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時政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其實，報章文體并非梁啟超所獨創，這是一種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新報刊文體，這種新文體的形成有著較長的演進過程，最早大概要算中國古代文人們寫的政論文章了吧。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著議政的傳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中國文人更甚。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國文人歷來有一種深沉的歷史責任感，中國文壇歷來洋溢著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弘大氣象。于是，以“言論報國”便成了一些文人實現政治抱負的最佳選擇。由此可見，中國的政論文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等就是古代政論文中的名篇。后來報刊上的政論與這種傳統的政論文相比，其實并沒有根本區別，可以說是由其脫胎而來的。

當然，報刊政論文體從中國傳統的政論文發展成為另一種獨立的文體，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它始見于外國人在華出版的一些中文報刊。“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刊有言論稿，但均為闡發教義之作，未見有對政治時事的評說。”之后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辟有言論專欄，政治時事性很強，可說是最早重視政論的外人辦的中文報刊。但作者多為外國人，他們的中文水平不高，寫出來的文章詞義不甚可曉，也并未引起讀者的重視。此后很長時期所出版的中文報刊(包括由中國人所主編的報刊)，均不設言論欄，政論也較少見。直到1872年《申報》創刊后，才把言論列為必備的內容，開報紙重視言論之風。此后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紙《字林滬報》、《新聞報》等均仿效，一時蔚為風氣”。這些外報對推動這種政論文體的成長曾作出過一定的貢獻。“這些報紙曾經發表過相當數量的評論時政、鼓吹改革的文章，其中也有若干頗具見解的佳作。這些文章形式上有較大的自由，不拘一格，為適應不同讀者的文化水平，文字較淺顯通達。少見雕琢。政論文體的若干特色在這里已初見端倪。中國報刊上的最初的政論文體就是在這些報紙上產生的。”

遺憾的是，報刊政論文體并沒有從此一帆風順地發展下去。作為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報紙，“它們所刊的論說大多為應景之作和一些無關宏旨、格調平庸的文章”。這些文章“雖然對當時影響較大的八股文、桐城派古文有所突破，但這些舊傳統對它的束縛仍然存在”，在盈利的目標驅使下，報刊政論文體的發展不會太順利。而真正推動報刊政論文體向前發展的是國人自辦的報刊，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當屬王韜的《循環日報》，王韜本人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報刊政論家。他不僅在實踐中為報刊政論文體的改革作出了榜樣，同時也對這種文體的寫作提出了指導性的原則。他在報刊政論文體的發展上功不可沒。可是，由于受所處時代及真正的政論文體起步較晚等原因的局限，王韜的政論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一些被束縛的痕跡。真正對報刊政論在理論及實踐上有全面發展并且使之成為一種成熟形態的人，是梁啟超。

梁啟超與“時務體”

梁啟超主筆《時務報》時期，雖很年輕，卻早已是“康、梁”并稱、名聞全國了，尤其是他的那些以駢散合一、筆端帶有豐富感情的文字寫成的政論文體――“時務體”，更是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讀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就有梁啟超的《論報刊有益于國事》、《變法通議自序》兩篇文章，他獨具一格的酣暢淋漓的新文體令讀者耳目一新。前者是梁啟超作為主筆登上中國文壇的一個開場白，他摒棄了一切陳舊的文章做法，開篇即開門見山地寫道：

覘國之強弱，則于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語言不通，故閩粵之于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焉耳!

梁啟超開篇的這些“通塞”之論，實在是留給后人的至理名言，同時，也是他“時務體”的典范之作。而另一名篇《變法通議》，則更是將他的“時務體”展現得淋漓盡致。

法何以必變，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大地肇起。流質炎炎，熱冰遷，累變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烏，飛魚飛龜，袋獸脊獸，彼生此滅。更代迭變，而成世界。紫血紅血，流注體內，呼炭吸養，刻刻相續。一日千變，而成生人。藉日不變，則天地人類，并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

文中所展示的“變”、地球之形成及人類萬物之進化，對于當時的國人來說還是極為新鮮的，梁啟超以他獨有的語言生動地將這一幅幅畫面展示給讀者。因此接受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眾并不艱難。梁啟超的文字熱情洋溢，氣勢磅礴，給國人以極大的震動。《時務報》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銷量已突破一萬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一時間，“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更有對梁啟超的文章評價之高如此者，恐無人能及：

雷鳴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風云，震駭心魂，時或哀感曼嗚，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發沖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文如此耳!

如此看來，報章文體在梁啟超主持《時務報》筆政時，已是頗具規模了，成為公認的維新派諸報刊的文章魁首。之后。梁啟超還經歷了《清議報》的過渡，但真正代表其成熟文風的，則是《新民叢報》了。

梁啟超與“新民體”

《新民叢報》的創刊，把梁啟超推上了一個無與倫比的、無人能及的巔峰。相隔不到一年，較之于《清議報》上的文章，梁啟超的筆下顯得從容多了，“大概是從日本人的諸多翻譯中汲取了不少新的知識，由人類而環球，由環球而中國，由興衰而民族，由民族而英雄，總之寫的是屬于世界的人類文明史的興衰之別、‘新民之道’”。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于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巋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日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于天演界者，幾何乎?日四五而已矣。……

篇（2）

正確認識是進行科學實踐的前提。若不能正確地把握不同理論問的區別和聯系，在應用理論指導實踐時就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本文擬就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的關系作一探討，以澄清某些認識誤區，使相關實踐活動獲得正確的導向。

一、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發展

比較優勢的思想發端于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國家生產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獲取的“自然優勢”(naturaladvantages)和交換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圖將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思想發展為相對比較優勢思想，并將這種思想理論化和應用于國際貿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按照李嘉圖的觀點，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差異，該差異源自各國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勞動生產率不同的國家根據相對優勢進行生產和交換，雙方均可獲利。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諸多局限性。其中最令人不滿的有兩點：一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僅涉及勞動力一種生產要素；二是該理論難以解釋多種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較優勢來源。對李嘉圖理論的不滿導致了貿易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倍受關注的是赫克歇爾一俄林的“要素份額理論”。該理論構造了一個包含“兩個國家、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該模型從要素稟賦結構差異及其所導致的要素相對價格的國際差異的角度探尋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得出了一個國家應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富有要素的產品，進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稀缺要素的產品的結論。并指出，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過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

在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之后，貿易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數據收集和處理技術的進展，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貿易理論進行實證檢驗的可能性。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與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的狀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難題”。該難題的提出，使人們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普適性產生了懷疑。為了對現實作出新的解釋，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進行改進，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揭示不同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通過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部分重要假設來構建“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從以下兩個方向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

發展方向之一，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關于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研究規模收益遞增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指出一國的企業或者行業可能僅僅由于歷史或偶然的原因較早地進入某個產業，從而可以較早地擴大生產的規模，并利用規模經濟形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

發展方向之二，放棄赫克歇爾—俄林關于貿易參與國在獲得生產技術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國家的企業或產業獲得不同水平或內容的技術的可能性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技術可獲得性差異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也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就發達國家而言，即便兩個發達國家在開發技術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隨機性因素的影響，開發出來的具體技術也是存在差異的，且不同國家還可能專業化地開發不同產品或生產技術，因而，兩個國家的技術能力相同并不意味著最終產品相同，具有相同技術能力的國家仍然存在貿易的可能性。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研究結果是導致著名的產品或技術“生命周期”理論的產生。該理論認為，新的技術和產品一般是在發達國家首先開發成功的。當產品和技術趨向成熟并進入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與產品和技術的這種生命周期相適應，首先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新產品，其后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成熟的標準化的產品。至于為什么新的技術和產品總是首先在發達國家開發成功，研究者則一般從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釋，認為，只有富裕國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貴且具有高失敗概率的研究和發展費用。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觀點，處于創新期的產品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處于發展期的產品為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處于成熟期的產品為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處于衰退期的產品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產品的產地也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由此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研究者們還得出了以下結論：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費者偏好與市場需求特征，當一國的廠商計劃進行跨國經營時，他們最有可能進行開發的市場首先應當是與本國收入水平相當的市場，從這個角度講，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間的貿易量應當是比較大的。

貿易理論的上述新進展與國際貿易發展的要求是相適應的。按照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國際貿易應當主要在要素稟賦結構相差較大的國家間進行。然而，20世紀中期以來的國際貿易的發展狀況卻是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的國家(地區)間的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占有國際貿易的主要份額。新貿易理論為國際貿易的這種新的發展動向提供了解釋。二、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

競爭優勢理論的系統構筑者是邁克爾·波特。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繼出版了其著名的競爭3部曲：《競爭戰略》(CompetitiveStrategy)、《競爭優勢》(CompetitiveAdvantage)和《國家競爭優勢》(TheCompetitiveAdvantage0fNations)。三部著作一脈相承，自成體系，成為現代管理學界的權威論著。《競爭戰略》，運用作用于一個產業的5種競爭力模型。確定了分析產業及其對手的理論框架，提出了獲取競爭優勢的成本領先戰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異化戰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標集中戰略(Focus)。《競爭優勢》采用價值鏈分析方法，論述了企業如何獲取競爭優勢的方法和途徑。《國家競爭優勢》，利用所構建的“鉆石體系”模型，探討了國家、州(省)與其他地理區域如何取得持久競爭力的問題。波特認為自己所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的區別在于：后者集中在宏觀經濟政策(政府預算赤字、貨幣政策、市場開放或民營化)或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方面；前者則突出強調主要根植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認為勞工、資本和自然資源并不能決定繁榮，因為取得這些資源并非難事，競爭力來自企業以當地的資源生產出更具價值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力，生產力的提高則離不開國家和區域的競爭環境。他所構筑的“鉆石體系”模型，從“生產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戰略與競爭背景”、“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等4個方面探索了競爭力的來源、變化及其對政府與企業的意義。

三、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關系辨析

目前，有關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關系的認識存在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相容，只能擇其一。另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只是采用了不同稱謂。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均有片面性，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分別隸屬于經濟學與管理學兩大學科，二者既相對獨立，也相互聯系。

1、兩種理論相對獨立波特明確指出，其研究的領域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給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本質區別在于，經濟學致力于解釋經濟現象，揭示經濟規律，是一門認識世界的學科；管理學致力于提供實現預期經濟目的的途徑和方法，是一門改造世界的學科。雖然經濟學和管理學呈現出交織發展的特點，但仍存在較為清晰的邊界。

第一，理論基點不同。比較優勢理論的基點是交換和貿易，競爭優勢理論的基點是競爭。盡管比較優勢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先于競爭優勢理論，但二者在邏輯上并不存在嚴格的前后相繼的關系。波特雖然提及比較優勢理論在探討競爭力問題中的應用，但并未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競爭優勢理論，而是另辟蹊徑，對比較優勢理論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進行了系統研究。

第二，作用目標不同。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從歷史的、客觀的角度，對已經發生的國際貿易及相關的經濟現象做出解釋、分析和判斷，為預測國際貿易發展趨勢，選擇合理的國際貿易模式提供科學依據。作為戰略管理理論基礎的競爭優勢理論，則是從價值創造的角度，致力于為經濟行為主體做出合乎價值取向的決策、設計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作用目標不同，理論體系框架及其應用范圍也必然有所不同。

篇（3）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起飛的階段。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首先需要作好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等方面的先期準備；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等，又是關系到我國能否趕上世界發展潮流和實現經濟騰飛的根本問題。由于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以增大個人產品的產量，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為首要目標，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也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產生了嚴重的“欠債”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路不暢，電不明，水不足，話不通”等基礎設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離滿足經濟騰飛的需要仍還有很大的差距。

這樣，我國目前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意義，就不僅是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實現8％增長率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通過財政政策的運作，調整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在GDP中的相對份額，從而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打基礎的問題。

目前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篇（4）

政工師必須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堅決擁護和執行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并且也要在實際工作中不斷的豐富自身的理論文化知識，用具體的豐富的理論知識來感染影響員工，來教育引導員工形成正確的思想認識。

（二）思想政治素質

政工師要具備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堅強的政治責任感，必須能夠在重大問題上保持清醒的頭腦。第二，則是實事求是，政工師在工作的過程中，需要對所有的員工要保持平等對待，要實事求是的處理所遇到的各種情況與問題。第三，則需要以身作則，政工師一定要嚴于律己、真誠待人，關心與幫助員工解決所面臨的困難，用自己良好的品行和實際行動來感化員工，并以此來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為企業的發展而努力做貢獻。

二、加強企業政工師思想政治理論學習的路徑與方法

（一）加強政工師的思想政治理論學習

要提高企業中政工師的政治素養與思想政治理論水平，就必須高度的重視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與掌握，只有熟練掌握思想政治理論的相關知識。才能更好的在企業員工中開展自己的工作。才能為思想政治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培養優良的思想道德修養

要做一個優秀的企業政工師，除了其自身要具備的政治素養與思想政治理論水平之外，還必須重視培養優良的思想道德修養。政工師必須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其中更要做到以德服人，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員工起到指導與教育作用。政工師必須要保持良好的工作態度和生活作風，隨時的深刻反省自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并且做到嚴以律己，通過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來為同事和員工樹立榜樣。

（三）重視實踐鍛煉

政工師的工作能力與實踐才能都是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出來的。通過實踐鍛煉，能夠有效的增強企業政工師的社會責任感并且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覺悟，同時使他們在實踐生活中增長才干，而且這還對加強他們的思想政治理論學習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在實踐工作的過程中，企業政工師還能夠了解當前的國情形勢，了解社會現實存在的復雜性，明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艱巨性。通過增強歷史責任感與時代緊迫感，海能促使政工師更好的開展日常工作，為企業的發展和整個社會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

（四）自我反思，與時俱進

企業的政工師對于自己的工作生活情況，應該及時的進行自我反思，自我檢查與自我解剖。時刻的聯系思想政治理論實際，對于發現的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應當虛心的聽取他人的意見和建議，并以此來不斷的完善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論水平。同時在實際工作生活中，要虛心學習以博采眾家之長，并根據自己所面臨的新情況與問題來采取新的措施，真正的做到與時俱進，以更好的適應政工師所面臨各種實際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論水平。

篇（5）

1證券投資組合的可行域和有效邊界

設有證券投資組合P，其期望收益率記為E（rp），標準差記為σP。則以E（rp）和σP為軸，可建立描述投資組合的坐標體系。在此坐標系中，所有可能的證券組合方式被定義為證券投資組合的可行域。對于只有兩個證券A、B的投資情形，其組合分析見圖1。

圖1中由證券A和證券B建立的證券組合位于連接A、B的直線或曲線上，該直線或曲線被稱為證券A與B的結合線。結合線的彎曲程度由證券A和證券B的收益率之間的聯動關系所決定，而與選擇的組合方式無關。證券間的聯動關系采用相關系數來衡量，取值介于－1和1之間。不同組合在連線上的位置取決于該組合投資于證券A、B的比例。如果市場不存在賣空機制，則證券投資組合的可行域即是證券A、B之間的結合線。類似地，對于三個證券A、B、C之間的組合分析情形，在不允許賣空的條件下，由三條結合線（每兩種證券形成）構成的所有投資組合的可行域見圖2。顯然，可行域內的每一點可以通過三種證券的二次組合來得到。例如，A、C的組合為D，B、D的組合為Z。一般來說，當存在n種證券可供選擇時，根據建立組合的限制條件（如是否存在賣空機制等），其可行域可能是有限域，也可能是無限域。但無論如何，可行域的左邊界總是向外凸的（允許線性部分），不會出現凹陷。

根據馬柯維茨均值方差模型的假設，在相同期望收益的投資組合中，投資者會選擇方差最小的組合方案。對于每一個可能的期望收益，均有一個方差最小的投資組合恰好構成可行域的左邊界。另一方面，在方差相同的投資組合中，投資者會選擇期望收益最高的組合方案。而對每一個可能的方差水平，都有一個期望收益率最高的投資組合恰好構成可行域的上邊界。綜上所述，投資者實際選擇的證券組合應位于可行域的左邊界和上邊界的公共部分，該局部邊界被稱為可行域的有效邊界（見圖3）。

2證券投資組合的無差異曲線

在投資實踐中經常會見到高收益伴隨高風險的情形，即：

E（rA）＞（rB），σA＞σB

此時，投資組合A比B承擔更大的風險，但同時也具有更高的期望收益，這種期望收益的增量可視為對風險增量的補償。

基于風險與收益之間的補償作用，不同投資組合的實際效用（即滿意程度）在投資者看來也許是相同的。將被投資者認為滿意程度相同的投資組合曲線繪制在均值方差坐標系中，形成圖4所示的無差異曲線族。顯然，族中無差異曲線的位置越高，該曲線上投資組合的滿意程度越高。由于不同投資者對風險的態度大不相同，故無差異曲線通常被劃分為風險偏愛、風險中立和風險厭惡等三種基本類型，其曲線形狀（見圖4）。

3最優證券組合的確定

統計調查的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對風險持厭惡態度。為此，本文以風險厭惡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為代表分析最優證券組合的確定方法與過程。

如前所述，在馬柯維茨假設下，給定投資環境中的每個投資者將根據證券組合的收益和方差以及自身對風險的態度確定相應的無差異曲線族，并借助于無差異曲線在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上選擇一個適當的投資方案。顯然，由于所選投資方案既不能離開有效邊界，又希望具有盡可能高的滿意程度，故該方案必然對應于某條無差異曲線與有效邊界的切點。其圖解過程見圖5，圖5中H點所代表的投資組合方案即為所求。

4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上證30指數的指標股作為實證分析的對象。研究時段為2000年1月7日～2000年12月29日，共計48個交易周的收盤價。首先計算股票的周收益率及其方差，期間凡有送股、配股和派發現金股利的股票，均根據其配送方案分別進行復權，以保持數據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然后構建組合投資的決策模型及確定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最終給出指標股的投資方案并進行必要的結果分析。

4．1周平均收益率及其方差計算

樣本股周收益率的計算公式為：

rit=■-1（1）

式中i=1，2，…，30；t=1，2，…，48；

rit：第i只股票從第t－1周到第t周的收益率；Pit：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盤價；Pi，t-1：第i只股票在第t－1周的收盤價；ai：第i只股票從第t－1周到第t周的送股比例；bi：第i只股票從第t－1周到第t周的配股比例；Bi：第i只股票配股價；di：第i只股票在第t－1周到第t周的每股現金紅利。

各樣本股在樣本時限內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計算公式分別為：

E（rit）=■，σ2i=■（2）

式中E（ri）是第i只股票的周平均收益率，rit是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益率，N=47為計算總周數。

上證30指標股在樣本時限內周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具體計算結果見表1。

4．2決策模型與有效投資組合

因為我國證券交易市場不存在賣空機制，相應的組合投資決策模型可寫成以下數學規劃的形式：minσ2（rp）XT∑X

s.t.XTEn=1

XTR=R0（3）

Xi≥0，i=1,2,…，n

式中：X=（x1，x2，…，xn）T為證券組合投資比例向量；r=（r1，r2，…，rn）T為各單個證券投資收益率向量；R=（R1，R2，…，Rn）T為收益率向量的期望向量；∑（σij）n×n為收益率向量r的協方差，σij=Cov（ri，rj），i，j=1，2，…n；En為元素全為1的n維列向量；E（rp）=XTR表示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σ2（rp）=XT∑X表示證券組合的風險。

該模型的內涵是在給定預期收益率R0的條件下，力求使證券組合投資的風險達到最小。其中，R0為投資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水平。

借助于Lingo軟件平臺，通過編程計算，不難求解上述數學規劃，從而確定證券投資的有效組合。實際運算結果表明，上證30指數指標股的有效投資組合一共有14組，每一投資組合中各樣本股所占的投資比例見表2。

5．3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及結果分析

由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隨著組合投資方案中證券數目的增加，用方差代表的投資風險在迅速降低，最終穩定在某一固有的風險水平。該風險水平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投資環境的系統風險，必須由投資者個人承擔，而無法通過投資組合的方式來化解。

根據表2的數據可以繪制出上證30指數指標股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其界面曲線見圖6。

圖6中的B點表明，投資者在上證30指數指標股投資組合中可以實現的最高周收益率為1.4721%，折算成年收益率為75.71%，同時需要承擔方差為45.08%的投資風險。其具體投資方案為將全部資金投資于龍騰科技，屬于單一證券的投資選擇模式，是高收益、高風險的集中體現。

另一方面，圖6中的A點表明，如果將資金按一定比例分投于所選擇的9支股票（詳見表2），則投資風險降低到最低程度（σ2=5.2%），同時可實現0.249%的周平均收益率，對應年收益率為12.78%。顯然，該證券組合投資的收益率仍然遠高于銀行同期年利率2.25%的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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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發行A股、B股的公司，除了要按照我國會計準則標準編制財務報告并經境內審計師審計外，同時要提供按國際會計準則標準編制并經國際審計師（以下稱境外審計師）審計的財務報告。當一個公司的財務報告由不同的審計師進行審計并審計報告，的審計意見相同還是不同？又是什么因素影響審計師發表相同或不同的審計意見？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和討論有利于加深對審計國際化影響因素的理解。

一、審計意見差異：一個分析框架

審計意見是審計師運用審計準則對被審計單位財務報告的客觀、公允程度進行判斷所做出的結論，審計意見是審計質量的外在表現，審計質量是審計意見的內在實質，影響審計質量的因素即影響審計意見。根據DeAnglo（1981）對審計質量的定義：審計質量是審計師發現并報告公司舞弊的聯合概率。發現客戶違背會計準則的概率取決于審計師的專業技術能力、運用的審計程序和樣本的選擇等，報告客戶的違規取決于審計師相對客戶的獨立性。我們可以把影響審計意見（審計質量）形成的因素分為兩大類：（1）技術性因素。主要指審計準則、會計準則等技術性規范和審計師的專業技術水平，它可以通過培訓、制定審計準則等措施予以解決，也可以在全球范圍進行協調和統一；（2）非技術性因素。主要指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安排，監管制度的安排會影響審計師獨立性從而影響審計意見的出具。

審計師根據公司對會計準則的遵循程度和審計準則的要求出具相應的審計意見。我們可以合理預期在遵循相同審計準則的情況下，如果基于不同的會計準則，審計意見可能不同，反之亦是。在審計準則、會計準則一致時，如果由不同的審計師進行審計，在審計過程中，需要運用審計技術和審計程序對信息質量進行鑒別，在審計師專業技術能力存在質的差異時，審計師在主觀上會對同一公司財務報告信息質量做出不同的判斷，出具不同的審計意見。但是如果審計師的專業技術能力不存在質的差異的情況下，那么影響審計意見的因素就體現為審計師的獨立性，即是證券市場監管制度的安排。

Kida（1980）指出，審計師明顯有能力辨別出接近財務困境的公司，但受到客戶關系的影響而不會按照預測結果對客戶公司的持續經營問題發表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審計意見是會計信息使用者判斷公司提供的會計信息質量是否客觀公允的標準之一，如果審計師對公司出具了非標準無保留意見，投資者等信息用戶將會對公司的劣質信息做出反應，對公司不利，所以公司重視審計師所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但是公司同時也是審計師的衣食父母，如果審計師出具了公司不樂意接受的客觀的審計意見就有可能失去客戶，但順從公司意愿出具不客觀的審計意見，就可能因訴訟而發生賠償。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審計師的行為有逐利性，是否出具應該出具的審計意見，在于公司對審計師的賄賂收益與預期因訴訟賠償和丟失客戶的損失之間的大小，賄賂收益主要由公司決定，因訴訟賠償產生的損失由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安排決定。丟失客戶的損失由審計師的聲譽機制決定。

二、案例介紹

1．公司財務狀況和持續經營能力。

A公司創建于1985年，是一家同時發行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近兩年公司的主要財務指標顯示，公司的財務狀況嚴重惡化。按我國會計準則計算，2001年的凈利潤為－22.5億元（-20.1億元），每股凈資產為－4.14元（-4.16元），凈資產收益率為-399.10%（-366.09%）；2002年，盡管盈利657.5萬元（819.1億元），但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是虧損3477.1萬元，每股凈資產為－4.16元（-4.14元），凈資產收益率也僅只有1.28%（1.64%）。采用Altman（1968）“Z”計分判定模型對該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破產危機）進行預測，2001年Z值為－23.78（－23.18），2002年Z值為－8.76（－7.41），根據判定標準Z值小于1.81，則企業存在很大破產風險，說明A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持續經營能力值得懷疑。

2．審計師審計意見和公司對持續經營問題的說明。

2001年境內審計師、境外審計師都在審計報告中披露了A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問題，二者一致認為A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值得懷疑，但具體出具何種審計意見上存在分歧（境內審計師出具的是帶說明段的無保留意見，境外為拒絕表示意見）；2002年，境外審計師，仍然就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出具了保留意見，而境內審計師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二者在是否需要披露持續經營問題上存在分歧。

2001年公司董事會報告稱，公司董事會同意M會計師事務所和香港N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公司董事會認為，2001年度公司巨額虧損主要是由于當年根據新的會計準則計提了大量的壞帳及減值準備金所致。因第一大股東和T公司對本公司資產重組工作的推進做出了承諾，特別是T公司于2002年3月正式購買本公司部分股權已成為本公司第一大股東。鑒于這些原因，公司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實際重組工作已于期后全面展開，相信通過各方的積極努力本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將有望在2002年度得以恢復。

2002年，針對境外審計師出具的保留意見，公司董事會報告也認為，由于2002年公司的債務重組工作尚未完成，還存在著巨額的債務風險，注冊會計師在審計報告中對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提出了質疑，并出具了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同意香港N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B股審計報告。對此，公司董事會認為，自公司的最大債權人T公司2002年3月正式加入本公司后，債務重組工作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根據相關協議T公司將短期借款及其相關利息轉為長期借款，隨著債務重組的不斷進行，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將得到提高。

從董事會的說明可以看出，A公司持續經營問題的解決依賴于與T公司的債務重組，但直到2002年底，債務重組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持續經營能力存在疑慮。

三、審計意見差異的剖析

1．技術層面因素與審計意見差異。

境外審計師是按照國際審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出具審計意見，境內審計師是根據我國審計準則和會計準則所出具審計意見。要考慮技術層面是否是引起審計意見差異的主要原因，必須分析3個方面：（1）審計準則對持續經營審計的規定；（2）會計準則；（3）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

我國審計準則制定的指導原則是國際化。目前正按照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要求，盡快建立健全有關法律體系，其中包括與國際慣例相協調的獨立審計準則（李爽，2002）。國際會計師聯合會的《國際審計準則公告第23號——持續經營》和我國《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7號——持續經營》的差異主要是：國際審計準則要求，一旦公司審計師對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存在疑慮，就在審計意見中必須予以揭示，因此針對持續經營問題，國際審計準則規定的審計意見當中沒有標準無保留的審計意見類型；而根據我國獨立審計準則的規定，如果管理當局采取的改善計劃能夠消除注冊會計師的疑慮且進行了充分披露，可以出具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在如何判定公司是否存在持續經營危機上，我國審計準則與國際審計準則盡管在表述上存在差異，但仔細分析我們發現，兩者都是從財務、經營及其他3個方面來界定持續經營是否出現問題的。在A公司的問題上，我們依靠財務方面的特征，無論按照國際審計準則還是我國審計準則，A公司均屬于審計師要對持續經營予以關注的對象。

那么會計準則的要求不同是否會導致審計判定差異呢？根據A公司的財務數據，我們可以看出IAS下的財務指標與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下的財務指標相差不大，凈利潤盡管在絕對數上有一定差異，但相對數較小，而且沒有改變凈利潤的符號，這說明會計準則的差異不會導致審計師出具不同的審計意見。

技術層面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即境內外審計師是否能夠判定公司存在持續經營危機。就2001年而言，境內外審計師都關注到公司的持續經營危機，并均在審計報告當中進行了披露，這說明境內外審計師在判定公司是否存在持續經營危機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兩者的專業勝任能力至少在這方面是接近的。在2002年，由于董事會的說明中披露，同意境外審計師的就持續經營發表的保留意見，說明董事會自己承認了持續經營危機的存在，即使存在專業勝任能力差異，境內審計師也可以通過這個信息來調整自己的專業判斷，所以，專業勝任能力不是產生意見差異的主要原因。

根據境內外審計師出具的審計意見并參照相應的審計準則，我們可以推斷：（1）在2001年，境內審計師認為被審計單位存在對其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且管理當局沒有相應的改善措施，或雖有改善措施，但這些措施不能夠消除注冊會計師對其持續經營能力的疑慮，不過被審計單位已在會計報表中進行充分披露；而境外審計師認為審計范圍受到重要限制，審計人員無法獲得必要的審計證據；（2）2002年，境內審計師認為被審計單位存在對其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但管理當局計劃采取相應的改善措施，并且這些措施能夠消除注冊會計師的疑慮。被審計單位已經作了充分披露；境外審計師認為，會計報表附注披露不充分，被審計單位應該進行持續經營能力的評估，但管理當局予以拒絕，僅憑現有的證據與措施不能判斷持續經營假設的合理性，按照持續經營假設編制的會計報表可能會誤導投資者。

如果假定審計師是客觀出具了審計意見，那么境內外審計師真正的分歧應該集中在按照持續經營假設編制財務報表的合理性，是否可能會誤導投資者，公司是否對持續經營進行了充分披露和審計范圍是否受到限制。這些在客觀上對境內外審計師不會有差別，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專業勝任能力相差不大時，境內外審計師對這種客觀上一致的披露在主觀上的認識也不會出現質的差異。因此，不是由于境內外審計師在公司持續經營狀況的披露和審計范圍受到限制上的看法不同而導致了審計意見差異。

2．非技術層面因素與審計意見差異。

對審計意見差異的另外一個解釋是非技術層面因素，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安排將影響到境內外審計師出具不同的審計意見。在分析框架中，我們提到，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安排通過影響審計師的利益函數來影響審計意見的出具。理論上一個完善的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安排應當能夠促使審計市場質量的提高，具體表現為審計服務提供方——會計師事務所——愿意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審計服務的需求方——直接表現為上市公司——需要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劉峰等，2002）。一個高質量的審計市場，在于通過監管制度安排為審計師、上市公司建立一個利益函數，以引導審計師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和上市公司需求高質量的審計服務。

審計師與公司意見不一致時，存在兩種選擇：一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出具客觀公正的審計意見；二是迎合公司的要求，出具審計意見。審計師如果應公司的要求出具審計意見，那么，公司為了獲得審計師的“合作”，將可能支付額外的賄賂，事務所獲得賄賂收益；但審計師未客觀出具審計意見，可能被查處，查處后，審計師將被罰款、暫停執業或吊銷執照，甚至追究刑事責任，造成事務所的直接損失，此外，如果審計師被查處，基于信譽受到影響，市場份額下降，還將導致間接損失。如果審計師堅持自己的觀點，出具客觀的審計意見，審計師將失去客戶，審計師的正常收費（包括現在的和預期未來的審計收費的貼現值）就沒有了，但聲譽得到提高，增加事務所未來收益。

在我國證券市場上，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的法律風險，特別是民事賠償責任近乎為零，聲譽機制幾乎不起作用（劉峰、許菲，2002；劉峰等，2002），DeFond,Wong和Li（2000）的實證分析也表明，審計師會失去一定的市場份額，因此我國獨立審計準則的實行伴隨了證券市場集中度的下降和上市公司對高質量審計的規避。這說明境內審計師在堅持己見出具審計意見，將面臨市場份額下降。民事賠償責任為零，聲譽機制不起作用，使得事務所按照公司意見出具審計意見時，不但能夠接受賄賂收益，而且面臨損失的機會少。

我國針對上市公司的監管指標，就A股而言，如：配股條件、ST和PT以及退市機制，均以境內審計師的A股財務報告為準，即同時發行A、B股的上市公司，利益集中在A股財務報告上。基于這些利益所在，公司將愿意花費更大的代價賄賂境內審計師。所以境內審計師比境外審計師更傾向于接受賄賂，按公司意愿出具更輕微的審計意見。

在A公司問題上，技術性的差異不是導致審計意見差異的主要原因，那么這種非技術性的差異將可能是主要原因。在審計收費上我們得到一個旁證，一般來說，境外審計師的審計成本要高于境內審計師，境外審計師的審計收費按照國際標準收取，將高于境內審計師。但我們發現，在2001年，A公司分別向境內、外審計師支付33萬元、27萬元審計費用，2002年分別支付了33萬元和23萬元審計費用，連續2年境內審計師的收費均高于境外審計師，2002年居然高出10萬元之巨，而恰好在2002年境內審計師為A公司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未對持續經營危機進行揭示。

四、若干啟示和研究局限性

同時發行A股、B股的公司由境內外審計師進行審計，為分析不同審計師的行為特征提供了一個機會，尤其在A公司案例中，境內外審計師針對同一持續經營的不確定性事項出具不同的審計意見，消除了一些由于技術性規范差異所帶來的影響。我們的分析發現，產生意見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證券市場監管制度的安排，使同時發行A股、B股股票的公司的利益集中在A股財務報告上，使得公司更愿意賄賂A股審計師，現有的法律風險環境使得A股審計師有激勵與公司合謀，出具公司期望的審計意見。

我國以國際審計準則為藍本，不斷制定和完善獨立審計準則體系，這為提高審計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們看到，改進上市公司審計質量除了不斷完善技術性規范外，更為重要的是改革證券市場監管制度的安排，盡快建立審計師的聲譽機制。

我們的研究是針對B股市場的境外審計師分析的，但境外審計師在A股市場上將可能改變其行為特征，其與境內審計師所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境外審計師的決策期望效用值與境內審計師相同，正如劉峰、許菲（2002）指出，五大一定會根據中國的法律法規來調整其行為，從而達到相關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2001年12月，證監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6號——A股公司實行補充審計的暫行規定》，要求上市公司需要融資的，必須聘請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按國際會計準則進行補充審計。這里隱含了兩個假設，一是國內技術規范和國內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可能導致審計低質量，二是國際審計師更具獨立性。而我們的分析認為更多的應該考慮證券市場監管制度安排。

參考文獻：

1．陳朝暉．論持續經營不確定性．會計研究，1999，（7）：15－22．

2．劉峰，許菲．風險導向型審計·法律風險·審計質量．會計研究，2002，（2）：21－27．

篇（7）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總之，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篇（8）

為了考察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其股利政策關系，本文選擇上海證券交易所的100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通過分析其連續5年（1999—2003年）的財務數據，試圖找出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的特點及其與股權結構的內在聯系。本文選取的樣本公司主要涉及行業，包括交通業（10個）、制造業（15個）、農業（9個）、房地產業（10個）、商業（15個）、信息技術業（15個）、社會服務業（11個）和綜合類公司（15個）。該行業分類標準遵循上海證券交易所所制定的行業標準，樣本公司是通過隨機選取的方法進行選擇。

一、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點及其與股權結構的關系

對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考察，我們首先從總體上把握我國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股利分配方式，其次考察公司股權結構對其股利分配方式的影響。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派現、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簡稱轉增）、混合股利分配方式及不分配股利。

（一）100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總體情況分析：

從1999年至2003年，各種分配方式的平均比例為：派現占43%，送股占7%，轉增占12%，混合分配方式占12%，不分配股利占44%。

（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與股權結構關系

在隨機選取的100家上市公司中，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的公司僅有16家，占樣本公司總數的16%，而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50%的公司有84家之多，占樣本公司總數的84%。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設置不合理，非流通股股份占的比重過高。

在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的16家公司中，在1999年至2003年中各種分配方式平均所占比例為：派現41%，送股14%，轉增20%，混合股利分配16%，不分配股利46%；在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50%的84家公司中，在1999年至2003年中各種分配方式平均所占比例為：派現45%，送股9%，轉增12%，混合股利分配11%，不分配股利45%。

綜合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到，（1）不管是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是大于50%還是小于50%，公司的股利分配行為主要有兩種：派現或不分配；（2）在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小于50%的公司中，不進行股利分配的公司稍多于派現的公司（不分配公司比例為46%，派現的公司比例為41%），而送股、轉增股本和混合分配等分配方式的比例也較高；（3）當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或等于50%時，不分配的公司與派現的公司比例雖各年有所不同，但總體來看，其所占比例是一致的（兩者均為45%），而送股、轉增股本和混合股利分配方式的比例較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時的比例有所下降。（4）從分配方式的時間分布來看，不管非流通股份的比例是否大于50%，在1999年至2003年期間，各個公司的派現比例是逐步上升的，而不進行股利分配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

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與股權結構關系分析

篇（9）

論文征稿范圍：

以人口發展為中心廣泛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各個方面：人口、心理、倫理、教育、管理、歷史、社會、藝術等學科范圍。

征稿要求：

1、文稿論點明確，無政治性錯誤；立論正確新穎，說理通暢，論據充分，資料詳實，數據可靠。

2、來稿須在3000字以上，必須包括（按順序）：文題、作者、作者單位及地址、摘要、關鍵詞、正文、注釋或參考文獻。文稿首頁地腳處注明投稿時間、作者簡介。屬科研基金資助項目的論文，請注明項目名稱、編號。

3、摘要為對正文主要觀點的概述，不進行價值評判，字數一般在200字以內；關鍵詞一般在3-5個之間。

4、作者簡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別、民族（漢略）、籍貫、畢業學校、工作單位、職稱、學位，以及聯系地址和電話。

5、注釋序號按其在文中出現的順序排列，兩個以上相同注釋只標一個序號。注釋序號用圈號，參考文獻序號用方括號。所有引文務必核對無誤。

6、注釋和參考文獻著錄項目須按規范編排，格式如下：

期刊：作者.文獻題名.刊名（外文期刊可縮寫）[J]，出版年，卷（期），起止頁。

圖書：作者或責任者.文獻題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頁。

論文集中的析出文獻：作者.析出文獻題名.原文獻作者.原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獻起止頁。

篇（10）

政治問題是個古老的話題，政治學科卻是門年輕的學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人們誤把理論的發展性當成是追求時髦。

然而，政治學科也確實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時髦的問題。1、政治學科構成的知識體系復雜，有經濟、政治、哲學、法律、心理學、社會發展簡史、思想品德等等，給人的感覺是政治學科什么內容都涉及，把其他學科的知識也包含進政治學科，沒有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成為一門“雜科”。政治學科的內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時，也表現為政治學科的知識體系具有不確定性，教材經常更換。頻繁地更換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連政治老師自己也不能講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應該教什么了。政治學科沒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學科體系，給人假象是政治學科屬于“偽科學”。2、政治學科的具體知識內容也是經常調整更新，雖然政治理論應該與時俱進，需要不斷地發展、豐富與完善，但是知識更新走向了一天一個說法，過于時代化的極端。有時為了體現政治教學的時政性的特點，在中高考的政治問答題中，還要把考試前幾個月的某個政治家的言論作為政治題的標準答案，在以考試為指揮棒的教學中，難免要滲透時政理論，并且盡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論安排進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論與政策在中學教學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效應，讓人們的思想無所適從。尤其是學過政治學科的一些“過來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論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師夾在中間，只能順應形式的發展，政治學科從某種程度上講變成了永遠追逐時代浪尖的學科。理論是需要有一定時間的研究與檢驗，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與沉淀，理論難免會有些淺薄甚至錯誤。

二、政治理論是“假大空”的學說嗎？

政治學科是一門學科，它介紹的是關于的政治理論知識，具有知識性和科學性的特征。政治學科還是一門社會學科，研究的對象是社會，它不同于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學科，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論具有理論性的抽象性，人們總是很難認清它的本來面貌，常常對政治學科容易產生“偽科學論”和“無用論”，并把政治理論看成是假、大、空的學說。

首先，政治理論具有抽象性，理論雖然反映現實，但是，理論不等于現實，理論是相對獨立存在的思想體系。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表現為本質與現象之間的關系，即個性與共性之間的關系。理論與現實既有統一性，理論與現實之間也往往存在差距，現象能反映本質，但理論與現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趨的，理論可能超前于現實，也可能滯后于現實。如理論上講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性質高于資本主義的民主性質，我們看到的現象卻是我國民主發展程度較低。對理論產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確理解哲學上的現象與本質的關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把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性當作是政治理論是虛假性。

其次，政治理論常常以理論的形式來介紹國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條條是道的理論就先入為主，覺得是大道理，從內心里排斥它。其實，政治理論談得就是我們身邊的事，說大也大，說小也小。不能把身邊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論區別于現實，具有抽象性，抽象的東西使人理解起來使人感到理論晦澀。同時，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論的闡述一般表現為條條框框，教材的教條化編寫模式使得教師教“條條”，學生背“條條”，考試考“條條”。再加上教學方法的陳舊落后，把政治教育當成是純粹的思想灌輸，具有空洞說教的特點。致使人們誤認為政治理論是空洞的、言之無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當成是空洞的理論。政治理論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認為學習政治理論主要是應付考試，假如不要考試，就不要教與學了。如果把政治理論的作用的眼光僅僅局限于應付考試的話，考完后，政治學科難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運。還有人認為學了政治理論后，社會中的思想政治問題仍然很多，所以學習政治毫無用處。這種觀點屬于典型的 “偽科學論”與“無用論”，實質上是否定了政治學科的科學性與社會功能，否定了社會領域中社會理論的價值作用。否定社會學科，顯然是陷入了思想認識的淺薄與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個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政治理論本來就只是理論，它本身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科學的理論只能指導人們正確地處理問題。

三、政治理論是為了美化社會嗎？

政治理論和其他學科一樣，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政治學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學科的社會教育功能，它具有鮮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