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進程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現代化進程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現代性與現代化

什么是現代性?中外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現代性問題進行了長期的探索，觀點各異，可謂見仁見智。英國著名學者安東尼·吉登斯關于現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圍內頗具影響，他運用多維視角對現代性進行重新審視，在不同的理論著作中對現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現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中，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現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啟蒙運動和現代化歷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會運行機理，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的地域性關聯中“脫域”(disemt~ding)出來后形成的一種新的人為的理性化的運行機制和運行規則。

現代性包含精神性維度和制度性維度兩方面，是用來說明現代社會的社會與文化特征的術語。歷史上不少學者在探討現代性問題時，首先把現代性作為一種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關于“啟蒙”的理解、胡塞爾的“純粹的理性”、哈貝馬斯的“時代意識”、利奧塔的“宏大敘事”等等。

從現代性的精神維度來看，現代性包含我們經常所說的理性、啟蒙、科學、契約、信任、主體性、個性、自由、自我意識、社會參與意識、批判精神等。現代性作為“脫域”之后的理性化社會的主導性文化模式，不僅要作為文化精神和價值取向滲透到個體和群體的行為和活動之中，而且必然作為自覺的制度安排而構成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和圖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吉登斯干脆斷言，“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而韋伯則詳細地從經濟運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層化、公共領域的自律化、公共權力的民主化和契約化等角度揭示了現代性作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現代化與現代性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現代化是指社會秩序從傳統向現代的變革過程。它是一個綜合的、多層次的動態的概念，以工業化為發端，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整體變遷在經濟上是指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進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從經濟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參與型的政治文化轉變；在社會治理方面是指從以習慣為主導的規則系統向以法律為主導的規則系統進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的變遷是現代化最終的決定因素。

現代化并非是在個別國家和地區發生的特有社會現象和發展趨勢，而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全球性發展趨勢，也是世界各國、各地區發展的必經之路。現代性是在社會現代化基礎上抽象與提煉出來的一種東西，現代性是唯一的，現代化卻是可以多種多樣的。國外學者布萊克曾經用因果關系來說明現代性與現代化之間的區別：“從上一代人開始，‘現代性’逐漸被廣泛地運用于表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諸方面處于最先進水平的國家所共有的特征。‘現代化’則是指社會獲得上述特征的過程。”現代化是動態的，是“因”，現代性則是靜態的，是“果”；現代化的過程就是現代性的確立與實現的過程。現代性與現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沒有現代化，現代性就無法體現，而沒有現代性，現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標。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對現代性的追求，現代性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二、蘇北現代化進程中的現代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不少地區出現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這種現象無疑是阻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學術界、政府和廣大民眾的高度關注。江蘇作為全國為數不多GDP超萬億的經濟強省，內部各區域之間顯著的經濟差異一直是困擾它的一大難題。江蘇省根據其13個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水平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板塊。蘇北地區包括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5個省轄市，共40個縣(市、區)，土地面積達5．24萬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總人口達3281．12萬人。蘇北無論從土地面積還是從人口數量上來說都可以算是江蘇省的半壁江山。從地理位置而言，蘇北地區處于我國發達的東部沿海中部，連接華北、西北、長江三角洲，東臨太平洋，隔黃海又與日本、韓國兩個發達的東亞國家相望，是亞歐大陸橋的東橋頭堡，擁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但是基于歷史的、客觀的等諸多原因，蘇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一直是全省經濟發展的一個低谷。從2000年來蘇北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看，蘇北不僅在經濟總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來越小，有的經濟指標甚至不到全國平均水平，與蘇南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越來越大。2000年，蘇北五市人均GDP為6289元，是全省的53．4％、蘇南的28．3％；到2006年，蘇北五市人均GDP雖然達到12910元，卻降到了全省的45％，蘇南的2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蘇北五市財政總收入為130．28億元，是全省的15．1％、蘇南的24．7％；到2006年，蘇北五市財政總收人為501．13億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蘇南的20．3％。另有統計資料顯示，蘇北淮安、鹽城、宿遷、連云港等地級市不僅經濟總量達不到蘇南一些縣級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蘇南一些縣級市的1／10，甚至更低。

蘇北經濟在全省經濟發展中長期滯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從現代性的視角來分析，蘇北的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性原則的規范。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越來越注重個體的主體意識，如果沒有主體意識的自覺，市場經濟根本就不可能快速發展。中國雖然從20世紀初就開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已經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現代精神氣質，尤其是蘇北這樣的欠發達地區，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的消極影響仍然嚴重阻礙著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中個體自由和主體意識的形成。現性雖然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態出現在某些個體的意識中，出現在社會運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側面，而沒有作為社會深層的和內在的機理、機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滲透到個體生存和社會運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農經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量殘余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卻根深蒂固，主要表現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關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獨立，身份大于實力，安貧樂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這些因素都嚴重制約了蘇北現代化的迅速發展。

三、從蘇北現代化進程看落后地區的現代性構建

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組織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只是上級政策的簡單執行，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內經濟和社會發展雖有差距，但不是很顯著。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了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戰略，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的迅速發展，國內區域差距13益擴大，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已成為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蘇這樣的經濟大省，蘇南、蘇中、蘇北經濟上的顯著差異非常類似于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經濟發展上的梯狀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區域發展的失衡。如何推進像蘇北這樣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以促進各區域的共同發展，～直是中國各級政府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區現代性的構建，在精神層面上進一步解放人們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體制轉型，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積極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篇（2）

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是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內涵之一，而城鎮化則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在城鎮化進程中，具有傳統特征的農村政治文化也必將隨著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而實現轉型。這種轉型，意味著農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將逐漸轉變為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的傳統性分析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質上屬于農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時期，定型于秦漢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歷史的全過程，甚至在今天依然發揮著它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象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村地區，這種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權主義

在中國傳統社會，王權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響著社會的各個層面。王權的至高無上性和不受制約的性質，使得社會嚴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度進行排序，社會資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級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來進行的。在傳統農業社會，地位卑微的農民在社會資源分配中自然處于最不利的處境，他們不得不接受來自于上層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同時也不自覺地形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崇拜意識和依附觀念。在傳統政治結構下，這種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的利益，從而成為千百年以來根植于中國農民內心深處的堅固的政治意識。近現代以來，中國先后進行了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政治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權利狀況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中國正在朝著民主法治社會的目標邁進。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特點，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國農村社會普遍存在，影響和制約了農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長。

（二）宗法觀念

宗法觀念起源于家長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家長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樣適用于家族、鄉里、郡縣以至于國家。在這種模式中，權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過血緣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傳承，而其他人必須接受和認同家長的權威。家長制的這種等級意識和人治傳統，就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觀念。宗法觀念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主張三綱五常，主張用傳統的倫理道德來統治整個社會，實現社會的和諧。長幼有序、貴賤有等，尊卑有別的思想，實際上繪制了一幅禮治的經緯圖。宗法觀念在以家族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傳統社會是有重要意義的，它是統治階級進行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對維護整個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農村社會，傳統倫理道德的繼承和發揚，對維護社會風氣和構建農村和諧社會而言，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家族式集權管理的模式卻是不適應當前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發展要求的，因為它忽視甚至抹殺了農民個體的權利和自主意識；同時過分強調血緣關系也會導致農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帶腐敗的產生，甚至會造就一些橫行鄉里的“村霸”行為。這些現象在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的存在，不僅不利于農村民主政治的成長，還直接危害了農村社會的團結和穩定。因此，對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觀念”，必須秉持“揚棄”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義

在生產力低下的中國傳統社會，平均主義是貧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統治者鞏固其王權的政治策略。所謂“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統治者對社會期望的基本認識。因此，無論從百姓角度看，還是從統治者角度看，平均主義都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突出表現。這反映了人對于社會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對平均主義過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鍋飯”現象和對個人利益的否定，這在今天注重生產效率的時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基本政治原則。因此，必須將“平均主義”的政治文化逐漸塑造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影響

（一）城鎮化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積極影響

農村地區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最堅固的陣地，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漸消除傳統政治文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塑造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接受了現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觀念逐漸發生轉變，政治認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為也顯得更加理性。這些勞動力在返鄉之后，會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發揮一定促進作用，加之農村自身現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現代政治觀念引入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共同促成了當前我國農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實現現代轉型。概括來說，城鎮化進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對農村政治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增進了農村公民的權利意識。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王權主義”思想留給中國農民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根深蒂固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意識，即在無條件服從權力的同時忽視了自己的利益訴求，并形成了對個人權力的盲目崇拜。這種觀念不僅不利于公民權利的維護，而且會助長農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風。在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民工外出打工，在參與城市生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諸如拖欠工資等許多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在他們團結起來維護切身利益的過程中，實際上正是其公民權利意識不斷成長的過程。而公民權利意識的成長，是現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之一。

2.培養了農村公民的法制意識和規則意識。建設法制社會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我國農民由于受傳統人治思想的影響，加之長期以來農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農民的法治觀念淡薄，缺乏規則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在城鎮化進程中，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經濟往來加速，觀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進一步加深。已經在城市地區成長起來的法治觀念也逐漸影響到了農村公民的思想意識，促使他們逐漸樹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觀念，也使得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變得更加理性和克制，這對于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風氣的維護是非常有利的。

3.激發了農村公民的創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而不再是傳統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農村公民在城鎮化進程中深度參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培養和鍛煉了他們開拓進取、堅忍不拔和與時俱進的精神，同時也獲得了在社會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認識。這一觀念的形成，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的快節奏，也更加能夠積極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認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

城鎮化進程為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帶來了契機，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首先，城鎮化造成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至城市地區，給農村地區的政治文化建設帶來了主體缺失的根本性影響。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大量涌現，使農村地區喪失了政治文化建設的最活躍的生力軍，同時也造成了農村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其次，城鎮化進程中隨著城鄉交流的日益頻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墮落的思想也隨之影響到了部分農村人口，特別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從而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長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些消極影響都是今后應當著重注意預防和消除的，但總體來說，城鎮化給農村政治文化帶來的更多是積極和正面的影響，我們應當進行客觀全面的評價。

三、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路徑思考

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基本目標，是將傳統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轉變為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鎮化進城中，要實現這一轉型，必須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的路徑：

（一）完善農村政治參與機制，營造民主政治氛圍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國農村政治參與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平臺，長期以來承擔著農村社會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許多農村地區，政治參與的制度和實踐經常脫節，導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農村公民民主習慣的養成。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設，更重要的是，真正將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參與落到實處，形成村民參與鄉村事務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圍，從而促進現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強學校教育，提高農村公民的政治認知水平

從現實情況來看，學校教育是當前我國農村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農村公民政治認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徑。而政治認知水平的提高，是現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礎。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農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學校教育，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村中小學教育的人員和資金投入，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促進農村教育現代化，為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打造良好的基礎。

（三）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合理“揚棄”，使其融入現代政治文明

我國傳統政治文化雖然整體上是一種“依附型”政治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原則不相符，但在某些具體內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現代價值，如對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重視等。因此，在農村政治文化建設中，應當注重現代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文化的適當結合，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法治的農村政治文化。

篇（3）

加快農村城市化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然而，當前農村城市化在推進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金融約束，比如，金融供給的總量不充分，金融供需矛盾比較突出；農村金融支持結構比較單一，很難滿足農村城市化發展的多樣化需要；農業保險不夠健全等[1]。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新時期農村城市化建設的發展步伐迫切需要有效解決。可以考慮從現代金融角度尋找破解農村城市化發展瓶頸的有效路徑。

一、基于金融需求角度，有效整合農村金融需求

（1）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出其重要職能，有效整合農村金融需求，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第一，應該梳理、理順及明確中央及地方政府間的各種權責關系，進一步擴大地方政府之財權與事權，不斷提高地方政府金融的自主性。實踐表明，在發展農村城市化過程中，我們政府相關職責的履行大部分是依靠當地地方各級政府[2]。第二，建立及完善地方政府決策責任的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基層地方政府有關官員為了盲目追求政績或者受到短期經濟利益之驅動而重復開發一些農村城市化項目建設或者朝令夕改有關政策以銳減各個投資者參與農村城市化建設的積極性[3]。

（2）規范農村金融需求，引導使其適應新時期正規的商業金融要求。從長遠角度來看，新時期農村城市化方面的金融支持會把重心轉移在商業性金融方面。而目前農村金融需求之有效性嚴重不足，跟一些正規的商業金融服務之要求存在矛盾。為正確處理這個矛盾，必須規范農村金融需求，積極引導使其盡快適應正規的金融機構之服務門檻。第一，積極創新投資模式，以政府為主導，引導及鼓勵商業性金融資金、民間資金等其他資金參與合作，以達到少量的政府財政投入有效帶動其他各種金融資源，從而緩解涉農有關企業目前融資比較困難之處境。第二，建議運用農戶互助的合作模式。鼓勵農戶自行組織成立互助合作的經濟組織或者金融組織，將過去的“農戶----銀行”這種模式改變為“農戶---合作組織---銀行”之模式以彌補一些滯后地區的農村商業性金融服務的缺失[4]。

二、基于金融供給角度，打造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

（1）不斷完善農村扶貧金融服務，彌補金融服務缺失。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在商業化的過程中，日益凸顯了一些弊端，比如對農村貧困居民的金融服務存在缺失。筆者認為，可以運用下面兩種渠道去完善農村扶貧金融服務，處理金融供求的失衡性。第一，采用優惠政策積極吸引一些商業性的金融機構開設農村小額的金融業務。第二，不斷發展及完善小額信貸，從而滿足一些貧困地區農村弱勢群體之各種金融需求。

（2）以政策性保險為主，構建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說是當前農村城市化進程中不可缺少的金融服務。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應該以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積極鼓勵各類商業性保險公司支援、占據農村市場，為收入比較高的農戶提供財產保險與壽險等業務。

三、基于金融政策角度，完善農村金融政策

（1）進一步明確農村金融支持政策導向，切實完善支農政策。政府應該積極引導，將農村城市化當作金融機構之信貸政策與資金支持之關鍵部分。人民銀行要出臺操作性強的政策鼓勵商業性金融機構投身到農村城市化建設中來，鼓勵其開拓新業務來服務農村建設。政策性銀行要進一步明確支農職能。金融機構應該從小城鎮開發、農村工業化、農村科技與教育等方面入手強化農村城市化建設資金的投放。

（2）金融政策跟其它政策要相互協調、有機配合大力支持農村城市化。農村金融當前不容樂觀，比較復雜，只依賴單一的金融力量是難以應對的。所以，金融部門要有配合意識與服務意識，在政府出臺的金融政策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尋求跟政府其它政策的配合與同步，千方百計支持農村地區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配合基層地方政府小城鎮、工業園區的發展規劃[5]。

四、基于金融生態角度，創建和諧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農村金融生態目前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法制環境不夠健全、難以監管，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對各種金融機構所開展的金融業務干預較多；信用擔保機制不完善、符合標準的抵押品缺乏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我國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比較低的局面。基于金融生態環境這個角度而言，應該推進農村金融法制化的建設，不斷提高金融監管的力度；優化農村信用環境；盡量減少各類行政干預，從而創建出和諧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綜上所述，在推進農村城市化建設進程中難免會遇到許多問題與挑戰。這需要我們沉著應對，多管齊下，破解金融約束，努力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制及機制，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從而為農村城市化建設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 蔣寶珠.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區域差距狀況分析[J]. 企業導報， 2013（14）.

[2] 曲小剛，羅劍朝.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制約因素和對策[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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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化的內涵

現代（Modern），通常作為一段時間的概念來定義。主要指當今這個時代，可以涵蓋“當代”和“近代”兩個時期，古今對于“現代”一次釋解各異。我國著名的現代化理論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就曾對“現代”一詞做過這樣的解釋：“Modern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最先使用的，是相對于Medieval即中世紀而言的，即把文藝復興看作一個與中世紀相對立的新時代。”今普遍的看法是：現代不是一個絕對時間概念，而是一個相對于傳統而言的詞語。

“現代化”一詞來源于現代，主要是用以概括人類社會近期發展急速轉變的一個過程。因此，“現代化”一詞是表示一個動態的，不斷進步的過程，而非固定的、靜止的狀態。

1．國外學者對現代化的釋解

國外對于現代化的研究可追溯到二戰以后，但較集中的研究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美國興起。當時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傳統社會如何向現代社會過渡；發展中國家如何向現代化國家過渡，研究認為不發達國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社會內部的傳統性矛盾。對于現代化的研究學者們的研究方面各有側重。部分學者從歷史發展縱的方面對現代化進行說明，如學者戴維·波普諾說：“現代化指的是發生在一個傳統的前工業社會的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發生的主要的內部變革。”部分學者卻認為現代化是一個整體，是整個社會的全面變化。

從上述國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共識是從十六世紀以來，伴隨著工業化所發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全面的、總體性的社會變革包括著社會的各個方面。然而由于各學者關注的焦點及所站的立場不同，故強調的方面也不盡相同。

二、人的現代性

對于人的現代性目前缺少統一、標準的定義的。從人的現代化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1)人的現代化是人自身生產、綜合素質以及實踐活動能夠適應并推進社會進步的要求，也是傳統人像現代人全面轉化的過程：（2）人的現代化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質的現代化；（3）人的現代化主要指的是人的社會關系和人的價值觀的現代化；（4）人的現代化是人的觀念、素質、能力、活動、交往等各方面表現出的同現代化社會相適應的普遍而深刻的變化；（5）人的現代化是指與現代化科技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的素質的普遍提高和全面發展。從以上的觀點可以看出，學術界對人的現代化、現代性的理解存在著的角度是多樣的。

一般來講，人的現代性的內涵主要是相對于傳統的人的品質而言的，表現為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現代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的品質和屬性；人的這種現代性的外延包括多種不同內容和形式，如人的社會意識的現代性、觀念形態的現代性、心理狀況的現代性以及行為方式的現代性等等。

三、現代化與人的現代性的關系

現代化的社會是一種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文化系統充分發展、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社會形式。現代化社會的基礎就是現代文明建設的核心，即人的現代性。馬克思所言：“社會產生人”，“人產生社會”。一方面，“社會產生人”。因為人的活動時時、處處受到社會制約，人們的活動形式上是個人的而實質上卻是社會的。

(一)提升人的現代性是加快現代化進程的內在要求

首先，現代化進程中經濟體系的健康快速發展要求人的發展。市場經濟把追求最大利潤作為目標，經濟活動就是為了滿足需求從而調動一些因素去追求最大的經濟價值。生產是追求價值的過程，生產過程中人的體力和智力以及整體素質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直接影響著產出、利潤以及經濟的增長。

其次，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系要求配備發達的政治體系。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現代化的政治體系的支持和協調，具有現代性的高素質的人才對于現化化的政治體系的建構同樣是不可缺少的。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公益性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市場經濟的不足，而充分就業、穩定的貨幣購買力，穩定的經濟增長等問題又對政治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現代化政治體系這種高要求必須需要全面發展的高素質的人去建構。

(二)提升人的現代性是加快現代化進程的迫切需要

現代化進程中對人的現代性也提出了要求，21世紀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是人的競爭、國民素質的競爭。提高國民素質實現人的現代性已成為我國現代文化建設的迫切要求。

首先，人的全面提高要求國民具有倫理道德素質，這是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順利運行的前提。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治精神的基礎是人的自律能力。而市場經濟也需要人們必須有高度的自覺性，只有自覺地遵守社會中的各種規則，市場經濟才能實現高效、有序的運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更是倫理道德經濟，倫理道德經濟指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關系的行為準則，規范以及相應的意識、信念和行為活動。我國經濟社會中大到假冒、劣質產品，小到亂丟垃圾等現象都是非常嚴重的。因此，道德規范的建設和價值觀的建構都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迫切需要。

其次，人的全面提高更要求人們具有人文素質。人文素質是具有現代性的現代人文明程度的綜合體現，是人文科學、人文教育在教育身上所體現的成果，較全面的文化知識素養、較高品位的藝術鑒賞能力是構素質的基礎。在生活中，我們總是批評大眾文化的低俗、缺乏藝術感，但我們往往忘記了大眾文化來自于國民文化素質的反映。隨著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人們的對文化品位以及鑒賞力將得到提高。

綜上所述，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直接表現為綜合國力的強大，一個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的現代化國家同時也是穩定發展的社會，它里面綜合了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換句話說，他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擁有民主政治體系下的社會穩定，高度發展的社會文化體系，不僅經濟的發展要求國民素質的提高，而高度發展的社會文化體系和穩定的政治體系，較高的藝術鑒賞力都需要人去建構。因此，現代化與人的現代性是一個內在聯系、不可分割的整體。人的現代性是現代化進程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兩者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整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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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的符號化

現代社會將人置身于一個消費世界．社會內在的商品交換法則則是人們生活在這一世界的“黃金法則”。傳統意義上的消費是指我們對物化的商品的消費。如今人們已經不再是僅僅消費“物”的實用價值，也在消費附著于這些“物”之上的“符號和意義”。因此消費不僅是一種經濟活動，更是一種社會活動，消費的發展變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現代社會的文化變遷的表現。

消費的表現性意味著消費不僅是物理或是物質層面上的消費．而且是象征層面上的消費，即“象征消費”。象征消費指的是具有符號象征性的消費。關于符號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倫在1899年出版的《有閑階級論》中對“炫耀性消費”的論述。他認為，所謂炫耀性消費，指的是富裕的上層階級通過對物品的超出實用和生存所必須的浪費性、奢侈性和鋪張性浪費，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錢實力和社會地位，以及這種地位所帶來的榮耀、聲望和名譽。這種炫耀性消費就是一種典型的“象征消費”。凡勃倫認為，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的地位是由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所決定的，消費是一種表現性實踐，通過對物質和文化消費品的選擇所體現出來的品味和生活風格，構成了人們的社會地位得以區分的符號和象征。

齊美爾認為，時尚是階級分野的產物，上層階級出于階級分野意識與標新立異欲望總是企圖擁有一種明顯的風格．如社交形式、衣著服飾、美學判斷的標志與其他群體分開。而中間階級的成員出于拉平化的本能盡可能地去模仿這些風格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口。布迪厄進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費行為都涉及一場符號斗爭，都是一場為尋求不同群體之間區隔而進行的斗爭．通過這種符號斗爭。他們確立自己的獨特地位與認同感。

著名消費社會學家布希亞在其著作《消費社會》里提到了在消費社會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外，還具有符號價值。他認為，在消費社會中，“物”和“商品”已經成為一種“符號體系”，對“物”和“商品”的消費可以成為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及其內在區分的主要基礎。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高檔””中檔””低檔”似乎是在指物的分類而實際上是指人的關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費符號論對現代社會變遷中消費的符號化做了深入的闡述和研究，他們的理論研究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符號消費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借鑒，這也是本文的理論基礎。

【論文關鍵詞】現代性；消費；符號化；符號消費

【論文摘要】現代性語境下的符號消費已成為現今中國消費文化中的一個突出表現，如今人們已經不再是僅僅消費“物”的實用價值，也在消費附著于這些“物”之上的“符號和意義”。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國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國際市場，西方的消費觀念和方式也無不滲透到當今我國消費市場，而同時由于大眾傳媒解構了傳統消費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強化新的消費模式等原因，符號消費問題更加凸顯出來。

一、消費的符號化

現代社會將人置身于一個消費世界．社會內在的商品交換法則則是人們生活在這一世界的“黃金法則”。傳統意義上的消費是指我們對物化的商品的消費。如今人們已經不再是僅僅消費“物”的實用價值，也在消費附著于這些“物”之上的“符號和意義”。因此消費不僅是一種經濟活動，更是一種社會活動，消費的發展變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現代社會的文化變遷的表現。

消費的表現性意味著消費不僅是物理或是物質層面上的消費．而且是象征層面上的消費，即“象征消費”。象征消費指的是具有符號象征性的消費。關于符號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倫在1899年出版的《有閑階級論》中對“炫耀性消費”的論述。他認為，所謂炫耀性消費，指的是富裕的上層階級通過對物品的超出實用和生存所必須的浪費性、奢侈性和鋪張性浪費，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錢實力和社會地位，以及這種地位所帶來的榮耀、聲望和名譽。這種炫耀性消費就是一種典型的“象征消費”。凡勃倫認為，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的地位是由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所決定的，消費是一種表現性實踐，通過對物質和文化消費品的選擇所體現出來的品味和生活風格，構成了人們的社會地位得以區分的符號和象征。

齊美爾認為，時尚是階級分野的產物，上層階級出于階級分野意識與標新立異欲望總是企圖擁有一種明顯的風格．如社交形式、衣著服飾、美學判斷的標志與其他群體分開。而中間階級的成員出于拉平化的本能盡可能地去模仿這些風格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口。布迪厄進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費行為都涉及一場符號斗爭，都是一場為尋求不同群體之間區隔而進行的斗爭．通過這種符號斗爭。他們確立自己的獨特地位與認同感。

著名消費社會學家布希亞在其著作《消費社會》里提到了在消費社會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外，還具有符號價值。他認為，在消費社會中，“物”和“商品”已經成為一種“符號體系”，對“物”和“商品”的消費可以成為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及其內在區分的主要基礎。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高檔””中檔””低檔”似乎是在指物的分類而實際上是指人的關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費符號論對現代社會變遷中消費的符號化做了深入的闡述和研究，他們的理論研究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符號消費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借鑒，這也是本文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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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符號消費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目前中國人對于消費的符號象征意義推崇已經到了較為嚴重的地步。符號消費在我國消費文化中已經成為一個凸顯的問題。以穿名牌、戴名表、開名車、住豪宅為人生目標的人大有人在。并且這些都在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社會標尺。

并且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不僅追求物質商品的符號意義。而是開始重視生活方式和生活風格等非物質商品，如休閑方式、流行音樂等。正是因為如此循環，進一步使得物品的實用價值和符號意義糾纏在一起而難以區分，使得人們對使用價值和物的符號意義的追求永無止境。

(二)空間的符號意義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影響，伴隨著人們新的生活和消費方式誕生了一系列新的以前從未有過的消費場所(它們大多是從國外引進的)，如KTv、網吧、咖啡廳、KFC、超級市場等等，以及在舊形式下賦予新的消費符號意義的消費場所。如茶館、酒吧、發廊、桑拿洗浴房等。這些新興消費方式和場所的誕生和變化反應了人們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消費心理的變化。本文將通過幾個典型例子做出分析。

在大中小城市中，各類型的超市見縫插針地深入到街區的每個角落。尤其是在大城市中的大賣場、超級市場到處都是。這些超市有著非封閉的柜臺，不同收入、年齡、職業、學歷的人盡情的表演著自己的角色，隨意的在場內選擇．沒有營業員不耐煩的眼光和別人的眼色。這種新的消費場所和消費環境使得城市人的購物消費形成了定向：買菜不再首選農貿市場而是進社區超市和大賣場；日常購物不再是街角的小賣部．而是商場里的大超市。這個具有“一次購足、就近便利、自主性選擇強”特征的新的消費環境被賦予了“以人為本”、“自由、便利、平等”的符號意義，成為人們所認同的地方。

像網吧、酒吧、迪吧、r、，等新興消費場所，是年輕人和中產階層充分放松自我，展示自我，獲得精神上滿足的“理想地”。這類場所也被賦予著“時尚”“青春”“高品味”“主流”等符號意義。

另外還有像KFC一樣的洋快餐店和咖啡廳，人們已經把它當作是悠閑消遣的好去處，在美國以快捷廉價取勝的快餐店到了中國卻被賦予了不同的符號意義。洋快餐廳成了中國人們就餐的地方．人們很少關注快餐店食品本身，而是其所傳達的文化信息，似乎光顧肯德基、麥當勞可以體驗他們想象中的“美國文化”和“麥當勞”。他們“快捷”的特征也被“慢”所替代，其就餐時間往往長于美國。因為在肯德基店里舒適宜人的環境使得不少中國人將之作為閑聊、會友、新朋團聚、舉行個人或家庭慶典儀式甚至讀書、寫作的好地方。

上述新興消費方式、場所是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發展起來的，它們更多體現了一種現代化、全球化、西化的趨同，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和融合。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國際市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我們不光接受了西方全球化模式的話語方式．而且遵循西方的經濟邏輯和技術邏輯。西方的消費觀念、方式也無不滲透到我們的消費市場，消費日益差異化、多元化、西方化。消費所承載的意義也日益豐富．消費的符號化也就日益凸現出來。新興的消費場所所賦予的新的符號意義。使得人們昔日的消費觀正在發生變化。而新興消費場所的出現也使得人們不再是簡單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而是更注重消費的個性化和品質化。

(三)身份的符號意義

身份，是人類社會組織活動形式的反映，是一種典型的社會行為符號。每一個個人都是基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社會性而存在的。正如我們在尋找自我的時候，必須將自我置于組織當中才能進行自我認識和定位；否則，任何一個以個人而存在的非社會成員，都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人類社會作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權力社會系統，從遠古的氏族部落社會到現代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法制國家。這一系統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對于生活在這個組織當中的人，其社會關系的組成體現在不同角色之間的聯系，例如老師與學生、商人與消費者、官員與老百姓的關系，即符號與符號的關系。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一樣．他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從這一論斷來看．馬克思否認了以人的肉身來決定個人的身份所屬，而將它歸咎于“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顯然身份符號絕對是人的這“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突出代表。

一般來說，人的身份表現是多維度多形式的．服飾、首飾、語言、交通工具、居住環境等等一系列物品都能表現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身份。漢唐盛世中，人們推崇的多為一種大氣、粗獷的精神．能夠體現身份的東西也多為此類．如人們多喜胡服、騎射。而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汗血寶馬”。明清時．人們玉器的制作及玩賞達到一個頂峰．優質的玉器也成為了身份的象征。國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氣的結晶。用作人神心靈溝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尋常的宗教象征意義。中國的古籍中把昆侖山稱為”群玉之山”或”萬山之祖”。《千字文》中也有”金生麗水，玉石昆侖”之說。因此，一件好的可隨身而帶的玉器，更是在不經意問凸現出主人的身份地位。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先富起來了。名車，豪宅，甚至是斗十千的金樽清酒讓人眼花繚亂．而這樣的花花世界也的確讓人欲罷不能。就如電視里的廣告：“x x x，是身份的象征。”便是這個時代消費理念的典型代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符號消費在我國社會中的形成和發展，可以說，大眾傳媒功不可沒。大眾傳媒解構了傳統消費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強化新的消費模式。如今的廣告已經不是簡單的產品介紹、傳遞媒介。而是“通過營造與商品有關無關的生活方式印象來操縱人們的欲望和品味的追求”。盡管人們有著選擇消費的自由．但是往往還是收到大眾傳媒潛移默化的影響。廣告也暗示著人們．傳遞著這樣一種符號意義：不同款式、不同價格的物品應由不同職業、不同人群所使用。富有個性的廣告語，以明星為代言人的廣告等等不僅傳播了特定的消費意識形態和享樂主義．激發人們追求消費品及其背后所隱含的符號意義所象征的生活方式的沖動。大眾傳媒總是無休止的追求商品符號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這本身也對符號消費文化起到促進作用。

物品的符號意義和空間的符號意義毫無疑問能夠凸顯出一個人的品味、內涵乃至是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有錢了，便應進駐高檔社區，購置豪華座駕，以名牌武裝自己．出人高級娛樂場所。物品的符號意義和空間的符號意義都被我們進行著充分的挖掘。如今，我們采用琳瑯滿目的商品來證明我們自身于他人不同所在。以此來界定自己的身份所屬。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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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的應用

1.1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應用的可靠性好

數字技術是一種新型技術，其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在現代工業進程中，有利于提高工業的發展，在電氣自動化中的應用，有利于改善電氣自動化技術的革新，新技術的產生，新技術產生促進技術改革，對提高企業的工作效率，起到重要的技術保障。數字技術對電氣自動化技術的改革提供了技術保障，提升了現代企業的發展，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技術支持，科技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反過來，積極快速發展，也促進科技發展，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保障，促進我國工業現代化進程，提供我國企業在世界同行業企業中的知名度，有利于我國企業與國外企業接軌，促進我國貿易發展。數字技術的實踐應用在現代工業中，加快了現代工業現代化進程，提高企業之間的競爭力，符合現代工業競爭的基本要求，符合現代數字技術發展在工業自動化方面的應用，具有很好的性能，提高其應用的可靠性，符合現代工業發展趨勢。

1.2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的高性價比

工業發展是提高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工業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有一定差別，要提高我國企業發展，必須加快科技水平提升，為我國企業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技術保障。數字技術在工業應用領域比較廣，并取得一定成績，數字技術一般與某種技術相結合，促進該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相關企業的工作效率，促進了企業的快速發展，對提高我國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工業自動化中使用數字技術，與其它技術進行比較，其性價比最高，因此，其應用的領域也是最廣泛。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電氣自動化技術需要不斷發展與創新，提高其自身的應用能力，是提高工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數字技術在電氣自動化技術中的應用，為自動化技術的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同時提高了自動化方面企業的工業現代化進程，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符合現代工業自動化技術進程的發展，數字技術在工業自動化中性價比很高。

1.3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應用的可操作性強

工業電氣自動化在應用過程中，存在一定問題，必須與其它技術結合，改善自身缺點，有效的提高相關企業的工作效率，數字技術與工業自動化技術相結合可操作性強，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快速發展。數字化技術應用簡潔，邏輯能力強，能增加信息量、模擬量，對信息正誤有效識別，減少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浪費，安全又輕松。其應用只需要進行命令的傳達和指示，操作流程自動進行，且自身具有判斷和辨別的功能，經電纜、微波、網絡、光纖等傳輸介質進行傳輸。外加微電處理器與微電技術的應用，使得數字技術的重要性被越來越多的單位企業所重視。數字技術在實際應用過程中，有效的提升工業自動化中的應用可操作性，符合現代工業自動化的發展，提升了工業自動化的技術革新，提升了企業的工作效率。

2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的創新

2.1采用光纖連接，實現就地化安裝

數字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廣，有助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在工業電氣自動化的實踐中，可以采用光纖進行連接，通過智能終端和間隔層對數據進行采集和控制，這樣可以進一步增強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應用的可靠性。此外，工業電氣自動化的優良運作還需基于標準化的程序接口上，因此PC平臺自動化的解決就顯得尤為重要，它將有利于ERP和MES的系統連接，而將TCP/IP作為辦公環境通訊的標準，便能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Internet技術的發展，提升了數字技術的應用在工業生產中，提高了工業現代化進程發展。

2.2GOOSE虛端了的運用

GOOSE虛端了改良了二次回路，使得工程調試既便于理解，又方便運用;能有效地控制全站線路、母線、開關和主變等，并能開啟跳合閘功能，從而保護測控遙控鎖的間隔層。GOOSE虛端了的運用，促使數字技術的應用過程中，引起的實際應用過程中，對其實用技術的應用過程中，數字技術在電氣自動化技術中的應用，符合現代工業現代化進程。

2.3加強程序化的操作理念

程序化建設強調的是執行力，數字化也亦然。執行力是一種操作理念，提升操作的進程，符合工業現代化發展需要。在調度命令下達以前，還有部分的前期工作需要完成，例如核實之后的票據需要先存入電腦中，實際操作來臨時，還需設置人工的預界面，進行諸如閘刀、開關等設備的確認設計。這有利于不斷完善系統的應用功能，更可明朗工業電氣自動化信息化、開放化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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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婁宗清.火電廠電氣自動化中分散控制系統的應用[J].山東工業技術，2016(18).

[3]諸玫嫣.淺析電氣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應用及發展趨勢[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16(9).

[4]宗天成.數字化技術在電氣自動化中的應用[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6(19).

[5]韓晨霞.電氣自動化技術在火力發電中的創新應用[J].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6(18).

[6]楊濟舟.電氣自動化在水利水電工程中的應用分析[J].黑龍江水利科技，2016(7).

[7]梁沖鋒.電氣自動化在電氣工程中的應用[J].科技風，2016(18).

[8]陳月玲.PLC在電氣自動化中的應用研究[J].科技風，2016(18).

篇（7）

投稿須知

1 來稿要求

1.1 應是有創新思想（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新的概念、新的交叉學科或新的發現等）的論文；有重要意義（對本研究領域或相關領域有重大促進作用，或有可能促成新的交叉學科生長點，或對國計民生有重要的影響等等）的研究報告。

1.2 稿件要求主題突出，論點明確，數據可靠，內容充實，層次清晰，結構完整，論證嚴謹，文字精煉，標點準確。

1.3 學術論文、科研報告（含圖表）。

2 文稿項目及注意事項

2.1 題名：應準確、簡明地反映文章內容，一般不超過20個字，避免使用未約定俗成的縮寫詞、字符、代號等。

2.2 項目來源：請在篇首地腳注明項目來源、名稱和編號，本刊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省（部）級以上重大攻關項目和開放實驗室研究項目等優秀論文優先發表。

2.3 中英文摘要和關鍵詞：中文摘要應完整準確地概括文章的實質性內容，不要加進主觀的解釋和評論，不分段，不用圖表和參考文獻序號，300-400字左右；關鍵詞5-8個，選詞不要過于泛義而缺乏專指性。英文摘要必須與中文相對應，包括英文文題、作者姓名和單位、關鍵詞，務必齊全。

2.4 正文：應按GB 7713的規定或參照本刊近期格式編寫，各級標題一律左頂格用阿拉伯數字連續編號。

2.5 圖和表：圖片要求清晰，要有圖例。圖幅一般不要超過7.5 cm或15 cm，圖下標明圖序、圖題、圖注。表格需按照標準的三線表格式制作，可依據需要添加輔助線。表上應有表序、表題，表注置于表下方。圖表標題增加英文對照。

2.6 量與單位：文內一律采用GB 3100～3102—1993《量和單位》中的法定計量單位，表達量值時，使用單位符號。

2.7 參考文獻：本刊采用國家標準“GB/T 7714—2005”《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推薦的順序編碼制格式。

2.8 作者簡介：簡介內容按以下順序列出，并注于文章首頁下面(課題來源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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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服務業指那些能夠向其他行業釋放出較強外溢效應,從而有利于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的服務行業的集合體。就現代服務業外延界定,目前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可概括為窄、中、寬三個派別。從外溢功能標準來看,一般認為現代服務業應包括現代消費業、現代生產業和經信息技術改造升級后的傳統生產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的區別主要兩點:一是技術基礎,二是微觀管理基礎。當前，世界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拓深,現代服務業最本質功能是通過產業關聯效應,提高整個地區經濟的競爭力。

1.兵團經濟結構調整要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1954年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承擔著國家賦予的屯墾戍邊的職責，是國家實行計劃單列的特殊社會組織。兵團現有14個師(墾區)，總人口為257.31萬[①]。2007 年國務院下發了針對新疆經濟發展的第32 號文件《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新疆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要率先在西部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好的發揮“三大作用”。落實到兵團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就是堅持不懈的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第二次兵團經濟結構調整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加快建設“三大基地”，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二是重點發展“六大產業”,加快新型工業化步伐；三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四是積極推進城鎮化進程，拓展經濟社會發展平臺。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的本質是經濟增長由依靠要素追加投入驅動轉變為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驅動，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現代服務業不僅體現其自身作為利潤源泉的價值，更體現為各個專業化生產環節而產生的“黏合劑”功能，通過現代服務業而產生的關聯效應雜志鋪，能把現代農業與新型工業有效的交織在一起，產生互動效應。可見，現代服務業對兵團經濟結構的調整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兵團各單位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最偏僻的區域，大多生態環境惡劣，資源貧乏，特別是像水資源、石油天然氣等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是十分稀缺的，決定了兵團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實現由粗放型到集約型增長。發展現代服務業能有效降低經濟發展對要素資源的依賴程度。據測算，相對于每萬元增加值，服務業用電量是工業的15%，所造成的煙塵等排放不到制造業的1/7。以優良的生態環境和具有鮮明特色的工業為基礎，逐步發展現代服務業是兵團破解資源能源約束難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現實選擇。

當前，發達國家或發達地區的服務業占GDP比重均達到70%左右，而兵團服務業發展水平不高，占比較低（見表1）、帶動力不強；在服務業內部，傳統服務業比重較大，現代服務業重過小。新形勢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是擺在我們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那么，該如何兵團推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其發展的動力機制在哪里，制度環境到底怎么樣，值得我們認真探討。

表1 全國、新疆、兵團1990-2008年三大產業產值構成 單位：%

 

時間 全國 新疆 兵團

1990 27.1:41.6:31.3 34.5:30.5:35.0 45.8:32.1:22.1

1995 20.5:48.8:30.7 29.2:36.7:34.1 46.1:26.2:27.7

2000 16.4:50.2:33.4 21.1:42.2:35.6 39.7:28.4:31.9

2005 12.6:47.5:39.9 19.0:44.7:36.3 39.4:25.2:35.4

篇（9）

龔道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6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來到中國,初著僧袍,后改儒服,援引中學解釋天主教,企圖融合儒耶兩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意義上說,利瑪竇的貢獻非凡,他不僅帶來了依附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化,也傳播了西方的數學、地理、天文等科學知識。儒耶兩教真正的交流自此開始。在利瑪竇來華之前,唐代貞元九年有基督教分派景教進入中國,“雖以尊君事父相號召而欲與儒學倫理妥協,但終究談不上與儒學的會通”。在利瑪竇來華后,會通儒耶兩教,相互闡釋,遂進入了完全不同的格局。直到19世紀,基督教和儒教才達到廣泛而深遠的接觸,中國文明由此跨進現代世界。現代的中國是世俗化的、多元的,甚至文化上有著半是被殖民的趨向。

龔道運先生所著的《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一書由13篇論文組成,集中討論了儒耶兩教的接觸及其影響。這種比較研究實際上也是一種會通,以20世紀學人的多元文化觀念來體認和重新闡釋儒耶兩教的相互碰撞,以及中國以其儒教本位文化作出反應,并帶來的一系列現代性問題。首篇論文《儒學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觸和會通》探討的觸因是中國思想文化現代進程的源頭,即明清以降,以儒學和基督教的會通為主導,經由中西文化的相互認同和辨異,最終雜糅而產生了現代的中國思想文化。這種有益的探討,最基本的假設是,不同的文化維度,有著共同真理價值,雖然在其表征和細節方面有著不同的差異。利馬竇將基督教一定程度上中國化,制定了“合儒”和“補儒”等的傳教策略,“引六經之語,以證天主之實”。這種融合會通,雖然不免流為文化誤讀,有穿鑿比附之嫌,但是實際效用是在天主教和儒學的會通基礎上,“加深了儒學重智派的傳統,從而擴大了儒學的視野,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龔先生為現代新儒家宗師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新儒家的第三代傳人,又是國學巨擘饒宗頤先生的入室弟子。先生學力精深,專力研治中國思想,于孔孟儒學、先秦諸子、宋明理學,以及儒耶兩教之比較研究有不少新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一書中大部分章節關注的是19世紀儒耶兩教的接觸,尤重于對基督教傳教先驅言行的討論。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口岸開放之后,先后來華傳教,與口岸的知識分子有著極為密切而頻繁的互動。他們用漢語翻譯《圣經》和西方科技著作,編纂字典和文法、英譯儒教經典、創辦學校和報刊。這些舉動的目的是為基督教的傳入,最終卻將中國帶進現代世界。

這些來華的傳教士跟下層儒士學習漢語,而儒士往往是冒著受辱或生命的危險,這是因為清政府嚴文禁止,加上儒士有著某種文化上的自我優勢感。有趣的是,當時曾有一個儒生去給馬禮遜教授漢語,懷里揣著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藥。前者表明自己是去買鞋,后者是以防萬一自己被人識破,只好服毒自殺。后來,傳教士開始雇用儒生配合漢譯《圣經》。他們遭遇了不少問題,最關鍵的是他們使用的漢語本身浸染了太多儒家的理念。其中,關于“God”的譯名,尤為爭論紛擾。馬禮遜和理雅各兩人參與了對基督教至高神譯名的討論,并最終將“God”一詞定譯為“上帝”,而非初譯時的各種譯名如:“神”、“真神”、“真活神”、“神天上帝”、“真神上帝”等等。在漢語中,“神”、“天”、“上帝”三者,有時通行,而且“神”有時與“鬼”同義,“天”是指“蒼天”,一個非人格化的超驗的所在,而“上帝”的稱法,常見于古經,正可借用。理雅各有趣地盜引孔穎達《周易正義》所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一語,斷章取義地證明帝(上帝)是為創生之源;此義正與《圣經》中上帝創世創生之說相同。這種文化誤讀多數時并非出于語言使用者的本意,但是兩種語言使用環境一旦變化,就會難免要發生。從語言的角度看,兩種存在于不同文字的文化,無論怎么閱讀,都必然要產生轉義的現象。傳教士們的中西互釋產生的種種誤讀,也正如是。

19世紀來華傳教士們的文化誤讀還表現在他們將基督教視為本位,而在中國占壟斷優勢的儒家,則被視為頭號勁敵,處處被加以貶低,以彰顯基督教上帝的榮耀。這與200多年前他們的先驅利瑪竇是完全不同的態度,后者言行謹慎,對中華文明心生由衷的欽佩,他往往是將天主教義夾雜在對儒家經典的闡釋中。這或許是因為時世遷移的原因。利氏之所以謙卑好學,或在于勢單力薄;近世的傳教士之所以那么囂張批判儒家,或因于近代中國在外交和內政上的失敗和受欺。由來固然,一種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是否占據優勢,在多數情況下要看它所寄存的國家的力量是否強盛而定。因此,也難怪理雅各在英譯《論語》、《大學》等中國經典時,從基督教教義的角度對孔子的儒學有所批評。孔子所講的諸種德目,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報怨”,在理氏看來,遠沒有耶教的博愛、贖罪那么精深。米憐同樣從基督教義出發,批判了中國的哲學系統,進而是神學系統、法政系統和意識形態。在今天看來,這些批評有著明顯的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對一個弱勢的國家,施以文化上的強壓。

篇（10）

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爆發兩周年，國內外各種有關研究和反思這場危機的著作和文章鋪天蓋地般不斷涌現。從中國的角度考察，這場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下降曾帶來農民工大規模失業返鄉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沿海地區某些出口行業的產業結構偏低和工資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業出現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問題。

國內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非常多，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千差萬別。當今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共同體，從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演變的角度來研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影響并找出應對之策，應成為今后我們重點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農民工返鄉和“民工荒”現象都是“開倒車”

20世紀的幾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國家金融政策的失誤和金融市場管制的失靈，而發達國家總是試圖把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而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后果就是歐美國家消費中國產品的能力銳減，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外貿出口。金融危機發生后，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大量減少員工雇傭數量。據農業部的統計測算，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約為1.3億人，2008年，其中約有15.3%的農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人力資源管理論文，致使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不得不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農民工返鄉的“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迅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大大減緩我國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們知道，我國政府出臺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勵農村地區開展大規模機械化農業，使留在農村的農民能夠迅速富裕起來，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農民工返鄉的新情況，導致我國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的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這種現象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有效的處理方式，這種“開倒車”的形勢在短期內將得不到扭轉，將給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出口形勢出現復蘇增長的較好局面，然而又出現了新的“民工荒”問題，東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為例，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需求總人數為60.3萬人，求職總人數為35.4 萬人，用工缺口達25萬人！用工需求無法滿足使出口企業不得不放棄大量海外訂單，企業生產設備大量閑置。“民工荒”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沿海地區原來的很多出口企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吸引力越來越小。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減少，加上未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民工荒”問題可能會愈演愈烈，并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從宏觀經濟層面考察，我國現階段在農村人口比例依然較高的背景下就過早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實際上減緩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開倒車”，應引起國家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資本和勞動力要結合起來“走出去”

當前，隨著我國企業資金實力的逐步增強，“走出去”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外投資的總量和投資的產業也越來越多。但是，由于企業本身屬于贏利性組織，其投資決策的目標主要還是在國際市場上追逐更高的利潤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國內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最終的情況可能是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將打造更多的中國跨國企業財團，使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行列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同時卻又導致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失到海外，而我國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居高不下。

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學上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兩大生產要素。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出現了資本過剩和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一方面，國內的過剩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大量涌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樓市泡沫，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數依然較高，“民工荒”現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國就業機會過多，而是能夠提供給農村剩余勞動力預期工資水平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總體上還比較低。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也應該緊密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必須以對外投資為依托，在國內就業市場的基礎上去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就業市場，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將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三、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的若干政策建議

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采取的若干應對措施來看，主要側重于保就業、保增長、保穩定，如果從國內層面分析，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我國的出口行業也出現了企穩回升的勢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態勢。但我們有必要打開視野，從全球化的角度來進一步研究探討我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全球就業問題，讓資本和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變得切實可行。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去”創造機會

當前，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匯儲備資金主要都是通過國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主權財富基金操作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對美國黑石基金的投資，但投資的效果并沒有我們設想的明顯，投資的風險卻又大大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國龐大的政府外匯儲備主要投資美國國債，雖然能避免較高的投資風險，但這種投資的收益率又比較低。在西方國家資本市場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輕工業、礦產資源開采、服務業等方面的直接投資，這種海外直接投資不僅能夠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夠將我國國內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資中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必將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國際壓力。堅持商業化、市場化運作，將有利于降低我國海外投資面臨的種種國際政治阻力。例如，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都是由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通過股份制改造來優化資本結構并同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然后重點考慮對海外地區進行農業投資，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再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進而帶動我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這種投資以市場化為導向，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可以很好地解決深層次的經濟體制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政治阻力，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幫助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海外就業。而且，這種對農業技術項目的投資，有利于吸引廣大農民工在海外長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設項目勞務輸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穩定、臨時性等問題。

（二）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鼓勵國內企業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

從發達國家的國際投資發展路徑來看，來自大型企業的國際投資是主體。目前我們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對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其資本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解決我國國內就業問題方面。因而，在指導思想上，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對外投資戰略的目標定位之一應是為國內失去就業機會的農民工開辟一條全球性的就業道路，將資本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

目前，我國很多企業都有強烈的海外投資意愿，但在海外投資實施方面又存在種種顧慮，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經濟法律制度、缺乏國際投資經驗、擔心海外投資中遭遇政治障礙等等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在法律法規制度、金融資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務、信息系統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和支持。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的對外投資應以企業為獨立主體，以市場化運營為基本手段，以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為背景，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帶動我國的商品、資本、勞動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資源管理論文，這其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關注考慮，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

（三）提供培訓、外交協調、護照辦理等系列服務，切實幫助農民工“走出去”

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國內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做好信息支持、技術、語言培訓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幫助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穩”，并盡快在海外取得較高的預期經濟收入。

由于中國現在具有比較充沛的外匯儲備、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夢想正在逐步變為現實，但這一趨勢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愿意看到的。現在西方國家在宣傳“人權高于主權”等意識形態的同時，又同時利用簽證護照等國家行為限制中國人走向世界，這些都客觀上限制了我國農民工順利走向國際勞務市場。為此，國內外交部門應盡量協調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也應盡量配合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

（四）提供貸款資金支持與保險保障服務，切實支持農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個農民工要出國就業，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費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許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我們建議，為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鼓勵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同時在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的同時，還必須向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適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險、醫療險等在內的綜合保險服務。保險服務的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保費支出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同時還應鼓勵出國務工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對于出國務工期間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享受養老保險待遇，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外出務工者的后顧之憂。

既然西方國家把金融危機的影響帶到了中國，那我們也應該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為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確保我國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不被中斷，解決我國人口多資源少的矛盾，我們必須統籌安排，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將國際投資戰略與“走出去”戰略結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確保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1]黃婧、紀志耿.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民工荒”問題探析——基于小農“生存倫理”的視角[J].經濟問題探索，2010，（2）.

[2]簡新華，黃錕等.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