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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藥學科技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藥劑學作為一門以化學、生物學、醫學等學科為基礎的交叉學科,隨著這些學科的發展和相互滲透,藥劑學也迎來了其飛速發展的時代。新輔料、新設備、新技術和新理論的不斷涌現,藥物制劑新標準的實施,使得藥劑學的課本內容的更新速度遠遠落后于藥劑學的發展速度。在這種情況下,注重對傳統教學內容的補充,是非常有利于擴充學生的知識面并激發學生對于學科前沿知識的興趣的。如在藥劑學課堂上介紹生物技術制劑新實例、新型抗癌藥物制劑的改良以及發展情況獲得學生的一致好評。同時,在教學過程中對藥劑學的教學內容重新進行了設計,在講解理論的同時,更加注重課程的實用性。在藥劑學教學內容的設計過程中,我們以典型藥物制劑為載體,根據藥物制劑制備的工藝流程,選取教學內容和設計教學方法,以培養學生對典型藥物劑型制備的了解,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使學生能夠做到舉一反三;明確制藥企業藥物制品生產的流程,主要包括原料藥的篩選,針對不同病癥進行的藥物劑型設計,尤其是藥物新劑型及制劑新技術的實際應用,藥物處方設計的優化,制劑的制備工藝優化調整,新制劑的質量控制,這些過程基本涵蓋了目前制藥企業新產品研發及生產的全部過程;同時涵蓋質量控制、安全意識等相關方面的內容。通過這些教學內容、教學情境的設計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進行學習,提高了學生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力地幫助了學生在畢業后與企業相關崗位的對接。
2強化實驗教學,增加校外實踐
(二)教學實施
多媒體技術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作用只能是輔質的,要防止讓多媒體技術唱“主角”的現象,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還應注意以下幾點:
1.與時俱進,跟上行業發展對于已經做好的多媒體課件,雖可反復使用,但不應“從一而終”。對于設計和制作好的多媒體材料,雖可反復應用,但由于藥學行業發展迅猛,新知識、新技術不斷涌現,所以任課教師要多看、多學,不斷進行修改、完善和提高。
2.,根據專業選擇內容在制作多媒體教學材料時,雖然要盡可能對現有的素材和教學資源進行整合,盡量做到標準、規范,以適合不同專業的需要。但由于教學內容和專業之間存在差異性,每一節課都有各自的特點和不同的教學內容,在教學過程中的重、難點很難做到一致,有些內容只需一張圖片就可清晰表達,有些則需拍攝視頻短片才能達到教學目的。因此在追求規范統一的同時,要允許個性化現象的存在。
3.集思廣益,發揮教學團隊的作用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各種知識、技術不斷推陳出新,人們在工作學習中所面臨的情況和環境也越來越復雜。有些問題單靠個人已很難解決,這就需要人們組成團隊,展開合作,團結互助,集思廣益。從對教材理解、預案設計、教學思路等入手,對教學計劃、教學中存在的疑問及重難點、教學方法等展開討論。通過相互交流與切磋,可使團隊中的每個成員既可以學到他人的長處,又可以發現自己的不足,通過反思,實現共同提高。
(三)存在的問題及反思
運用多媒體輔助教學雖然因其聲色兼備,可以通過播放視頻或者是Flas的形式向學生展示教學的重、難點,使學生能很好地把住教學重點,突破難點,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起到增強教學效果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存在著正反兩個方面,多媒體輔助教學也如此,如過多、過濫使用,也會適得其反,因此在使用時應注意幾下問題:
1.完全或過多地依賴多媒體技術由于多媒體輔助教學有省時省力、可反復靈活操作的優點,有的教師就一味地依賴多媒體輔助教學技術,當遇到電腦、投影儀等出現故障或停電時,就變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感覺不會講也不敢講了。這些教師完全忘了一切技術在教學中都只能起輔助作用,教師才是教學中“教”的主體,在教學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預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教師應因時、因事、因勢利導,從而實現教學效果的最大化。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008(2012)01―0026一11
一、前言
20世紀中葉,探究人類感知、思維信息處理過程及心智工作機制的認知科學,成為引起全世界科學家廣泛關注的新興研究門類,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在70至80年代,為了更好地促進人類的學習,不少認知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開始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設計開發學習軟件,并發起“人工智能與教育”大會。1978年,美國西北大學特聘請關注這一領域的耶魯大學的尚克(Roger C.Sehank)成立學習科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he Learning Science,ILS),此時,學習與技術的研究日漸深入。1991年1月,由尚克、柯林斯(Allan Collins)和奧托尼(Onony)等學者發起,《學習科學期刊》(the Journal《kamin Science)創刊,同年在西北大學的學習科學研究所召開了被尚克稱為學習科學的第一次國際會議Ⅲ,至此,經過不斷醞釀的學習科學正式誕生了。2002年,國際學習科學協會(ISLS)創辦,使得學習科學這一學術共同體日趨成熟,國內一些學習科學的研究機構紛紛成立。
而今,伴隨著腦科學研究的深入進展,特別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腦磁圖(MEG)、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fPET)等多種無創傷腦研究技術的問世,研究者可以對人腦高級功能進行諸多實證性的研究,不斷揭示著大腦的學習機制,這促使人類對學習是如何發生的追問從猜想走向科學。
索耶(Keith Sawyer,2006)在《劍橋學習科學手冊》的序言中做出如下界定:“學習科學是一個研究教與學的跨學科領域,學習科學家研究多種場景中的學習,不僅包括學校課堂中的正式學習,也包括發生在家庭中、工作中和同伴間的非正式學習”,而學習科學的目標則是“更好地理解學習的認知,過程和社會化過程以產生更有效的學習,并運用學習科學的知識來重新設計課堂和其他學習環境,從而使學習者進行深層學習”。本文就學習科學的緣起、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問題及其方法論進行探討。
二、“跨學科”的學習科學
20世紀40年代以來,科學的不斷分化被看做是科學發展綜合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原有學科的鄰接區域紛紛成為新學科的生長點,早期的學習科學與認知科學息息相關,或者如達菲(TDuffy,2004)所說的“是認知科學的一部分”。然而,傳統的認知科學所崇尚的事實規律,總是將人們身處的社會和自然情境抽離出去的結果,對當時認知科學狹隘視域進行批判的一些研究者,逐漸成為后來學習科學的奠基人。
實際上。關于人類學習能力相關的研究涉及一個包括生物學、心理和社會學等機制在內的寬廣頻譜,學習科學關注真實世界里的認知,知識的理解和創新逐漸成為其研究重心,為此,“它吸收了有關人的科學的多種理論視野和研究范式,以便弄清學習、認知和發展的本質及其條件”,它涉及有關學習的科學(The Scienceso0fLearning)的不同領域,如認知科學、神經科學、腦科學、教育學、教育心理學、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從多學科領域吸收成果并綜合了許多學科的方法,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相對獨立的跨學科的研究領域,
最值得一提的是,眾多研究者對于將認知神經科學納入學習科學。有著較為一致的共識,因為,成熟的學習科學不僅要關注學習的發生,還應了解學習為何發生,怎樣發生:而神經科學的研究揭示了人類學習的內在機制和生理基礎,來自腦科學的微妙、靈敏的技術手段及與行為數據的結合還可能對理解學習的個體差異提供幫助(Gopnik。Meltzoff&Kuhl,1999)。
國際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啟動了“學習科學與腦科學研究”項目(1999-2008),該項目召集了26個國家的相關研究者,在教育神經科學的研究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的學術組織也舉辦了相關論壇,如2000年美國的紐約論壇(主題為“大腦機制和早期學習”)、2001年西班牙的Granada論壇(主題為“大腦機制和青少年的學習”)、2001年日本的東京論壇(主題為“大腦機制和終身學習”)、2003年德國的烏爾姆大學論壇(主題為“情緒和學習”)等。世界一些著名大學也紛紛建立起跨學科、跨領域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機構,作為學習科學研究重要基礎的腦科學及認知神經科學的不斷發展,更新著對學習過程及本質的認識,激發著學習科學領域中更有價值的研究和探索。
三、學習科學研究的重要問題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至今,學習科學的研究發展迅速,涉及人類學習的諸多方面,盡管學習科學成為一個日臻成熟的獨立的學科領域,但其研究領域的輪廓并不清晰,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對其研究的重要問題進行探討和闡述。
(一)知識的本質
一般認為,本質即隱藏于事物背后的絕對不變的性質、結構與形式,被認為是通過理性而得到的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因此,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知識也就具有普適性。知識的本質觀對教與學有著長久的影響,也深刻影響著人們對知識價值和知識習得的看法。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后現代主義(尤其是反本質主義知識本質觀)對知識本質主義的批判與解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知識的本質,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帶有濃厚后現代主義色彩的知識本質觀。盡管人類對知識的探究總是在逐步地趨向某個“本質”或“真理”,現代復雜性科學認為。事物本身就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體。這種不確定性也就決定了人類認識事物的有限性、暫時性和不確定性(石健壯,2010)。同時,人類的實踐及其創造的世界卻是不斷變化著、生成著的,生成性便是知識的基本屬性。
作為理性認識結果的知識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解釋,如果過分地強調知識的絕對性,會導致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誤讀,從而導致僵化的認識和理解客觀世界的模式。后現代主義因此在對本質主義的批判與解構中逐漸壯大,確立知識本質的多樣性、差異性以及不確定性。因此,知識在本質上是對事物認識的一種簡約化,是對客觀事物復雜性的一種理解與闡釋而學習科學關注知識的復雜性、情境性和社會性,
能夠幫助學習者在恰當的情境中逐步理解并實現對知識的完整建構,并不斷地探究問題情境隱含的深層知識,得以解決復雜的實際問題。
當人類社會經由工業化社會、信息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的時候,強調知識的建構性、社會性、情境性、復雜性和默會性等知識觀,成為創造知識生產和運用新范式的主要動因,而今隨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日益深化,不斷沖擊著傳統的知識觀,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知識是人類在實踐的基礎上對無限發展著的客觀世界的動態認識,是基于客觀世界的主觀構建,是動態發展的、開放的生態系統,呈現出相對性、不確定性、動態開放性、情境性、多樣性與差異性等特征,而日常生活的多樣化世界是文化和歷史中各種差異性和偶然性的基礎,對現象學家而言,“世界的知識需要有作為世界的認知者的自我(self-as-knower-of-the-world)的知識。
因此,有效的學習應該關注在自然情境下學習者個體的認知積儲過程,扎根于社會文化境脈,探究個體的、社會的認知過程。在一系列的社會共同體內存在的多樣性絕不僅僅是學習者學習的調為劑,由此而產生的差異更是深入學習的重要資源,在特定情境下的社會交互,尤其是隱含個體經驗的案例呈現,使得緘默知識可視化,一定程度上促進學習者之間的相互學習。
20世紀上半葉,哲學家們通常認為科學知識來自于對世界的表述和應用這些表述的邏輯操作(邏輯實證主義觀),而當時行為主義支配下的學校教育以教授主義的方法實施教學,即向學生傳播(“灌輸”)事實和程序。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些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開始研究科學家是如何工作的,他們逐漸發現,科學知識并非簡單的對世界的表述及相關的邏輯操作,而是包括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深層知識的模型,并且兩者通過解釋原理(explanatoi~DrinciDles)連接為一個整體性概念框架。他們認可科學知識情境性、實踐性的特征,并強調協作在科學知識產生的重要性。因此,他們認為傳統教室內的教學無視科學知識的這些性質。
傳統的學校教育以為學生提供顯性的確定的客觀知識為主,將考核的標準也界定為對這些客觀知識的保持和記憶的程度,但知識畢竟是有情境性的,杜威把知識界定為“通過操作把一個有問題的情境改變成一個解決了問題的情境的結果”。波蘭尼也在《隱性之維》(the Tacit 0f Dimension)一書中,探討知識不可言傳的另一特性,賦予知識的個人色彩和情境性,這都意味著強調學生在知識學習中親歷體驗、探究的重要性,知識的“隱性之維”提醒我們,需要引導學生在不確定性的情境中探究某些確定性的結果。
不僅僅是學生,社會的從業者包括專家也需要不斷地學習新知識,這些知識通常能夠幫助人們快速地在新情境中解決問題,筆者在此想強調的是適應型專家知識(adaptive ex.oertise.有學者譯為“適應性專長”),即支持持續學習、即興創作和自主擴充的專業知識。學習科學的研究發現,專家會注意到情境或問題的特征,而這常被新手所忽略。伯利納(Berliner.2001)已經證實新手教師和專家教師在注意力上存在巨大的差異,而這又影響他們快速識別問題與時機,并做出回應的能力。對于“適應性專長”的關注,成為2005年4月在加拿大舉辦的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ERA)年會的重要議題,研究者們將通過常規專家(routine expert)與適應性專家的對比來界定適應性專長,并大多聚焦在概念性理解、對新情境(問題,任務)的反應、對已知與未知的反應、彈性或適應性改變、革新或發明與創造、作為學習者的身份意識和信念、元認知等多元維度,而以適應性專長作為目標的學習對知識的獲取與應用有著不同于常規專長的理解。
(二)學習的實質
1.真的學會了嗎
在課堂中,有些教師經常感到迷茫,該講得都講了,該解釋的都解釋了,為什么學生還是不明白?為什么對一些司空見慣的“常識”學生們就是不能理解和應用?在現實的教學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確實存在著理解的“鴻溝”,這一鴻溝經常使得教師與學生的知識(觀念)難以共享。因此,教育者經常面對一個困惑的現象就是:盡管教師們用心良苦地為了學生而授業解惑,但學生的學習效果卻往往與教師的期望有著明顯的差距。如,王光明(2005)的調查表明,我國基礎教育階段的師生對于數學學習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對知識的理解水平遠未達到深刻理解,多數學生對帶有識記性與操作步驟的問題解答表現較好,但在陌生的問題情境中卻常常不會應用數學知識,未能達到遷移性理解,意味著沒有真的學會。
沒有理解就沒有真正的學習。諸多的研究者認為,面向理解的認知發展的特點是概念轉變(Concepfion Change),即學習者掌握知識(或概念)的過程中,主要的是在原有知識(概念)的基礎上的發展或轉變,而非簡單的信息增疊。概念是異于個體的特殊主觀性中的共同因素,是反映在主觀性中的事物的客觀普遍性。概念轉變的意義,在于引發深層學習,為知識的有效理解和遷移準備了條件。杜威(John Dewey,1936)特別強調概念在人的理解過程中的作用,他認為,首先,概念使我們能夠類化,使我們能夠把對某一事物的理解轉移于對其他事物的認識:其次,概念使知識標準化,它使流動的化為凝固,易移的化為永恒;再次,概念幫助我們認識未知、補充所知。
2.迷思概念
概念是構成知識最基本的成分,也是科學思維的網結,概念的獲得和理解是學習科學重要的關注點之一。學習科學研究的一項重要發現就是:學是在原有知識背景下發生的,進入課堂的學生總是帶著對現實世界各種各樣的半成型的觀點或者前概念(Preconception) (有時被稱為“樸素科學”、“孩童的科學”),而課堂里“教師的科學”,是教師借由“課程的科學”轉化成包含自我理解的意義,盡管兒童的前概念未必都是錯誤的,但往往是片面、模糊甚至是與科學概念對立的。在學習新知識時,不少學生只注意到自己所理解的部分,所以,即便在學習后,學生通常不會放棄原有的概念(觀念),而是對新概念加以排斥,甚至扭曲對新概念的理解。這些在學生頭腦中存在的與科學概念不一致的認識,稱為“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或“相異概念(Alter-nati’ve Conception)”。
相關的研究(Gilbert et a1.1982)證明,通常的課堂教學后,學生并未真正獲得對科學概念的理解,原因是他們習慣。性地將課堂中的知識與原有知識(概念)隔離,學習之后,他們仍會在真實的世界中應用原有的知識,而教師教授的知識則只用于學校的課堂中;或者學生獲得了對科學概念有限的認知,卻不能達到有效的理解和內化,因而,形成孩童的科學與教師的科學的混合物。
因此,從建構主義的理論視域來看,學習是學習者在選擇知覺向度和從長時記憶中已經存在的概念之間獲得聯結,
并對獲得的意義進行重構(Gamett et a1.1995)。但面對新的知識,他們并不喜歡轉變來自長時間的經驗和觀察的“前概念”,只有當他們意識到原有概念無法進行指導現實的問題解決,進而對他們的概念不滿意,才會真的接納科學的概念,實現概念轉變(Posner.Strike.Hewson.1982)。
3.理解性學習
從行為主義的學習觀到建構主義的學習觀,對于學習的界定發生著變化,越來越多學習科學的研究者開始關注“有效學習”、“深層學習”,來自腦科學和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不斷推動著該研究的進展。Petitto和Dunbar等研究者(2004)曾利用FMRI技術對物理系大學生和非物理專業的成年人進行“自由落體運動”概念的實驗㈣,研究顯示,當出現正確的運動圖像時,物理系學生腦中的相應區域(尾核和副海馬區)激活,說明他們已經接受了正確的科學概念:當出現錯誤的運動圖像時,他們的前扣帶回激活增加,表示了概念上的沖突,普通成年人面對正確的和錯誤的圖像時,腦中激活的區域則相反,說明非物理專業的成年人仍然持有自由落體運動的錯誤概念。
以技能訓練、知識記憶為指向的傳統教學方式,容易造成學生對知識和概念的迷思,因此,與機械的記憶性學習相對的“理解性學習”備受關注。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主持的零點計劃(Project zero)中,已將理解性學習與教學(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LTFU)作為其研究的重點之一。
那么,什么是學習中的理解?認知心理學中將其闡述為學習者基于原有圖式的個體心智的意義建構過程。從心智表征模型來看,理解是一種學習的程度和狀態,表明了心理意義的獲得,也是個體內隱的“意義生成”的心智活動,當然這一活動過程往往依賴于社會文化的中介作用。筆者認為,心智模型@的建構是理解的內在心理學機制,基于心智建構而在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能力,即理解性實作(Understandin~Performance)也是理解的重要成分,因此:(1)理解是基于個體的已有知識和原有經驗來建構意義:(2)理解是一個層次上深淺的問題(所謂的淺層理解與深層理解);(3)理解是有個體差異的、多樣的(因個體的心智結構差異);(4)理解是基于心智建構而在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行動和“實作能力”。
從學習科學的視角看待有效學習,其實質便是理解性學習,即學習者對某主題知識的掌握,在量增加的基礎上,逐漸的精致化,圍繞專業知識的核心概念或原理形成知識結構的內在表征或心智模式,在事實和觀點之間直接建立關聯,并能用不同的方式在真實情景中去運用。學習科學強調的就是理解性學習,為學生設定的目標便是達到深層理解(deeo un.derstandin),即獲得專家用來完成有意義的任務時所用的那種知識,這絕不是對事實或程序的機械記憶與再認,而是把概念和策略組織到一個層級框架(hierarchical framework)中,用于決定以怎樣的方式在何時把知識應用于理解新材料并在特定環境中解決相關問題。
因此,理解性學習就是讓學習者將陳述性的有序的知識結構化,將程序性的知識整合原有經驗得以條件化,最終表現為環境中理解性實作能力的提升,這也體現出理解性學習的“遷移”本質,即學習者將已有知識和技能“遷入”新情境時的適應性改變與調整,進而能夠彈性的適應新環境,“為新學習做準備”。
最近的一些研究認為,教師、教材是不能把知識傳遞給學習者的:相反,學習者通過探究周圍的世界、與環境交互、觀察現象、產生新想法、與他人討論,來積極建構知識,即學習者只有根據自己的經驗與外界交互并積極建構意義的時候,深層理解才會發生吲。盡管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學習者有不同的描述生活情境的方式,以及因此所產生有差異的“意義”,但學習者在描述情境過程中,意義也就被建構起來。而且他們對自己的表達和想法的反思,也會讓他們學到更多,也即他們自身想法(觀點)的可視化有利于在新舊知識之間建立聯系。現在,越來越多的方法和工具被用于支持這種有意義的學習,如小組學習、類比策略、概念圖工具等;不僅如此,有研究者發現學生群體在學習科學概念時,會隨意地與同伴使用“隱喻”(Joel J.Mintzes.2002)。隱喻具有對某一不熟悉概念的符號相似性(symbohc similarities),可以促進學生在概念上的理解,學生使用的隱喻是依據他們的經驗而產生的,可以作為有效的認知策略。
布蘭思福特(Bransford,2000)等研究者在《人是如何學習的》一書中總結出7個促進理解性學習的策略,即:(1)圍繞學科的主要概念和原理形成結構;(2)運用已有的知識建構新理解:(3)運用元認知促進學習;(4)利用學習者之間存在的差異:(5)激發學習者的動機;(6)在實踐活動的情境中學習;(7)構建社會交互的學習共同體。
值得注意的是,學習科學家還發現,當學習者外化并表達自己正在形成的知識時,學習效果會更好(Bransford,Brown&Cocking,2000)。原因是表達引發了學習者思考的過程,產生了可能的反思,即自我啟發的學習:最好的學習方式是在學習者知識尚未成形時就開始嘗試進行表述,并一直貫穿于整個學習過程。因此,學習者之間的協作和對話是很關鍵的,可視化的社會交互,使學習者從清晰表達中獲益,而如何支持學習者的表達過程,也成為學習科學重要的研究主題。
4.從新手到專家:學習的過程
專家們是怎樣獲得那些專業知識的?從新手到專家的轉變,學習者經歷了怎樣的心智階段?
一般認為,專家是在特定領域具有專門技能、知識和經驗的個人,能夠有效地思考該領域的問題。與新手相比,至少在三個方面體現出專家知識的特征:第一,在知識的組織上,專家從理論發展與實踐應用密切相連的縱橫維度,圍繞核心概念或“大觀點”構成了開放穩定、豐富內涵的體系化知識網絡或圖式(sehema),專家能夠挖掘事物中隱含的條件和聯系,覺知有意義的信息模塊或組塊(chunk)。并據此進行推理和評價,因此,“知道得越多”意味著在記憶中擁有的彼此聯系的概念模塊或組塊就越多:第二,在面對問題解決時,專家所運用的科學方法隱含哲學的思想智慧,善于縱觀整個問題的背景和其中各成分間的關系并對問題進行分類(新手往往只看到孤立的問題本身或表面特征對問題進行歸類),然后結合自己的體驗(或經驗)自動地調用大腦中的圖式應對當前的情境要求。提取相關信息以執行一系列的認知操作。因此,專家的知識是在經久訓練和具身體驗中得到的相互連接、融合、組織化的體系,是“條件化”的。并且能做到“自動化”的順暢提取。第三,與新手相比,專家更擅長規劃和檢查自己的工作,即進行反思性(Reflective)的思維活動,如同作家,邊寫作邊出聲說出自己的思考過程,當覺察到不
妥之處時進行反省和調整,
由以上二者的差異看出,其實學習也就是“某領域的新手轉變為專家的過程”,不過,從心智模型的相似性來衡量新手向專家轉變的程度值得推敲,因為其前提認定專家們的心智模型是高度相似的。就簡單任務的完成而言,成功高效地完成者確實有著相似的任務技巧,相似性也體現在具體情境下運用哪些關鍵概念和程序的信息,但環境因素的復雜及可變性,專家心智模型的唯一性也難以存在,而且不適應環境變化的心智模型也會是僵化、低效的。因此,即使相同領域的專家也可能存在有差異的心智模型:同理,先前經驗在新手的學習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為準確把握專業知識的內涵屬性,僅僅通過觀察模仿專家間接經驗的學習是不夠的,而是要去經歷體驗,讓新手沉浸在特定的情境中,通過參與特定領域真實的活動,在與專家的互動交流中,逐漸形成自己對專業知識的理解(Lave&Wen~er,1991)。當然這類活動會對新手來說是有難度的,腳手架的搭建幫助他們更好的跨越因實踐經驗差異造成的“專業鴻溝”。
5.學習的情感考察
學習作為人類重要的心智活動,個體心智模型的差異演繹著個體學習風格的不同,而個體內在的動機、態度、興趣、自信、焦慮程度等與學習效果息息相關,這已成為研究者們的共識并對此開展了諸多深入地研究。然而,直到20世紀末,情感作為認知過程重要組成部分的身份才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實際上,人們在認識客觀事物時,總是帶有某種傾向性,表現出鮮明的態度體驗,充滿著感情的色彩,即內心主觀體驗的外部表征。認知科學家們把情感與知覺、學習、記憶、言語等經典認知過程相提并論,重視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非智力因素,認為學習情感(即學習中所產生的情感過程)貫徹于學習過程的始終,正向的學習情感對學習者的認知活動將產生增效的作用。
人的學習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認知過程,情感參與和認知投入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而情感也是錯綜復雜的心理現象,是各種心理因素的組合體。加之情感的易變性、不確定性和社會性特征,若與人們的愿望和期待相符合的情境則能夠引發積極的情感,反之則引起消極的情感。我們需要更多關注學習中情感、歸屬和交互的融合,探索學習中情感的多維心理特征的外在表征及其對學習的正向和反向的作用。如相關研究(焦彩珍,2008)表明,“學困生”在學習中情感的心理特征對數學成績就有著顯著的影響,而這些情感心理特征的各不同維度之間也密切聯系,相互作用。
如今,情感與其他認知過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成為當代認知科學的研究熱點,以至于由此產生的情感計算(AffectiveComouting)成為一個計算機科學中新興的研究領域,這是一個高度綜合化的研究和技術領域,通過計算科學與心理科學、認知科學的結合,研究人與人交互、人與計算機交互過程中的情感特點,設計具有情感反饋的人與計算機的交互環境,讓計算機通過對人類的情感進行獲取、分類、識別和響應。最終可能讓計算機像人一樣能進行自然、親切和生動的交互,即人與計算機的情感交互。
(三)學習的方式與形式
人類學習方式的演變體現出不同時代的人類學習活動的特點與規律,傳統的學習研究,常常聚焦于個體如何主動加工和建構知識,作為“完成學習任務時的基本行為和認知策略與傾向總和”的學習方式。而今,在逐漸擺脫行為主義指導下以“教”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后,隨著人類學習的認知、心理、神經學基礎的發展,特別是近十余年來產生的一些有關學習的新理論,如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協作學習理論、情境學習理論以及泛在學習理論等等,推動著教與學方式的變革,而學習的形式也趨于多樣化。
1.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
從知識獲取角度看學習發生的方式,學習可以分為正式學習(Formal Learning)與非正式學習(I,fformaI Learning)兩種基本形式。非正式學習通常發生在學校以外,但與正式學習區分的主要依據卻不是學習發生的地理位置,而是是否發生于具有說教色彩的教學實踐。也就是說,在學校中也廣泛存在非正式學習,而在非學校的環境中也可能有正式學習的發生(如社區教育中的培訓活動)。作為正式學習的學校教育,提供的是與學習者日常生活并不連續相關的知識體系,密集的訓練使得學習者的抽象推理能力得到提升,但人腦的發展不單純是教育的產物,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模仿學習獲得的經驗也有助于對其大腦的塑造,“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l的發現驗證了這一觀點,凸現了“非正式”的模仿學習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學習者在沒有正規的教學(或學習意識)參與的情況下,為適應新環境而與周圍人或物的互動(或觀察模仿)中,獲得了那些用言語難于表達的知識,這也即內隱學習的發生。
對非正式學習實質的探究,也可以從正式學習的內涵來推演。眾所周知,正式學習通常發生在學校,信奉普適的行為價值和標準,以語言為主要媒介來傳遞常常脫離境脈的知識,學習者也傾向于用語言來描述習得的知識或問題解決的過程。對比正式學習,斯克里布納和科爾(Scfibner&Cole,1973)提出非正式學習三個特點:(1)非正式學習是個人取向(person-onented)的,或者說是自我發起的,目標的設定取決于個體本身的意愿而非掌握的知識基礎:(2)非正式學習的過程融合了情感和智力,常常表現為包含著認同和移情的“觀察學習”之中;(3)非正式學習中因個體身份的建構而助長傳統主義,非教學性質的社會交互形成“實踐共同體”,學習者身份及參與結構把專家于核心位置,
現在,學習科學專家對非正式學習的關注體現在三條線索的研究:(1)內隱學習與大腦;(2)非正式學習;(3)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的設計。研究者將他們的觀點和發現應用于教育中,并提示學習科學家如何借鑒這些研究更加深入地理解學習㈣。
隨著通訊移動設備的普及,非正式學習的形式和機會越來越多。需要注意的是,新手在非正式學習中僅僅觀察模仿專家的示范,尚不足以保證他們注意到所有相關細節,如前文所述,專家的知識不是一張互不關聯的陳述性知識的清單,而是依據學科中的重要觀點(或核心概念)進行有機連接和組織的知識網絡,包括了應用關鍵概念和程序的情境信息。因此,強調專業知識和注意力也暗示學習者不能簡單地從經驗中學習,而是要學會去經歷。
2.個別化學習與協作學習
個別化學習源于個別化教學的概念,是學習者高度自主性的學習方式,通過自我探索、自我思考實現知識的獲取或更新,適合于認知領域和動作技能中大多層次的學習目標,個別化學習體現以學習為中心,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協作學習則是一種通過小組或團隊的形式組織學生進行學習的一種學習方式或策略,學習者個體之間通常采用對話、商討、爭論等形式在進行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獲得知識進而達到學習的目標。
學習科學的研究者將個體認知延伸到群體認知是相當
有價值的,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也證實,小組合作的學習者較之個別化學習者更易在交互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更易得出有產出的推論(Simon,1997)。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學習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如今,計算機支持的協作學習(Compu~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SCL)成為研究和應用的熱點。眾多學者認為。CSCL是繼承計算機支持的協同工作(CSCW)理論和技術的基礎上將協作學習的教育理論融人其中發展演變而來的,考希曼(Kosehmann,2002)曾指出,CSCL的歷史發展軌跡為:計算機輔助教學一智能導師系統一學習LOGO程序語言CSCL。Gallaudent大學的ENH項目(讓聾人學生以新的文字媒介方式進行寫作)、多倫多大學的CSILE項目以及加州圣地亞哥大學的“第五維度”項目(the Fifth Dimension Proiect),成為稍候出現的CSCL研究領域的先驅,這三個研究都通過嘗試使用技術來促進有關讀寫能力的學習,
盡管小組合作學習的研究要比CSCL早得多,但CSCL的軟件環節提供不同形式的教學支持和腳手架支持,即通過設計技術(工具及人工制品)來支持學習者的意義建構,技術的社會性提供了更多地學習機會,而技術本身也表現出在支持協作學習過程中的獨特性,如:(1)自由配置的計算機媒介實現了動態表征,技術的潛能本身又促成了新的交互,(2)計算機為媒介的溝通“實體化”,使得學習活動本身可以被記錄和重現,成為新的學習資源。為此,考希曼在2002年CSCL的會議上做主題演講時,對CSCL給出了一個概括性的描述:“CSCL著重研究在共同活動環境下的意義和意義建構的實踐活動,以及設計的人工制品被這些實踐活動應用為媒介的方式。
3.學習共同體
“共同體”是人類群體生活的表現,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待人類學習,那些有價值的綜合的實踐性知識都隱含在特定的共同體中(趙健,2007),共同體內部面向共同愿景的社會建構和文化協商,促進了成員的認知成長。從這個意義上說,學習本質上是對一定文化歷史背景下的特定實踐共同體的參與。
很多的研究者將學習置于共同體境脈中考察知識的社會建構性。維果茨基認為,每個學習者在協作的情境下發展的知識和能力和他們單獨學習時是不同的,他用“最鄰近發展區”的概念來衡量這兩者的差異,大多研究者也認為“共同體”在促進個體學習方面表現得很有效。群體認知或主體間的學習,存在于共同體內面向知識建構的互動,實際上,共同體內部因成員差異而存在著客觀的異質性。根據知識分布式的特點,協作團隊中的知識會呈現出異質性和多元化,Jehn(1999)等研究者稱之為“信息異質性”(另外還存在著“社會屬性異質性”和“價值觀異質性”),由此,協作中的會話(discourse)顯得尤為重要。貝克(Bake~2004)曾將其作用概括為:明確知識、通過差異化促進概念轉變、闡述新知識及知識精致化等方面。
因差異而產生的認知沖突在協商會話中起著中介的作用,成員之間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供解釋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進而能夠促使參與者在彼此思想的基礎上共同建構新解。因此,共同體內協商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基于知識異質性而進行的心智模型共建共享的過程,而共同體內的學習可以看做是協商不同觀點的行為,這種協商是基于真實的辯論而非等級觀念下的妥協。我們需要關注群體互動中如何達成主體間性,需要了解學習本身如何在成員之間的互動中發生。不僅如此,在協作學習的氛圍中,參與者會利用持續交談的方式進行群體思考來建構共同知識。輔助以手勢、圖板等進行觀點(知識)的可視化表達,進而實現相互理解或共同解決問題。而且即使同伴缺乏成熟的觀點,仍然可以通過有意或無意的提示為其他學習者搭建腳手架,這種即興發生的同伴腳手架(peer scaffolding)是成員個體心智模型分布與認同的聯結,是增強團隊效能的潛在動力;當然。協作活動有時并不順暢,協調的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4.數字土著的“多任務”學習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不斷拓展用以呈現和信息加工的技術手段,由早期的多媒體通道呈現發展為以超媒體、計算機網絡等為支撐的新媒體技術,支持著社會協商和意義建構,構造出豐富的學習情境脈絡。而信息技術成為認知工具、學習伙伴,這對學習者的心智模型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學習的方式也悄然發生著變革。早年尼葛洛龐帝在面對數字時代的學習時,認為年輕的學習者是活躍的獨立學習者。當時,他試圖以其設計的百美元電腦實現“人人電腦”,讓孩子們的可以進行直接探索、表達、體驗,直至跨語言和文化的無縫學習。今天看來,盡管尼葛洛龐帝認為的只要借助于數字化技術,學生就能自發實現有效的學習的理念確實是缺少說服力的,但是對于學習者來說,他們的主體性增強。而且教師的角色重新定位已是不爭的事實。
而今,隨著智能手機、iPad等各種數碼產品的使用及其無線上網的普及,在學校里就讀的學生便成長在數字化的環境里,鐘情于“三屏”(手機、電視、電腦屏幕),生活在由網站、電子郵件、短信和移動電話組成的數字世界里,(美國神經學家蓋瑞?斯莫爾的著作《大腦革命》把從小接觸數字技術的年輕一代稱為“數字土著”,而把只在成年后才接觸計算機和網絡的人稱為“數字移民”),他們喜歡也擅長同時處理多種任務,他們敏銳的快速的接收著各類信息,對于知識的學習習慣于“隨機進入”,喜歡游戲而非“嚴肅”的有條理的工作。傳統的教育者堅持認為他們的學生在上網或者聽音樂的同時不能成功的學習,因為這些教育者們自己不能做到(MarcPrenskv。2009):而且知識的獲取必須是個人參與的結果,離不開參與者的熱情、信念和理解,當學習者的生活空間和信息空間融合的時候,在個別化學習、小組學習等正式的學習方式之外,泛在學習將與之并存。
基于數字土著的學習特點,教育者們不僅關照諸多教育情境中具有的共同性與一致性要素,而且更專注于把握教育情境中知識本質變化的復雜性與規律性,關注于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情境設計:如今,特定情境與條件下知識變化與發展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備受關注,而多樣化和人本性的學習活動設計和課程設計越來越得到重視,而學習方式變革的重點也放在了變“淺層學習”為“深層學習”上,要讓學習者變消極應付為主動加工,變機械記憶為探究思考。在學習方式“轉型”的十字路口,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出倡議,他們不僅提倡與“他主”性、被動性相對的自主學習,還要求教師創設恰當的問題情境,引導學生關注學習中的創意和深層的情感體驗,促成認知深加工和行為卷入,而且還要關注學習者之間的協商合作、共享互補,重視學習中的主體間性口硐。
(四)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設計
信息技術融入日常教學使得教學的手段和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一線的教師發現,信息技術在教育教學中
帶來的效果有時并不如原來期望的那么大。庫班(Cuban,1986)探究了技術沒能成功支持學習的原因,Soloway、Guzdial及Hay等研究者(1994)在此基礎上提出信息技術的應用應該圍繞學習者的(特殊)需求、目標、活動過程和教育情境來設計教育軟件,即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設計(Learner-CenteredDesign.LCD)。通過搭建基于軟件的腳手架(Scaffolding)構建知識整合的環境來幫助學習者構建新的理解。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設計,突出了“使知識更易于理解”,主要體現在:
首先,使得知識具有情境性(Situativity)。“情境”是一個現象學的概念,它是指通過個體或群體的“意向性”組織起來的環境因素。情境化觀點認為,學習環境是活動系統,學習者在活動系統中與環境中的其他人,以及物質、信息與概念資源相互作用。傳統教學中的學生常常獲得不易激活和提取的僵化的“惰性知識”,即便所接受的結構化組織的知識,但這樣的結構化也多依賴學科邏輯的鏈接,缺乏情境脈絡的支持,而導致學生在遇到問題時無法將知識和問題情境對接而不知所措。
后胡塞爾主義的現象學研究所產生的知識形式不是自然法則性的,而是情境化地理解和交流意義。因此,知識是情境化的,學習者需要在有同伴和專家的共同體中建構他們自身的知識(Brown et aI.1989)。所以,獲得專業知識需要參與到專門的文化情境中,這樣可以使學習者明白共同的實踐、語言、工具和文化的價值所在。如Jasper系列給學生提出個性化的有意義的問題,激勵學習活動,將學習者當前所學的材料與具有相似情境的或者先前的知識建立聯系。
其次,采用不同的方式為學習者提供“腳手架”。在維果茨基(Vy~otsky,1978)關于腳手架的理念之后,更多地研究者進一步明確腳手架在為學習者提供協助的支撐本質,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應用,如提供輔導訓練、建構任務、提供建議或指導等。讓學生可以投入到真實的練習中。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設計中,腳手架將整合知識建構與應用的方法,面向提升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而將知識更易理解,在情境中使得思維過程可視化,進而加強了學習者知識的廣度和深度。
不過,信息技術應用到課堂中對教與學的效果的促進很多時候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早期的一些教育軟件的設計開發,設計者一貫的思維是關注軟件的功能及可用性,而忽視了學習者的真實需要和教育情境的特殊要求,教育軟件本身也即學習情境的一部分。古茲德爾(Guzdial,1994)在傳統腳手架的理念基礎上,提出的“基于計算機軟件實現的腳手架”(software-realized scaffolding)受到關注,搭建起來的腳手架將學習者置身真實的實踐情境中(如軟件呈現的虛擬實驗室),使學習者學習的各個方面可視化和直觀化而提供認知支持(特別是類似科學、數學那些需要運用軟件工具進行練習的學科)。在特定方面給學生提供幫助,這些特定方面決定了軟件中腳手架特征的類型,設計者開發不同的搭建腳手架的方法,例如,制訂計劃是一項比較內隱的活動,因為專家似乎憑先前經驗就可以自動產生計劃,而不需要刻意思考:而學生由于經驗不足,未能認識到制訂計劃在調查過程中的重要性。因此,給學生提供提示和引導成為支持學習者將操作步驟概念化的一項策略,以幫助學生制訂有效的計劃(Ouintanaet a1.2004)。在實踐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設計的效果評價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使用不同的基準去判斷腳手架的可用性及其對學習者的支持活動是否成功。
值得關注的是,有研究者以學習者為中心提出了促進學習的新的教學方法――從設計中學(Learning bv Design,LBD),該方法采用基于項目的探究方法安排學習過程和課堂環境,如通過設計某島嶼侵蝕問題,來學習關于侵蝕、潮汐及水流方面的知識,設計的具有挑戰的活動為學生提供了參與并學習復雜認知技能、社會技能和交流技能的機會。重要的是,這樣的學習能夠提供學生引發其深層學習的各種經歷,促進學生對學習經驗的反思(Kraicik&Blumefeld,2009)。LBD的學習活動為實現挑戰目標而從設計開始,利用調查手段,并以循環的形式整合了設計、合作、溝通等方面的技巧,如圖3所示,學習活動從“設計,再設計”循環開始,當學生發現有新知識需要學習的時候就開始了“調查,探索”循環過程,而調查的結果又為設計過程提供了應用的內容。
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LBD活動的設計最終是為學生的深入思考提供腳手架,上述的循環通常呈現出兩類課堂腳本,一類是行動,一類是會話;前者融合了科學和設計的技能,后者則安排報告呈現及內容討論的活動。
(五)學習環境及其支持
威廉?格里諾和他的同事以“環境對大腦的影響”進行了前沿研究,認為人類的進化已使其大腦的神經系統在特定時期對環境的信息輸融入產生“期待”(expect),大腦的發展是一種“受期待的經驗”(experience expectant),而豐富的環境資源提供大量的社會交互、直接接觸環境的機會,增進并加深了參與者的認知體驗,構建良好的學習情境將可能促進更為有效的學習。而“情境化(situative)”的學習將焦點集中在促進意義建構與有效理解的活動系統上面,讓參與者在活動中進行著經驗的積累與改變。
在使抽象知識具體化的過程中,計算機系統的支持不僅有助于概念的可視化和空間理解,還會在學生表達抽象概念知識時提供腳手架。計算機應用于教育實踐,經歷了上世紀60年代的計算機輔助教育(CBE)、70年代的智能教學系統(ITS)、80年代的學習環境建設和90年代開始的計算機支持的協作學習(CSCL)。CSCL的方法體現出網絡交互作用的優勢,支持更多社會層面的學習環境的創設,具有支持有效辯論、引導深層理解的潛能,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個人可能通過參與學習,也可能通過內化經驗進行學習,也促進了小組內知識的構建。如CSILE軟件就是為了讓學生在幾周的時間中,異步合作地建構科學概念和知識而設計的(Scardamali,a&Bereiter.1991)。
當前,CSCL的研究突出了技術化、多元化的趨向,應用計算機智能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支撐,促進學習者的知識建構、概念學習、問題解決和設計創作等等學習活動;這些研究的熱點如:CSCL中的協作交互(黃榮懷,劉黃玲子等。1998,2005;Henfi.F.1991)、CSCL促進知識建構(李克東,2007;王陸等,2009;Stahl.G.1999)、協作學習模式(趙東輪、黃榮懷等,2008;Wilfred Rubens等,2005)等等,也因此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學習平臺,如國際教育資源網I'EARN(1988),Scardamalia等開發的CSILE平臺(1989),Berkeley大學(1998)開發的
WISE平臺,斯里蘭卡國際中心(SRI)開發的教師專業發展的網絡學習平臺Tapped In(2005)、亞卓市(EduCities,陳德懷等,2005)、思摩特網(SCTNet,臺灣中山大學)等。
計算機硬件和軟件性能的提高為將更多學生提供新的學習機會,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約翰.R.安德森(John R.Andemon)提出一種在智能導師系統發展和測試方面跨越更多學科的方法,即把認知心理學的原則融ru 到人工智能中,這樣的智能導師系統將圍繞學生已有知識的認知模型而建構,成為“認知導師(Cognitive Tutors)”系統,該系統監控學習者完成預設任務的程度,并采用模型和知識跟蹤的算法來體現輔導和(共同體內的)學徒制訓練。大量的實踐證明,將認知原則從個體延伸到群體活動是很有價值的,因此而產生的“情境化視角”整合了個體認知與交互研究這兩種取向,將學習環境界定為活動系統,關注個體的表征(即其信息結構的呈示)符號與情境之間的聯系,即學習者在活動系統中與環境中的其他人、物、信息等相互作用,與之周圍的存在物結成認知伙伴關系(cognite partnership)(Nersessian et M.2003),個體的學習就是在這樣的交互中產生。
(六)學習效果的評價
學習的目的是內化以熟練掌握相關知識并在真實的情境中得以應用,學習效果的認定不應該像傳統的課堂測試和基于標準的評價測驗那樣關注學生對所授課程內容的辨認和回憶,因為那樣的評價既不適合于探測學習者對知識的深層理解程度,也難以揭示學習者的真實思維過程和問題解決能力。瑞典的Marton和Salia最早進行了對學習的“表層方式”和“深層方式”的研究(Thomas&Nelson,2005),在Ma~on的理論框架中,采用深層方式進行學習的學生,對學習有內在興趣,注重理解,強調意義,集中注意于學習內容各部分之間的聯系,系統地陳述問題或概念的整體結構的假設。
“真正的理解,只有當學生在新的或者是未預料的情境中靈活而恰當地運用知識和技能的時候才發生的”。也就是說,知識遷移是深層理解的一個重要特征,有效地運用知識是深層理解的本質,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任何學習都是在學習者已經具有的知識經驗和認知結構、已獲得的動作技能、習得的態度等基礎上進行的,而這種原有的知識結構對新的學習的影響就形成了知識的遷移。知識的深層理解意味著學習者能夠在不同的情境中順暢、靈活而有效的運用習得的知識,類似“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說法。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知識是指經過檢驗的確實可靠的信念。一般來說,對于知識的深層理解也一定與學習者的興趣、偏好及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等有關,個體對外部世界的知覺形式、概念歸類及信息處理策略,形成路徑依賴(Dath-dependence)。深層理解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學習者能夠在個人所掌握的知識的基礎上經過重構或調整創造出新的知識。因此,對深層學習(Deep Learning)效果的評價,應在復雜情境中設置有層次的遞進式問題間接評價、設置開放的、結構不良的問題進行對知識和技能要求的深入評估。
鑒于有效的學習通常發生在復雜的社會和技術環境中,那么評估的手法也不應單一,考慮多種來自不同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發展心理學等)的評價方法的融合,如,民族志、對話分析、參與觀察等。
四、學習科學的方法論
學習科學的研究者認為,深層學習通常發生在復雜的社會和技術環境中,為此,學習科學在多重理論基礎的指導下,發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論以及可操作性模式,采用各種方法論的組合來理解、探究學習的過程。如認知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教育學領域的比較實驗、采用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論進行的社會交互研究以及一種稱為“設計研究”的混合方法論。根植于對理解“兒童如何思考”這個問題的持久興趣,在早期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和臨床訪談法、維果茨基的“發生歷史法”和單元分析方法、杜威實用主義探究思想的基礎上。基于設計的研究過程f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已經逐漸成為學習科學的研究方法,作為方法論的設計研究(De.siva Research),在繼承臨床訪談研究的基礎上延伸了教育領域的實驗設計,尤其是教學交互研究,旨在提供系統的、有根據的關于學習的知識,并試圖運用建構理論來指導和促進學習的教學決策(徐曉東,楊剛,2010)。
基于設計的研究(DBR)仍然是一種正在發展中的研究新范式,更多的學習科學家將其看做是“方法論工具箱”,以期通過有效的設計改變環境來研究該環境中的學習,通常在自然情境中通過多次迭代循環,采用民族志、會話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以此發展能推廣到其他學校和課堂中去的新理論、人工制品和實踐方案(Barab&Squire,2004)。也即是說,設計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滿足當時的需求,重要的是形成一種理論框架,以及揭示、探索和辨別知識之間的聯系。
如在“探究亞特蘭蒂斯島”的項目中,根據角色扮演的在線游戲策略,糅合了商業游戲策略和教育研究中有關學習和動機的課程,并圍繞教學中的復雜問題構建“探索”(Ouests)、“使命”(Missions)和“單元”(Units)三種層級的任務體系,項目讓用戶在虛擬的環境參加教育活動,并與虛擬空間上的其他學員和教師進行交流,建立個人的形象,逐步讓學生實現對相關知識和理念的意義建構。“探究亞特蘭蒂斯島”項目最初的設計,是基于“娛教理論”創設三維多用戶環境,結果當時的調查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都只是被華麗的在線學習環境吸引,對活動的討論、學習及他們所參與的活動的類型都知之甚少。后來,Barab等研究者通過實地走訪師生、分析與學習者互動日志尋求需要改進的因素,不斷嘗試改變設計路線,經歷了螺旋上升的迭代修正,明晰了三位一體(教育、娛樂和社會責任)的設計方案,獲得了良好的社會反應。而設計者的思想也經歷了多次轉變,逐漸將最初的思想發展為設計實踐的…情境中的理論”,深刻理解了理論與情境的相互作用,以設計研究的方法完善了寓教于樂的理論框架。
在學習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中,民族志和會話分析是最為常用的方法,
(一)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v)是20世紀初期由文化人類學家對其所研究的文化對象或目的做田野調查所創立的一種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對象所在的特殊的社區生活中去,從其內部著手,通過觀察和體驗,記錄客觀行為的民族學描寫,然后對這些記錄進行分析,以期理解和解釋社會或文化現象,因此。“真實性”成為民族志研究的核心理念。
在對“學習共同體”進行考察時,民族志的方法在記錄一系列的描述性案例顯得很實用,研究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與被觀察者進行的復雜互動中尋求不同層次的細節,也可以采用共同體成員交談的影音或記錄來揭示小組成員完成學習的
情況。尋找出共同體內意義建構過程中的重要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志方法本身也是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包含了長期參與的細致觀察以及民族志文本的撰寫和記錄,在必要的時候,民族志方法也可以采用設計研究的理念,或者一種混合的研究方法論(Johnson&Onwue uzie,2004)。
如今。互聯網已成為新的傳播媒介。將人類學領域的民族志法移植于Web中,基于其多元互動及超文本的特點,形成虛擬民族志法(Virtual Ethnographv)(孫建軍,2009),是民族志方法在網絡中的延伸。所以,網絡共同體內部,來自不同地域的學習者進行共同主題下的學習,即使是兒童,他們也會通過觀察、提問或參與某些活動來進行主動學習,對學習者與他人日常交互進行民族志研究,有助于了解學習者在共同體內推進自身發展的過程和方式,筆者在進行的基于網絡的校際協作學習的實踐中,通過提供較為有效地技術環境支持,參與者逐漸構建起具有共同性、建構性為學習活動特征的“網絡學習共同體”,采用虛擬民族志法參與觀察和交互活動,對成功的學習活動進行記錄、歸納和分析,發現學習主題共同性基礎上的“差異”(反映出社會和自然的屬性)是校際網上協作的重要資源和深層學習的出發點,這樣“基于差異的學習”逐漸在網絡共同體內清晰起來,成為開展校際學習活動的重要指導策略。
(二)會話分析
始于20世紀60年代社會學領域的會話分析方法(con―versation analysis.CA).現已成為研究“互動中的言談”常用的,實證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領域,關于會話的早期研究關注在課堂中發生的師生會話,第一個對課堂會話進行錄音并轉錄的研究出現在美國學者貝拉克(ABellack)在1966年出版的《課堂語言》一書中,該研究采用話輪轉換(interactional turns)來分析課堂會話,即首先把會話分割成話輪,然后對每個話輪進行分析編碼。來分析課堂結構和教學方式。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教育研究者開始研究協作學習中的會話交互(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出現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其中,社會文化流派最為重視協作中的會話研究,他們結合皮亞杰的認知沖突理論及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知識(意義)是在社會情境中通過話語交互共同建構的”。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協作學習中發生的會話交互,會話分析研究的語料完全來自于自然發生的會談,研究者們采用錄音或錄像的方法如實記錄包含開端、發展及結尾的整體的會話過程,通過轉錄(transeription)捕捉文字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如在基于項目的協作學習中,成員之間在協商問題解決時的談話語氣、停頓、中斷以及重疊性的話語等現象所隱含的信息,可探測成員在共同體內的角色地位、認知程度及覺知(awareness)水平。
筆者在對基于網絡校際協作學習進行知識建構的效果分析的研究中,從共同體內成員的參與程度、話題集中程度、交互程度、觀點多寡、協調結果,知識共享程度等方面進行考察,在借鑒Robert Heckman和Hala Annabi(2002)的內容分析表(Content Analytic Scheme)的基礎上,制作了一個“協作呈現(Collaboration Presence)”的標示器(Marker),據此可以將對話分析得到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較為客觀地把握成員在協作過程中知識理解和建構的過程。
五、發展中的學習科學
(一)走向協同的學習科學
索耶在2006年主編的《劍橋學習科學手冊》中,列舉了跨學科的學習科學所關注的學習的基本問題,即概念理解、教與學并重、學習環境創設、原有知識及反思與學習,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分布在內隱學習與大腦、非正式學習、正式與非正式學習的設計這三條相對獨立的研究主線中,并指出未來的學習科學將整合神經和行為層面的學習,自然促使內隱的、非正式和正式學習活動及其成果的整合。但并不意味著各自研究領域獨特觀點的消解,甚至所有這三條研究主線都試圖用各自獨特的研究工具探究并解決類似的問題,這些超越個人層面研究取向的不同觀點的彼此交叉和影響呈現出研究觸角多元兼及的狀態,并在這樣的融合中,可能會形成更有用的理論來解釋人類的學習。
如前所述,走向協同的學習科學,得益于其豐厚的學科基礎,比如發展神經學對于大腦的研究中,解釋“大腦如何在交互中發展”等相關成果,有助于學習科學的研究者們更好的理解學習的內在機制,或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學習策略。總之,學習科學越來越具有生態學的理念:“沒有孤立的存在”。
(二)從“如何學”到“學什么”
這個觀點的提出或許能引發一些批判的聲音,因為通常的看來,社會及人類發展決定著其成員學習的內容,而學習科學的工作應該是促進人們更好更快地掌握這些內容,其研究的重點聚焦于“如何學”。比如在《人是如何學習的》一書中,從大腦、心理、經驗及學校等多個視角,探索采用更好的教學來讓學習者掌握盡可能多的知識,被很多的研究者視為里程碑式的著作。即使如此,該書中仍不否認“即使是嬰幼兒也可以進行富有成效的學習”,而作者本身對當前的學校教育狀況也并不樂觀。
教育者們常常將“素養”作為學習者知識獲得和增長的評價維度,在網絡和信息通信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現代教育必將賦予素養新的內涵,學習科學視域下的素養觀將更加關注特定社會文化境脈中的真實性實踐。一個典型的現象是:計算機已經較為普遍的應用到學校的教育中,但兒童們發現學校使用計算機的方式與越來越數字化的社會中的行事方式并不一樣:而且高校中越來越多的學生宣稱他們所學的知識與現實生活并不相關,新的“讀書無用論”抬頭,“學無力”在學生中蔓延。然而與之對應的事實是:他們在學習復雜的電腦游戲時并不無力。因此,僅僅通過一些手段或策略教會學生如何正確理解知識是不夠的,還應該通過變革教和學的內容來改變這樣的現象。
對于論文應按下列順序注明:作者、論文篇目、刊物名,年、月、卷(期),論文在刊物中的頁碼;
著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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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閆新豪工作單位:漢中職業技術學院
漢中職業技術學院藥物化學課程標準是以(教高[2006]16號)精神為指導,參考了同類高職院校藥物化學課程設置,根據我校藥學專業教育的實際情況,經多方討論總結形成的。通過理論與實際應用有效結合來實現,準確把握本門課程在人才培養方案中的作用和地位,教學設計、方法、手段的選擇必須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與國家規定的高等職業教育就業崗位要求相一致。課程教學目標和組織與學院大力發展的職業教育、創辦職業教育特色相匹配,體現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工學結合等辦學理念。
課堂提問平時作業占期末總成績的15%,在教學設計中應注意以下四個方面:結合實例,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是學好知識的動力。只有有了探究知識的欲望,才能自覺地學習并學好。比如在講嗎啡時,可以先告知學生嗎啡來源于嬰粟而嬰粟是一種。學生會產生疑問,怎么可以用來治病?為什么?在使用過程中有無限制?引起學生探求答案的興趣,從而導入新課。采用多種教學方法,使學生易學易記以藥物結構為主線,用思維導圖引導學生逐步學習、理解、掌握識。分析藥物的結構特點(有哪些特征基團),由藥物的結構分析藥物的性質,由藥物的性質分析藥物的穩定性,由藥物的穩定性分析藥物的貯存原則,由藥物的結構分析藥物的構效關系(圖1)。通過圖示學生能產生聯想同時能產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如阿司匹林的思維導圖(見圖2)。對于分析阿司匹林的結構,找出其特征基團:酯鍵和羧基,酯鍵對應的性質是易水解,羧基對應的性質是顯弱酸性,由于易水解產生含有酚羥基的水楊酸而易氧化,與三氯化鐵溶液顯紫色。沒有水解的阿司匹林結構中無酚羥基則沒有這兩個反應,此反應可鑒定阿司匹林是否水解。阿司匹林易水解,穩定性較差,所以需密封、防潮保存,避免水分的侵入,避光,減小光對它的影響。在其結構中具有游離的羧基,對胃腸道有刺激性而產生不良反應,如對羧基進行結構修飾,使其成酯、成鹽或成酰胺,可避免不良反應的產生。這樣環環相扣,使學生增強了分析問題能力,加深了記憶。
注重啟發引導,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舉一反三采用啟發式進行授課,把教學內容化繁為簡,變虛為實,變抽象為具體,以解決課程中的重點難點。如在講述解熱鎮痛藥章節時給出案例:一個兩歲的小孩被她心神錯亂的母親送到急診室,她告訴大夫孩子大約吃了半瓶對乙酰氨基酚片,洗胃后,醫生推薦口服5%的乙酰半光氨酸,問對乙酰氨基酚的代謝途徑怎樣、產生何種毒性、為何使用乙酰半光氨酸進行急救?此案例必須掌握對乙酰氨基酚的結構、代謝途徑、作用機制等重點知識,才能正確的解答案例中的問題,因此通過案例的分析討論,使同學們對各種重點藥物的結構、理化性質、代謝途徑、藥理作用及如何應用等難點內容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記憶同時能夠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4]。重視多媒體教學,應用多種教學手段充分利用多媒體課件等現代化教學手段[5],加深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藥劑學涉及操作車間和很多制藥機械,學校不可能具備所有的設備,因此應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技術,制備集圖片、文字、聲音為一體的課件,全方位展示制藥企業的車間設計、設備結構及工作原理,使不易口頭表述清楚生產過程能夠通過課件演示變的一目了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體設計在90分鐘(2學時)的理論教學中,10分鐘的教學導入、5分鐘的知識鏈接、10分鐘的教學互動、50分鐘的課堂教學、15分鐘的課堂結束總結。在實驗教學中,把全班學生分為10個小組,每組4人開展教學大綱實訓項目。
2無菌觀念不強
盡管在學習《護理學基礎》課程時已經學習并考核了無菌技術,但是在實驗課上,仍然有不少學生無菌觀念差,表現為不會正確取用及使用無菌器械、不會合理擺放物品、不會正確消毒、跨越無菌區域等。
3應對策略
3.1合理分組
在示教階段時,小組人員太多,學生看不清楚,不利于模仿學習,人員太少沒有充裕的教師進行示教,故每組12人~15人較為合理;而在分組練習階段時,每組5人或6人較為合理,保證每名學生都有充裕的練習時間。
3.2重視課堂理論與實驗教學相結合
操作技能的學習可以分為操作的定向、操作的模仿、操作的整合與操作的熟練4個階段[2]。操作定向是操作技能形成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即要求學生要掌握與動作有關的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的一個環節。因此,在課堂理論教學時可觀看“外科換藥”教學錄像,以讓學生初步了解“外科換藥”是做什么,怎么做,從而可以準確而清晰的有效調節和控制實際操作活動。操作的模仿,是在定向的基礎上進行的,缺乏定向的模仿是機械的模仿。故任何操作技能都有理論基礎,只有在掌握陳述性知識或正確的護理知識指導下練習動作技能,才能在操作中理解并牢記理論知識,真正達到理論知識在實踐中的融會貫通。教師可通過課堂提問及課后布置作業等方式對學生實驗理論知識學習情況的了解。當然開放式課外練習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既是學生達到操作技能的高級階段即操作的熟練階段的主要途徑,又是解決學時不足的最好方法。
3.3創設問題情境
布魯納在《教育過程》一書中主張應激發學生的內在動機,用獎賞或競爭等外在動機的收效是有限的,也不能保持長久。由此他主張圍繞興趣組織學生學習,引發其學習動機[3]。怎么激發學生的內在動機呢?可以通過創設問題情境實施啟發式教學,從而激發學生的內在動機。但如果問題太易或太難,均不能構成問題情境,教學效果不理想,所以問題的創設需要充分熟悉教材、了解學生認知結構的基礎提出,并且問題情境的創設應該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問題的提出既可以通過教師設問的方式,也可通過實驗報告、學生日常經驗引進。該實驗教學創設問題情境,筆者從“生活中你受傷會怎么處理”“不處理會怎么樣”“什么時間需要外科換藥”“外科換藥注意事項”等問題貫穿于整個實驗教學中。
3.4用物預處理的教學
醫療垃圾分類在臨床上是非常普遍又極為重要的,不會正確進行醫療垃圾分類處理常常導致疾病的感染和傳播,造成醫療環境的污染。因此,在實驗教學中醫療垃圾分類處理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外科換藥”實驗課中模擬醫院臨床實際的情境,在這種情境下不僅學會醫療垃圾的分類,還知道正確規范的處理,從而減少了學生醫源性損傷的發生。
3.5課后評價
實驗課教學效果的評價,重點對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的考核,可以取得學生反饋信息,掌握學生的操作情況,有利于學生了解操作要點和實踐難點。評價體系可以將每個實驗操作按護理程序分為幾個部分,并將各部分分解為許多步驟,對每一步驟都給出評價標準,操作后給予評價并依據評價反饋信息及時進行講評、糾正、總結[4]。筆者課后評價方式主要是學生為主教師為輔,通過這種方式學生不僅能發現并糾正操作中錯誤的手法或程序,而且會主動思考“為什么這么操作”“可以這么做嗎”等問題,從而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高,培養學生獨立操作能力,提高實驗教學效果。為了增強學生臨床運用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應注意結合臨床實際案例進行實驗考核,如“破傷風病人的換藥”,“甲狀腺大部分切除術術后換藥”等案例。
3.6編制《外科護理學實訓指導》
任何一種動作技能都具有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和一定的空間結構,目前使用的教科書以文字形式為主,配有少量手繪黑白圖片,操作以流程形式描述,不直觀,這不利于學生對于動作技能的學習。教師示教是對一個完整的操作過程進行演示,在演示過程中學生很難看清楚關鍵動作,在練習課中,學生往往不知道該如何練習。制作關鍵技能動作圖片并配以文字說明,能幫助學生掌握動作要點;制作配有文字的操作流程圖,能讓學生在練習當中知道如何與病人進行語言交流,而不是進行機械式操作;制作適合于學生互評的操作評分表,能讓學生在練習時互相指導,指出操作中的不足,實現互教互學[5]。
網絡對于當今世界越來越重要,網絡教學在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中也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網絡教學,使學生能在數字化的學習環境下提高學習效率,同時還能夠促進高校教師教學觀念、教學方法方式的變革,這樣才能提高高校學生社會文化與價值的層次,提高他們的學習能力和在信息社會中生存和發展的能力。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也叫生物工程,是生物學與分子生物學交叉而成而產生的一門新的學科,同時也為當今世界科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科學領域。生物技術制藥課程是把生物技術(包括基因工程,細胞工程,蛋白質工程,酶工程,發酵工程)在藥學中的應用相融合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其著重研究包括基因工程制藥、抗體工程制藥、酶工程制藥、發酵工程制藥在內前沿技術研制新藥的原理、方法、技術路線及應用前景等。課程涉及的知識面廣、內容多、技術新,而且更新速度快。網絡教學平臺建設會成為高校教研教改的一項重要內容,本文主要探討了為適應現代化教育的發展要求,利用生物技術知識面廣、更新快等特點,將生物技術制藥課程進行網絡課程平臺建設同時初步探討網絡建設的必要性,希望以此加快學校信息化建設的步伐。
一、網絡教學平臺建設的重要性
所謂網絡教學,是指通過網絡數據庫及相關教學軟件系統,為教學提供全面支持服務;學生只要在網絡存在的環境,就可以進行相關學科的學習甚至考試。網絡教學的整體功能支持以及資源環境是網絡資源得以體現的前提和必要性,它直接影響到學生能否在其所構建的網絡數據環境中順利的進行學習及測試。構建優秀的網絡教學可以消減老師及學生使用時的條件障礙,將更多的精力專注于學習過程中。對網絡教學進行實用性、快捷性、功能性評估,可以發現其存在的某些障礙性問題,有利于界面及功能改進,同時改善師生的用戶體驗效率,從而提高學生學習的效率。目前,網絡技術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不斷深入,在教育中更是的應用廣泛。傳統的教育模式由于教師和學生在空間上的距離,產生了以教師教學為中心學生被動學習的教學模式,這樣學習的效果并不好;新的教學模式必須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等所有的教學資源與活動都必須圍繞學生學習來進行優化配置,教師不僅僅是知識的唯一源泉,學生可以通過網絡獲得知識;但是,也不能抹殺教師的教導作用,教師的任務是指導學生如何從網絡獲取正確的信息,以及幫助學生解決學習過程中出現的技術性問題,最終培養學生養成一套有效的學習方法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
二、生物技術制藥的特點
1.多學科交叉的綜合課程生物技術制藥的發展經歷的漫長的時間,從最早的發酵工程、酶工程到本世紀新興學科蛋白質工程、基因工程,其覆蓋面很廣,應用更為廣泛。生物技術制藥通過生物體、生物組織、細胞、體液等,綜合利用微生物學、物理化學、藥學等科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構成進行新型生物藥物的制造,對于當代藥學專業學生是必備課程。但是,各高校的藥學專業開設時間較短,生物技術制藥相關課程的設置上相對薄弱,以作者學校為例,僅開設了藥學基因組學、藥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微生物藥物學等少數相關課程,還有很多相關學科課程則根本沒有涉及。因此,我們需要在教學過程中補充與生物技術制藥相關課程的理論知識,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既要闡述生物技術相關原理,更要強調制藥學的相關內容。因此學生在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可能分不清重點,同時因為基礎薄弱,知識面窄而學習困難。通過網絡平臺,學生可以學習相關的基礎學科,可以溫習之前學過的相關學科,從而提高學習生物技術制藥課程的興趣,降低學習難度。2.課程涉及的知識面廣、內容多、技術新,而且更新速度快由于生物制藥技術的急速發展,教學內容不斷更新,為了讓學生能及時了解本學科的前沿知識,教師應把最新的知識、技術等內容每年都要加入教學中。作者在教學過程中,在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物技術制藥》為教材的基礎上,查閱文獻便于擴展補充新知識。如在網絡教學內容中補充了轉基因動物制藥、海洋生物技術制藥、生物技術研發靶向藥物、人類基因組學、代謝基因組學和藥物基因組學等專題。在網絡教學中不斷補充前沿知識,讓學生拓展知識面,同時也加深了學生對學科重要性的認識,從而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并培養了學生的創新能力。
三、生物技術制藥課程網絡教學平臺的建設
1.做好網絡課程課件和素材的充分準備。搞好課程網絡教學的前提和基礎是優秀課件和素材的準備,因此,一方面,要購置一些研制好的生物技術制藥課程優秀課件,另一方面,要結合教學實際自行開發研制相關課件。要根據生物技術制藥課程內容特點研制、使用視頻課件和素材課件。網絡課程的主講教師負責課程的設計和開發工作。另外,網絡課程要有一支結構合理的教學梯隊及其輔導隊伍。鼓勵和支持在校研究生從事本科教學和實驗輔導工作。2.以分類指導的方式,對生物技術制藥課程教師進行網絡教學培訓。一方面,對網絡課程教師進行思想上的動員,幫助他們樹立現代教育理念,轉變觀念,提高認識,積極研究和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和手段;另一方面,組織有條件、有積極性的教師進行專門培訓,學習相關教學課件的制作和網絡教學平臺的使用。3.要合理安排網絡課程,充分利用現有網絡資源和電腦資源,為準備學習生物技術相關內容的學生創造充足和便利的上網條件。4.建立網絡教學評估考核體系,對生物技術制藥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都能夠有效監控和評估。通過在線測試,以及考試結果來了解學生對學習材料的掌握情況。5.加大生物技術制藥網絡課程數據庫和網頁資源建設。我們可以通過在學校網站主頁的相關位置,設置網絡連接,使學生只要有網絡就可學習、測試,這樣就不拘泥于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學生在網絡教學的同時,也可以通過網絡進行相關知識的查詢學習,學生的學習空間、時間概念大變,網絡教學是立體多維的。
畢業設計(論文)是高等學校教學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必須按照文件規定的撰寫要求及格式規范認真完成。指導教師應加強指導,嚴格把關。
一、。電子版畢業論文基本要求與書寫格式應與印刷本一致,不得省略;畢業設計(論文)必須整合為一個Word文檔,畢業設計(論文)文件名格式:姓名+學號(如:張三0511112299)。
二、畢業設計(論文)文本規范化要求
1、統一封面、采用A4紙張、標題(宋體、三號)、目錄(宋體、小四號)、中英文摘要(宋體、五號)、關鍵詞(宋體、五號,不超過五個)、文本正文(宋體、小四號)、參考文獻(宋體、小四號)、工程設計說明書、實驗數據、圖表、外文譯文、附錄和評審意見表等。其中工程設計說明書、實驗數據、圖表、外文譯文等項目是否要求由各專業根據實際情況確定。
2、字數要求:文、經、管、法類一般6000字左右,理、工、醫類一般5000字左右(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有特別要求的除外)。
3、頁面設置:紙張大小:A4打印紙,頁邊距:左3cm(裝訂),上、下、右:各2cm;頁眉:1.5cm,頁腳:0.75cm;
4、頁腳格式:正文必須從正面開始,并設置為第1頁。頁碼在頁末居中打印,其他要求同正文(如正文第2頁格式為“―2―”)。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Discussion 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hinese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FU Ling, LIU Huan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A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 is one kind of idiom phrases, compared with other forms, which is rarely involved in the primary school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some of textbooks even not choice as teaching contents. But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 from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is a very good teaching content. In this articl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 teaching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Key words Chines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 teaching
1 以歇后語特點為角度
1.1 歇后語獨具民族特色和歷史文化底蘊
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歇后語主要流傳在老百姓的口頭,所以與中華民族民俗風情有很多聯系,其中蘊藏的傳統民俗文化就更具獨特性和豐富性。所以,歇后語作為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既是使我國優秀文化遺產得以繼承的重要載體,又是使文明古國的歷史遺產得以發揚光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 歇后語具有獨特的語言特點
第一,修辭美——歇后語語言生動,形象俏皮。巧用比喻:比喻可使事物形象描寫的更加鮮明,使深奧的道理淺顯化。通過形象的比喻,讓人產生豐富的美的聯想,從而感悟其話語里的哲理。 如:“芭蕉葉上壘鳥窩——好景不長”。妙用雙關:前一部分都是隱語,后一部分運用諧音構成雙關,表層意思引出深層意義,聽起來妙趣橫生,讓人咀嚼再三,過耳難忘。如:“黑旋風的本名——理虧(李逵)”。善用擬人:運用擬人修辭法賦予動物、事物以人的情感,使語言俏皮幽默,讓人忍俊不禁。“癩蛤蟆穿大紅袍——只可遠看,不能近瞧”。喜用夸張:歇后語除了較多運用以上修辭手法之外,還有意識地突出、夸大事物的情狀,渲染事物的本質,將抽象的道理生動化,給人以非常真實之感,能引起強烈的共鳴。第二,含蓄美——歇后語表意委婉,迂回曲折。“含蓄”是文學作品追求的藝術境界,也是文學創作追求的審美目標 。古人有云:“文貴遠,遠必含蓄。”含蓄被公認為漢語表達的較高境界。歇后語深得含蓄委婉之妙,含而不露。在語言活動中,或前后都說,或只說出前半段,不說后半段,而要聽者通過審美聯想活動,從前半段中“悟”出后半段的意蘊所在。第三,凝練美——歇后語簡潔明快,詞約意豐。歇后語的語言形式高度凝練,簡潔明快,用字大都保持在五六個字以內,很少有超過十個字的。歇后語通常只說前一部分——謎面,隱住后面謎底部分。這種特殊的結構形式會造成一種突出的戲劇效果,不但強化了受話人對語義的了解,而且引出一種美妙的意境。第四,韻律美——歇后語講究節奏,音韻和諧。在節奏上:歇后語由前后兩部分組成,并不工整,不像成語那樣整齊。前一部分有四字格的、五字格的、六七字格的,后一部分多為兩字格、三字格或四字格,讀起來前后呼應,自然流暢。在音律上:漢字有陰、陽、上、去四種不同的音調,在歇后語中,四種音調參差組合,平仄相間,猶如古詩詞一樣講究音律,朗讀起來有異乎尋常的表現力和感染力,既易誦易記,又富有音樂的韻律美。
2 以小學生心理發展特點為角度
2.1 小學生需要的特點
在整個小學階段,兒童有著強烈的活動需要,包括對游戲活動的需要和對運動活動的需要等。首先,對求知、認識需要。這是小學生的主導需要,表現為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趨勢。小學生正處在長知識的階段,求知欲很強,尤其在科技發展的時代,他們更渴求知識。這種求知的需要不僅是文化科學知識,還包括社會、生活等方面。其次,交往的需要。今天的小學生大多數是獨生子女,他們在家庭中基本上處于缺乏兒童伙伴的狀態,但他們從內心來講卻很需要獲得同伴的支持和友誼,需要集體給予的溫暖。
歇后語教學首先滿足了小學生群體對知識,對認識的需要,也給學生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交往的機會,實際上適應了小學生這一年齡階段需要的特點。
2.2 小學生學習動機的特點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奧蘇貝爾認為,在學校情景中,促使學生追求成就、希望獲得成功的內在推動力量主要由三種內驅力組成,即認知內驅力,自我提高內驅力和附屬內驅力,其中,附屬內驅力又稱交往內驅力,指學生為了獲得家長的贊許和同伴的接納而表現出來把工作、學習搞好的一種需要。 根據以上動機特點可知,教師合理的教學引導,同伴之間良好的學習的氛圍可以更好地激發小學生的學習動機的產生,并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語言學習是小學階段最重要的學習內容之一,對于發展小學生的語言交流能力和思維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借助鮮活的語言學習,來促進其思維的靈活性和敏捷性。根據小學生心理發展的協調性、開放性、可塑性特點,學生可以從歇后語學習和實踐中可以較好地發展個性,品德和社會性,培養良好的心理品質與行為習慣。在歇后語學習和實踐過程可以加強師生之間、同伴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抓住機會進行潛移默化的傳統文化教育。
3 對歇后語教學實施的構想
第一,教師進行歇后語隨堂教學。即在尊重教材的基礎上,在進行教材所編入的歇后語教學的基礎上,由教師引入課外歇后語資源。小學生對歇后語這種鮮活的語言形式是非常喜愛的,教師應有選擇,有針對性地引導學生積累歇后語,學習,理解,鑒賞,應用歇后語。
第二,學生自主收集,積累歇后語。引導學生利用雙休日、節假日等課余時間深入生活,收集歇后語。可以采用三種收集方式:(1)個人訪問。學生以個體為單位充分挖掘社會關系網,隨時隨地向身邊的人征收歇后語,如長輩、街坊鄰居、親朋好友等。(2)小組采訪。學生自發組成采訪小組,以小記者身份主動接觸周圍有特殊生活經歷的人物、知識分子等,以獲得更多更全面的歇后語。(3)到文化館、圖書館查閱書籍,上網下載等方式拓寬各種渠道,收集各種歇后語。
第三,開展歇后語趣味活動。可以采取各種活動形式,如歇后語主題班會,辦歇后語手抄報,歇后語黑板報等。這類活動對學生具有很大的自由性,自主性和趣味性。教師應在正確的引導下充分發揮小學生的最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歇后語的積累和學習融入到班級生活的點點滴滴。
第四,探究出適合小學生的歇后語校本課程,進行系統的校本課程設計開發。包括收集歇后語以編寫歇后語教材,設計課程結構,建構歇后語課程模式和課程評價體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此過程是一個相對完整系統的歇后語教學過程,這一校本課程的開發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過程。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來進行和完善,但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通過以上幾種途徑,既可以緩解歇后語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缺失,又可以使學生在開展歇后語語學習的綜合實踐活動中,走入社會,進行人際交往,養成合作品質,融入集體并認識應用社會資源,同時也認識和了解自己,樹立人生理想,積極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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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位從事鋼琴教育多年的專家說:“鋼琴家的飯碗是教琴。”這段話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示:絕大多數鋼琴學習者成為不了著名的鋼琴演奏家,他們今后更多地會成為新一批的鋼琴教育者。這段話還給了我們另外一個重要的提示:培養著名的演奏家也許并不是鋼琴教育的最終目的,在高校,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教學思路、教學方式以及教學手段,以適應新時期下高校鋼琴教育的現狀。
一、高校鋼琴教育的尷尬與思考
據教育部統計,早在2004年,全國就有國民教育系列的大中專普通高等院校3782所,成人高等院校2913所,遠程網絡教學院校62所。在這些高校中,幾乎一半以上的高校都開設有音樂教育專業。由此,鋼琴課這項音樂教育專業中的重點內容,其設置的廣泛程度可見一斑,其對教育資源需求的程度同樣不難想象。
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解決長期以來我國中等學校音樂師資缺乏的狀況,全國各高師音樂系科幾乎都擴大招生規模。然而始料不及的是,為了解決中師后備力量缺乏,高校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引發了一些問題,如:師資力量薄弱、硬件設施滯后、教學模式一成不變等諸多“不適應癥”開始日益凸現。于是大家開始關注這樣的問題:當今社會對于鋼琴人才需求的結構到底怎樣才最接近理性和真實?傳統的鋼琴教育模式是否適應社會對鋼琴人才培養的需求呢?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社會對鋼琴人才需求的層次發生不斷分化,我國的高等教育正由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不斷轉變和發展。從行業需求的視角看,音樂院系的培養對象應該是全面發展的、潛能大、素質高的新一代音樂教育人才,而且國家在《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中,要求高校要面向21世紀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改革我國高等教育中不相適應的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因此,肩負這一歷史使命的非音樂學院高校鋼琴教學,亟待根據培養復合型鋼琴音樂教育人才的新需要而進行重新定位,以改變傳統鋼琴教學的注重技能培訓,內容相對單一、偏窄、偏專的問題。傳統鋼琴教學幾乎都是采用一對一的個別授課方式,從教學實踐來看,這種個別授課方式是與只對少數人開放的精英教育相適應的一種教學形式。在眾多以培養演奏者為重要目的的音樂學院中,這樣的鋼琴教學模式至今仍然顯示著不可替代的優勢,而對于非音樂學院的高校來說,這樣的模式未必就是優勢。兩類學校之間多方面的差異,決定了它們對鋼琴教學變革的不同要求。
二、專業音樂學院和非音樂學院高校在鋼琴教育上的幾點差異
1.生源基礎條件不同
音樂學院的學生大多從小開始學習鋼琴,從當初啟蒙到考進音樂學院,很多同學都有10年左右的琴齡,鋼琴彈奏基礎相對要好。而非音樂學院高校的這些學生卻起步晚、基礎較差,需要從頭學習掌握基礎訓練、練習曲、大型樂曲、復調樂曲和中外名曲五大塊內容。
2.學生培養方向不同
鋼琴教育雖然一直是高校音樂教育中的重點,但非音樂學院高校與專業音樂藝術學院的鋼琴教學不同。比如,中國音樂學院鋼琴系的教學宗旨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為中國的鋼琴音樂舞臺培養一流的演奏家”。而非音樂學院高校音樂教育的培養目標是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音樂教育工作者,即培養具備一定鋼琴教學基本技能和演奏技能的中小學音樂教師,而不是鋼琴獨奏人才。所以這類高校音樂專業的鋼琴普修課一般只開設兩年。
3.學生要求掌握的基本能力不同
對于非音樂學院高校的學生來講,他們未來的工作走向,要求他們更需要掌握的是即興伴奏、自彈自唱和教材教法。在教學的側重點上,音樂學院注重培養學生專業演奏的表演能力,而非音樂學院高校鋼琴教學,則更注重培養學生的教學能力,如一般性的演奏、范奏和伴奏等綜合能力。
三、數碼鋼琴教學是非音樂學院高校鋼琴教學的理性選擇
在找準了非音樂學院高校關于鋼琴教學的定位、教學重點、培養人才的方向等綜合目的之后,我們應審視現階段的鋼琴教學的手段、配套教材、方式方法是否是最優化、最合理的。不難發現,傳統的一對一的教學模式,更適合在為培養演奏者而教學的音樂學院鋼琴專業科系。而此時一種既能夠滿足保持鋼琴教學本質不變,又能彌補非音樂學院的高校諸多教學條件不足的教學模式便應運而生,這就是數碼鋼琴集體課。
數碼鋼琴集體課這種教學模式,在國外被稱為21世紀鋼琴普及教育的主流。它的教學形式是由一個老師同時對數名學生進行教學,讓若干個學生共同聽課、練習、彈奏和復習的綜合教學活動。主要針對那些鋼琴程度在中級以下的學生,以及非鋼琴專業的學生,如聲樂、器樂、舞蹈、音樂學、作曲和一些成人音樂教育專業的學生。這種模式是現階段非音樂學院高校鋼琴專業教學的一項理性選擇。
具體來說,數碼鋼琴集體課的優勢在于:
1.從學校投入情況看
采用數碼鋼琴集體課教學模式,學校在硬件設備上的投入無疑能夠有所節約,成本相對會有所降低,(轉第73頁)(接第80頁)特別是這種方式能夠有效緩解非音樂學院高校師資力量不足的窘況。
2.從教學效果情況看
數碼鋼琴集體課能夠充分體現“數碼優勢”和“集體優勢”。“數碼優勢”表現在鋼琴功能上的拓展,如旋律配和聲、伴奏配旋律功能、電子節拍器功能和錄放音功能,這些能將樂理、和聲、即興演奏、即興伴奏等多項教學內容放到課堂上完成,增加了教學的趣味性和豐富性。“集體優勢”則表現在對于觸鍵方式、力度要求、演奏方式、放松狀態等公共內容采用一次性講述,不僅提高了教學效率,同時因為減少了老師多次重復帶來的心理麻木,還會對教學的規范性和完整性有良好的幫助。特別是集體練琴互不干擾更是將“數碼優勢”和“集體優勢”體現得淋漓盡致。
3.從師生雙方感受看
因為老師重復講課的次數大幅降低,這對教學的激情、備課的質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因為在集體課上,學生在有人彈、有人聽、有人問、有人答的活躍狀態下,消除了“一對一”教學方式固有的心理壓力,更加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同時上課,能夠讓同學們了解自己在班級中的“地位”,這能夠產生一定的激勵作用。
當然,數碼鋼琴集體課同樣存在著無法回避的問題:其一,對于學生的知識接受,數碼鋼琴集體課只能抓大放小、,針對性較弱。其二,相對于傳統的教學模式,數碼鋼琴集體課在教材上并沒有完備嚴密的分級課程設置,這對于教學雙方而言,在系統性和嚴密性方面都存在一個很難判斷效果的尷尬。其三,數碼鋼琴作為一件全新的教學工具系統,并不等同于傳統意義的鋼琴,其自身有很多新的功能,它的操作以及操作對于教學過程、結果產生的影響,均取決于對它熟悉和掌握的程度,實際上就是取決于教學者的操作新教學系統的水平等。
聯系非音樂學院高校鋼琴教育的實際情況,同時圍繞這類學校鋼琴教育的明確目的,我們應針對數碼鋼琴集體教學實行合適的學員分級、合理的課程設置、及時的演奏點評、有梯度的作業布置等,力圖從各方面解決數碼鋼琴集體課的弱點帶來的問題,以保證數碼鋼琴集體教學能最大限度地揚長避短,讓同學們在有限的鋼琴集中學習的環境條件中,接受到盡可能多的教育。
實踐表明,數碼鋼琴集體課教學模式,是一項適應高校擴招背景下,能有效緩解非音樂學院高校鋼琴專業教育需求的理性選擇,是對傳統鋼琴授課方式的一種有力、有益的補充。數碼鋼琴以及數碼鋼琴集體課的推行,必將開創鋼琴教育的新格局。
參考文獻:
[1]連蘋.中國鋼琴音樂教育改革的新動力.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5年9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