名的部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文獻。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屬于宏觀理論研究的課題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遠矚的、整體性的、戰略性的、規劃性的、具有全局指導意義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成果。體育學者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宏觀研究是政府決策部門的事，學校只能進行微觀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較重視體育社會科學某一理論與實踐的微觀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觀研究的空間，客觀上反映出忽視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的傾向，以導致在一定程度上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引領”作用不夠明顯與突出，有待形成目標明確、方法科學、內容實際的理論體系，以指導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發展。

1.3研究質量的波動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果數量劇增，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前“在很多情況下，無論對個人還是群體的研究成果的估價，用的都是數量語言叫。就高校而言，申報體育類碩士點與博士點、重點學科、各級研究基地等都應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學術專著與各級科研項目數量上的要求。就個人而言，國內各高校對體育教師個人學術成果也有數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雖然反映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語言，“但這并未根本改變語言的數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質量。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客觀上也存在著研究成果質量不高的問題。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屬于一般描述性、簡單整合的研究“文體”占有相當比例。能夠運用哲學、系統科學、邏輯學、文化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從深層次與不同視角分析與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發展基本規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體育社會科學發展水平的根本體現。如果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而忽視質量的提升，其結果只能是數量越多，質量越低，產生偽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隊伍

“研究質量是人才質量的標志和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提高，關鍵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單從數量上看，應該說是比較龐大的，如大中小學體育教師中絕大多數是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但也應看到“精英”隊伍建設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現為各級政府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不夠重視，培養制度不完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領軍”人物不多，許多具有“知名”頭銜的“高級”人才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國內影響力不大;碩士點、博士點培養機制的問題間接導致優秀體育研究人才不能脫穎而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存在近親繁殖現象等等。反映出當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整體水平函待提升的現實。這種現象長期發展下去，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質量的提升，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水平。

2. 2實踐研究

關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問題，是關系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具有科學性與研究價值的問題，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誤區。“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運動技術教學實踐活動，就是在運動場上進行的各種身體練習活動。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了解情況，收集一些事實資料而已。所謂體育實踐研究，就是按照個人的主觀意圖讓別人填寫調查表”等等。上述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認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涵蓋上述實踐活動，但就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內容、組織、方法與手段而言，已經遠遠超過上述研究體育的實踐活動。“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真理的實踐標準，要著力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要根據實踐的需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同時，更好地發揮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擾，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還未受到重視，“距離”主體的人甚遠，只是在體育書本或相鄰學科的教科書中尋找體育實踐的“答案”，造成很多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的深度與質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復的現象。

2. 3智慧層次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水平必須依靠學者個體的哲學智慧的功底與科學思維能力，兩者的有機結合，可以促使研究過程的“優化”，更加精確地反映研究結果與結論的可靠性、準確性。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許多學者比較注重體育經驗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綜合知識與交叉學科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體育知識的“接受”與“整合”，因而在科學知識體系的框架下，出現了許多體育社會科學中的“體育十某某學”二“體育某某學”、“某某學十體育”二“某某體育學”，不斷地重復進行己經確定了的知識體系重新組合。在某種程度上凸現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體育“客觀事物”抽象出來的理論或“思想”。以至出現許多“形而上學”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觀點，如“體育人文社會科學二體育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體育社會學=社區體育”、“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是對立的關系”等等，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缺少哲學智慧的引導，習慣用知識范疇下的“線性”思維方式去理解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發展中的許多復雜問題，容易受到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干擾。

2. 4利益追求

所謂“利益追求”，反映到體育學術界，也就是為獲取物質資料而進行的各種生存活動。這種生存活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職稱評聘、人事分配、成果評獎、晉升導師、學科建設、學位評審、項目申報、工作調動、年終評優等，無不與科研成果的“數量”、“質量”有關。絕大多數的體育科研院所與高等院校對體育專家、學者和體育教師都有科研業績要求，普遍實行數目量化管理。規定不同職稱的論文篇數，發表“層次”，并將篇數“賦值”，發表篇數越多，論著字數越多，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越高，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不同，“賦值”不同，得分不同，獲得的“利益”不同。學術界盛行的個人“利益”與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長了盲目追求數量與速度，輕視質量與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學風，甚至導致學術腐敗的產生。體育界學術腐敗現象的滋生，與社會的整個學風和道德規范有著密切的聯系，與個體在社會環境所處的地位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當前，社會對體育學術成果價值評價導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實用性、教育性與社會性，而這種實質性的轉變所產生的“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對追求功利的少數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學術個體與群體容易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造成為了個人利益、小群體利益、本位利益，不惜敗壞體育學風與學術道德的事件時有發生，嚴重污染了體育學術環境。

2. 5學術環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期望營造一種寬松、健康和諧的學術氛圍，需要營造有利于學者主體作用發揮的環境。優化體育學術環境對廣大的體育工作者努力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具有十會積極的意義。然而，缺乏健康學風的問題仍然是比較突出的問題，體育學術“壟斷”現象比較普遍，例如各級體育課題申報中“行政”干擾所產生負作用的輻射，使得體育學術“行政化”的傾向占領上風。這種“行政化”的體育學術氛圍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是體育學術規范體制功能的逐漸削弱，不利于優良“文風”與“學風”的塑造，長期下去，便容易產生體育學術腐敗的土壤。再如體育學術評價中的非理性化傾向，“由于公正、認真的學術評價被人為地引入到復雜的人際關系領域，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評價的軌道”。再如學術霸權現象，“就幾個人搞學術統治，他們的研究左右著整個學術領域，使其他人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學術“壟斷”現象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極大，嚴重挫傷了廣大體育工作者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3促進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具體方略

3.1重視實踐，從創新過程中探索學科的獨立性

3.1.1拓展體育社會科學實踐領域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它與其它的實踐活動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最終保證理論與社會互動的意義是實踐”，通過設計、調查、模擬、體驗、運動、測量、實驗等實踐活動形式，獲得各種體育研究素材，并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進行分析、綜合、歸納、判斷、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強現有體育社會學科的實踐活動，促進各學科深人發展，避免學科之間和個體學科內容的過多交叉與重復，逐步完善學科理論與實踐的獨立體系;另一方面進一步拓展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領域，如:國際體育、奧運經濟、區域體育經濟、體育文學、老齡社會體育、農村體育發展等。通過體育學科系統理論之間的互動，獲得新的研究視角，促進體育學科理論的“生成”與創新，保持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具有獨立性的特質。

3.1.2倡導體育社會科學實證研究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實的本身，而是事實所蘊含的無法得到解釋的問題。現實中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實踐標準進行解釋，很容易產生于體育事實本身相背離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結論，這種研究由于主觀意識性較強，人為的因素較多，其研究結果大都缺乏說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學研究中常用多種實證研究方法，運用于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有關領域，通過腳踏實際的努力，獲得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對描述體育事實的真實性與精確性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體育社會科學中各門學科在加強實證研究的過程中，要主動獲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論體系的信息與技術，探索與促進某一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與發展。

3.1.3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

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運用電子計算機、網絡設計與交互、微縮與傳真設備、錄像與電視，建立具有文獻復制、數據分析、體育技術、體育語言等功能的實驗室。通過理性認識與實踐探索把文字、聲像、信息、數據處理成圖形化、數據化，并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實際的、精確的和比較全面的結論。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是一項基礎性、經濟性和科學性很強的綜合性工作，必須通過加強實驗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提高實驗室的師資隊伍質量，充分利用實驗室現有資源，提高利用率，促進實踐研究的深化，把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開闊視角，從學科發展中拓展理論的創新性

3. 2. 1重視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批判

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研究應該重視對各門學科自身理論與知識體系的批判，因為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其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以及價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為的、主觀的、利益的與權力的制約，容易受到社會體制、社會組織、社會文化、社會教育、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思想影響及其控制作用的約束。開展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他批判”與“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辯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與知識體系的真偽，闡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對批判的理論進行檢驗與反思，促進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創新。

3. 2. 2定位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理論導向

體育社會科學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應以實踐理論為導向，要用發展的、全局的、戰略的眼光，分析體育領域中的各種問題。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理論內容，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科學指導作用的滲透，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處于不斷變化與發展之中，形成語言層面的實踐理論與指導現實過程的實踐理論相結合的動態系統。確立以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為視角的認識觀，闡明體育社會科學實踐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礎之上為個人與社會提供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與實踐方法。只有在充分發揮宏觀研究的導向作用與微觀研究的具體作用的基礎之上，才能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知識體系的創新奠定堅實的實踐理論基礎。

3.2.3挖掘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

開發與利用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進行體育社會科學知識資本擴張與智慧教育，為更有效地進行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奠定理論基礎。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自身的理論體系，其科學性、指導性需要經過嚴密的、科學的邏輯推理和證明過程，才能形成有價值的、系統的、超越的、能動的理論體系。通過建立學科整合、體系構建、理論創新，促進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智慧進化與智慧更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以正確的發展觀、價值觀、實踐觀為指導，站在宏觀研究的角度，從微觀人手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功能，正確認識體育社會科學的本質、規律與發展趨勢。

3. 3嚴格規范，從學風建設中追求成果的質量

3. 3. 1堅持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斷推動學術進步。勇于學術創新，努力創造先進文化，積極弘揚科學精神、精神與民族精神。從學風建設上可以通過體育社會科學知識傳遞和積累的制度約束，展現個體與群體行為示范，鼓勵體育學術創新。

3. 3. 2形成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個性特色

所謂個性特色就是和別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獨特性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從主體出發有個體研究、小群體研究、團隊研究等多種形式，然而無論何種形式的研究，都應該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點。必須依靠自身的體育社會科學某一領域研究的相對優勢，敢于探索別人未涉足研究的領域，生產具有個性特色的體育學術精品，凸現體育精品的學術地位，推動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研究向高層次方向轉變。

3. 3. 3打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精品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樹立學術精品意識，通過體育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創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領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形成學科優勢。“學術創新，可以打造學術精品;打造學術精品，又可以推動學術創新”。創新是學術精品的“靈魂”，要學會運用各種思維方式，潛心鉆研，推陳出新，敢于超越，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理論與新方法。只要把學術創新貫穿于研究的全過程之中，就可以出現《體育人文社會學概論》、《奧林匹克學》、《體育基本理論教程》等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精品。

3. 4建設梯隊，從培養機制中提升人才的層次性

3.4. 1制定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戰略規劃

體育社會科學“要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充分發揮人才資源開發，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決定性作用。”要繁榮發展體育社會科學，就必須提升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的整體水平。各級體育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各級體育行政部門、社會體育機構要把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應該制定相應的人才戰略規劃，包括培養目標、培養數量、培養層次、培養梯隊、培養機制、培養評價等。

3. 4. 2優化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

從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需要出發，重視培養中青年優秀研究人才。通過體育社會學碩士點與博士點建設、體育社會學研究基地建設、體育社會學重點學科建設，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學術梯隊，通過培養體育重點學科帶頭人、體育學術帶頭人、后備體育學術帶頭人、體育學術骨于、青年體育學術優秀人員，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梯隊結構。注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的創新，優化人才資源配置;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體育社會科學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加強體育社會科學人才的檔案建設。

篇（7）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6-0037-02

一、新清史的產生和主要研究內容

新清史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最早流行于美國和日本等國家，但是以美國新清史發展為主流。上世紀70年代曾獨霸美國歷史學壇的費正清學派被新興的社會史學派所替代。研究中心從政治、外交、儒學轉移到關注普通民眾和社會的地方史。由西方中心論（以西方人的視角來看待東方的問題）到中國中心論（中國歷史研究實際出發以結合當時具體的歷史背景，解讀中國歷史）。90年代新興社會史學又被新興文化史所取代，而新興的文化史的學者多受到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強調重新解讀史料，重視在傳統史學中邊緣化的群體，如婦女和少數民族。正如歐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動了包括“認同”、“民族主義”、“帝國”等學術討論。近年，又將“想象的共同體”、“被發明的傳統”、“地緣實體”與“國族目的論”有質疑民族國家之自然性質的概念，都納入“新清史”關注的題材。

新清史起源于美國，其受到了社會史學派和新興文化學派思想的影響。所以“美國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有柯嬌燕、羅友枝、勞拉.霍斯泰勒特、歐立德等人。關于美國新清史學者的主要觀點，可以簡單概括為以下四點：

（一）對于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歷史反思

這些美國的新清史學者幾乎都強調少數民族的自身的認同和統治特點。美國歐立德《滿洲之路：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一文也涉及此言論。

（二）“去漢族中心論”

新清史的學者批駁以往清史研究中的滿洲全盤漢化理論，認為由于清朝統治者的強調和八旗制度，在清朝中后期，滿洲人保留了他們民族認同，清帝國之所以成功的控制和開拓廣大疆域，并非因為滿洲人的漢化，而是因為他們保留了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特性，并成功地將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主要有柯嬌燕的著作《孤軍：滿洲三代家族與清世界的滅亡》和其論文《滿洲氏族的來源和演變》、《佟家在兩個世界》、《清史問題》、《清朝開國神話淺論》、《明清史論叢》、《滿洲源流考與滿洲文化的程式化》、《半透明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身份”》美國周衛安《新清史》一文也指出清代疆域管理與族群多遠性契合等等。

新清史的學者強調滿文及其它少數民族文字史料對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性。研究資料采集上，強調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如：滿語、蒙語、藏語等這些非漢語寫成的文獻研究和講述歷史這種以非漢人或邊疆文化視角看清史。

（三）重新審視清朝的“帝國性”

新清史的學者們重新審視了清帝國的擴張這也使新清史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新清史學者，尤其是研究邊疆史的學者，在某些著作中重點討論了清帝國的擴張問題。他們主要討論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清軍在西北地區、西南地區和臺灣的戰爭性質，他們不關心歷史事實本身，而且還關心在這些征服戰爭結束之后，清代學者、民國的學者，以及共和國的學者是如何書寫和構建這些戰爭史，考察政治目的和民族關系對于歷史研究的重大影響。主要代表作有蓋博堅著有《乾隆晚期的學者和國家》，歐立德的《乾隆皇帝》等。

（四）重新審視清朝的“世界性”

新清史從研究空間上看，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而是主張將清朝納入到世界歷史和版圖中重新定位“中國”，在一個亞洲內陸研究空間內。新清史的學者普遍認為清帝國并非一個孤立的帝國，而是作為在16世紀之后歐亞大陸上興起的幾個大帝國：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沙皇帝國等都有許多相似之處，不應該將清帝國同這些同時期的帝國聯系起來。這類著作有柯嬌燕的《世界史：地球及其人民》《全球社會：1900年以來的世界》。

在日本，又有一些學者（包括岡田英弘、片岡一忠、中見立夫、石橋崇雄）也與美國“新清史”有類似的關注，此處不贅述。

二、中國新清史研究趨勢

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對中國清史研究產生影響，這樣中國出現了清史研究的新趨向，我們定義為中國的“新清史”研究。中國新清史研究較之美、日等國要晚，中國新清史研究興起是從何炳棣、羅友枝這兩位學者關于“滿族漢化”“滿洲化”問題討論開始的[1]。事實上，美國新清史所涉獵的問題諸如共同體的形成，民族融合與國家認同，邊疆的特殊化治理，滿族的特殊性等，一直都為中國學界所關注，只不過由于治學的路徑、研究的動因、歷史書寫等諸文化背景差異，使得所關注的相同問題沒能產生聚焦效應和實質性碰撞[2]。如果說“新清史”僅僅在上述研究視角與路徑上偏離中國學界的研究習慣，那么它給學人的應該是新的反思。

關于“滿族漢化”“滿洲化”問題。何炳棣指出羅有枝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系之前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認為強調滿族對于漢族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認同無需排斥對其他形式的認同。他通過中國歷史上個民族漢化過程的考察，指出漢化是一個漫長復雜持續的進程非漢民族的漢化擴充漢文明內肯定滿族只是創造一個多民族帝國杰出貢獻。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中說的那樣從清朝文化以沖突到融合以漢文化雙向互動過程，并卓有成效地維護了滿族個性過程。定宜莊《由美國清史研究引發的敢想》提出清王朝的儒化統治無論怎樣的成功，都沒有將其帶到東北、西北以及等少數民族地區。

關于民族認同感、大一統問題。汪利平對杭州駐防八旗由最初的征服集團演變成為城市中一個群體以及在此過程中滿漢民族關系變化的縱向考慮討論了民族以及族群的認同感。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一文中國皇帝的“中國”觀，是在“華夷之辨”的民族觀的理論批判中逐漸確立起來的。近代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概念也是在清朝統治時期才出現的。葛兆光也“區域研究”以“亞洲”或者“東亞”為研究空間單位，都是對“同一性中國歷史”的質疑。他認為，中國自從宋代以后，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就相當堅實。中國無所謂民族國家的重建。黃興濤重點討論了民族自覺與符號認同之間的關系，認為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形態，是一種全方位、多內涵的現代民族認同運動。楊念群從重新解構“大一統”歷史觀念出發，強調“大一統”模式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疆域”與“族群”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家認同問題。

將清史置于內亞地域空間的研究范式是“新清史”的主要特點之一，應該說“新清史”移置研究空間的預設目的在于強調清朝在內亞擴張的重要性，從而把清朝對周邊的戰爭看做類似于西方殖民擴張行為。劉文鵬解讀張勉治對清帝南巡的闡述，最后其對“新清史”的“內亞”觀點進行批駁。認為“滿族人建立的清朝雖有內亞因素，但是并沒有像13世紀蒙古人那樣繼續西進擴張”。

除了以上這些研究趨勢外，關于新清史中滿族性研究，中方學者也逐漸重視，杜家驥的《八旗與清代政治論稿》、劉小萌的《北京旗人社會》兩部書都是關于八旗的研究，從多層面、多角度揭示了清代八旗在形成過程中的諸多問題，也將八旗作為社會組織和政治、軍事組織來看待，探討它對有清一代政治的影響。它們的出版問世，代表了中國學術界在清史研究中重視清代滿族民族特色、滿漢關系，也暗合了從民族學角度來重新審視清代政治的學術路徑，因此也具有了更深一層的學術意義[3]。對于“滿族性”作為新清史研究關注點來看，擴寬中國學者研究視野有著積極作用其所主張的滿洲特性問題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邊緣化問題了。

三、中國新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發現并研究了中國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在歷史反戰中的主體地位，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財富和文化財富。其所主張的滿洲特性問題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邊緣化問題了。但是夸大甚至只是強調滿洲因素，清朝統治區別于歷代漢族王朝統治，以及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準則提出挑戰。對“中華民族”以國家的認同提出質疑。而這種理論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了潛在的顛覆性。

其次，新清史讓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內部的重要性。

再次，“新清史”研究資料采集上，強調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如：滿語、蒙語、藏語等這些非漢語寫成的文獻研究和講述歷史。這種運用少數民族史料方法，有利于彌補清史研究尤其是社會史中資料研究的不足，有利于從整體上了解清朝歷史。

最后，“新清史”讓我們能夠以更加宏觀的視野審視清代歷史的發展，擴寬中國學者研究視野有著積極作用。特別是發現清代中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系，發現中國歷史在當時的世界意義，有利于我們克服在研究歷史思路上的“閉關鎖國”，但是其移置研究空間的預設動因在于強調清朝在內陸亞洲擴張的重要性，從而把清朝對周邊的征服戰爭看成類似于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行為。給清代貼上了早期殖民帝國標示。

綜上所述，“新清史”在重新審視和重組古代中國歷史時，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是來自某種理論的后設觀察。否認中國認同，還來自歐美的后現代史學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既定發展框架來裁量評判中國歷史的權威傾向。但是也要看到新清史擴寬中國學者研究視野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篇（8）

2012年8月湖南黃金大米事件爆發，震驚中美兩地；2013年10月，中國61名院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聲稱再延遲就是誤國；同月又傳出1400噸轉基因菜油混入國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爆發性事件將轉基因食品一次又一次的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

一、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理論辨析

轉基因食品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它已經潛移默化的潛入了我們的生活，日常使用的大豆油、甜美的木瓜往往都是轉基因食品。所謂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是利用分子生物技術，將某些生物的一種或幾種外源性基因轉移到其他生物物種中或對生物體本身的基因進行修飾，從而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有效的表達相應的產物（多肽或蛋白質），并出現原物質不具有的性狀或產物，以轉基因生物為原料加工成的食品就是轉基因食品。

所謂人體實驗是以人體作為受體對象，用人為的實驗手段，由訓練有素的實驗人員在遵守嚴格的實驗規則、倫理原則和嚴密的監控下，對受試者進行研究和考察的行為過程。作為人體試驗特殊類別的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在轉基因食品產生后才衍生的概念，明晰其真正內涵要區別以下幾組概念：

首先，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不等同于食品人體試食試驗。食品人體試食試驗多是保健品的試食試驗，其安全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的情況下驗證其對人體的調解和輔助功能，且試驗不需要經過審批即可直接進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試驗對象安全性是未知的，其試驗目的在于證明該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且試驗的進行需要審查委員會審批。

其次，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不等同于醫藥人體試驗。醫藥人體試驗是某種疾病患者作為受試者，通過對受試者的研究和觀察，開發和改善相關藥品、醫療技術或醫療器械的行為。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則是以轉基因食品為試驗對象，以健康的普通人作為受試者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進行的科學論證過程。無論在受試主體、受試對象及試驗目的等方面，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與醫藥人體試驗都大不相同。

所以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指以健康人體作為受體對象，合格研究者在遵守嚴格的實驗規則、倫理原則和倫理審查下，通過對受試者的研究觀察論證受試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行為過程。

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倫理辯護

目前，我國批準了7種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證書，但是由于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疑慮與排除，實際大規模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只有抗蟲棉花和抗病番木瓜，轉基因作物之所以難以大規模商業化、轉基因食品市場之所以難以打開，和轉基因生物莫衷一是的安全性有莫大的關系，盡管專家一再的通過媒體強調轉基因食品的無害性，但是筆者認為要使消費者真正“買單”，必須通過科學的方式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進行證明——即人體試驗。

人體試驗是生命科學尤其是醫藥學研究與技術應用中不可或缺的環節，筆者認為對于關系到整個人類健康的轉基因食品來說，人體試驗同樣是其大規模商業化的必經之路也是其證明自身安全性的最佳方式。但是目前多數學者和專家對此卻持反對態度，認為轉基因食品不應當進行人體試驗，理由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食品和藥品的差別。人體試驗是藥品或其他醫學科研手段在大規模應用并投入市場前的必經之路，而轉基因食品是食品并非藥品，沒有“資格”進行人體試驗。例如中國農業大學羅云波教授便認為轉基因食品與藥物不同，其他科學試驗已經足以證明其安全性，沒有必要進行人體試驗。然而，筆者認為食品與藥品的差別并不能成為阻擋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理由。必須強調的是，人體試驗根據受試者是否為患者可以分為治療性試驗和研究性試驗，治療性試驗是指以病患臨床治療為目的而采取一些尚不是很成熟的醫學技術、藥品，是治療與試驗的結合；而研究性試驗則是純粹的證明性科學實驗。藥品多以某疾病患者為試驗對象進行人體試驗，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受試者并非患者，其應為研究性人體試驗，試驗目的則是為了證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故并非所有的人體試驗都為藥品的“專利”。

2.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已成定論。目前，絕大部分自然科學學者都斷言轉基因食品已被國內外證明為安全的，已為定論。但筆者認為，現在就斷言轉基因食品的絕對安全為時尚早，因為并沒有任何強有力的證據能證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作為轉基因食品大國的美國之所以對轉基因食品一直采用開放與樂觀態度是因為其“可靠科學原則”，而“可靠科學原則”則根基于目前尚沒有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會對人或動物健康產生危害，就反向證明了其安全性。其實仔細推敲下這種邏輯是存在問題的，尚無安全問題不代表永久無安全問題，雖然短期內看不出問題，但是長期的積累必然會對人體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好是壞尚無法預測。因而轉基因食品并非已經被證明了其安全性，其只是被理論上推斷為安全的，具體的安全與否仍需要通過科學的方式、通過人體試驗來進行證明。

3.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實施阻礙重重。另有專家認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不僅操作困難，而且會嚴重阻礙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道路，徒增轉基因食品成本，增加消費者負擔。對于技術實施層面的操作困難而言，筆者認為困難不是逃避責任的理由，為整個人類福祉努力正是科學的價值所在。日前，我國61名院士農業部推廣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聲稱再延遲就是誤國。誠然，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確實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免會推遲其商業化進行，但畢竟這牽涉到了大多數公民甚至于整個人類的生命與健康安全，只要多一份安全，那么多一點成本，晚一點推廣又有何妨，在安全性缺乏強有力的證明下，盲目商業化反而是一種“誤國”表現。

總之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關系到我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其商業化實施之前應當且必須由人體試驗來證明。一如我國雜交水稻之父袁農平所言：“他們贊成轉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實驗，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樣嗎？他們有人類食用轉基因的實驗結果嗎？”，“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這樣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實驗。”只有通過人體試驗證明了其安全性，其商業化實施才會給人民帶來福祉，而非災難。

三、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應注意的問題

對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展開與進行，可供借鑒的先例并不多，即使在生物技術發達的西方國家也并不常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紐卡斯爾的試驗，其不僅開創了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先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轉基因食品的隱害性。我國對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關注與爆發性討論起源于“湖南黃金大米事件”，然而湖南黃金大米所作人體試驗只是對轉基因大米的營養性試驗而非安全性試驗。國內目前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試驗，主要以哺乳動物例如猩猩、白鼠為試驗對象，尚無人體試驗的先例。所以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如何開展，及其過程中受試者保護問題必將成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在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中對受試者保護應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1.知情同意原則的確立。無論是藥品人體試驗還是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開展，無法回避的首要問題就是知情同意問題。所謂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是指有行為能力的受試者在被充分告知與研究有關的信息并充分理解這些信息后，在沒有任何外力脅迫下或誘導下，自愿作出參與或者不參與醫學研究的過程，在這里，受試者的知情同意包括研究者的告知義務與受試者的同意權利兩個要素。知情同意原則已經被國際社會廣泛的接受，包括《赫爾辛基宣言》、CIOMS/WHO《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國際倫理準則》等對其都有明確的規定。鑒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進行目前尚無明確的立法與國際規則，因此對于知情同意的實現可以參照醫學人體試驗的要求進行。根據相關國際規則及地區法律的規定，知情同意應當包括“充分告知”、“信息理解”、“自愿接受”三個要素。“充分的告知”是指研究者對受試者應提供充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研究目的、方法、資金來源、可能的利益沖突、研究預期收益和風險等。“信息理解”是指受試者能夠真正的理解研究者告知的信息，研究者對受試者傳達項目相關信息時應盡量避用專業術語，知情同意書也應對受試者利益有重大影響的應做重點醒目標識，在受試者不理解的情況下應對其作出解釋，當受試者存在生理上理解障礙時應通過“最能理解無能力對象情形且代表他切身利益的第三方”代受試者處理信息并進行意愿表達；“自愿接受”是指受試者必須出于自己的意愿接受該項目研究，成為其受試者，知情同意的這個因素要求毫無強迫及過分影響。這是藥品人體試驗對“知情同意的要求”，然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畢竟不同于藥品人體，鑒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特殊性。筆者對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知情同意還有如下幾點建議：首先，食品不具有藥品的緊迫性和不可替代性，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受試者不會出現疾病救治方面的“過分影響”狀況，但是仍然要充分保障受試者選擇的充分自愿性；其次，知情同意的實現有賴嚴格的監督管理，要對執行知情同意的情況進行“全程監控”，包括審查研究方案、知情同意書和研究過程的持續監督等環節。最后，因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關系到整個國家的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應當將試驗過程全程公開，但是對受試者的隱私應當適當保護。

2.倫理審查制度的建立。人體試驗中保護受試者權利的主要機制就是倫理審查。《赫爾辛基宣言》第15條規定：人體試驗進行前，試驗方案必須提交給一個獨立于試驗者、發起人的試驗倫理委員會做出審查、評論、指引和批準。倫理審查制度在CIOMS指南、ICH-GCP等國際指南和協定中都有規定，其細分為機構內部審查和機構外部審查兩種模式，所謂機構內部審查模式是指在機構內部設置審查委員會，作為研究機構的下屬機構或組織，其組成人員主要是研究機構內部人員，代表性國家是美國、德國；所謂機構外部審查模式是指一套獨立于研究機構之外的審查機制，一般包括中央和地方兩級，其內部組成人員為非研究人員，主要代表性國家是荷蘭、丹麥等。我國目前針對生物醫學人體試驗倫理審查主要規定在《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中，根據該《辦法》可知我國目前倫理審查是以機構內審查為原則，以機構外審查為例外。但是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人情濃厚的熟人社會，機構內部審查難免會因利益偏袒而造成審查流于形式，不利于受試者利益的保護。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開展更需要通過倫理審查來保護受試者利益，因此筆者建議對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應效仿荷蘭等國家做法，建立機構外審查機制，這樣才能保障審查的獨立與公正性；另外，關于審查委員會組成人員，我國《辦法》規定其從生物醫學領域和管理學、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中推舉產生，并兼顧的性別和民族的衡平。但筆者認為倫理審查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中還應當由非專家的相關公民利益代表參與，這樣才能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和決定權，保障倫理審查決定的利益兼顧性。

3.受試者相關權利問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開展首先應注意的問題是對受試者權利的保障，湖南黃金大米事件正是因為對受試者權利的忽視才鬧的沸沸揚揚，受試者在人體試驗的過程中享有生命健康權、身體自、隱私權及財產權利等。基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特殊性，筆者在此主要著重討論隱私權和利益分享權。

從轉基因大豆占世界大豆總量80%的情況來看，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結果牽涉的利益范圍要遠比醫藥人體試驗大的多，可以說與每一個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要使得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認可，難免要公布試驗過程與報告使公眾信服，但是其中必然包含受試者個人信息，于是怎樣權衡公眾關注與受試者隱私就成為一大難題。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并不同于藥品人體試驗，受試者自身并非擁有某種疾病，多為健康人群，并非會因信息的公布而產生公眾歧視現象，值得考慮的是若受試轉基因食品的試驗結果為非安全，則研究者應當在征求受試者同意的情況下完全公布試驗報告，如受試者不同意的情況下則應當隱藏受試者必要個人信息，保障受試者隱私。

在醫藥人體試驗方面，關于受試者的財產性利益，尤其是對試驗結果的利益分享權目前學界尚存爭議，主要爭論點在于受試者對個人身體器官、血液等作為試驗對象的特殊物的自愿放棄是否構成對其包含的遺傳基因信息及其衍生的財產性權利的放棄。這一點確實是值得探討的，但是筆者認為與醫藥人體試驗不同，首先，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基于證明食品安全性而開展的，其本身就是大規模商業化的前奏和必經之路，并非在受試者基因信息的基礎上進行新的研發；其次，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受試者為健康普通人而非患者，其基因序列及遺傳信息也并非像疾病患者存在研究特殊性；最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受試者在試驗中所承擔的風險也較醫藥人體試驗要小的多。所以一般情況下并不存在利益分享權問題，若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過程中偶然有了安全性證明以外的新發現，且可以用于商業化獲利，此時受試者是可以分享利益成果的，具體的利益分配以合同的方式在試驗之前列明即可。

總之，在人口逐漸增加，糧食壓力逐漸增大的國情下，在轉基因食品逐漸主導食品市場的情況下，必須正確理解和看待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并積極推進其進行，但是在試驗中也要注意對受試者權利的保護，防止“黃金大米”悲劇的再次發生。

參考文獻：

[1]詳見：http：//.cn/c/2013-10-21/112028489833.shtml，2013年11月1日訪問.

[2]詳見：http：//.cn/c/2013-10-29/072628557757.shtml，2013年11月1日訪問.

[3]殷麗君，孔瑾，李再貴編著.《轉基因食品》.化學工業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4]毛志新.《轉基因食品人體實驗的倫理辯護》.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5]鐘婷，李銳，于春媛.保健食品人體試食試驗與藥品臨床試驗的比較及聯系.首都醫藥，2011年第15期.

[6]何衛東，張威.醫學人體實驗法律控制問題.科技與法律，2002年第1期.

[7]佚名.轉基因技術已經廣泛應用于多個領域.農民日報，2003年10月18日第1版.

[8]唐義虎.生命科技的最新發展與侵權責任法的制度回應.北方法學，2010年第2期.

[9]毛志新.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理論辯護.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10]張洪松，蘭禮吉.醫學人體實驗中的知情同意研究.東方法學，2013年第2期.

[11]《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國際倫理準則》第5條則規定的則更為具體，將研究者須向受試者這提供的信息分為了25項.詳見：邱仁宗：《國際醫學科學組織委員會（CIOMS）關于涉及人類受試者生物醫學研究的國際倫理準則》，《中國醫學倫理學》2002年第4期.

篇（9）

但是，象莫扎特這樣的“音樂神童”之燦爛光芒，卻眩暈了人們的心智。以至于人們很少、甚至從來也沒 有認真思考過“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所謂“音樂神童”，并不僅僅是“先天遺傳”的結果，而是兒童“特殊先天秉賦”與“早期音樂 教育”反饋互動的產物。

就此意義而言，“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似乎應當使其轉型成為如下這樣一個更加科學 的問題：“兩歲至十一歲左右兒童之早期音樂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較為成功的結果？”

與此對照的論題是：“數學、邏輯學、以及其它一些進行純粹抽象形式運演的學科，成才的一般年齡，似 乎相對較音樂成才的年齡要大”。

其中定有某種內在的原因可尋，其中一定有某種內在的機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構之“人文進化學”（牛龍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論框架之內，對與此有關的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探索。

一

根據“人文進化學”的研究，人類的進化，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單純的生物進化，而是人類生物進化、人 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的反饋協同進化（2）

在此“人文進化”過程中，人之行為能力的發育、成熟、增長，并非單純受先天遺傳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與其生存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中在其體外相對獨立存在的歷史文明密切相關。

不僅在族類的層面上，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間有一種復雜的共濟耦合、反饋協 同關系；其個體的發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習得、增長，也受到機體、社會、文明這三個方面的制約、影響 。

具體而言，每一個體，自懷胎之日起，便開始置身于一個復雜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之中，每日每時受到體 外文明的直接、間接刺激，并開始將其“內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階段，此“內化”之“體文明”，才始成 為“習得能力”，才通過具體的行為實踐，作用于周圍的世界，“外化”為客體的“對象”，匯入人類體外文 明的大系統之中。此被卡爾·馬克思稱之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3）的歷史文明，又將再次“內化”為某 一個體的“習得能力”。如此，“內化”之間，有一種“往復循環”（reycle）的反饋機制。此正如下圖所示 —一

就此“內化”與“外化”的反饋機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俗語說：“三歲看老”。人之童 年階段“內化”的“體外歷史文明”，將對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實踐，具有某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

這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兒期”，便開始發生。

在胚胎發育期，就胚胎與母體的關系而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生物進化重演系統”；但就處在復雜社會 群體關系網絡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時空中的母體與周圍世界的關系而言，胚胎的發育仍在一個人類生物進化 、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饋協同進化的人文進化系統之中。因此，就族類的層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進行的體外文明之“內化”，仍處在“外化”與“內化”的往復循環圈中。

正如日本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一書所說：“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有形無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這個“有形無形的文化圈子”，是通過母體的中介對胎兒發生影響。正因如此，所謂“ 胎教”，說是“教子”，其實是通過“教母”以間接“教子”。漢代劉向在其《烈女傳·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懷孕的母親“目不視邪色，耳不聽聲，夜則令瞽頌詩道正事”。

對于有自覺意識的成人社會而言，不僅對“胎教”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尤其更看重“兒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孫志宏在其《簡明醫彀》一書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一生人品善惡，高下 全看幼時。”正如西人弗蘭克·戈布爾在評述“馬斯洛心理學”時所說：“幼年時期是重要的時期—一在這一 點上，實際上心理的所有學派都殊途同歸。”（5）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出生時，尚未完全發育成熟。“人類的孩子是在某一時代的某一家庭這樣的一個 社會文化的環境中度過相當于其它動物在胎內發展的時期。”（6）。在此，“子宮外的生長期”（7），“ 人類智力的形成是兒童正在成熟的神經結構、正在發育的智力結構和他們周圍的言語、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結 果”（8）。在此過程中，“體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僅僅只是作用于兒童的心理發育，還將作用于兒童的 生理發育，并在“實體長入”的意義上“內化”于兒童的生理結構之中。

正因如此，皮亞杰才特別強調：“表現型是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之間從胚胎發生階段起就存在著的一種不 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就使得要在天賦的東西與獲得的東西之間找出一條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為 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發展所特有的自我調節區域；在認知性行為水平上，就更是這樣。”（9）。也正是基于 同樣的認識，《漢書·賈誼傳》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正是這一類“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內化”與“外化”反饋循環機制 的產物。這里，根本沒有什么有些人所謂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們將會發現，人類的行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層面的三種行為圖式所決定的 。其一是‘刺激機體反應’（SOR）的‘本能’行為圖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應’（SIR） 的‘仿能’行為圖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應’（SCR）和‘文化刺激反應’（HSCCESR）的 ‘智能’行為圖式”（11）。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實質上，仍不過是對“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類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確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論框架中，我們發現，所謂“音樂神童”的出現，并沒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質言之，所謂 “音樂神童”，乃是處在一定文明時空、一定社會關系、一定家庭環境中具有“某種特殊天賦”的兒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內的“早期音樂教育”的成功結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樂才能，并不僅僅 是由先天賦予，而是在期童年時期，人類人文進化之“內化”與“外化”往復循環反饋機制作用的結果。

只有在此本元層次的理論基礎上，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探索“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為何往往取得較好的成果 ？”一類的有關問題問題。

二

根據“人文進化學”有關“人類進化乃是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進行”的理論，我們在探討有關“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具體問題時，必須同時關照兒童生理發育、 社會家庭環境、特定歷史文明這樣三個密切相關的方面。

就此三個方面比較而言，所謂“兒童生理發育節律以及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從胚胎時期開始，個體的發育一直受一定發育“節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爾所說：“胚胎發育是 一種重演性發生的遺傳現象”（12），其各個不同的階段，對應著族類生物進化歷史的各個不同的時期。

個體出生之后，其機體的生理發育，仍然有一定的“節律”。中國古典醫籍，早就有關于小兒“所以變蒸 者，皆是榮其血脈，改其五臟，故一變畢，輒覺情態忽有異也”（13）的發育節律理論。這里所說的“變蒸 ”，就其“情態”一語推敲，則不僅是對其生理發育節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對與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心理 發育節律的描述。

對此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當代瑞士“發生認識論”的創立者皮亞杰，已有 深入討論，皮亞杰認為，兒童自二歲至十一歲左右，經歷了一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 ”的生理一心理發育成熟歷程（14）。

其所謂“前運演”，是指兒童已經開始意識到“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主體） 有別于在其體外“永久”存在著的一些客體，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發出動作之后，可以影響客體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時，兒童尚不能很穩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模式，其每一個動作，都帶有 即興的、嘗試的意味。

所謂“具體運演”，是指兒童已經可以把一些具體的客體，當做某種運演模式的“算子”，來進行可逆的 （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操作；并在此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予這些“客體算子”以某種運演的結構。

所謂“形式運演”，是指兒童已經超越了僅僅作用于“客體算子”的具體運演階段，開始使用抽象符號以 進行純粹形式的推演運算。

正是這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的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制約著體外歷史文明通過 社會關系網絡對兒童發生“文而化之”（牛龍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實踐。

在二至十一歲左右的兒童早期教育，除了“語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號”之“形式運演”能力 的學科，如數學、邏輯等，都未能獲得圓滿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體算子”之具有“具體運演”性質技藝 或游戲、運動，卻因其適應二至十一歲左右兒童“具體運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近代“音樂神 童”以及“體育神童”多發的現象，正是一個典型。

對兒童的早期音樂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樂信息刺激”之外，從兩歲開始，便可以 讓孩子玩弄一些諸如小鼓、小鈸等節奏樂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來具有的節奏律動，這些節奏樂器 的演奏，對于兒童來說，有一種“先天”的基礎。通過這些節奏樂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動作與 有節奏的音響之間的“因果性關系”。而所謂“因果性關系”，正是人類認知能力特別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礎。通過“早期音樂教育”，使兒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性關系”，對于兒童的智力開發具有奠定基 礎的重要作用。

對于大多數兒童而言，四至六歲之后，已經可以通過有律樂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體算子”性質的“ 樂響之音”；并在此演奏過程中，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換言之，在 此演奏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于這些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響之音”以某種可逆的（可重復的）、 守恒的“運演結構”。

不僅如此。兒童在演奏有律樂器的過程中，通過自己的“動作”，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 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樂響之音”）與“整體”（“優美樂曲”）的關 系。而所謂“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之中，“由部分到整體”正是所謂的“綜合”；“由整體到部分”，正 是所謂的“分析”。而“綜合”與“分析”，則是人類思維之最基本的兩種形式。兒童通過音樂藝術的實踐， 感性直接地把握“綜合”和“分析”這兩種最基本的人類思維運演形式，將對孩子一生的智力發展產生重要的 影響。

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憑空意想不發出實際音響的“抽象音符”。此時，兒童的音樂理論 學習才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由“即興演奏”到“紙上譜曲”的升華，也是一般處于這個階段。

正是由于以上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階段的制約，“音樂神童”中，大多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則實屬鳳毛鱗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才初步顯露其 “紙上譜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對其“即興演奏”進行“記譜”）；真正的藝術杰作，則要在更晚一 些時候，才能創作成功。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文進化之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的關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類生物進化之兒童生理發育節律的制約；兒童之心理發育節律，受 其制約，與其同步，有著固有的程序、步驟。

對此天道有常的發育節律，人類只能“道法自然”（15）。《素問》有言：“化不可代，時不可違”； “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之有福，逆之有咎”。《靈樞》更強調說：“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 矣！”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貽誤時機和拔苗助長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謂“音樂神童”的多見，換言之所謂“兒童早期音樂教育往往取得較好成果”的歷史現象，雖然沒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卻實在是因為天道的神機。王充在《論衡·實知》中曾說“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圣性， 安能有知？項托七歲，【詰問孔子】（16），其三四歲，而受綱人言矣。”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兒始生 產，耳目初開。雖有靈性，豈能知音？十歲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歲，而學習音樂矣。”

只是在這個基礎，諸如“音樂世家”這樣的社會生態環境，“普遍富裕”這樣的歷史經濟條件，“明星效 應”這樣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網絡，使得更多的音樂神童不斷涌現。

三

當代認知心理學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們發現：“任何一種認識都與動作有關”；“認識一個客體意味 著把它合并到動作圖式中”（17）。

極而言之，人類的一切思維形式，都是“動作思維”的衍化、抽象。可以說，“實踐”、“活動”、“動 作”，乃是人類一切智能、一切認知能力的發生之源。人類的“認知圖式”，并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物質 客體的靜觀反映，而是實踐活動過程中能動的施加于客體之上的主體自身“動作”的抽象。

舉例來說：“1＋1＝2”，起初不過是人們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之后，發現它們比單獨的一頭 牛要“多”。在這里，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的動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就此意義而言，兒童早期音樂教育中，器樂演奏的訓練，具有開發兒童“動作思維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樂藝術中“操而奏之”、“行而運之”的演奏實踐，不僅具有一般的“動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體自身之外的樂器，并作用于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音之響”使之成為“比音之樂”（18）的“優 美樂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結構”。

因此，無論從“動作實踐”（演奏）自身，還是從“動作實踐”之“認知圖式”的成果（樂曲）而言，器 樂演奏都是兒童早期教育過程中，啟發兒童動作思維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兒童的動作思維，與當代最新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某 些結論，恰有正相吻合之處。

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業已指出：所有對實體的“測量操作都是由剛體之間的比較所組成，并通過觀察 重合關系而完成。所有空間性的命題僅僅只涉及物體的行為”（19）。因此，在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 文獻中，“時間”已經取代了“空間”，“運動”已經取代了“實體”而成為關鍵的詞匯。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說：“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釋為運動了”（20）。

其實，幾千年來，人類的音樂藝術實踐，早就已經把世界萬物象征示為運動流行之“樂象”。通過音樂藝 術的實踐，人類早已引入了一種類似“向量場”的“參考系”，并在其實際演奏操作中，把握了萬事萬物之“ 運行動態”的“重演”或“自同態轉換”關系（21）。

就此而言，音樂藝術可以看成這樣一種“音響動態模型”（22），其“比音之樂”之“樂音關系”，可 以適當地模擬整個萬象世界之四維時空連續統的“運行動態”（23）。

兒童在接受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盡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遠的理論意義，但在感性直觀上，已經通 過音樂藝術的演奏實踐，直接進入了“萬物同其節奏”（24）、“萬物同其態勢”（牛龍菲，1993）、 “大樂與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觀把握了“宇宙萬象同其道行”的真諦。

但是，不能不強調指出，由于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的制約，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觀的潛移默化，而 不應是理性自覺的強制灌輸。換言之，在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應提倡一種“游于藝（26）的 原則，而不要過多附加其它的目的，過多介入除“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無非是使其具備一定的音樂修養，并發展兒童的音樂才能；當然，也可以為某 些兒童將來從事音樂專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競爭”，一些音樂藝術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標，如“進步超人”、“考級順利 ”、“比賽成功”、甚至“求職如愿”等等，卻往往被有適當地過分強調，并造成了兒童、父母、老師不必要 的心理負擔。

除了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過分地追求“解說音 樂形象”（牛案：本文無暇顧及對“音樂形象”概念的批評）而多余介入了“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雖然不可否認，在整體音樂藝術中，的確存在某些諸如“歌詞”、“劇情”、“符號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樂”之“自律信息”與“他律信息”之間，卻有著不同 性質、不同層面的相關聯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視覺形象”與“比音之樂”的關聯，即使是對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傳；對于兒童而言，則困難尤甚。如果這方面要求過多，便會干擾兒童對音樂 藝術的感性直觀，誘導一些“幻想型”的兒童產生一些與“比音之樂”風馬牛不相及的任意聯想。反之，“聯 想”的不成功，又會使某些兒童產生“音樂難以理解”的錯覺，使某些兒童產生自卑的心理。

其實，對于兩歲至十二歲的兒童而言，“早期音樂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具體運演”的器樂演奏，和“動 作思考”的潛移默化。除了演唱適宜的兒童歌曲之外，不應過多介入其它內容。

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說明，不管是古代罕見的“音樂神童”，還是近代多發的“音樂神童”，大多是“器 樂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為，“器樂演奏”、“歌曲演唱”之“具體運演” 的性質，完全適合于兒童的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

眾所周知，無論是遠古的“巫樂”、周秦的“禮樂”、漢唐的“宴樂”、明清的“劇樂”，都負載了音樂 藝術之“具體運演”、“形式運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關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國 古典音樂，大都以成熟的“巫覡”、“樂工”、“家奴”、“戲子”為其主體（28）。孔子所謂“立于禮， 成于樂”（29）者，對這種負載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禮樂”一類音樂藝術之“主體”，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對“自律”、相對“純粹”的“器樂音樂”興起之后，才為“音樂神童”的出現，創造了 更為適宜的條件。相對于更加注重“他律”內涵的古代音樂而言，近代較少負載“他街”信息的“純粹器樂音 樂”，大大減輕了兒童的認知負擔。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理論研究，應當對此加以明晰的說明。

結語

“兒童早期音樂教育”，是一個可以“大做”的“小題”。

由于對“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通過一個獨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視音樂藝術的特 美本質，更加清楚地了解音樂藝術的審美機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兒童早期音樂教育”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 —一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內在契合和反饋協同關系；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討論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內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樂文明在“文化成人”過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關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論說面世。

注：

（1） 《有關“人與文化”的兩點思考》（署名：思之），載1985年第1期《蘭州學刊》，第82 －85頁；又載1985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K1歷史學》，第53頁－56頁。

《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識生態學—一對人類與知識實體關系的新探索》（與人合作，署名：牛龍菲、張一凱），載1990 年第1期《蘭州大學學報》，第13－17頁；又載1990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B2自然辯 證法》，第65－69頁。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進化學與一 般進化論》）載1990年第30卷（紐約、倫敦、巴黎、蒙特勒、東京、墨爾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來—一一般進化論雜志》），第85－94頁。

《異質發生學與一般進化論》，載1992年第5期《哲學研究》，第69－75頁。

《“超循環的太極循環”—一人文進化與一般進化的根本內在機制》，載1992年第3期，《晉陽學刊 》，第60－66頁。

（2） 同注（1）。

（3） 卡爾·馬克思《1844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劉丕坤中譯 本，第80頁。

（4） ［日］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年版第55頁。

（5） ［美］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頁。

（6） 同注（4），第67頁。

（7） 參歐陽光偉《現代哲學人類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頁。

（8） 邱仁宗《認識的立體網絡模式》，載1985年第9期《百科知識》。

（9） ［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63頁。

（10） 參許金聲《人格三因素論—一一種關于健康人格問題的理論設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參牛龍菲《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頁。

（12） ［德］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頁。

（13） 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十五《小兒變蒸論》。轉引自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中華書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頁。

（14） 參［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

（16） 參敦煌卷子《孔子項托相問書》。

（17） ［瑞士］皮亞杰《生物學與認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3月版，第8頁 。

（18） 參《禮記·樂記》；另參牛龍菲《行象簡論》，載《（1991年）意象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頁。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頁。

（20） 同上，第83頁。

（21） 參牛龍菲《新的音樂藝術模型—一“自同態轉換群集”概說》，載1992年第2期《星海音 樂學院學報》，第48－54頁；又載1992年第8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J6音樂舞蹈研究》，第 14－20頁。

（22） 牛案，“音響動態模型”，是我在中央音樂學院1985年“《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 討論會”上提出的概念。參與嵫冉《愈辯愈明真理在—一〈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討論會記略》，載1 985年第3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3） 同注（21）；另參［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頁。

（24） 宗白華《美學散步·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頁。

（25） 《禮記·樂記》。

（26） 《論語·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