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投資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2-04-18 08:28:59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對外投資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正日益跨越國界流動，促使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最優配置，也有利于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各種投資機會，實現其利益追求目標。在我國現階段拓展海外投資的進程中，政府“扮演”著引導和服務的角色，企業是核心。近年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擴展和方式演變，不但體現出國家的對外政策更加寬松，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資助扶持，而且還反映了部分企業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所提供的發展空間，更需要通過多樣的方式尋求海外資源和市場，特別是國內的一些大型企業開始進入到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通過國際化整合和開展國際化經營，來獲取專業人才、專利技術、管理經驗和海外市場等，從而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快我國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的培育。
（二）實現產業的國際轉移，規避外貿壁壘和摩擦
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為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曾采取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策略，而日本和歐美等發達國家也看中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以及廣大的市場，紛紛向我國進行產業轉移，使我國成為其跨國集團的商品生產基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面臨著日益沉重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并且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遭遇了較多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使商品輸出面臨阻力。而此時，我國產業的國際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無論是在資本、技術、管理方面，還是在人才方面，都初步具備了一定的實力。為改變我國制造業的低端產業鏈，擴大新型產業的發展空間，為有效地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促進對外經貿關系的順利發展，應通過發展對外投資，推動國內相關產業的國際轉移，實現我國從勞務輸出、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特別是金融資本輸出的轉變，以順應國內資源環境和國際市場對我國對外合作方式轉型的要求。
（三）全球范圍獲取戰略資源.促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當前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對資源能源的大量需求，但相對需求而言，我國自然資源匱乏，很難滿足未來經濟長遠發展的需要。據報道，當前我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已達53%，2007年我國原油產量不到1.9億噸，而原油進口量則接近2億噸。為保障資源供應安全，我國必須通過發展對外投資，跨國并購一些石油和礦業公司，在世界范圍內掌控必要的石油及其他戰略資源，緩解資源缺乏所帶來的壓力，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有效地運用外匯儲備.調控經濟、分散風險、提高收益
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一路上揚，加之外商投資和各類投機資本的流人，由此形成的雙順差帶來了巨額外匯儲備，我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截至2008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1.8萬億美元。隨著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央行被迫向市場投放大量基礎貨幣，使國內流動性過剩問題日益凸顯，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也使人民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與此同時，我國巨額外匯資產也面臨著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分散風險和長期保值增值的重要問題。因此，加大對外投資、力促企業走出國門、轉變對外投資策略、增加外匯利用渠道等，就成為消化市場過剩流動性、有效調控宏觀經濟以及保障國家外匯資產安全的必要途徑。
二、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歷程和主要特點
（一）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發展迅速
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首破2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超過900億美元。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200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265.1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5.3%，而存量則達1179.1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為1011.9億美元，占85.8%；金融類167.2億美元，占14.2%。2008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又飛速地增長，僅前6個月投資額已達257億美元。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點
一是投資方式中跨國并購比較活躍。2006年，我國通過收購兼并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為82.5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近40%，其中÷非金融類70億美元，金融類12.5億美元。2007年，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較上年減少20%，但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通過跨國并購來獲取國外的資源、技術和市場，仍將是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和培育跨國公司的重要途徑。
二是投資行業分布比較齊全。2006年底，商務服務業、采礦業、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位居對外直接投資的前4位，占投資存量的70%。在2007年底，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和郵政業合計占存量的80%。
三是投資地區分布漸趨平衡。2006年，在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和流量中，亞洲與拉丁美洲之和，均占到90%。2007年，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主要分布在亞洲和歐洲；非金融類對亞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投資增長1倍以上。地區分布不平衡的情況有所改善。
四是投資主體呈現以國企為主的多元化。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繼續保持多元化格局，當年未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為33%，位居境內投資主體數量的首位；國有企業所占比重為26%，位居境內投資主體總數的第2位；私營企業所占比重為12%，位居境內投資主體數量的第3位。2007年，國有企業占整個境內投資主體的比重較上年有所下降，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上升較多。從對外直接投資數額看，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占絕對的主導地位。
（三）對外證券投資的發展與創新
我國對外證券投資起步較晚，1997年只有不到10億美元，1999年突破100億美元，2001年突破200億美元。近兩年來，由于外匯儲備大幅增加，金融市場流動性過剩，使我國對外證券投資規模迅速擴大，但由于各種突發的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波動較大。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凈流出，2006年為1125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96%；2007年為23億美元，比上年流量下降98%。2007年末，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存量為2300多億美元。我國原來的對外證券投資主要是商業銀行購置境外債券，最近兩年又推出合格境內投資者（ODll）的對外證券投資。
（四）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IC）的對外證券投資
2007年6月，財政部發行1.55萬億元特別國債，作為中司的資本金。2007年9月29日，中司正式掛牌成立，注冊資金達2000億美元。中司的經營目標除去向國內金融機構注資，依法履行出資人代表職責外，主要是經營運作國家的外匯儲備，投資于境外金融產品，使之成為創新對外證券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司在2007年所做的幾筆主要的海外投資，均屬于對外證券投資。
三、我國未來發展對外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積極、穩妥地發展和創新對外投資
當前，從經濟和技術上都要求我國加速對外投資發展步伐。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別僅為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2.72%和0.85%。這與我國已有的經濟總量、國際競爭力和長遠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有的學者建議可抓住此次海外金融危機的機遇，開展新一輪海外并購。但同時，也要注意汲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大規模海外投資的經驗教訓，積極、穩妥地開展對外投資行為。要進一步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從行業來說，除繼續加快發展礦產、金融等行業對外投資的同時，應加大制造業對外投資力度，更好地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從地域分布來說，除繼續加快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境外加工貿易和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等投資的同時，應加大對美、歐、日的投資力度，通過技術尋求型對外投資，來獲取國際先進技術；從投資主體結構來說，應改變國有企業占比過大、民營企業占比過小的狀況，發展民營企業投資會更有利于沖破投資壁壘，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要加強我國對外投資服務體系建設，提高財政、稅收和金融對企業海外投資的支持力度，為企業提供投資目的國的歷史文化背景、政治經濟形勢、投資環境、法律規章、行政程序、稅收政策以及金融、外匯等方面的信息、咨詢和服務，幫助企業順利走出去并站穩腳跟。要完善對境外中資企業的監管制度，規范境外企業的行為準則和社會責任，加大對違法違規企業的懲處。政府還應重視統籌對外投資擴大與國內經濟金融發展的關系，保持國內經濟金融平穩、較快發展，為順利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基礎和保障，必須防止類似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經濟金融大起大落。
（二）通過多種途徑有效地化解對外投資中的政治風險
當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東道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其中，有些國家的國內政局不穩，社會矛盾較尖銳，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沖突，以及經濟利益分爭，蘊含一定的政治風險。如，2007年，我國境外企業和人員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來化解對外投資中的政治性風險，在處理好國與國之間政治關系的基礎上，加強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動，促進雙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并推動完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構筑和諧共贏的對外經貿關系。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運作中除應高度重視與各國政府部門以及同業間的溝通、對話外，還要善于與當地工會、媒體、社區等民間組織打交道。可根據不同投資地的風險狀況，選擇采取全資、合資、建立分支機構等不同的直接投資方式，或者采用參股第三方國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投資地國去直接投資·的方式。還要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不斷地加強對企業海外投資行為的支持和保護力度，化解潛在的政治風險，消除企業海外經營的顧慮。
（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對外投資中潛在的金融風險
在現代國際金融形勢下，對外投資會面臨諸多金融市場風險。一是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對外投資目的國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就會使匯市、股市、債市等大幅波動，使對外投資遭受風險。二是金融衍生市場的陷阱。金融衍生產品對投資者來說既可成為其分散風險、獲取暴利的工具，也可成為投資風險陷阱。三是國際投機資本的危害。國際投機資本不僅會以“熱錢”的形式流入他國，促使資產“泡沫”膨脹和引爆金融危機，而且還會對別國的對外投資進行劫掠。因此，也應逐步培養優勢產業，進行多元化投資，正確處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證券投資的關系。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注重對投資目的國、投資行業和品種以及投資時機的選擇，注重長期收益。要注意防范超范圍從事境外期貨、股票、外匯炒賣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風險業務，加強疏通資本流通渠道并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和預警體系，防范資本外逃、侵吞國有資產和洗錢等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四）全面提高對外投資主體的倉身素質和競爭能力
篇（2）
選擇國別或地區時應遵循的總原則是：第一，選擇我們進去后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或地區，而不是全球遍地開花；第二，選擇我們進去后產品有市場的國家或地區；第三，依據不同行業的項目性質選擇確定是進入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第四，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國家。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企業實力、科技水平和產品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我們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原蘇聯體系中的國家以及與我國西部相鄰的國家等。在發展中國家中，應盡量選擇那些市場規模較大、對企業產品需求較多、歡迎外來投資、且與中國保持良好經濟關系的國家。從中近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經濟增長較快，并且我國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另外，周邊國家與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比較接近，有的屬于同一個文化圈，相對來說，本國企業對周邊國家的投資機會和市場條件更熟悉，所以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開展境外投資往往更容易成功，因此，周邊國家也可以作為我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國。當然，就具體的項目和具體的企業而言，只要我們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只要產品有市場，我們也可以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無論是到哪一類國家進行投資，都要注意對該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充分的、具體的分析與評估。
二、行業或項目策略
科學地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或項目，要注意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1)不同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程度不同，對外投資企業決策者所應奉行的競爭戰略也應當有所不同。(2)中國企業自身的優勢。充分運用自身的優勢要素，才能獲得最大效益或比較利益。企業獨特的和通用的優勢要素共同構成了企業特有的競爭力，這是企業制定和選擇產業或項目策略的重要依據之一。(3)企業是遵循一元化發展還是多元化發展道路。原則上，一個企業在國內搞什么，到國外以后也應當搞什么，即堅持一元化發展和橫向發展。當然，中國企業走向境外時也可以開展多元化經營，但與一元化經營相比，要更為謹慎，因為多元化經營比一元化經營對企業優勢要素和競爭力的要求更高。
考慮到目前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的可能性和世界直接投資發展的新特點，現階段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重點應包括成熟產業的外移、升級產業的追蹤、資源利用型產業的開發等，具體有：(1)境外加工貿易行業(即加工裝配型的制造業)。這一行業主要涉及機電行業和輕工服裝業，具體涉及到農用汽車、摩托車、小型農機具的組裝生產，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空調器等家用電器的加工裝配，紡織、服裝等輕紡工業的境外加工貿易等。(2)資源開發行業。發展境外資源類投資項目，開發國內緊缺的石油、天然氣、森林、木材加工、造紙、采礦、海洋漁業等自然資源開發的行業，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過去的十幾年，資源開發型項目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點，今后仍應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3)科技開發行業。這方面的企業分為三類：一類是通過對中國目前技術上仍屬空白或落后的東道國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投資和參加管理，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將技術帶回國內應用；另一類是在國外發達國家組建高科技新產品開發公司，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外；還有一類是指鼓勵國內的高科技企業走向國際市場，進行境外投資，擴大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現科技產品的國際化。(4)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行業。中國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這一行業具有幾乎是絕對的優勢。(5)服務貿易行業。這類企業包括服務業中除承包勞務與合作行業以外的金融、保險、進出口貿易、商業批發零售、信息咨詢、運輸、旅游、教育等行業。中國在上述行業中的勞動密集型和勞動與資本密集結合型以及某些特色服務方面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
三、出資方式策略
現在已經辦起來的幾千家境外投資企業有不少是拿外匯資金{貨幣資本)作為出資物的。其實，到境外辦企業不一定都拿資金去，就像外商到中國來辦企業一樣，拿機械設備、技術(專利、商標或專有技術)、管理折股投資都是可以的。中國企業在機械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今后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利用這些優勢從事境外投資。即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貨幣資本，也不一定都從國內輸出，而是要盡可能從當地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
四、所有權策略
所有權策略是指國內投資企業(母公司或總公司)對境外企業的控制策略。所有權的形式有獨資、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參股和非股權投資等。
中國企業在進入陌生的國外市場時，一般應選擇合資企業的方式，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將近70％的中國企業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中國海外企業使用的是標準技術，生產成熟產品，因此借助設立獨資企業防止技術擴散的動機不明顯；設立合資企業是掌握國外先進技術和營銷手段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中國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歷史較短，因而缺乏經驗，需要采取與外資相融合的方式，即與外資合作，向外資學習，積累經驗，降低投資風險。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還要注意選好投資伙伴，理想的投資伙伴是境外投資成功的關鍵因素。
另外，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除股權投資外，還有非股權投資(非股權安排)。非股權投資的主要形式是通過與東道國企業簽訂技術、管理、銷售或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同，取得對該東道國企業的某種控制權。最常見的非股權投資是技術授權、管理合同和委托生產合同。企業采用作為直接投資替代物的非股權投資方式，不僅可以不用出資和少承擔投資風險，而且還可以使它們的技術、管理和銷售機制獲得令人滿意的回報。
五、技術策略
技術策略總的思路是：第一，重視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技術輸出與技術入股問題。第二，從中國的技術水平實際出發，輸出標準技術和適用技術。這些技術的特征除勞動密集型技術外，還有小批量和靈活性，這類技術的市場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第三，對于需要控制擴散的先進技術和特色技術，要通過建立獨資企業方式加以保護。第四，對外投資企業的技術創新策略。對外投資企業也要大力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因為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要求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市場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要不斷開發新產品，消費需求的變化需要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
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在輸出和轉讓技術時應講究策略：首先，把握轉讓時機。對于處在產品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技術應采取不同的轉讓策略：當技術處于創新階段和發展階段時一般應不予轉讓，因為如果轉讓我們掌握的具有壟斷優勢的技術，容易使我們喪失得來不易的技術優勢。當然，并不是說中國企業擁有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都不能轉讓，但企業對這類轉讓應建立一套評估機制，以便在促進技術轉讓的同時，又能保持中國的技術優勢。當技術處于成熟階段時，可以予以轉讓。當技術處于衰退階段時，要主動尋找買主予以轉讓。其次，選擇轉讓方式。可以向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學習，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采取技術入股、技術互換和以技術換市場等方式。再次，注意股權的差別。向境外子公司可以轉讓處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術以及高新技術，而向境外合資企業應只轉讓一般性技術。如海爾向馬來西亞輸出洗衣機技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后，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特別注意專利和商標等手段的使用以及企業的技術秘密和商業訣竅的保護，保護企業自有的知識產權，維持技術優勢。
六、經營當地化策略
篇（3）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33-57.
篇（4）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蔡銳,劉泉.2004.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8).
齊曉華.2004.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現狀與趨勢分析［J］.投資研究(3).
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趨勢展望［J］.經濟研究參考(49).
張如慶.200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篇（5）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篇（6）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篇（7）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大立足點，也的確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然而，僅單方面引進外資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要使我國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在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中占據有利地位，我們必須建立資金流人和資金流出的雙向循環機制，以期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有效利用全球生產要素，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別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資的比率同其他國家進行了比較。(見表1、表2，下頁)
表1的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僅很低，且與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極不相稱。表2的數據則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引進外資規模之比，不僅無法與發達國家比較，也遠低于發展中國家。這種“只進不出”的資金流動狀況，從微觀上講會使企業逐漸退出國際競爭舞臺；從宏觀上講會使我國內部經濟和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國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國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國
2.44
2.51
2.39
2.74
2.87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世界經濟年鑒2003／2004》，2004年。
表2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國投資比率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中國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數據根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白皮書2003》以及《國際統計年鑒2003》資料整理計算而得。
二、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分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滯后，固然有企業發展戰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政策支持的缺位。僅從稅收政策的角度看，與我國吸引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和其他國家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相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還不完善且效率較低。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吸引外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吸引外資，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稅收實行了廣泛的優惠措施。首先是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來華投資的外商的稅收優惠做了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和解釋；而對于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中用一些零星條款進行了規定。其次，從具體的稅收優惠條款來看，名目繁多方式各異，予以外資企業以優厚待遇；而反觀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因避免對企業雙重征稅和企業在國外遇到某些風險時給予一定保護時才涉及，鼓勵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相關措施也較少。顯然，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和吸引外資的稅收激勵上，兩者反差較大。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從國際上看，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都運用稅收優惠政策對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表3列舉了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措施，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條件較為苛刻，手段比較單一，覆蓋面較窄，而且雖有保護措施，激勵作用卻較小。
表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國家
促進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措施
美國
所得稅減免、抵免、延付，賦稅虧損退回，賦稅虧損結轉，關稅優惠。
法國
海外子公司所得稅減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計入母公司征稅范圍。在與東道國存在雙重征稅的情況下，法國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許以后，可扣除所欠稅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東道國政府繳納的稅款。
德國
通過國內立法和多雙邊稅收協定，實行免稅法，對能夠促進德國就業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資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給予德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得一定的稅收抵免。
日本
實行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資源開發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虧損準備金制度，扣除外國稅額制度。
韓國
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國外納稅額減免、扣除，對海外資源開發投資免除紅利所得稅。
新加坡
海外投資虧損注銷，免除某些海外投資收入、紅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稅收，海外投資業務所得稅減免。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開發享受雙重減稅優惠。
中國
納稅人在與中國締結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家所納稅收給予抵免，對承擔援助項目的企業實行稅收饒讓，對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風險而造成損失的企業給予所得稅優惠。
三、稅收激勵政策對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
對外直接投資相對國內投資，風險更大，收益更具不確定性，競爭可能更殘酷。因此，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主要考慮:一是收益與風險的預期和權衡；二是資金能力。這樣，從政府角度講，要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運用稅收政策對企業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別照顧，使企業對外投資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穩定的高的預期；另一方面在資金上對企業進行支持，從而激發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需求。稅收政策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激勵效應主要體現在對企業投資需求的激發方面(見圖一)。
圖一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措施，就是從稅率、稅基、稅額、納稅時間等方面對投資主體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行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增加企業某項特定投資的預期回報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風險。其中，直接激勵措施是通過直接減少企業的應納稅額來減輕他們的稅負，從而增加他們的可支配利潤；間接激勵措施是用延長企業納稅期限或將企業應納稅額后轉等辦法，使企業能在一段時間里無償占有政府稅款，從而降低了企業納稅壓力，間接減輕了企業稅負。
(一)直接激勵措施
企業的投資行為實際上是對生產要素的購買，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在對外投資和對內投資之間的選擇視為其對國際生產要素和國內生產要素的選擇，企業的生產投資決策也就是在企業的成本預算一定(資金供給一定)時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問題。政府運用直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影響兩種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選擇。(見圖二)
圖二中橫縱坐標分別代表了企業選擇國內生產要素和國際生產要素的數量，我們以此來說明企業進行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的規模。當政府對該企業的所有投資行為征收同等稅收時，該企業等本線為CB，等產量線為a。而如果政府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施稅收優惠(極端假設為免稅)，那么，一方面從企業角度看，國際生產要素相對國內生產要素價格下降，企業的等成本線由CB轉動到AB位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得以擴大，同時，企業的產量也得到相應的提高(等產量線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從資源角度看，線段AB到CD到AD的移動就是一個節約國內資源(OB到OD)，同時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的過程(OC到OA)。
具體而言，降低稅率、稅收抵免和稅收饒讓這三種不同的稅收激勵手段對于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有著不同的側重點與渠道。
1．優惠稅率。它是指對于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或某種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采用較一般稅率更低的稅率征稅，一方面直接減輕企業稅負，另一方面可以引導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實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目標。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國稅率水平的差別會影響資本跨國流動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優惠稅率時，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結合其他國家的稅收政策和國際平均稅率水平，避免出現國家之間的惡性稅收競爭，使資本跨國流動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國的整體利益。
2．稅收抵免。它是指準許納稅人把其某種或某些符合規定的特殊支出項目(如在東道國已經交納的所得稅稅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沖抵其應納稅額，以避免對投資主體雙重納稅。稅收抵免可分為直接抵免與間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針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組織形式，它一般適用于自然人的個人所得稅抵免以及總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公司所得稅抵免和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預提所得稅抵免。間接抵免適用于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稅收抵免關系，且其適用范圍僅為股息一項所得。間接抵免較直接抵免復雜，兩者適用的對象、范圍不同。在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對于企業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所得形式，兩者可以相互補充，發揮不同作用。
3．稅收饒讓。即對外投資企業在東道國享有的稅收優惠，視同已納稅，予以抵扣。稅收饒讓是稅收抵免的一種延伸，目的在于讓投資者切實享受到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措施。當對外直接投資享有東道國的稅收優惠且作為母國的政府實行稅收饒讓時，投資者在對具有相同稅前收益的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的選擇一般傾向后者。因此，稅收饒讓是減輕對外投資主體稅負，激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手段。
但是，應當注意到，稅收饒讓減輕投資者稅負的效應會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
首先，東道國對外資實行了稅收優惠政策。由于目前國際上有的國家主張稅收中性政策，反對用稅收優惠來干預經濟，因此，我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充分注意到這一動向。
其次，投資者對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國內稅法必須進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對其認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夠從稅收饒讓中得到實惠。
第三，對于實行稅收饒讓的母國而言，東道國稅收優惠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母國的稅收收入。如果東道國的稅收優惠過多過濫，那么實行稅收饒讓以后母國的稅收收入勢必受到較大影響，所以，一國政府在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該考慮到本國的財政承受能力。
(二)間接激勵措施
1．加速折舊和延期納稅。加速折舊是允許納稅人在固定資產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較多的折舊，從而使納稅人的稅負得以遞延。它和延期納稅一樣，雖然不能減輕納稅人的實際稅負，但其可以緩解納稅人的資金壓力，因此，政府可以通過調整納稅人可以從應稅所得中扣除的折舊額度，從而影響納稅人的投資行為。這種在稅收制度中規定的可以計提的折舊被稱作稅收折舊。當稅收折舊率高于實際折舊率的時候，實際上降低了企業應稅所得，這種稅收政策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就有刺激作用。
2．盈虧互抵和設立虧損準備金。這兩項措施主要針對投資主體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可能遇到的風險，允許其在遭受損失時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專設的虧損準備金來沖抵損失，從而降低投資者在遇到風險時的稅收負擔。這樣一來，雖然國家對企業征稅是與企業共享了投資收益，但這種盈虧互抵和虧損準備金制度的實行又讓國家同企業一起承擔了風險，這就使企業有了更大的動力和興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三)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從國家財政的角度講，對投資主體的稅收優惠必然會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或者會把這些稅收優惠轉移為其他涉稅主體的稅收負擔。
在很多國家，稅收優惠被稱為稅式支出，在政府進行每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時，其會被列入財政支出的范疇進行預算編制，從而使稅收優惠不管從項目上還是數量上都能有計劃有步驟的執行。但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實行稅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項稅收優惠措施的效率時，我們還難以找到全面的數據和指標進行定量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只是從理論上分析稅收激勵政策在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產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審視稅收激勵政策對各個經濟主體的影響，使稅收激勵政策達到最大效率，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在生產要素層面，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起到節約資源、提高技術、積累資本的作用。我國目前已經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一些對國內稀有資源需求量大、或在國內資源開發成本高的項目轉移到國外，既可以節約國內資源，又可使企業享受到廉價充足的國際性資源，降低企業成本。同時，通過對購買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與發達國家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以及兼并收購發達國家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等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予以特殊的稅收優惠，可以刺激企業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給國內企業提高技術以外部壓力。此外，由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能夠在東道國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資金，這就可以給企業帶來一定的資本積累效應。
在生產能力層面，對不同企業的不同投資行為實行差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會生產能力，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可以通過有差別的稅收優惠政策激勵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企業把生產能力適當轉移到國外，從而讓渡出資源給生產能力相對不足的行業，這樣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我國生產能力，既可以在節約并有效利用國內資源和生產能力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生產能力，也是國家保護和扶植幼稚產業發展的有效措施。同時，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差別的稅收激勵政策也是利用國際上存在的需求差異，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手段。實施與國家產業政策相一致的稅收激勵政策，不僅能在量上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而且能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轉化為國家的經濟績效，實現國家的總體經濟目標。
在對外貿易層面，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的出口，同時避開國際貿易、非貿易壁壘，抵制外國政府的貿易保護。同時，通過在國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國企業可以較好地了解國際市場的價格狀況、供求狀況，降低企業的信息搜集成本，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從而提高對外貿易收益。
2．稅收激勵政策成本。首先，從短期看，稅收優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這一成本是政府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難以消除。但從長期看，有效率的稅收優惠政策給整個社會帶來的遠期經濟效益能為政府收入創造更多的稅源。
其次，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可能導致對國內投資和就業的替代。在企業資金狀況一定的情況下，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必然導致國內投資的減少，可能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水平。
從國內產業發展看，雖然很多學者否定了對外直接投資會產生產業空心化的現象，但是，如果稅收激勵政策運用失當，引起企業為了享受稅收優惠而盲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確有可能造成國內生產能力和技術的流失，最后國內的企業成為一個空殼。
從就業情況看，我國負擔著沉重的勞動力就業壓力，企業將生產轉向國外，就業機會也流向了國外，這無疑給我國的就業問題帶來很大的困擾。但如果政策得當，相對過剩的產品生產移出，相對短缺產品的生產性資源將更充足，這樣我們可利用國際分工，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既可避免產業空心化現象，又可促進就業。
第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可能造成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很多企業可能以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然后以“外資企業”的角色回到國內投資以享受稅收優惠。結果，資金的流出并沒有形成投資的效果，而資金流回以后卻享受了稅收優惠，使財政收入蒙受損失。其實，如果是以產業政策等政策為依據的有選擇的稅收激勵，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
綜上所述，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主要來自于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收益，其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是稅收優惠政策給社會經濟其他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雖可設法抑制，但很難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務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稅收激勵政策的凈收益達到最大。
四、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安排
根據以上對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的縱橫向比較以及對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稅收激勵政策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相對應，盡快制定完整的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法律條例，明確規定各項涉及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以顯示政府目前重視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傾向，同時也能夠讓企業在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涉稅問題時有法可依，從而給予企業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適當處理稅收優惠與政府稅收收入的關系，權衡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稅收優惠的適度規模，將政府收入的減少控制在財政能夠接受的限度之內；另一方面要使稅收激勵政策所促進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最大程度的節約國內資源，利用國際資源和技術，使經濟得以長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以遠期稅源的擴大，補償近期政府收入的損失。
第三，依據產業政策，制定體現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導向和產業導向的稅收優惠政策。適應我國經濟從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發展模式向集約化高度化的發展模式躍遷的趨勢，一方面引導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進行直接投資，實現我國某些產業逐漸向國外轉移；另一方面重視對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引導企業瞄準對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具有直接助長作用的投資方向，將對外投資重心放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根據這一產業選擇原則，在稅收政策的安排上，就應該對那些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高度化，從事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的企業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營造一個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如給予他們特別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同時，對于那些通過購并國外高新技術企業，以控股方式獲取了先進技術，并將先進設備運回國內以提高國內技術水平的企業，可以對他們的設備進口免征進口稅。
第四，要充分借鑒其他國家的稅收優惠方式和國際慣例，使各項稅收激勵措施能夠切實發揮作用，并且節約政策的執行成本。
例如，目前國際上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綜合限額抵免辦法，而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法中卻采用分國不分項的抵免辦法。這種抵免辦法在操作上比較繁瑣，而且難以起到很好的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所以，將稅收抵免辦法從分國限額抵免法逐漸轉變成綜合限額抵免法，應該是我國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項很好的稅收激勵措施。又例如，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間接抵免辦法，同時，在我國目前和其他國家簽訂的稅收協議中，多數協議也規定可以運用間接抵免消除雙重征稅，但我國現行國內稅法中卻只有對直接抵免的規定，沒有涉及到間接抵免的具體操作方法，這就給對外投資企業在進行稅收繳納和抵免時造成無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步發展起來，就必定會產生多種投資方式，因此，這就要求我國盡快在稅法中補充對間接抵免辦法的規定，使國內稅法和國際稅收協定有很好的銜接。
第五，必須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和就業機會流失現象。我國的生產力狀況是勞動力數量多、成本低，而生產技術相對發達國家落后。因此，稅收激勵政策應處理好承接和轉移的關系，鼓勵企業一方面充分運用國內充足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如引導企業在國內生產勞動力消耗大的產品和部件，同時在國外建立高技術的全自動裝配線，這樣的內外分工既可以使企業繞開貿易壁壘，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有效利用國際資源，又可以避免國內生產的停滯和就業機會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嚴格性，并與其他經濟、稅收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對外直接投資引起的國有資產流失。一是應當與我國現行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起來考慮，硏究和設計相應條款，以避免國內資金利用稅收優惠而外逃；二是明確對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稅源的界定，并在執行稅收優惠政策時加強對稅源的審核，保證只有真正符合稅收優惠條件的稅源才能得到稅收優惠。此外，我們還應該重視國際間的稅收協調和合作，打擊跨國偷逃稅，促進世界經濟的共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白皮書2003》，中信出版社，2003年
[2]周斌:《國際直接投資教程》，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3年
[3]上海財經大學投資研究所:《2002中國投資發展報告:邁向國際化的直接投資框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
[4]李東陽:《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5]劉紅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與國際比較》，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6]伍舫:《中國稅收優惠指南》，中國稅務出版社，2001年
[7]劉劍文:《國際所得稅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8]劉心一:《稅式支出分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
[9]王傳綸高培勇:《當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下)》，商務印書館，1995年
[10]陳浪南:《國際投資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融資及環境分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深圳市國際稅收研究會課題組:《鼓勵內資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稅收政策》，《涉外稅務》2003年第11期
篇（8）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篇（9）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不斷擴大，隨著跨國生產經營的不斷擴大和發展，跨國公司從國外撤資的現象也更加頻繁。從近年的情況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撤退的數額和規模仍高居不下。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篇（10）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行模式
1.擴大市場，在國外建廠或收購相關廠的模式。這種模式的投資追求的是其產品在國外相關市場份額的擴大。在國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建立自己產品的設計、生產和營銷三位一體化網絡，從而回避因國際市場波動造成的影響和風險。將工廠設在東道國，這種投資可以繞過關稅，增加當地就業機會，產品可享受國民待遇，避免非關稅壁壘。如海爾、TCL等企業基本上都屬于這種模式。海爾集團在全球已建立13個生產基地，在美國、巴基斯坦兩國分別設立了工業園。TCL除在越南投資過億，2002年，又以820萬歐元的價格收購了德國的施耐得公司。
2.追求低成本，國內生產、國外銷售模式。跨國企業利潤增長主要靠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兩種因素來實現。技術更新可以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宗旨，因此，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多是尋求低成本型的。而中國的優勢在于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企業逐步出現一些來料加工或招商引資的合作形式。原材料來自國外，產品市場也在國外，如福耀玻璃其生產汽車玻璃的主要原料90%以上從印尼、泰國等國進口，產品60%以上銷售國際市場。它的制造、研發等基地均在國內，海外直接投資均為貿易型公司；而格蘭仕的戰略是通過受讓國際知名品牌生產線的方式實現擴張。即將國際知名品牌的生產線搬到中國交由格蘭仕組織生產，所生產的產品再按照比這些名牌企業自己在本國生產的成本價更低的售價賣給對方，由對方利用自己的品牌、銷售網絡在國外銷售。目前，格蘭仕不但與200多家跨國公司建立了合作關系，而且自有品牌的產品外銷的比例占總產量的70%以上。
3.戰略資源型投資，以資本換資源的模式。這種海外投資的目的是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被投資國的戰略資源，以供應本國所缺乏的稀缺資源的需要。典型的是跨國公司在海灣國家投資以控制石油的供應。我國如中信集團80年代對北美森林紙漿的投資，中化在90年代對美國佛羅里達磷礦的投資，中國石油公司2002年在印尼油田和天然氣的收購。由于中國目前的礦產資源多處于供應緊張狀態，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自身消費量7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氣以及其他的資源鐵、銅、鋁等嚴重短缺，只有對海外能源投資，才能順利完成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4.戰略聯盟型投資，以控股的方式獲得利益的模式。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不是完全與企業的效率直接關聯，可能放棄短期的利益，以獲取長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對企業而言，由于目標和背景及戰略的不同，可分為收購國外上市公司或控股國外大型企業兩種方式。如新疆德隆集團控股若干個擁有龐大推銷網絡的大型企業與美國毛瑞公司合作開發歐美電動工具及戶外機械工具市場。萬向集團以280萬美元收購UAI公司（汽車零部件制造商）21%的股權并強制UAI每年必須向萬向集團采購2500萬美元的產品，此舉不但降低UAI的生產成本，還可進一步擴大UAI的銷量，為萬向集團創造更大的利潤空間。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模式分析
截止2002年9月，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已達到6800多家，投資范圍擴大到160個國家和地區，協議投資總額165億美元。其中，中方企業投資91億美元，主要是對我國港澳地區和美國。其次是東南亞地區，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預測，到2005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將達到一年40億美元。主要是在確保能源及家電行業的對外投資。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億美元，其中6360億美元流入發達國家，約占世界FDI總流量的75%，2080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只占FDI總流量24%.國際直接投資趨向于流向經濟規模大、增長速度快、產權明晰、金融管制松、企業運行狀況良好、市場準入限制小的國家和地區。
由于中國主要的優勢是勞動力資源，且政治穩定，工業基礎較好，國家外匯儲備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漸減少。格蘭仕、德隆等企業堅持國內生產、國外銷售，充分發揮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通過國際間的商業運作，將過剩的勞動力轉化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進而轉化產業優勢，提升國家的競爭優勢。福耀和萬向的選擇除了利用勞動力優勢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國家的“反傾銷”，及一些國家設置了較高的貿易壁壘，這種模式不但加大了國外市場開發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壘，不受反傾銷法的限制，減少征稅風險。而海爾的自建營銷體系模式就是堅持“世界品牌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市場競爭力的焦點就是以品牌為核心的企業形象的競爭，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譽度、國際化的形象及包裝等，在經營自有國際品牌的同時，利潤也隨之而來。
中國的企業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充分利用優勢產品，如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還要規避各種風險，選擇適當的時機，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方向及原則
從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來看，企業投資的金額不大，范圍卻過于廣泛，平均每個國家只有幾千萬美元的投資。與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規模不相稱。特性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并存性、技術結構的多層次性、投資主體的多元性以及投資空間的全方位性，這就使得投資的區位選擇獲得了廣闊的空間。隨著海外投資規模的加大，投資主體將逐步由國有企業轉變為私有企業主導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資源性和政策性投資除外）投資的風險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風險概率和風險損失，成為對外投資企業的首要課題。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應遵循下列原則：避免盲目投資，選擇投資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選擇產品導入型，市場發展潛力大的國家和地區；依據不同行業的性質和進入國家的政策導向，確定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國家；充分考慮企業自身的優勢要素和核心競爭力及發展階段，堅持一元化發展和橫向發展，對多元化發展要慎重；出資方式盡量靈活，多籌集國際金融貨幣市場資金，選擇理想的投資伙伴，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注意知識產權的保護，專利及商標的使用，維持自有的技術優勢；實現經營管理當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資國的經濟運行體系中。
鑒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資產規模小，技術含量低，國際投資經驗少，我國政府雖然制定了一系列優惠和保護政策，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還是存在諸如多頭審批管理問題，管理政策導向不明，對外投資項目審批繁瑣，缺乏有效的對外投資監管、制約體系，導致在一些熱點市場上出現某些國內企業無序競爭，信息咨詢服務欠缺，境外逃資增多等問題，到目前為至，中國還未明確跨國投資經營的整體戰略、行業規劃、產業傾斜政策、投資行業導向。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現極不對稱性，比例為1∶0.03，而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比較狀況為：1∶1.33，發展中國家平均是1∶0.19，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內外不均衡發展，使經濟增長失去強大的拉動力。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應以項目審批為主要手段的微觀管理方式改為以管理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過渡到間接的監控、監測，最終形成以企業為投資主體，中介結構為服務導向，政府宏觀監控的管理體系。
四、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防范
大力提升中國跨國直接投資主體的壟斷優勢。如技術壟斷優勢、產品差異優勢、品牌及營銷優勢、產品成本和價格優勢、管理優勢、規模優勢等。提高跨國企業的風險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國企業人力資源的素質。調整優化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市場結構、企業組織方式。拓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融資渠道。（國內、東道國、國際三種籌資渠道）。中國的經濟增長，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又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這是經濟國際化發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必要的戰略舉措。
參考文獻：
1.鐘朋榮。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五種模式比較[J].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