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翻譯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科學翻譯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不同的翻譯學家對翻譯從不同角度有著不同的認識。自從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后，翻譯研究的領域由內部轉向外部，研究的視角由原文轉向譯文，研究的方法由規定轉向描寫，研究的重心由語言轉向文化、認知。除了翻譯界以外，越來越多的其他學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譯研究，翻譯的領域越來越大，翻譯是什么變得越來越模糊，如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譯是什么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試圖從形而上的哲學高度探討翻譯本體問題。

中國古代農耕有著無法取代的地位，在人們眼里草木是人類賴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詩經》的《大雅》中有“：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這里的“本”的含義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漸在有的典籍中，逐漸出現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會人事的說法。《莊子知北游》中說“：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顧；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憫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萬物根據的含義。“本”還有事物的根據、根基或主體的意思。如《論語學而》中：“君子務本”。對“本”的重視，是農耕社會中哲學研究的一個特色。“體”的最初的意義是身體，人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能近取譬”是中國先哲創建的哲學范疇和建立哲學體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學家十分關注與身體直接相關的感受和體驗。所以“體”首先與人對自己的直接體驗有關。《禮記大學》中說“：心微寬體胖”。《論語微子》說“：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體之外“，體”還有“實體”“，形體”，“形狀”“，卦形”“，卦狀”的意思。《易經系辭上》有“：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本體”二字，很早就出現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學中。其最初含義是“本來面目”“，本來狀態”。后來“本體”的含義擴展為“根本性狀”“，根本依據”“，根本源泉”等意義。唐代佛教經典《大日經》中有：“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這里的本體已經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進入了無形之境。到宋代“本體”已經成為哲學界普遍通用的范疇。張載在《正蒙太和》中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這里的“本體”指天下萬物本來恒有的狀態，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學范疇的基本屬性。中國哲學中“，本體”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

東晉僧人道安，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中指出，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來，佛經翻譯必須要“案本”，而何為“本”，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道安認為，翻譯的目的正是因為人們不通異域之言，因而需要譯者傳達，使其通而曉之。由此看來，這個“本”指的是經文“大意”。然而，從道安的“五失本”的表達來看，“本”又可以說是包括了內容、形式及文體風格的。一“失”指經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經文文體風格的改變；三、四、五失指經文內容的刪簡。可見,道安對“本”的理解遠遠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對翻譯之“本”的闡釋中不自覺地把內容、形式、風格和意義結合了起來，認為它們都是意義的組成部分。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點。這樣，形式、風格、內容和意義的關系構成了翻譯的本體論即“翻譯是什么”的論題。然而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中國哲學在沒有發展到對本體有著充分認識的時候，道安沒有能從正面找到翻譯的本體，而是從側面指出翻譯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譯內容、風格，抓住了翻譯的“根本”，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本體”對“根本”的重視。而近代的錢鐘書先生飽讀詩書，深諳中國國學之道。在中國哲學對本體有充分的認識前提下，錢鐘書先生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翻譯是什么即翻譯的本體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化境”。

“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紀有人贊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資致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象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從錢先生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翻譯本體的理解與中國哲學中“本體”的解釋不謀而合，翻譯的本體就是翻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本來狀態。無論“化境”能不能達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譯的本來狀態。在中國哲學體系下，本體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翻譯的本體是“化境”，可以說是翻譯的一種理想狀態，根本狀態，本來狀態。但從實際翻譯來看，受源語和譯語差別、文化知識等等因素的影響，會有道安說的“五不翻，三不易”現象，“化境”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實現。“五失本，三不易”從側面體現著翻譯的本體。而說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等，都是翻譯本體的具體化，是本體的某個方面。

認知視域下翻譯客體探究

從字對字翻譯，意對意翻譯，到動態對等，文本類類型，再到最佳關聯，翻譯的對象由最初的靜態語言現象，到重視讀者反應，到被視為跨文化交際行為，這體現著人類認知的不斷發展，由對世界（客體）的認識，深入到主體的認識，再到主體和客體之間關系的認識。翻譯活動隨著人類認知的發展不斷拓展，翻譯理論也經歷了由文本為中心到讀者為中心，和文化的轉向，認知轉向。翻譯的客體大概由詞、意義、意義及其語用范圍、意義及其文化、意義及語篇發展到概念內容及識解能力。翻譯的客體發展過程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過程，受人類認知水平的決定，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結果。翻譯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活動，各種語言有著不同的語法和特點，現有的翻譯理論都是以某兩種或幾種語言為研究對象的。雖然語言不盡相同，但是語言背后的人類認知本能是一樣的。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發展和認知科學的發展，在翻譯理論呈現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局面下，認知視角為翻譯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p#分頁標題#e#

羅馬時代的“字對字”翻譯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人們用拉丁語最貼近的語法對等語替換希臘語的每一個單詞。這樣，羅馬人閱讀譯文時可以把希臘原文與拉丁譯文逐字對照。這與當時人們對希臘源文的崇拜、敬畏有關，也與當時的翻譯范圍狹窄有關。當時翻譯僅僅局限于經典著作和宗教文獻翻譯。“字對字”的翻譯方法將單個的字詞作為了翻譯的客體。公元前1世紀的西塞羅和公元4世紀晚期的圣哲羅姆提出了“意對意”的翻譯，將“字對字”的翻譯客體拓展到了意義，包括語言的風格和力量。奈達將翻譯客體拓展到意義及其語用范圍。奈達從語義學和語用學理論以及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理論獲得啟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術語提出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功能主義學者霍爾茲-曼塔利將翻譯視為涉及文化轉換的“信息傳遞綜合體”。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慮到翻譯的語用和意符層面，以及各類話語和話語所屬不同社會的社會語言和意涵問題。認知視角下，翻譯過程被視為有源語文本觸發的心理場景的激活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表現或刻畫該場景的目的文本的選取。翻譯的客體是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

篇（2）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3-0224-02

一、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功能目的論極大地推動了翻譯理論的發展，將翻譯從局限于語言層面的窘境中擺脫出來，同時也為翻譯實踐提供了多元化的視角。但是有關功能目的論究竟能否用于指導文學翻譯，仍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有些學者認為目的論只對非文學文本有效，對文學文本沒有指導作用。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功能目的論理論對于文學翻譯其實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和指導作用的。在文學翻譯中，許鈞教授認為：“一個成功的翻譯，不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封閉性轉換，而應考慮到文化因素、讀者審美習慣等諸多因素對翻譯的制約與影響力。”也就是說文化因素以及讀者因素均應被納入文學翻譯的范疇。這與功能目的論強調語境以及受眾等因素決定翻譯目的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畢竟，根據功能目的論，在翻譯行為過程中，譯者采取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必須要與翻譯目的相適應，不同的翻譯目的意味著最終生成的譯本也不盡相同。由此可見，文學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功能目的論的理論主張的。

而文學翻譯的良性發展與文學翻譯批評又密切相關。尤其在翻譯事業蒸蒸日上的情況下，為了促使文學翻譯質量進一步提高，使文學翻譯活動走向成熟和完善，人們更傾向于借助翻譯批評。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國傳統的文學翻譯批評雖然已經擺脫了“挑錯式”和“感想式”的不良傾向，但“仍將自身囿于文本之中，仍旨在對譯者的技能和素質提出要求”。不過，自90年代以來，尤其在進入21世紀之后，國內對于文學翻譯批評的研究已然有了長足的進步，對于文學翻譯批評的研究也逐漸由作者中心論和文本中心論轉向了譯者中心論和讀者中心論。更有學者提出，應將文學翻譯批評視為多維動態化的認識活動，應與其他學科理論相結合，從而進一步發展文學翻譯批評。因此，借助功能目的論的指導，同時將原文作者、翻譯發起者、譯者和譯文作為文學翻譯批評的衡量標準，重點關注翻譯的跨文化交際功能，對于文學翻譯批評來說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本文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對比分析文學翻譯批評與功能目的論在理論軌跡上的相似之處，論證功能目的論對于文學翻譯批評的適用性。

二、功能目的論

功能主義翻譯理論主要由威密爾和曼塔利進一步發展，反映了一種由語言學方法以及比較正式的翻譯理論向以功能為導向的翻譯觀念的范式轉換，在20世紀70年代，有一種面向目的語言文化的翻譯研究傾向。而且這些翻譯理論打破了傳統的文本中心論的翻譯觀點，使得譯者更多地關注譯本以及目的語讀者，關注譯本的社會效應和交際功能。功能主義理論擺脫了先前公認的以對等為基礎的語言學理論，拓寬了翻譯研究領域，并且賦予了翻譯更多的含義。

目的論是功能主義理論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理論，“skopos”是意為“目的”的希臘詞，在20世紀70年代由威密爾作為翻譯目的的專門術語被運用于翻譯理論當中。它衍生于曼塔利的翻譯行為理論，認為翻譯不僅僅是一個代碼轉換過程，更是一種由目的決定的特定的人類行為。正如威密爾所說，翻譯就是在“目的語情景中為某種目的及目的受眾而產生的語篇”。很顯然，為了強調目的，目的論對翻譯采取了一種預期態度，恰好與強調來源于源文的方法理論中采取的回顧態度相反。

根據目的論，所有翻譯遵循的第一條法則就是“目的法則”：翻譯行為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即“結果決定方法”。這里所謂的目的一般都是指交際目的。這樣一來，便將焦點從原文轉移到了翻譯目的上來，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同時對文學翻譯乃至文學翻譯批評進一步研究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助益。

三、功能目的論指導文學翻譯批評的可行性

（一）理論分析

功能目的論究竟能否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歷來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見解。功能目的論創始人威密爾將反對派意見大致劃分為兩類，第一類：并不是所有的行為都有目的，特別是文學文本，根本不存在目的性，所以批評者認為功能目的論只能用于非文學文本；第二類：并不是所有的翻譯都被賦予了一定目的，這一論點同樣是針對文學。對此，威密爾進行了反駁：首先，目的性已經包含在行為這一概念之中，不存在沒有目的的行為。其實，行為本身并沒有目的，行為的目的來源于行為參與人或觀察者對其的解釋。文學翻譯作為一種行為，就必定具有一定的目的；其次，譯者在文學翻譯過程中，總是會不自覺或自覺地以某個特定的譯文接受者群體為對象，使譯文在目的語環境中具有某種特定的功能，這其實就是譯文目的一種變相的體現。這樣一來，就完全排除了認為文學翻譯沒有目的的說法。文學翻譯作為一項有目的的翻譯行為，其特定目的就必然會在翻譯過程中影響和制約著譯者的翻譯。那么，在對文學翻譯作品進行批評時，也就必然要考慮到翻譯目的這一因素的存在。可見，功能目的論對于文學翻譯批評來說，是十分具有指導意義的。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文學載體可以說是社會文化的濃縮，與文化因素緊密相關。與此相關的文學翻譯實際上是一個以文化為背景的語言轉換行為。這與曼塔利將翻譯行為定義為“為實現信息的跨文化、跨語言轉而設計的復雜行為”的觀點不謀而合。根據功能目的論，翻譯作為一種交際互動的行為，其行為特征與翻譯過程中的參與者――發起人、委托人、原文作者、譯者及譯文讀者緊密相關。而在文學翻譯中，原作、原作者、譯作、譯者以及讀者這些因素都被涉及到，并且這些因素之間同時還互相關聯互相影響。所以在進行文學翻譯批評時，也應將上訴因素納入考量范圍，對譯本質量進行全面、總體的衡量。正如方夢之所說：“文學翻譯批評不僅要致力于闡述原語和譯語在語義、表達方式層面上的靜態對等，文化、思想、意蘊、風格上的動態對等，而且要揭示在翻譯過程中作為原語的讀者/譯者對原著/作者是如何創造性地接受性傳達給譯語的讀者/接受者的。”可見，批評者在面對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譯本時，應該詳細了解不同譯本各自涉及的文化背景、譯者、譯文讀者等因素，加以綜合對比分析，追尋不同譯本背后的目的，從而判定譯本是否達到預期目的，符合特定文化語境條件之下的目的語讀者期待視野，而不是單單肯定其中一個自認為好的譯本，對于其他譯本則一棒子打死，棄而不顧。

由此可見，功能目的論與文學翻譯批評實際上在理論軌跡上有著契合之處，所以將功能目的論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是十分可行的。

（二）實踐論證

光從理論層面來論證可行性遠遠不夠，還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我國就有學者從功能目的論角度對具體的翻譯文本進行比較，如比較分析了《紅樓夢》兩個英譯本、《飄》的兩個譯本、《哈克貝利?芬歷險記》的兩個中譯本等，這些論文探討了不同的翻譯目的對選擇何種翻譯策略的影響。譯者根據翻譯目的的不同，相對應地采取歸化、異化等翻譯方法以及其他符合翻譯目的翻譯策略，譯文是否滿足特定翻譯目的應該作為評判文體翻譯好壞的標準，并且允許和鼓勵譯者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允許不同風格類型譯本的存在。還有些學者結合功能主義目的論，直接對國內的文學翻譯作品進行批評，例如對晚清小說翻譯的批評、對《紅樓夢》中詠蟹詩的兩種譯文的比較分析、對《苔絲》兩個中譯本的批評等，種種的研究實踐都證明了功能目的論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的可行性。

我們也曾從實踐方面嘗試將功能目的論用于文學翻譯批評，分別從語境、參與人以及譯本充分性三個方面對《格列佛游記》的兩個中文譯本進行了對比分析，得出不同的語境以及參與人決定了譯本的翻譯目的不同，進而決定最終生成的譯本也不盡相同。正如方夢之在她的著作《譯學辭典》中所說：“闡釋名著有多種可能，不同的譯品各有千秋。文學翻譯批評的目的不是簡單地肯定其中的一種，恰恰相反，它應該為各種可能性鳴鑼開道。”因此，評判一個譯本的好壞，不能僅僅局限于語言層面，還要從語境、參與人等方面對譯本的質量進行評判，看其是否滿足特定的翻譯目的。

四、結束語

總的來說，功能目的論為文學翻譯批評打開了思路，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將其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不得不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將功能目的論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不僅不違背之前所倡導的文本中心論抑或讀者中心論，并且很好地將兩者融合在了一起，互相彌補了雙方的不足；同時也將原文作者、譯者、文化語境等因素納入考量范圍，使得文學翻譯批評更加全面且完善。再者，文學翻譯批評尋求功能目的論的指導這一做法，也符合將來的理論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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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胡作友.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述評[J].學術界，2008（6）.

〔2〕許鈞.文學翻譯批評研究[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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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5〕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

〔6〕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篇（3）

二、建構主義對科技英語翻譯教學的啟示

在建構主義指導下，科技英語翻譯教學圍繞以下環節展開：

1.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注意激發其創造性科技英語自身晦澀難懂的特點會讓學生難以建立興趣。這就需要教師在課程設計環節精心準備，注意興趣的調動和學習動機的引導，從而讓學生帶著問題去主動學習，并能發現問題，總結規律，在學習過程中鍛煉其創造性。

2.發揮教師在建構知識過程中的引導作用教師應注意角色轉換，改變“一言堂”式的被動傳授，通過各種預設問題逐步把學生帶入自主探索的過程。

3.重視“協作”在知識建構中的積極作用教學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師生之間應建立起一種協作機制，而非上對下的管理機制。同時，學生之間以集體討論等形式開展活動，促進團隊精神的培養。

4.利用先進教育技術教學引入多媒體、慕課、微課等先進的教育技術，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能提高教學和學習效率，優化最終的學習成果。

三、科技英語為主體的翻譯教學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優勢集中在理工科專業上，學生對本專業知技能的掌握，對本專業前沿理論的了解將極大促進學生的擇業和職業發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優勢學科，在翻譯教學環節引入理工科專業的英文文獻，不僅利于跨學科、跨專業發展理念的實施，還能培養學生翻譯技能，增加學生對本專業英文文獻語言特點的了解，也拓寬了專業知識面。科技英語翻譯教學模式的確立要求在教學意識形態、師資建設、教學手段、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上投入精力，開展系統的建設工作。

1.教學意識形態轉變教學管理部門及教師改變意識，統一行動，讓管理者、教師、學生都能正確認識科技英語翻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導是實現科技英語翻譯課程體系順利建設的重要保障。

2.師資建設英語教師對科技英語存在畏難情緒，使科技英語相關課程難以開展。因此，選派優秀教師赴國內外進修科技英語是師資建設的必要環節。同時，在本院校理工科專業中，選擇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備高素質英語能力的教師，配合英語教師共同開課也是師資建設的可行途徑。只有不斷開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專業發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現有師資力量，建設翻譯教學團隊。

篇（4）

本文以“我國法律對于情勢變更的有關規定”為主題，提供海南大學本科畢業論文范文的部分內容，具體如下：

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3日施行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第二十六條：“合同成立以后客觀情況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公平原則，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確定是否變更或者解除”。

情勢變更原則的認定需要滿足一下條件，（1）情勢變更的發生非當事人可以預見。如果當事人在締約時已經預見情勢可能發生變更，仍然簽訂合同而沒有附加條件，則表明其愿意擔負情勢變更的風險，因此變更產生的后果也應由其自身承擔。這里，判斷的標準應合理，對于某些發生機率很低的情況，如飛機失事，也應作為情更對待。在確定性質上是否不可預見時，可以審查以下三個因素：第一，預見的時間應當是締約之時；第二，預見的標準，應為主觀標準，即以處不利地位一方當事人的實際情況為準；第三，風險的承擔。若合同標的物為石油等長期價格波動較大的商品或股票、期貨等風險投資產品，通常認為當事人自愿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不適用情勢變更原則。(2)情勢變更發生的時間必須是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完畢之前。(3)情勢變更的發生必須是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情勢變更必須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即應為“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4) 情勢變更使得合同履行將對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僅有情勢變更的發生，并不必然適用情勢變更規則，只有該變更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并足以導致合同雙方利益失衡，如果繼續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造成明顯不公平時，才可能適用情勢變更原則。

篇（5）

    一、文學翻譯是創造性叛逆

    (一)文學翻譯的創造性。任何翻譯,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譯、科技翻譯,還是文學翻譯,其本質其實都是把一種語言中業已表達出來的信息傳達到另一種語言中去,但是文學翻譯區別于其他翻譯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文學翻譯不是機械的去堆砌語言,而是為了給讀者帶來能夠領略異國風情和不同民族文學的“創作”工作。然而,已有的翻譯實踐表明,現有的文學翻譯作品和文學翻譯要達到的要求始終存在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學翻譯的叛逆性。如果說,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表明了譯者以自己的藝術創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現原作的一種主觀努力,那么文學翻譯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應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愿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但是,這僅僅是從理論上而言,在實際的文學翻譯中,創造性與叛逆性其實是根本無法分隔開來的,它們是一個和諧的有機體。因此,法國文學社會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個術語——“創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說:“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點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個原作者原先所沒有預料到的接受環境,并且改變了原作者原先賦予作品的形式。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意義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說:“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指語言);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

    二、創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由于一切作品在創作時都是有著其隱含的讀者的,那么,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他的創作活動的直接客體是他的外部世界,但他的隱含讀者對象又是他的間接客體,而在譯者方面,當他在閱讀原作時,把這個原來的間接客體又變成了主體。他所閱讀的直接對象是原文文本,即它的直接客體,但他的閱讀和理解的文本又不是一個純粹的客觀世界的反映和表現,而是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對象世界。所以,原文作者又成了譯者閱讀和理解活動的間接對象(客體),而這一過程又與客觀世界發生著聯系。這種主體間的交流就是對話過程。在這種對話理論的沖擊之下,原來以文本為中心的所謂“忠實”與“等值”,“等效”之類的標準就被破碎了。翻譯活動完全是一種在兩種權力話語的控制下協商、商討后的產物,而不會是一成不變的語言轉換。譯者的知識結構、教育背景、經歷與經驗,都會形成不同于別人的先在結構,他又是以這種先在結構作為基礎參與與作者對話的,其對話后生成的意義必然不可能完全與他人相同,所以翻譯不應該也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統一、確定的標準。它與文本性質、翻譯目的、譯文讀者對象、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有關,而不僅僅和文本的符號系統、話語結構有關。由于這些因素的介入,翻譯的傳統確定的、唯一的、明確的標準就不復存在了。應把翻譯活動視為一種社會性活動,而不是將它視為一種純文本翻譯活動。在當今多元化并存的社會中,翻譯活動的標準也不可能是一元的,而應是多元的。看待一個翻譯的標準也應是綜合的,多元的評價體系。

    (一)符合知識的客觀性知識的客觀性是一切翻譯活動的基礎。所以,在譯者翻譯作者的文本的時候,創造性叛逆是兩個不同視域的沖突的結果,知識的客觀性在很大程度上作為可接受性的評價尺度。

    (二)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釋的普遍有效性翻譯是一項復雜的思維活動是一個認知,理解,深化的過程。例如:在Even King所翻譯的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中,原文是:拉車的方法,以他干過推、拉、扛、挑的經驗來領會,也不算難。Even King譯作: Nor did he find it difficult to pick up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various methods of handling his rickshaw—of pushing it, pulling it, lifting it up, and using his shoulders.原文的背景是祥子初學拉三輪車,但他認為他干過推、拉、扛、挑的各種活兒,學起這種新活兒,也并非難事。但EvenKing卻解釋為祥子把三輪車一會兒推,一會拉,一會兒扛起,一會兒挑起,像耍雜技一般,顯然這種理解和解釋是有悖常理的,缺乏解釋的合理性。所以其解釋也缺乏普遍有效性,這種譯文也不符合文學翻譯的原則。

    (三)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與限制性,這正是翻譯與創作根本區別的地方。創作者可以隨心所欲,而譯者則須“帶著腳鐐跳舞”,受著一定的制約。原文文本雖說有著許多空白和空缺,有著不定點,但它仍是一個圖式框架,人們不可以過度詮釋,超越原文文本所給定的確定性的東西。

篇（6）

1.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學術關注度

“工具性”與“人文性”,是近十年來語文學科教學領域研究者普遍關注的核心范疇。這場關于語文學科性質的討論,肇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仍時有研究文章見諸報端。統計中國知網(CNKI)1996至2008年間以“人文性”為主題的全部文章及其中涉及“語文”主題的文章數量(見下圖),自2001起,“人文性”成為整個學術領域普遍關注的熱點,其中,語文教學研究領域對于“人文性”的關注又尤為突出。

“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爭論源于當時語文教學問題的集中爆發。語文教育大討論中涉及到的語文教學存在的問題包括考試評價、課堂教學、教材編制等方方面面,但是各個層面的問題最終都被歸咎于語文學科的性質問題。人們期望通過厘清語文學科性質來解決語文學科教學的所有難題,帶領語文教學步出“誤盡蒼生”的困境,學科性質之爭因而受到空前的學術關注。

2.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表述與實質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結果首先出現在2000年頒布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其表述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稍后在2001年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和2003年頒布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中,則進一步表述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新課標”中的表述存在諸多問題:在實踐層面,“新課標”明確指出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并不能帶給語文課堂教學以切實細致的指導,廣大一線語文教師陷入了迷茫與試誤之中。在理論層面,有研究者認為“這一表述有其歷史進步性,但與其把它看成對學科性質的一錘定音,還不如把它視為對上世紀末關于語文教育大討論的總結”①。工具性與人文性并不屬于一對范疇,“用不科學的含混的概念來為語文課程定性,以致引起種種誤解和歧義”②。

近十年來的語文學科“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60年代與80年代的“工具性”與“思想性”之爭。其實質就是歷史上的“文”與“道”之爭。“文”與“道”的說法最早是由唐代韓愈和柳宗元提出來的,“文”為形式,“道”為內容,“文”和“道”說的是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之間的關系。形式與內容是同一個對象的不同存在形態。在人們的實際使用語言的過程中,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總是如影隨形、無法割離的。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語言形式為表,思想內容為里。沒有形式的內容與沒有內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世紀之交的語文學科性質之爭,之所以用“人文性”替換“思想性”,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20世紀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獲得巨大成果的同時,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面臨環境極端惡化、生態遭到破壞、能源逐步匱乏的人類共同困境,教育界的一個重要對策是:復興人文主義教育。20世紀70年代以來,蘇聯、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提出“學校的人化”和教育的“人化”“人性化”“人道化”等主張,這種世界性的人文主義思潮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的教育界,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語文教育。然而,“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仍然是一個關于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的老問題,且歷史上已達成過“文道統一”的共識。

二、 方法論反思:“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邏輯與視角考察

1. 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邏輯謬誤

分析眾多研究者對于“語文學科性質”的研究,采取的思路大致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為概念分析,具體研究形態為對“語文”二字進行拆分解析,“語文”二字被拆解為“語言、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文章”“語言、文化”等多種情況,基于拆分的基礎再進行解釋說明,從而得出語文學科的性質;一為歷史梳理,1949年葉圣陶擔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在討論舊有的“國語”“國文”兩門課程時,提議一律更名為“語文”,葉圣陶說:“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③

考察這兩種基本思路背后的深層邏輯,研究者采取了如下的思維模式:語文學科是一個既已存在的事物,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對其進行分析研究,看其究竟是何性質,工具性?人文性?或者其他?然后根據語文學科的性質,再來確定語文教學的目標,從而帶動關于語文學科教學的一系列問題的解決。無論是從概念分析的角度還是從歷史梳理的角度進行的研究,都屬于上述思維邏輯的具體表現。

謬誤發生于思維之鏈的起端。將語文學科教學的系列問題寄希望于學科內部根本性基礎理論問題的解決,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是,首要理論問題是否是“語文學科性質”,則大可值得深究。語文學科是業已存在的客觀實體,還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為了學生的語言發展而作的主觀設置?早在語文獨立設科之初的1902年,梁啟超就撰文提出要確立正確的教育宗旨,認為“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茍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④。語文學科教學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其教育價值觀和學生發展觀,應該說,這是一個靈魂問題。學生的發展和教育的機制不是一個可以脫離社會歷史條件而存在的純“科學”問題,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及其對人的身心發展的要求的變化,人們對于語文教學有一種價值的預設,有一種預期能夠實現的目標,這是在主觀上預先建立起來的教與學的形象。價值預設決定了語文學科教學的具體形態,而不是本末倒置。這提供給我們今天的研究一種新的思維角度,在討論語文學科的性質之前,我們首要應考慮的是:在今天的現實條件下,我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樣的語文教育?這是一個關于語文教學的價值問題,而不是一個關于學科性質的事實問題。事實與價值的倒置,實然對應然的替換,是關于“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論證過程中表現出的邏輯謬誤。

2.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視角局限

所謂研究視角就是觀察、分析、解釋一個事物或一種現象的特定角度,是研究者所采用的深層次的途徑和哲學觀。任何一個視角都意味著一套從基本的范疇、命題到方法原則構成的理論的話語。研究者以“語文學科性質”為切入點來進行研究,反映的是一種從客體的角度去解釋分析的“實體思維”。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怎樣,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發展了,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的。”⑤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闡述了兩點:一是批判舊唯物主義,因為它僅從客體而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事物;二是強調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長期以來,人們對于語文學科性質的研究囿于機械唯物論及形而上學研究方法的視角,將文與道、內容與形式放在二元對立的兩極,往往強調一面而忽視和排斥另一面,遮蔽了語文學科教學中主體的實踐與活動。語文教學內在地蘊涵著教育中的價值、關系、過程和多元活動,語文教學不是一種“作為事實”的存在,而是一種“作為關系、過程和價值”的實踐樣式!

“語文教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僅有“語文”,更有學生、教師與社會生活,是一個人與語言、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多維互動過程。關注于“人文性”與“工具性”問題的研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概念轉化,即以“語文”替換了“語文教學”。我們無法以一個靜態的“語文”概念來代替一個動態的“語文教學”過程。一切的教育價值理念與課程設計,只有進入具體的教學場域,才能具有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教師與學生在特定教學情境中多樣化的學習活動,才能真實地達成。一個學科的基礎理論,必須是“基礎的”理論,換言之,基礎理論是相對于“應用理論”和“技術理論”的理論,是能解釋、說明這門學科中最為基本的范疇的理論及其體系。把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脫離語文學科教學與學生、與教師、與社會生活等多重復雜的關系來進行理解與研究,漠視了語文教學的過程屬性與過程價值。“我們過去總糾纏在人文性、感悟和工具性等概念中,這是沒有意義的。”⑥ 我們必須要從對于“語文是什么”“語文應是什么”的思考轉型為“語文教學是什么”“語文教學應是什么”的思考。前者是一種封閉的、靜止的、平面的分析研究,忽略學生主體與客體的雙向對象化運動,以及運動中的多種語言活動形態對主體的發展效應。后者則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立體的分析研究,關注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狀態。二者的研究視角、思維方式無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三、 “回到原點”: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論域轉換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歷史機遇,搭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實踐平臺。隨著學校層面的深刻變革,教學實踐中出現了許多新的、涉及語文教學領域的基礎理論問題。一個學科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要不斷對其理論體系和思維方式等問題進行批判性反思。無論是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還是外在社會變革的迫切要求,都呼喚著語文學科教學理論研究重心的轉移以及論域的轉換。

“回到‘原點’的思考是重建體系的出發點。”⑦“‘原點’,具有‘起點’和‘終點’的雙重性。作為起點,是一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起點,是具有生命力的最核心的基本要素。作為終點,是原點發展的文化積累的結果,是起點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原點’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一個范疇。抓住了原點,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⑧

“回到原點”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把握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主題、研究的起點。教育與教學,使一個人從自然的人成為社會的人,因此,教育教學,就是對人的生成、變化和發展的把握。語文學科教學只有從學生成長和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它,才能無限接近其本意,實現學生真正、真實的語言發展。活動是主體發展的基本方式,學生的語言發展是在言語活動中生成、在言語活動中表現、在言語活動中轉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語文學科教學就是科學、合理地為學生組織、設計和展開多種形態的語言教學活動的過程,學生的知識習得、能力形成與情意發展都是在言語活動中,通過言語活動而實現的。語文課堂教學應當成為語文教學研究的主戰場,回到課堂教學,探索學生通過言語活動,如何實現語言及其自身的發展,這就是回到了語文教學的“原點”。重視學生主體,抓住“活動”這一重要范疇,可以幫助我們從根本上把握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對于學科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改進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前語文教學領域的研究需要轉換研究的論域,從“活動”的角度來看待語文課堂教學中現存的問題。言語活動既是學生語言發展的基本方式,對于研究者來說,也是研究學生語言發展問題的重要概念工具。言語活動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并指向不同的發展目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作為我們的理論依據和分析思路,對言語活動的形態、機制等命題進行考察,以期使研究有進一步的突破,從而更好地指導實踐。語文學科教學研究同樣面臨研究視角的轉換,從“實體思維”轉向“關系思維”,從靜態的、單純的邏輯分析,發展到動態的、多方位、多層次的辯證分析。視角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不同的視角會使我們對語文教學產生更多嶄新的認識。

總之,“語文學科性質”研究體現的是一種靜態的“機械的認識論”的思維方式。語文學科教學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種基于“關系”“過程”與“價值”的思維方式。回到課堂教學的“學生言語活動”研究,便是主體意識、價值意識、過程意識和實踐意識在具體研究論域中的實現。我們呼吁語文學科教學領域通過研究論域的轉換,用本學科的話語方式和立場,通過對語文教學這一現象的描述與解釋而形成逐步成熟的基礎理論與話語體系。

參考文獻:

①倪文錦著《我看工具性與人文性》,《語文建設》2007年7至8期

②錢夢龍著《訓練――語文教學的基本形態》,《課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

③葉圣陶著《葉圣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華書局1989年版

⑤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李節著《語言學視野中的語文教學――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寧教授訪談》,《語文建設》2008年第9期

篇（7）

一、“功能主義”翻譯理論應用于德漢科技翻譯教學的可能

德國“功能主義”翻譯學派發端于上世紀70年代德國女學者萊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類型學的翻譯策略甄選法，經萊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學翻譯學教授弗米爾（H.J. Vermeer）的“翻譯目的論”及女學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譯行為論”發展為比較成熟的體系，又通過譯員培訓專家諾德（C. Nord）以英語撰寫的理論總結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強烈反響。顧名思義，“功能主義”翻譯學派格外重視對翻譯文本在目的語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認為這一功能的順利實現比孤立地忠實反映源文本意圖或形式更為重要。在這一流派看來，譯文雖需與源文本關聯協調，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語境中具備獨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神圣原文”的束縛。據此，“功能主義”翻譯學派將確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譯工作的首位，把與客戶（翻譯任務委托者）的溝通視為譯者工作的基礎及出發點。

“功能主義”理論因其倡導者皆有長期譯者培訓經驗而與翻譯教學結合緊密，操作性較強

。西方研究者普遍認為，該理論對文本功能及類型的劃分有過分簡化之嫌，因此在文學翻譯領域適用性有限。但是對于各類功能較為單一、文體特征顯著的應用文，“功能主義”卻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譯指導，所以尤其適合成為特定專業領域譯者培訓的理論依據。

“德漢科技翻譯”在我國應用技術類本科院校德語系中主要被定為高年級學生的限制類選修課，其授課目標通常為提升學生的技術翻譯水平，培養服務于特定行業的譯員。但這門課的其實際授課效果卻往往與預設目標相去甚遠，個中原因較為復雜。除了新編教材相對匱乏、學生語言能力及科普常識都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學模式也對“德漢科技翻譯”的授課效果制約頗多。據筆者觀察，一部分翻譯教師沿襲了始于詞句講解，終于作業評價的傳統教學法，授課形式與“高級德語”或“德語閱讀”無異，只介紹微觀的詞類、句型翻譯策略，不推廣宏觀的語篇、讀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際視角，向學生傳授的翻譯法跟企事業單位中譯者的工作嚴重脫節，不利于學生畢業后融入職場。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德漢科技翻譯教學中采取實踐性極強的“功能主義”理論，除了培養單純的語言應用能力外，也將對文本分析、文本編輯、客戶溝通等實用能力的訓練整合進授課內容。

“功能主義”理論在大學德漢科技翻譯教學中的應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兩點：一、學術界十分認可功能主義對實用文本翻譯的指導，而常見的科技文獻基本全部屬于實用文本；二、功能主義強調翻譯目的的確定性及翻譯情境的真實性，而開設“德漢科技翻譯”課程的大學基本都具有一定行業背景，因此可以為課堂練習提供大量真實且新鮮的翻譯材料，還能一并附上翻譯委托人及譯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師在課堂內模擬譯者的實際工作環境。同時也可邀請校內“雙師型”技術人員（非語言教師）從可用性、合規范性等角度點評學生作業，使譯文的評判標準包含更多的語外因素。

以下，筆者將主要從文本分析角度介紹“功能主義”理論在德漢科技翻譯教學中的具體應用。

二、“功能主義”文本分析簡介

篇（8）

［中圖分類號］H1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6－0051－02

“學術論文是指作者針對某些學術問題而寫出的具有自己見解的論文。大體可分為自然科學學術論文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兩個方面。學術論文寫作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要求作者在某一學科、專業領域要有長期的積累，占有大量的資料，熟悉本領域的研究歷史、研究現狀及研究熱點難點，在此基礎上，經過作者的考察與思考，萌生或發現研究某問題的新觀點、新思路或解決某一問題的新方法，或某一科學技術在社會實踐中的新應用等，作者將其歸納整理，形諸文字，即為學術論文。”（張治國：2003）

學術論文寫作一般是由命題、運思、立論、證明、指謬、反駁、征引、結論等環節構成。命題也就是選題，它是論文寫作的開始環節。

一、選題

要寫好論文，確定題目是關鍵。因此，我們應該花時間、精力，精雕細琢，選好題目。俗話說，“題好文一半”，選擇一個好的論文題目，為成功的論文寫作打下基石。好的題目應該是圍繞作者要解決或探索的問題，用通俗易懂、明確無誤、符合論文寫作規范的語言，正確地論述、闡明論文的主要思想和內容。選題也是學術準備工作的第一步；如果進行學術研究，首先應根據自己的學術能力和興趣愛好選定一個研究方向，可進一步細分，在一個方向確定自己感興趣的一個或若干題目。選題應該按照什么樣的標準？拙見認為主要有三個標準。第一，重要性。指選擇本學科領域舉足輕重、對該學科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題目。第二，時代性。指選題要從當前社會形勢需求出發，要體現時代精神。第三，趣味性。也就是從作者的興趣愛好出發。興趣是作者對某一問題全身心的投入和專注，它促發研究者深入思索，探尋問題，提出質疑，而“學貴有疑，大疑則大進“，很多學者都是在興趣濃厚的學術問題上先有突破。所以興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對于上述三條選題標準，應該綜合考慮，一般來說，權衡輕重，要考慮形勢特點，較重要的題目，通常也是時代精神比較鮮明的問題，如果自己對這些問題有興趣、或有所感悟，那就是好題目。以筆者自己為例，進行純翻譯理論研究，需要極強的理論思辨能力和大量閱讀翻譯理論著作，因此受自身的學術能力限制，目前肯定不行，而且也非本人興趣之所在。而從事應用翻譯理論研究不僅可以避免自身學術能力不足和對翻譯理論論著涉獵面窄等問題，而且可以結合翻譯實踐與自己的興趣達到契合點。比如：旅游翻譯，可以通過對旅游景區的英譯狀況調研，然后結合一些具有指導性的翻譯理論對其進行分析、評論。這個問題將會涉及當今翻譯界的熱點問題，如“歸化和異化”和“翻譯文本的地位或讀者的地位”等。另外，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引導，旅游業發展迅猛，成為了第三產業的核心部分，旅游景區的對外宣傳也日顯重要。因此，這一題目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性。

另外，論文題目還要處理好前與后、大與小、冷與熱、熟與生四個關系。一般認為，論題決定著科學研究方向，但實際上，卻是科研的主攻方向決定著論題的選擇。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感到先研究后定題易，先定題后研究難，沒有對某個學科領域或某個學術問題的深入鉆研，沒有在鉆研中形成較系統的論點，定題時就難免舉棋不定。論題的選擇應在對一個學術問題的認真研究之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選擇論題不可太大、大泛。攤子擺得大，難免力不勝任，而且重點不突出，寫起來也分散精力。選題應避免“朝三暮四，朝秦暮楚”，今天對這個方向某個論題感興趣，明天覺得那個方向某個論題也很有興趣，隨后換題目，改方向。通常初學者易出現這樣的問題。

此外，筆者結合自己所學專業（翻譯理論與實踐）和當前研究現狀和研究主流列出了一些可供從事研究的初學者參考的題目、方向：

1.某一時期外國作品的漢譯及影響。如：20世紀中期前外國作品的漢譯及其影響；2.翻譯中人際意義的跨文件建構；3.中國大學翻譯教學：理念與實踐；4.現有翻譯教材對比研究；5.基于大型英漢對應語科庫的翻譯研究與翻譯教學平臺；6.翻譯學體系建構研究；7.翻譯哲學研究；8.翻譯與語言學；9.翻譯與政治意識形態；10.文學作品翻譯對比研究；11.翻譯家研究；12.翻譯史研究；13.翻譯輔助工具研究；14.翻譯政策研究。

二、行文規范

學術論文寫作與一般性的寫作不一樣，它有比較獨立的結構體系、語言特征。學術論文追求立論新穎，論證嚴密，結論富有說服力。學術論文寫作規范上要求特別嚴格，文章中所引用的引文必須標明來源出處，實證研究的數據收集和實證設計必須合乎規范，對數據的分析、結果的討論應嚴謹、充分，不留漏洞，內容整體布局應有條理性等。下面是一些具體建議：

第一，認真區別直接引用與間接引用。所謂直接引用是指引用內容與原文完全一致，用引號，注明來源及具體頁碼。所謂間接引文是指作者用自己的語言總結他人觀點，解釋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號，注明來源（及頁碼范圍），表述方式一般為：“李四（2007）曾指出/認為……（轉引自張三 2006），”張三和李四均必須出現在參考文獻中。

篇（9）

實證研究是通過實驗，觀察收集數據和實施論據對理論假設證實、證偽或提出新假設的過程。正如圖里所說，實證研究方法的引進是翻譯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它為“探究那些影響、制約翻譯過程和進度、譯本和翻譯功能的諸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系提供了可能”。在實證研究中，研究者通過觀察。勘察等途徑獲得研究對象自然情景中的研究數據，然后通過歸納，統計與概括提出理論假設；或首先提出理論假設，通過實驗等方法獲得經驗數據，最后對假設進行證實或偽證。實證翻譯研究不只分析文本、描述翻譯現象，更是通過觀察、實驗等方法，概括“總結制約譯者翻譯行為的經驗變量和翻譯規范，闡釋說明這些變量間內在關系的規律性，最后建立關于翻譯現象，翻譯行為的解釋性和預測性原理和規則。

二、實證研究的分類

關于實證研究，外國學者將其分為自然性研究和實驗研究兩種。所謂自然性研究，指研究者在現實生活和自然情境中對某種現象或過程進行觀察，在此過程中研究者沒有對該現象或過程作任何干擾，只是對研究獨享顯現的特征作了記錄。姜秋霞。楊平將實證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實驗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可以使綜合的，也可以是分析的；既可以采用歸納式，又可以采用演繹式；既可以檢查已有的假設，又可以用來提出假設；既可以使用定型數據，也經常使用定量的數據。

三、2007―2016翻譯實證研究論文調查

從2007―2016年，發表在CNKI有關翻譯實證研究的論文總共為610篇，其中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翻譯實證研究的理論研究；二是翻譯實證研究的實踐研究；三是用翻譯實證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學翻譯。在這近十年間，對翻譯實證研究理論更加深入地拓展，應用翻譯實踐研究的方法指導實踐，研究不同翻譯方法，媒介，以及文學翻譯譯本，得出不同的結論，對我國翻譯理論研究的理論發展，科學性，前沿性和應用型有著深遠影響。

1.有關實證翻譯研究數量

從2007年開始，有關翻譯實證研究的論文數量開始逐年遞增，到2012年達到頂峰，為100篇。從2014―2016年，每年論文數量達到一個較為穩定的狀態。

2.有關翻譯實證研究論文的類型

（1）實證翻譯理論研究

這類研究是在三者類型中所占比最少的一種，在選取的四篇實證翻譯理論研究的論文中，包括《翻譯實證研究―理論，方法，與發展》《西方翻譯實證研究二十年》《簡述實證研究中翻譯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以及《實證研究方法體系構建》，這四篇論文都是從西方實證翻譯理論的歷史，基礎，方法論，新的發展及方向，這幾個方面展開，最后得出自己的結論。

（2）翻譯實證研究的實踐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是用實證翻譯研究的方法去檢測或指導實踐，如用此方法對北京市進出口產品商標翻譯進行研究，網絡輔助課程與翻譯教學進行研究，翻譯過程的TAPs的實證研究，對翻譯教學的實證研究等。在《公示語漢英翻譯實證研究》一文中，作者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的形式了解母語為英語的外國受眾對漢語公示語英語譯文的反應和接受程度.旨在檢驗功能翻譯理論指導公示語翻譯實踐的有效性，從而為改進公示語漢英翻譯提供可靠依據。通過對484名受訪對象的實證調查和數據統計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功能翻譯理論指導公示語翻譯實踐是可行的、有效的。文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恰當的翻譯策略和翻譯原則，同時也討論了公示語翻譯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3）翻譯實證研究方法的文學類研究

有的作者采用翻譯實證研究的方法，對《紅樓夢》的英譯版本進行描述性翻譯研究，或者對《西游記》的不同英譯版本進行描述性翻譯研究，在者例如對《傲慢與偏見中》模糊語言翻譯策略的實證研究等，這些都是學術性翻譯實證研究，多見于碩士博士論文中。

在過去20多年中，西方翻譯研究發展了實證研究模式，其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其內容至今已成為西方翻譯研究的前沿性課題。翻譯實證研究的論文主要講述述了西方翻譯實證性研究的理論依據、方法論、研究內容、研究狀態與重要意義，旨在中國翻譯理論界開展實證研究模式，建立翻譯學的科學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篇（10）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涉外事務與活動越來越多，為了有效、順利地開展各種區域性和全球性的交流，各行各業都需要更多、水平更高的口譯服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翻譯學者也開始注重口譯理論的研究。近幾年來國內的口譯活動和口譯研究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本文通過對2000―2005年發表在《中國翻譯》、《上海科技翻譯》和《中國科技翻譯》上的十八篇關于口譯研究的論文的調查，客觀地描述并分析了近幾年來中國口譯研究

的質量及存在問題，從而為以后的研究發展提供依據。

一、調查方式

“口譯研究質量”的調查從口譯研究論文的三個方面進行較為客觀、詳細的分析：理論框架與文獻綜述、研究問題、研究方法。

此次調查的對象主要是2000―2005年發表在《中國翻譯》、《上海科技翻譯》和《中國科技翻譯》上關于口譯研究的論文。登陸中國期刊網，在“檢索項”處選擇“刊名”，“檢索詞”分別輸入“中國翻譯”、“上海科技翻譯”和“中國科技翻譯”，時間范圍設定在2000―2005年并檢索。檢索完后再把“檢索項”和“檢索詞”分別改為“主題”和“口譯”，在結果中檢索，選出72篇作為研究對象。限于篇幅，本文對72篇論文進行二次抽樣，再抽取十八篇作為本文的調查對象。

我們以這三本期刊為調查對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它們是翻譯類的專業期刊，可以保證有充分的研究對象；

2.它們是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質量有保證，也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二、主要發現和討論

本文對18篇論文進行了具體分類:12篇宏觀研究類論文；3篇技巧研究類論文；3篇教學訓練類論文。對這些論文的各個部分進行詳細分析。

(一)理論框架與文獻綜述

科研論文與學位論文不同，不需要有詳盡的理論框架和文獻綜述。因此，調查發現有50%的論文都沒有系統的理論框架和詳細的文獻綜述，都只是在引言部分引述一些理論家的原話或是著作，沒有詳細闡述理論依據。對于其他學者在同領域的研究大部分也只是一筆帶過，沒有進行透徹分析。另外50%的論文則有較為詳細和系統的理論框架和文獻綜述，有的甚至將這一部分單獨列出。

討論：雖然學術論文對理論框架和文獻綜述沒有要求，但是在論文中略去這一部分就會顯得理論基礎不足。零散地引用一些理論家的觀點會讓讀者造成混亂，也使文章顯得沒有邏輯、章法，所述觀點的可信度就會降低。相反，充分的理論陳述和文獻綜述會讓論文結構一目了然，讓讀者了解文章所做研究的基礎和背景，從而使該研究的價值不言而喻，文章也更科學嚴謹。

（二）研究方法

十八篇論文都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大部分運用本國實例論證國外口譯理論或其他理論在口譯實踐和教學中的可行性，或對這些理論進行“規定性”評估與批評，沒有進行實地調查、取樣的實證研究。多數學者在口譯研究中偏愛基于個人經驗、他人經驗、二手數據、“引進”數據(或經驗)的議論分析、歸納總結和批評建議，以致研究方法重復。

討論：在近幾年國內的口譯研究中，實證調查類研究嚴重短缺，占主導地位的是經驗總結性和歸納思辨性研究。重事實、重調查、重描寫的思維范式應是現階段乃至相當長的時間里口譯研究的目標取向，這是因為：（1）在我國，源于調查的第一手數據還遠遠沒有積累到建立系統口譯理論所需要的數量；（2）基于實證研究的口譯理論對口譯教學更具現實的指導意義。（劉紹龍，王柳琪，2007：37-40）

（三）研究問題

抽樣的十八篇論文中，明確提出研究問題的只有六篇。例如李芳琴在《論口譯記憶策略》中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在整個記憶系統中，信息是怎樣貯存和提取的？信息處理的核心過程是什么？它對于譯員記憶信息時所采用的心理策略有何啟發？”并在研究過程中一一進行了解答。其余十二篇論文沒有明確提出研究問題，但讀者可從大部分文章的結論處作者對自己研究成果的總結中歸納出該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討論：就現有研究問題的文章來看，問題的相關性和內部效度都較高，起到了明確研究目的、指明研究方向的作用。但有些文章的研究問題提得不夠全面、不夠新，這也和這些文章所做的文獻綜述不夠系統有著必然聯系。沒有明確提出研究問題的論文，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就只能從文章題目和結論部分對該篇論文的研究目的和要解決的問題有一個很籠統的了解，不能讓讀者在仔細研讀論文之前就對研究的各個環節、目標、待解決問題有宏觀的把握。

三、分析與建議

鑒于我國英語口譯研究的上述現狀和問題，筆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議。

1．我國的口譯研究多停留在論證外國理論的層面上，今后的研究應該轉向自主理論創新的方面。加強多學科之間的聯系，使口譯研究突破語言學理論的框框，加強和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結合，體現跨學科的特性，使研究趨于多元化，有利于口譯理論的創新。

2．由于客觀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制約，我國的口譯研究方法較為單一，多是定性的描述，很少有定量的分析。論文邏輯性不強，論述偏于主觀。今后的研究應朝著更客觀、更科學的定量研究方向發展。一個精確的數據要比整段的論述更具有說服力。實證研究是我們的弱項，但同時也是國內口譯研究和國際接軌的必然選擇，因此我們應逐步向這個方向靠攏。

3．從和國際接軌的角度來看，國內的論文寫作受到漢語語言形式的影響，多數具有形散意合的特點，邏輯不夠清晰，通常都沒有明確的研究問題，讓讀者在閱讀時總是一頭霧水，直到看到結論部分才明白文章的研究目的。這樣的論文很少能在國際性學術刊物上被采納。而觀察國外同類文章，它們都具有邏輯清晰、注重客觀數據的特點，這正是國內論文欠缺的地方，也是以后論文寫作應當努力的方向。

4．就研究對象而言，調查發現，在近五年的抽樣文章中，多是對翻譯結果、翻譯技巧的描述性或規定性研究，而較少有對翻譯過程、翻譯心理的剖析。我們認為，把翻譯過程作為口譯研究的對象要求研究者的研究視野不應局限于譯者的翻譯素質、翻譯質量等方而。翻譯的內在過程決定翻譯的外在結果。因此，今后的口譯研究應更多地著眼于對口譯工作者的心理狀態和條件、雙語轉換的內在過程和神經心理機制的探索和研究。其次，以高水平口譯工作者和口譯學習者為研究對象的差異、對比研究也是未來口譯研究需要加強和重視的領域。（劉紹龍，王柳琪，2007：37-40）

結束語

本文對我國近五年的口譯研究質量作了初步的抽樣調查和描述分析。盡管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和相關分析可能因抽樣樣本的局限和誤差而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我國近五年口譯研究的現狀，但卻給我們提供了審視我國口譯研究質量和論文寫作的路徑和方法，并為今后的同類研究展示了可供參考的依據。我們期待著我國的口譯研究者能高度重視口譯的科學研究，并能在口譯的研究類型、研究內容、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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