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方法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科學方法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教學活動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是由教材、教師、學生三元素組成的。其中，教材是向學生傳授知識的藍本，它限定了知識的范圍，控制了教學的標高，是教學大綱的具體體現。實踐證明，脫離教材的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但教師完全照本宣科，即使學生把課本背得滾瓜爛熟，也無法適應培育人才的需要。因此，教師的重要作用是吃透教材的知識結構，合理地組編知識專題進行教學。

1.按知識的有序性調整章節順序。

2.按知識的網絡性組編知識專題。

二、根據學生的認識規律 加強思維能力的培養

思維是人們獲得理性知識的主要心理過程，是化學能力結構的核心。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化學材料，使學生在感性認識中形成感覺、知覺和觀念，進而通過理性認識形成概念、定律和學說，這些都離不開科學思維的培養和鍛煉。如何結合中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識規律，培養和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呢？

1.克服思維定勢，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

2.通過一題多變，培養學生的逆向思維能力。

篇（2）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篇（3）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篇（4）

1問題的提出

 

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論題，其輻射范圍可及于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領域。而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重要學科，法學學科也需要相應的研究范式。我們在研究中也應該看到：法學方法論的出現，自始就涉及整個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乃至從整個哲學社會科學中尋找有益的借鑒，這在當代尤其如是。

 

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支，在方法論上的相同之處。確實，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法學研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鑒。法律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也應該是社會有機體的功能之一，這樣就可以在社會學視野下研究法律的更多面向。然而，主流的法學理論研究方法常常是以規范實證研究為主導，側重對文本概念的分析，而輕視法的內在價值和社會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下以研究實證法律規范為前提的“法學方法”的缺陷。

 

2實證法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以研究實證法律規范為前提的“法學方法”(法律方法)的缺陷：從哲學意義上說，在于習慣以構成思想之內容的概念語詞為標準作為評判客觀世界的依據，而忽視了法學作為一門批判性學科所應有的以思想之本身為對象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性，亦即反思的重要性;從方法論意義上講，在于實證法學過于強調技術操作層面上的重要性，而忽視價值分析所體現的理論關懷。

 

思維依據不同層次，可以劃分為表象思維、形式思維以及思辨思維。反思即是對表象思維所指向的客觀生活世界及形式思維所指向的概念語詞世界之再思考。法學意義上的思想同樣包括兩個思想維度，如果以實證法律規范作為法學研究之構成思想，那么，實證法律規范之基本范式以及基本邏輯應該成為法學研究之批判的前提，并以此塑造法學學科的品位和價值。

 

然而，從某種程度上講，法學研究背離了這一研究范式，不注重反思性研究而注重從實證角度出發，追求形式邏輯的同一性。盡管這只是一種較低層次的思維方式，但是毋庸諱言，傳統法學理論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曾一度由分析實證法學所主導。而更為極端的是所謂的概念法學。從法理學角度講，作為法律體系的一切規則所具有的確定性之屬性，要求受法律約束的人能夠可靠地預測什么法律規則將被發現或者創制來管制他們的行為，這些規則將如何解釋和適用。這種觀念給概念法學的產生提供了成長的土壤，其基本要旨就是在于強調對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構造法律的結構體系，從而追求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精密性。例如，三段論則是自亞里士多德以降至今在對法律規范的注釋與運用中屢試不爽的演繹方式。通過對案件事實的單純的感知或經驗判斷，將案件事實涵攝于法律規范之下，得出法律適用的邏輯結果。但是，隨著法律不確定性命題以及法律現實主義的浪潮出現后，對形式邏輯的質疑也開始出現。不可否認，形式邏輯基于其實踐理性的價值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這是否能作為我們法學研究的唯一前提呢?以一例分析之。

 

在“洞穴奇案”中，依據法律規范，無疑地，該四名探險者確實殺了人，按照三段論的模式，應當作有罪判決，判處死刑。但是，在我們看到的法官的各種陳詞中，盡管結論持平，但是無論是絕大多數民眾，還是那些堅持有罪判決的法官，其內心的良知并不傾向于有罪判決。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實證法律規范的機械適用遮蔽了立法的價值取向，否定了法律與道德之間的聯系，剩下的只是一堆僵死的條文。因此，從實證法律規范的角度出發，未必能得出合理的法律結果。要實現該案正義，有必要對其進行價值分析，從而證立無罪判決的正當性。事實上，無論從緊急避險的法理論，抑或是期待可能性降低等角度，也許都可以成為證成無罪的理由。當然，舉這一案例的意義并非要證立無罪或是有罪判決，而在于通過剖析這一案例所體現的法理，揭示出法律的“社會維度”，以及價值分析對于實現個案正義的重要性，甚至是法官的主觀價值判斷有無客觀化標準等面向。

 

3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對于“法學方法”而言，除了以構成意義上的概念語詞為研究對象，更應該關注概念范疇背后的價值理念，思考法律規范本身的正當性，以及法治社會中在特定情況下如何理性地行動，并通過對思想本身的反思達至整體的自由性與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

 

總之，在社會科學研究之中，我們要認真對待價值判斷，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要認識到追求價值判斷的絕對客觀性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價值判斷的主觀恣意性，而要追求價值判斷的正當化;但追求價值判斷的正當性，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術。

 

篇（5）

[摘要]在進行具體的社會研究工作時，社會科學方法論對其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上，與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區別。在實踐的過程中，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逐漸的被拋棄。在本文中，介紹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內涵及原則，并闡述了其哲學基礎。

[

關鍵詞 ]；社會科學方法論；哲學基礎

前言

社會現象是指以社會學科作為研究對象，從主體的參與性看，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有很大的區別。社會現象具有極強的復雜性，這是由于社會對象中包含人的因素，人都具有主觀能動性，因此在研究社會對象時，研究自然的實證方法論并不能完全適用，而研究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同樣不能完全適用，因此，為了更好的研究社會對象，就需要利用將二者結合起來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內涵

在中，包含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二者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解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的重大關系問題，比如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個人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世界歷史與民族歷史之間的關系等。社會科學方法論在解決社會問題時，擁有多種多樣的方法，比如社會系統研究方法、社會主體研究方法、歸納與演繹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的方法等等。實際上，社會科學方法論屬于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體系，具有開拓性、創造性及開放性，因此該方法論在發展的過程中，會積極地吸收和借鑒人們在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有效、合理方法。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

（一）客觀性原則

人類有著長久的發展歷史，在對人類歷史進行認識和理解時，何種社會科學方法論都是基于客觀現實，因此，這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人都具有主觀能動性，這會影響到人對社會客體的把握，因此在社會中并不存在完全客觀的社會客體，然而在對社會客體進行研究和把握時，又必須具有客觀性，因此，為了使社會客體具有更好的客觀性，就必須要堅持認識論的實踐標準，同時，還要堅持歷史觀的生產力標準及價值觀的人民利益標準。

（二）主體性原則

人類在發展的過程中，會追求自身內在的真善美，而在這真善美中就包含了主體的維度，這種主體維度有利于在認識和評價社會歷史客體時，準確性更加全面。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人民群眾是偉大的創造者，在對歷史進行認識和評價時，要堅持群眾史觀，不能出現個人英雄主義傾向。

（三）整體性原則

社會是一個發展的整體，因此要堅持整體性原則，實際上，整體性原則就是系統性原則。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時，要站在系統性的角度，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使人與自然之間達到和諧統一；在研究人與社會的關系時，同樣從系統的角度出發，使人民群眾都能具有集體主義精神；在研究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時，通過系統性的研究，在顧全大局的基礎上，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

（四）具體性原則

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且在運用這種方法分析問題時，還要根據實際的時間、地點及條件調整具體的分析方法，正確的認識社會。

（五）發展性原則

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當中，因此在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時，也要運用發展變化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并正確的分析問題，對于靜止孤立看問題的的方法要堅決予以拋棄。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

（一）本體論

所謂本位論，是指研究“存在”的本質問題，也就是在我們之外，是否有一個獨立的、“真實”存在的外部世界。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對于存在的性質和特征問題，是本位論涉及的主要問題，由此形成了兩大對立派別，分別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二者之間一直爭論不休。唯物主義強調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和客觀存在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唯心主義則強調外部世界是一種主觀表象，是不在人們思想之外獨立存在的。在確定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取向時，由本位論決定。

（二）認識論

對于現實世界，人們是否能夠認識、人們該以何種方式去認識，這個問題就是認識論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認識論是一種理論。在認識論中，有兩個比較核心的問題：一是人們是否能夠認識現實世界，二是人們是否可以利用直接觀察來認識現實世界。對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答案，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并引起了爭論。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學者將兩種立場放置在一起研究，從而有效地對客觀及主觀的不同成分達到了兼顧。

（三）本體論與認識論之間的關系

二者之間的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在于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而聯系是指二者之間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一般來說，本位論起決定性的作用，而認識論則是被決定。

結論

綜上所述，在研究社會科學問題時，社會科學方法論可以確定合理的研究方法，并且對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具有五大基本原則，分別為客觀性原則、主體性原則、整體性原則、具體性原則及發展性原則。本位論及認識論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了哲學基礎，使得該方法論體系構建的更為完善，并能夠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使研究結果變得更為科學、合理。

參考文獻

篇（6）

首先是稱為“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形態。以霍布斯和笛卡爾為首的物理代表，構造了相應的自然主義社會形態。自然主義是指社會科學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語言，用自然實體、自然因素和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大約自16、17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一直左右著人類全部的思想主義，自然主義成為近代社會科學的主要潮流。

其次，從18世紀開始，產生了對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批判，以意大利思想家維柯、英國哲學家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為代表的想象科學、主觀主義、懷疑主義。維柯認為笛卡爾的知識論單純的指向了數學和物理學，忽視了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在批判的同時，確定自己的方法論原則。維柯認為，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只是我們認知者本人所創造或制造出來的東西，歷史是人創造的，所以我們可以認識歷史，而大自然不是我們創造的，因此我們人類的理性是不能獲得對于物質實在的清楚認識，而歷史學的方法是想象，通過想象，研究歷史和文化事件，也能給人以象笛卡爾給數學和物理一樣確鑿有效的知識。因此他以想象科學來批判自然主義。同時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主觀主義也是對近代自然科學尤其是心里學的一種總結。

二、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簡單介紹

韋伯對當代社會科學和社會思想做出的巨大貢獻主要是其方法論學說。他的方法論主要集中要解決四個問題：一是社會學家如何去認識社會：即用“理解”的方法；二是社會學家應采取何種態度，即“價值關聯”和“價值中立”的原則；三是社會科學應采用何種普遍適用的方法，即“理想類型”；四是研究社會的主要著眼點是什么，即“社會行動”。

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和“客觀性”》一文中，韋伯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的要素，即價值和意義。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研究的對象也是實在，而實在之所以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成為文化科學的對象，并非因為它原來就如此，而是因為它在與研究者的價值關聯中變得重要了，它便對我們有了意義。實在本身絕非當然的文化現象。韋伯強調指出：“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不是指我們認為某種或任何一種一般的文化有價值，而是指我們是文化的人類，秉具有意識地對世界采取一種態度和賦予它意義的能力和意志”。而因價值關聯有意義的文化事件總是個別的現象，這不僅指它是一次性發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而且還意謂它始終與特定的價值觀念相關聯而產生特殊的意義。這種雙重的個別性決定了如下一點：人們無法用自然科學的認識方法即建立精確地自然規律的方法來達到文化科學的認識目的。

綜上可以看出，韋伯的方法論對當代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但韋伯德爾方法論在有重要意義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它充斥著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矛盾，但卻又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學說，雖因本身的矛盾性，受到后來各個社會學家的質疑，但韋伯所創立的方法論學說對后世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篇（7）

問題的提出：

“準確性”是“科學性”的前提

《中國民商》：目前國內分別有三個研究團隊嘗試編制了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但三份報告給出的結果差別很大。這是為什么？我們應該如何解析和運用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成果？

趙宏瑞：我國央行研究局團隊、社科院金融所團隊、中國銀行團隊所編制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都有其科學性和假設性。其科學性在于，都是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建議的、企業會計準則項下“資產負債表”的會計學術范式（PARADIGM）來編制的；其假設性在于，在資源入賬、交易定價、資產評估等方面，都有其各自的“制度性假設”，也就是說，各自計算制度“紅利”或制度“虧損”的時候，都有各不相同的主觀性前提――我在這里要說的是“家底”計算的準確性問題。因為抓住了準確性，才是追求科學性的客觀前提。

國際通行的“資產負債表”會計構成范式，都必然地包含三大部分――資產、負債、權益；在資產部分，都必然地包含著“存款”和“現金”，我稱之為“純貨幣”資產。“純貨幣”是最容易搞清楚的資產，所以，應當是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起點。

入手之處：“最準確”的“純貨幣”

《中國民商》：中國的“純貨幣”，不就是人民幣的M2、包含了存款和流通中現金？這里存在搞不清楚的問題嗎？

趙宏瑞：現金，是指你我錢包中的紙幣和硬幣；存款，是指任何中國境內銀行中人民幣賬戶中的金額；存款和現金，共同構成了“純貨幣”這是沒錯的，這是需要中國銀行體系每時每刻都對賬得出的數據，所以“純貨幣”的準確性應當很高――但現實中M2反映純“純貨幣”的準確性時存在四大問題：一是假幣問題；二是約4萬億元銀行股本是否計入了“存款”、計入了M2的問題；三是如何看待國有外匯問題；四是所有“純貨幣”的歷史數據能否得到實證檢驗的真實性問題――解決好這四個問題，就能做到“純貨幣”部分的絕對準確性。當然，忽略這四個問題，最多只是喪失了“純貨幣”資產中大約3%的準確性。

《中國民商》：有可能計算不夠準確的3%“純貨幣”，失準之處在哪里？

趙宏瑞：這3%“純貨幣”的“失準”問題在哪里呢？第一，中國貨幣體系中的現金占比不大，為5%-6%，美元為7%、歐元為9%，中國的假幣問題和流通中現金的漏損問題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第二，我國還有約4萬億元的銀行股本歷史注資（4萬億元是目前累計增值后的大致數據），是沒有計入“存款賬戶”、沒有計入中國M2的，它是直接地計入了各大商業銀行自己的資本金科目、而從未計入過存款科目，這在中國當前大約130萬億元的貨幣總量中，就是占了3%的失準之處；第三，中國的國有外匯約4萬億美元也沒有計入M2；它是非人民幣的政府資產，如果計入了“純貨幣”，當然，它也會對等于權益中的國有外匯部分，所以它也不太影響國家資產負債表各大部分的比例關系，特別是人民幣計價資產之間的比例關系；第四，在“純貨幣”歷史數據的連續實證方面，中國央行歸集了1999年以來中國M2的數據，世界銀行估算了1982年以來中國M2的數據，我的《中國貨幣總量論》實證了1950年以來中國包含了M2的“純貨幣”數據。

我想強調的是：“純貨幣”數據，是所有經濟指標之中，唯一真實和唯一準確的宏觀數據，其準確性要高于GDP、CPI、PPI這些數據，這是因為每家銀行都在實時對賬，也是因為存款和現金總量之中如果少了任何1元錢的話，相應的持幣人或存款人都會立即發現、維權、追訴。因而，“最準確”的“純貨幣”，是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的入手之處，這也與各時期的國家貨幣政策高度相關。

中國當前的“負債端”

《中國民商》：人們普遍關注政府能夠承受多大程度的債務壓力？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的厘清問題，這部分有多大的準確性？

趙宏瑞：國家資產負債表，定位在中國經濟整體性的資產負債分析，包括全部的國有資產和非國有資產，包括全部的政府性負債和非政府性負債，即全部的負債當然要包含國債、地方債、企業債和一切貸款、應付賬款等全景式的負債，這在國家資產負債表中，都體現為“負債端”。

篇（8）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6-04-22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

1.主要內容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形成的，融合了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兩個相互對立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社會系統研究方法、社會矛盾分析方法、社會過程研究方法、社會主體研究方法和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等。

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一個創造性的開放體系，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風格，它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在社會認識和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及成果。

2.基本原則

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基本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客觀性原則。該原則要求我們始終堅持認識論的實踐標準、歷史觀的生產力標準和價值觀的人民主義標準。第二，主體性原則。該原則強調從主體的角度觀察社會，堅持群眾史觀，反對英雄史觀。第三，系統性原則。該原則注重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反對將局部與整體割裂開來看問題。第四，具體性原則。該原則表現為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第五，發展性原則。該原則要求我們用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去觀察和分析問題。

二、法學研究介紹

在我們的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從擺脫原始生活，開始用雙手去進行創造性的勞動，用人類特有的靈性去思考以后，我們人類在不斷改造客觀世界、創造輝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探索人類的主觀世界，逐漸形成了哲學思想、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等一系列維系道德人心、維持一定社會秩序的精神規范，更創造了博大精深、義理精微的法律制度。應該說，在人類所創造的諸種精神文明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種極為奇特的社會現象，它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類在認識自身、調節社會、謀求發展的各個重要進程中的思想和行動。

法律是現實社會的調節器，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是通過國家強制力來確認人的不同社會地位的有利杠桿，它來源于現實生活，且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的要求。同時，法律以一種最明確的方式，規范當時的社會成員的言論或者行動，因而清楚地反映了人類在各個歷史階段中對于不同的人作出的種種具體要求和限制。

因此，從法律制度的變遷中，同樣可以看到人類自身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歷史軌跡。可以說，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從人類產生以來特別是在近代以來，在的指導下不斷發展完善。

而法學專業主要培養具有法學理論基礎知識和掌握法律業務技術，能夠運用法學一般方法分析法律活動、處理法律業務，有一定綜合判斷和創新能力，能夠在法院、檢察院、公安部門、公司企業法律部門、律師事務所等部門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在培養人才過程中的“學術”二字是指系統的、專門的學問。學術研究則是借助已有的理論、知識、經驗對科學問題的假設、分析、探討和推出結論，其結果應該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觀規律的，是對未知科學問題的某種程度的揭示。

法學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法學學術研究過程一般包括選題立項、資料搜集、數據的加工處理、結果分析和總結規律等步驟。

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在法學研究中的具體價值及應用

1.以的基本觀點即矛盾分析方法為基本指導

哲學唯物辯證法科學地界定了矛盾的概念。在研究中，我們要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觀性，敢于承認矛盾，承認事物的對立統一關系，這是正確對待問題的前提，是我們進行一切研究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其內在矛盾也是多方面的，且具有不同的性質。有的具有階級性，有的則不具有階級性；有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有的則屬于敵我矛盾，而且它們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所以，既承認矛盾分析法，又正確地運用它，才能使我們從社會生活復雜多樣的現象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來，才能保證法學研究的真正科學性。

法學研究的任務就是從調查得到的大量的、表面的、現象的事實材料中，逐步分析出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但是事物的現象和本質常常是不一致而又有其內在聯系的，如果現象材料把握得不準確，就必然影響對事物本質的揭示。在分析研究階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每個事物的具體矛盾又各不相同，我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癥下藥”“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語，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就是要具體分析事物的特點，并根據事物的特點去做事。

如果違背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方法，滿足于形式主義的“一刀切”“一風吹”，結果矛盾不僅不能得到解決，而且會更加復雜，更加難以研究清楚社會科學問題。

比如在實際研究中，中國法制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法制的特點不同，二者在法治道路、歷史淵源、時代背景和制度設計上存在很大差別，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系。

這給了我們一個什么樣的啟示呢？就是要我們在分析具體案件時，要盡可能從多種法系的視角，從各個角度來剖析一個問題，同時結合不同的社會環境。既不能反從西方的視角來一味解讀社會主義法制制度，也不能試圖用社會主義法制制度去解決西方特有的法律問題。只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確保結果準確性，提高結論說服力。

2.存在決定意識

人的認識無論表現形式多么抽象和復雜，歸根到底來自并反映客觀對象。法學研究所得到的各種結論，包括數據、圖表、研究報告等，并非是從事法學研究的人們頭腦中本身固有的，而是對客觀存在的社會法律問題經過抽象、提煉之后升華而出。因此，法學研究必須從社會經濟的客觀實際出發，所搜集的資料必須真實、準確，堅決杜絕各種形式的弄虛作假。

此外，為了方便研究而做的簡化與假設也必須合乎實際。否則，法學研究結論不但不能發揮其認識功能的作用，還將導致錯誤的認識結果，貽誤各項工作。我們應看到法學研究不是被動、消極的，它是立足于社會法律實踐活動需要基礎上且是能動的、積極的、創造性的認識活動。它會通過指導實踐，反作用于客觀存在，改造客觀世界。

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縱觀整個法學的發展史，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理論、新的模型層出不窮，甚至有時候人們還來不及對一個理論做出系統的評價與研究，另外一個更新的理論就又被推出了。但是只要對法學這個領域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發現，法學中被運用得最多的理論絕大多數都是較為陳舊的理論研究成果。

為什么會這樣呢？道理很簡單，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經典的理論經受住了實踐的反復檢驗，如大浪淘沙般慢慢沉淀了下來，成為天空中最璀璨的恒星。而絕大多數理論就如同彗星般一掃而過，隨之便湮滅在歷史的夜空中。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剩下的這些理論便是永恒不變的真理了呢？當然不是。且不說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主要是依附于社會的發展，誠如物理學這類發展已經很成熟的自然科學中也沒有可以被稱為永恒真理的東西。所以，凡是被實踐所檢驗過的理論仍然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也就是說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

4.看待事物要用運動發展的觀點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運動是事物固有的根本屬性，任何物質的具體形態都有自己特定的運動形式，都處于變化之中，人們對任何客觀事物的認識，都必須經過由感性到理性，由實踐、認識到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復。法學研究的各個階段，都體現了這種觀點。

5.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方法相結合

分析和綜合相結合，是思維加工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是人們從感性認識過渡到理性認識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恩格斯指出：“思維既把相互聯系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同時也把意識的對象分解為它們的要素。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

按照唯物辯證法，具體事物總是多樣性的統一，它既可以分解為各個部分和各個要素；但又是相互聯系的，必須把其各個部分和各個要素綜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察。分析工作就是通過對比從事物的錯綜復雜現象中，把它的各個部分、各個要素分解開來，并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質的東西舍棄掉，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質的東西，得出一些反映對象各個部分、各個側面相互區別的特點、特征和單純的聯系。

綜合工作就是把其各個部分、各個要素聯系起來探求其間復雜的、深一層的關系，把對象作為一個整體在思維中全面地、具體地再現出來，形成一個完整概念和邏輯系統。綜合必須以分析為基礎，但分析又總是以此前所作綜合的結果為指導，其目的又是為了下一步的綜合。分析到了一定程度，思維的行程就要倒轉過來，轉化為綜合。綜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開始更深一步的分析，這是一個分析和綜合發展辯證的過程。

四、結語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一門系統性科學，它滲透于生活、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各個方法論都貫穿于我們學術研究過程中的各個步驟。本文僅從實踐觀、矛盾法對法學學術研究整個過程的影響談了談自己粗淺的認識和感受。

限于筆者自身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理解淺陋以及法學知識的匱乏，所以筆者的認識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唯有通過不斷地實踐研究，才能更好地發揮社會科學方法論在法學學術研究中的價值。

參考文獻：

[1]李 可，程 旭.對傳統法學方法論的反思[J].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23（6）：25-29.

[2]韋 誠.關于科學方法論的界說及其歷史考察[J].科學技術哲學研究，1997（3）：8-11.

篇（9）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經濟學是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方法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對這三種方法進行分析。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方法

馬克思將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經濟學中，對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經濟問題。在現實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中存在很多矛盾，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而產生的，如勞動創造的價值和支付的工資之間的矛盾、產品價值與售價之間產生的矛盾、無產與資產階級兩種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標志就是看它們是否承認這些真實存在的矛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雖然已經統一了各種社會經濟關系，但是這些社會經濟關系中還存在對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這對立的一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對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時，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否定它們相對對立的性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立現象普遍存在。但是這里所說的對立并不是說各種經濟關系外在對立，要想闡述各經濟關系對立的本質涵義，必須從各種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中把握它們的相互否定的對立性質。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類經濟關系是存在對立的，并且他以此構建了屬于他的理論體系。但是最終他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它對各種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進行研究主要是從形式邏輯的思維出發，它認為這些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沒有相互聯系、沒有相互轉化的關系。例如李嘉圖認可的勞動價值理論，但是該理論不能解決勞動力得不到同等價值的問題，工人勞動所得的工資與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成對立關系，而不能相互轉化分析這種對立。其實李嘉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工人工資是作為資本的投入創造了價值，那么工人創造的價值中所包含的剩余價值滲入到了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從而導致其理論最終以失敗告終。

（2）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中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就是仍然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下，把握資本主義諸多經濟關系中的統一，這樣才能表示認識經濟現象。但是，必須在它們內部的對立面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這是真正把握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統一的經濟關系內部存在，使得社會中經濟關系的統一非常必要，這也指明了各種經濟關系統一的方向。

（3）社會經濟關系范疇對立統一的基礎是堅持用人的實踐。由人類實踐所不斷生成的對立統一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對立統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對立統一。因此，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沒有永恒的經濟范疇，都是將人類的社會實踐作為基礎，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變化而變化。而且，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是不斷變化的，其一直是以獨立統一著稱，其是一個不斷更新過程，消滅-產生-消滅……，這個過程同時也是由人類不斷開展社會實踐而實現的。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不斷開展，人類對實踐中的經濟認識也越來越高，消滅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建立新的經濟關系范疇，或者擴展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分析方法

篇（10）

文章編號：1004-7026（2017）19-0020-01中國圖書分類號：D035文獻標志碼：A

1宏觀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分析

對于宏觀經濟學而言，想要擺脫經濟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應基于自身框架，充分將金融學體系有規律的納入到其中，這是危機過后經濟學首要解決的問題。但根據目前的體系理論發展形勢看，雖然宏觀經濟金融模型架構的程度較為樂觀，但依舊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內在缺陷。一是大多數的研究都將銀行機構的建模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卻忽視了金融市場與銀行機構之間的聯絡關系，影響了模型的實際解釋。二是某些重要的金融變量在模型中的部門之間沒有較為明確的傳送制度及有效方式，因而無法依托于模型的評估機制上，做出全面客觀性的分析。三是大部分模型依舊被看做成單純性的線性關系，使許多突發事件對經濟以及金融系統所帶來的潛在性的危機得到科學合理的有效評估。四是家庭與企業各部門之間的財產債務信息統計表均未納入到當前的模型中，但從實際情況分析，家庭與企業的財產債務統計表不均衡，甚至經常與金融部門較大杠桿性相適應，這表明納入家庭與企業部門的財產債務，能夠有利于對宏觀經濟發展動態信息的理解。五是財務部門的工作行為及穩定性能經常不屬于當前模型范疇中，但歐洲債務危機卻明確的表示出，財務部門的穩定性會根據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加大政府債務風險，進而對金融體系以及實體經濟體帶來較為嚴重的不良影響。對此，強加國家資產債務統計表的分析，能夠更加精確的表示公共機構的失衡情況以及其有體系的風險。最后，針對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間具有不確定性的動態聯動機制，宏觀經濟制度在面對失衡的分析不應只是單純的結合金融的穩定性，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掌握金融系統的內部發生扭曲會最終造成整個系統以外的全部失衡，以及對宏觀經濟帶來的巨大影響的原因。

2宏觀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構建

2.1完善金融學理論體系

金融學的理論要取得突破性的革命進展。在西方國家傳統的體系類別劃分下，金融學通常是將經濟體資產所定價格與企業金融作為代表，這是較為常見的微觀經濟學典型，而含有貨幣、信貸等方面的信息則會被分到宏觀經濟學研究范疇，一般情況下僅僅是在形式上體現出作用卻不對實質性的事物造成影響。但在現實情況下，含有貨幣、信貸以及利率等所有這些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金融變化要素，卻是極其重要的，不僅有著顯著的區別于其他經濟變化要素的運行軌跡，同時還會對實際經濟體造成不容小覷的重要影響。

2.2提高對金融規律認知

宏觀經濟學應全面提高自身對于金融學規律的認知，必須要將其上升到全新的層面。雖然在建立完善的金融學基礎理論體系中，會遇到金融要素與經濟實體之間的聯系方面的問題，但宏觀經濟學想要真正完成全新的構建，就應在其基礎上不斷向前邁進，在更高的角度上去構建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相互統一的基礎性理論框架。針對宏觀經濟學以往發展過程中所堆積下來的諸多短板問題，首要任務就是應重新構建其金融支柱。主要指的是系統性將金融體系視為單獨存在的完整個體，進而基于內生性的角度，對框架中的核心構成部分展開研究，而不是單純性的只分析貨幣與信貸。并基于此，對宏觀經濟學的整個框架分析并依據結構對其重新構建。基于相對較高的角度上去建構一個有著內生性邏輯，又含有金融、實體經濟以及政策間彼此作用的綜合性理論框架。框架既要有依托于家庭、企業、金融部門以及政府相關行為方式的微觀基本性要素，也要充分結合微觀基礎到宏觀展現的傳輸機制與有效途徑，從而產生較為完整的宏微觀連接明確的統一性研究框架。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