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947年,聯合國發表了第一個國民經濟核算的報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個官方的國際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個國際指南,這些國際指南便影響著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與實踐,二次大戰以后的時期可以稱之為“國際指南的時代”。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國際指南進行比較研究,將有助于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與實踐活動的不斷進步。

一、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三代國際指南

按照時間順序,我們可以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劃分為以下三代國際指南。第一代國際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指南和1953年聯合國的指南;第二代國際指南:即1968年聯合國指南(1968年sna),1970年歐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1969年mps);第三代國際指南:即1993年由各國際組織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歐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國民經濟核算的實踐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將不再涉及這一體系。

1.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一代國際指南。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一代國際指南發端于1947年出版的聯合國報告。這一報告主要由斯通撰寫的附錄構成。盡管這一報告代表了聯合國,但這一體系是以“貨幣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進工業化經濟模式為基礎的”①。

應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前身)的請求,斯通指導完成了一份國際指南。這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第一個國際指南,它主要用于馬歇爾援助計劃。1951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出版了《簡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1947年的報告相比較,這是一個簡化的體系,只區分了往來賬戶和資本賬戶,部門的數目只有3個(即政府、企業和住戶),對部門也沒有進行任何的細分。

1952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出版了《標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取代《簡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一新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指南考慮了在貫徹簡明體系中的經驗,包括了更多的賬戶,但與1947年聯合國的報告相比,仍顯得非常簡單。

在斯通的領導下,1953年聯合國發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及附表》,這一報告第一次使用了“sna”這一名稱。這一份指南與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標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非常相似。與1947年聯合國報告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聯合國指南還打算用于發展中國家。這一區別反映在生產范圍的擴展上,即1953年聯合國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場產出。1956年,聯合國在對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訂后重新出版了這一報告。

2.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二代國際指南。

1968年,聯合國出版了一個經過全面修訂,更加詳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一體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諾夫和斯通。1968年的報告在如何使用這一體系上采用了更加靈活的觀點:即各個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各自使用該體系的優先次序。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設計了一章包括對有關內容優先次序的建議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類,如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區分及現代和傳統生產模式的區分。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聯合國出版了一系列補充指南。這些指南闡明了1968年sna沒有包括的若干問題,如資產負債表及調節賬戶,收入分配,不變價格和有形資產等。

1970年,歐洲共同體出版了其國民經濟核算的第一個指南,這個指南在概念上與1968年sna存在著廣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慮了歐洲的具體情況,如該體系包括了就業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國國民經濟核算實踐的某些內容。

3.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第三代國際指南。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三代國際指南產生于10年以前,即經修訂1993年得到核準的sna和經修訂1995年得到核準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諾利和希爾。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個非常復雜的核算結構并提出了考慮到不同數據需求和不同國家環境的靈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認為第一個真正實現了國民經濟核算標準的國際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歐洲共同體等國際組織合作下共同完成的,這為更好地協調某些相關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收支手冊》、《政府金融統計手冊》和歐洲共同體的1995年esa的協調。其次,mps作為國民經濟核算的實踐活動已不復存在,所有東歐國家已向市場經濟轉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為歐洲共同體政府法規的一部分,即成為法定文件。這與所有的其他國際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對各國推薦使用,而非強制執行。

考慮到歐洲共同體的許多重要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如進入歐洲貨幣聯盟的標準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內含著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須的。這要求1995年esa更加準確,同時也要求各成員國必須更加嚴格地執行這一文件。

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三代國際指南的比較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三代國際指南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本文選擇核算目的、概念解釋、觀察和推算、核算體系的靈活性、核算結構和部門分類5個方面進行比較。

1. 核算目的。

在聯合國1947年的報告里,對國民經濟核算的目的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報告中指出:“認識到怎樣將國民收入與其構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總量聯系起來是必要的,現代調查起源于試圖對某一概括性總量的測定,目前已將重點放在構成交易的結構和這些交易的相互關系上。”②因而,國際經濟總量的估計在1947年聯合國報告里只是所關心的問題之一。與此相比較,概括性總量的測定在1953年sna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這可以由其部門核算證明:它們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記錄的,是為了直接獲得國民經濟總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則接受了與1947年聯合國報告類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為了分析和政策兩個方面的許多目的,僅僅利用這些總量是不夠的,還需要比較詳細地探索一個經濟體系的許多方面。探索的結果,現在已經建立了經濟模型,在這些模型中主要的總量被進一步地細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強調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體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層次的匯總數據以滿足對經濟行為和造成重大失衡現象的因素如對通貨膨脹和失業感興趣的分析人員、政策制定人員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種折衷的選擇,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各種類型用戶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極為理想地適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釋。

1947年聯合國報告及1993年sna,均對國民經濟核算的有關概念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二者被認為是從邏輯和基本原理上介紹了國民經濟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對國民經濟核算的記賬規則更多地采用了系統列舉的方法,在這些國際指南中,對國民經濟核算相關概念的討論是極為少見的。盡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議題也進行了很好的討論,如核算體系的結構、投入產出表等,在1995年esa導論中,也討論了核算體系的結構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訂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對于國民經濟核算的多數使用者特別是初學者,這種講解的方式是難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關鍵性的概念是通過基本原理而不是列舉的方式定義的”⑥。基于這一觀點,1995年esa也只能被視為1993年sna的補充。

3. 觀察和推算。

所有的國際指南都認為,多數流量的估價可以很容易進行觀察而有些流量只能進行推算。這可以使用實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務為例子說明。在1947年聯合國的報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問題:“表中的項目可以劃分為現金項目和推算項目兩類,前者反映的是市場交易,后者則是在缺乏市場交易條件下所做出的計算。對于后者的估計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礎是困難的,只能盡可能將這種實物項目單獨進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補充分類中明確體現了推算項目和其他項目的區分。

1968年sna則強調了區分哪些是可以觀察和計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據某些理論和慣例來推論的重要性。“因為為了得到對分析有用的東西而需要處理數據時,就有可能進行到這樣的程度,即得到的結果已不再是數據。例如一種商品的供給可以根據這樣的假定分配給使用者,即每個使用者都按照一個共同的比例從國內生產和進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給。這同觀察不同的使用者實際上使用的國內生產和進口的比例結果將大不相同,這會給人以非常錯誤的印象。在處理數據時幾乎永遠是需要假定的,不過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這些假定起著主要作用,所得的結果就不再是一項觀察,而是一項推論。同時,進行觀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們能夠做出推論,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把兩者混淆起來。”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類似的觀點。

 

4. 核算體系的靈活性。

根據1947年的報告,國民經濟核算的國際指南應該是一個靈活的文件。由于國民經濟核算的慣例沒有考慮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異,所以靈活性是必須的。例如,它明確表達了“在運用這一核算體系時常常有必要加以擴充以適應不同國家的特定環境”⑨。而且,“經驗表明在大量測定中某些交易處理時引起不同意見是不可避免的,這歸結為不同國家的制度差異。”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國際指南中,則缺乏關于國民經濟核算概念與特定環境相互關系的討論。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聯合國報告的基本原理上:“新體系有兩個內在的重要的靈活性。第一個是分類的靈活應用,其基礎是對交易者、交易和資產分類的層次結構,該結構對不同數據來源和不同國家的其他特定環境具有良好的適應性……第二個靈活性……它將新體系結構拓寬到所謂附屬賬戶,該附屬賬戶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產品和收入概念。對有關環境的附屬賬戶的描述就是體現這種靈活性的一個明顯例子。”11

5. 核算結構和部門分類。

國際指南在核算結構和部門分類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47年的報告設計了一套詳細和完整的核算體系,包括了24個賬戶和5個部門。在第一代國際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個更加簡捷的核算體系。該體系只包括有限的幾個賬戶和部門。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則使用了與1947年報告中數目類似的賬戶和部門。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賬戶的使用數量有了較大的增加。例如,對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個賬戶,而1993年sna使用了6個賬戶。

在1947年聯合國報告和第一代國際指南中,部門分類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戶部門僅包含消費者職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務活動這樣的生產者職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產賬戶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賬戶和其他賬戶則是機構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門都是機構化的。

1968年sna的一個新特點就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使用了矩陣的方法,這一矩陣概括性地描述了各個賬戶及主要分類,它將供給表、使用表及部門賬戶連為一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矩陣比1968年sna描述的賬戶體系更加完整,在矩陣中,展示了資產負債表和重估價賬戶,盡管在1968年sna中它們并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陣只是國民經濟核算描述可供選擇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還有平衡表(“t”賬戶)、圖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

篇（2）

一、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歷程

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從“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模式”轉向“國民經濟賬戶體系”模式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其目的在于消除陳舊核算體系下存在的諸多弊端，其內容主要包括：核算內容不完整、生產范圍過于狹窄、核算方法缺乏創新等等。其中，提出并使用過兩種模式相互混合的形式，隨著國際形式的轉變和蘇聯的解體，各國國民經濟核算模式開始并確立使用國民經濟賬戶體系模式，我國于1992年確立了新核算體系，并預計用5年的時間實現新舊核算體制的全面轉型。而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改革工程，根本不可能在轉變的過程中一帆風順。同時事實表明，新核算體系不管是在方案設計和實施的同時，依舊存在許多不同的問題。

在1996年召開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會”首次學術研討會上，參會人員就曾對我國國民核算體系改革的方案和策略兩個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的討論，主要論題之一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的模式轉體是否應該一步到位？這一問題又涉及了三點：一是核算體系的方案設計是否要一步到位？二是核算體系的目標模式是否一步到位？最后是已有方案實施是否一步到位？當時與會討論者認為，確立“目標模式”一步到位是有利于核算改革的，因為這樣可以使大家都有明確的目標，其方案鑒于方案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所以采取的方式也比較靈活。但是方案的實施應該是逐步試點、逐步摸索。

時至今日，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仍然還在不斷進行中。當前情況下已不再是圍繞何種目標模式的選擇了，而是如何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核算體制，實現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在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的前提下，從而促使我國經濟增長。因此，我國的經濟和核算研究的工作人員們仍在不懈地努力著。

二、有關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存在的不足

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主要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通過市場化產出來具體衡量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在目前的生產總值中，只能單一的看出經濟產出量或經濟效益的情況，經濟核算僅僅只反映了經濟的運營，沒有顯示出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采用以及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由于，自然資源和生態平衡是一個國家綜合經濟的組成部分，它的缺席無法表現出一個國家的經濟情況。因此，目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凸顯了它的不足，并表現在：

1.忽略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損耗的關系。

國內生產總值的生產計算公式為：

國內生產總值=各部門（總產出-中間消耗）之和

經濟活動開發使用自然資源，生產總值卻只核算了經濟活動對其資源的開采成本，而忽略了自然資源本身應有的價值，使得自然資源呈現低價或無價。其結果是抬高了當前時期經濟活動所產出的價值。

2.忽略經濟發展降低了生態環境的成本。

經濟活動無論處于那種角度都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損害，導致環境質量的普遍降低，這包括了環境劣質化成本和環境修復保護的支出兩方面。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一方面沒有算入環境退化的成本（環境污染的代價）；另一方面將環境保護的支出用作于生產活動之中，兩者相加便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綜上所述導致的結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生產總值越高；環境保護支出越多，生產總值也越大。高估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導致自然資源的無計劃過渡采伐消耗和加大對環境的污染，也導致了不可再生資源不斷缺少和生態環境的逐步惡化，因而使人類生存的條件受到嚴重影響，為經濟發展埋下嚴重隱患。

3.忽略反映自然資源的耗損和折舊。

按照目前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機器、廠房、庫房等設備在成產性固定財產必須要按照一定的年限進行折舊計算，并從產品銷售中提取相應的折舊費，以及對自然資源的補償。只有自然資源的耗損得到了合理的補償，使之形成資源的良性循環發展，人類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但是，自然資源并沒有相應的計價，因而也無所謂折舊或消耗，因此也沒有在國民經濟收入中得到反映。因此資源的削弱長久性，使經濟發展出現了資源空心的現象，既隱藏的危機。

三、有關國民經濟改革的幾點建議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和實際運營是一項復雜的工程，需要全社會堅持不懈的努力與配合。根據我國目前情況，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良好的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損耗核算基礎。

建立良好的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損耗核算基礎，首先要建立按時對環境調查的制度，通過對環境污染的調查，從而不斷確立對其環境污染和損耗的經濟估算方法；其次要按照國家相關單位提供的環保支出表，從而對各事業單位進行環保支出調查，以解決內部環境污染的治理還原成本；再次是按照國家提供的相關資料收集相關數據，并根據收集調查的數據進行各種環境污染所致的經濟損失核算。

2.優化國民經濟的理論研究。

由于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造成的損耗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難以進行，推行健康環保的國民生產總值核算體系，就必須大力開展研究工作，借鑒國外已有的科研成果和實際經驗，全面地結合我國基本實情，進行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從而推進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理論不斷完善和創新，進而在國家相關部門的支持配合下，不斷總結已有的實踐經驗，為創新理論和制定全面合理的核算體系提供可靠依據。

3.不斷加強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工作。

根據國內生產總值的生產計算公式可以看出，國民生產總值即是在國民生產總值基礎上除去創造生產總值所損耗自然資源的價值，再除去生產總值造成環境污染的治理保護成本。也就是說，國民生產總值是創造健康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有必要做好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工作，并保證其審核制度的嚴格實施，以加強對國民經濟核算的監督管理。

4.建立相關的法律制度。

基于國民經濟核算所涉及的方面較為寬泛，為了保證其有效數據的真實性，需要各階層的核算資料，這就要求必須制定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相適應的法律規章制度，才能保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健康發展和正常運行。

5.各相關部門的核算要與國民經濟的核算相吻合。

隨著近幾年我國的核算實踐數據顯示，各相關部門的核算統計往往跟不上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不管是在方法上、制度上、還是內容上都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別，從而無法滿足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的要求。由于各種核算制度不相協調，導致了核算方法和內容的差異，所以在進行國民經濟核算的同時要著重于對專業核算資料進行研究、計算和論證。同時一方面在各專業核算制度的訂立和修改中，做到不斷縮小差異，實現各相關單位和專業與國民經濟核算相銜接。另一方面則不斷加強各專業的核算制度改革，對不同的核算制度進行合理研究，從而找出與之不同的關鍵，并繪制出相關的數據轉換表。

6.建立不同核算方法相結合的統計體系，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提供有力保證

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從根本上還嚴重依賴于逐級匯總的統計報表形式，雖然這種方式比較穩定可行，但在某種角度上卻又缺乏靈活感，難以為宏觀經濟核算提供及時的、有效的相關資料，因此，改革我國現行的統計調查體系，必須大力推廣抽樣調查的方法，并積極地運用抽樣調查的方法調查社會現象。同時，科學地運用多種調查方法相結合，從而進一步改善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作者單位：周口市社區服務中心）

參考文獻：

[1]楊燦.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的回顧與思考[J].統計研究，2001，（11）：7-11.

[2]王樹林.改革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理論探討[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1）：26-30.

篇（3）

1 綠色國民經濟的理論概述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作為綠色國民經濟的根本和重要依據，由于經濟發展導致的資源損耗的成本費用以及環境損耗的總量指標，通過這一指標，可以將某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自然資源以及環境因素之后的經濟成果進行準確的展現。其實，綠色國民經濟是真實反應出國民經濟增長凈正效應，綠色國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簡而言之，只有國民經濟和自然環境協調發展，才能夠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

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站在可持續發展的層面，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其作以全面統一的核算，一方面，在綠色國民經濟的影響下，我國將會逐漸轉變原有的舊的經濟增長模式，有效緩解和改善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量使用環境資源的問題，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資源保護相統一的局面；另一方面，綠色國民經濟將自然資源成本以及環境損失成本都列入到綠色國民經濟的范疇中來，從而使人們對于資源和環境的重視程度提升；最后，綠色國民經濟在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實現了政府工作由以往的傳統GDP為業績考核為標準的觀念的轉變。

2 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中存在的問題

（一）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認識不到位

如今，綠色國民經濟的提出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肯定，然而一些專家學者卻對此有著不同看法，他們沒有真正了解和認識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本質，沒有使其得到很好的落實，環境保護作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關鍵性內容，然而一些領導官員卻一味的只追求經濟的增長，沒有建立正確的資源環境價值觀念，沒有將其真正的落實到工作中來，忽視了資源環境的重要性。綠色GDP的最后總目標就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寫協調發展和進步，從而完整的體現出國民經濟活動的優秀成果，綠色GDP的運用將會迎來干部考核體系的徹底的調整，傳統意義上的干部政績的考核都是以GDP的增長為基本的標準和依據，必須在此基礎上與社會進步和環境的協調結合起來進行統一的考評，因此很多干部就會有一些怨言和想法，這對實際工作的進行和開展無疑是非常不利的。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技術不完善

現階段，進行綠色GDP的核算還不夠充分，缺乏一定的技術支持，關鍵就是對于環境成本的計量。環境成本主要是指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環境保護、資源消耗所花費的成本費用，因為環境的破壞程度和經濟發展的步調還存在一定的距離，這也就為環境成本的計算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對于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影響因素很難準確的把握。

（三）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缺乏必要的理論指導

對于綠色國名經濟核算理論的相關研究已經有二十多年之久，在此過程中也獲得了較為豐富的經驗和成果，總的來說，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上還存在繼續改進和完善的地方。由于每個國家、不同地區的不同狀況，其核算制度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標準和系統權威性的理論體系作為參考，在核算工作中，由于核算不夠系統全面，核算誤差，等導致結果存在偏差，也將無法真實的表現出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無法從根本上有效解決環境問題。

3 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構建的方法

（一）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積極探索綠色國民核算體系方法

在大力倡導和貫徹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基礎上，建立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其作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基礎，所以，必須加大力度做好可持續發展觀的宣傳和推廣工作，使原有的過分注重經濟指標，而對環境效益忽視的評價方法得到有效的改善和調整，積極推動全社會都能夠積極參與到循環經濟的隊伍中來，除此之外，還必須不斷建立并完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積極開展和投入到環境污染、生態損耗和環境保護效益計量方法和技術的研究工作中來，實時統計和核算試點。在經濟核算體系中，做好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同時，將其列入到國家統計體系和干部考核體系中來。

（二）構建完善的評價標準

要實現發展綠色國民經濟的最終目標，推動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統一，盡力完善系統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還需要完善的環境統計標準加以規范，從而對環境問題達到有效的統計。第一，自然資源的統計，其主要涉及到土地、石油、煤等，生物資源：野生動物、森林等，和水資源等。第二，生態環境的統計，所包含的內容有：土地、森林以及水。這里要強調就是在對生態環境進行核算時，要同時將生態效益和環境損耗同時考慮在內，就拿森林生態環境來說，生態環境主要帶來的效益就是對水土流失以及土地沙漠化的防治，主要造成的損耗就是由于肆意的砍伐以及破壞所致。第三，全面統計環境污染的狀況，實現全方位的檢測和防治，準確了解和把握對環境造成影響、損壞人們的健康狀況以及影響各類生產活動的影響因素，有效控制環境污染防治的成本。

（三）構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需要相關政策、法規的支持

在綠色GDP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制對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進行完善，從而為綠色GDP的核算打下良好的基礎，制定綠色GDP核算制度的推行政策。對于綠色GDP核算的內容、形式以及所涉及到的范圍明確到位，建立綠色GDP并將其應用到干部考核環境會計審核制度中來，使綠色GDP的核算更加規范化、科學化，準確對“三廢”再利用價值進行定位，由“三廢”所產生的環境損失應該被排除在外。只有國家充分認識到“三廢”再利用的重要價值，并將其落實到位，才能有助于綠色國民經濟增長穩步增長。通過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增加調整項，將“三廢”再利用價值列入到調整項的范圍中來。

（四）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

在構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通過對經濟與環境核算體系中的相關理論和經驗加以學習，實現核算體系能夠緊跟國家通用體系的步調，使其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同時，還要建立并完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和一些相應的配套機制，比如，建立綠色國民經濟宣傳與教育機制，使更多的民眾對綠色國民經濟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和了解；通過綠色國民經濟來對我國現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作出準確的評價，并以此來運用相應的指標來加以衡量；建立起環境損害補償機制，使環境損害的承擔著得到相應的補償措施。

4 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經濟迅速發展和社會不斷進步的新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國民經核算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出來，無法適應當今的時展背景，因此，必須大力倡導和構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進一步完善核算的方法和內容，重視環境資源的影響因素，促進和經濟發展和環境的協調統一。

參考文獻

[1]耿建新，張宏亮.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框架及其評價[J].城市發展研究，2006，04：93-98.

篇（4）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現已全面實施國際上統一的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SNA體系，這意味著我國統計制度改革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與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根本性的轉變。與過去單純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即MPS體系相比較，SNA體系最大的優點是擴大了核算范圍，把由原來的物質生產部門擴大到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使我國在國民經濟核算方面實現了與世界的全面接軌。但是由于SNA體系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理論依據與我國原有核算體系的理論依據相沖突。隨著SNA體系在我國的全面實施，理論界對我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理論依據到底是什么展開了討論，這也促使我們必須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基礎進行重新思考和認識。

在當今的理論界存在著這樣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是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真理，SNA核算體系和勞動價值論是對立的，勞動價值論不能作為SNA體系的理論基礎。SNA核算體系對勞動價值論所作的拓展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堅持這種觀點的人其實沒有充分理解理論體系，把看成是一種狹隘的理論體系，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同時也削弱了勞動價值論在現實社會生產中的作用。

另一種觀點認為：新的社會發展現實面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SNA核算體系的理論基礎應該是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或要素價值論基礎上的。然而，SNA核算體系較比MPS核算體系，只是在生產性勞動的范圍上做了拓寬，將第三產業、服務行業都納入到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成為價值創造的源泉，這里只是涉及生產性勞動范圍大小的問題，并不能說明效用價值論或是要素價值論在起作用。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和資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創造價值不是一回事。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說明效用價值論或是要素價值論是正確的。

第三種觀點認為：SNA體系可以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得到合理的解釋和說明，只不過要對傳統勞動價值論進行深化和擴展。傳統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部門才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服務行業屬于非物質生產部門，不創造價值，它的收入來源于對物質生產部門所創造的價值的再分配，因此把服務行業排除在了價值創造源泉之外。

面對理論界的爭議，其實我們只需要從新在認識一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不難發現真理在那里。MPS核算體系的終結雖然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清楚的看到，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科學的揭示了商品價值的決定因素，商品價值形成和增值關系，并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衡量經濟活動成果的基本方法，它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基礎理論地位是不可動搖的，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揭示了商品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其基本原理對于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民經濟運行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勞動價值論科學的論證了商品價值的轉移、增值和可核算性

馬克思指出：“只要使用價值是有目的地用來生產新的使用價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成為制造新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部分勞動時間從被用掉的生產資料轉移到新產品上去。”這清楚說明了勞動消耗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商品價值具有可轉移性。明確各種商品價值的形成和轉移關系，是進行國民經濟核算的前提。

經濟學對價值增值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廣義增值，就是在生產資料價值的基礎上通過活勞動創造新價值的過程。增加值相對于生產資料價值來說，就是產品價值減去生產資料價值的差額，具體表現為工資與利潤之和。另一種是狹義增值又稱價值增值，是在生產資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的基礎上通過剩余勞動創造剩余價值。具體表為利潤。而SNA中的增加值指的是廣義的價值增值結果。根據商品價值具有的可增值性，設立一定的價值指標來記錄在核算范圍內消耗的生產要素價值和增加值，并從全部產品價值中扣除那些在核算范圍之外形成并作為投入在核算范圍內被消耗的產品價值，得到的增值部分就是在核算范圍內形成的新價值，能夠反映核算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成果。

SNA核算體系中明確規定：“數量只有對單一的同質產品才可相加。不同產品的數量是不可公度的，也是不能相加的”。“價值用統一的貨幣單位表示，并且在不同產品中是可以公度和相加的”。這說明不同商品的數量不可公度，但是它們的價值可以公度。這與馬克思對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數量特征分析結論完全吻合。馬克思認為，商品價值的可公度性是由勞動的可公度性決定的，而馬克思又把勞動視為人的生命活動，“一個人在24小時的自然日內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不論勞動的形式是什么樣的，都要消耗人的生命力，那么所用掉的時間總會大于零。這是人們為生產各種商品并由自身所付出的最一般的代價，而且要在交換中得到等價補償，從而實現各自的利益。盡管不同商品生產者的勞動存在個性差異，但是他們所消耗的生命時間具有共性，可以統一用時間單位來度量。

2.勞動價值論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指標

在對商品價值結構的分析中，勞動價值論已經蘊涵了國民經濟核算基本方法和指標：一般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資料價值、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構成，其中生產資料價值包括固定資產價值和原材料價值。根據這種價值結構，從全部商品（包括服務）價值中減去原材料等中間消耗價值，剩余部分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從國內生產總值中減去固定資產折舊，剩余部分就是國內生產凈值，即核算范圍內全體勞動者的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從價值結構看，SNA中的國內生產凈值相當于MPS中的國民收入。只要把MPS中的國民收入核算范圍從物質生產部門擴展到第三產業，它在數量上就等于SNA中的國內生產凈值。同國內生產總值相比，國內生產凈值或國民收入能夠更準確地反映經濟活動成果，應當成為國民經濟核算的中心指標。商品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而勞動價值論又構成國民經濟核算基礎，所以社會勞動和價值總量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在現實中，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勞動質量是有差異的，不同國家的勞動質量也不一樣。這種差異會直接影響價值總量。現行國民經濟核算方法默認勞動質量提高引起的價值總量增長，但是對不同年份勞動總量的統計一般不進行質量折算，所以價值總量增長率和勞動總量增長率往往不一致。只要全面分析勞動質量和數量變化對價值總量的貢獻，就能看到它們的一致變化，即社會勞動總量和價值總量長期保持同步增長。

3.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為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揭示了商品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其基本原理對于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民經濟運行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正確處理了外延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的關系

社會再生產的類型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兩種類型。在建立社會主義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技術欠發達，在擴大再生產上往往采取外延擴大的形式，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經濟落后的面貌，這樣的外延擴大再生產為我國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國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卻始終未能得到改善，片面的搞外延擴大再生產，忽視了內涵擴大再生產，沒有及時的由外延向內涵上轉變，使我國成為典型的外延型擴大再生產的國家。為了全面提高社會再生產的經濟效益，我國很快從“粗放型”的外延擴大再生產轉向“集約型”的內涵擴大再生產，使內涵型的擴大再生產占據主導地位。按照內涵擴大再生產的要求，我們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制，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有利于市場公平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

（2）正確處理好了社會兩大平衡關系及調整了產業結構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原理，揭示了社會資本運行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必須處理好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的比例平衡關系。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兩大部類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具體運用馬克思關于兩大部類關系原理，實質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農、輕、重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將農業和輕工業劃分為第Ⅱ部類，將重工業劃分為第Ⅰ部類，由于第Ⅰ部類是生產生產資料的，第Ⅱ部類是生產消費資料的，因此，除了兩大部類內部各自需要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滿足本部類內部交換外，第Ⅰ部類社會生產者所需消費資料，第Ⅱ部類社會生產這所需生產資料，則需要通過兩大部類之間的相互交還才能得到滿足。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的平衡條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說，第Ⅰ部類所創造的新價值應等于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在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兩大部類所需達到的平衡條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說，第Ⅰ部類所生產的新價值必須大于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價值。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只有農業發展了才能為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經濟才能順利的向前發展。因此，在經濟建設中，必須做好規劃，統籌資金的分配比例使經濟結構不斷優化。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在理論上將社會生產劃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我們是按照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服務業）來劃分和組織生產的。由于第一和第三產業其最終產品主要是提供消費資料，而工業主要是提供生產資料，因此三次產業的比例關系基本上反映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關系。所以，要使經濟運行平穩高效就應協調好三大部門產業結構。根據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著力加強第一產業，調整和提高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做到：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農業種植結構；加快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產業結構要逐步走向高端化，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所占的比重；在深度結構上要使產業走向高加工化，不斷提高高附加值加工工業在工業中所占的比重；在技術結構上要走向高新技術化，不斷增強高新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樣才能使經濟結構不斷優化。

（3）合理說明了積累，消費的關系

馬克思認為“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社會主義條件下擴大再生產同樣需要“積累”。社會主義社會總產品的收入被稱為國民收入，其最終用途可分為積累和消費兩部分。積累是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消費則是用于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二者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綜合性比例關系。因此，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

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也是社會進步所必需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積累的源泉來自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為社會創造的剩余產品價值。消費是滿足勞動者各種需求所必需的，只有勞動者的需求得到了滿足，才能提高其生產的積極性，創造出更多的國民收入，從而達到積累和消費的總量均增加的目的。從實質上說，積累和消費又是即對立又統一的。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如果用于積累的部分過多，勢必導致消費部分相應減少，二者此消彼長。但積累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二者的根本目的又是一致的。積累率和消費率均取決于生產力水平和國民收入總量的大小。因此在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背景下，更要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合理地安排好二者的比例關系意義重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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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啟貴.科學發展觀與國民經濟核算創新[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1）

篇（5）

理論問題。綠色GDP通常是指在GDP的基礎上，扣除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資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礦產、水等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包括生態環境、自然環境等)損失的代價后的余額。但這樣做是否必要和可行，國內外在理論上還有較大爭議：如何計算綠色GDP上，尚未取得一致；事實上，即使在是否應該計算的問題上，也沒有取得一致。

如何采集數據。我們現有的統計體系、制度方法和調查渠道對資源和環境的統計指標體系和調查渠道還很不健全。資源環境的核算資料，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門廣泛設立檢測站點，形成網絡，直接進行測量，取得原始數據。有些資料是難以全面采集的，有些數據采集起來成本非常高昂。

如何確定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的價格。要對資源和環境的損失計算出價值量，光有實物量還不行，關鍵需要確定一個價格。但資源和環境大多無法從市場價格中尋找參照，要確定其價格就成為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比如，珍稀動物滅絕了，它的損失怎么定價?確定資源和環境的價格，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也是開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障礙。

篇（6）

森林資源作為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體現了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的緊密關系。通過開采利用森林資源,能夠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森林資源的過渡使用導致了資源的耗竭,并附帶著產生了一系列的資源、環境問題,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甚至人類的生存。

黑龍江省伊春是一座位于黑龍江省東北部的林區城市。小興安嶺縱貫全境,行政區劃面積 3.3 萬平方公里。因其豐富的森林資源而聞名遐邇,素有“紅松故鄉”的稱號。

伊春市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綠色寶庫,各種自然資源十分豐富,尤其以森林資源最為突出。伊春市 2007 至 2011 年統計年鑒統計數據表明,截止 2011 年底,伊春市森林資源總面積 3920620.8 公頃,森林覆蓋率達到 84.2%,活立木總蓄積量 2.7 億立方米。伊春市境內的紅松原始林,其面積和保存完整性均為亞洲第一。森林類型是以紅松為主的針闊葉混交林。同時,其境內還擁有興安落葉松、水曲柳等各種珍稀名貴的針闊葉樹種達 110 余種。

伊春市作因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了一系列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等眾多問題。不得已實行封山育林政策,但是森林資源對于伊春市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如何正確認識森林資源的價值,以及如何正確的開發利用森林資源,及時調整發展重點,依靠木材深加工業、森林生態旅游,積極探索森林資源開發和利用的新局面,對于伊春市的發展仍然具有重大意義。

1.1.1 傳統 GDP 的弊端

隨著資源、環境、社會等一系列問題的顯現,人們開始逐步意識到,傳統的GDP 核算體系是以耗竭有限資源的方式來加快經濟的增長,傳統 GDP 的核算體系單一的以通過市場交易和價格衡量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總值為依據。因此,傳統 GDP 核算體系忽視了維持經濟的持續生產能力,最終而將導致自然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以及其他社會問題。

在傳統 GDP 核算體系中,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利用的資源和環境因素均被排除在外,不予核算。與客觀規律更加違背之處即為:在該核算體系中,因經濟發展而造成的資源消耗和生態破壞的成本、費用。這部分不僅僅不會減少傳統 GDP的總量,反而憑借其實際發生的經濟效益而被加入 GDP 總量之中,不減反增,與實際、客觀規律嚴重不符。

在我國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林業生產總值統計僅僅統計采伐森林和營林等經濟活動產生的經濟收益,基本忽略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消耗的森林資源自身價值、森林資源浪費的成本、森林資源開發所帶來的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損失。

通過上述的總結,我們可以看到,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反映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與經濟發展理念、經濟發展規律不相符的缺點和不足。如果繼續沿用,不僅會造成經濟指標的混亂,甚至會造成一系列資源、環境和社會問題。因此,在當今時代,傳統 GDP 核算體系不能全面、科學的反映經濟發展指標,應該得到創新和改進。

1.2 綠色 GDP 森林資源核算研究的文獻綜述

結合傳統 GDP 核算的缺陷和開展森林資源綠色 GDP 的必要性兩方面內容,聯合國、歐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挪威、日本、墨西哥等在內的眾多國家,已開展了以資源核算理論、方法、模式的創新研究。

1.2.1 綠色 GDP 森林資源核算國外研究狀況

根據 1992 年頒布的《21 世紀議程》:“提倡研究將森林所具的社會、經濟和生態價值納入國民經濟核算的各種方法,建議創新、采用和加強核算森林經濟和非經濟價值的具體方案。”在接下來的時期內,眾多國家和國際機構針對森林資源的綠色 GDP 核算進行了理論研究,同時在理論結合實踐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

第2章 森林資源核算相關理論研究

2.1 資源核算理論基礎

2.1.1 資源價值-價格理論

資源的價值-價格關系問題的本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如何從資源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另一個是從生產價格如何推導到市場的實際價格問題。

面對資源價值-價格這一系列理論,應該以亞當斯密的二元勞動價值論為開端,經過大衛李嘉圖的一元勞動價值論,直至馬克思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資源價值-價格理論體系才日漸完善。而其中以馬克思所創造的價值價格理論最為著名。

在馬克思的價值-價格理論中,生產的價值和價格理論在數量上表現出了極大的統一性。即:價值總額與生產價格總額相等;剩余價值總額、利潤總額以及平均利潤總額三者之間同樣具有恒等的關系。

“商品價格本質上就是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勞動的價值貨幣形式表現”。通過分別對“商品生產價值”和“商品產品價格”概念的界定完成,這樣就可以將前后兩個因素緊密而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因此,在某種理論意義上可以認為,馬克思所提出的資源價值與價格理論中,前者是基礎和前提,而后者則為延伸和擴展。

2.2 資源核算基本方法

2.2.1 傳統 GDP 核算基本方法

從價值形態看,GDP 是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的全部貨物和服務價值超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資產貨物和服務價值的差額,即所有常駐單位的增加值之和。

從收入形態看,GDP 是在某一特定的時期內所有常駐單位創造并分配給常駐單位和非常駐單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

從產品形態看,GDP 是最終使用的貨物和服務減去進口貨物和服務。

在實際核算中,GDP 的三種表現形態表現為三種計算方式,即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種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反映 GDP 及其構成。

(1)生產法

生產法是從生產過程中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總產品價值入手,剔除成產過程中投入的中間產品的價值,得到增加價值的一種方法。其基本計算公式為:

第 3 章 借鑒國外先進核算經驗及

啟示..................19 3.1 國外主要國家實踐成果對比分析......................... 19

3.2 對伊春市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啟示.................... .... 20

3.2.1 分階段、分區域地進行綠色核算試點............................ 20

3.2.2 應該構建伊春市森林資源價值核算體系...................... 20

3.2.3 將伊春市森林資源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21

第 4 章 森林資源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模式設計.................23

4.1 基本思路.................... 23

4.2 模式設計依據及可行性分析..................... 24

4.2.1 設計依據........................... 24

4.2.2 模式設計應遵循的原則.............. 24

4.2.3 可行性分析.............................. 25

4.3 森林資源核算數據來源、處理和轉化..................... 28

第 5 章 伊春市森林資源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實踐研究............37

5.1 伊春市森林資源概況....................... 37

5.1.1 伊春市基本情況........................ 37

5.1.2 伊春市森林資源情況................................ 38

5.2 伊春市森林資源的經濟價值核算........................ 38

5.2.1 伊春市森林資源實物量統計........................... 38

5.2.2 伊春市林木價格的確定........................... 39

5.2.3 伊春市森林資源價值量核算..................... 41

5.3 伊春市森林資源生態價值與社會價值核算............... 43

5.3.1 伊春市森林資源生態價值核算...................... 43

5.3.2 伊春市森林資源的社會價值核算................ 50

5.4 伊春市綠色 GDP 森林資源價值核算......................... 51

5.4.1 伊春市綠色 GDP 森林資源價值核算................... 51

5.4.2 伊春市綠色 GDP 森林資源價值核算結果分析............ 52

第 5 章 伊春市森林資源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實踐研究

前四章對森林資源、森林資源核算體系等問題進行了理論與方法研究,進而本章將對黑龍江省伊春市 2007-2011 年森林資源核算做實例研究

5.1 伊春市森林資源概況

5.1.1 伊春市基本情況

伊春市境內為低山丘陵區,小興安嶺主脈由此向東南延伸。屬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年降水量 630 毫米,年均氣溫 1.0℃。1948 年開發建設,1958 年建市,現為行政企合一管理體制,轄伊春、南岔、翠巒、友好、新青、西林、美溪、金山屯、五營、湯旺河、烏伊嶺、紅星、烏馬河、上甘嶺、帶嶺 15 個市轄區、嘉蔭縣及 16 個林業局,代管縣級鐵力市。是中國重點林區之一,有祖國林都和紅松故鄉之稱。如圖 5-1 所示。

5.1.2 伊春市森林資源情況

伊春市 2007 至 2011 年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截止 2011 年底,(1)森林資源面積總面積 3920620.8 公頃,其中有林地面積為 3299831.7 公頃,占總面積的 84.16%,無立木林地面積為 76249.6 公頃,占 1.94%,其它面積為 544539.5公頃,占 13.89%。(2)全市活立木總蓄積量為 275532946(立方米),在活立木總蓄積量中,活立木為 242349369(立方米),成熟林、過熟林、人工林分別為 13287853(立方米)、1299296(立方米)和 33183577(立方米)。而因林業經營活動所減少的活立木蓄積量為 973025(立方米)。(3)實現木材產量358983(立方米),在木材產量中原木產量 343036(立方米),薪材產量 15947(立方米)。在原木產量中,直接用原木產量 164373(立方米),其他原木 178663(立方米),分占 47.91%和 52.09%。(4)全市林業產業總產值 1751683 萬元,其中營林生產 38171 萬元,木材采運 36805 萬元,林產工業 289703 萬元,多種經營 899207 萬元,旅游業 154173 萬元,其他產業 333624 萬元。

5.2 伊春市森林資源的經濟價值核算

5.2.1 伊春市森林資源實物量統計

伊春市 2007-2011 年統計年鑒數據顯示,伊春市森林資源的實物統計量如表5-1 和表 5-2 所示。

第6章 結論與展望

6.1 研究結論

針對資源價值核算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問題,已經成為了當今學術研究的重點領域。因此,對于伊春市森林資源價值核算并納入國民經濟研究是具有十分巨大的研究意義的。通過本文的研究,完成了對伊春市森林資源價值核算的初步探討,針對森林資源核算問題,主要做了一下幾方面工作:

(1)森林資源核算的理論研究方面。針對森林資源價值核算的問題,離不開對于森林資源價值理論的界定和完善,論文指出,在森林資源的價值理論方面,伊春市森林資源經濟價值核算部分,應遵循的價值理論應該結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以及效用價值理論進行;而在森林資源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部分,應該遵循消費價值論作為核算的基本方法。進而通過將森林資源自身的價值和開發利用過程中的損失值調整,以完成了伊春市森林資源核算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的最終目標。

(2)資源價值核算方面。本文認為,自然資源自身較為寬泛,因此對于自然資源核算的研究存在較大的困難。應該結合不同地區、不同重點資源種類,分區域、分重點的完成某一地區的重點資源價值核算,進而在核算的基礎上,納入當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從而得出當地的綠色 GDP 數據。

(3)核算實例方面。通過本文的研究,完成了對伊春市森林資源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核算,并納入了伊春市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之中。但是在核算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對于森林資源市場價格確定方面,數據較少,同時對于森林資源的社會價值支撐數據略單薄。因此,在未來也是研究的重點突破點。論文的最后對伊春市森林資源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進行了研究,經過調整,發現伊春市的傳統 GDP 核算方式確實沒能全面、真實的反映伊春市的經濟發展狀況。需要結合伊春市綠色 GDP 的數據,對當地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篇（7）

一、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認識的傳統觀點

無論在統計學界,還是在經濟學界,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認識,基本有下述兩種傳統觀點:

1.認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個巨大的方法庫。這種認識是基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于經濟研究,特別是宏觀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作用而提出的。國民經濟核算乃至整個統計,除本身自成體系形成一套獨特的方法體系外,對于經濟研究,其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法論。經濟學是一門經驗科學,在實證、規范兩個層面都需要有先驗和后驗的經驗性方法論支持,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無疑是一個好的選擇。作為官方統計體系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采用了會計賬戶的形式,將國民經濟運行及其結果,予以量化統計。國民經濟指標在各層次間、各部門間的數量關系,本身就透視了社會經濟的各種關系,研究這些經濟現象的方法就蘊含在其中。具體說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將微觀經濟簿記原理與宏觀經濟理論和模型相結合,綜合運用統計、會計和數學方法,系統地測算某一時期內一國(地區、部門)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包括這些活動的結果,各種重要的總量指標及有關的組成要素。瑞典皇家科學院教授愛立克。倫德伯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評價是:“……在它們產生據以作出國民預算的預測系統性文件的同時,是周期性和結構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至于在學科方面,中國的統計學家們認為:“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它等同于國民經濟統計體系”,并早就將其視為“統計方法論”。

2.認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個宏大的信息庫或資料庫。對外在世界的認識,不能僅依賴于感覺和感性,特別是對錯綜復雜的宏觀經濟世界,需要有數據來理性地說明情況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們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看成是一個關于數據與信息交流的平臺,那么,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輸出端口上,提供的正是這些人士渴望的數據。在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初,“國民經濟核算之父”R.Stone 的意圖也是利用核算條例去發展一個以“交易矩陣”形式表現的國民經濟核算主張,這個“交易矩陣”形式提供了或多或少發生在經濟活動中的全部交易總量。通過這個體系,可以創造一種系統的數據庫,并可用于許多不同的經濟分析,人們可以根據各自所需和偏好,利用這一資料庫,卻并不損害它。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指出的那樣,“國民經濟核算……創立了一個基于大量經濟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統數據,這些經濟分析包括不同經濟活動類型的分析、通貨膨脹分析、經濟結構分析、增長分析,特別是各國之間的國際比較”。

盡管有上述兩種認識,但是我們認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還是一種制度,確切的講,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方法論制度。

二、為什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種制度?

既然制度是一種規范或準則,進而它必然要約束相應的行為,這就是諾斯所言的“游戲規則”的意義。游戲規則,提供了游戲實施的一整套標準及其評價、判斷依據。依據這一整套規則,人們知道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以及做的結果是好還是不好。在新制度經濟學中,這些游戲規則可以是不同層次的,但一般而言,人們經常理解到的游戲規則是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規則等制度。

認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種制度,原因也源于此。在統計核算領域,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作為“標準體系”的作用無可厚非且有目共睹。這種“標準”用經濟學的術語翻譯過來就是“規則”,就是“規范”。一套“標準體系”就是一整套關于統計核算領域方面的“制度規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這種特點,可從下面這段話中窺見一斑: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在其1993 年7 月12 日的決議(1993/5)中,建議成員國考慮將1993 年SNA 作為編制本國國民經濟核算統計的國際標準加以運用,以促進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經濟統計與相關統計的一體化,而且還將其作為(可比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國際報告的國際標準加以運用。該理事會還建議,當國際組織重新審核經濟統計的某些特殊領域的標準,并力求與1993 年SNA 達成一致,就應考慮1993 年SNA 及其概念。盡管上述文字是以建議方式提出的。然而,世界各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實踐,都說明了,1993 年SNA 就是有關這方面的一個標準、規范。即便是在中國,國民經濟核算也在以1993 年SNA 為標準,進行核算體系和核算工作的改革,而這實質就是核算制度的變遷。自1992 年中國頒布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以來,2003 年中國全面實行《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

進一步而言,作為制度,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規范人們的行為,即通過影響人們的選擇,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是通過影響信息及信息資源的可獲得性而成立的。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曾指出,所謂的制度“影響人類選擇是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通過塑造動力,以及通過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而實現的”。

毫無疑問,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人們獲取信息及信息資源的影響是巨大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本身是關于宏觀經濟數據信息產生、描述及分析決策的規范,它要對數據的生成、方法、及相應的政府職能部門的安排做出約束,進而,它也就通過這種影響力規范了與此相關的人們的行為或關系。但通常情況下,我們講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種制度,可側重于從統計方法的“標準”規范角度去考慮,這種制度規范了人們對宏觀世界了解的基本方法和途徑,使我們對大千世界的理解更接近現實。這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和他的同伴威廉。諾德

豪斯(William D?Nordhaus)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GNP 總量指標的稱贊:“盡管GNP 并沒有得到專利權,也沒有在科技博物館中展覽,但它的確是20 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離開了像GNP 這樣的經濟總量指標,宏觀經濟學就會在雜亂無章的數據海洋中漂泊”。

具體來說,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可以作為制度有如下幾個原因:一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套規范和標準,這是最根本的原因。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關于統計核算與統計工作的一套規范和標準,它詳細規范了宏觀數據生成的方法及途徑。

二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通過對信息處理的影響,進而影響人們的選擇及行為,這內在地反映了制度經濟學中制度與人們行為的邏輯。

三是作為統計工作制度的一部分,國民經濟核算同時又是一種工作制度。一個國家的大部分統計工作內容,要么包括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要么與之相聯系。總之,在實際的工作中,它就是以一個實實在在的制度安排而存在。

四是體系本身就是制度的代名詞。就“體系”二字而言,體系也是一種系統或機制。在此,它指我們前面所述的統計方法庫和統計信息庫這樣的系統或機制。并且,作為一種很具體的體系或系統,它就屬于制度經濟學中所言的組織,而組織本身就與制度有關。

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種什么樣的制度?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種制度,但很顯然,它與經濟學所述的制度是有所區別的,那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制度呢?我們先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與經濟學制度的差別開始分析。與經濟學所述的制度相比,定義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為制度,明顯有下述幾個特點:

1.作為制度,它的內涵和外延比經濟學所述制度要小。經濟學制度不管外延如何,其內核在于規范制約人們的行為,這是它的內涵。以諾斯觀點為典型,他將制度理解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確切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作為制度,它所規范的是宏觀經濟數據、信息的產生及相應的方法,它規范的是方法論本身,而這種方法論是人們用以了解經濟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至于由方法的規范,演繹到相應領域人們的關系,這可能并不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作為制度主要考慮的方面。因此,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的內涵和外延要比經濟學制度小。

2.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確立了核算規則和分析框價。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確立了一系列人們認識宏觀世界的統計核算規則,規范了宏觀經濟核算的基本方法論,建立了宏觀經濟研究和決策的基本分析框架。如果說,經濟學科甚至包括社會學科是人類對外在人文世界的探索,那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這些學科提供的是制度性的幫助。更明確說,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的制度性幫助,是對基礎方法論的規范。關于這一點,前文已經詳細論述了。

3.人們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兩個方面的不同理解。

一是學術性的,二是工作性的。作為學術性的理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個巨大的方法庫和資料信息庫,“庫”內的東西是相互成體系的;作為工作性的理解,國民經濟核算工作是一種工作體制或制度。所以,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性的理解,也就有兩個不同層面的理解:第一,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側重于學術性的理解,是方法論制度,在這個制度內,它規范了相應的核算方法和數據生成;第二,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側重于工作性的理解,國民經濟核算工作是一種政府統計制度,它規范相應的統計工作劃分和職能部署以及相關的人員安排。

從表面上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的兩個層次,沒有什么明顯的聯系。但仔細分析,情況并不是這樣。沒有作為學術性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就不可能有作為工作性的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因為眾所周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的一個工作手冊,在這個文本指導下,各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工作要受到相應的規范和制約,以及做出相應的政府部門的安排。因此,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學術性是第一層次的,工作性是第二層次的。

4.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組織”形式。

如果將體系或機制視為制度的一種有機形式,那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作為方法的這個“體系”和作為工作的這種“制度”,其實講的就是“組織”形式。即便某些學者并不將組織認為是制度,但組織與他們眼中的制度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根據他們的研究,這些組織是制度變遷的主體。

5.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本身也是一種協調制度。

這種協調,體現在對經濟統計體系內部的一致性規范上:第一,它需要在不同統計體系之間進行協調,以保證SNA 與更專業的統計在所使用的定義和分類等概念框架上保持一致,如SNA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國際收支統計(BOP)、政府財政統計(GFS)等的相互協調;第二,它是保證從不同資料來源采集的數據在數值上協調一致的核算框架,如對產業調查、住戶調查、商業統計、增值稅退稅和其他行政資料的統一規范。考慮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的特點,我們就可得到對這種制度的總體性認識: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個方法論制度,它旨在規范宏觀數據的生成及相應方法,同時,提供宏觀經濟研究的基本方法論。

四、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特性的啟示

有了上述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制度的界定,這對于我們重新認識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推動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的改革,以及促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自身的發展是非常有益的。長遠來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核算工作的廣泛展開,必將對經濟學科帶來巨大的“震撼”,其意義深遠。

簡單說來,由于有了這樣的認識和判斷,我們可以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納入制度分析的層面。由此而展開的研究,會給我們帶來非同尋常的啟示。以下我們僅列出幾個較重要的方面:

1.超越傳統的市場或政府思想的認識。

制度分析的發展,改變了傳統認識中市場或政府的兩極思想。長期以來,經濟學特別是在宏觀經濟學方面的認識,受兩種思想或思潮影響:不是自由經營的市場思想,就是集權干預的政府思想。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進行制度性的分析,我們將會發現,認識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內在的性質時,必須要超越單純的市場或單純的政府這樣一種兩極化的簡單觀念。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本身是這兩種思想的結合產物。展開來看,經濟應該是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所提倡的“混合經濟”,而不是任何單一的一方。

2.重新審視國民經濟核算的方法論。

作為制度考察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我們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力量促使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就目前研究的情況來看,原因在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種制度,提供方法方面激勵結構的安排。這如同其它所有的制度一樣,一個好的制度提供富有效率的激勵結構安排。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激勵結構的安排,在于激勵人們對宏觀經濟認識的方法優化,從而體現出制度經濟學家們一般情況下認同的效率安排。方法的優化結果,目前為止,可能還沒有哪一種宏觀經濟分析的方法能夠超越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因為許多量化的分析方法無論是在方法理論的演繹,還是在方法的實證方面,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依賴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要么是將其作為方法論基礎,要么是將其作為數據基礎。

3.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性質的明確。

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種制度,因而,它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但是, 決定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性質的原因,不單純是制度的因素,還包括信息性質決定的因素。引入公共產品性質,可以使得我們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制度面的抽象闡述上了,公共選擇、集體行動與國民經濟核算(包括統計制度)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分析,才會有可能進一步展開。而這需要結合下面所提出的制度變遷框架去解釋。

4.用制度變遷的理論研究國民經濟核算工具理性的演進。

國民經濟核算改革,本身應是一項制度變遷,因此,我們可以采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它。但鑒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同時具有市場與政府兩種思想動力,所以,我們在考慮其變遷時,不能照搬經濟學的一般模式,應該區分開來對待。并且,從改革的開始時期來看,國民經濟核算變遷會表現出與公共選擇無關的特征,但更長期來看,其變遷會是集體行為選擇的結果。這就正如丹尼爾。W.布羅姆利(Daniel W.Bromley)所言:“任何一個經濟的基本任務就是對個人行為形成一個激勵集??通過這些激勵,每個人都將受到鼓舞而去從事那些對他們是有益處的經濟活動”。人們最終會發覺,統計非常有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能夠幫助他們處理許多他們原先解決不了的問題。而到這一刻,國民經濟核算就不再是政府官方統計的一項工作了,它會融入市場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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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編,1996:《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抉擇》,商務印書館。

10.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1996:《經濟學》(第14 版),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1.諾斯,1994:《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出版社。

12.保羅。薩繆爾森,2000:《中間道路經濟學》,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

13.丹尼爾。?W.布羅姆利,1996:《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

14.佟哲暉,邱 東,1992:《國民經濟統計學》,中國統計出版社。

15.邱 東,蔣 萍,楊仲山,2002:《國民經濟核算》,經濟科學出版社。

16.楊仲山,2002:《國民經濟核算方法論綱》,中國統計出版社。

篇（8）

一、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綠色GDP

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被人類的接受,自然資源和環境問題受到全世界的普遍關注。以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和保護環境為出發點,將自然資源與環境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綠色國民經濟經濟核算、構建綠色國民經濟分析方法體系就成為研究熱點。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即是在現有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上,考慮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將經濟活動中的自然資源耗減成本與環境污染代價予以扣除,進行資源、環境、經濟綜合核算,描述經濟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可持續發展的分析、決策和評價提供依據。為進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而確定的一整套理論方法即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又稱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聯合國有關文獻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縮寫為SEEA)。

如同GDP是傳統國民經濟核算(SNA)的核心指標,綠色GDP則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綠色GDP是在對現行SNA中GDP進行修正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目前學術界對綠色GDP尚無一個權威的定義,但各種定義的根本原則是一致的,即它們都是在考慮了人類生產活動對自然資源的損耗和環境的破壞的基礎上對GDP進行修正來定義綠色GDP。目前,國內較為一致的觀點是:綠色GDP是在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基礎上,扣除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后得到的一個總量指標,它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考慮了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以后的經濟活動之最終成果。綠色GDP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綠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保護和諧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們對綠色GDP的種種爭議中,有四種觀點值得特別關注,即綠色GDP萬能論、綠色GDP迫切論、綠色GDP簡單易行論和綠色GDP無用論。綠色GDP萬能論的持有者認為綠色GDP是完美的、是萬能的,他們把目前經濟建設中產生的問題,歸結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欠缺,認為只要進行了綠色GDP核算,就可以解決環境問題,就可以轉變目前資源消耗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綠色GDP迫切論的持有者主張應盡快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并以其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首要指標,在短期內迅速以此來衡量經濟運行情況和政府的能力。綠色GDP簡單易行論的持有者認為綠色GDP這個指標能否計算只是資金投入的問題,只要政府肯投錢、研究人員肯出力,環境成本和資源損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與綠色GDP萬能論相反,綠色GDP無用論持有者認為綠色GDP沒有什么用處,沒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統計指標,對綠色GDP持有抵制的態度。

筆者認為,綠色GDP是在GDP的基礎上考慮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是一種兼顧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保護的指標。其反映的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是效率與速度的協調發展。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對綠色GDP進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國對綠色GDP的關注與研究也有20多年的歷史,這本身就說明綠色GDP具有理論與實踐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綠色GDP核算等同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認為只要有了綠色GDP就可以反映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實際上,就像GDP是國民經濟核算的產物一樣,綠色GDP來自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色GDP核算離不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因此,應當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綠色GDP,即不能人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極地認為其無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輕言簡單,也不能急于求成,應當充分認識到這是一個相當艱巨而又復雜的過程,需要不斷地探索,不斷完善其理論基礎,積極穩妥地推進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狀況

(一)國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聯合國、各國政府、著名國際研究機構和學者一直為構建以“綠色GDP”為核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進行著艱辛的探索。1971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首先提出了“生態需求指標(ERI)”,試圖利用該指標定量測算與反映經濟增長對于資源環境的壓力之間的對應關系。1972年托賓(James Tobin)和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凈經濟福利指標(Net Economic Welfare),將家務勞動價值、地下經濟創造價值、閑暇以及環境成本考慮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凈國民福利指標(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將環境污染列入考慮之中。1989年盧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國內生產凈值(Net Domestic Product,簡稱NDP),重點考慮了自然資源的耗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990年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進行修改,該指標考慮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損失。1995年9月,世界銀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擴展的財富”指標作為衡量全球或區域發展的新指標,“擴展的財富”由“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4大組要素構成。同年,世界銀行提出了“真實儲蓄率”(Genuine Saving)指標,真實儲蓄率是從國內總儲蓄中扣除人造資本、自然資源和環境折舊,它為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財富與發展水平的動態變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評判依據。

近年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在許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綠色國民核算》就綜合反映了綠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從國民賬戶的歷史出發,提出了綠色國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構造與應用等。哈特維克(Hartwick,2000)的《國民經濟核算與資本》分析了納入環境資本后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賬戶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和經濟方法的改進。巴特爾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環境核算的理論與實踐》分析了國際收入與財富在資源環境方面的應用,提出了關于資源環境核算的框架、理論與方法。馬肯亞等人(Markandya,1999)在《歐洲綠色國民核算――四國案例研究》中,根據荷蘭、英國、德國、意大利四國綠色核算實踐,對自然資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進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論推動和聯合國、歐盟、世界銀行、經合組織及多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體系,包括:聯合國等的《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縮寫為SEEA)、美國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應用于菲律賓的《環境與自然核算項目》(縮寫為ENRAP)、歐盟統計局的《歐洲環境的經濟信息收集體系》(縮寫為SERIEE )、荷蘭統計局的《包括環境賬戶的國民核算矩陣體系》(縮寫為NAMEA )。相比之下,當前比較權威的是SEEA核算體系。SEEA體系是惟一獲得國際權威性機構認可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其統計上具有較好的一致性,且其衛星賬戶與總量指標相協調,該體系的編制方法已被20多個國家或地區采用。目前SEEA已經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個出版物,它們分別標志著SEEA發展的不同階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論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則是實踐經驗的總結,SEEA已從理論走向實踐。但就目前來看,SEEA仍然處于研究過程中,其中一些內容至今還存在爭論,有待于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隨著對環境與資源問題的日益重視和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斷完善,一些國家在資源與環境核算方面進行了探索和嘗試。挪威、芬蘭、德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亞、日本、前蘇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賓、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印尼海地、薩爾瓦多、泰國、巴西等20多個國家的政府或研究機構開展了自然資源核算或環境核算理論、方法的研究與實施方案的探索和試驗,目前探索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國家的數量呈上升趨勢。

(二)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

我國關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目前,中國的環境資源核算研究大多分為環境污染損失核算研究和資源核算研究兩個方面。對中國環境污染經濟損失最早也比較全面的研究是過孝民、張慧勤于1984年開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國環境預測與對策研究》。該項研究在計量方法、數據處理、結果表述方面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被冠以“過――張模型”,該模型重在對污染損失的計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進行了《自然資源核算及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課題研究,側重探索將自然資源環境核算納入國民經濟體系的理論與方法。20世紀90年代初由金鑒明主持的“中國典型生態區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研究,在生態損失的計量研究上取得了進展,使得人們對中國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有了一個大致的量化概念。

從國內的各學術研究機構來看,1988年受國際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展了“自然資源核算及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課題研究,首次嘗試進行了關于自然資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學研究小組應用投入產出技術,提出可持續發展下的綠色核算,即對資源、環境、經濟的綜合核算,重點對核算模式、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討。2000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設計了以綠色GDP為核心指標的核算體系,并以北京市為對象,系統地進行了1997年的環境質量和資源資產的經濟價值和綠色GDP測算,得出在扣除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帶來的損失后,北京市的綠色GDP為當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層面上,開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的部門主要是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實踐工作。2004年3月國家統計局與國家環保總局聯合啟動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簡稱綠色CDP核算)研究》項目,開展環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慶、河北、遼寧、浙江、安徽、廣東、海南、四川10個省市啟動了以環境核算和污染經濟損失調查為內容的綠色GDP試點工作。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框架是依據《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側重于對資源的核算,同時兼顧了環保支出與環境成本,主要對資源耗減價值核算、環境退化價值核算和資源管理與環境保護支出核算進行研究。《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側重于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實物量與價值量核算以及環境保護成本的核算。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是一份可以為全國及局部地區進行環境核算提供具體指導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在上述兩個核算體系框架的基礎上,完整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分為自然資源耗減成本核算和環境退化成本核算兩部分,其中環境退化成本包括環境污染損失和生態破壞損失。自然資源耗減成本核算具體包括耕地資源、礦物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等五大類;環境污染損失具體包括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固體污染等三大類。

2006年9月,國家統計局與國家環保總局聯手首次正式了《中國綠色GDP核算報告2004》。報告指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 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該報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國不同地區和不同部門的環境污染核算報告,是迄今為止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最新、最權威的研究結果,標志著中國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不過,由于部門局限和技術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態破壞成本,只是計算了部分環境污染損失,一個完整的綠色GDP還需要更為艱苦的工作。

考察國內外的研究現狀,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國外的研究起步較早,理論較為完善,國內的研究尚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有待在指標體系的構建和配套機制的完善上加強研究和規范。二是國外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成果盡管豐富,但相當多的指標體系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在具體的實施上需要有所發展。三是從指標構建來看,各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內容雖不相同,但指標構建方向都是社會、環境、經濟可持續發展體系。四是核算方法總體上講側重于實物核算,價值核算由于涉及內容的復雜性,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核算方法的多種多樣,導致了計算結果難以統一,相互間的可比性差。五是從目前國際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實踐經驗和效果看,雖然在具體核算項目選擇、定價方法和評價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體核算過程的實現和核算精度受數據資料基礎約束的問題,而且往往編算范圍越寬泛,這種影響越突出。總體來看,由于綠色GDP在數據獲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難,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形成一套國際公認的綠色GDP核算制度,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計算出完整的綠色GDP數據。目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仍然是一個充滿探索、實驗的研究領域。

三、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面臨的問題

(一)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

目前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基本上處于對國際成果的跟蹤狀態,還不能全面、系統地把握整個SEEA(2003)所提供的理論與方法。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初步構筑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框架與基礎,但它們對實際數據測算工作的理論支持和指導程度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面臨很多技術挑戰

一是資源環境的產權劃分難以實現。除了已探明、確定歸屬的自然資源,大量的自然資源以及生態環境的產權歸屬確定十分困難。二是資源環境的定價較為困難。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關鍵點就是資源和環境的價值計量,資源和環境大多數無法從市場價格中尋找參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種估算方法還難以形成統一的、舉世公認的標準。三是資源環境損失與經濟發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直接環境損失人們往往能夠計算,但卻很難預料到間接的后果和長期的損失。四是按地域扣減資源環境損失很難實現。由于環境污染具有“開放性”,當環境損耗跨地區時,無法確定該損耗的具體歸屬。

(三)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數據基礎薄弱

資源和環境的統計指標體系和調查渠道還不健全,資源耗減和環境退化的核算資料主要靠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廣泛設立網絡式檢測站點直接進行測量來取得原始數據,這就使得有些資料難以全面采集,有些數據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貴,數據的可得性和準確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環境法規、統計法規的不完善,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有關的環境統計規劃、統計制度和統計標準還未出臺,導致統計的不完整和不精確。二是評價標準的不完善,資源環境核算本身就極具復雜性,而我國還沒有建立針對資源環境核算的工作規程、制定評價和評審的標準。

四、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完善和發展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研究和實踐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與努力。

(一)加強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完善資源環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強對森林資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等地上資源耗減的估價方法研究,實現宏觀耗減核算與微觀企業耗減核算工作一體化。目前對環境損失的估價方法都具有很強的個案性和特殊性,應進一步探討模型化、標準化的評估方法。加強對生態成本計量和評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夠應用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實踐領域中。

(二)建立綠色會計制度,完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微觀基礎

會計核算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微觀基礎,借鑒國外經驗,加速我國綠色會計的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建立科學合理、系統完整并符合國情的企業綠色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建立完整的綠色會計信息系統和企業綠色報告信息披露制度,設計與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綠色會計準則。

(三)建立環境資源核算指標體系和數據采集系統

從反映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環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學、完整的資源環境統計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統一統計調查方法,完善統計報表制度,對核算口徑、核算方法、數據質量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和標準,相關部門建立必要的數據信息交換機制,為后續研究和核算工作的開展提供技術和數據保證。

(四)加強合作與交流

搭建相關部門統一的工作平臺,下設若干核算專題小組,在統一協調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標,負責組織試點和實施工作。繼續加強國際合作,從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統計能力等實際情況出發,借鑒國外的經驗,采用適合我國實際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

綜上所述,我國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任重道遠,應堅持科學性、理論性、前瞻性和適用性原則,以聯合國SEEA2003為指南,加快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設,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需要。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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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研究課題組.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 潘岳,等.建立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國際研討會論文集[A].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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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吳優.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及其思考[J].統計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框架及其評價[J].城市發展研究,2006(4).

篇（9）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框架和方法學為基礎，借鑒經濟學特別是其分支學科環境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通過科學、系統、全面反映資源環境與經濟體系之間的聯系，來實現對真實經濟成就的客觀評價的一種新的制度安排。

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根基是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經濟活動的增長及其結果是經濟學的經典命題，國民經濟核算在創立之初就以正確反映經濟增長的過程和結果為目的，由此形成了相互聯系的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經濟學理論在不斷發展，核算理論和方法也在不斷進步，但顯然，以經濟學理論為根基的核算理論的發展必然要滯后于前者。尤其是在國民經濟核算制度得到普遍肯定和應用之后，在新的經濟思想尚未得到驗證和公認時，一般不會輕易對制度進行迅速的調整。這樣，在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相對成熟之后，其演進的速度反而慢了下來，并且，對國民經濟核算的改進，特別是較重大的改進也會采取試驗性的、局部的方式，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就是這樣的一種演進。因此，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國民經濟核算實際上都是以經濟學基礎理論為理論背景，但對新的經濟學理論的接受和采納程度不一樣，導致二者理論基礎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更多地吸納了經濟學理論的較新進展，體現了相對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核算理論基礎創新。

一、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流量核算上的創新

經濟流量反映一定時期內所有經濟活動的變化的價值數量。從誕生之初，國民經濟核算就對流量分析非常重視，并逐漸形成了以GDP為中心的流量核算。正確反映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增長的過程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永恒的主題。對所有國家，特別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來講，經濟增長也都是發展的第一要務，這是毋庸置疑的。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積累，并認為經濟增長是一種暫時現象，二戰之后，經濟學家構建了包括資本、勞動和技術三個要素的國民生產函數，并有效地證明了增長過程并非必然是不穩定的，技術會提升生產函數的水平，從而在其他生產要素投入規模效益遞減的情況下實現持續的增長，導致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技術創新的備受關注；對技術的探索進一步推動了對承載著較好的知識和技能的人力資本的關注，使教育和技能培訓成為新的核心增長要素。60年代之后，世界范圍的環境保護運動開始興起，自然資源耗減與生態環境破壞問題提醒經濟增長面臨資源環境的硬約束，自然資本或環境資本從此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增長理論的演進過程中，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并確實促成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理論創新。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存量核算上的創新

篇（10）

一、國民經濟核算的應用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崛起

自20世紀國民經濟核算這一方法問世以來，他就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通過國民經濟核算，可以提供系統并且詳細的數據，從而滿足以下方面的廣泛需要：第一，他可以提供主要經濟流量指標，監測國民經濟運行情況，諸如生產、分配、消費、投資、進出口、金融活動等等；第二，他可以顯現經濟學所定義的經濟過程中的因果機制，支持運用計量經濟方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第三，在宏觀和微觀的層面上支持中長期計劃的制定和計劃目標的論證，為經濟決策提供基礎和依據；第四，在核算的國際化前提下，為進行國際比較提供支持，服務于國際事務的管理和分析。

這些年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運行，一直圍繞GDP（國內生產總值）展開，通過衡量GDP這一指標，來判斷國家總體的經濟運行情況。可以說，沒有國民經濟核算，就不可能有宏觀經濟管理，沒有國民經濟核算，經濟分析就不能建立在堅實的計量基礎上。

然而隨著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人們逐漸意識到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因為從當下來看他有著重要的缺陷，那就是許多進入不了市場的自然資源或者自然環境不能被SNA體系吸納，也就是說通過SNA體系計算得出的GDP值只能看出經濟總產出量或經濟總收入量的變化，而看不到其背后付出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所產生的代價。于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這一概念，就應運而出。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

那么什么是綠色國民經濟呢？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通常所說的綠色GDP核算，包括資源核算和環境核算，旨在以原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為基礎，將資源環境因素納入其中，通過核算描述資源環境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提供系統的核算數據，為可持續發展的分析、決策和評價提供依據。

1、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目的

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DP 連年增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性的加強，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了這些高增長的背后是不斷透支資源環境以及公共健康基礎上的，現行的SNA 計算體系是以市場行為來計算GDP，他反映了市場的供求關系，他傳遞的是以貨幣為關系的市場信號，這也是現行GDP權威的原因，但是，許多環境要素與資源要素是進入不了市場的，這些成本在SNA體系中是無法計算出來的，例如，我們砍伐了一片森林，利用森林加工成紙張和筷子，這些是可以統計在GDP中的，然而這片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釋放的氧氣，森林的消失造成的水土流失，微生物的滅絕，這些損失是沒有市場價格也沒有一絲市場符號，他們進入不了市場，沒有市場行為，所以他們不能統計在GDP中，因此，通過現行的GDP計算體系的自然資源實物量的附屬表不能很好的為這些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以及恢復這些環境所需要的投資進行精確的決策，以2006年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為例，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 ，然而在我國“十五期間”環境污染投資僅占GDP的1.18%，數據偏差明顯。通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可為可持續發展的分析決策與評價提供依據。

2、綠色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

1992年，聯合國與國際統計機構提出了綠色GDP這一概念，1993年，由聯合國統計署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負責，提出了SEEA核算體系（又稱衛星賬戶），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是SEEA-2003這一體系，該體系是在SEEA-1993基礎修訂完成的，采用的主要核算方法是實物量核算以及價值量核算。所謂實物量核算，是在國民經濟核算框架基礎上，運用實物單位（物理量單位）建立不同層次的實物量賬戶，描述與經濟活動對應的各類污染物的產生量、去除量（處理量）、排放量等。而價值量核算，是在實物量核算的基礎上，估算各種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貨幣價值損失。SEEA-2003體系主要闡述了如何將環境資源保護與消耗等問題運用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它構建了綠色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準則，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及宏觀調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3、綠色國民經濟體系發展中遇到的困難

首先，現在運行的SEEA-2003體系十分龐大復雜，它涉及到自然資源、環境、生態等等方面，自然資源又包括許多，譬如水資源，生物資源，土地森林，空氣等等資源，可以說現行的體系只能很粗略的把這些計算在其中。

其次，數據的收集也是一個難題，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對這些資源的數據進行精確的計算，比如說環境造成的污染，它往往是許多年后才會對公共的利益進行破壞，那么這破壞部分產生的成本是計算在哪一年，從現行的體系中我們是無法進行統計的。

第三，目前這一體系還沒有在世界上得到通用，在國際國民經濟核算的比較中，有一國進行的是傳統SNA 體系，另一國進行的是SEEA體系，這樣兩個國家是沒有辦法比較的，所以現行的SNA體系仍然是大多國家的首選。

第四，SEEA這一體系操作難度大，計算復雜，推廣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困難，更重要的一點是現行的GDP只是單純的看經濟的運行情況而不看是否可持續增長，一旦實施綠色GDP，扣除環境與資源這一成本，很有可能令現有的GDP數據大大下降，這會讓人不能接受。

三、結語

當前，世界各國對發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都處于探索中，敢于直面挑戰，從GDP到綠色GDP，這是一個困難與希望并存的事業，發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