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德育思想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傳統德育思想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傳統文化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現狀

社會認知程度不高。隨著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當代大學生在享受更豐富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面臨多元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選擇，傳統文化正逐漸從他們的觀念中退化，多數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和認知是片面的、籠統的。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影響著他們的健康成長。社會責任感的缺失。當今社會思潮多元化、信息良莠不齊、言論環境相對寬松和自由，90后大學生過分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整體協作觀念差，缺乏社會責任感。社會、學校、家庭對學生的獨立人格和個性發展的重視不足，使學生的主體性被壓抑，缺乏責任感。從當代大學生身上深刻反映出一種由于時代的發展和社會體制的變遷帶來意識形態的多元化而導致的價值觀選擇性的迷茫。心理素質趨向弱化。當前，部分大學生無法實現從依賴型向獨立型的過度；人際關系緊張，甚至對老師的教育和同學的幫助產生抵觸情緒和逆反心理；缺乏應對壓力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擇業心理壓力加大，甚至對生活缺乏信心，造成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大學生出現心理健康方面問題的比例不斷上升，這一問題已成為影響大學生健康成長及高校穩定的突出問題，同時也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篇（2）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傳統，弘揚中華文化就應象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所指出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歷史證明，“人無信不立，業無信難興，政無信必頹。”政府信用已經是社會信用的核心，政府誠信引導著人民誠信，直接影響著社會誠信。毫無疑義，將中華傳統誠信道德資源的合理內核與現代思想進行完善融合是我們開展干部誠信教育的理性選擇。

1　誠信在傳統文化中的豐富內涵

“誠信”是由“誠”和“信”兩個規范構成的，“誠”“信”二字在古代典籍中意思相近又有著一定的差異。“誠”多于“真”、“實”等范疇相關聯，涉及人類社會生活諸多領域，像人際交往、個人修養、道德理想等方面。“信”則多與“忠”、“任”等范疇相關聯，其基本內涵是守言行諾，即“言必信，行必果。”

“誠”與“信”在含義上不盡相同但又有著密切的聯系。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是將二者互訓的：“誠，信也”、“信，誠也。”從先秦時期開始，“誠”與“信”開始連用，《荀子》中就有“誠信生神”之說法，此后“誠信”便作為一個完整的范疇使用。作為一個統一的概念，誠信的基本內涵和要求就是真實不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信守承諾。

2　傳統誠信思想的精髓

2.1　誠信為天地間的一種必然法則。“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行，草木不大。”(《呂氏春秋?貴信》)即是說，天地都必須有信而后才能形成四季銜替、萬物更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信”被理解為一種超越的、統天統地的絕對法則，這種思想或許有些夸張，但它充分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信”的近乎敬畏的崇尚。

2.2　誠信是做人的基本準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被當成立身處世論之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認為誠信是做人的基本品格，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安身立命的道德起點，如同車子缺少、這樣樞紐就不能行走一樣，人若無誠信寸步難行。

2.3　誠信是基本的交友之道。對誠信是交友的基本原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著意。在傳統文化中誠信交友大致可概括為兩個層面：①誠信是晤友的基本原則。孔子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孔子的弟子不但對此有充分的認識，而且常常以此嚴格要求和反省自己，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②誠信是擇友的基本標準。在社會生活中，結交什么樣的朋友對一個人的行為及品德有著重要影響，與那些正直誠實、寬善謙遜的人交友可以受其感染和熏陶，而與那些花言巧語、口是心非的偽善之人交往，不但不會有所獲益反而會沾染惡習。孔子曾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因此，交友要有所選擇，要選擇仁德之鄉居住，以免受不良影響。

2.4　誠信是經濟活動的基本行為規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固然有著君子重義輕利的思想，但對人們合理的正當的利益追求也決非一味的排斥和拒絕，只是提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主張對利益的追求要持節制態度，反對通過不正當手段謀利，反對為了獲取一定的利益而不擇手段。荀子就說過：“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財通，而國求給矣。”事實上，講究貨真價實，強調童叟無欺也是中華民族經濟及商業活動的傳統美德，歷史上也出現過許多著名的廉賈義商。徽州商人注重“信義服人”，他們“以忠誠立質，長厚攝心，以禮接人，以義應事，故人樂與游，而業日隆隆起。”同仁堂藥店三百多年來始終堅持“炮制雖繁從不敢省工時，雖貴必不敢減物力。”他們皆成為人們傳頌的誠信經營的成功典范。

2.5　誠信是保證社會穩定發展的為政之道。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主張“為政以德”，而要做到“為政以德”誠信是其重要內容和手段之一。孔子要求為政者做到“敬事而信”并認為“信則民任焉”《論語?堯日》，即是說要贏得民心除了與民生息的“仁政”外，誠實無欺、講究信用，努力取信于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和信賴。荀子說：“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大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大亂。”《論語?王霸》孔子也堅決反對與國交往中背后耍陰謀。公元前550年，齊、魯和解，兩國之君會于峽谷，齊國卻企圖乘機以東夷人劫持魯侯，時孔子相魯，聞之后深為不滿：“兩君之好，而以裔夷俘兵以亂之。”清代大儒王夫之則精辟地概括為：“夫誠信者，中國邦交之守也。”(《讀通鑒論》)

3　傳統誠信思想在干部誠信教育中的價值

3.1　誠信執政教育是干部教育的核心目標和內容。在中國傳統誠信思想中，誠實不欺不僅是上天固有的規律，亦是人與人之間的自然法則和道德本體。人們的道德規律必須遵循這一“天之道”，這是做人不可移易的法則。“修辭立于誠，所以居業也。”(《周易?乾》)正因為如此，中國歷代十分重視誠信的教育。自西漢儒學成為官學之后，《論語》、《大學》等儒家經典成為了學校的必修課，學子們在熟讀四書五經等儒家著作時自然而然的接受儒家誠信觀的洗禮、教化，以塑造誠實守信的君子人格。而唐代以后出現的書院更是把誠信的道德教育列入教規之中，如岳麓書院的教規中即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室欲，遷善改過”等條目。當然，把“誠”“信”理解為超越的、統天統地的絕對法則的思想有些夸張，但“人之無信，不知其可”(《論語?為政》)、“唯君子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袁子?用賢》)的誠信而厚德方能立人，并進而實現人格自我完善的成人教育思想今天依然閃光。因此，我們應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并將之融入到干部教育的辦學理念之中，把誠信執政教育確立為干部教育的核心目標和內容，貫穿于教育教學的全過程，利用一切教育陣地和教育場景開展廣泛而深入的誠信教育，喚起干部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的意識。同時，還應該施以相應的保障機制，對干部日常行為規范中諸如打牌賭博、貪污受賄、欺上瞞下、學歷灌水等不誠信行為給予約束和嚴厲的懲處，營造良好的誠信氛圍和輿論環境，形成誠信者受尊重、不誠信者遭鄙視的社會氛圍，讓干部在教化與熏陶中誠信執政。

篇（3）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1-0170-02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在中華民族千年的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理論化及非理論化體系，是影響整個社會，呈現出穩定的共同心理狀態、精神意志、價值取向及思維方式等精神成果的總和。而儒家文化的發展及演變更是貫穿中國傳統文化的主線。就內容上而言，儒家倡導的仁政王道，道家因循的清靜無為、以退為守，法家主張的循名責實、信賞必罰，這三者共同組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三位一體要素，并深深浸透在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之中。其基本價值體系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同時兼容道、法、墨等諸子百家而發展起來的。本文就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作一些探討。

一、傳統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聯系

隨著人們獨立意識、自主意識、自我選擇意識和競爭意識的逐步增強，面對西方思想的涌入與意識形態的滲透，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迅猛浪潮，面對西方工業文明發展進步所帶來的種種沖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當代教育也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質，突出表現在教育對象在價值觀、思想意識、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多元化與復雜化。這無疑給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課題，也給傳統文化的反思提供一個平臺，促使我們思考傳統文化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處的位置，其蘊含的價值借鑒意義何在，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用等等。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它并不是白紙作畫，也離不開本土化的國情和人情。每個民族的文化都對本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影響，在相互疊加影響之下形成了本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特文化傳統，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史。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僅看到傳統文化中精華的一面，也應意識到傳統文化具有復合性的特點，它也同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一樣，精華與糟粕并存，有待我們在繼承時進行篩檢。文化建設不是切割歷史，而是需要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提煉，并在時代的基礎上，將其不斷發展，推陳出新，不斷發揚光大。若欲使中國傳統文化實現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當代價值，必須在建立民族自尊心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文化進行借鑒與改造、批判與繼承、摒棄與創新的方式，用科學的方法“去粗取精、去舊賦新、去偽存真”。

二、傳統文化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體體現

第一，將“仁”作為人文價值觀的核心。傳統文化中包含著強烈的人文精神，傳統文化中所體現的人文精神在許多古籍中都有記載。《尚書》中有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中也有記載：“夫民，神之主也。”也就是說即使是上天，也必須順從人民的意愿，只有民心、民意，才是神靈希望君主始終重視的事物，先辦好人的事，然后再去致力于神的事，足以見得古時已將人置于中心地位。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中又以“仁”作為最高理想和價值體現，同時也是道德規范的最高準則。儒家思想中的“仁”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即要求我們能夠尊重人，愛護人，禮待人，重視人。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觀念正是以“仁”為中心的文化道德修養，也正是這種“仁”的精神最終塑造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從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仁人志士。

第二，將“和合”作為統一發展觀的基準。“和合”強調的三個方面的和諧統一——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仁”和“義”的思想本身就充分體現了人、我、群之間的緊密聯系。在此基礎上，“禮”也是“仁”的另一表現形式。孔子有言：“克己復禮為仁”，是希望人們都能夠正身、自律，以禮待人，這與我們現在的道德、行為標準也是一致的。現代生活中，在精神生活領域，我們仍然以做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推己及人”的程度為人際和諧的標準，“天人合一”則是在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時所奉行的準則。

第三，強調對人的群體性和求同性的重視，體現出較為濃厚的“價值理性”色彩。傳統文化主要強調在社會教化和自我修養的雙重影響下，使人成為能夠為社會所需要和接納的人，也成為能夠對社會和國家有用的人。群體價值的核心價值主要在于對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提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同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都弘揚的是一種個體對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篇（4）

生態文明理論作為一種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興理論或學說，自大工業之后，逐漸被人們提出和關注，逐漸成為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在中國，這一理論或學說，引起我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是在20世紀末，當初所爭論的焦點是：解決溫飽與環境關系的問題，爭論結果大體上取得一致性觀點，就是不走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接受可持續發展道路理念。十七大報告首次把建設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報告，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之一。可持續發展是指滿足現代人的需求以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

黨的十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生態文明建設其實是把可持續發展提升到綠色發展高度，就是不給后人留下遺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態資產。

自此生態文明已由一種理論觀點上升為國家制度，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我國在全面小康社會邁進的關鍵時期，處理好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環境關系問題尤為重要，關系到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但是，生態文明作為一種理論，一種制度，至今仍沒有一個公認的概念，眾多學者在不斷探尋中，其中不乏中國學者，也在孜孜不倦探尋生態文明的理論基礎和發展歷程，試圖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和答案，其現實性和緊迫性就不言而喻。

一、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思想解讀的表現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學者在探尋生態文明的理論淵源時，理所應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探尋，中國傳統文化體現出的環境倫理思想為解決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提供了思想依據。眾多學者試圖通過闡述傳統文化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的內容，以說明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為現代社會政策提供了行動準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大致有以下幾種理論觀點：

1.中國古代環境倫理思想的主題――尊重生命，兼愛萬物。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兼愛萬物的倫理原則，在尊重自然的一般前提下，尤其強調愛護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價值，并以此作為衡量人的行為善惡準繩。《周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以“仁”作為其倫理思想的核心，道家主張生命的平等，佛教主張“不殺生”。

2.寡欲節用，珍惜自然資源的傳統美德。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珍惜自然資源的倫理準則。孔子提倡：“節約而愛人。”（《論語?學而》）意思是：節約費用，愛護人民。荀子主張：“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名與生孰親？生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恥不殆，可以長久”。

3.天人合一，以和為貴。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既貴為萬物之靈，就要遵循自然規律，同時在天地萬物生生不已的運化過程中附有特殊的使命。儒家學者在《中庸》一書中指出：“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二、傳統文化的中生態倫理思想探究對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的價值

隨著現代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使人類對生態系統的需求急劇增加，致使人類不斷地大規模地向大自然索取，導致當前社會出現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危機，如何克服這種危機，是當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黨的十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出“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尊重自然，是人與自然相處時應秉持的首要態度，要求人們對自然懷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創造、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順應自然，是人與自然相處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要求人們順應自然的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保護自然，是人與自然相處時應承擔的重要責任，要求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發展之需的同時保護自然界的生態系統。這些措施是對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經濟建設指導方針，是國策，也是一項影響是深遠的偉大實踐活動。所以，對現代生態文明倫理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沒有科學理論作為指導，就沒有科學的實踐活動。生態文明建設同樣如此。

英國學者李約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保存著內在而為誕生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在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寶庫中，探尋關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理念，對理解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的是有益的。從十提出的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看，就其實質，提倡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觀點，就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尊重生命，兼愛萬物；寡欲節用，珍惜自然資源；天人合一，以和為貴思想是相通的，或者是近似相同的，可見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了許多生態倫理思想，對構建現代生態文明理論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礎。

三、理性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態倫理思想

黨的十八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生態文明觀念要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是我黨發展理念的理論升華。生態文明觀點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研究生態文明已成為熱門話題，大多數學者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解決當今的生態問題，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學者提出疑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對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的影響究竟有大？甚至有的學者直接提出：中國古人根本就沒有認識到生態平衡問題，有些思想能沾點邊，有些觀點就是以中國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牽強附會。但這些觀點的出現，并不是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今的影響，也不是要否定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的價值，問題出在中國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傳承上。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解決多個問題：

篇（5）

中國傳統文化，從地域性上理解是指中國的本土文化，從時間上來說它是古代傳承下來的文化，從性質上說它是經過去粗取精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說是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內涵博大精深的、傳統優良的文化，其內容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包含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種文化流派，并且吸收借鑒了佛學文化，融匯諸多文化于一身，具有鮮明的特點。

第一，包容性。文化對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人的思維和具體行為的影響。中國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表現出的謙和包容，對外來文化采取立足本土、兼取其長的態度，表現出有容乃大的博襟，是我國傳統文化包容性的具體表現。

第二，務實性。幾千年來，中國廣大勞動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形成了“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民族特征，這一特征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中即是強調“經世致用”“實事求是”，務實的態度帶領歷代中國人民不斷探索。

第三，德育性。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德育為先，強調揚善抑惡、育人品行，而西方文化則是以強調自然科學為主。如果把西方文化視為“智性文化”，那么中國文化則可以稱為“德性文化”。

二、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人才資源，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要力量。大學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不僅要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還要在思想上向黨和國家積極靠攏。然而，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加上大學生具有較大可塑性的特點，他們的思想意識存在一定問題。

第一，理想信念模糊。理想信念是支配人們活動的精神動力，是黨和人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需要，是關系到改革和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關鍵。目前，大學生群體的理想信念大體健康發展，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文化思潮開始沖擊大學生的思想，致使他們信仰淡漠，人生目標混亂，有的甚至放棄夢想，從而導致理想信念模糊。

第二，價值取向扭曲。當代大學生是在社會轉型期成長起來的，常常強調以自我為中心，提倡個性。以自我為中心導致在生活中不懂得處理與他人的關系，個人本位思想較重，把個人的自我追求放在首位，看重功利，扭曲了人生觀和價值觀。

第三，社會責任感缺失。在老一代人眼里，大學生群體應該是心系祖國、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莘莘學子，然而，現在的大學生對社會責任感的理解處于“不損人”盡量“利己”這一層面，過分強調自身利益，沒有回報社會、關心他人的意識，嚴重缺失了社會責任感。

第四，誠信意識淡薄。當前在很多高等院校中，缺失誠信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很多學生考試作弊，用各種手段騙取獎學金，這些行為都給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大學生是國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來，誠信意識的建立關系到社會良好氛圍的營造，同樣也關系著祖國的未來發展。

三、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和根基，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支柱。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以文化之力興學子正氣，有利于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傳統文化能夠增強大學生的民族責任感，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自覺抵制市場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對解決現實問題、增強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時效性有著重要意義。

第一，傳統文化有助于堅定大學生的理想信念。強大的民族自尊心來源于優秀文化的積淀，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堅韌不屈的精神，是我們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內在動力。當今社會競爭激烈，大學生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稍不到位就容易使其產生無所適從、不思進取的想法，理想信念容易動搖，因此，大學生理想信念的樹立必須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滲透，以使大學生在追求理想中堅定信念，鍥而不舍，勇往直前。

第二，傳統文化有助于樹立大學生正確的價值取向。在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各種價值觀念相互碰撞，影響著大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利用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對大學生進行引導，幫助他們體會人生的真諦，有利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對他們的健康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傳統文化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傳統文化有著極強的民族國家意識，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觀、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患觀，這些可以激勵大學生明確肩負的歷史使命，增強社會責任感，通過不懈努力去回報社會。

第四，傳統文化有利于培養大學正確的誠信觀。對公民進行誠信教育是必要的，對大學生進行誠信觀的培養更為迫切。傳統文化一直強調誠信意識，強調人無信不立，號召“誠心者，天下之結也”，這些觀念能夠引導大學生在多元化社會中堅守誠信，求真務實。

四、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價值實現的途徑

中國傳統文化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必須加以利用。然而，如何讓傳統文化更具有現代性和更貼近生活，幫助學生更容易掌握，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認真思考的問題。傳統文化的滲透，不能是一種強迫式的傳授，而應該循序漸進地滲透，讓大學生自覺了解和體驗傳統文化帶來的價值。

第一，開展豐富的傳統文化活動，激發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培養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要由淺入深，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高校是最主要的文化教育陣地，大學里的各種話劇社、曲藝或者戲曲社團都深受大學生的喜愛，通過開展與傳統文化相關的社團活動，能夠更好地激發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如組織學生觀看一定數量的經典影視劇，讓學生親自去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發現其中的價值，從而提升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利用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來提高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

第二，實現傳統文化進課堂、進教材。學校可以開設一些傳統文化基礎學科，例如設置歷史、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課程，這些課程不僅有利于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并且能夠增強他們的傳統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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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內容

優秀傳統文化是指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當中沉淀下來滲透在民族行為和意識當中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思想價值觀念、行為方式、道德情操和禮儀制度等多方面的內容。它體現在相關的經典著作、文化用品等客觀物體之中，也體現在人類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性格特點、知識構成、習俗禮儀等主題之中。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養的重要任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大學生提供著豐富的精神資源。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1.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

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歷史沉淀下來的最優秀的文化，是中華民族上千年的歷史結晶。它有著豐富的內容，儒家的“仁政”思想、“人性本善”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都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離不開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學習，大學生的道德修養素質和堅定的信念都要求學生必須學習中華傳統文化。

2.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豐富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會學生學習的方法永遠比教會學生知識更加重要和艱難。大學生學習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單一枯燥。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里有著眾多的學習方法：孔子強調的思考學習方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興趣學習方法――“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善于學習的方法――“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拓展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維

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受到思維限制。大學生從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可以學習到海納百川的思維和心胸。我國古代傳統文化有著法道佛儒墨等學派，相互之間和諧聯系，共同存在，可以拓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維。

三、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

1.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課程建設

要想在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當中，融入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課程建設是第一位。要以課程建設為主體，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需要反復地仔細挑選，開設各種課程，首先需要開設一個基礎的文化欣賞和學習課程，之后開設不同的文化課程，滿足學生們的不同需要。比如經典文化著作選讀，先秦代表著作欣賞等。在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不斷地滲透優秀的傳統文化。

2.加強校園的文化活動

大學生每天學習和生活都在校園里面，校園文化對大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建設一個人文的校園環境，可以增強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的興趣和接受度。因此，除了在課堂上使用優秀傳統文化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習，在校園之中，可以開展各種文化活動。比如，開展與傳統文化相關的演講、競賽、征文;觀看一些經典的影視作品，開展文化和傳統節日的主題活動，讓大學生在每天生活中耳熏目染，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3.加強網絡資源和圖書館資源使用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網路信息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當中的常客，大學生作為年輕的一代，接受新的生活方法非常快速。學校應該轉變教育觀念，加大網絡平臺和圖書館的使用。學校圖書館應該加大對學生們的讀書興趣的了解。根據專業的不同，推薦不同的讀書目錄，指導大學生學習中華傳統文化，認識到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作用和意義，使他們能夠主動學習和閱讀經典的思想歷史名著，并且結合社會來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是非觀。

4.美化校園環境

在校園舉辦各種活動屬于軟件設施，還應該加強對于校園硬件設施的美化。校園的圖書館、教室、操場、寢室、籃球場等地方，是大學生日常活動的主要場所，校園應該在設計的時候加入優秀的傳統文化因素，讓學生在充滿人文氣息的環境中，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比如，在操場樹立孔子的石像，在教師和寢室懸掛名人事跡、書畫作品，張貼文化知識海報等。

四、結束語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加強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勢在必行。中華優秀文化浩瀚眾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接受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合精彩的文化價值，通過加強學校的文化課程建設，美化校園環境，加強校園的文化活動，加強網絡資源和圖書館資源的利用等路徑，來把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當中。

【參考文獻】

[1]李建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促進研究[J].學園，2014（25）：38-39.

篇（7）

就我國來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承擔著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的內容和責任，這是我國的創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輔導員在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除了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手段上要積極改變，以適應當前大學生身心發展的實際情況外，還要在教育內容上進行拓展和延伸，特別是要引進和利用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為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服務。“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重德治、講禮儀，重倫理、講道德，重理想、講休養，重整體、講和諧，重內在、講人格的傳統，這種文化傳統與西方國家講法制、講規范、重外在、講行為的傳統是有區別的。正是這種文化傳統，不僅留下了民族的傳統美德，而且鑄造了國民的深層心理，形成了民族的習慣，它的合理成分和精華因子為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產生、發展奠定了濃厚的文化基礎，也為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巨大作用提供了條件。”①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更是專門研究了文化改革發展問題，并確定了建設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首次。這也更加要求大學輔導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有這種文化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主動整合和利用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服務。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理論化和非理論化的，并轉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具有穩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總和。其中儒家文化的發展及演變是貫穿于中國古代文化的主線。就內容上說，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靜無為、以退為守，法家的循名責實、信賞必罰，這三者構成中國古代文化的三位一體的基本要素，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其基本價值系統是以儒家體系為主干，同時又兼容道、法、墨等諸子百家之長。這些文化體系對我國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一、傳統文化資源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一）傳統文化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內容素材。我國傳統文化強調“道德”、“仁義”、“中庸”、“尚和”等，這些理論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論資源，是培養大學生愛國主義情操的思想基礎，對于加強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的啟迪，有助于陶冶大學生心境，塑造理想人格。其中許多傳統文化著作如《論語》、《弟子規》、《三字經》、《增廣賢文》等，對當前大學生的思想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規范價值。這些都是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開發和利用好傳統文化資源，對于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二）傳統文化對大學生良好思想政治素養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按余秋雨先生的說法，“文化，是一種由精神價值、生活方式所構成的集體人格。”②這種集體人格的形成過程是在傳統文化精神的熏陶過程逐漸形成的。對我國傳統文化體現出來的精神氣質，不同學者有不同的歸納，如有學者把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概括為四點：“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③筆者認為這種歸納是比較全面而準確的，而這些精神可以讓生活在其中的人通過長期的熏陶，給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發揮著重要的精神激勵功能，促進學生自覺維護整體利益，堅持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從世界范圍來看，世界各國一向都非常重視利用本國傳統文化對國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無疑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切入點。傳統文化教育不僅有利于改善大學生知識結構，豐富和提升當代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創新，而且有利于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傳統文化教育不但豐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而且會進一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同時也是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條重要的有效途徑。

（三）傳統文化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方法借鑒。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讓大學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規范、道德要求，并最終形成自己的道德信念和品格。而我國傳統文化重視“慎獨”、“內省”的方法，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方法，也使大學生在學習和使用這種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掌握這種方法，運用到自己的學習和生活中去，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思想政治覺悟的主體。

二、輔導員如何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開展傳統文化宣傳。讓大學生經常接觸和了解到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這是利用傳統文化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條件。如果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內容不了解，就談不上體會到傳統文化的精神魅力，也就更談不上心理上接納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所以，要想利用傳統文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從大學生進入大學的第一天開始，輔導員就要有意識地讓其接觸我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如利用周末教育時間，為學生集中講解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并開列必讀書目給全體大一新生；舉行傳統文化有關的學術講座，讓大學生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魅力；組建傳統文化的學生宣講團，營造“人人學傳統文化、人人用傳統文化”的校園氛圍；開展一些與傳統文化有關的征文活動、演講活動、競賽活動等，加快傳統文化的傳播；積極開設選修課，通過課堂系統學習的方式讓一部分學生建立起對傳統文化的深厚感情。總之，文化都是在交流傳播，在傳播中發展的，因此，大學校園一旦形成這種氛圍，全體大學師生就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

（二）提高輔導員自身的文化素養。大學輔導員既要懂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有較深的傳統文化素養。要讓大學生建立起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輔導員自身首先要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能比較自如地運用傳統文化資源教育和引導大學生，這樣，既能增強輔導員工作的魅力，也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因此，大學輔導員除了要利用學校的資源積極進行傳統文化的培訓外，還要自覺研究和學習我國的傳統文化知識，提高自身的傳統文化素養，通過自身的言傳身教增強傳統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三）在傳統文化中借鑒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前面已經提到，我國傳統文化資源中本身就有非常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開發和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繼承和發展這些有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教化示范法”就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古代的道德教化特別重視以身作則的榜樣示范作用，孔子就認為社會道德風尚的好壞決定于統治者自身的道德面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古代樹孝子、貞女形象，掛牌匾、豎牌坊，這些行為只要剔除其不合理的部分，對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塑造榜樣、如何利用榜樣的力量帶動大學生走向積極健康的一面，無疑具有極好的借鑒和參考價值。又如傳統文化中關于“內省、自省、反省、慎獨”等方法與當前所強調的“自我教育、內化、自我批評”如出一轍，在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都強調個人內在的思想控制，都是提高個人思想政治和道德素養的具體方法。這些方法一方面輔導員要靈活運用到自己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中間去，一方面要則要從不同角度讓學生自己掌握這些方法，使其成為大學生自我發展路上的一種有力的工具。

（四）要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在利用傳統文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時候必須做到推陳出新。一方面，輔導員在引進傳統文化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資源時，要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做到革故鼎新，融入時代精神，這樣才能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說服力，也才能更加發揮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引導學生在學習和借鑒傳統文化知識的時候，必須與當前的社會實踐相結合，把我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運用到當下的社會生活中去檢驗和完善。

總之，文化本身就是“化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關于如何“成人”的教育，二者在這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學輔導員應該自覺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作出大膽的嘗試，為大學生的成長成才作出自己的貢獻。

注解

篇（8）

1 國外研究現狀

當我們追溯思想史時，就會發現在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洛克那里，已具有了交往理論的初始形態，而后經過18世紀法國哲學家和19世紀德國哲學家，到馬克思時已演化出多種形態的交往理論，但國外沒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這個概念，而是在“公民權利和義務教育、國民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和歷史教育”的旗幟下悄無聲息地進行，所以筆者以“德育交往”為主線，著力挖掘教育交往的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

1.1 德育交往的理論研究

美國著名的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在其著作《民主主義與教育》中提出了如何在實用主義教學體系中處理交往活動與道德教育的關系；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指出“協作交往活動是道德發生的前提”，在《兒童的道德判斷》一書中他一再強調從交往中去尋找道德起因以此抓住道德作為人類意識活動的根本性起源；美國現代道德認知理論的創立者勞倫斯?科爾伯格強調，個體的道德成長是一種在其自身與社會交往環境相互作用下不斷建構的過程，是個體道德經驗的不斷同化、調整、平衡的過程。

1.2 德育交往的實踐研究

就德育教學而言，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所編寫的德育教材以“協助個人發展潛能、實現自我、適應環境并進而改善環境的個體社會化歷程”為一以貫之的主線，學生得以在與自身、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交往中實現其德育目標。教師在授課時善用澄清法、討論法、公正團體法等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樂于與學生一起思考討論，在溝通交流中提升學生的道德觀念。

就德育活動而言，國外的高校生活更側重于以情景和活動為中心，營造民主、平等、寬松、和諧的氛圍，提倡學生在群體交往中實現主體意識的培養。如美國的康奈爾大學除了提供學生活動的六百多個俱樂部、學會和協會以外，還提倡學生參加具有社會發展和政治意義的社會活動或者參加公益活動，這些思想政治教育途徑有效體現了思想道德主體性教育的特點。

2 國內研究現狀

2.1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理論研究

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近幾年，先是在教育研究中，一些學者觸及到了交往這一視角，相關論著及論文的發表也如雨后春筍一般，其中以張天寶的《走向交往實踐的主體性教育》（2005年）為代表。同期發表的有：蔡春、扈中平的《從“獨白”到“對話”――論教育交往中的對話》（2002年），岳偉、王坤慶的《主體間性：當代主體教育的價值追求》等，學者們在具體論述德育與交往時，多數集中在德育對交往運用這一層次，主要著眼于兩方面：一是把交往作為與“活動”并列的手段，強調它對學生的道德發展價值；二是把交往作為對舊式、傳統師生關系的挑戰，強調交往中的民主和平等。2005年彭未名在其論著《交往德育論》中系統提出了“交往德育”這一新概念，并構建其理論體系，是對我國大學德育理論建設的一個有益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在思想政治教育學科中首次明確談及交往的應是在張耀燦和鄭永廷等著的《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第一版）中。此后，在一些博士論文中也有學者論及交往，認為現代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實際上是人類求善的精神交往互動過程。但這些研究并沒有就交往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探討和分析，因此不能從根本上和整體上解決思想政治教育的諸多問題。此外，一些散見的論文更著重于從主體間性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與創新進行研究，而忽視了交往理論的依托，使得目前的研究顯得殘缺不全。2011年8月由閆艷著述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交往視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揚棄的基礎上實現的新跨越，作者不僅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往視角進行了深度剖析，還對交往性思想政治教育進行了系統構建，這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的推進和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改革均具有重要意義。

2.2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實證研究

（1）調查研究的方法。國內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章為數不多，所謂的實證研究也僅僅是對問卷進行的簡單處理分析，得出支撐論文寫作的數據。楊鮮鮮在其論文《交往-發展理論下的高校課堂教學及評價實證研究》、趙飛在其論文《廣東高校德育課基本狀況實證分析》中均采用問卷測量法，簡單地利用EXCEL統計軟件進行問卷分析。這些研究是對學生德育交往的一般特征的歸納，或者得出對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批評與建議。

（2）敘事探究的方法。李醒東在其《事件?場景?交往》一書所呈現的德育研究方法實現了相對意義上的創新，他著力以敘事探究的方式來呈現學生社會生活的內容，教育理論在呈現和解釋學生社會生活中建構，在進入現場中實現方法與思路的摸索和調整。這是一種生活范式的研究，從具體的事件中引發對學生交往與思想政治教育關系的思考，進而得出對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反思和理解。

篇（9）

桂西北地區地理環境相當惡劣，交通不便，文化發展水平落后，再加上居民大多數是少數民族，民族語言不利于記錄，對該區地域文化的研究只是散見于一些專著的部分章節和一些學術期刊論文之中，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有關該區的德育資源利用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區域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結構性的文化類型，其中蘊藏著十分豐富的德育資源不容忽視，是我們進行道德教育值得參照的寶貴資源。特定的區域本身包含著獨特的文化內涵，身處其中的人更容易認同和接受這種文化，有效利用這種區域文化中的德育資源開展德育，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桂西北既是西部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探討該區域文化的德育資源如何有效利用，對廣西及其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將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因此，有必要對現有的有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有利于桂西北地區充分有效利用德育資源開展德育工作，形成區域特色德育，推進區域德育工作的發展。

一、關于桂西北地區地域文化研究

通過文獻檢索及其走訪所掌握的資料，目前對桂西北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頗豐，對此，做以下的回顧和評述。

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志館編的《廣西市縣概況》對廣西各個市縣進行了經濟、政治、文化等進行梳理，介紹各個市縣的概況，但是對具體內容沒有進行詳細的解說。壯族學者梁庭望在《壯族文化概論》以歷史發展的脈絡闡述了壯族從原始社會到近現代社會的文化狀況，主要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來敘述壯族具體的文化，最后總結了壯族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容小寧主編的《紅水河民族文化藝術》生動完整的敘述了壯族《米洛甲》《布洛陀》《密洛陀》神話史詩，反映了壯、瑤族先民順應、征服自然、創世創業的歷史實踐隨著時代的更換而更換，如道德、團結、愛國主義等等方面的內容。同時，這些神話史詩也包含了一些該區的禁忌文化或是當地習俗信仰，如在講述佳宴屯文化中當地人認為凡是出門辦事或是運行，最忌碰上女人帶刀，如遇上了就折回來，另擇時辰上路。丘振聲的《壯族圖騰考》從圖騰入手把觸角伸向壯族文化內核的探索。

余的《廣西民俗文化》分別從人生禮俗、節慶禮俗、信仰禮俗三個層面講述了廣西的民俗文化。過偉主編的《中國民俗大系.廣西民俗》則比較細化地，分別從生產民俗、家庭民俗、居住和交通民俗、飲食和醫藥民俗、服飾民俗、歲時節日民俗、生育婚嫁和交際民俗、祝壽和喪葬民俗、村寨社區組織和民間社團民俗、民間信仰民俗、民間藝術及其民俗比較全面系統的講述和評述了廣西民俗。桂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在歷史發展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地域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維系地區居民情感的紐帶，是值得學者們關注和研究的，為此，對桂西北地區的傳統文化研究從不間斷，不斷的挖掘發展。

除了以上有專門著作的記載，關于桂西北地區地域文化還散見于一些期刊論文中，如劉武軍一系列的文章《壯族傳統道德對民族院校德育的價值》《壯族傳統道德教育方式對民族院校德育的價值》《壯族優秀傳統道德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中涉及桂西北壯族的傳統道德文化；黃筱娜的《百色市民族文化建設的實踐與思考》側重桂西北地區的百色民族文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闡述；黎年茂、劉 一的《廣西民俗節慶與少數民族傳統體育互動探析》在講述廣西民俗節慶時涉及桂西北地區的民俗節慶文化；石麗琳的《桂西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探微》側重對河池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進行探索。

綜上所述，對桂西北地區地域文化的相關研究比較豐富，但多散見于地方縣志或是從整個廣西的角度來敘述，沒有系統地整理，明確指出該區地域文化及其蘊涵的德育資源。不易于家庭、學校、社會利用得天獨厚的地域文化具有相應的德育資源進行德育工作，造成德育資源的缺失和浪費。

二、關于德育資源的利用研究

篇（10）

中圖分類號： G4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9749（2014）01-0113-03

2010年7月，教育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我國“要構建大中小學有效銜接的德育體系”、“樹立系統培養觀念，推進大中小學有機銜接”的觀點。這是繼2005年教育部頒布《關于整體規劃大中小學德育體系的意見》以來，黨和國家又一次從戰略發展角度重申和強調“整體構建大中小學有效銜接的德育體系”的主張。之所以一再強調要加強德育銜接問題，是因為德育銜接在德育運行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德育實效性提高的現實需要，也是德育系統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雖然德育銜接對于德育的良性運行具有重要的意義，加強德育的有效銜接問題也已經引起了黨和國家的足夠重視，但直到目前，理論界對其進行的研究卻并不多。而且，目前的僅有研究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尚處于一個低水平階段，亟需深化與拓展。因而，當前，對德育銜接問題的現有研究成果進行全面梳理與冷靜審視，既是直面德育創新理論難題和實踐發展的必然訴求，也是推進德育理論研究當展的現實選擇。本文試對此前中國期刊網（CNKI）上能夠檢索到的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文獻進行綜合分析與簡單述評，以期為推動該課題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一、研究的數量逐年增多但整體水平偏低

筆者依據文獻計量學原理，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相關文獻進行檢索、分析與統計。計算機網上檢索以“德育”并含“銜接”進行，并將檢索出的文獻分類進行逐一閱讀與分析。檢索發現，就研究的總體數量來看，目前學術界對德育銜接問題研究的關注度還相對較低，研究數量相較于德育其他方面的研究也相對較少。然而，可喜的是，就文獻增長趨勢來看，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已經明顯呈現出了逐年增多的良好趨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理論研究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并圍繞著一些實際問題展開研究。檢索顯示，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文獻共計63篇。其中，學位論文方面，碩士學位論文共計7篇；而除去7篇碩士學位論文之外，其余均為期刊文獻（含報刊資料），這些文獻分布于各層次、各類別的學術期刊之中，總數共計56篇。就文獻的時間分布而言，檢索顯示，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最早對其進行研究的是1982年北京師范大學的李意如等撰寫的《大、中學德育的銜接問題》一文。[1]但此后，學術界對德育銜接問題進行的研究卻并不多，具體而言：1982—1990年的九年間僅有4篇相關文獻；1991—1999年近十年間相關文獻有所增加，但總量仍然不多，仍僅有共計14篇文獻；直到2000年之后，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才逐漸增多，其中，2000—2004年的五年間就已經有15篇相關文獻；在2005年之后，對于此問題的研究則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增長節點，文獻總數更是猛增到了34篇。對此，我們認為，研究文獻數量的變化與德育學科的發展以及德育實踐的探索等密切相關，尤其是在2005年教育部頒發《關于整體規劃大中小學德育體系的意見》之后，研究成果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更是表明這一研究已成為德育研究的熱點之一。

雖然研究數量呈現出了逐年增多的良好趨勢，但客觀來看，目前德育銜接問題研究的整體水平卻并不高，這主要突出地表現為：一是研究成果參差不齊，具有較高研究水平的代表性成果較少。發表在高層次刊物上的、在理論界引起較大反響的論文卻并不多。且其中很大比例是有關德育銜接文件解讀或報道的，出自一線德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高質量論文并不多見。并且，縱覽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成果，不少論文的研究視角和內容結構都大體相似或基本相同，創新和深入發展的勢頭不明顯，有簡單重復之嫌。二是學位論文數量偏少。學位論文是學科學術成果的一種集中體現，學位論文數量的多少是學術界對相關研究關注度的一種表征。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學位論文僅限于碩士學位論文，且論文的數量也相對較少，檢索發現僅有7篇；而博士學位論文方面則更是處于空白狀態，沒有檢索到有關德育銜接的相關文獻。

學術成果的數量與質量是一項科研存在價值的標志，數量的多少表明學術界對該問題的關注程度，而質量的高低則說明該研究的成熟程度。當前，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中高質量、高水平的研究文獻并不多，因而，深化研究的總體質量，提高研究整體水平，就成為當前德育銜接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研究論域較為全面但整體發展不夠均衡

為了更好地把握目前德育銜接問題研究的具體內容和論域，筆者對所查閱到的63篇文獻進行了逐一閱讀、歸類與梳理。梳理發現，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內容涉及了德育銜接研究的方方面面，德育銜接的內涵、標準、現狀、問題及對策等幾乎絕大多數的研究論域和研究內容都已經有人有所涉獵。學者們在各自的研究中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對德育銜接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有益的和開拓性的研究與探索，這些研究成果既為我們更好地認識德育銜接本身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也為我們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德育銜接問題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借鑒。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目前德育銜接研究的整體視域發展卻不夠均衡，存在著嚴重的“一頭熱一頭冷”現象。這突出地表現為：一是從研究視角上看，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更多地側重于德育銜接的現狀及問題、優化德育銜接的對策等方面，尤其是針對德育銜接對策方面的研究更是有多達65.1%的文獻對此進行了研究與探討。并且，從研究發展趨勢來看，這一類的文獻依然保持著持續增長的趨勢，顯示出了這一論域研究方興未艾的發展勢頭。相對而言，目前對于德育銜接的內涵、標準、內容及依據等涉及基礎理論層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一方面，對于德育銜接現狀、問題和對策等研究的良好發展勢頭充分顯示了研究者關注現實需要、講求實踐針對性的研究取向，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對于德育銜接內涵、依據、標準等基礎理論研究的忽視，則容易導致研究的“無根基性”，同樣應該引起學界的足夠反思。

二是從研究領域上看，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成果大多以中小學或中學與大學為封閉系統，鮮有將大中小學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進行研究的，幼兒園和研究生階段德育的銜接整合問題更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進入系統研究的視野。統計顯示，目前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于中學與大學德育銜接領域，共有29篇文獻對此進行了針對性的研究，文獻數量占文獻總量的46.0%。中學與大學德育銜接研究成果的高產，充分說明了學界對中學與大學德育銜接問題的關注程度，同時也潛在地表明了中學與大學間所面臨的德育銜接問題更加緊迫。但相對而言，其他學段領域間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則相對匱乏，明顯與現實的發展需要不相符合，需要加強，尤其是范圍涉及大中小學（含研究生階段）三個學段的“全景式”研究的不足更是凸顯了當前德育銜接研究整體視域發展的不均衡性。

“事物的不平衡具有常態性，做到各個具體領域的完全平衡，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對研究領域的內在格局具有一定的自覺意識和宏觀觀照，避免無序和失衡，卻是必要的。”[2]因此，批判性地檢討以往德育銜接研究論域失衡的不足，并自覺地謀求研究格局的改進與完善，就成為了當前廣大德育研究者的一項重要任務和使命。對此，筆者認為，今后我們的研究應該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謀求研究論域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有目的、有計劃地加強薄弱環節的研究，打破傳統研究的視域局限，力爭最大限度地完善德育銜接研究的總體格局，實現德育銜接研究的均衡發展。

三、研究的經驗性問題突出而學理性薄弱

“知識可分為經驗型知識與理論型知識，兩者都是對事物的把握，但其把握的程度不同。經驗型知識就事論事，看到的是事物表面的信息，而理論型知識是透過事物的表層去挖掘事物的本質，能真正把握事物內部必然的聯系。”[3]實踐已經證明，經驗型知識與理論型知識相輔相成，兩者對于事物的認知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廢。但遺憾的是，在文獻梳理中我們發現，現有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成果卻并沒有很好地處理好研究的經驗性和學理性的關系，導致了研究的經驗性問題突出而學理性相對欠缺與薄弱。梳理顯示，有關德育銜接問題的現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對德育銜接相關問題的淺層描述或簡單設想，并沒有深入到理論創新的層面，缺少了從德育自身探尋其銜接的必然邏輯與本質要求的內容，往往容易導致研究漂浮于理論根基之上。但目前學術界對其進行的研究卻并不多，且研究也大多僅限于表面性的描述，而沒有對其進行深層次的哲學思辨和理論探討，更沒有對這些問題做出明確的區分和科學的界定。德育銜接是一個具有強烈現實性的德育活動，對其進行研究需要關注現實發展、聯系實際運行。但關注現實不代表疏于學理，一些基本理論問題關乎對研究對象的整體理解，如果內涵不清，外延不確定，將直接影響研究的深入發展。然而，從我們所進行的研究梳理發現，當前對于德育銜接的研究更多傾向于經驗性的微觀描述，而缺乏具有深層次理論思辨的研究成果。并且，目前僅有的少量學理性研究，也大多往往因為缺乏深厚的理論底蘊和原理支撐，使得研究的科學性和深入性顯得比較欠缺。實踐證明，單純經驗式的淺層描述必然引發研究的“無根基性”，進而導致研究受阻、難以創新。

四、“書齋式”思辨研究較多而實證性研究欠缺

研究方法是關于科學活動中的認識方法和活動方法，是人們認識自然或獲得科學知識的程序或過程。選擇使用恰當的研究方法是研究成果科學性、有效性的可靠保證。然而，在文獻梳理中我們發現，當前對于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中，“書齋式”的思辨性研究過多，而實證性研究卻十分薄弱。

思辨研究與實證研究是從研究方法論角度而言的。所謂思辨性研究是指不依賴于任何經驗，而從理論的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純概念和純理論思考的一種研究方法。而實證研究則是與思辨研究相對，“它是指本著科學的精神，強調從問題出發，提出理論假設，爾后用實驗或者調查等方式加以驗證”[4]的一種研究方法。思辨研究與實證研究是當前德育研究中所運用的兩種主要的研究方法，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促進德育研究的深化。

德育銜接問題是一個具有很強實踐性的現實問題，因而要求對其進行的研究要將理論性研究與實證性研究相結合，在掌握第一手研究資料和數據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但目前的狀況是，由于研究隊伍視界和研究能力所限，現有研究多為一些“書齋式”的個別性、隨機性研究，研究者往往僅僅從理論層面上進行一點淺顯的分析，傾向于“概念性”的抽象描述或“診斷性”的結論判斷，缺乏建立在系統調查之上的實質性研究，因而也就不能從整體上把握問題的癥結所在，易導致研究陷入淺薄或流于形式。例如，對當前德育銜接現狀及問題的研究，研究者原本應該通過實地考察與調研等方式全面把握現狀及問題的，但遺憾的是，在現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未經過實證調查與考證就言說現狀及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給人以“人云亦云”之感。

“實踐是理論創新的根本源泉。根植實踐，是我們能夠關注新問題、聚焦大問題、切準真問題的前提所在。游離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于書齋之中構建起來的理論，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5]因此，今后對于德育銜接問題的研究應更多地側重實際，注重聯系實踐，在研究中要大力提倡和鼓勵實證性調查研究，力爭把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以及具體操作相結合。

參考文獻

[1] 李意如，汪寶熙等.大、中學德育的銜接問題[J].青年研究，1982（3）：14-17.

[2] 祖嘉合，代玉啟.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中的問題與思考[J].思想理論教育，201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