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匯率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貨幣匯率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股票市場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2人民幣匯率調整對上市公司業績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必將改變我國現有進出口狀況，進而影響對進出口依存度大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及業績，尤其是以美元結算的商品影響較為突出；對于出口型企業也有一些負面影響。雖然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但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居主導，主要是以價格取勝，一旦人民幣升值，價格優勢將不復存在，從而出口將受到嚴重影響，目前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與進出口直接相關的個股主要集中紡織、機電、從事外貿進出口的企業。同時，由于進口的增加，人民幣升值意味進口產品成本的降低，一些原料依靠進口的上市公司也會因成本降低受益，如：石化板塊、航空板塊的上市公司，因為飛機、汽油等進口物品成本的大幅度降低，盈利上升，總體表現為利多。高科技產業也將受益人民幣升值，這些行業的關鍵設備或配件往往依靠進口，隨著人民幣的升值，這些公司的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會明顯下降，公司盈利將上升。下面對不同的行業做具體得分析。

2.1房地產行業

人民幣升值一般意味著國內經濟整體向好，投資機會多而且收益水平相對可觀，因此，將有大量的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市場，房地產等市場由于流通性較好將成為這些資金集中的場所，最終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揚，這在日本和臺灣市場表現得比較明顯。

2.2銀行業

匯率調整對銀行業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匯兌損益、資本金充足率、實體經濟的影響等等。匯兌損益、資本金充足率主要影響的是凈外幣頭寸比較大的銀行，根據去年的統計，在目前上市的銀行中，民生銀行的外幣凈頭寸在幾家銀行中最多，匯率調整會使其產生大量的匯兌損益，對其凈利潤影響較大，浦發銀行所受到的影響最小。而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可能是對銀行業影響最大的問題，一旦實體經濟不能經受匯率調整所帶來的沖擊，銀行在短期之內壞賬就會上升，金融體系可能受到影響。

2.3航空業

人民幣升值將使外幣負債水平高的行業公司，以支付較少的人民幣完成原先等額的外幣債務支出，其中交通行業以航空股的外幣負債最為集中，航空公司有大量的航空器材融資租賃負債，每年需支付一定數量的利息費用和本金。以南航為例，其資產負債率基本維持在70%左右，經測算人民幣每升值1%，航空公司毛利率將提高0.5%百分點。上海航空、南方航空、東方航空人民幣每升值1%，產生的匯兌收益折合每股收益約0.035元、0.026元和0.021元。

2.4鋼鐵業

人民幣升值對鋼鐵行業的最大利益在于降低鋼鐵行業的采購成本：目前40%左右的鐵礦石依賴進口，而以鐵礦石為主的原料占鋼材成本的30%～40%；受益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寶鋼、武鋼、馬鋼、濟鋼、南鋼等以進口鐵礦石為主要原料的公司，這些公司的鐵礦石國外進口和國內采購的比例基本是7：3，其他如鞍鋼、新鋼釩這類公司以自有礦山為主的公司，則影響較小。

2.5石化行業

我國石化行業進出口模式是資源換技術和資金，就進出口結構而言石化行業出口主要集中在基礎化工加工原料，產品附加值比較低，例如：尿素、純堿、燒堿、磷肥、硫酸鎂、碳酸鈉等基本化工產品；進口主要集中在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品。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國際市場高附加值產品增強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力，同時也會削弱資源類化工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優勢。受人民幣升值直接影響比較小的主要是依靠非關稅壁壘保護的化工產品，配額外的高關稅能夠減緩價格下降對國內市場的沖擊作用。而對于中國石化這種具備完整產業鏈的公司來看，整體受益于人民幣升值。

2.6紡織行業

據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如果人民幣升值5%～10%，行業利潤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進企業，因利潤率較高，導致成本中可貿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損的絕對額較大，但利潤率下降的幅度較小，但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其升值的邊際負效應會擴大。我們對升值后內銷產品利潤率變化的判斷是：理論上計算，因成本中可貿易品的存在，內銷產品的利潤率應上升。如果動態分析，外銷產品利潤率的下降必然導致銷售的“外轉內”，內銷的“升值優勢”很快消失。

2.7旅游業

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使境內居民出境旅游變得更加便宜，而外國游客入境旅游變得相對昂貴，這對國內的旅游景點類公司顯然是不利的，但對旅行社類上市公司有利。

2.8造紙業

由于我國優質紙漿大量依靠進口，人民幣升值能降低造紙成本，對造紙和紙包裝類上市公司是利好。

3從資金的角度來看，升值以及升值預期為股票市場帶來了增量資金

3.1從總體上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1）全球視野下，人民幣升值可以提高國內證券市場的估值水平，因此將吸引國際投機資本，以正規和非正規渠道進入中國證券市場進行套匯，人民幣升值將提升以人民幣計價的A股的國際估值，隨著全球對中國經濟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特別是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機會感興趣。而QFII則打通了外資進入中國證券市場的一個重要通道，2005年6月我國將QFII額度從40億美元提升到100億美元，隨著未來市場對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國際資本進入國內證券市場，并提升整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估值。

（2）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遠未達到熱錢的預期，投機性熱錢進入市場的可能性在進一步加大。對于人民幣升值幅度的預期普遍在5%～10%左右，因此在人民幣升值幅度遠未達到熱錢預期之前，投機性熱錢進入市場的可能性在進一步加大。特別是在是否升值的不確定性因素消失后，投機性的熱錢可能會迅速放大，進入市場。所以從“熱錢”預期效應來看，人民幣升值對近期證券市場構成正面影響，沖淡長期的負面因素，因此“熱錢”很可能會繼續進入房地產、債券和股票等人民幣資產。

（3）基于升值通縮效應以及國內宏觀經濟處于回落階段，促使國內維持低利率水平的預期得到加強，各行業預期回報率下降將凸顯A股市場的資金洼地效應。由于國內宏觀經濟已經處于回落階段并且政府也擔心通縮壓力加大，因此，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內的利率仍將維持較低水平并且各行業回報率水平仍在下降。除了股票市場，當前我們已經難以發現另外一個可以替代股市的長期下跌的處于歷史低位的市場。多數實業投資的暴利讓位于宏觀調控；多數大宗商品價格處于歷史高點；黃金價格隨著美元走強開始疲弱；房地產價格受到國家嚴厲監控；債券市場收益率已經下降至2003年底水平，國債收益率已經與當前銀行存款的稅后收益率相當；貨幣市場收益率也持續下降。我們發現，在市場游動資金在房地產、大宗商品、債券及貨幣市場的游走過程中，從吸引力角度來看，隨著其它投機機會的逐步消退，股票市場無疑越來越具備投機吸引力。

3.2人民幣升值將對A股、B股、H股市場形成結構性的沖擊

（1）A股市場。實質利好，但潛藏一定風險且會產生新的分化。匯率升值，會帶來資本市場效應，使大量外來資金投到股票市場上去，有利于市場資金的擴容，活躍A股市場，增強市場信心，從中長期的技術面上看，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實質性利好。同時，通過帶動直接投資直接進入各行業，形成資本投入、購并和重組的熱潮，成為促進A股上漲的另一條途徑。尤其是不斷升值的預期對不斷上揚的股市起到進一步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同時，人民幣升值有可能成為影響股票市場的不穩定因素。我國證券市場正處于一個謹慎的逐步開放過程中，隨著開放步伐的加快，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互動關系將更為明顯。預期人民幣升值會對國際資本，尤其是投機資本產生巨大的吸引力，而金融資本的流入短期內無疑會增加國內資本市場的資金供給，刺激市場行情上漲，但基于投機資本“快進快出”的特點，一旦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減弱，會造成資金的抽離，對證券市場構成很大的沖擊，增加市場劇烈波動的風險，也將使監管當局面臨巨大壓力。

（2）H股市場。H股是以港幣標價的人民幣資產，人民幣升值意味著H股升值，而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潛在收益將成為刺激行情上漲的重要力量。目前H股公司資產優良，經營穩定，業績增長較快，優勢突出，加上與對應A股股價水平相比偏低，H股行情依然可期，而升值預期的影響也將為其行情演繹推波助瀾。

（3）深、滬B股市場。人民幣升值后，B股上市公司的資產將增值，有利于其開展業務和增強盈利能力。人民幣升值對滬深B股的影響略有差異。由于深市B股和滬市B股分別以港幣和美元計價，美元的走弱會使滬市B股市值縮水，投資者面臨著系統性匯率風險造成的投資損失，對滬市B股投資者產生極大的心理不安。從2001年2月B股對境內居民個人開放以后，國內投資者逐漸成為B股市場的重要投資主體，人民幣潛在的升值預期導致多數投資者目前不愿以現在價格兌換美元投資B股市場，以避免人民幣升值給自己的外匯資產帶來損失。由于缺乏資金支持，滬市B股整體走弱將難以避免。但從另一個層次來看，如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家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啟動B股市場，人民幣升值的長期性與B股投資的高收益將成為投資者未來博弈B股市場的兩種選擇。深市B股市場由于毗鄰海外短期資本活動頻繁的香港，因而資金供給將比滬市相對寬裕，雖然目前港幣采用緊盯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在人民幣升值下，香港匯率制度和港幣幣值走向實際上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因而持有港幣非像持有美元那樣必定受損。

參考文獻

篇（2）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從當初的1美元兌換人民幣8.1111元升至2006年12月14日的7.818元，漲幅超過3.6％，而且，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性也在逐漸擴大，2007年1月11日，1美元兌人民幣7.7977元。從這一角度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已經走上了真正的“管理浮動”之路。

然而，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和外匯儲備規模依然在擴大；與此同時，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距也將超過80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7％左右）——近期以來，面對巨額的全球經濟失衡，美元相對于歐元呈明顯的疲軟態勢。實證分析顯示，人民幣雖然相對美元升值，但由于其它一些主要的國際貨幣相對美元有的升值幅度更大，因此，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反而在繼續貶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經濟今年乃至今后持續平穩的高速增長，筆者認為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定時期內，人民幣升值壓力必將有增無減。

當前的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狀況怎樣得到解決，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未來的走勢如何？早已成為學術界、市場人士乃至各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國經濟的崛起、亞洲貨幣合作的深入等國和國家集團日益改變著的政治、經濟格局正在推動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而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從根本上說受制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國際貨幣體系的角度分析和探討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變革的未來取向。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特征

1971年8月15日，美國關閉黃金窗口之后，為了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十國集團于1971年12月18日簽訂了“史密森氏協議”。但1973年2月外匯市場上再度爆發的美元危機，使該協議壽終正寢，也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徹底崩潰。因此，一般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是從1974年開始的。雖然理論上它屬于匯率自由浮動的貨幣體系，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匯率一般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現行國際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縱觀近代國際貨幣史，從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頓森林體系（1946-1971），再到現行的所謂牙買加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不同形態的更替。而且，每種體系也都經歷了從建立、發展、完善直至最終崩潰的過程。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過程中，一個共同的特征是：體系內各國在經濟實力、經濟周期（從而政策目標）、政治權力等方面都存在差異。正是這種差異左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因為，一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要想能夠存在并正常運行，就必須在諸如貨幣本位確定、匯率制度安排、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形成以及國際清償能力供給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和運行機制。而這種差異使得相應的規則和運行機制相對于體系內不同國家而言不均衡。換言之，遵守規則的成本與收益權衡因國家不同而不同，運行機制所帶來的成本與收益權衡也因國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稱這種不均衡性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從1870年至今，這種不對稱性始終存在。具體說，在每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時期，體系內國家都可被劃分為兩個集團——核心和。在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國居于支配地位，這一地位使得核心國與國相比能夠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來實現自身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國與國之間的這種不對稱性，以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國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變或放棄體系規則。

國不執行統一體系規則以及核心國濫用特權的道德風險、國退出體系的威脅、核心國對國所施加的經濟乃至政治上的壓力、核心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體系穩定所作的妥協和讓步等諸多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可能導致體系規則的調整、核心國地位的喪失甚至體系的崩潰。

簡言之，正是這種不對稱性以及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將重點分析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其鮮明特征：美元霸權依舊，但面臨的挑戰更多；國集團化。20世紀70年代末，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建立以及轉型國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國不但在數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漸分化為特點明確的兩大集團：第一集團主要包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現今還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越來越關心國際投資頭寸的收益風險關系，越來越關心其頭寸在美國的暴露程度，在這些國家，其匯率政策是對美元浮動（世紀之交誕生的歐元區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代表—歐盟中有12個國家統一貨幣，共同對美元浮動）；第二集團則主要由亞洲及部分美洲國家組成，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向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出口；當進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長時，逐漸增加的官方儲備就直接用來購買美國證券；其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在國中，日本較為特殊—從日元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看，他接近第一集團，從貿易角度看，他應屬于第二集團；浮動與固定并存。在現行貨幣體系下，從較為清潔的浮動匯率制到硬約束的貨幣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種貨幣制度同時存在。

以上特征決定了現行貨幣體系獨特的不對稱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國，美元職能不對稱。眾所周知，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同時行使著國際清算、國際干預與國際儲備職能。但由于不同國家發展戰略或者宏觀經濟目標的差異，美元在不同國的職能側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團，多數國家政府強調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戰略，而且就業壓力以及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為了貫徹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第二集團國家更側重經常帳戶的盈余，因而傾向于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的貨幣政策，出于干預外匯市場和預防投機性攻擊的目的，他們更強調美元的國際干預職能和國際儲備職能，主要表現為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的頻繁干預（以維持本幣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和官方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與第二集團相比，在第一集團，其經濟實力更強、經濟結構更合理、市場經濟機制更完善、生產力也更先進，在許多經濟領域和環節具有與核心國抗衡甚至領先的實力。因而其更強調與核心國平等競爭的發展戰略，更關注國際投資頭寸管理及資本金融帳戶平衡。在市場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動的匯率來調節。一般地，其貨幣當局不主動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門決定。由于市場對美元的長期信用存在疑慮，因此其本幣對美元有升值的趨勢，這使得第一集團從總體上更強調美元的國際清算職能而不是國際干預和儲備職能。

2.在國，對核心國要求權的積累主體不對稱。這里所謂的國對美國的要求權主要是指國政府或私人部門持有美元或美國債券而產生的對美國的追索和要求權。基于以上關于美元職能不對稱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團，對美國要求權的最主要主體是政府和貨幣當局。他們對積累美元儲備有著強烈的愿望，官方外匯儲備總體上呈逐年增加之勢，進而成為美國財政部債券執著而穩定的需求者。其結果是既維持了美元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信用（美元對其貨幣總體升值）又壓低了美國總體利率水平。總之，它從客觀上支持了美國擴張的貨幣政策。

而在第一集團，對美元和美元債券的需求主體主要是私人部門。當這些部門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團的政府那樣只將其用于儲備和購買美國國債，而是在權衡收益與風險的基礎上進行更廣泛的投資，既包括面向美國的直接投資也包括間接投資（主要是購買美國債券、股票及其他美國貨幣市場工具等）；同時，值得強調的是，出于資產選擇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們也將其部分美元資產投向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另外，由于近年來其本幣相對于美元總體存在升值趨勢，出于對美元信用的擔心，他們也會將部分所持美元兌換為本幣或其他強勢貨幣。總之，相對于第二集團，第一集團的行為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幾乎相反——對美國實施過于寬松貨幣政策具有約束作用。

3.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不對稱。在核心國，強勢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對優化的經濟結構，使其調節機制具有不同于體系內任何國家的特征：一般情況下，并不追求國際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匯率調整來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動調節。當經常帳戶逆差過大，就業形勢嚴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時，其調節手段也不像其他國家那樣以采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而是依仗其霸權地位，在頻繁實施貿易制裁的同時，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團國家貨幣升值或對美擴大進口。相對于核心國，國（尤其是第二集團國家）更追求經常帳戶的平衡和盈余，而且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團，當一國采取釘住美元的制度時，調節“平衡”的義務全靠自己承擔。為了增加就業、維持出口引致的經濟增長，其既要以更優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也要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促進出口。其結果是實際稀缺資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確定性的美元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在第一集團內，雖然以浮動匯率制為基礎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與核心國相似，但仍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與美元相比，各國貨幣處于明顯劣勢，即沒有像美元那樣有堅實而穩定的需求作支撐。因此它難以依賴像核心國那樣的低利率政策和寬松的財政預算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相對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門普遍存在的對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貨幣對美元呈系統性的升值趨勢。相對堅挺的本幣雖有利于第一集團國家私人經濟的經濟部門對核心國的投資，但他們又擔心國際投資頭寸在核心國的過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對核心國貿易的難度。其結果是時常爆發與核心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為了應對和彌補與核心國在調節機制上的不對稱性，擺脫對核心國的過分依賴，第一集團國家之間加強了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以擴大“內需”，其典型代表是歐元區。歐元區的建立增強了區內國家管理內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及強制性財政政策的硬約束也同時使其整體經濟增長難以協調運行。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一）現行體系所經歷的變化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雖然美國仍是現行體系下的惟一核心國，且美元仍處于絕對支配地位，但在過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經濟環境卻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頓森林時期，對于貨幣體系和貨幣制度的管理，國一般情況下具有單個國家動機特征；而在現行體系下則具有集體動機的特征。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國的個數更多，且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國家更加采取集體行動和跨國管理；相比之下，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標優先權也存在差異；另外，亞洲國家區域性合作水平現狀甚至不及40年前的歐洲。歐元取代英鎊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國（美國）承諾維持其幣值穩定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自由兌換時期，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因此這種承諾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現在，美國政策決策者的意圖更加模糊，美元維持其對外幣價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資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難，從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團國家的貨幣當局如今為維持現狀而進行的沖銷和干預操作范圍更廣、成本更高，爆發由預期性投機攻擊所致的貨幣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更大。隨著國內金融市場的逐步自由化，維持國內高儲蓄率和低估本幣越來越難以保證額外投資以可貿易品部門為中心。

（二）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

在現行體系下，從匯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團國家較第二集團國家更具有相對獨立性。尤其是歐元區，其貨幣作為事實上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最接近核心國的特征。況且，在金本位時期，英、法、德、美被認為同屬于核心國。因此，在現行貨幣體系下，歐元區是否愿意以及能否進入體系的核心，是決定體系演進的關鍵因素之一。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決心繼承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傳統——把物價穩定作為其最終目標。也就是說，從現實情況看，歐洲央行給予國內貨幣政策軌道以優先權，但其物價穩定的最終目標與匯率政策之間出現沖突的概率相當高。而且，歐元區部長理事會的“匯率導向”與歐洲央行董事會的政策之間也常常不一致。這些沖突以及歐元區與美國商業周期發展的差異等因素將導致市場對歐元信心的波動。歐元匯率的波動將阻止或延緩歐元區進入核心國的步伐，但歐元的相對堅挺以及市場對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諸因素勢必使第二集團愿意持有更多的歐元儲備。

在第二集團這種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絕對核心地位仍難以動搖，因此這種多元化必將表現為儲備資產的凈增長，其結果是加大第二集團整體的通貨膨脹壓力。而舒緩通脹壓力的途徑包括：放棄釘住美元制；向美元儲備索要更高的利率；減少美元儲備的比重。

在美元儲備資產增加、對美貿易順差擴大的情況下，放棄釘住美元的結果是第二集團國家本幣總體對美元升值，進而導致對美順差收縮。考慮到歐元在國際貨幣中相對堅挺的表現以及第二集團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出口，并以此作為進一步積累歐元儲備的重要手段。此時，若歐元區仍堅持剛性的財政預算約束及穩定的物價目標而不愿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歐元流動性，則第二集團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進口，否則歐元儲備將支付更高的成本。這樣，第二集團與歐元區將達到更大規模的互惠貿易水平。從較長期來看，當第二集團與歐元區貿易依存度達到的相當水平后，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下降，從而形成對美國擴張貨幣政策的約束性。若第二集團的貨幣政策存在區域性的協同性，則有可能形成美元、歐元及第二集團貨幣之間“三足鼎立”的相對穩定態勢。其性質是相互制約的貨幣體系。

若歐元區有意加快進入核心國的步伐，將會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這將加速第二集團降低美元儲備的比重。但與此同時，歐洲央行也必須增加美元儲備以干預美元與歐元的雙邊匯率，使其更為穩定。當然，當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會尋求更穩定的匯率以擴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資本的流入。因此，美歐之間為了降低匯率波動的成本，勢必強化諸如《廣場協議》（1985年9月）和《盧浮宮協議》（1987年2月）式的旨在穩定匯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歐之間這種競爭性貨幣合作關系若能持續，也將降低第二集團儲備資產多樣化的成本，從而最終走向釘住以美元、歐元為關鍵貨幣的貨幣籃子制度，形成美歐為核心、第二集團為的匯率相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

總之，核心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但歐元區以及中國和東亞區其它國家的政策選擇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變革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對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走勢和變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論歐元區選擇維持現有的政策目標不變還是有意向貨幣體系的核心靠攏，國際貨幣體系都將會向著保持美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之間雙邊和多邊匯率相對穩定的方向發展。如果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朝著更加協調一致、匯率更加穩定的方向發展，則將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演進趨勢。但是，考慮到未來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對美元或歐元僅是相對穩定而非絕對固定的關系，因此亞洲貨幣合作的目標應該是亞洲其他國家貨幣釘住亞洲關鍵貨幣（如，人民幣或日元），而亞洲關鍵貨幣應采取釘住主要以美元和歐元為籃子貨幣的貨幣籃子，以便使其對美元和歐元匯率均具有相對的彈性。換言之，亞洲的關鍵貨幣不宜只對美元和歐元中的其一浮動而對另一貨幣固定，因為這不利于促進未來更為穩定和均衡的國際貨幣體系。

假定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現行的經濟增長趨勢，人民幣至少會成為亞洲關鍵貨幣之一。從眼前看，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人民幣的市場信用尚不具備對美元大幅浮動的實力。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安排應能夠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則應是能應變美元和歐元相對地位的調整及中國與第一集團國家經濟往來規模的變化。也就是說，以維持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為基礎，同時適當增加市場調節的作用以逐漸應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

具體地說，在中短期內，當人民幣與核心國貨幣匯率水平偏離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匯儲備變動或貿易摩擦等成本過高時，可以對人民幣匯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躍性”的調整，以減低成本。這里所謂的“跳躍性”是指調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調整的次數和時機則以盡量減小市場投機預期和投機攻擊為原則。

在調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應保持人民幣對核心國貨幣的相對穩定，這是以當前核心國貨幣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現實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對核心國貨幣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對外貿易和經濟交往，有利于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和價值穩定，也有利于防范貨幣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為了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著更加穩定和均衡的方向演進，在增強亞洲貨幣合作中人民幣地位的同時，人民幣匯率應逐漸朝著對美元和歐元保持相對彈性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央行欲逐漸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承諾是正確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簡單地釘住籃子貨幣，而是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相協調，逐漸微調籃子中美元、歐元以及其它一些相關國際貨幣的權重。

綜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結論：首先，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將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較長期選擇，但人民幣相對美元的浮動區間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漸擴大的前提下呈現波動性；其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可能會體現出一定的“跳躍性”，即在總體上呈現波動區間相對狹窄的同時，偶爾會在一定的時段內表現出較大的波幅。

篇（3）

1.通貨膨脹與匯率的關系分析

通貨膨脹被西方經濟學稱為公眾的頭號敵人，其表現為國內價格持續的上漲。而通貨膨脹和匯率的關系也非常復雜，因為存在著理論和現實不符的事實。

首先，通貨膨脹和匯率存在負相關關系。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通脹水平高的國家其貨幣必然對通脹水平低的國家的貨幣貶值。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有兩個不足，其一在于其假設商品能被自由交易，并且不計關稅、配額和賦稅等交易成本；其二是它只適用于商品，卻忽視了服務，而服務恰恰可以有非常顯著的價值差距的空間。

其次，匯率取決兩種貨幣的供求關系。如上述的國際借貸說、利率平價理論的本質是通過改變兩種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廣義的非特定地理區域的）的供求關系而影響兩種貨幣的相對價格，這有點類似普通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價格，如同“一只無形的手”作用于外匯市場。只不過引起兩種貨幣供求變化的因素是多種的，包括國際貿易、資本流動（直接投資、證券市場融資、國際轉移支付等）、利率差導致的套利行為、金融投機行為等等。

有專家認為，2007年1月～8月，歐元對美元升值大約12%左右；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有限，同時由于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是的人民幣本身具有升值的壓力。正是人民幣對外升值有限，使得對內表現為巨大的通貨膨脹。

2.中國近階段的情況較為特殊，即“貨幣對內貶值而對外升值”。

貨幣具有的購買能力也稱為對內價值，相當于物價的倒數（物價越高，貨幣購買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國貨幣表示的本幣價值（間接標價法）即為匯率，這也被稱為貨幣的對外價值。理論上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應該一致。但多種主客觀因素會使得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偏離，包括：

（1）外匯在外匯市場上作為一種商品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并發生波動，從而導致貨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發生偏離，甚至長期和大幅度的偏離。

（2）通貨膨脹會降低貨幣的對內價值，從而使價值分離。

（3）利率的提高會提升貨幣的對內價值，會產生價值分離。

（4）在釘住及聯系匯率時，被釘住的貨幣升值或貶值從而使釘住貨幣發生內外價值偏離。

（5）其他各種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機及心理因素，等等。

目前，中國國內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8年6月CPI漲幅7.1%上半年GDP增長10.4%，導致人民幣對內大幅貶值，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表示：雖然近兩個月居民消費價格出現了回落，但是目前的價格水平還處在較高的位置，價格長期在高位運行，不僅影響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地發展，而且還影響到百姓的生活，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居民的生活。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控制價格的過快上漲，防止通貨膨脹。

同時我國對外貿易存在“雙順差”，國際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依然持續存在，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人民幣升值正承受著國內國際的壓力。在國內,隨著中國出口增速下滑,出現了人民幣升值放緩的呼聲。海關統計顯示,6月貿易順差達213.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6%,凈減少55.4億美元。雖然同比下降,但順差數據仍舊是今年以來月度最高,“順差依舊巨大,國際上對人民幣繼續升值還是有一定壓力。”

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我國流動過剩的局面日益嚴重，外匯占款的規模不斷擴大，并且由于持續存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熱錢不斷涌入，央行由此也面臨著巨大的對沖壓力。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如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很難達到提升國際購買力的效果，反而會由于外資的涌入，導致流動性泛濫，進而使物價上漲，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

目前看來，只有對內疏導通貨膨脹壓力,削弱長期貶值傾向,對外平衡貿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壓力,才能改善人民幣現在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二、相關文獻綜述

自2005年7月21日啟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幾年來持續呈現小幅上揚態勢。特別是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步伐進一步加快，破“6”已在市場人士預料之中。世界經濟形勢不確定因素增多,美元持續貶值,人民幣匯率走勢格外引人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匯率出現小幅反向變化，但是，仍舊超過08年的值。針對人民幣是否應升值的問題，國內國外學者有著激烈的爭論。

2006年，喬海曙、王軍華在《投資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實證檢驗》一文中用單位根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對投資和通脹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證實了投資和通脹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2006年，王喜平在《外資流入與通貨膨脹的Granger因果關系》一文中采用因果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對1983年～2003年年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短期內外資流入是通貨膨脹的Granger原因，反映外資流入與通貨膨脹長期關系的ECM對通貨膨脹也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

2006年，李洪凱在《中國通貨膨脹的外部影響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研究表明，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國際初級產品價格變動并沒有在CPI中表現出來，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不能成為推高我國物價水平的原因。

2007年，鮑銀勝在《評論:人民幣何以對外升值對內貶值》一文中提出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如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很難達到提升國際購買力的效果，反而會由于外資的涌入，導致流動性泛濫，進而使物價上漲，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的觀點

2007年，武建東在《中國完全可以市場化的方式主導人民幣對外匯交易的定價機制和交易體系》一文中提出可考慮將現行的強制結售匯體制改為中國自主結售匯體制。

易綱(1997)、謝多(1997)、張斌(2001)、YuYongding(2001)都曾提出過類似將強制結售匯體制改為比例結售匯體制，同時提高銀行的結售匯周轉頭寸的限額，將變周轉頭寸的最高限額為最低限額。或者對外資流入采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國際收支的過度不平衡，解決或部分解決外匯占款問題的觀點。

2008年，俞喬在《中國經濟存在兩大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年中國經濟從金融層面來看，國民儲蓄率高居不下，經濟中存在極大的流動性，國家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不得已而轉向國外購買金融資產以對沖流動性，化解通貨膨脹壓力；而國內大量的投資機會和社會公眾又難以獲得資金，內部融資需求難以滿足。

2008年，馬濤在《在效用損失外匯儲備過多的后遺癥》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外匯儲備過多對政府和社會產生負效用，大規模外匯儲備引發的外匯占款是當前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同時意味著將一定量的國內資源提供給國外使用；強制結售匯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體現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不公平分配；弱化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指出應建立適度的外匯儲備存量，不宜過多持有外匯儲備

2008年，巫燕玲在《結匯核查緝捕熱錢單邊升值預期可能將反轉》中認為近期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正在減弱，但熱錢與人民幣升值的矛盾與斗爭仍在繼續

三、理性思考

筆者認為，我國目前所面臨的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以及人民幣面臨的“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兩難處境，一方面兩者都存在著各自特有的客觀因素，一方面兩者也具有一定的聯系：

1.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

首先，人民幣并非自由兌換貨幣，決定了：

（1）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的升值，并不代表人民幣國際購買力的提高。

（2）人民幣難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匯率機制，反映真實的匯率水平

（3）在外部資金不斷流入的情況下，導致了外部資金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單向流動

其次，由于人民幣目前還不能與美元一樣，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大宗商品、金融產品標價也不是以人民幣來標價的，由此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只是相對貨幣之間的升值行為。在美元大幅貶值、美元標價仍在國際大宗商品標價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人民幣并不能通過相對于美元升值的途徑去抵御國際通漲壓力。在美元不斷貶值的背景下，人民幣只能成為國際通脹的被動接受者。在美元不斷貶值的趨勢下，國際原料價格大幅上漲使我們并沒有得到多少實惠。而外部投機性資金出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推升資產價格，卻使中國國內面臨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并加劇了人民幣雖然表面上升值，但實際購買力卻相對下降，這個奇怪的經濟現象。

外部資金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單向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國內貨幣資金供給增加，使中國經濟面臨通脹壓力。外部資金對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進行投機性炒作，必將使人民幣匯率、國內資產泡沫之間呈現“水漲船高”式的聯動關系，進一步加大了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導致資產價格快速上漲，而人民幣對內實際貶值。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國內的金融穩定。

2．建議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在緊縮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是政治要求，但是，我國原先所存在的內外不均衡的問題仍然不容小覷，在緊縮的環境中，處理好潛在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匯率的關系仍然是關系我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面對“內憂外患”筆者認為我國應首先處理好以下兩方面：

首先應理順資產價格。提高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商品價格，將是抑制貿易順差的有效手段。

其次，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匯率制度，同時要加強對境外投機資金入境的監管，這是特殊條件下抑制我國國內資產泡沫、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

針對人民幣是否應升值，不同學者有各種不同的見解。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斷的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讓人民幣升值,其背后的目的是為了其本國的國家利益而棲牲中國的利益。人民幣絕不能迫于政治壓力而升值，日本的當初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但是，人民幣確實存在升值的壓力，并且以最近兩年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表現看，人民幣升值的前景越來越清晰，人民幣長期以較大幅度升值是符合經濟規律并有利于實現中國更大利益的。但是，短期更適合逐步升值。

[參考資料]

篇（4）

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亞洲國家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開經濟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風險，這促使區域內貨幣當局們商議推進一個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以穩定雙邊匯率、加強貨幣政策合作。危機后大多數受沖擊國家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考慮到區域內貿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潛在的競爭性貶值引起的經濟溢出效應，在以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為媒介的市場推動下，加強匯率政策的協調對于亞洲國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探討亞洲區域內匯率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本文使用ASEAN+3區域內六種貨幣的月平均名義匯率數據，包括印尼盾（idr）、馬來西亞林吉特（myr）、菲律賓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銖（thb）和韓元（krw），使用SVAR模型識別這些國家貨幣匯率波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AMU、美元和歐元匯率波動解釋。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僅僅關注主要貨幣的傳統模型。實證結果支持亞洲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盯住AMU穩定其匯率的假說，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這一特點更為顯著，通過盯住美元實現穩定已經不是這些國家的最優選擇。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對于地區貨幣匯率的考察主要從匯率聯動和匯率合作兩個方面展開。 

匯率聯動方面，許多學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劉剛（2013）分階段實證發現金融危機后東亞仍舊是事實上的美元區，美元的地位仍難以撼動，但人民幣對部分東亞貨幣的影響力已超過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發現人民幣對于東亞匯率變動的影響很有限，除在極短期內外人民幣在東亞匯率決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論文在MGARCH框架下運用Engle的動態條件相關系數模型，來估算時變的條件相關性。如Bong-Han Kim等（2013）發現，21世紀頭十年的后半期，五種新興亞洲貨幣和日元匯率之間的關聯性下降，甚至是負的動態條件相關，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識別出國際資本市場驅使新興亞洲貨幣和日元匯率之間關聯性下降的兩個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學者們關注區域內的匯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個亞洲國家及地區盯住一個共同的籃子貨幣，該籃子由美元、日元和歐元構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議使用亞洲貨幣單位來監測亞洲的匯率政策，穩定有效匯率。在比較各貨幣相對AMU的偏離指標后，他們發現其中存在不吻合現象，并將此理解為非協調的匯率政策的表現。Eichengreen（2006）認為與歐洲貨幣單位（ECU）和歐洲貨幣體系（EMS）相似，AMU能夠起到官方協調作用。 

三、模型與方法 

（一）交叉匯率模型的構建 

Frankel&Wei（1994）開創了識別主要國際貨幣在隱含籃子貨幣中權重的方法，評估了日元、德國馬克和美元的匯率變動對于亞洲地區匯率變動的影響程度，他們的計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為各貨幣對瑞士法郎匯率的自然對數的一階差分，β的估計值表明各貨幣在隱含籃子中所占的權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歸進行的研究大多僅關注主要的國際貨幣，忽視了亞洲貨幣的影響，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當將AMU引入（1）式后，OLS估計結果將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帶約束的SVAR模型解決內生性偏誤和共線性問題。SVAR考慮了各內生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關系，規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結果對內生變量排序的敏感性。通過對如下的模型進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擬外部貨幣和AMU的沖擊效應，從而發現其變動在各亞洲貨幣變動中分別所占份額（即隱含權重）： 

Rt=0+∑Pk=1k（L）Rt-k+εt（2） 

其中Rt為向量矩陣（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個4*4矩陣，Ф0是常數矩陣，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貨幣（usd，eur，amu）在各國隱含貨幣籃子（EAi）中的相對權重。 

本文數據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義匯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為計價貨幣。雙邊匯率數據來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數據來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結構變動檢驗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結構變動模型（Bai&Perron，1998，2003）內生估計亞洲各國匯率制度發生變動的時點。使用完全結構變動模型，考慮如下回歸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為因變量，zt（q*1）為協變量矩陣，δj（j=1，…，m+1）是相對應的系數矩陣，ut為誤差項，Tj為斷點處，得到結構變動檢驗結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亞洲國家貨幣匯率分別在Sequential檢驗、LWZ檢驗和BIC檢驗下存在的斷點個數；TiS、TiL，B（i=1，2，3，4，5）分別給出了Sequential檢驗下和LWZ檢驗、BIC檢驗下第i個斷點出現的時期。　檢測發現大多數國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別存在斷點。2006年的斷點可能與中國政府宣布采取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管理浮動制度有關，而2010年左右的斷點可能與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逐漸平息后亞洲國家匯率調整有關。根據斷點情況，本文將樣本期分為三個子區間：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進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對匯率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階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據AIC準則選擇最優滯后階數，所有國家在第一期滯后階數為1，在后兩期滯后階數為3。VAR結果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下面建立SVAR模型。為使貨幣籃子中各貨幣結構沖擊正規化為1，假設各亞洲貨幣面臨自身沖擊時的脈沖響應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順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設美元和歐元不受同時期AMU的沖擊。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給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預測誤差方差分解結果。表中數據是12個月的預測方差分解結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結構性沖擊分別對亞洲各國貨幣匯率變動的貢獻率。 

首先觀察第一個時期的估計結果。總體而言，amu的貢獻率比較低（除印尼和韓國），對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分別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國家內在貨幣籃子中主要的錨貨幣。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大多亞洲國家積極采取措施應對危機，其中措施之一是放棄嚴格盯住美元。然而，許多實證研究表明在危機平息之后，這些國家重新對美元實行軟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認為亞洲國家回歸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實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國際貿易，又有助于錨定區域內和國內價格水平。 

第二時期的估計結果發生很大變化。amu匯率波動對亞洲貨幣匯率方差的解釋能力都高于10%，總體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國家，amu沖擊的貢獻度顯著高于第一時期的份額。而在印度尼西亞和韓國，amu的份額較為穩定，仍然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這些證據表明亞洲貨幣正從事實上盯住美元開始轉向盯住貨幣籃子，并且這一籃子中亞洲貨幣和歐元的比重不斷變大。雖然亞洲國家貨幣匯率波動絕大部分仍然由美元匯率波動造成，2006年起各國逐漸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時期，所有國家（除了印度尼西亞）的美元貢獻度都有所降低，菲律賓和韓國約下降了40%，馬來西亞約下降了30%，新加坡約下降了20%，泰國約下降了10%。這一階段貨幣籃子中三種貨幣的表現可能與多種因素相關。首先，這一時期前段，正是中國、馬來西亞等國官方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政策開始發揮實際效力的階段。區域內各國受到網絡外部性的影響，將會總體上呈現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這一時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及危機持續影響時期。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體系的脆弱性，驅使各亞洲國家調整匯率安排，積極處理危機對國內貨幣體系和對外貿易帶來的不利影響。 

最后分析第三時期的估計結果。第三時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危機的影響已逐漸散去。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美元波動對亞洲貨幣方差的解釋能力上升幅度很大，基本恢復到第一時期水平。這與其他學者關于1997-1998金融危機平息后亞洲國家回歸美元軟盯住制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可能與美元長久以來占據重要地位的慣性作用相關。 

五、結論 

本文通過方差分解可以發現，與歐元沖擊和AMU沖擊相比，美元變動在三個時期內對亞洲貨幣都擁有絕對影響力。然而，結果也顯示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間，平均而言美元對亞洲國家匯率變動的貢獻率由大約76%下降到56%，而AMU的份額均值由13%上升到22%（不考慮印尼）。這些結果都表明這一時期內，亞洲國家不再單一盯住美元，開始嘗試在亞洲貨幣占相當份額的貨幣籃子體系下進行匯率合作。 

根據此實證結果，這些亞洲國家都開始實行事實上的貨幣籃子體系，并且區域內貨幣在貨幣籃子中占據不可忽視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認為一籃子盯住制更適合亞洲國家，并且1997-1998危機后美元權重長期高于其理論值（如Bird&Rajan，2002；Bénassy-Quéré，1999；Ito et al.，1998等）。在上述分析下，這一期間內亞洲匯率的變動情況似乎證實了這些觀點。如Owaga&Shimizu（2006）所建議，加強亞洲區域內匯率合作的一個方向可以是使各國貨幣與AMU保持穩定聯系。通過這樣循序漸進的努力，推動未來亞洲貨幣一體化向縱深方向發展。（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系） 

參考文獻： 

篇（5）

摘要中提到了人民幣匯率與生產力水平的聯系，又指出了企業財富創造與生產力水平的關系，企業的資產價格可以從公司股票價格中反映出來。一般情況下，人民幣匯率與企業資產價格間是呈現出正相關性的，但是人民幣的匯率和企業資產的價格波動是由一系列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下產生的，因此具有不穩定性，這也會影響人民幣匯率與企業資產價格的相關性關系。本文將首先理順匯率與資產價格的相關性，在此基礎上從多個方面分析人民幣匯率與資產價格波動的連串問題。

1人民幣匯率與資產價格

了解人民幣匯率與資產價格波動的相關性首先要對人民幣匯率和企業資產價格有一個清晰準確的理解，只有這樣才能對接下來的具體論述有更加深入的理解。首先，論文接下來將會把匯率和資產價格分成兩部分進行較為詳細的論述。

1.1關于人民幣匯率

匯率就是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兌換比率，通俗來講就是用一種貨幣表示成另外一種貨幣的價格。匯率存在的原因是世界各國家使用的貨幣名稱和貨幣價值是不統一的，因此需要存在一國貨幣兌換另一個國家貨幣的兌換比率，以便各國進行經濟往來。

匯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甚至成為國家為達到其政治或經濟目的而實行的一種金融手段。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利率的上升與下調，國家間交往過程中出臺的各種政策和政治經濟性決議等都會對一國及其相關國貨幣的匯率產生影響。

1.2關于資產價格

資產價格和人民幣匯率理解起來的方式相仿，資產價格就是指將資產轉換成貨幣的比例，換句話說就是一單位的資產能夠轉換成多少單位貨幣的問題。

資產價格泡沫是指資產價格，其中尤其是指股票和不硬的價格，逐漸向上偏離由產品和勞務的生產，就業，收入水平等實體經濟決定的內在價值相應的價格，并且造成市場價格的快速回調，使得經濟增長陷入停頓的一種經濟現象。資產價格泡沫一般是由一些投資行為尤其是一些帶有投機性的投資行為產生的。資產價格泡沫會帶來投資增長的現象，但是這往往是虛假繁榮的表現，資產價格泡沫如果一味擴大一定會增大金融系統的風險，更可怕的是可能帶來金融危機，就是因為資產價格泡沫包含了對實體經濟內在價值的偏離，所以是很脆弱的。如果泡沫資產大量的由銀行貸款形成，這種風險性就會發展成大規模的金融風險，并且進一步導致一個行業的經濟增長止步不前甚至出現經濟倒退的后果。

次貸危機發生后，造成了美國的金融行業的大量虧損，這導致貨幣的流動性變得緊張，在這種情形下，美聯儲采取的應對措施是大幅度的降息以及提供注冊，以此來幫助金融行業提升貨幣的流動性。大幅度降息，提升或流動性帶來的結果就是美元大幅度的貶值。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貨幣形式，很多的國家都有美元的外匯儲備，美元貶值意味著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也貶值，實際上是各國為美國的危機買單。

去年的各類經濟體貨幣匯率貶值幅度統計數據顯示，巴西，俄羅斯的貨幣貶值幅度較大，人民幣位居第九，分析原因，巴西和俄羅斯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國，其國內經濟也在當年陷入一定的衰落期，致使其貨幣匯率一落千丈，與此相比，一些商品貨幣國家雖然也是依賴大宗貨物出口，但是作為較發達的經濟體，國內的經濟并沒有明顯惡化，所以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幅度要遠低于前者。亞洲的一些國家多數是大宗商品的進口國，其經濟增長在當今新興經濟體中仍然差強人意，因此這些亞洲國家的貨幣貶值幅度比較溫和。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貨幣數量理論角度分析

政府相關部門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涉及到國家的貨幣政策，包括企業的資產分析都要以國家貨幣政策為依據，貨幣政策中也要涉及關于貨幣數量理論的內容，因此論文接下來的一部分將主要從貨幣政策和貨幣數量理論兩個方面來講述關于匯率與資產價格的相關問題。

2.1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表明，高流動性會造成利率在短期內呈下降趨勢，而短期利率的下降會不可避免的帶來名義利率的長期性下降，由于傳導規律的存在，長期利率下降會造成股票價格上升，股票價格的變化就與企業資產價格波動相掛鉤。

貨幣流動的價格的衡量手段是以利率水平為依據的，利率分為長期利率和短期利率，長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之間是存在密切的聯動相關性的，債券資產，比如國債的回報率可以作為長期性利率水平的衡量標準。

債券也存在利率，債券利率的下降和股票價格上升可以通過替代效應解釋。當債券這一類資產的回報率下降時，更多的資金會選擇進入過票市場以求得更高的收益，資金的進入使股票價格上漲，回報率降低，一直達到股票資產應有的風險溢價水平為止。其中，風險溢價是指人們面對高低不同的風險，并且了解高風險高收益的規律，個人承受風險的限度會影響其對風險的選擇，甚至是只愿意接受較確定的收入。

2.2貨幣數量理論角度

貨幣數量理論表明，如果市場上貨幣的流動性高于經濟市場的實際需要的時候，就會抬高市場上的價格水平。物價水平保持穩定狀態時，資產價格就會上漲。

對前面的問題進行總結分析，在理論上已經給出了貨幣流動性對股票類資產的價格具有作用機制這一問題的解釋說明，較為寬松的貨幣流動性會對股票市場起到推動性作用。

3匯率與資產價格傳導途徑分析

匯率是外匯市場的價格，資產價格是資本市場的價格，匯率與資產價格的傳導機制根本來說是一種價格變動引起另一種價格相應變動的途徑。論文接下來的一部分將會就匯率與資產價格間的傳導，著重介紹匯率與股價間的傳導，二者間的傳導途徑。

3.1利率途徑

貨幣市場資金的價格由利率表示，利率在貨幣市場中的作用是傳遞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價格變動影響，作為一種傳遞的媒介存在，利率平價理論是溝通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達成均衡的橋梁。經調查研究，在一些國際舞臺上地位較高的國家中，利率與匯率和股票價格之間的關系呈現負相關性。本國的貨幣貶值，說明本幣投資的風險性會提高，這就導致投資者行為發生相應的變化，投資者會減少本幣的持有量，轉而增加外幣的持有量，這一行為會帶來資金外流的結果。在這一情況下，本國的貨幣相關部門會實施相應的政策，采取一定的手段來提高利率水平，從而達到維持外匯市場貨幣供求平衡的目的。這一做法將會影響公司的投資和股票市場上的資金供應量，即導致股票市場上股價的波動，從另一個層面上講就是導致了企業資產價格的波動。

3.2外匯儲備與匯率的關系

匯率的波動與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有直接的關系，外資引入我國后需要兌換成本人民幣才能流通使用，所以我國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增加貨幣需求量，這形成了外匯占款，而外匯儲備增多意味著本國貨幣購買力增強，外匯儲備的產生是由于大量的貿易順差和資本的凈流入，一國產生大量的外匯儲備意味著大量外匯流入央行，央行隨即按照及時匯率發出相應的本國貨幣，大量的外匯儲備導致大量的本幣發行流入市場，市場流動性過剩，而提高利率是回收流動性的主要途徑，這一做法最終導致本國貨幣升值。

4總結

匯率對價格的影響尤其是對資產價格波擁南喙毓叵笛芯克孀漚鶉謔諧〉鬧鴆椒⒄貢淶迷嚼叢匠墑歟由于匯率對資產價格的影響重大，所以金融市場擔負著更大的風險，匯率的不穩定性也讓資產價格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在我國匯率與資產價格傳導途徑不夠通暢，因此我國需要新的承載這些聯動機制的變量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結合經濟行為和政策手段保持匯率在平穩區間內波動，才能為資產提供安全穩定的經濟環境，促進國內經濟的健康增長。

參考文獻：

[1]蔡賽男.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資產價格波動的影響[J].改革與戰略，2012，28（5）：2224

[2]周俊霞.資產價格波動與貨幣政策相關性分析[J].商業時代，2012，（21）：109110

篇（6）

摘要：綜上所述,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會面臨諸多的風險,以合同、政策和貨幣風險為主,是國際貿易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實際性問題,應采取積極措施予以應對,提高海外貿易的經濟發展水平。

關鍵詞：國際貿易;風險防范

如今,進出口貿易額的逐漸增長,國際貿易類型在逐漸增多,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多,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來源,發展國際貿易是重中之重。在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常見的風險類型為合同風險、政策風險、貨幣匯率風險等,受到地域與國家的制約,對國際貿易構成嚴重威脅。為轉變當前現狀,應強化對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將風險的危害降至最低,成為現代企業最為看重的問題。

一、國際貿易發展情況概述

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已然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在逐漸提升,在國際貿易方面成績顯著,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更加顯赫,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逐年提升。據相關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額達到4.6外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國際貿易大國,象征著中國在國際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該歷史性時刻標志著中國躋身世界最強大國的行列,對于中國來說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在國際貿易發展形勢大好的前提下,由于跨國貿易會產生多種不確定因素,進而引發經濟風險,國家信仰、種族、貨幣、政策和合同等的差異性,是導致國際貿易風險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為營造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應強化風險防范意識,做好風險防范措施,將風險可能自身的危害與損失降至最低,是促進我國經濟健康、平穩增長的關鍵。

二、國際貿易的風險類型

1、貨幣匯率風險

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貨幣,其是國際貿易發展進程中存在的現實性問題,是實現國際貿易往來的重要交換工具。國際貿易的開展,會涉及到貨幣匯率問題,主要是由于跨國貿易的持續時間較長,在支付款項問題上不可能即使繳納全部款項,在此階段會面臨貨幣匯率風險的威脅,若貨幣匯率發生變化,其支付款項就會發生變化。貨幣匯率風險的滋生,主要歸咎于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幻莫測,貨幣匯率處于不斷的波動中,是國際貿易中面臨的實際性風險。

2、借貸風險

在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交易額度往往較大,尤其是WTO成立以來,國家間的交流日趨頻繁,交易范圍在逐漸擴大,彼此間的金融往來數額會不斷擴大。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缺乏健全的貿易制度予以輔助,部分國家由于思想上認知不全,大量舉債,債權國會逐漸失去債務償還能力,自身運行體系逐漸系統崩塌,國家地位逐漸下降。

3、合同風險

合同風險的滋生,主要取決于國家間法律體制的不同,針對同一貿易、同一事件,不同國家的法律給予了不同的司法解釋與法律規范,兩個國家在遭遇同一問題時,若都按照各自國家法律盡心裁判與規定,會導致兩個國家產生矛盾與沖突,影響國際貿易的順利開展。另外,國際貿易的開展,也會存在運輸風險,由于是跨國運輸,運輸的期限較長,由于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導致運輸出現不同程度的風險,對風險的劃分與承擔成為一項關鍵問題。

4、政策風險

每個國家有著屬于自己國家的制度與政策,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政策,與其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存在著必然的聯系,我國在與其他國家開展國際貿易時,勢必會產生一系列的政策風險,兩個國家間形成制度、政策與文化沖突,會對國際貿易產生沖擊。國際貿易的開展,每個國家都有其專屬的應對政策,旨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反傾銷政策為例,由于政策的存在,會使得貿易壁壘、相關條款發生不斷的變化與更新,會嚴重影響國際貿易開展的公平性。

三、國際貿易的風險防范措施

1、及時做好國際市場的調研

現階段,由于國際貿易往來的頻繁開展,導致國際市場環境逐漸趨于復雜化,市場環境會隨著現階段的全球經濟發展形勢發生變化,貨幣匯率風險成為其中的典型代表。為此,應深入到國際市場內部,對國際市場進行調研,對合作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細致性的研究與分析,分析當前金融市場的運作情況,針對貨幣匯率的波動區間進行評估與預測,以保證貨幣運行的合理性,制定預警方案,以及時作出合適的選擇。強化對國際市場的調研工作,應將生產國家、需求國家的具體情況予以掌握,分析各個國家現階段的社會因素、自然災害、戰爭情況等,對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預測,對市場供需情況進行評估,進而得出合理的決策,避免風險的產生。

2、建立客戶信譽評價機制

為避免風險的產生,應強化對合作國家信譽的考察,通過建立客戶信譽評價機制來約束與規范貿易行為,選擇口碑好、信譽度高的外國企業進行合作,以避免由于合作國家信譽問題而導致的資金風險問題。在交易中,要對對方相關信息的真實性、資信情況進行細致的調查,對該企業的營業執照正本、副本要嚴格查證與驗證,對其以往的經營狀況、資信狀況進行綜合性的評定,同時對合作企業的合同履行能力、出口許可證、原料供應、貨物來源等進行嚴格考察。通過以上一系列的了解,為企業制定信譽評定機制,通過各個標準評定,為雙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借鑒。

3、科學選擇計價貨幣

外匯風險是國際貿易中的典型,嚴重制約著貿易的開展。在國際貿易環境中,受到我國外匯制度的約束,企業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沒有相應的策略來規避貨幣匯率所帶來的風險問題,為轉變當前現狀,應科學的選擇計價貨幣,出口時運用硬幣來計價,進口時要利用軟幣來計價。此外,一旦在國際貿易環境中出現問題,應對交易的產品進行價格的合理調整,做到在市場環境中可靈活應對。若在出口的時候選擇軟幣計價,要將作價提高,在進口時選擇硬幣計價,應降低作價。另外,為了避免由于貨幣匯率而發生風險問題,應在合同中凸顯出來,將價格的相關條款進行細化,會根據貨幣匯率的變化情況進行價格的合理化調整。

4、提高貿易產品的質量

國際貿易的開展,產品屬于貿易往來的重要資源,要及時關注國際環境的變化情況,了解國際環境中產品的質量標準與規格,提供更高質量的產品。若想打造知名度,應注重打造產品品牌,是提高國際影響力與競爭力的關鍵,爭取在國際市場上占據有力地位,以此來反擊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與此同時,我國企業應注重內部的發展與革新,引用現代社會中的高科技產品,主導產品研發的現代化與世界化,研發出新型產品。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會面臨諸多的風險,以合同、政策和貨幣風險為主,是國際貿易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實際性問題,應采取積極措施予以應對,提高海外貿易的經濟發展水平。為了強化對國際貿易的防范,必須對交易對象進行具體性的了解,建立客戶信譽評價機制,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避免發生產品質量風險問題,優化金融運作體系,運用衍生金融工具進行交易,為國際貿易的開展提供條件和動力。

參考文獻

1、國際貿易融資的新發展張東祥山東對外經貿1997-05-15

2、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及我國對策王鵬濤,刑特山東對外經貿1999-07-15

國際貿易專業碩士論文范文二：社會資本與國際貿易研究

摘要：顯然，社會資本，不管是社會網絡還是信任，都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因此，在其他稟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改善社會資本達到促進國際貿易增長的目的。

關鍵詞：社會資本;國際貿易

盡管國際貿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依然沒有達到經濟學家所預期的理想水平，根據標準的新古典貿易理論模型計算的國際貿易量應該比實際貿易量更高。基于此，經濟學家們開始尋求傳統經濟學理論之外的其他因素考察國際貿易。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國際貿易摩擦增多，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不僅僅包括傳統的運輸成本、貿易壁壘和關稅等，而且包括產品搜尋成本、關于產品質量和貿易伙伴可信度的信息采集成本、法律成本、控制成本和匯兌成本等。貿易壁壘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過高，必然會阻礙國際貿易增長。然而，社會資本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所以，金融危機后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關注國際貿易中的社會資本，力求弄清社會資本是怎樣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

一、社會資本的內涵及功能

社會資本的定義和內涵還存在爭議，有的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有的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結構性的制度要素。如果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那么它就可以取得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并列的地位;而如果將社會資本視為結構性的制度要素，那么它只能是改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使用效率的劑而已。而實際上，在各種社會資本的界定中，都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即既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同時又強調它的結構性特征。但是，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定義中使用的術語廣泛地包括合作規范、信任和使人們得以集體行動的網絡。在國際貿易學領域中，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絡和信任尤其受到關注(楊宇、沈坤榮，2010)。社會資本之所以能夠改善國際貿易增長源于社會資本的積極功能。社會資本的積極功能主要包括:①社會資本能夠促進信息分享，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②社會資本能夠改變個人偏好，提高人交易的概率。交易的概率越高，雙方未來合作的概率就越高，未來的合作可以補償今天合作中的損失，合作均衡能持續存在;③社會資本能夠形成共同的道德規范和良性的模仿行為。共同的道德規范可以彌補缺失的正式制度，促進市場機制有效運行;模仿好的行為可以促進合作，提高經濟活動效率。④社會資本能夠解決外部性問題，降低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現象，減少利益沖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社會資本的這些積極功能意味著社會資本可以降低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促進國際貿易增長。

二、社會網絡與國際貿易

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網絡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貿易壁壘，產生凈貿易創造效應。其解釋如下:①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發揮作用或效力較弱的環境中，社會網絡可以通過道德、習俗和規范來維持彼此間的信任，從而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②社會網絡所有參與人對違反道德、習俗和規范的人的合作懲罰機制發揮作用。在重復博弈均衡中，參與合作的每一個人的最優策略就是永遠拒絕與曾經欺騙網絡內任一成員的人打交道。③社會網絡具有信息傳遞優勢，能夠讓買方更容易找到賣方，能為買賣雙方提供充分的價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社會網絡對國際貿易除了具有凈貿易創造效應外，也會有動態效應，包括動態無效性和動態經濟有效性。社會網絡的動態無效性的原因如下:①由于交易商必須向人支付高額工資，所以長此以往，交易商不愿再維持或遵循集體主義策略，從而就會阻礙社會網絡帶來的靜態貿易增長。②現有的社會網絡阻礙了相應的制度創新。在社會網絡過于發達和強大的地區，社會網絡可能會使得本來可以確保合同執行的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減弱，甚至完全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社會網絡具有動態有效性的原因如下:①對于遵循集體主義策略的交易商來說，如果厲行節約，減少對人的工資支付，那么將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場上獲得更多的融資，進而促進貿易的發展;②社會網絡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吸納更多的外部交易商，其成本比支付高額工資成本要低。顯然，社會網絡對國際貿易的動態經濟有效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網絡對于新成員的開放程度(劉慶林、綦建紅，2004)。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提高以及制度的不斷發展與創新，國際貿易對社會網絡的未來需求就趨于減少，這有可能導致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有效性萎縮。例如，國際商業仲裁機構的出現，提供了爭端解決的私人方式;而信用證交易方式的普遍運用，既能將部分商業信貸風險轉嫁給銀行，減少了買方違約的風險;又允許買方在貨物質量檢驗之前延遲支付，減少了賣方違約的風險。可以說，社會網絡被法律和制度取而代之，對社會網絡自身的需求因此而降低。但是，另一方面，移民人數的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使社會網絡的供給卻持續增加，有可能提高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移民人數的增長，以及接踵而來的社會網絡擴大化，不僅可以促進移民國家與移民來源國之間雙邊貿易的發展，而且此類供給可以拉動需求，由此增加對社會網絡的需求。只要社會網絡的供求處于不斷變化中，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就值得關注。

三、信任與國際貿易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維度，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是通過改變交易成本實現的。國際貿易領域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定義成為了獲得貿易收益而出現的摩擦成本。盡管人們難以給出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定義，但是，研究表明，交易成本非常之大。VanDalenVanVuuren(2003)研究顯示1997年荷蘭29%的工作人員聚集在貿易部門。國際貿易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尋找潛在貿易機會、簽訂合約以及合約執行和控制，每個階段都會帶來交易成本。在第一個階段，買方尋找關于偏好產品、潛在供應商的信息，如果產品沒有生產出來，買方還必須要求生產商進行生產性投資。賣方通過市場活動尋找買方。由于信息不是免費的，也不是完善的，更不容易獲得，所以這些活動都會產生交易成本。貿易商必須進行投資以尋找相關信息。顯然，在國際環境下，由于語言、文化差異以及信息分布不同，交流更為困難，這就產生了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這個階段的交易成本涉及到兩個必要的特征:第一，關于商業機會的信息必須能夠傳遞到商業團體內所有感興趣的成員;第二，必須保證這個信息是高質量的，也就是信息必須是真實可用的。傳遞可靠信息是網絡的特有功能，網絡成員間的共同信任增加了信息質量。Rauch(2001)和RauchandTrindade(2002)研究了共同的商業倫理網絡在解決關于商業機會的信息失靈中的作用，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實證支持。Combesetal.(2002)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商業網絡和社會網絡滋生信任，有助于減少法國的信息貿易壁壘。在合約簽訂階段，交易成本就是合約條款討價還價成本。雙方必須確定如何獲得合理回報，如何確定合約內容。雙方不可能在合約中確定所有細節問題，因為這樣做不僅代價高昂，而且有些安排也難以被第三方證實。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有些問題也難以預見。在國際背景下，合約簽訂更為困難。貿易雙方必須了解對方所在國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傳統。商業規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國，人們慣于記錄每一個細節，而在其它文化環境中，如荷蘭，人們卻只記錄合約的大致框架，細節留待以后合約履行時再補充。這些差異常常帶來一些誤解，因為記錄所有細節問題常常讓對方覺得自己不被信任。為了解決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認知問題，貿易雙方常常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以獲取相關信息，這就使得交易成本過高。然而，高水平的信任可以使貿易雙方求助于貿易中介及其他專業的咨詢機構來簽訂合約，也可以增進不同文化價值背景的貿易雙方的相互理解和適應，建立長期的交易合作關系，節省交易成本。在合約執行及監控合約執行階段，都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涉及到遠距離貿易。監控意味著貿易雙方檢查另一方是否按照合約承諾的內容行事，如果沒有，則下一步就意味著強制執行合約。最普遍的強制執行方法就是啟動法律程序，尤其在國際貿易關系中，極其麻煩。貿易雙方在法律程序中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外國人常常感覺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為存在取證問題，第三方諸如法官通常難以確定商品和服務的數量和價值，所以，訴訟程序的結果相當不確定。但是，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貿易雙方都相信對方會按照合約承諾條款履行合約，不需要嚴格的監控程序，這樣就降低了合約執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方違約，合約需要強制執行，高水平信任也會使合約一方相信違約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夠強制執行合約。不少研究也證明了高水平信任在減輕貿易壁壘、提高貿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方面的作用。如，DenButterMosch(2003)運用貿易引力模型采用跨國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信任水平較高的地方，貿易規模的確較大。Nupia(2009)提供了一個博弈模型研究了信任如何影響貿易增長，他發現，為了實現貿易，社會需要最低水平的信任，但是，一旦這個最低條件達到，只有信任水平足夠高，才能實現更大的貿易量。這一結論為上述實證分析中信任和貿易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提供了解釋。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在信任水平低的地方，貿易量就一定低，因為Nupia(2009)的研究還發現，制度能夠彌補信任水平低的缺憾。這意味著，在低信任社會，可以通過提高制度水平來增加貿易。這一研究結論為一國如何促進貿易增長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四、結論及建議

顯然，社會資本，不管是社會網絡還是信任，都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因此，在其他稟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改善社會資本達到促進國際貿易增長的目的。具體地說，政府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一是政府通過做一些積極的事情以維護現有的社會資本及促進社會資本的生成。事實上，社會資本需要正式的國家制度去培養與呵護，政府與社會自發團體是一種共生的、協同的關系，有效的政府制度為公民參與提供更有利的環境，公共機構的參與推動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的穩定與發展，促進這些規范和網絡運用于貿易增長目標。二是政府通過阻止一些事情來減少社會資本儲備的消耗。社會資本常常是宗教、傳統、共享歷史經驗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圍之外的因素的副產品。當政府開始從事那些本該由民間組織或公民社會來承擔的活動時，政府將會給社會資本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如果政府阻止對這些領域的過度干預，或者主動退出本該由民間組織承擔的活動領域，則可以減少社會資本儲備的消耗。

篇（7）

自2007年8月以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全面爆發，美國、歐洲金融市場受到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并導致美歐經濟放緩甚至衰退。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特別是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將首當其沖的受到負面影響。

一、次貸危機對我國外貿影響日益加深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蔓延，從國際需求、人民幣匯率、生產成本等多個方面對我國外貿進出口都產生了嚴重影響。

1.國際經濟放緩縮減了我國外部需求。隨著次貸危機逐步向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轉化，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也進一步加深，正如格林斯潘所說，次貸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經濟擴張。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黯淡甚至出現衰退跡象。國際經濟低迷，日漸收縮我國外部需求，出口增速減緩和貿易順差的縮減將不可避免。

2.人民幣匯率升值導致喪失價格優勢。為應對次貸危機，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為銀行注入流動資金，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人民幣升值步伐也因此明顯加快。同時，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資金市場調整及可能的貨幣政策的放松也會增加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并可能引發對華投資的新一輪，將對人民幣升值形成更大壓力，從而直接導致我國出口產品喪失在價格上的競爭優勢。

3.成本上升擠壓利潤空間。受全球范圍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強勁、部分資源產品供給公司壟斷，以及航運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響，國際市場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能源資源產品，以及糧食、大豆等大宗農產品價格一直以高位運行，直接導致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形勢嚴峻。由于我國對初級產品進口依賴不斷加大，結果導致我國輸入型通脹壓力進一步上升。作為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中國已成為原材料價格上漲的主要承擔者，出口企業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對我國外貿運行的影響將日益加深。而且我國勞動力成本、環境資源壓力等要素價格調整具有不可逆轉性，這使得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已經到了極其微弱的境地。

4.經濟下滑使得貿易保護措施進一步加強。近年來，隨著我國出口的快速增長和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美歐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我國與美歐等國的貿易摩擦不斷發生。富裕國家中保護就業免遭低成本國家競爭的呼聲越來越高，美歐遙相呼應，紛紛高筑貿易壁壘。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當前，世界經濟環境復雜、全球貿易可能出現持續滑坡，必將引發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潮流，導致貿易摩擦增多，我國外貿發展外部環境不容樂觀。

二、應對次貸危機的對策建議 盡管次貸危機給我國外貿進出口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也為我國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等諸多改革方面提供了契機。

1.加強內外貿易政策的協調性。從化解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來看，要綜合考慮外貿政策(出口退稅、加工貿易政策等)與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資源價格、勞工和環境政策的協調與配合，增強協調性，使國內改革與政策調整要充分考慮出口產業和企業的承受能力。如貨幣政策在對投機性大的房地產行業繼續從緊的同時，可以對關系國計民生的，有助于穩定物價、擴大就業和技術進步的農業和相關制造業實行區別性靈活政策。還可考慮將出口退稅政策回歸到“出口貨物零稅率進入國際市場”的制度設計中，將優化外貿結構、提高出口質量和效益的主要任務由國內的資源價格、勞工和環境政策來承擔。

2.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有利于減弱人民幣升值預期，消除次貸危機對我國出口的匯率傳導機制，避免匯率成為美國轉嫁危機的政策工具。同時，要密切關注美元兌歐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調整，特別是美元匯率可能出現的觸底反彈引起的國際貨幣匯率關系新變化。加快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弱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管理，合理確定人民幣對不同貨幣的比價關系，完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框架。

篇（8）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1999），各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可分為8類（見表1）。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前我國實行的是第三類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實行的匯率制度同時兼顧了第三類和第七類的特點。

一、對現行匯率制度的認識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較之于原先的匯率制度，從形式上看有三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二是選取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方式取代原來單一盯住美元的調整方式；三是選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取代原來的固化的匯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籃子貨幣制度與管理浮動制度的優點，又擯棄了兩種匯率制度的缺點，從理論上講是人民幣走向區域貨幣道路上的最佳選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能否如理論設想那樣完美，還有待檢驗論文。

1．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方式優于單一盯住方式。

（1）從貿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國雖然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貿易伙伴，但也僅占1/6，比日本和歐盟都略低一些，中國和亞洲的貿易則占57%。因此，應該參照所有主要貿易國的一籃子貨幣，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參照一籃子貨幣，會鼓勵人們減少用美元結算，長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幣成為亞洲地區國際貿易的結算單位與貨幣。

（2）從降低內生交易費用的角度考慮，中國應選擇經濟聯系緊密的國家的貨幣作為人民幣匯率參照的對象。單一的盯住美元，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美國的貨幣政策，而且由于中美兩國的經濟情況和政策傾向有很大的差別，單純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會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沖擊。近年來，我國和歐盟、日本以及美國的貿易額分別占中國總貿易額的比重幾乎相當，歐盟和日本的對華投資也不遜于美國。因此，以一籃子貨幣為參照對象更適應我國的對外經貿往來。

（3）從滿足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看，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是：穩定出口國際競爭力與進口成本。參照一籃子貨幣制度的突出優點是穩定人民幣的名義貿易加權匯率（如果權數按照貿易比重在各貨幣之間分配）。如果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家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差異，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也保障了真實貿易加權匯率的穩定。

2．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優于原先的固定匯率制度。

（1）從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匯率制度的某些優點，又能使匯率保持一定的彈性。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下，一方面，匯率隨著外匯市場的供求變化而調整，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可以對匯率進行較多的干預和管理，從而能夠保持本國貨幣匯率的穩定，避免本國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

（2）從我國的國情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優勢：①保證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盡管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刺激或緊縮經濟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論界的質疑和實踐效果的挑戰，但利用貨幣政策進行前瞻性的微調而平抑經濟波動的作用目前在發達國家卻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因而恰當的利用貨幣政策對我國這種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發展中大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②調整國際收支的靈活性。這種價格的調整可以減輕國際不利環境對國內經濟的影響。③阻止投機沖擊。在20世紀90年代，頻繁的貨幣投機沖擊對資本開放并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害，這一教訓對我國在未來逐步開放資本市場過程中相當重要。

3．現行匯率制度并非完美無缺的。

（1）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意味著人民幣將逐步不再直接與美元掛鉤，由于我們參照的貨幣實行的均是浮動匯率制度，結果是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變動頻率與幅度都增加，這會給對外貿易和投資帶來匯率風險。

（2）對于人民幣匯率三項政策目標金融安全、出口競爭力和內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項都難以完全顧及。而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我國國內市場經濟制度發育還不完善等現實，又要求目前的匯率政策必須有所側重。

（3）不能充分發揮匯率的調節作用。由于貨幣當局對匯率進行管理浮動，匯率變化的幅度被限制，匯率不能充分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狀況，因而難以有效調節商品交易和資本流動。還有可能引發操縱匯率之嫌，容易導致貿易爭端。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只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一個階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幣具有區域貨幣功能后就應該再次調整。

二、對匯率目標區制度的認識

在本次匯率改革前，理論界很多學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類的貨幣制度特征的匯率目標區制度作為改革的選擇目標。從實踐看，這種方案沒有得到認可。原因在于：

1．從理論上看。首先提出匯率目標區理論的弗來明認為一國也許會希望將其貨幣的匯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標區”內，如果實際匯率的波動超出了這個目標區，該國就應調整政策使匯率向目標區內移動。后來，克魯格曼進一步將匯率目標區模式化，提出了匯率目標區模型，威廉姆森進一步發揮了匯率目標區理論，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將這一思想近年來的發展稱之為BBC規則。為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貨幣當局要設立一個基礎均衡匯率以便同國內經濟、國際收支的長期趨勢相適應，并且圍繞這一可調整的均衡匯率設定較寬波幅，達到一方面保持匯率基本穩定，一方面使經濟政策具有一定靈活性之目的。但基礎均衡匯率計算很困難，而如果不能計算出合理的基礎均衡匯率，目標區匯率的合理性將在根本上受到動搖。此外，匯率目標區體系應包括哪些貨幣，其寬度和調整頻率應根據什么標準確定等一系列問題也不好解決，或確立起來具有很大隨機性。

2．從我國實際看。匯率目標區制度在我國實行有三大難題。（1）匯率目標區制度下的中心匯率難以確定。（2）資本流動性和投機沖擊難以抵擋。（3）我國不滿足實施匯率目標區的三個前提條件，這三個條件是：不同國家的目標值一致；競爭力水平的目標值必須與國內宏觀經濟均衡相協調；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3．從實踐效果看。已經崩潰的全球性的匯率目標區—布林頓森林體系和目前正在運行的區域性匯率目標區—歐洲貨幣體系下的歐洲匯率機制是最著名的實踐。從實踐的效果看，布林頓森林體系無以為繼，最終崩潰。歐洲匯率機制運行中也是困難重重。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無論是選擇什么樣的國家組成匯率目標區，其運行的制度環境與調節機制是無法與歐洲匯率機制相提并論的。

因此，本文認為，類似于匯率目標區制度的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是難以實行的，它既不會成為當今的選擇，也不會成為匯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選擇。

三、對單獨浮動匯率制度的認識

1．單獨浮動匯率制度具有制度優點，主要體現在：一是均衡匯率水平完全由市場供求所決定，因而不會出現外匯的超額供給有超額需求的問題，外匯資金的利用服從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理，從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匯率決定于市場的供求，資本的流出入只會引起匯率水平的升降，而不會改變貨幣供應量，使貨幣政策有了較大的獨立性；同時，由于匯率水平的升降能夠自動的調節國際收支使之達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國際儲備的機會成本，減少了中央銀行對市場的頻繁干預。三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的變動呈連續、輕微的態勢，投機者的獲利空間狹小，使投機行為相對減弱。

2．我國還缺乏將單獨浮動制度理論上的優點轉化為現實中的優點的實力。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宏觀經濟預期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還將繼續進行，人們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也就呈現出高度的不穩定性。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外經濟依存度日益提高，國際間競爭的加劇，對我國經常項目的影響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加上金融領域的進一步開放，資本的流動性將隨之增強，其結果對我國的貨幣供需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在我國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預期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匯率也具有高度的易變性。如果貿然采取一步到位的匯改策略，走上浮動匯率的道路，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3．單獨浮動匯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問題就是存在著匯率的過度波動或匯率的易變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并且使經濟中面臨的匯率風險增強。弗里德曼認為，浮動匯率制度之所以出現不穩定。主要是因為與之相關的宏觀經濟的不穩定。由于人們對貨幣供給、實際收入的預期決定著當前的匯率，如果人們的預期是不穩定的，匯率就會表現出易變性，且匯率波動的幅度會大大超過貨幣供給和實際收入的波動幅度。依據該理論，如果人們的預期是穩定的，匯率就應當是穩定的；而事實上則是，在大多數預期穩定或預期較大穩定的情況下，匯率仍然是易變的。因此，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對外匯市場調控能力較強的國家，或是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較深，需要充分利用匯率機制調節作用的國家，比較適合采用這種匯率制度。

參考文獻：

篇（9）

具體來看，匯率變動對于設備進口行業里的每一個分支部門的影響是不同的：

1．對于國外設備具有極度需求剛性的企業不一定有益處

這類企業因匯率上升雖然可以得到進口價格方面的優惠，但是如果遇到海外廠家受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而趁機抬價的情況，本國匯率上升的變動并不會帶來多大好處。比如，今年我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并沒有改變進口鐵礦石價格居高不下情況。由于中國進口鐵礦石的需求量大，且鐵礦石需求剛性，近兩年進口礦石價格的漲幅較快，近兩年鐵礦石價格上漲迅猛且目前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仍然高位運行。因此，在看到本國貨幣升值帶來進口成本小幅下降的同時，更要看到企業對特定貨物的剛性需求。高額的進口成本不一定會使本國某些企業的競爭能力提高，減弱了匯率變動帶來的競爭優勢。

2．對于國外設備具有需求彈性的企業會有益處

匯率變動改變了一般設備的進出口態勢。提高本國貨幣匯率后，增加了相對低價進口的機會和需求，擴大了本國的市場容量。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大國內市場的競爭。本國貨幣升值之后,國外產品競爭力將持續增加,其市場占有率將得到提升,而國內低端產品出口受阻后,必可能回流國內市場,導致市場價格下滑。

3．對于外貿流通公司的影響是正面的

專業從事進口業務的外貿流通公司，在國外設備相對降價的環境下，會在業務量增大的過程中獲益。

4．對于設備加工貿易企業的影響較小

設備加工貿易企業出口較穩定。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出口和進口直接掛鉤，出口目的地較為明確，價格也較為穩定。雖然進口成本下降，但出口成本相對升高，贏虧可能相抵，因本國貨幣升值造成的影響相對較小。

在我國，很多企業大多已習慣了我國的現行貨幣機制，對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還缺乏深度分析，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我國加入WTO后與國際市場全面接軌的必然選擇存在模糊認識；有的企業盡管已通過各種渠道及國家相關宏觀調控政策預感到人民幣有升值的傾向，但由于對人民幣參照國際一攬子貨幣的實際操作技巧不熟悉，也沒能抓住時機揚長避短，預期避險措施滯后。而且很多企業對于貨幣結算信心不足，感到操作的靈活性難以把握，這也是它們在人民幣匯率調整后不能靈活應對的重要原因和將要面臨的嚴峻考驗之一。

總之，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經濟和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我們可積極探索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新措施，探索充分合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新方法，將各項應對措施貫穿于工作的各個環節，大力促進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

對策建議：

1、密切關注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發展變化，及時引導企業驅利避害。研究分析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給外經貿帶來的影響，科學分析預測人民幣匯率變化走勢，及時為企業提供服務和指導。積極引導企業正確分析人民幣升值，國家放寬了外匯使用、需求、兌換包括攜帶進出境等方面的限額，使得市場更加能夠反映供求關系。在外匯市場上要給予企業、金融機構以進行風險管理的一些工具。

2、及時提供專業培訓和相關金融信息。積極指導企業提高匯率風險意識并運用各種方式規避匯率風險。深入調研對外貿易企業在人民幣升值后亟需解決的問題，邀請有實際操作經驗的專家學者來講課，對外經貿企業進行全面培訓；及時通過網絡、媒體等多種渠道向企業介紹和推廣規避匯率風險的成功案例，提高企業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

3、大力推進結構調整，全面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推動企業擴大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促進企業在對外貿易中的主動性。積極引導企業合理進口國外生產原料，盡量沖抵對外貿易的市場風險。同時減輕對原材料的需求壓力。引進原料與外銷相結合，合理、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擴大進口規模，實現進出口貿易的協調發展。

4、推動企業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享有關稅優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

5、全力引導企業利用合同價格，共同擔當風險。

6、引導企業運用金融手段規避市場風險。比如采用多幣種結算、押匯等方式轉嫁匯率風險；適當采用外匯遠期買賣、套期保值等手段鎖定匯率風險；并可通過適當的美元貸款，來降低利息支出和匯差損失。

7、引導企業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這次人民幣升值后，加大研究開發的投入，積極運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使國外客戶在價格談判中作出了讓步。

8、引導企業進一步加強企業管理。企業應苦練內功，加強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作者單位：本鋼集團國際經濟貿易有限公司）

中謀求快速可持續發展，是商務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國貨幣的升值對進口的影響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的影響是，匯率升值后，進口商品的價格由以外幣計價轉化成以本國貨幣計價后，將會發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間接的影響是，本國貨幣匯率變化也會通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當進口價格發生變化時，根據需求價格規律，進口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需求量也必然隨之調整。當需求彈性不同時，進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樣的。根據需求彈性理論，需求彈性越高的商品，進口價格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就越大。

具體來看，匯率變動對于設備進口行業里的每一個分支部門的影響是不同的：

1．對于國外設備具有極度需求剛性的企業不一定有益處

這類企業因匯率上升雖然可以得到進口價格方面的優惠，但是如果遇到海外廠家受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而趁機抬價的情況，本國匯率上升的變動并不會帶來多大好處。比如，今年我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并沒有改變進口鐵礦石價格居高不下情況。由于中國進口鐵礦石的需求量大，且鐵礦石需求剛性，近兩年進口礦石價格的漲幅較快，近兩年鐵礦石價格上漲迅猛且目前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仍然高位運行。因此，在看到本國貨幣升值帶來進口成本小幅下降的同時，更要看到企業對特定貨物的剛性需求。高額的進口成本不一定會使本國某些企業的競爭能力提高，減弱了匯率變動帶來的競爭優勢。

2．對于國外設備具有需求彈性的企業會有益處

匯率變動改變了一般設備的進出口態勢。提高本國貨幣匯率后，增加了相對低價進口的機會和需求，擴大了本國的市場容量。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大國內市場的競爭。本國貨幣升值之后,國外產品競爭力將持續增加,其市場占有率將得到提升,而國內低端產品出口受阻后,必可能回流國內市場,導致市場價格下滑。

3．對于外貿流通公司的影響是正面的

專業從事進口業務的外貿流通公司，在國外設備相對降價的環境下，會在業務量增大的過程中獲益。

4．對于設備加工貿易企業的影響較小

設備加工貿易企業出口較穩定。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出口和進口直接掛鉤，出口目的地較為明確，價格也較為穩定。雖然進口成本下降，但出口成本相對升高，贏虧可能相抵，因本國貨幣升值造成的影響相對較小。

在我國，很多企業大多已習慣了我國的現行貨幣機制，對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還缺乏深度分析，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我國加入WTO后與國際市場全面接軌的必然選擇存在模糊認識；有的企業盡管已通過各種渠道及國家相關宏觀調控政策預感到人民幣有升值的傾向，但由于對人民幣參照國際一攬子貨幣的實際操作技巧不熟悉，也沒能抓住時機揚長避短，預期避險措施滯后。而且很多企業對于貨幣結算信心不足，感到操作的靈活性難以把握，這也是它們在人民幣匯率調整后不能靈活應對的重要原因和將要面臨的嚴峻考驗之一。

總之，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經濟和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我們可積極探索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新措施，探索充分合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新方法，將各項應對措施貫穿于工作的各個環節，大力促進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

對策建議：

1、密切關注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發展變化，及時引導企業驅利避害。研究分析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給外經貿帶來的影響，科學分析預測人民幣匯率變化走勢，及時為企業提供服務和指導。積極引導企業正確分析人民幣升值，國家放寬了外匯使用、需求、兌換包括攜帶進出境等方面的限額，使得市場更加能夠反映供求關系。在外匯市場上要給予企業、金融機構以進行風險管理的一些工具。

2、及時提供專業培訓和相關金融信息。積極指導企業提高匯率風險意識并運用各種方式規避匯率風險。深入調研對外貿易企業在人民幣升值后亟需解決的問題，邀請有實際操作經驗的專家學者來講課，對外經貿企業進行全面培訓；及時通過網絡、媒體等多種渠道向企業介紹和推廣規避匯率風險的成功案例，提高企業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新晨

3、大力推進結構調整，全面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推動企業擴大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促進企業在對外貿易中的主動性。積極引導企業合理進口國外生產原料，盡量沖抵對外貿易的市場風險。同時減輕對原材料的需求壓力。引進原料與外銷相結合，合理、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擴大進口規模，實現進出口貿易的協調發展。

4、推動企業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享有關稅優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

5、全力引導企業利用合同價格，共同擔當風險。

篇（10）

一、對外匯儲備的認識

目前針對如何管理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許多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從各個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和想法，但由于缺乏對外匯儲備的正確理解，導致一些建議不可行，或相互矛盾。因此，在討論外匯儲備管理之前有必要正確認識外匯儲備的內涵。

外匯是央行的一種資產，其對應的負債主要是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的存款，這意味著外匯的增加同時導致了國內人民幣的增加，所以外匯是不能直接用于國內消費和投資的，因為這相當于增加貨幣供應量，可能會導致通脹。

外匯是我國對國外的一種債權（主要指貿易順差產生的，不是借外債），外匯相當于國外發行的“債券”，國外用這種“債券”換回了我們的產品、服務，當然我們可以用這些“債券”在將來從國外買回產品和服務，但是如果“債券”貶值了，我們買回來的少了，就受損失了，如果“債券”升值了，買回的多了，我們就盈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世界進入了浮動匯率的國際貨幣體系，持有外匯意味著要承擔匯率波動的風險。

擁有外匯相當于為國外的鑄幣稅作貢獻。鑄幣稅實質上是對貨幣發行并保持貨幣信用的一種補償，擁有他國的貨幣數量越多，對該國鑄幣稅的貢獻就越大。目前，美元是最主要的外匯資產，因此美國是從鑄幣稅中獲益最多的國家。

外匯儲備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至關重要。外匯儲備是保障一國匯率體制穩定、國際貿易平衡、國際清償支付的必要措施。外匯的增加主要由貿易順差、借債、直接投資等組成。我國匯率體制實質是有浮動的固定匯率，央行對外匯資產統一管理，企業進口、對外投資、歸還國外債務、外資企業利潤匯出，都需要兌換外匯，因此必須保證一個基本的儲備量，否則會產生支付危機。

二、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外匯儲備對穩定一國的貨幣匯率體系，平衡國際貿易收支非常重要，但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巨額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和問題。

巨額的外匯儲備可能面臨著巨大的匯率風險。目前我國外匯的主要資產是美元資產，在美元貶值時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會大大縮水。由于資產金額巨大，進行幣種調節的空間也很有限。近兩年來，美元對各種主要貨幣貶值20%左右，由此產生的損失數百億美元。

外匯儲備的增加會擠壓貨幣政策的空間。外匯占款的增多要相應擴大貨幣供應量，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央行為了降低高外匯儲備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須通過回籠現金，或提高利率等方式來減少貨幣供給，這樣卻增大了本幣升值壓力；相反，央行為了降低高外匯儲備帶來的本幣升值壓力，須通過降低利率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這樣又強化了通貨膨脹。因此央行貨幣政策的內外目標產生沖突。

高外匯儲備顯示出在外匯市場上，就是外匯供給大于需求，容易造成本幣升值預期。本幣升值往往降低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利于就業和經濟增長；同時本幣升值導致本幣資產價值高揚，易形成資產泡沫化；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美日歐等主要貿易伙伴以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作為主要證據，對人民幣值施壓；國際投機者將此作為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合理的依據，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涌入中國，反過來又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高額的外匯儲備需要付出巨額的機會成本。即如果貨幣當局不持有儲備，就可以把這些儲備資產用來進口商品和勞務，增加生產的實際資源，從而增加就業和國民收入，而持有儲備則放棄了這種利益。另外，我國是急需資金的國家，而把外匯以較低的利率借貸給美國和其他國家使用，沒有充分發揮這部分資金的潛力。

三、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原則

外匯儲備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及國際貿易體系下的產物，為了降低匯率風險，減少來自外界的沖擊，促進本國經濟的平衡發展，外匯儲備管理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則。

保持多元化的貨幣儲備，以分散匯率變動的風險。按照“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原則，外匯幣種應該多元化。可以按照下列原則（1）根據進口商品、勞務或其他支付的需要，確定幣種數量、期限結構以及各種貨幣資產在儲備中的比例；（2）選擇儲備貨幣資產形式時，既要考慮它的收益率，同時必需考慮它的流動性、靈活性和安全性；（3）密切注意貨幣匯率的變化，及時或不定期的調整各種貨幣的比例。

保持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動用外匯儲備可以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當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例如出現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組織進口，從而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促進宏觀經濟的平衡；當匯率出現波動時，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干預匯率，使之趨于穩定。因此，外匯儲備是實現經濟均衡穩定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增強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畢竟其本質是將本國資金放在海外，持有它是要付出代價和風險的，因此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對于維持我國宏觀經濟穩定至關重要。

富余外匯儲備投資渠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考慮外匯的運用。對于富余的外匯儲備，一些國家在“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前提下，進行多元化的投資。如到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儲備重要的戰略資源等。多元化投資較為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財政部通過全資控股淡馬錫，運用政府注入的資本在全球投資，其股東年平均回報率達到18%。日本由于本國資源缺乏，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換成了戰略物質儲備，目前日本是石油儲備最為充足的國家之一。

四、對于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政策建議

外匯儲備管理應該有兩層含義，一是關于合理規模內的外匯儲備管理；二是超過外匯儲備需要以上的外匯資產運用。對于前者，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匯率穩定，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于后者，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外匯資金的使用效率，實現外匯資產的增值、保值。相應的，應該采取不同的措施來管理我國的外匯儲備。

1.合理外匯儲備的管理

重視儲備的安全存放保管。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大多是美元、歐元債券和主要西方貨幣表示的金融資產。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動蕩，以及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潛在沖突可能波及到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這就需要從戰略上考慮，從安全出發，如何選擇存放保管外匯儲備資產。

根據國內外形勢，確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外匯儲備下限和上限以及外匯儲備的區間。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對外開放程度、國際收支狀況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發展目標，制定階段性的儲備調整規劃。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夏斌教授的建議，我國保持7000億多元的外匯儲備是比較合適的。

按照“安全、流動、盈利”的“三性”原則，從中長期考慮外匯儲備的資產配置。在外匯儲備較快增長的背景下，除國債之外，高信用等級的政府機構債券、公司債券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等，也是我國儲備資產運用的重要方面。考慮到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居主導地位，美國金融市場也仍是世界最發達的市場，美國無疑仍是我國外匯儲備投資的重要市場。在資產結構調整時應該基于對主要國際貨幣中長期走勢的戰略研判，資產結構的調整必須是謹慎而漸進的，以防引起國際資產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從而不利于我國的外匯管理。

2.超額外匯儲備資產的管理

可以考慮成立一家專門投資公司作為多余外匯資產的運作主體，來進行商業化、專業化運作。具體說來，成立由政府控股的“國家投資控股公司”是值得考慮的方案。至于“國家投資控股公司”由央行主導還是財政部主導，我們認為應該是后者。央行是貨幣政策的責任機構，國有金融財產的管理從職能上來說應該歸屬于財政部。同時也可考慮將部分儲備交國際上的私人投資基金代管。事實上，當前不少國家央行都把部分儲備交給一家或幾家基金代管。這些基金由專家把儲備按不同比例進行資產組合，并根據市場變化調整結構。從多年的情況看，這些基金獲取的收益較高。

增加外匯儲備的多元化。一是考慮增加黃金在外匯資產中的比重，黃金作為天然的貨幣，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并且可以作為最終的國際結算貨幣。我國外匯資產中黃金比例較低，只占1.5%，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截至2005年1月，黃金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61.1%，意大利為55.8%，法國為55.1%，德國為51.1%，荷蘭為50.5%。此外，中國也可以考慮將外匯儲備轉為資產儲備。目前我國石油、鐵礦石、錳礦石、鉻鐵礦等進口量大幅增長，利用國外資源的成本在驚人的大幅度上升，我國應將部分外匯儲備轉變為資產儲備，以緩解國際資源價格上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利用外匯儲備進行能力儲備建設。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真正至關重要的不僅是對資源的占有和控制能力，而且要有強大的使用和控制資源的能力。能力的提高，才能最終解決資源約束。能力儲備的主要手段有：（1）鼓勵“走出去”戰略，扶持和培養我國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掌握著全球化時代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培養中國的跨國公司，對于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鼓勵對海外重要經濟資源開采權的收購。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壯大，我國對海外經濟資源的依賴程度將不斷提高，控制海外資源的開采權，比直接進口資源更加合理。（3）鼓勵對我國具有戰略意義的出境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入。我國周邊國家蘊涵著豐富的能源儲藏，通過跨境輸油氣管道、鐵路與公路的建設，對于保障資源與能源供給的安全性，加強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具有重要作用。（4）引進和培養海外人才。國家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我國應該制定中長期海外人才培訓規劃，有計劃地將政府官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才、工程技術人員、專業人士（會計、法律、咨詢、建筑等）派往海外進行培訓。同時可以考慮在海外建立研發機構，直接利用海外土人才。

參考文獻：

[1]陳立.能力儲備：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轉型的新選擇[J].金融信息參考，2006,5.

[2]杜艷.外匯儲備管理的新可能[N].經濟觀察報，2006-2-19.

[3]王建芬.中國巨額外匯如何使用成焦點[N].經濟參考報，200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