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匯總十篇

時間:2023-02-07 10:20:25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自由市場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自由市場

篇(1)

如果你走進交易所,認識個把交易員,會發現從業20年以上或者接近20年的期貨從業者,特別是職業交易員占有很大比重,問及原因,你會得到十分相似的回答:鐘愛期貨。利奧?梅拉梅德(Leo Melamed)是現代金融期貨的創始人,CME前任主席,現任名譽主席的他就是一位地道的“期貨鐘愛族”。與他相約在芝加哥鑫僑公司,聽他對期貨娓娓道來。

出生在波蘭猶太家庭的利奧?梅拉梅德在二戰戰火中隨父母輾轉歐洲大陸,最后移居美國。早年的生活經歷和家庭背景讓他從幼年起就受到多種語言和文化的滋養,至今他仍然可以用意第緒語、德語、波蘭語、希伯萊語、英語等自由交流,多元的文化背景賦予了他與生俱來的世界眼光。或許這就是35年前金融期貨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在短短數年中就遍及世界的原因之一。“期貨帶給經濟以自由”――這是利奧?梅拉梅德在他蜚聲世界的《逃向期貨》(Escape to the Futures)一書中,以他一生的傳奇經歷傳遞給世界的訊息。

《首席財務官》:有數據顯示:在國際成熟的資本市場中,90%的期貨交易參與者是機構投資者,而在中國恰恰相反,90%的參與者是散戶。這個比例反差巨大,您認為中國的這種情況對期貨市場的風險有影響嗎?

利奧?梅拉梅德: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國際成熟期貨市場中通常60%的投資者是生產者、企業、金融機構、農場主等直接和原料、貨物打交道的部門和個人,他們進行期貨交易的目的是套期保值;另外40%期貨市場參與者通常是投機者,他們通過判斷市場的價格方向而從交易中獲取利益,并不直接和商品產生相關。這兩種交易類型的關系是套保者將其價格風險轉移給眾多投機者,而投機者通過市場判斷和交易給整個期貨市場帶來更大流動性,價格風險在這樣高效率的市場中逐層化解,從而由市場自身承擔并化解價格風險給參與者帶來的損失。

他認為中國期貨市場歷史較短,但發展速度快,雖然90%的期貨參與者是散戶――投機者,但隨著期貨市場改革的推進以及對企業期貨知識普及進程的加快,相信這個局面會產生變化。一個健康的市場應該有足夠比重的套利者,如果投機者比重過大,市場風險也隨之加大,因此這個比例值得關注。

《首席財務官》:期貨交易吸引企業的地方在哪里?在期貨交易中CFO的作用是什么?

利奧?梅拉梅德: 對于成熟金融市場來說,期貨交易對于企業是有效的風險控制工具,根據不同企業背景、需求以及投資規模,其期貨投資形式也會有所差別,具體反映在投資組合的設計中以及產品的選擇上。例如食品企業會選擇商品期貨,能源企業選擇能源期貨等。在現代期貨交易所的交易規則中,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他們獲得的信息、市場價格,以及下單等交易程序都是同等的。換句話說“期貨交易,人人平等”。

企業CFO不會直接操作具體的期貨交易,大多數企業會通過交易所會員公司等開設管理賬戶,由專業期貨交易員為其設計投資組合和進行具體交易。 CFO會在選擇期貨公司、決定投資組合、評估企業自身風險和選擇交易產品中起到關鍵作用,決定企業如何在期貨產品和市場中進行“消費”。期貨、股票和證券類投資并非完全獨立的,也沒有明確的比例,不同企業會根據投資組合的需要具體設計。

《首席財務官》:我注意到您在《逃向期貨》一書中,充分表達了對“自由市場之美”的崇敬和珍視。您認為什么才是交易者理想的期貨交易市場呢?你如何看待未來中國期貨市場的發展?

利奧?梅拉梅德:我認為,成功的期貨市場應該具備以下三個特點:

1.期貨法規和規定應該本著對所有市場參與者負責的宗旨制定,對所有市場參與者平等。

2.市場流動性大,效率高。價格因素不受制于少數機構,而是由市場決定。直觀上看,價格走勢是不斷變化的,而非同一個方向。

3. 透明的市場。在透明的市場中,期貨產品的發展應該相對成熟和穩定。這樣的市場給世界、投資者帶來的是公平交易、透明價格。

在和中國政府及金融機構多年的合作中,以及目前參與的對中國股指期貨的建議和合作研究等項目中,我看到的是高效率、高層次的期貨人才隊伍和對中國經濟穩定的高度負責的政府。我相信中國經濟,特別是期貨市場會逐漸健康地融入世界期貨體系中。

《首席財務官》:中國在未來會成為某種交易產品的“全球定價中心”嗎?

利奧?梅拉梅德:我不認為“全球定價中心”這個說法十分準確。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期貨合約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特別是由市場買價和賣價、交易量等因素決定的,而不是某一個個人和某一個交易所所能決定的。

同樣,在中國市場和企業的需求應該是決定期貨產品的主要因素。期貨產品不應該脫離市場和交易需求而獨立存在。我相信中國期貨市場將來也會成為世界期貨市場的中心之一。

《首席財務官》:全球交易所正在走向一個全面整合。但是我們看到中國市場上除了三個中心交易所外,還有不少“編外機構”也在發揮期貨交易所的作用,您對此怎么看?

篇(2)

有著勞動力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們自然也不例外。他們離開了學府之門,以商品的身份投入了自由市場,看貨色,講行情,討價還價,“自由”得連我們的一些先生們也想如法泡制。

美國的學生畢業后會干些什么?又如何“自由”地選擇他們的職業呢?

當然,按著“美國式生活”的理論,這些中學生們的前途是“遠大”的,因為任何人的前途都是“遠大”的。根據法律,誰都可以作總統。根據自由競爭所提供的偉大的“可能性”,誰都有“可能”作個卡尼基第二,莫根第二,福特第二,后起之秀的新“大王”,別樹一幟的億萬富翁。

事實當然不會是這樣如意。億萬家當的豪富一共也才有幾個,代代相傳,互通姻好,形成了世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貴族。自由競爭是競爭不來的。他們自己也很少相信這個可能性。中學生也好,大學生也好,他們投入了畢業生的自由市場后,他們的學位就是他們的商標,他們要自己作售貨員,待價而沽。

他們有“自由”選擇他們的職業,至少選擇職業的方式是自由的。譬如說,他們可以就在學校里等候雇主來找他們,不過像這樣的“禮賢下士”的情況畢竟是占極少數的。他們可以主動地向雇主寫信申請,這樣的門路也不是很多。再有就是看雇主們在找上登的“征人廣告 ”——如果愿意花錢,自己也不妨登廣告——和找職業介紹所了。

找職業的門路不外這些,問題是他們并不是什么可居的奇貨,能供他們挑選的機會也實在沒有多少。作為一個賣主去找買主實在也不是容易的。貨色越擱越陳,人越餓越瘦,一般說碰到什么是什么,有什么等頭呢?有工作有薪水已經不錯了。

再說,畢業生的市場上有旺季有淡季,1949年我所在的學校冶金系只有兩個畢業生,他們畢業前后寫了不少申請就業的信給大大小小的公司,他們所得到的回答只是“對不起……以后有機會我們當再通知你”。他們閑居了一年,等到1950年侵朝戰爭發生后,美國“繁榮’了起來,他們從前發出的信才得到肯定的答復。

就是幸運地已經找到職業了,每星期拿到薪水,但是淡季一來, 他們朝不保夕,說不定哪一天就被停雇。1954年我在一個設計公司工作,那里全是些大中學校的畢業生們。公司有四個設計室,頂盛的時代達到一百多人,不景氣的時候只剩下不到十個人。每到星期五,一個個人都把三角板,繪圖筆包了起來等待“斧子”(注:我們把老板叫做“斧子”。)來到,看先砍誰。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告訴我:“我有一家子人,不像你單身漢那樣。”另一個四十多歲的設計員告訴我他在兩年半內換了二十個工作。這個“設計公司”有人叫它作“旅館”,一個個新的面孔來到,還沒有搞清楚他們誰是誰,就已經不見了,過了些天又是新的一批。這里充分體現著自由市場的無拘無束,老板只要說一聲,第二天你就不必再來了。你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蕩,你可以自由地到別的公司去碰釘子。

這里是生活線上的爭扎,是尖銳的人的勞動力的自由競爭。這里沒有客氣,大家不必誰讓,每個人想盡辦法抓住飯碗,對別人最多只是表示一下無可奈何的同情和惋惜。

一年年的畢業生們,再加上市場上已經過剩的勞動力,他們排排成長是的隊伍,在各個城市里,在人們遺忘了的角落里。他們早上六點鐘起來跑到報館門前等著剛剛出版的報紙,充滿著希望在一個個仔細地讀著報上的“征人廣告”,但是當他們趕快按著地址跑去接洽時,就往往會被告訴說:“位置已經補缺了,”……

他們擁擠在一個個職案介紹所里,這些介紹所處在高聳的大樓里,陳設得都很高貴,他們拿著長長的表格和說明,一項項地填寫。條件是苛該的,介紹所要索取很高的代價,不是自白給介紹職業的,工作找到后,要按月從被介紹者的工資中抽取可觀的“手續費”和“利潤”;但是他們填寫了,往往如石沉大海不見影子。就是真的找到了,沒有多久他們也許又被解雇了。然而介紹所的手續費也許還沒有扣清呢。

我們不要忘掉在成千上萬的大中畢業生中還有著不同的膚色呢。不論是南方或北方,黑人是最后被雇用的,最先被解雇的。提到膚色,我們不妨引用一只歌子:

“請你聽我唱著一支歌,我的兄弟,

你會知道這支歌是真的。

要是你的皮膚是黑的,

為著生活,你去找工作去,

他們會這樣告訴你:

白皮膚的,我們會用你 ,

褐皮膚的,等在這里,

黑皮膚的,滾出去,滾出去!

篇(3)

囚徒困境模型是說,在兩個嫌疑犯被分別審問時,若兩方均否認犯罪,則都無罪釋放,若兩方均認罪,則均分量刑,而若其中一方認罪而另一方拒絕承認,則認罪方 或得較輕量刑,拒認方或者極重量刑。這種情況下每個嫌疑犯計算自己的收益時,會發現供認比拒絕供認更劃算,但事實上如果需要團體收益最高,則需要拒絕認 罪。從這個模型中可以得出有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團體利益最大化下的個人最佳收益是有矛盾的。典型事實例證有軍備競賽,關稅戰,價格戰等。

  先回頭來看一下囚徒困境,不難看出嫌犯個人利益和團體利益不統一的根源在于信息封閉和缺乏信任,而且后者是關鍵。可見社會中信任度低會大大增加交易和發展成本。那么要破除囚徒困境,就必須從缺乏信任導致的不合作入手。曾幾何時,我從這個模型簡單得出了市場經濟中 政府干預是必要的這一結論,因為在這個模型中如果兩人同屬于一個幫會,那么幫會老大可以迫使雙方作出團體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但后來發現,用自由市場的角度 來看一樣能解決,而且可能更有效。市場經濟中法律起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個基本行為約束,可以迫使兩方作出選擇,因而完全可以通過法律手段約束雙 方行為,而不必要每次由政府干預。另一方面,充分的自由市場里會形成一套信用系統,這是自由市場為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行為,那么如果有一方違背共同利益最 大化的原則,則會招致其他人的不信任與排擠,因此大大增加了自私的成本。譬如價格戰,同行之間可以通過成立協會來控制價格,從而共同獲利,若是其中有一家 違背協議,則很難在此領域立足。商業行為通過立法與市場系統約束,而政府之間因沒有更高級別且擁有主權的行政機構,主要只能依靠建立系統,互相約束,譬如 若某國違背協議提高關稅,則協議其他多方可對其采取經濟制裁等手段,提高其毀約成本。

  近期閱讀關于自由市場的書籍,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調節方方面面,就像大自然的平衡,究人力畢竟不及,不能過分地妄加干預啊。

篇(4)

大廈公契(簡稱“公契”)之條款對多層大廈或多單位樓房內的各個業主均有約束力。當發展商與首位業主簽訂后,其后的業主亦受該公契約束,公契列明有關大廈的管及居住/使用規則,一份詳盡的公契可包含以下條款:

住宅單位不可用作商業活動;

界定大廈的公用地方;

單位業主須遵守的規則(例如不可飼養貓狗);

如何聘用大廈管理人(或管理公司):

如何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如何為大廈保養或維修的問題作出決議:

由誰及如何決定管理費的金額。

不論如何草擬一份公契,其條款不可與《建筑物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334章)的條文相違背。在公契、《建筑物管理條例》及相關法例的基礎上,物業管理公司跟業主(通常由業主組成的業主立案法團代行)商討及簽訂物業管理協議。根據該協議,物業管理公司向業主收取樓宇管理費及其他費用(如維修費)并會為物業保留一筆物業管理基金。隨著住客對管理質素要求不斷提高,以及物業的基本設施趨向多元化,管理服務已不僅限于清潔、保安、維修等基本要求,部分較具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甚至為住客提供康樂、飲食、交通等高質素服務。

物業管理公司酬金是按預算開支乘以某個百分比而訂。至于管理收入預算,主要分三方面:

1、管理費收入:

2、利息收入,例如管理費按金或儲備基金存于銀行所賺取的利息;

3、其他收入,如住戶會所設施的服務收費。

雖然管理服務收費水平沒有公認標準,但業主仍可依據參考指標,評估管理費合理與否:目前,不設泳池或會所等設施的中型屋村,每月管理費約為每平方尺1.30元港幣;而高級住宅物業附設住戶會所及提供穿梭公共汽車服務,其管理費每平方尺達2.00元或以上。管理費多寡亦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單位數目、維修保養質素等。

在香港,業主跟物業管理公司的糾紛時有所聞,爭議點跟管理費及相關費用不無關系。業主及物業管理公司可考慮以下方向減少糾紛的機會:

1、增加透明度

管理公司應每月向業主匯報收入及開支情況,例如:員工薪金、管理費用、保安支出等。透過每月的匯報,業主可監察及比較大廈管理的表現及營運。

2、長遠的財務計劃

管理公司可向業主準備五年的大廈營運預算,提醒業主將要準備的開支,例如重大維修、保險金或其他重大開支的預算。業主知悉長遠的大廈規劃后便可作出咨詢及籌劃資金。

3、尋求獨立第三者的審核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及業主立案法團需雇用獨立的專業會計師為大廈的收入及開支進行審計。該審計報告一方面可免除業主及管理公司之間的爭執,另一方面當糾紛需要從法律層面上解決時,審計報告可作為雙方的依據。

4、尋求政府部門及專業人士的幫助

篇(5)

從人性來說,人們的現實需要不可能時時獲得滿足,心理上產生一種被壓抑的欲望和缺失感。被壓抑與控制的主體在一種“執著”的心理強迫下找到了網絡――一個安全的發泄場所。在虛擬空間中進行交流,借以滿足人的“本我”需求。

從心理學上講,人的內在壓抑總要有一個釋放的地方,否則對人的精神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嚴重的就是精神崩潰,甚至誘發社會暴力。發泄壓力有助于心理健康。現實社會中的酒吧、迪廳實際上都具有這種功能,而網絡則是這種心理壓力發泄的最好平臺。網上自由的本身就是現實中不自由的表征,人們是在網絡中尋找現實中所無法實現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壓力的有效緩解是降低社會暴力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

在網上,人的身份、性別、年齡等角色因素都可以隱藏或更改,現實世界里負有責任和義務的主體在虛擬世界里變成了一堆不確定的符號,這就形成了網絡傳播中所說的“主體逃逸”現象。人們在匿名下可以傳播虛假信息而不需要負任何責任;可以對他人進行欺騙而不怕被發現;也可以對他人進行謾罵、攻擊而不怕遭到報復。在網絡中傳播虛假、低俗信息的泛濫正是“主體逃逸”的結果。

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主體的逃逸成了普遍現象,就會營造出網絡的虛華風氣和氛圍。當有人警醒過來,呼喚心靈凈化的時候,一盆臟水就潑在了網絡的頭上:比如網絡游戲讓人沉溺,比如信息垃圾的巨量生產和高速傳播給人們帶來的無所適從,比如網絡攻擊、編輯惡意代碼、網絡侵權、濫交網友進而實施欺騙行為等問題似乎全是網絡惹的禍。

當人們靜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網絡上種種不良現象的出現,其實是人們把社會現實道德的失范轉化到虛擬空間的表現。網絡猶如一個放大鏡將這一社會問題突然放大,才令人們坐立不安起來。也有人提出就算各種社會問題的存在是由來已久的,網絡也像是一劑催化劑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于是便把網絡罵得一無是處。這些人們也許沒有想過網絡只是一種技術的應用,真正操縱它的還是人類自己。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關鍵在于使用它的人能不能把握好這個度。如何使用網絡、使用網絡做什么自然還在于人。

這些問題我們又該如何面對?我們可以用現實中的一些方法,比如加強社會規范的控制,加強網絡信息泛濫下的信息控制,加強網絡管理的法律建設等。當這種管理變得成熟完善時,我們或許會有一個良好的網絡環境,當我們把網絡作為一種宣泄情感、排遣寂寞、暴露自我、逃避現實,尋找慰藉的家園時,是不是更應該提高自身素質,以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以良好的心態來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和健康呢?

當動漫遇上廣告

隨著不同媒體的發展,動漫也不斷的擴大到各個領域、不同的行業。當動漫遇上廣告,新的傳播格調浮出水面,給人一種新鮮而又不感到陌生的視覺聽覺享受,而動漫廣告的發展也從曲徑慢慢地走向陽光大道,在平面媒體里如魚得水,走在電視媒體的時尚前沿,而動漫廣告在網絡平臺的發展更是有百花齊放之爭艷,在媒介平臺的多樣化趨勢下,相信動漫廣告的前途無量。

動畫和漫畫作為一種特定的娛樂形式在整個傳媒和娛樂行業中越來越占據重要位置。而動漫與廣告的結合,也成為了一種大眾喜愛的文化傳播形式,這種新的形式的廣告與傳統的廣告形式相比有著自己的獨特規律和適用情況,其形式之新穎,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兩者的結合,不管是對于動漫,還是對于廣告來說都是一個互惠互利,一個雙贏的舞臺。

2004年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第39屆世界廣告大會上,增加了動漫廣告板塊。在廣告業界來說,這次世界廣告大會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國際廣告盛會,它開歷屆世界廣告大會之先河,以“廣告中國,未來20年”為主題,為中外廣告界營造了一個高水平的、交流的商務溝通平臺。而增加的動漫廣告更是把一種全新的觀念實際操作化了,通過動漫制作公司與廣告公司之間的合作、商談,為動漫廣告的前景鋪墊好了扎實的技術與物質基礎。

大會特為動漫制作公司設立了專門的服務板塊的目的在于把新觀念轉化為新機遇,在接受國際最新廣告觀念的同時,形成動漫制作公司與廣告公司高層次碰撞和洽談,共同研討動漫廣告的發展趨勢。廣告業已經對動漫動了心,我們也可以在不同的媒體中頻頻看到動漫廣告的亮相,可以說,中國動漫廣告市場已初步形成,未來10年中國的動漫廣告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與傳統廣告相比動漫廣告這種新的形式有著較顯著的優勢。

一是生動性,因為動漫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表現形式,它采用的是一種與現實寫真拍照所不一樣的藝術形式,其卡通的形象在普通的廣告片中獨具一格,突出了鮮明的個性,很富有動感和新鮮的元素,讓觀眾在欣賞動畫的同時得到準備而明確的廣告信息。

二是夸張性,傳統廣告因技術受限制,無法在特技中采用很多的手段來表達廣告信息,而動漫是人工創作的,可以加入充分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把表達的信息用一種很夸張的手法表現出來,而這也突破了傳統廣告的記實性的弱點,在表現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越了傳統廣告。

三是吸引力,打開電視看廣告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在觀眾慢慢對傳統廣告有視覺疲勞的時候,動漫跳出來了,它沖破了傳統廣告的重重框架,從視覺到聽覺給觀眾一份新的空氣,一份新鮮的感受。在注意力經濟時代,這就是吸引眼球的關鍵一步,也是最富有挑戰和刺激的開始。

四是時尚性,動漫最初是通過動畫片的形式走入大眾生活的,經過多媒介的互動與發展,動漫不斷的走在時代的前沿,與最新的科技、最時尚的元素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為亮麗的風景。

呼喚“自由市場”的管理者

無疑,網上言論的開放性是網絡的一個重要標志。多數情況下的多數網民發表言論時均能以理智平和的方式。

另一方面,網民身份的隱匿,又會給一定數量素質不高的網民發表非理性甚至與法律精神明顯相違的言論提供了可乘之機。

前不久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有關演員劉亦菲的一組負面傳聞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事實證明傳聞純屬子虛烏有。但令人尷尬的是,有關管理部門查實的結果,這些傳聞竟然出自某一家網吧。而始作俑者是誰?在一個你來我往頻繁的網吧,是什么人制造了這一組惡毒的傳聞,答案卻不得而知。

讓人更為遺憾的是,這些往往經不起推敲的傳聞讓不少具有相當資質的新聞網站也信也為真,參與“轉播”,使得這種不良信息層層放大,給當事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網絡言論真的是一個“自由市場”嗎?這個也褒也貶的中性詞真的是具有無限活力與未來的網絡的另一個“負極”嗎?不錯,網絡言論是自由的,但它應該是法律框架下的言論自由。

作為負有很大社會責任的一方,網絡的管理者、新聞網站抑或其它性質的網站甚至網吧的運營者,不應該對它的“負極”視而不見,更不能以“司空見慣”為由,對此漠然淡然,聽之任之,否則一旦追究責任,就悔之晚矣。

篇(6)

信仰被顛覆了,全世界都在為這個信仰的頃刻坍塌感到悲哀。于是,人們開始反思華爾街的投資文化,認為是華爾街的激進和冒險的文化本質讓市場瘋狂。事實上,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人們應該對自己的認識進行反思,反思資本市場的本質,反思這個市場的競爭和監管的尺度。

篇(7)

原球隊:亞特蘭大老鷹

類型:受限制自由球員

這個上賽季有過兩次被下放到NBDL經歷的家伙曾在上賽季季后賽上打出驚鴻一瞥的表現。首輪老鷹同步行者的第五場,斯科特在自己并不算太擅長的三分球領域上大放異彩,在第二節單節投中五個三分。更厲害的是,在短短1分46秒時間段里,斯科特連續投中了四個三分球。上賽季僅僅是他嘗試將自己的火力擴大到三分線外的第一年,而且就獲得一些效果。同時他的中距離投籃也不錯,當然他拿球就投的習慣需要改變。如果一支球隊了解斯科特的特點――投籃第一,籃板和防守能力尚需提高――那么對于那些需要在場上拉開空間的球隊,可以用一份合理的合同獲得斯科特。

C.J.邁爾斯(已簽約步行者)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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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完全自由球員

邁爾斯上一份合同的價格是兩年450萬美元,而現在他在市場上的行情要比這好一些,合同年限也能更長一些。顯然,這說明邁爾斯過去兩年的表現還不錯――他的三分球命中率都超過了38%。你可以把他看成是一個“好孩子版”J.R.史密斯或者尼克?揚,而且他的防守比這兩個人都要好有點。當然,邁爾斯的得分爆發力沒有那么強,但是在過去四個賽季他平均每36分鐘的數據是得到18.1分并僅有1.7次失誤。

澤維爾?亨利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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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隊:洛杉磯湖人

類型:完全自由球員

亨利非常喜歡帶球沖向內線,這即讓他經常在籃下遭遇封蓋,但也給他帶來了不少罰球機會。在上場時間只有21分鐘的情況下,亨利場均能有超過4次罰球,按單位時間內的罰球效率,聯盟中只有十個球員比他更多,而那些人幾乎都是巨星。亨利已經把他的這個特點發揮到極致了,但他至多也就是個輪換球員,因為他需要提高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是籃下進攻,他在這個區域的命中率僅有47.6%。雖然亨利只是有些特定的作用,而且并不高效,但他的潛力肯定值得進一步開發。

布萊恩?羅伯茨(已簽約黃蜂)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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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隊:新奧爾良鵜鶘

類型:完全自由球員

這個曾單場送出18次助攻的小個子上賽季為鵜鶘打了42場首發,發揮還算穩定,在聯盟罰球命中率榜上排名第一(94%)。除了會投籃,羅伯茨更是個擋拆高手。他雖然沒有那種發起進攻的能力,不過他閱讀和判斷防守的能力讓他成為一個能持球得分的好手。他的擋拆進攻能力來源于:節奏的變化,投籃時強大的控制能力,左右兩邊都能進攻,并可以用小動作來迷惑防守者。

賈米爾?尼爾森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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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魔術

類型:完全自由球員

在魔術進入重建時期的背景下,球隊里的十年老臣尼爾森并沒有得到重視,而現在他有了自由身,可以以一個合理的價格去一支旨在勝利的球隊了。尼爾森很容易就找到下家,他在哪里打球都會是一個可靠的替補,同時他打球很聰明也很可靠,這是一個輪換球員的重要特征。而且,就算身高是尼爾森的缺陷,但他卻是少數的打出優秀防守的后衛。他的身體很強壯,不僅可以破壞對手的防擋拆,也有足夠的經驗來做一對一的對位防守,這種能力在自由球員市場上已不多見。

本諾?尤德里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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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隊:孟菲斯灰熊

類型:完全自由球員

由于卡拉西斯的禁賽,尤德里得以在上賽季季后賽出任康利的替補。讓人沒想到的是,尤德里在系列賽上展現出征戰聯盟十年老兵的經驗。他的投籃不錯,也愿意傳球,這兩點對于一個替補控衛來說是難能可貴的。不過尤德里并不是那種喜歡去沖擊內線或者撕扯對方防守體系的后衛,他更喜歡在開火,而且命中率很高。這種不怎么惹人注意的打球方式很容易讓人忽略他對球隊的積極貢獻,但聰明人都應該知道他的價值所在。

喬丹?法瑪爾((已簽約快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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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隊: 洛杉磯湖人

類型:完全自由球員

法瑪爾既算不上一個讓人夢寐以求的老兵,也不算充滿潛力的希望之星。不過,法瑪爾卻是那種高效,讓人信任的球員。在德安東尼的后衛至上的進攻體系下,法瑪爾上賽季在湖人獲得了每36分鐘得到16.4分(命中率為43.8%)以及7.9次助攻的不錯數據。法瑪爾已經打出了自己的價值,但是根據他在自由市場的定位,他肯定不會拿到一份太大的合同,但強隊簽下他就等于為板凳席加上一個保險。

謝爾文?馬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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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隊:亞特蘭大老鷹

類型:受限制自由球員

在經歷過被兩支NBA球隊放棄的遭遇后,2011年次輪新秀謝爾文?馬克終于在亞特蘭大找到了歸宿。在樂意給予球員上場機會的馬刺系教練布登霍爾澤手下,馬克作為一個功能性球員場均得到了20.4分鐘上場時間。馬克的弱點在于他并不是一個特別強壯的球員,而且身高只有1.91米,但他全面的技巧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在上賽季,馬克展示了他在面對對手替補防守時候的能力,他在必要的情況下還可以幫助另一個后場球員分擔持球壓力。對于那些并沒有明顯缺點的球隊來說,像馬克這樣的平衡型的球員會顯得尤其有價值。

加雷特?坦普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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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隊:華盛頓奇才

類型:完全自由球員

在一支擁有年輕后場雙子星,坦普爾的生存空間并不大。沒錯,約翰?沃爾和布拉德利?比爾隨時可以打個將近4 0分鐘比賽,和他們打相同位置的球員就很難有出彩的表現了。況且坦普爾自身也有不少缺陷,他既不是一個定點投手,也算不上組織能手,三分也不算好。但他卻是那種打球聰明,防守出色型的球員。坦普爾在底薪級別球員中屬于上乘的選擇,他能在特點的場合或者要求下為球隊做出貢獻。

伯納德?詹姆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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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美國勞動市場一向高度自由化,雇主可以隨意裁員,這是美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特點之一。近20年來由于企業應用新技術,實行精益化(Lean)管理,隨意裁員愈益成為平常事,即使是企業在盈利的情況下也減員。

企業為了應對市場萎縮,裁員已成為惟一的方式。近30年來,汽車公司員工人數一直在下降。有的產業由于處在消亡之中,裁員是必要的,譬如當前的報業。但是在這次經濟危機中進行裁員的大部分企業并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金融、零售、技術等公司,它們的問題僅僅是市場需求暫時下降,它們的困難不過是擔心利潤下降得太多。

企業裁員的理由都是錯誤的

其錯有四:一是可以提高股價。根據一份對1990~1998年間進行裁員的美國1445家企業的研究報告,它們裁員后在股市都出現了負面效應,裁員愈多,負面效應愈大。二是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一份對美國14萬家制造廠商在1977~1987年之間勞動生產率的研究報告反映,勞動生產率提高最多的都是增加員工的企業。在零售業,裁員可以降低人均成本,但人均銷售額也下降了。三是可以提高利潤。一份對122家公司的研究報告發現,企業精簡后隨之出現盈利下降,這種負面效應在研發密集型產業和銷售額正在增長中的公司尤為明顯。另一份對標準-普爾500家工業公司的研究報告反映,精簡的企業盈利水平低于不精簡的。再有一份美國管理協會(AMA)關于企業精簡效應自我評估的調查報告反映,有一半左右的企業認為提高了利潤,只有1/3認為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四是可以降低成本。實際上公司宣布裁員后,隨即出現最優秀的員工要跳槽,想留也留不住,因為他們有技能,最容易找到工作。AMA的一份調查報告反映,約1/3有技能的被解聘員工找到了新工作,但是公司卻失去了骨干和經驗,再招工都是新手,不利于降低成本。

兩種惡性循環對企業的嚴重威脅

學者們普遍認為,美國企業高管低估了為裁員所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有的是直接的,如支付解雇費和職業介紹費。但危害最大則是間接性的,留下的員工人人自危,對主管產生離心傾向,工作積極性下降、怠工。

篇(9)

我對“蘇格拉底之死”的這一解答,不僅有闡釋學含義,還幫助我說明這樣一個重要的康德立場上的看法:自由高于民主。極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東西,而后者不論何等崇高,畢竟是此岸世界的東西。就經驗言之,“民主”之運作,非有具備自由精神的個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可能不存在于我們當中的、,故其可以“爭取”之;“自由”則從未不在我們當中,故其只可“發揚”之。“自由”真的是一種精神,一種不受到現象界(phenomena)約束的

“超越現象界(nomena)”的精神;“民主”其實是一種運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種精神支配下的運作,那種精神就是“自由”。當下我的一些鼓吹“民主”甚至鼓吹“自由”的朋友,他們真正在做的,其實是有感于所見所聞勞苦大眾的“不自由”,并且他們堅信導致了這大眾的不自由的正是被我們認作“可以帶給我們自由”的那個“市場經濟”。所以對“不自由”的批判,被他們轉換為對“市場經濟”的批判。不過,我以為這類批判畢竟是知識分子份內之事。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必須有它自己的“牛虻”;一個偉大的雅典不能沒有蘇格拉底。

在我向我的這些朋友們解釋我的立場和我對此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馬蒂亞·森的評論之前,我必須指出他們很可能已經染上了我稱之為“語言”病的病菌。所謂“語言”病(不是“語病”,也不是“語言病”),是由“語言”的本性——以概念的“一般性”來指稱“概念”所涵蓋著的無窮豐富的“具體性”——加到語言使用者的思考過程上的,時刻妨礙思考者面向真實經驗的,將“思”套牢在話語枷鎖中的病。克服我們的“語言”病,惟一的途徑便是走出書房,走到大眾生活當中,去感受那個被壓抑在“概念”下的無窮豐富的現實世界。在這一點上,僅在這一點上,我真心呼吁這些人文學者們向經濟學家們學習,因為后者畢競終日浸泡在現實世界里,畢竟不至于忽視了生活中發生著的最基本的事實。“理想”是美好的,“追夢”是美好的,個體為了“理想”而放棄現世生活甚至犧牲生命是崇高的。但為自我理想而要求社會放棄現世生活,則不能說是美好和崇高的。

讓我再來討論“語言”病。例如當我們有感于大眾的“不自由”(設此項感受為事件“B”),并且聽到和讀到人們將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指稱為“市場經濟”時(設此項感受為事件“A”),我們的“因果性聯想”能力總是傾向于讓我們認為A是B的原因。為了尊重和回答休謨對我們理性能力的質疑(這也就是尊重我們自己的理性能力),我們的第一項任務便是對“A導致B”這一命題作—番認真的研究,這便是所謂“實證研究”。不論你多么反對實證研究,你不能不跟著叔本華承認,實證研究是人類將夢幻與現實相區分的惟一途徑。但是這類研究立即導致第二項任務——從其他人的言說中找到支持或反對“A導致B,,命題的論據而不混淆了在一般概念A(“不自由”)與B(“市場經濟”)之下掩蓋著的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與其他人所處的生活世界之間的區別。對于認識主體而言,這兩類生活世界中的前者是“基本事實”,而后者是“派生事實”。

關于我們的生活世界與成熟市場社會里人們的生活世界,就我個人多年的體驗而言,一組可以叫做“基本事實”的觀察是:(1)那些成熟市場社會里多數人的物質生活的質量比我們要高一些,并且最重要的是,他們與我們在物質生活的質量上的差距,當我們沿著中央計劃經濟的道路前進時越拉越大,而當我們沿著市場經擠的方向走時越來越小;(2)那些成熟市場社會的多數人,在使個體生命得以發展的基本權利方面,似乎比我們目前所享有的各項權利更充分,并且最重要的是,更有發展的潛力。例如生命權利和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又例如批評政府的權利和在防止個人利用官僚機器剝奪他人自由方面等等;(3)那些成熟市場社會的多數,他們獨立求生存圖發展的精神表現得比我們要強烈些,并且更要的是,只有依托于這種精神,“自由精神”才可以被開發出來;后,我想再加上一條,(4)對一般人而言,獨立精神決不是生來就的。人們必須被賦予“自由選擇”的權利才可能培養獨立精神。在人類已經找到的各類制度當中,只有市場制度比較充分地賦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盡管一部分人可以“自由到一無所有”。

請注意,我強調這組基本事實是“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的,所以我對“多數人”的指稱,也是基于我個人的體會而言。這當然是福柯所批評的“話語權力”之一種形式,不過我非如此而無法說話。防止話語權力壓制思想的辦法之一是時刻提醒自己和他人,對我們所陳述的道理,永遠有進一步研究和批判的必要。但是“批判”不能超越“歷史”。我感覺我的那些批判“市場經濟”的朋友們的批判話語,其第一個特征是感染了“語言”病,認為只要超越了語言上的“兩分法”就可以超越現實事物的發展階段;其第二個特征就是“非歷史性”,或者更確切地說,以理性烏托邦來批判現實歷史。須知,“理性”是為自然立法者,但絕無可能取代自然。其實這兩個特征是同一件事情:只要你面對“發展”的問題,你就必須承認“發展”的階段性。西方的批判理論家們常常忘記的一個基本事實也正是事物發展的階段性。這也很自然,假如你的社會分工就是對社會進行批判,那么你自然便忽略了“建設”以及建設者所必須正視的“發展”階段性。我之所以不認為哈貝瑪斯是一位單純的批判理論家,因為我相信從他所立足的“交往理性”出發,他不得不從事社會建設的工作。

我說過,“市場經濟”只是我們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一個過渡階段,對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不可超越的過渡階段。如果你不承認這一點,你不妨看看我們周圍有多少人可以完全忽視物質生活的質量而終身沉浸于崇高的自由精神的生活當中。不錯,任何一個具體的“市場經濟”總有陰暗的方面,這些方面需要我們去批判。當我們在數學上終于證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的手”定理時,我們的數學表述(也叫做“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簡潔地結論說:如果一切經濟資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如果自然界的一切過程都是連續的,如果市場價格是人們據以調整自己的生產、消費,和交換行為的惟一信息來源,那么人們的自利動機總可以把社會帶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狀態中。與這一定理相補的另一個定理,也叫做“福利經濟學第二基本定理”,是這樣表述的:對任何的一個資源有效配置狀態,總存在至少一個財產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在這一財產分配基礎上展開的自利的個人的生產,消費,和交換行為,最終把社會帶到那個給定的資源有效配置狀態中。

數學之為形式邏輯體系,本質上是“靜態”的;數學之為抹殺差異的手段,本質上是“不現實”的。在現實生活中,當市場按“福利濟學第一基本定理”調整其經濟資源的配置時,人們便承受“失業”、“短缺”,“兼并”’“破產”,希望與絕望,壓迫與反抗,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生活窘困。這些便構成市場生活的陰暗方面,但還不是最壞的方面。市場經濟最值得擔憂的后果,其實早由自由市場派經濟學的“教父”弗蘭克·奈特指出過,那就是自由人的異化過程,奈特說:分工與專業化的代價之一,便是“本應全面發展的人性只好在單一方向上發展”。

篇(10)

金融危機十年輪回,從東方游走到了西方。可是,大難臨頭的美國人卻不僅自己沒有堅持曾經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主張的所謂不干預市場的自由市場主義,而且還理直氣壯地要求全世界和它一起大動干戈,不惜一切代價地救市。

僅僅用“百年不遇”四個字來解釋一個十年前還曾經那么神圣而不可動搖的主義突然又那么義無反顧走向自己的反面,顯然并沒有什么說服力。唯一有說服力的說明只有“利益”二字。換言之,十年前的金融危機是人家的,事不關己,不妨高高掛起。而十年后的“百年不遇”則是自己的,事不關己,一關己就亂,在利益攸關的緊要關頭,誰也不能免俗。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霸道的美元主宰世界的時代正在“無可奈何花落去”,可惜的是,一個貼滿了美元標記的自由市場主義雖然正在美元的世界里節節敗退卻還在人民幣的世界里肆無忌憚地指手畫腳。西方的歐美各國可以不遺余力的救市,而東方的中國股市卻至今還在視救市為人不韙,這是什么邏輯?

自由市場主義雖然曾經被西方資本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金科玉律,但是,它在本質上其實并不是無政府、無國家的代名詞。恰恰相反,西方經濟學家在研究蘇聯和東歐的教訓中發現,一個國家職能權威和政府職能,如果不能夠建立的話,自由市場也不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在其出版的新書《大破解》一書的開頭,就借一位頗有公眾良知的商人在美國紐約繁華的曼哈頓42街和第六大道的交叉口處豎立的一塊巨大“國家債務電子鐘”,“呼喚那些政治家和決策者們能夠為這個國家擔負起責任……”。一場不請自來的金融海嘯,即使未必徹底地摧得掉自由市場主義,但至少也足以讓人極大地動搖了原來曾經是那么固執到近似于宗教的迷信。

中國的某些學者教授在引進西方的自由市場主義的時候,小心翼翼地去頭去尾,只留下了“市場”兩字。自由市場主義至今也沒有成為中國的宗教,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它的信徒們在實用主義地引進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國模式的時候,不無炫耀地給自己的實用主義主張貼上這樣那樣自欺欺人的市場化標簽。

不過,中國值得慶幸的也許并不是全盤西化,而是在自己的肩膀上扛著自己的腦袋。但是,讓人煩惱的問題往往也就發生在這里,不要說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常常分不清“全盤西化”的“市場化”好,還是“注了水”的“市場化”好,就是海歸派不免也會犯“二元論”的錯誤,比如,他們從來不反對政策擠壓泡沫和調控市場,但是,一說到救市,則無不一口一個的“不能救,不必救,亦不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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