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三秦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河北地區出土的戰國時期秦國有銘兵器多發現于易縣燕下都，它地如正定也有零星發現，此外亦有揀選、征集得來，其主要來源當是戰國后期秦燕、秦趙之戰事與之后駐屯軍所遺留，所見諸器的銘文，對于戰國后期秦國兵器鑄造和使用制度以及一些相關問題都有所涉及。目前我們對戰國時期秦國兵器的相關研究，特別是對其鑄造、貯藏、發放和管理辦法的認識幾近成熟[1]，本文立足河北地區所出，陳列諸器加以整理論述，以期對前賢成果有所校補。

1、十八年上郡武庫戈

1957年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百福村南出土，戰國時期器物，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本器已殘，殘長18.9厘米，直援上揚，援的兩面開刃，長胡，闌側三穿，內后部三邊開刃，內上有一橫穿（圖一）[2]。內兩面均刻銘：正面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背面為“上郡武庫”（圖二）?！都伞肪幪枮?7.11378，相關著錄見于《選集》第78頁圖版145等。

2、上郡武庫戈

河北易縣燕下都練臺莊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內通長26.4厘米，援扁平，前端較寬，后端較窄，援上昂，長胡有闌，內上一梯形穿，闌內有三個長方形穿。內一面豎刻“上郡武庫”四字，“庫”字右側下鏨刻字；另一面鏨刻有銘，“工二字較清晰，其他字跡銹蝕。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第830頁，標本號78YBLT∶08。

3、二年少府戈

1970年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北沈村出土，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本器通長23.6厘米，闌側三穿，內部一穿，胡相對較長。內上倒刻“少府，二年作”。相關著錄見于《選集》第79頁圖版146等。

4、少府矛

1966年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西沈村出土，戰國時期器物，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本器通長14.7厘米，脊與刃緣突起，上一穿。兩面刻銘：正面為“少府”，背面為“武庫受（授）屬邦”（圖三）?！都伞肪幪枮?8.11532，相關著錄見于《選集》第80頁圖版147等。

5、少府矛

河北易縣燕下都武陽臺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長14.7厘米，銎作圓筒形，脊隆起，有凸棱，脊兩側有血槽。正面銎部刻銘“少府”，背面左側血槽內至銎部刻有“武庫受屬邦”六字。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第832頁圖479，圖版178.1，標本號66W∶0735。

李學勤先生曾論“十八年上郡武庫戈”作“十八年上郡戈”，隸定銘文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二年少府戈”銘文為“少府，二年乍（作）”；“少府矛”銘文為“少府；武庫受（授）屬邦”[3]。

從上述兵器銘刻我們可以看出，秦國兵器是由國家統一管理鑄造、貯藏和使用的，分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兩大系統，所造器物需由武庫登記造冊，標識記號，妥善管理。其鑄造應是借鑒了三晉的兵器鑄造方法，分為督造、主造、造者三級，由丞相代表中央政府督造，少府工室是中央主管兵器鑄造的官署機構，為主造[4]，秦始皇時期又有寺工這一官署機構作為主造[5]。工師即是造者，且造者的內部組織中還有工師、丞、工三級，丞應是工師的副手，實行“物勒工名”。故可知“十八年上郡武庫戈”銘文中的“朐”、“巨”、“正”和“上郡武庫戈”銘文中的亦是各級官吏、監造、工匠之私名。

“武庫”即武器庫，就是貯藏兵器的倉庫?！墩f文》：“庫，兵車藏也。”[6]《禮記·曲禮》鄭玄注曰：“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7]秦國的武庫初僅設于秦都咸陽，后復設于上郡[8]，此即“上郡武庫”之由來。由“少府矛”銘文我們可以看出，兵器在鑄成后先由武庫保存，然后授予各屬邦即各地駐軍使用。

秦國地方一級的兵器鑄造管理主要設在少部分新得的邊遠郡縣[9]，最早是上郡，還有蜀郡、河東郡、隴西郡及漢中郡等。郡守相當于中央一級鑄造兵器的相邦、丞相，為督造者。上郡北接匈奴，地理位置重要，秦在此地駐有重兵，定然需要大量兵器，故郡屬各縣均可制造兵器。“十八年上郡武庫戈”中的銘文“漆”，當是上郡屬縣漆垣之省稱，《漢書·地理志下》、《后漢書·郡國志》均作漆垣屬上郡，秦置[10]?！肮る浴睘橹髟煺?，“丞巨”是工朐的副手，“工正”是造者。督造者在中央為丞相，地方則為郡守，且“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可見秦國兵器冶鑄監造制度之嚴格及其強兵政治路線之一斑。

“十八年上郡武庫戈”工名為“正”，卻不避秦始皇嬴政諱，可知其器當造于昭襄王十八年（前289年）。少府原為三晉官名，秦莊襄王時亦設少府一職，其下設工室鑄造兵器及其它青銅器物；又秦戈形制以莊襄或始皇為界，前作中長胡三穿式，后作長胡四穿式[11]。從“少府戈”形制看，胡特長而三穿，雖開秦始皇時期長胡戈之先河，但三穿仍有秦昭襄王時兵器的特點，故此戈年代當于秦莊襄王時，二年即莊襄王二年（前248年）?！吧峡の鋷旄辍毙沃谱髦虚L胡三穿，年代當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應不晚于莊襄王四年（前246年）。三件少府矛之時代，據李學勤先生推定亦約當秦始皇時期[12]。

6、櫟陽戈

河北易縣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內通長25.5厘米，援刃前端較寬，后端較窄，援上昂脊凸起，有棱；長胡，胡的末端作圓角，有刃；直內，三面有刃，內刃緣斜收作弧狀，下角為圓角；內上有一長方形穿，闌內有三個長方形穿。內上一面鏨刻“吾”字，另一面穿后原豎刻二字，已不清，內上近末端鏨刻銘“櫟陽”二字。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831頁圖478.7等，標本號66XSH∶025。

7、櫟陽戈

河北易縣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內通長21.85厘米，形制與上件大致相同，惟援上刃較直，胡末端作直角，無刃；凡刃部均有開刃的銼口痕跡。戈內一面鏨刻銘“櫟陽”二字，胡部鏨刻銘二字；另一面鏨刻銘“何”二字，胡部鏨刻銘“田”二字（圖四）。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831頁圖478.8-9等，標本號72XSH∶06。

按上文所述，秦國亦類似三晉設庫來管理兵器鑄造，但不同于三晉的“多設且地點極為分散”，秦國除首都咸陽外，只有舊都雍、櫟陽設庫，故“櫟陽戈”當為櫟陽庫所作。直至戰國晚期才有例外，如[13]，這當是利用新得三晉之縣的現成制度和設備以補充兼并戰事對武器所需的緣故。兩件“櫟陽戈”形制均作中長胡三穿，類于“上郡武庫戈”，年代當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應不晚于莊襄王四年。

櫟陽，地名，在渭河北岸，其遺址發現于今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東武屯鄉官莊、御寶屯一帶[14] 。自秦獻公二年（前383年）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櫟陽為秦都，凡34年?！妒酚洝で乇炯o》云：“獻公二年……城櫟陽”；“（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15]櫟陽對于秦后世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因櫟陽靠近秦魏戰爭前線，為了解決秦國對魏戰爭上的弱勢，故而從關中西部的雍遷都櫟陽，可以更好地與魏爭奪“河西之地”[16]。此外，著名的商鞅變法即發生于此時此地。后雖徙都咸陽，但櫟陽作為都城的主要門戶，既是交通要沖、軍事重鎮，又是商賈云集的經濟中心之一，楚漢相爭時又一度作為漢之臨時都城[17]，《括地志》記云：“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唐復萬年?！盵18]

“吾”，應讀為“衙”，地名，黃盛璋先生對此有精確考證[19]?！稘h書·地理志上》：“左馮翊有衙縣，在今陜西白水東北?！钡?，地名，《漢書·地理志上》：“左馮翊有[21]《水經·渭水注》有“渭水之陽即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其故城在今大荔縣朝邑鎮西南21.5公里[22]。一般秦戈在內的一面多刻鑄地，另一面所刻地名多為使用地[23] ，故可知標本號66XSH∶025的“櫟陽戈”當為舊都櫟陽庫所造，吾（衙）地所用；標本號72XSH∶06的“櫟陽戈”亦為舊都櫟陽庫所造，使用者為德地方駐軍，亦可知德之名至遲在戰國晚期已經出現。

8、高望戈

1981年3月從正定縣牛家莊村征集，戰國后期器物，現藏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本器已殘缺，殘長23.5厘米，內長8.8厘米，闌長14.4厘米。援較寬扁上翹，脊棱不明顯，鋒尖殘，胡稍長，三穿近半圓形。內微上翹，其上一長方形橫穿。內如刀形，上下有刃。近穿處豎刻銘文二字“高望”?！都洝肪幪枮?103，《匯編》編號為1704，相關著錄見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頁圖2，88頁圖4等[24]。

9、氏戈

1981年3月從正定縣牛家莊村征集，戰國后期器物，現藏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本器通長22.2厘米，內長8.5厘米，闌長12.5厘米。狹援微弧上翹，脊棱明顯，鋒稍圓鈍，長胡三穿，穿近梯形。內作刀形，上下有刃，刃較鋒利，其上一長方形橫穿（圖五）。內上刻銘文4字“氏，師廿”（圖六）?！都洝肪幪枮?136，《匯編》編號為1705，相關著錄見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頁圖1，88頁圖3等[25]。

以上二戈同時發現，從其銘文字體及形制來看，可認定其屬秦物，且為戰國后期器物。“氏戈”銘文“師廿”，為兵器編號。“高望”、“氏”均為地名，據《漢書·地理志上》，高望在上郡[26]，氏在上黨郡[27] ；《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則稱高望在今內蒙古烏審旗北，氏在今山西安澤縣東南。《水經·涑水注》：“《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曰：‘令狐即猗氏也?！盵28]又有戰國時期魏國的“九年淄丘戈”，其胡部亦有刻銘“高望”二字，黃盛璋先生以為秦時增刻[29]，可能是俘獲的原魏國兵器而發放給高望駐軍使用的。此“高望戈”可能最早也是屬于高望駐軍使用，“氏戈”也應類此，為氏駐軍使用，或許是隨著秦兼并六國的戰事而輾轉流傳到了河北正定地區。這兩件器物的出土，說明高望、氏作為地名至遲在戰國末期已經出現。

10、藍田矛

河北易縣燕下都北沈村采集，戰國晚期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長15.3厘米，銎徑17×2.6厘米。銎扁圓筒形，銎直達刺端，兩面中部各有一圓穿，、刺有明顯分界；刺中部有凸棱，棱脊兩側有血槽。上鏨刻銘“藍田”二字。相關著錄見于《燕下都》834頁圖480.4，圖版178.4等，標本號72B∶08。

藍田，地名，《讀史方輿紀要》云：“玉之次美者曰藍，縣之山出玉，故名?！盵30]其地處關中東部，在今陜西省藍田縣。秦獻公六年（前379年），藍田、蒲、善明氏改為縣：“獻公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盵31]此舉為秦在全國范圍內設置縣制做了準備，可謂后世郡縣制度之張本。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楚曾戰于此，楚師大敗[32] 。

在對河北地區出土的戰國時期秦國有銘兵器作簡單梳理后，我們不難發現，戰國晚期戰事頻繁激烈，僅以燕、趙之一隅所出，既可窺見戰國時期秦中央、地方所監造兵器樣本之全貌，又可對戰國秦之兵器使用和軍隊調度加深了解，從而更可知戰國之所以為“戰國”了。

本文寫作曾蒙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沈長云師的指導，惟文責筆者自負。

[1]擇其要者：a.李學勤：《論河北近年出土的戰國有銘青銅器》，載《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7-226頁；b.陳平：《試論秦國兵器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1982年；c.黃盛璋：《秦兵器分國、斷代與有關制度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等等。

[2]本文所采用器物形制及銘文說明、圖片的來源，除首取原始發現或發掘報告外，其次征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2007年（文中簡稱《集成》）；劉雨，盧巖：《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華書局，2002年（文中簡稱《集錄》）；鐘柏生，陳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文中簡稱《匯編》）；河北省博物館、文管處：《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文中簡稱《選集》）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等相關著錄，以補不足，在此謹致謝忱！

[3] [12]同[1]a。

[4]黃盛璋：《秦兵器制度及其發展、變遷新考（提要）》，載《秦文化論叢（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28頁。

[5]a.陳平：《〈“寺工”小考〉補議》，《人文雜志》1983年2期；b.黃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9期。

[6]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192頁。

[7]孔穎達：《禮記正義》，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80年，第1258頁。

[8][9][13]同[4]，第427頁。

[10]a.班固：《漢書》卷28《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第1617頁；b.范曄：《后漢書》卷23《郡國志》，中華書局，

1965年，第3524頁。

[11]a.陳平：《試論戰國型秦兵的年代及有關問題》，載《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21頁；b.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1頁。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3期。

[15]司馬遷：《史記》卷5《秦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203頁。

[16]a.楊希義：《西安的軍事與戰爭》，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14頁；b.朱士光：《西安的歷史變遷與發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132頁。

[1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漢研究室：《秦物質文化史》，三秦出版社， 1994年，第92頁。

[18]李泰撰，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肪?《櫟陽縣》，中華書局，1980年，第23頁。

[19][29]同[1]c，第227-285頁。

[20][21]同[10]a，第1545頁。

[22]張自修：《中華秦文化辭典》，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

[23]后曉榮，田小娟：《秦上郡置縣考》，載《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23頁。

[24] [25]樊瑞平，王巧蓮：《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收藏的兩件戰國有銘銅戈》，《文物》1999年4期。

[26]同[10]a。

[27]同[10]a，第1553頁。

[28]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170頁。

篇（2）

中圖分類號：G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7-0304-01

據統計，全國目前有高校學報2000余家，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中，各高校學報之間的競爭已經由最初的質量競爭、發行量競爭升級為特色競爭。如何在千刊一面的學報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學報自身的特點在哪里，如何將學報的優勢展現出來，就成為當前一個時期內，學報界探討和關心的主要議題。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2002年就提出：“辦學報不能只是一個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本校的優勢、本地的優勢，不要求大而全。要樹立一個特色化的發展理念，相當一部分刊物要走特色化的發展道路?！辈⑾Ｍ麑W報根據自己的地方特色、學報特色和科研優勢設立專題欄目[1]。

北京大學學報主編、教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會會長龍協濤對全國千余所高校學報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某些高校雖然是普通高校，學報雖然是普通學報，但他們的某個欄目卻辦的極不普通，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個性和特色，這些欄目有三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地域特色；二是歷史傳統；三是學科優勢。[2]

《唐都學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管，西安文理學院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主要刊載文學、歷史、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現為雙月刊。

《唐都學刊》常設“漢唐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研究”、“歷史文化研究”、“博士論壇”、“西部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倫理學研究”、“文學藝術研究”、“東亞漢學研究”等欄目，2011年，又新推出“實與白鹿原研究”新欄目。

《唐都學刊》從一開始就把立足古都西安，扎根三秦大地，汲取傳統文化精華，突出古都歷史文化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追求和個性特色，尤以周秦漢唐古都文化研究和陜西作家作品研究為特色。

自創刊以來就設立的“漢唐研究”欄目是《唐都學刊》的特色欄目。“漢唐研究”欄目2006年被全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研究會評為“優秀欄目”。2007年、2010年“漢唐研究”又連續兩屆獲得全國地方高校學報“優秀欄目”。

《唐都學刊》用如此生動、形象、貼切、大氣的“唐都”二字來命名刊物，為《唐都學刊》開拓了學術研究的廣闊天空，同時創辦的“漢唐研究”欄目更是成為中外名家暢談漢唐歷史的平臺。

人們常說，看中國五千年到陜西，陜西的土地承載著最為厚重的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周、秦、漢、唐四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部在陜西，以致使人們認為，中華文明的DNA發端于陜西。陜西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是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最早和最繁盛的地區之一，漢代的張騫開通了以古長安為起點，聞名全世界的“絲綢之路”；唐與西域各國、與日本、朝鮮等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空前絕后，達到古代社會的全盛時期。

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漢唐歷史的研究一直是歷史文化學者研究的熱門，陜西的歷史學研究者則更為關注與熱愛。這固然是因為漢唐兩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兩個歷史時期，也因為漢唐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漢唐情結也就不難理解了。[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發展，經濟領域百花齊放，文化事業空前繁榮；西安作為歷史古都，本身文化積淀深厚，近年經濟發展呈提速態勢，從而為地方期刊依托本地資源辦好特色欄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為地方學院學報，特色欄目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很多學報的特色欄目都是與地方文化相關的。例如，邯鄲是曾是趙國的都城，因此，《邯鄲學院學報》就突出“趙文化研究”；《黃山學院學報》的“徽州文化研究”；《寶雞師院學報》的“姜炎文化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天水師范學院學報》的“隴右文化研究”欄目；《運城高專學報》的“河東文化研究”欄目；《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的“越文化研究”；《常熟高專學報》的“吳文化研究”；《濟寧師專學報》的“運河文化”、《漢中師范學院學報》的“漢水流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的“海洋文化研究”；《商丘師院學報》的“春秋戰國文化研究”；《嘉應學院學報》的“客家學”研究[4]；等等，都與地方特色相關。如何讓地方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使學報特色欄目的建設能夠更加深入，更加凸現地方特色；如何使特色欄目更好的為校園文化建設服務；特色欄目如何能夠和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怎樣能夠更好地為地方政治、經濟、文化服務，都是地方學報應該深思的問題。

陜西是文學大省，先后有多位作家獲得茅盾文學獎（路遙、實、賈平凹）?！短贫紝W刊》編輯部地處古都西安，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研究條件，學報編輯部可以與這些專家學者保持交流聯系，并且經常與研究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相關研究學者進行溝通學習，向其約稿，這樣就保證了一大批優質的學術稿件，使得“西部作者作品研究”等欄目能夠不斷進步與創新。2011年《唐都學刊》新開辟的“實與白鹿原研究”欄目，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又一項改革與創新。

特色是期刊的命脈。特色欄目更是期刊的靈魂。地方高校學報要設立自己的特色欄目，突出地方特色和學科優勢，尤其要發揮地方區域優勢，這樣才能吸引大批的優質稿件，提升刊物的辦刊質量和品味，吸引更多的讀者。同時，可以把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好的展示給世界，從而為地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錢蓉.特色欄目：學術期刊品牌構建的點睛之筆[J].南都學壇.2008，4：12-13.

篇（3）

    在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結構中,除了傳統的社會歷史學批評外,還有深受社會歷史批評學影響又獨具理論視角和批評方法的其他批評模式,如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歷史美學批評、地域文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詩學批評等,形成了陜西文學批評多種模式并存、風格紛呈的局面。這種多元化的文學批評模式,根本改變了陜西文學批評單調的文學地圖,文學批評逐漸走向多維發展的空間。印象主義批評模式最初來自法國,批評者重視對批評對象的主觀感受以及由此生發的對作品意旨的理解和發揮。筆耕文學研究組不少人駕輕就熟印象主義批評模式,他們的文章標題就以“有感”、“印象”、“漫談”命名,行文不斷出現“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賀抒玉小說印象》、王愚的《賈平凹創作漫談》。文本中批評者的閱讀感受與印象隨處可見,王愚這樣評價賈平凹:“讀賈平凹的作品,會使你情不自禁地去這叢山環繞、流水淙淙的山區,熱愛山區生活中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而這種熱愛常常會激發你對我們整個生活、整個人民的深摯而又親切的感情,這也就是賈平凹的貢獻。”[4]王愚將個人的感受和情感澆注于批評對象,其批評散發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筆耕文學研究組成員經歷了當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動蕩,對歷史與革命、文藝與人生有著獨特的體悟,這使得他們的見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評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而形成的文學批評模式,它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能被廣泛運用,在于東方文化重直覺、重體驗、重靈性的精神活動與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暢廣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窺視》是心理分析批評模式的重要成果,該書以賈平凹、路遙、實、鄒志安、李天芳五作家為研究對象探微創作的神秘黑箱,論文有:吳進的《賈平凹創作心態探析》、費秉勛的《生命審美化———對賈平凹人格氣質的分析》、李繼凱的《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肖云儒的《路遙的意識世界》、李凌澤的《鄉土之愛與現實憂患的變奏———實小說創作論》、孫豹隱的《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陳瑞琳的《野火?荒原———對鄒志安創造的“愛情世界”的思考》、陳孝英的《鄒志安,一個又不安分的靈魂———與鄒志安陳瑞琳對話》、屈雅君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李天芳論》、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趙學勇的《鄉下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追求———沈從文與賈平凹創作心理比較》、韓魯華的《賈平凹、路遙創作心態比較》、暢廣元的《〈白鹿原〉與社會審美心理》、李繼凱、李春燕的《新時期30年西安小說作家創作心態管窺》等論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獲;專著有費斌勛的《賈平凹論》、李繼凱的《新文學的心理分析》和閻慶生的《魯迅創作心理論》;屈雅君、李繼凱編的理論研究專著《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重要的理論收獲,此書系統分析了影響新時期文學的八類批評模式,開篇首章對心理批評進行研究,對陜西及全國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

    美學歷史批評②作為文學批評方法,要求將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在藝術與歷史分析的相互滲透中剖析文學作品。“美學和歷史的觀點”是文藝理論的文學價值標準和批評原則。當代陜西文學批評基本上是在美學歷史批評的方法體系中進行,50、60年代強調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關系,80年代兼及文學與美學的關系,90年代美學歷史批評將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哲學、人類學諸多學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評體系中,實現美學與歷史的雙向滲透,使研究水平達到新高度。這方面王仲生的實研究成果喜人:《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評實80年代后期創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詢和構筑》、《白嘉軒:文學史空缺的成功填補》、《人與歷史歷史與人———再評實的〈白鹿原〉》。王仲生“歷史的觀點”突破對歷史的靜態認識,關注到歷史糾結處的關聯性,把人與社會、環境、文化焊接一體,置于社會結構演變的流程中。他這樣評述實的歷史觀:“人,人的命運,始終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們不再是歷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歷史結論的形象性注釋,他們是活生生的歷史存在和血肉生命。這反映了實歷史意識的現代性?！蓖踔偕谘凶x文藝理論的基礎上,有機汲取了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成果,承認歷史與人的平等關系和對話原則:“真正的歷史對象,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客體,也不是任主觀意識擺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一種對話。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盵5]

    此外,李星的《在歷史與現實之交———讀實中篇小說〈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紀中國鄉村小說的基本傳統》、周燕芬的《賈平凹與30年中國文學的構成》等文,也是美學歷史批評結出的碩果。神話原型批評是新時期文學批評中出現較晚的批評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組原型批評文章載于《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82年榮格的《心理學與文學》也有譯介,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1987年葉舒憲選編的《神話一原型批評》一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神話原型批評才激發起人們自覺運用的熱情。其實,葉舒憲1986年在《民間文學論壇》第1期發表《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與象征思維》,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運用原型批評的系列成果,專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太陽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與李繼凱合著)、《詩經的文化闡釋》、《高唐神女與維納斯》等。葉舒憲的研究成果填補了神話原型批評的學術空白,季紅真給以充分肯定,認為原型批評對于人類精神之謎的解密極有意義:葉舒憲把原始思維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維納入原型批評的理論框架中,揭示集體無意識層面上文學原型的置換變形,拿到一把打開現代人和前人心靈溝通的鑰匙。[6]葉舒憲的批評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范疇,對陜西文學尚未涉獵,但對整體慢半拍的陜西文學研究而言,陜西神話原型批評由于葉舒憲等陜西師范大學學人③的踐行,在全國文學批評中一時獨領。

篇（4）

在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結構中，除了傳統的社會歷史學批評外，還有深受社會歷史批評學影響又獨具理論視角和批評方法的其他批評模式，如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歷史美學批評、地域文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詩學批評等，形成了陜西文學批評多種模式并存、風格紛呈的局面。這種多元化的文學批評模式，根本改變了陜西文學批評單調的文學地圖，文學批評逐漸走向多維發展的空間。印象主義批評模式最初來自法國，批評者重視對批評對象的主觀感受以及由此生發的對作品意旨的理解和發揮。筆耕文學研究組不少人駕輕就熟印象主義批評模式，他們的文章標題就以“有感”、“印象”、“漫談”命名，行文不斷出現“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賀抒玉小說印象》、王愚的《賈平凹創作漫談》。文本中批評者的閱讀感受與印象隨處可見，王愚這樣評價賈平凹:“讀賈平凹的作品，會使你情不自禁地去這叢山環繞、流水淙淙的山區，熱愛山區生活中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而這種熱愛常常會激發你對我們整個生活、整個人民的深摯而又親切的感情，這也就是賈平凹的貢獻?！保?］王愚將個人的感受和情感澆注于批評對象，其批評散發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筆耕文學研究組成員經歷了當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動蕩，對歷史與革命、文藝與人生有著獨特的體悟，這使得他們的見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評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而形成的文學批評模式，它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能被廣泛運用，在于東方文化重直覺、重體驗、重靈性的精神活動與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暢廣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窺視》是心理分析批評模式的重要成果，該書以賈平凹、路遙、實、鄒志安、李天芳五作家為研究對象探微創作的神秘黑箱，論文有:吳進的《賈平凹創作心態探析》、費秉勛的《生命審美化———對賈平凹人格氣質的分析》、李繼凱的《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肖云儒的《路遙的意識世界》、李凌澤的《鄉土之愛與現實憂患的變奏———實小說創作論》、孫豹隱的《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陳瑞琳的《野火荒原———對鄒志安創造的“愛情世界”的思考》、陳孝英的《鄒志安，一個又不安分的靈魂———與鄒志安陳瑞琳對話》、屈雅君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李天芳論》、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趙學勇的《鄉下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追求———沈從文與賈平凹創作心理比較》、韓魯華的《賈平凹、路遙創作心態比較》、暢廣元的《〈白鹿原〉與社會審美心理》、李繼凱、李春燕的《新時期30年西安小說作家創作心態管窺》等論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獲;專著有費斌勛的《賈平凹論》、李繼凱的《新文學的心理分析》和閻慶生的《魯迅創作心理論》;屈雅君、李繼凱編的理論研究專著《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重要的理論收獲，此書系統分析了影響新時期文學的八類批評模式，開篇首章對心理批評進行研究，對陜西及全國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

美學歷史批評②作為文學批評方法，要求將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在藝術與歷史分析的相互滲透中剖析文學作品?！懊缹W和歷史的觀點”是文藝理論的文學價值標準和批評原則。當代陜西文學批評基本上是在美學歷史批評的方法體系中進行，50、60年代強調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關系，80年代兼及文學與美學的關系，90年代美學歷史批評將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哲學、人類學諸多學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評體系中，實現美學與歷史的雙向滲透，使研究水平達到新高度。這方面王仲生的實研究成果喜人:《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評實80年代后期創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詢和構筑》、《白嘉軒:文學史空缺的成功填補》、《人與歷史歷史與人———再評實的〈白鹿原〉》。王仲生“歷史的觀點”突破對歷史的靜態認識，關注到歷史糾結處的關聯性，把人與社會、環境、文化焊接一體，置于社會結構演變的流程中。他這樣評述實的歷史觀:“人，人的命運，始終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們不再是歷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歷史結論的形象性注釋，他們是活生生的歷史存在和血肉生命。這反映了實歷史意識的現代性?！蓖踔偕谘凶x文藝理論的基礎上，有機汲取了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成果，承認歷史與人的平等關系和對話原則:“真正的歷史對象，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客體，也不是任主觀意識擺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一種對話。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保?］

此外，李星的《在歷史與現實之交———讀實中篇小說〈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紀中國鄉村小說的基本傳統》、周燕芬的《賈平凹與30年中國文學的構成》等文，也是美學歷史批評結出的碩果。神話原型批評是新時期文學批評中出現較晚的批評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組原型批評文章載于《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82年榮格的《心理學與文學》也有譯介，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1987年葉舒憲選編的《神話一原型批評》一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神話原型批評才激發起人們自覺運用的熱情。其實，葉舒憲1986年在《民間文學論壇》第1期發表《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與象征思維》，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運用原型批評的系列成果，專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太陽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與李繼凱合著)、《詩經的文化闡釋》、《高唐神女與維納斯》等。葉舒憲的研究成果填補了神話原型批評的學術空白，季紅真給以充分肯定，認為原型批評對于人類精神之謎的解密極有意義:葉舒憲把原始思維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維納入原型批評的理論框架中，揭示集體無意識層面上文學原型的置換變形，拿到一把打開現代人和前人心靈溝通的鑰匙。［6］葉舒憲的批評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范疇，對陜西文學尚未涉獵，但對整體慢半拍的陜西文學研究而言，陜西神話原型批評由于葉舒憲等陜西師范大學學人③的踐行，在全國文學批評中一時獨領。

篇（5）

本年8月，由中國社會史學會組織、由蘇州大學承辦的以“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蘇州舉行，這也是社會史學會的第七屆年會。我所作為發起單位之一，積極參與了此次年會的籌備，并有七人參加了會議的討論，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會議提交論文近百篇，其討論熱點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時社會大眾心態也逐漸脫離了以往泛泛而論而開始以具體的史料為根據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會史作為專史，由于其涉及面廣且需十分具體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斷代為基礎；年會的召開，為各斷代的同行進行縱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時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使我們對地域性的認識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將史料視作全國情況而導致的對歷史理解的誤區。

11月，以“人口行為與人口環境”和“婚姻與家庭”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收到論文共十多篇。此次會議規模雖小，但論文質量較高，討論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們過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現象，如節育及其措施問題（李伯重《絕育、避孕與墮胎：清代前期江南節育方法的運用》，李中清·王豐·康文林《出生率與溺嬰》）；或者進一步證實了過去未經史料嚴密論證的問題，如婚齡（郭松義《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齡》）。在研究中能根據新史料（如很少為人利用過的檔案及社會調查）將問題細化，以期于能解決問題（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莊《盛京內務府糧莊、棉莊丁及魚丁、蜜丁的婚姻與家庭》、梁洪生《從“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變——江西近50年鄉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區民族通婚研究》）。同時，學者們在對專題史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的基礎上，也在努力突破了專題史的局限，以便把專題史置于整個歷史中來進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對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單純的對人口數量及其變化的考察而重視“人口行為”，在對人口行為的考察中，又特別重視“人口環境”，這種突破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從學術會議的舉辦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鑒之處，即小型的學術研究討會，并在事前收集論文，更可以保證學術討論的深入。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學術研究討會所難以做到的。

二、社會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書的編篡受到重視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書的編纂以及研究回顧與述評等是研究的基礎性工作，這樣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會越便利。但近來頗不為人重視，甚至將其視作末流，似乎可有可無。對此，本年刊發了一系列相關綜述和目錄，如馮佐哲的《中國賤民研究論著目錄索引》、侯旭東《造像記與北朝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陳爽的《近年有關家族問題的社會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趕刊于《社會史研究通訊》第二期，陳爽文刪節后又刊于《光明日報》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張經《80年代以來的先秦婦女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1期）從“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權制、婦女社會地位及社會活動、婦女的婚嫁、先秦文獻典籍中所反映的婦女問題的研究及個案研究等幾個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來的先秦婦女史的研究狀況。

宗族一直是學界重視的問題，同時也是成果較多且水平較高的一個專題。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其主要依據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譜，但家譜分藏各地，檢尋極為不便，對這一史料的整體情況更不易掌握，這無疑會對研究工作帶來很大不便。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共同編寫的《中國家譜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矛盾。此書以1949年以前的現存家譜為限，包括未刊、抄本、單行本、叢書文集所載的大陸四百余家收藏單位及個人所藏，共14719條。這是繼同山西社科院家譜資料研究中心的《中國家譜目錄》（共收2565條，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第二種，同時也是收錄最多的家譜目錄。

江蘇州地區保存了許多關于社會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繼《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1959）、《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1981）之后，在王國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蘇州大學又編輯了《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會角色與社會群體（包括婦女·兒童、農民、商賈、熟師·郎中、糧長·富戶、士宦·鄉紳、將官、其它，另有鄒氏、趙氏二家族及長吳北京會館）、社會會生活與社會合作（包括宗族生活與互濟、行會生活與互濟、公共生活與公益事業、其它）、社會信仰與社會心態（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間神祗、先賢祠祀、祖先崇拜、行業神靈、勸世勸善、其它）、社會問題與社會管理（包括社會問題、賦役管理、商業管理、宗族管理、寺觀管理、環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個子目，雖其中分類有不盡妥當處，但還是為我們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書后附一索引，并能進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罚ńK古籍，1997）對已經公布的敦煌遺書中的有關民間結社的文書分社條、社司轉幟、社歷、社文、社狀牒等，作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并盡可能將文書考訂了年代，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價值，為我們研究敦煌的民間組織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還有以論文形式公布的較小規模的史料整理或目錄介紹，如謝生保的《敦煌壁畫中的民俗資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緒初年哥老會史料選輯》（《歷史檔案》，1998年3期）等。

三、關于理論問題的爭鳴與研究

理論并不能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個先驗的理論模式再用史料去證實，但不可否認，理論對我們的具體研究會起一定的啟發作用。關于社會史研究本身的理論問題，近年一直受到社會史研究者的重視，主要是圍繞社會史是專史還是研究視角分作兩種意見。孟彥弘《社會史研究芻議》（《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2期）主張社會史是專史，并且對其研究對象與范圍及其與相關社會科學的關系進行了論述。但這一觀點遭到了趙世瑜的反對，他在《社會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對話》（《社會學研究》，1998年5期）中強調了社會史是一個綜合的整體史觀，并且用具體的事例對社會史與社會科學的關系進行了說明。由于對這一問題的著眼點不同，在爭論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識，但一方面這一爭論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具體研究的進行，但也不可否認，這一問題對社會史研究的選題、視角等方面會有裨益。

更具意義的理論論爭是圍繞農民及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展開的討論。對以往的中國基層社會認識提出質疑的主要是秦暉。繼與蘇力合著的《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力辟所謂“租佃關系決定論”后，他又發表了《“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上）》（《社會學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鄉土和諧論”，即認為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結構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體” 的自治與和諧的觀點——持此觀點的學者雖對中國傳統社會十分感興趣，但他們大都對中國歷史的具體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論”雖似嚴密，但卻缺乏史實根據——認為自秦到清，除魏晉一個時期外，都是以國家為主的“大共同體本位”。秦暉以史實為依據，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辯駁，可謂有理有據。此文因屬縱論，自難一一落實，且其將此理論歸于法家傳統也不無可議，但這一討論無疑會加深我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和理解，至少為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基層社會提供一些啟示，所以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的學術講座，其講稿由馮爾康、常建華編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出版（臺北，馨園文教基金會，1998）。馮爾康在《中國古代農民的構成及其變化》中提出了“多層級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指出農民包括自耕農、半自耕農、平民佃農、佃仆、國農佃戶、農業傭工、農業奴隸、富裕農民、平民地主九種；從生產勞動角度講，主要成分是屬于平民身份的自耕農（含半自耕農）和平民佃農，其次是依附農（佃仆、傭工）。從影響社會變化的視角看，自耕農、平民地主和佃農最重要，并進而指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國家與農民的矛盾、地主與佃農的矛盾——糾正了過于注重后者而忽視前者的偏向。劉澤華《專制權力支配下的小農》進一步指出導致小農興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認為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對經濟規律的愚昧干預，使廣農民失去了簡單再生產的條件，所以社會危機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潰，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綜論性的二文之后，朱鳳翰、蔡美彪、郭松義三位先生分別對先秦、宋元、18·19世紀的農民進行了斷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個不同時期的農民的情況。最后，陳振江《近代華北社會變遷與農民群體意識》、魏宏運《華北農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體活動》二文，對華北地區的農民進行了類似于個案與專題的講述。這一講座，雖然其中有些斷代尚有缺失，但大體上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民的狀況，豐富了我們對農民的認識，同時也糾正了過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認識。十分遺憾的是該書錯誤比比皆是，幾至不能容忍，讀時不能不予以特別注意。

當然，對農民的認識離不開對地主的認識。對地主經濟的討論，如方行《略論中國地主制經濟》（《中國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關于地主制經濟發展機制和歷史作用的考察》（《中國史研究》，1998年3期），雖屬經濟史范疇，且主要仍從生產力、生產關系著眼，但值得我們注意。

四、社會生活史仍是社會史研究領域中的熱點

在本世紀初西方史學的影響下，史學開始重視大眾及其日常生活，而這其中又特別垂青風俗習慣。對這一課題的重視和研究在當時也是頗具新意的，這從人們對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1933）、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商務，1938）等的重視中可見一斑。此后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除一度處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斷問世，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日漸興盛以及國外社會史著作的翻譯出版，成為史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在具體的研究中，許多不太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別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視，歷史博物館主持的《中國歷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孫機所著《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即其中之一種）是其典型；同時也描述了許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現象，這可以說是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長處。但是，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最突出的莫過于研究流于瑣碎的現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頗為欠缺，學術份量略顯單薄。本所“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項目的陸續問世，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狀況，這主要表現在它的系統性。零碎的隔離的現象的描述，不易對我們認識歷史產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將這些本來就很零碎的社會生活現象匯集起來，就有助于我們認識那個時代；而且在系統的敘述中，也容易產生一個整體的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項目將社會史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和《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

從前的社會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視兩頭，對中間這一千年的研究頗為不足。這三部書分別從衣食住行用、婚喪嫁娶、節假日、娛樂、教育衛生、信仰崇拜等幾個大的方面對這三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進行了勾勒和研究。對這一千年間的社會生活進行如此系統、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說是第一次，這徹底改變了從前的研究狀況，這也正是上述“系統性”的突出表現。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詩文集、筆記小說、墓志、類書，特別是對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這使敘述更為直觀、真實和準確。過去的研究大多僅限于羅列現象，但社會生活的活動主體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盡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說某時代有什么樣的生活而已，仍是靜態而非動態的。這三部書對“人”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并注意到了同時代的地域性，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為具體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晉南北朝食、住的階層之別，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會性”，遼宋西夏金食、行的階級性；再如在描述社會生活現象的同時，還盡可能進行了分析，如魏晉南北朝影響婚喪的因素，崇拜信仰、節日的社會文化心態等；不同時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現，如唐人重禮，而書中單列了“禮儀”一節，宋代的家族組織大不同于此前，故書別講到了“民間的家族組織”等。這些方面都說明了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著一些不盡滿意之處，如體例似欠完善——婚喪嫁娶中已有風俗，而此外又單列風俗，致使二者從內涵上似有重復，雖然從敘述上可以不重復。這反映了對“社會生活”的理解、界定之異和在具體編寫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時間或以人為線索來敘述或可發現社會生活各方面之間的有機的聯系。魏晉南北朝單列“少數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幘巾”中也談到了鮮卑的辮發傳統，致使在敘述上重復。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中都單列了“婦女”的章節。全書是以社會生活為主線，某些方面的敘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飾，但單列章節后并不僅限于其生活，還詳述了這一群體的社會地位、作用等情況，與全書體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標明版本，特別是一些尚未點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況也多有歧異；有的引用詩文而不標明出自何書，這都使檢核頗為不易，規范與否尚屬其次。倘若書后能附一參考書目似可避免此類問題。又如對學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敘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詳盡、確實。又如三部書均以斷代為限，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東西又有較大的沉淀性，斷代為史，不易溯源索變，以致不能在明其流變的基礎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敘述仍嫌過于簡略，似屬點到為止。較為重要的是，書中對各時代的社會生活的勾勒雖則很具體統，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個社會當中，以探求其間的關系，并進而提出問題，加深理解和認識?？傊?，這一項目的完成，使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實現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統纂述的躍進，但怎樣由收集考訂史料、羅列或描述現象進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領域研究中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在社會生活中，還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書對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動、收入、遺產、喪事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勾勒，改變了過去我們將僧尼生活簡單化的看法，豐富了我們對僧尼這一社會群體的認識。我們可以本書所討論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論斷提出質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和開辟的研究領域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補空白之作，是社會生活史研究中難得的一部力作。此外，書中對其所依據敦煌文書的錄文、考釋也頗具功力。

社會生活的一些專題研究也為人所重視，如徐吉軍《中國喪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綜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從喪葬制度（陵寢）、習俗（火葬、土葬）、喪葬觀、喪葬風氣等幾個方面對中國從原始社會到民國的有關喪葬的歷史進行了勾勒；陳香白的《中國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論唐宋上品茶的觀念》（《中國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從采茶時間、加工工藝勾勒出了時人的上品茶觀念。楊琳《古代“社主”的類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1期）羅列了社主有木、樹、石、土、尸（祀時為神所附體的人）等。杜家驥《從入關前檔案看滿族抱見禮俗》（《歷史檔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滿文逃人檔》、《滿文老檔》、《清初內史院滿文檔》等史料描述了滿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過“抱膝接面”式的禮節以及行此禮的身份性?！秵试嵊秒u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啟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齋飲食檢閱——敦煌文獻P．3231卷內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畫和文書。

本世紀初民俗學引起學者重視，周作人、顧頡剛、鐘敬文等人都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與此同時，社會風俗史成為社會生活中與衣食住行用等同樣為人所注重的一個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對較多，如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大達圖書供應社，1936），《中國風俗辭典》（上海辭書，1990）等，可說是具有綜合性、全方位的兩部書，其它各種地方風俗志所出更多。鄧云鄉《增補燕京鄉土記》（中華書局，1998）分歲時、勝景風景、市廛、飲食、藝苑風煙等幾外方面敘述了燕京一地的風俗，但時限是以晚清民國為主。風俗史使歷史有血有肉，對我們了解一個時代不無裨益，但風俗史的編寫多具掌故性質，且以描述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進一步努力。當然，目前的學人中有用人類學、民俗學等社會科學理論來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當代，如何將民俗史作全面系統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還需待以時日。

彭衛將其有關漢代精神世界、自殺現象、復仇風尚、體貌觀念、行為語言、交際語言、漢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論文匯為《漢代社會風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篇（6）

一、“故道”主線路時代從蜀道秦嶺線路開通的年代先后來推斷，位于陜西寶雞以南的散關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從文化遺存分布的密度而言，關中平原西部地區較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獲得較早的開發，被神化的農學經驗總結者曾經在這里活動［2］。蜀道的出發點因此曾經由自關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縣，縣治在今陜西寶雞南?！端涀?middot;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地名可見“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銅器散氏盤銘文中亦有“周道”字樣。據王國維考論，周散國在散關一帶，此周道即《水經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見，這條道路的開通年代相當早?！逗鬂h書》卷一三《隗囂傳》所謂“白水險阻，棧

①王國維《散氏盤跋》：“……頃聞之陜人言克鼎出處在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為克之故虛，則散氏故虛必距此不遠。因知‘散氏’者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大散嶺’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觀堂集林》卷一八，《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3冊。

道敗絕”，是說故道在今陜西略陽白水江一帶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區的棧道。

所謂“故道”，應是蜀道其他秦嶺線路得以開通并逐漸成為主線路之后的稱謂。這條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關。散關被看作“關中”區域的界限標志之一?！妒酚洝肪戆恕陡咦姹炯o》記載：“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也寫道：“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裴?《集解》引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又《史記》卷二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都關中。”司馬貞《索隱》：“咸陽也。東函谷，南?i、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關于“關中”區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說函谷關以內者，也有只說兩關者，言函谷關、武關，或者函谷關、散關?！妒酚洝肪戆恕陡咦姹炯o》：“懷王……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關于老子出關的傳說，有解釋“關”是散關的意見《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說：“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中“至關”的“關”，有函谷關和散關兩說。司馬貞《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張守節《正義》：“《抱樸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于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散關因散國得名。可知，這條道路的開通當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見“［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參與武王伐紂軍事行動的歷史記錄《尚書·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微、盧、彭、濮人。”孔氏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史記》卷四《周本紀》：“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微、?、彭、濮人。”裴?《集解》：“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張守節《正義》：“?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瀘、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都反映蜀道早期開通的事實。而當時蜀道的主線路，很可能即秦漢人所稱“故道”。所謂“故道”早期開通并成為蜀道秦嶺主線路，很可能與周人在關中西部農耕經營的成功有關。《國語·晉語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傳說和“姜水”的關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動的地域。早有學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陜西西部黃土原上”，探索炎帝傳說的發生，應當注意寶雞“姜城堡、清姜河、神農廟、?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應當注意到，這一地方正是在散關左近。

秦漢所謂“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開通的時代曾經稱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開通和使用《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較早記載了蜀道“石牛”傳說：“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萃跻越鹨惑舆z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后，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萃踉S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不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們還看到，秦人觀念中另一有關“牛”的神秘傳說，也與交通開發有關。《史記》卷五《秦本紀》：“（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裴?《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后見豐水之中。’”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朵洰悅鳌吩疲呵匚墓珪r，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發，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因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發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張守節又寫道：“按：今俗畫青牛障是。”［5］所謂“武都故道”、“岐州陳倉縣南”、“雍南山”等信息，應當理解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聯想到“姜姓”而“長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傳說《藝文類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繹史》卷四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為少典妃，游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為姓。”，可以推知其發生時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歸服，與“姜”有關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論秦漢雍地諸?中的炎帝之祠》寫道，《太平御覽》卷七引《三輔舊事》：“姜泉在岐山縣。《水經注》云：炎帝長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經注》卷一八《渭水中》寫道：“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兜弁跏兰o》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女登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地也。東注雍水。”姜水應是雍水的支流?！短藉居钣洝肪砣?ldquo;岐山縣”說到“姜泉”，又寫道：“炎帝長于姜水，即此水也。”《元豐九域志》卷三《秦鳳路·次府鳳翔府扶風郡鳳翔節度》說到“姜水”。《陜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國扶風美陽，有姜氏城。（《路史》）岐水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兜弁跏兰o》曰：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水經注》）。”同書卷一《山川三》：“橫水。……一名姜水，在縣南三里，自鳳翔界流入，合雍水。《縣圖》：杜水……又歷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與雍水合。”看來，與炎帝傳說密切相關的姜泉、姜水、姜氏城，應當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時代以及與炎帝傳說的關系，可以另外考察，載《文博》2005年，第6期。現在看來，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來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將地名帶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妒酚洝肪砦濉肚乇炯o》：“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所謂“周余民”，可能就是導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轉貼于

清華簡《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劉國忠：《從清華簡〈系年〉看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實》，“簡帛·經典·古史”國際論壇論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妒酚洝肪硭摹吨鼙炯o》：“幽王嬖愛褒姒。”司馬貞《索隱》載：“褒，國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褒國故城在梁州褒城縣東二百步，古褒國也。’”《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于褒姒，廢其正后。”顏師古注：“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關中往“褒人”所居“褒國”的道路已經可以通行?！度A陽國志》卷三《蜀志》記載的秦王和蜀王“褒漢”、“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傳說，反映“周顯王之世”褒谷已經成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后來文公“至?F渭之會”，“卜居之”，“營邑之”，以至寧公“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很可能秦人通過“褒”，與“漢”維持著經濟交往和文化聯系。

三、??嫻澇縉誚煌ㄌ跫?讀ナ汀肪磯??端玖パ罹??罰?ldquo;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后以子午，涂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艱。”辛德勇先生據此考論，以為所謂“堂光”中的“堂”應當就是“黨（???rdquo;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嫻賴謀笨諼Ч瓤諭饃暈韉奈己幽習叮?形骱何涔ο爻?rdquo;?！稘h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說到武功縣“莽曰新光”。“‘黨光’中的‘光’，應該就是指這個‘漢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應該就是??嫻賴那吧懟3??樸興?鉅於?猓?霉獾烙??嫻賴娜〈?猜雜脅煌??刺霉獾澇誶亓氡逼倫呶Ч齲ㄎす齲?唇衲嗪櫻???嫻雷唄媯?澹┕齲?唇裎髀嬗???］。

《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厲共公二年（前475），蜀人來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鄭。”同一史實《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則寫作“蜀取我南鄭”。又《秦本紀》：“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來朝”。這一歷史階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經由褒斜道或??嫻饋?br />

四、商鞅時代交通形勢《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陽。”《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也寫道：“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國興起的歷史過程中的顯著轉折。定都咸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亮點［7］在秦定都雍與定都咸陽之間，有學者提出曾經都櫟陽的意見。筆者認為，司馬遷的秦史記錄多根據《秦記》，因此是較為可信的事實，是值得重視的。而可靠文獻記載中并沒有明確說明秦遷都櫟陽的內容。就考古文物資料而言，櫟陽的考古工作也沒有提供秦曾遷都櫟陽的確鑿證據，其城址遺跡年代均判定為秦代或漢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據現有材料仍可肯定：櫟陽始終未曾作為秦都。參見王子今：《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5期；《櫟陽非秦都辨》，《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3期。。這一商鞅時代的重要決策，也影響到交通史的進程。

秦遷都咸陽的決策，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遷都咸陽實現了重要的歷史轉折。一些學者將這一舉措看作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十分準確的歷史認識主編《中國史綱要》在“秦商鞅變法”題下寫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頁。楊寬《戰國史》（增訂本）在“秦國衛鞅的變法”一節“衛鞅第二次變法”題下，將“遷都咸陽，修建宮殿”作為變法主要內容之一，又寫道：“咸陽位于秦國的中心地點，靠近渭河，附近物產豐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頁。林劍鳴《秦史稿》在“商鞅變法的實施”一節，也有“遷都咸陽”的內容。其中寫道，“咸陽（在咸陽市窯店東）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適在秦嶺懷抱，既便利往來，又便于取南山之產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黃河；在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就是通往函谷關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頁。?！妒酚洝肪砹恕渡叹袀鳌酚涊d，商鞅頒布的新法，有這樣的內容：“?J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擴大農耕的規劃，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使得秦國掀起了一個新的農業躍進的。而推進這一歷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設在咸陽。

秦經營咸陽的時代，交通戰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東向進取的需要，函谷關和武關道路，首先受到重視。而蜀地的占領，必須有蜀道的交通條件以為可靠的軍事保障。對于秦兼并蜀地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我們在《史記》中可以看到司馬遷如下的記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馬錯伐蜀，滅之（卷五《秦本紀》）；（2）擊蜀，滅之（卷一五《六國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卷七《張儀列傳》），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卷五《秦本紀》）；（5）蜀相殺蜀侯（卷一五《六國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誅蜀相壯（卷五《秦本紀》）；（7）誅蜀相壯（卷一五《六國年表》）；（8）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傳》），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卷五《秦本紀》）；（10）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定蜀（卷一五《六國年表》）。從起初轉貼于

（1）、（2）、（3）的“伐蜀，滅之”，“擊蜀，滅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終“定蜀”［8］其中（8）與（9）、（10）有關“蜀侯輝”、“蜀守輝”的記載相互抵牾，當有一誤，疑（8）中“侯輝”二字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經歷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數年的時間。這一系列軍事行動，都必然是在蜀道暢通的條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闕”和

漢高祖的“蝕中”《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秦始皇規劃咸陽的建設時，曾經有“周馳為閣道”，又“自（阿房宮）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的設想。“表南山之顛以為闕”這一特別值得重視的構想，說明當時的建筑藍圖包含有貫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識。“南山”之“闕”的設計，可以說明秦都咸陽有南行的重要通路。這樣的規劃，與沿子午嶺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對應關系。而“子午”快讀，與“直”音近。在咸陽、長安以南，確實有“子午道”通往漢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與“直道”?“子午嶺”類似的情形。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一《縣一·萬年》寫道：“福水即交水也?！端涀ⅰ吩唬?lsquo;上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鱉谷，今稱石砭峪。南三十里，與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經注》無此文?！短藉居钣洝肺呐c此同，而不云出《水經注》。所謂“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豹林谷今案：今稱抱龍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來會，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東來會今案：“自東來會”疑當作“自西來會”。，自北以下亦謂之子午谷水。”“直谷”應當也是“子午谷”的快讀合音《咸寧縣志》卷一《南山諸谷圖》中，“石鱉峪”旁側標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許也應從音讀的線索考慮與“子午谷”的關系。。另外，還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漢魏子午道秦嶺南段又曾經沿池河南下漢江川道。“池”或為“直”之音轉。也就是說，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經被稱作“直河”［9］。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說，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程大昌《雍錄》卷五“漢高帝入關”條說：“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也。”《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讀史方輿紀要》、《史記會注考證》等都據《司隸校尉楊君孟文石門頌序》所謂“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為“蝕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國志》卷四《蜀書·魏延傳》記述魏延向諸葛亮建議，“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其具體路線是“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直抵長安。由三國時人所謂“韓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許確是劉邦北定三秦的路線?？磥?，子午道在秦漢之際已經通行大致是沒有疑義的。

李之勤先生曾經對子午道的歷史變遷進行過深入的考證［10］。我們在對子午道秦嶺北段遺跡進行實地考察時，也發現了相當豐富的古棧道的遺存［11］?！稘h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顏師古將“子午嶺”和“子午道”并說，這位唐代學者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意見，還有將直道所循子午嶺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計南北直相當”者聯系在一起的說法，即所謂“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常繇咸陽。”裴?《集解》引應劭曰：“今長安也。”《史記》卷九三《韓信盧綰列傳》：“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張守節《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所謂“咸陽”、“今長安也”與“長安，故咸陽也”的認識，表現出咸陽?長安共同作為關中文化重心的一體性。

《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記載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漢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資治通鑒》卷三六“漢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張晏說之后，又寫道：“按：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同樣指出了王莽這一交通道路建設行為與皇嗣期待的對應關系?！短藉居钣洝肪矶濉蛾P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條引《風土記》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山。”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引《風土記》則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太平御覽》卷三八引《風土記》也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乾隆《陜西通志》卷一六《關梁一·西安府長安縣》引《風土紀》：“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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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終南。”同出《風土記》，而漢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兩說。子午道的開通或與皇后有??的事實有關，或與皇后有??的期望有關，都反映了王莽借用當時人交通意識中的神秘內涵，為帝權的爭奪進行準備。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條引《長安志》于是說：“王莽有意?漢，通子午道。”同書卷二二九《補遺·地理》“子午道”條寫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協之。又婦女有孕曰瑞。”也以為皇后已經“有孕”。事后太后下詔，言“開子午道”事是所謂“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絕南山”的方向優勢。

七、“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數道平行”形勢《后漢書》卷六《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賢注：“子午道，平帝時王?通之?！度赜洝吩唬?lsquo;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這是在國家行政中心轉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見《隸釋》卷二三《司隸校尉楊君碑》：“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韻語，然其事跡粗可考見。其所頌者，楊君復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詔開余谷，中間西羌亂，道絕不通，復由子午谷，險阻為患。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孟文請廢子午道，復由余谷。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稚紀為之刻石頌德。其所謂余谷者，蓋斜谷也。漢人用字多從省文如此耳。碑在興元。”

然而《三國志》卷八《魏書·張魯傳》：“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三國志》卷一三《魏書·華歆傳》：“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三國志》卷二二《陳群傳》：“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基傳》：“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后糧腐敗，前軍縣乏。”《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后主傳》：“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都說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