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夢的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關于中國夢的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我國商業銀行全面風險管理組織框架問題分析》（毛應梁，上海金融學會；張吉光，上海銀行）；

2、《新資本協議下國內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管理研究》（上海銀行課題組）；

3、《我國商業銀行利率及管控機制研究》（潘文波，張中朝，深圳銀監局）；

4、《西方銀行業營銷體制的演變和借鑒》（金麟，交通銀行上海分行）；

5、《我國商業銀行X效率和規模效率變遷的實證研究：SFA方法的運用》（彭琦，交通銀行上海分行）；

6、《淺析中小企業融資策略與商業銀行服務創新》（王勇，交通銀行蚌埠分行）；

7、《授信業務的風險定價模型與實踐--基于中國商業銀行新部分戰略視角的研究》（李亞敏，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王浩，華東師范大學商學院）

二、優秀論文二等獎（15篇，排名不分先后）

1、《金融業全面開放背景下商業銀行并購研究》（門慶成，東北農業大學研究生學院）；

2、《放貸小企業：游走于“信任”與“不信任”之間》（陸顥，交通銀行南通分行）；

3、《商業銀行金融業務創新：以遠期結售匯業務為例》（毛金明，中國人民銀行太原中心支行）；

4、《歐美中小銀行的發展及對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改革的啟示》（丁寧 ，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丁溧，大連銀行中山支行）；

5、《金融市場創新突破口：對發展人民幣利率互換交易的思考》（張夢鎖，王大賢，國家外匯管理局山西省分局）；

6、《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礎分析》（徐昶，西南財經大學；劉小差，交通銀行成都分行）；

7、《關于流程銀行及其構建策略的思考》（馮靜生，安徽省銀行業協會）；

8、《商業銀行公司治理--一個董事會和高管角度的分析》（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欒雪劍，交通銀行總行）；

9、《對我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一點思考》（鞏斌，安徽財經大學統計與應用教學學院）；

10、《論完善商業銀行中小企業貸款承諾業務》（周珊，河北大學經濟學院）；

11、《將“SS-C-P”框架引入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系統》（李欣，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12、《交叉銷售與價值創新--商業銀行零售業務發展戰略中的藍海》（毛瑜，復旦大學；許慧，交通銀行上海分行）；

13、《中國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發展策略初探》（張磊，東北財經大學研究生院；沈水辰，交通銀行大連分行）；

14、《論商業銀行消費信貸風險管理》（王鵬，馬寧，吉林大學經濟學院）；

15、《優化中國銀行業有效競爭的外部環境》（張衛，王聰，暨南大學經濟學院）。

篇（2）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隱居潤州（今江蘇鎮江）夢溪園將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見耳聞心思記錄下來，內容涉及社會和自然的許多方面，其中科學方面的內容就占到全書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這樣一本書原本視為“有補于世”的著作，在一個重道輕藝的傳統社會中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分類顛舛，固不足異也”[1]。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因為有了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廣泛的注意。胡道靜也因此飲譽學界。《夢溪筆談》乃至整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在其后幾年進入了一個。真不知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胡道靜，祖籍安徽涇縣，生于1913年，父親胡懷琛、伯父胡樸安都是有名的學者，尤其是樸安以治文字、訓詁而聞名于學界。從小受家學的耳濡目染，勤奮好學，又先后受到過版本學家陳乃乾、經學家周予同、史學家呂思勉、歷史地理學家姚明輝、音韻學、敦煌學家姜亮夫、地理學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語言、古文字學家聞宥、農業生物學家辛樹幟、植物學家胡先骕等名師指點，為他后來的治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十歲以前就出版了《校讎學》、《公孫龍子考》等專著，還負責《萬有文庫》中兩部重要農書《齊民要術》和《農政全書》的編輯工作。可是這并沒有順理成章地使他成為一個科學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輕的胡道靜先是進入柳亞子先生創辦的上海通志館，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聞機構中任職。寫出了多種與上海新聞出版史等相關的論著。

建國以后，胡道靜調到出版部門工作，專門從事古籍編輯，從他最擅長的目錄學著手，他開始系統地整理《夢溪筆談》和古農書，這也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依據其個人情況，最能為社會服務的一種方式。他對古代的一些農作物，如糧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園藝作物中的瓜類等進行了考證。然而，使他一舉成名的便是1956年問世的《夢溪筆談校證》。

胡道靜對于《夢溪筆談》的興趣源于年輕時候的一段經歷。他最初是從中學英語課本中得知活字印刷術是一個德國印刷工人發明的，后來讀到美國學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寫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書，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術，其詳見于宋沈括《夢溪筆談》，于是便有了研究《夢溪筆談》的最初動機。這一動機一直蟄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過不惑，才得以開花結果。

《夢溪筆談校證》是第一本對原書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愛廬刊本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書本、匯秘笈本，清代的學津討原本、玉海堂本、四部叢刊續編本、以及各家校記和宋元筆記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長，引證的書目逾數百種之多。其中有關科學技術史的部分就廣泛吸收了此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如，錢寶琮、李儼、許莼舫、三上義夫等有關中國數學史的論述，梁思成關于中國建筑史的論述，陳遵媯關于中國古代天文史的論述，竺可楨、章鴻釗等于關于地學史的論述，王錦光等有關中國物理學成就的論述，當然也包括引發他對《夢溪筆談》興趣的美國學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關中國印刷術源流史的論述[3]，等等。

《夢溪筆談校證》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并在短時間內一版再版。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寫信給他，稱贊“校證”可與裴松之注《三國志》媲美。法國巴黎出版的《科學史評論》在1957年第10期上發表書評，對“校證”做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校證”對于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學史著作”來說，“無疑是匯集了最豐富的文獻。”1959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評述建國第一個十年我國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別提名兩部書：一部是顧頡剛先生主持標點的《資治通鑒》，另一部就是《夢溪筆談校證》。在海外的博士在讀到《夢溪筆談校證》后，曾對人說：“此書作者造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學者梅原郁等在將《夢溪筆談》譯成日文時，就曾參考了胡道靜的工作，并稱贊“胡道靜氏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靜繼續從事著與沈括和《夢溪筆談》相關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鉤沉。“”前，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紹沈括的農學著作《夢溪忘懷錄》，以及沈括在農業科學上的成就和貢獻，活字板發明者畢昇卒年及地點考證等，還完成了約40萬字的《夢溪筆談補正》書稿、以及《蘇沈良方校錄》、《沈存中佚書鉤沉》、《熙寧字說鉤沉》等。與此同時，胡道靜也開始將注意力投入到農書和農史的研究中來。

60年代初，剛從饑餓中走出來的中國人，重新認識到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這也成就了胡道靜農史研究事業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歲前后的胡道靜，開始將注意力轉到古農書鉤沉覓遺與研究，他從浩如煙海的古籍，如《永樂大典》中，找出了宋吳懌撰著的《種藝必用》、溫革的《分門瑣碎錄》、明人王藏的《稼圃輯》、陳正學的《灌園草木識》、清人姜皋的《浦泖農咨》、民國時葉景葵（揆初）輯錄的《芻牧要訣》、《太康物產表》等稀見古農書，完成了《稀見古農書錄》、《稀見古農書別錄》、并出版了《種藝必用校注》一書。這些發現，為中國農學史的研究提出了寶貴的資料，特別是《種藝必用》和《分門瑣碎錄》的發現，對于了解從北魏《齊民要術》到元代《農桑輯要》，長達700余年的農業技術的演進更有莫大的幫助。他還撰文對《種藝必用》等稀見古農書在中國農學史上的地位進行闡述。在整理農書的基礎上，胡道靜還對一些農史問題進行了研究，寫出了“山東的農學傳統”、“釋菽篇”、“我國古代農學發展概況和若干農學資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釋菽篇”，從文獻學和文字學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中國古代農民對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與特性很早就有認識。“”前，胡道靜還完成了《中國古農書總錄》，該書全面輯集古農書的目錄學資料，加上考證和按語，約100多萬字。

胡道靜對于科學史研究的另一項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啟的研究。胡道靜雖自稱為涇縣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上海渡過，他研究上海的歷史，自然也包括上海歷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徐光啟。可以說，在古代科學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靜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啟了。如同徐光啟一生致力最多的是農田水利之學一樣，胡道靜對于徐光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農學方面，他撰文對徐光啟農學著述等問題進行了考訂。

胡道靜有關中國科學史的研究隨著“”的爆發而停止。中，他不僅經歷了近十年的牢獄之災，而且在此之前已經完成的《中國古農書總錄》也被付之一炬，同時被焚毀的還有約40萬字的《夢溪筆談補證》、《中國古類書》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輯錄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狀校錄》、《蘇沈良方校錄》、《沈存中佚書鉤沉》、《熙寧字說鉤沉》，以及多年積累的有關沈括和《夢溪筆談》的研究論文。

再出發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點仍然是從《夢》開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靜原準備集中時間和精力，重新撰集《夢溪筆談補正》。[5]但在科學的春天里，胡道靜已然成為了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一顆大樹。樹欲靜而風不止。于是我們看到他仍然在他認為“太長”的戰線上老驥奮蹄。用他在《沈括詩詞輯存》一書“后記”中的話來說：“余雖駑疲、聞鉦和嘶，亦安得不躍起也。”[6]胡道靜這顆大樹上又結出了累累碩果。

在沈括和《夢溪筆談》的研究方面，他發表了“《夢溪筆談》在國外”、“《蘇沈內翰良方》楚蜀判”、“夢溪忘懷錄鉤沉”、“沈括軍事思想探源”、“試論宋代改歷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觀和政治思想”等學術論文。還出版了《沈括詩詞輯存》、《夢溪筆談導讀》、《夢溪筆談》、《夢溪筆談全譯》。

在農書、農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圍繞著徐光啟來展開的。1983年，徐光啟逝世350周年，學術界開展了許多紀念活動，并將徐光啟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他輯錄了徐光啟撰著的《甘薯疏》、《農遺雜疏》，并分別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主編的《徐光啟著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還發表了“徐光啟著作的新發現和研究”（1983）、“徐光啟農學三書題記”、“關于《農政全書》的‘別本’”、“徐光啟研究農學歷程的探索”“北方引種水稻技術措施上的徐光啟戰略擘劃與實踐”等系列論文。這一時期，他還對朝鮮漢文農書《農學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狀》、元刊大字本《農桑輯要》等古農書進行了研究。還結集出版了《農書、農史論集》。該書收集的論文大多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現在所能見到的胡道靜有關中國古代農學的研究，比較集中地出現在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國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該書較之《農書、農史論集》內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統，除了收入先前有關農史、農書的研究之外，還加入有關考古發掘、宋應星和《天工開物》，以及后來一些有關農史研究的論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靜，學術戰線不僅沒有收縮，反而拉得更長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啟和農書之外，還將研究的觸角擴展到了宋代歷法，以及黃道婆、宋應星、孫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便是轉入道教的研究。許多大部頭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編或參與主編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冊（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選刊》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書》20冊（巴蜀書社，1992-1994）、《周易十談》（1992）等。這一時期，他還單獨或與人合編了《簡明古籍辭典》（1989）、《十大科學家》（1991年）、《國學大師論國學》（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靜人生最為輝煌最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1年3月20日，院部設在巴黎的國際科學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經世界著名科學史專家英國李約瑟、美國的席文和日本的宮下三郎三位博士聯合提名，一致推選他為通訊院士（序號448）。這一時期，胡道靜同時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農業出版社顧問、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科技史）組員、上海市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上海科技史學會第一屆理事長、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等多項社會工作。同時還為上海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復旦大學三所學校的研究生講授古代文獻、版本目錄、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課程。

開篇時提到的對于沈括和他的《夢溪筆談》的評介，見于195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由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導論”，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為什么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的文章，也就是在這一年，胡道靜先生調至新文藝出版社，并開始系統整理《夢溪筆談》。1956年，胡道靜的《夢溪筆談校證》問世。胡道靜在為《夢溪筆談校證》所寫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約瑟對于《夢溪筆談》的分析和評價。而在《夢溪筆談校證》問世之后，胡道靜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約瑟的高度重視。他們成了同道中人。李約瑟博士每次抵滬訪問，總要拜訪胡道靜，并在他的書房“海隅文庫”親切交談。胡道靜將他對李約瑟的情誼融入到由他擔任責任編輯的《中國科技史探索》一書，該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專門為紀念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而征集的論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靜轉入道教的研究，也很顯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響。他在1991年春為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靜”，有些朋友就說我同道教有緣。但是，我的專業研究領域是中國科技史，特別是農業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約瑟有了交往，發現他的巨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又譯《中國科學技術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經典總集《道藏》的材料，還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即“道家思想是中國科學和技術的基礎”，這才推動我的學術研究的注意力也轉到“道教”上來。[7]

如今李約瑟和胡道靜兩位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名儒碩學都已歸道山，而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還在繼續。

參考文獻

1.周俊元，雖九死其猶未悔——記著名農業史專家胡道靜，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鉤沉輯佚歷滄桑--記古籍整理、科技史專家胡道靜先生，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1期。

3.施宣圓，博學貫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靜先生，文匯讀書周報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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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雜家類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頁。

[2]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校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599頁。

[4]范文通，鉤沉輯佚歷滄桑——記古籍整理、科技史專家胡道靜先生，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1期，309頁。

篇（3）

進一步來說，就是我應該主修什么專業和我想學什么專業。

“應該”，意味著人們對我的印象，有著家庭和社會的影響與壓力。

“想”，意味著我基于本能和自然意愿而渴望做的事。

大學第一年時，我“匯編”了一張詳盡的自己應該選的課程列表，包括經濟學、政治學和其他實用性社會科學。然而，每次瀏覽課程目錄時，我總被文學、歷史、外語等各種人文科學所吸引。由于缺乏自己堅定的想法、傾向于聽從更“厲害”的權威，這兩點使得我允許了他人來告訴我這些課程是“沒用”和“不切實際”的。“學了19世紀英國文學的課程能有什么用？”然而，真的沒用嗎？

擦肩而過

在精疲力竭于選擇我的“實用”課程之隙，我也去聽了東亞研究系的課程。幾乎其中的每門課程我都想學。“晚期帝制中國社會與文化”？是的。“東亞電影”？是的。“紅樓夢研討”？當我看到給新生提供這門研討課時，我就知道我需要修讀它，盡管我必須把它作為第五門課程加進去。這本經典著作是我成長過程中對我情感生活影響最大的文學作品。我能逐一復述出賈府用膳時的確切菜名。我能講出其中盤結交錯的家族關系，描述出每個丫鬟的性格特征。這幾乎令我著迷。我知道這部小說從頭到尾的故事情節，但從來沒有機會從學術角度研究它。

我猜想每個人都想修這門課程，于是我拜訪了這門課的教授以鞏固自己的“選課地位”。這位教授叫李惠儀（Wai-yee Li），一位精神飽滿的來自香港的華裔中年教授，專門研究中國傳統文學。還記得敲她辦公室舊木門時的猶豫，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接近一位哈佛教授。我腦子里有關于哈佛教授的各種“狂野”猜想和模式化形象，其中大多是認為他們會很學術或令人生畏。李教授卻絕不像我想的那樣嚇人。她休閑隨意的長發、圓形的金屬框架眼鏡、溫柔的眼睛、溫和的舉止很快消除了我的緊張。可能是太放松了，沒幾分鐘我就迅速“供認”自己從11歲開始反復讀這部小說，我從小就非常認同林黛玉，還能背出她的《葬花吟》。在接下來的20分鐘里，李教授變成我的《紅樓夢》心理學家，頻頻點頭，以她柔和的聲音向我提問，追根究底我對這部小說的激情和著迷。她向我保證，只要我愿意，將在春季學期（即第二學期）“紅樓夢研討”這門課程中獲得一席之地。她的風度儀態使我感受到一種溫暖和被接納，讓我在一所有著6000多名卓越本科生的學校中，從覺得自己顯然“不特別”到“特別”。

回想起來，我現在為當時對她講的一些幼稚的話和個性的陳述而感到難為情，但李教授卻絕沒有一點兒認為我在浪費她的時間，或認為我只是一個愚笨的本科生。她向我表現出的是，我所說的每句話都是值得她聆聽的。離開她的辦公室時，我為自己和哈佛教授進行了一場“真正的談話”而感到輕松愉快，也興奮地期盼著這門研討課的開始。在哈佛艱難的第一學期，我把這門課程當作一個盼頭。一旦我修讀了這門課程，每件事都會變得更美好些，每個決定也都會做得更容易些。

不幸的是，我沒能有機會在本科期間修讀這門課程。那年春季，李教授遺憾地通知我，因為沒有足夠數量的學生對這門課感興趣而無法開課（我原來認為“每個人”都會跳出來，抓住機會學習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這是一種多么愚蠢的想法）。那門課程原本是我在哈佛第二學期的亮點，沒有了它，其他所有事情都顯得不那么有勁。我在一位中文講和寫都一樣爛的教授那里修讀了另一門中國文學課程，這門課難以置信地好。但我還是不禁會去想，如果是“紅樓夢”課程會多么的美妙。后來，到大二時，我從東亞研究轉移到心理學作為主修。我有時會想，如果當時修讀了“紅樓夢”，或許事情會和現在不一樣。我再沒有和李教授說過話，努力使自己融入新的學習。

紅樓圓夢

當大三這門課程終于開課時，我卻因為在巴黎學習而不能選課。本科時我最終沒能去修讀這門課。它漸漸從我的記憶中褪色，落入不斷增長的“我想學”但因為覺得“不應該學”所以沒有學的課程名單中。幾年后，我上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因為不滿足于教育學研究生院關于中國的專題課的缺乏，我跑到文理研究生院去注冊選課。在網上“掃描”課程目錄時，我看到了被自己長期遺忘的這門課程——“紅樓夢及其背景研討”，雖然它是作為其他專業的研究生課程列出來。我第一時間敲響了李教授的門。

“我記得你”是她在我自我介紹以后的第一句話。“你大一時來過這里，你10歲左右就開始讀《紅樓夢》。是的，我記得我們的談話。”6年多以后，李教授幾乎一點沒變。同樣的發式，也許多了些白發，同樣的眼鏡，同樣的溫柔的臉和溫和的聲音。當我向她表示為自己沒有中國傳統文學學術訓練背景而擔憂時，她平靜地向我保證，這門課真正地向所有對它感興趣的人開放，不管有什么樣的經歷和背景，每個人都可以帶來他/她的新觀點。她說，有一些修讀這門課的人是中國文學的研究學者，還有一位中國的訪問學者是在大學里教《紅樓夢》的。她的再次保證給了我不懼失敗、學習這門課程的信心。

整個課程中，李教授保持著這種開放、不裝腔作勢、兼容并包的態度。每周四，我們聚集在一起，研讀和討論3小時的《紅樓夢》。我們討論與它相關的一切——清朝的文學傳統、曹雪芹悲劇的一生和家族史、佛教和道教對小說的影響，當然，還有賈家成員們的家族和個人關系。剛開始時，作為唯一的非東亞研究系的研究生，我還怯于表達自己對這部小說的看法。但李教授卻鼓勵我講出自己的觀點。她“不經意”地宣布，我作為一個差不多是《紅樓夢》終身讀者的人，有自己獨特的視角。

當我回顧這門課程時，我有著充滿感激和溫馨的回憶：李教授謙遜、理智地包納和引導著所有學生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她從來沒有讓我感受到，她是在我們之上的世界級的紅樓夢和中國文學專家。她廣博的知識表現在她如何“搭建”我們的對話，表現在她溫和地向我們提出挑戰性問題。當我寫這門課程的期末論文時，我認為自己“不夠格”而對寫論文沒有把握時，她就此和我進行了談話，耐心地聽著我腦海里浮過的各種選題，并沒有簡單打發我或顯現出不耐煩。

李教授的引導也改變了我對兩位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寶釵的看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情感生活的成熟。我與李教授討論時，我們反復討論讀者對兩個角色提出的整體象征：她們互相代表著對方所沒有的特質，并促使自己大量忠實的讀者趨向于討厭另一個角色。在李教授建議下，我仔細分析了這部作品和文學評論，論文選題定在林黛玉和薛寶釵不同于模式化角色分類的、變化的、復雜的性格演進。不管這是不是李教授原本的打算，我意識到，通過我們的討論和論文的寫作，我理解了這些角色的復雜性，進而是人性的復雜性，這反映了我個人的成長，和我對這部小說理解的加深。

我猜想每個人都想修這門課程，于是我拜訪了這門課的教授以鞏固自己的“選課地位”。

篇（4）

一、選題依據及研究意義

“經典”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釋為“傳統的權威性作品”，《辭海》釋為“一定時代、一定階級認為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著作”。《辭源》釋為“舊作為典范的經書”。由此看來，“經典”是指經過時間檢驗的、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有指導意義的權威性文本，不過。“經典”也是相對的，它也有時代性和區域性。因此，本研究選取的是近代以來中日雙方一致認為是“經典”的小說。通過對這些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史和傳播史的梳理，筆者認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義。

1、文學交流史的意義

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中國文化在日本一直處于優勢地位，所以不僅中國的詩文被視為“經典”，中國的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也先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中國的經典小說不僅被翻譯、改編，而且還以各種形式出現在日本作家的筆下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經濟、文化地位發生轉變后，魯迅的作品也在日本產生了“國民作家”的影響。以后的留日，使中國近現代作家認識到了日本經典小說的魅力，從而催生了日本經典小說的譯介，二戰以后日本經濟地位的提升更為這一推波助瀾。經典小說本身的魅力以及社會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這一文學交流史。因此，我們有必要從中日雙方的角度出發，整體地研究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傳播情況，以便于更宏觀地考察這一文學交流史的軌跡。

2、文化交流史的意義

經典小說的譯介與傳播不只是作者與譯者的問題，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術的進步、圖書貿易、電子網絡媒介的發達、意識形態等社會文化大背景，也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不僅有文學交流史的意義，還有文化交流史的意義。通過考察教育、出版、意識形態等文化原因，我們可以從經典小說這一視角，透視中日雙方的文化交流狀態，從而進一步了解中日經濟地位的變化與文學、文化交流的關系。

3、譯介學研究的意義

目前，學界對譯介學的認識還比較混亂。經常把譯介學等同于一般的翻譯研究。其實，譯介學研究與一般的文學翻譯研究不同，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的具體轉換問題。而是從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學翻譯背后的文化因素。筆者通過整體比較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情況，力圖初步探索一下譯介學的一般規律，以促進學界對譯介學的性質、內容、研究方法有進一步的認識。

二、文獻綜述

關于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與傳播，中日學者已經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們的研究呈現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筆者將吸收前輩學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礎上，重點對“三少”展開研究。

1、局部、單方研究多而整體、雙方研究少

關于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與傳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單部作品以及單方作品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史與接受史方面，而從中日雙方出發的、涉及全部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與傳播方面的研究較少，這就忽視了全部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譯介與傳播方面的共性。據筆者調查，單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王麗娜編著的《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馬興國著的《中國古典小說與日本文學》、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說と中國小說》、胡文彬著的《(紅樓夢)在國外》、邱嶺著的《三國演義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魯迅受容史》、高島俊男著的《水滸傳と日本人－江戶と昭和圭と》、雄喉潤著的《三國志と日本人》等，論文主要有王向遠《芥川龍之介與中國現代文學一對一種奇特的接受現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與影響》、邢靈君《村上春樹在中國－當代中國文學思潮下的村上熱初探》、陳鳳川《大江文學在中國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與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學者都對中國四大名著等經典小說在日本的譯介與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經典小說在中國的譯介研究。則主要集中于王向遠著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及少數論文上。筆者以為這一方面與日本小說傳入中國時間較短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學者不太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關系。

2、譯介研究多而傳播研究少

關于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史及單部作品的翻譯研究，中日學者都不遺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遠著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馬祖毅著的《漢籍外譯史》、秦弓《選擇與理解一五四時期譯介日本文學的一種現象》、張鐵榮《關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學翻譯》和《魯迅與周作人的日本文學翻譯觀》、田埸智子《日本二ぅころゎ西游記ゎ翻識――兒童害ゎ中心ゎLろ》、小野忍《中國小說ゎ翻欹――西游記]ろUぅころゎ》、林鼗《竹內好ろ魯迅一翻U[藤野先生ぅころゎ》、林文月《源氏物語ゎ中國語言ぅころゎ》、康東元《清末ぅころゎ否日本近代文學作品ゎ翻識ろ紹介――日本文蕓ゎ中國ぅころゎ入方》等。可是。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傳播研究卻很少見，僅有少數專著涉及到了中國小說的傳播，而且這幾本專著研究的多是中國小說的文本媒介傳播，而電子媒介和網絡媒介的傳播則很少被提及。

3、接受研究多而傳播研究少

中日許多學者從中日比較文學的角度，對四大名著、日本近現代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影響與接受，做了卓有成效的細致研究。例如，張杰著《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李平著《日本魯迅受容史》、磷部彰著《『西游記受容史ゎ研究》、大庭修著《江戶時代二ぅころゎ中國文化受容ゎ研究》、靳叢林《熱情的選擇：近代日本文學在中國》、夏定冠《日本文學在中國(上、下)》、飯田吉郎《明治期中國文學－水滸傳聊齋志異》、胡凱《江戶文ぅころゎ水滸傳受容ゎ形躋》、漢野邦子《江戶文學匕水滸傳》、山田博光《聊齋志異日本近代文學》等。可以說，這些研究主要以接受者、受眾為中心進行了研究，但對傳播者、媒介、材料、傳播效果、社會背景等傳播要素重視不夠，這就不能全面了解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傳播的全過程。

三、研究方法

1、譯介學

鑒于中日學者對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研究進行了較多探索，所以本研究重心將放在傳播研究方面。但是，譯介是外國小說最主要的傳播方式，而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對翻譯史的整理，所以本文也將運用譯介學的方法，來進一步研究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情況。

譯介學不同于一般的翻譯研究，它注重從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學翻譯背后的文 化因素。譯介學的提倡者之一謝天振認為：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地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關于譯介學的內容，他認為應該包括翻譯文學史、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包括譯者、讀者和接受環境的創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傳遞、誤譯等問題的研究。因此，筆者在研究不同譯本以及譯本的刪改、增添、有意誤譯等現象時，將不單純停留在一字一詞如何翻譯的語言層面。而要探討這些現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譯語文化系統中的教育、出版、意識形態、經濟因素等對文學翻譯的操縱和影響。

2、文藝傳播學

文藝傳播學是一種研究文藝信息在人與人之間、人與他們所屬的群體、組織和社會之間傳遞、接受、反饋的學問。傳播模式雖然種類繁多，描述各異，但是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傳統的線型模式，即將傳播過程確定為以傳播者為起點，經過媒介，以受眾為終點的單向、直線運動。一類是新型系統論、控制論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是在傳播過程中建立反饋系統，即不僅要求傳播者把信息單向傳遞給受眾，而且要把受眾的反應通過種種途徑接收回來，同時這一傳播、反饋過程是在社會文化的大系統下進行的。筆者將采用第二種模式，在社會文化的大系統下，從雙向來研究中日經典小說在傳播者、受眾、媒介等因素作用下的傳播。譯介是本國小說在外國傳播的最主要方式，所以筆者將從傳播學角度對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予以重視，但同時也不忽視原作以源語方式在掌握源語的外國讀者之間的傳播。

3、文學社會學

文學社會學是介于文藝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交叉學科。它以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和原則來探討文藝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它的研究基礎和出發點是文學作品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問題，即文學的社會過程問題。法國學者埃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理論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不僅提出了“創造性的背叛”理論，還注意研究文學事實的物質條件。

筆者將運用埃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理論，具體分析中日經典小說生產、流通、消費的全過程，即作者生產原作，譯者生產譯作，原作與譯作都可以在外國被傳播、消費的這一過程，同時充分重視這一過程中的物質條件和“創造性背叛”現象。

四、研究構想

由于經典本身的相對性，本研究選取了近代以來中日雙方一致認為是“經典”的中日小說，將運用譯介學、文藝傳播學、文學社會學等理論，從中日雙方的視角出發，整體地對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和傳播情況進行研究，所以該研究有著將中日雙方、譯介與傳播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研究的綜合、立體特色。鑒于譯介研究已經有了一些成果，本研究將把研究重點放在傳播研究方面，并作為本研究的創新之處。本研究將采用“總分總”的三段式結構，先整體后具體地對這一課題進行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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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思慕已久還是機緣巧合，每一個第一志愿填報中文系的孩子多少都是有些文學夢的，若稱才高八斗不夠火候，文藝青年也當之無愧。而就讀于北京大學，更是每一個中文人的夢想。入學之初，誰不幻想著蟲鳴夏夜，邀二三好友至未名湖畔，談詩論畫，品人生幾何，興至則來，興盡則返。

不料良辰美景尚未來得及消受，開學典禮上便遭系主任溫儒敏老師當頭棒喝“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培養的是“語言、文學、文獻等方面的研究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寥寥幾字澆滅了大家伙風花雪月的白日夢。

我的第一堂課，非慷慨悲涼的魏晉風骨，非豐神情韻的大唐氣象，亦非筋骨思理的兩宋華章，遑論五四思潮、新時期文學等后來者。旁人興許猜不到，北大中文系大一新生的第一門課名曰“現代漢語”，學的是那世界語言之本――每一個用于傳遞信息的符號都是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入門方知不易，原來這漢語真乃最難分析的語言之一，七大方言區的語音、語法各異不說，單普通話的語法就在大規則之外又有許多例外。而古代漢語中常見的“而、何、乎、乃、其、且、若、所、為、焉、也、以、因、于、與、則、者、之”，這十八個字的解釋就可以是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啊。可即便浪漫文學的春秋大夢被澆了一頭冷水，有些惝恍失落，但“現代漢語”打開了文學的魅力之海。

艱澀文學史必修之利器

學校里總有那么些關于中文系的傳言，據聞每個理科生都暗戀過中文系女生，又言中文系的人論文兩三萬字尚屬平平，更有言甚者曰中文系乃北大養老院之一。對于前兩項尚可接納，第三項卻實在是外人對我們的誤解。

且不論語言學國際音標的大舌小舌、送氣不送氣、清音濁音等各種挑戰口腔的高難度訓練，也不論古典文獻學埋首煙波浩渺的古籍資料室、終日冷對豎排繁體書的艱苦，便只說那眾人心中萬般美好纏綿的文學。

提及文學，不能不說說那陪伴每個中文系學生長達三年之久的文學史學習。在漢語言文學的課程設置中，文學史作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器”，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先秦兩漢文學史、魏晉隋唐五代文學史、宋元文學史、明清文學史、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西方文學史、東方文學史，雖不求字字甚解，但也須粗通些許，這一個“些許”可是囊括了洋洋上下五千年、浩浩幅員萬丈余的文章事。

文學史至少屬熱鬧紅塵之物，讀盡天下好文尚可遍覽歷史，可那文學理論真真愁煞人也。漢語言文學論文與那一般書評、影評差別之處，多半便體現在這“理論”二字。中國古代文學主情主理之爭、出世與入世之別，西方傳統中現實與浪漫的糾葛，爭的多半不過是那“文學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比迪?馬丁說：“如果沒有受過文學理論的教育，學生們很少會有機會清晰地去思考問題。”文學不僅是語言的藝術，還是一個國家國民情感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學理論幫助我們形成“批判性思維”，提供給我們一個閱讀和思考的場所，教會我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雖然有些有時枯燥乏味，但想要徹底通曉文學，就必須抱有沉潛的心態。

長期投資操守性情

然而，漢語言仍是每個文化人不忍拋棄的詞語，它直連漢文化最精巧幽深的傳統。漢唐雍容魏晉風流已遠了，漢語言仍是連接古今溝通的橋梁。

宋元文學史課上，張鳴老師一襲長袍、兩袖清風，頗有古意，更兼有蘇軾之豁達豪放，故同學敬稱其為“夫子”。夫子精心于北宋，尤慕蘇軾之風，介紹蘇軾、黃庭堅之流時往往細細品賞，待北宋文學史講完學期已過大半，南宋、元朝只好匆匆帶過。談及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一詞時，講到東坡曾與友人在書信中自言此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夫子笑曰：“東坡‘呵呵’實為千古放達第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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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民族打擊樂發展現狀

中國民族打擊樂歷史悠久，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或是一種音樂類別，它始終活躍于民間音樂活動和民俗活動中，因此民族打擊樂的發展和研究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中國古有的民族打擊樂歷史雖然悠久，但在世界范圍內，打擊樂的發展歷史并不長。二戰后，西方才開始真正意義上重視和發展打擊樂，20世紀20年代前蘇聯才建立起完善的打擊樂教學體系，而我國到70年代才開始系統、規范的進行打擊樂專業教學。中國傳統鑼鼓樂自80年代以來，由于演奏家們對樂曲的表演、作曲家們的積極創作，使得鑼鼓樂的發展更具深度和廣度。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隨著西洋音樂和民族音樂在中國的廣泛普及和繼承，對于民族打擊樂的研究取得了眾多突破。尤其是在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民族打擊樂演奏法和表演方面更為突出，例如：京劇打擊樂、秦腔打擊樂等。越來越多的作曲家、指揮家、演奏家高度評價打擊樂的潛力，因為打擊樂演奏者可以單獨只用西洋或民族打擊樂器來演奏各種獨奏以及重奏作品。

日本打擊樂隨著科技和傳媒的進步與發展，在近二十年逐漸為中國的音樂界所認識并接受。日本的打擊樂在表演方式上更加側重與宗教儀式性的表演和學術型的交流，所以真正進行系統的研究和能夠進行參考的資料和作品并不十分多見。近年來，日本的民族打擊樂隨著民間的文化活動和交流增加也不斷進行了充實和發展。

目前關于打擊樂的研究文獻很少，中國期刊網所收錄的有效論文數量只有15篇，在論文方面，打擊樂相對處于一個劣勢狀態，較為系統地對民族打擊樂體系的演奏法和技巧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除去少數的專業院校民族打擊樂專業之外并不多見。日本的打擊樂專著也多存于日本本土，這也加大了世界范圍內對于日本打擊樂文化研究的難度。且日本的打擊樂專著除本身數量稀少之外，目前并沒有進行相關的翻譯和出版。現在只存在少量的側重關于中日民族打擊樂演奏法和樂器學的介紹。這說明打擊樂學者要對打擊樂學科的研究加強力度，并且深度發掘打擊樂演奏中的使用技術、技巧和打擊樂創作中的特征和特性。

二、中日民族打擊樂的異同點

中國民族打擊樂和日本民族打擊樂都使用了木制的結構，并在兩側蒙上鼓皮，鼓皮用金屬固定或者鐵圈或繩索進行固定。演奏的時候使用鼓棒敲擊鼓面，使鼓內的空氣產生震動發生。雖然在之后的樂器演變過程中，中國和日本的鼓在外觀上有著一定上的差異，但是在樂器構造的實質上并沒有改變。形成這一共同點的原因是緣于中國與日本的音樂文化都受到東亞大陸文化的影響，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逐漸形成并加入了自身的本土文化特色，但是這一演化并沒有在本質上影響樂器基本形制上的改變，使之在今日相比而言依舊保留了共同的風格特點。

中國打擊樂在創作題材上表現出了它的豐富性、形象的多樣性和音樂色彩的變化性。以表現日常生活的題材為例，就有《豐收鑼鼓》、《漁舟凱歌》、《金蛇狂舞》、《滾核桃》等著名打擊樂作品；表現動物題材的作品有：《龍騰虎躍》、《老虎磨牙》、《鴨子拌嘴》、《老鼠娶親》等；表現戰爭場面的作品有：《秦王破陣樂》、《赤壁戰鼓》等；表現自然景觀的作品有《五彩云霞》、《黃河激浪》、《夜深沉》等。從這些中國打擊樂作品的創作題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打擊樂在創作題材上更加的寬泛，其創作的對象和欣賞作品的對象也更加的多樣。這使得中國打擊樂表現音樂形象時更加的靈活和富有色彩感。

日本的打擊樂則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風格和傳統，在音樂表演形式上盡量保持了傳統的內容、題材和表演方法。著名的日本打擊樂作品有：《L雷》、《wo三段がえし》、《勇x》。這些打擊樂作品更多的加入了神道的風格色彩，并加以演繹。這種表演風格的一貫性使得日本打擊樂更加忠于傳統中宗教色彩濃厚、儀式感很強的風格。但由于這種一貫性，在一些程度上也限制了日本打擊樂在創作題材上的發揮和想象的空間。

中國打擊樂在曲目的創作題材中表現出了靈活、廣泛的特色。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每逢節慶或婚喪嫁娶時，喜慶鑼鼓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眾多的打擊樂作品中可以找到關于以表現日常生活的、表現動物的、表現戰爭場面的、表現自然景觀的作品。而日本打擊樂則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風格和傳統，在音樂表演形式上盡量保持了傳統的內容、題材和表演方法。兩國打擊樂的音樂創作上各有特色，都能夠反映出本國的音樂特色和音樂文化，這兩種具有特質的音樂體裁都是值得學習和研究的。

中日兩國的打擊樂在演奏技法上存在著一些相同點。兩者都是使用木質的鼓槌敲擊鼓面進行演奏，保留了這一單一材質的使用方法。在演奏中，都是通過強弱變化、技巧變化、速度緩急、樂隊配合來完成音樂作品。但是，兩國的打擊樂也存在著一些區別

中國打擊樂更注重的的通過敲擊鼓面使鼓本身發出的音色產生的變化，結合擊鼓心、刮鼓釘、鼓邊輕奏、重音等演奏技巧來表現音樂形象。通過對日本打擊樂作品的欣賞與分析，日本打擊樂在演奏技法上則比較單一，太鼓的演奏重點并不是對于太鼓樂器本身發聲的變化，而是強調了在演奏動作上的夸張以及和音樂節奏、其它樂器的配合上。

中國打擊樂側重的是更多的與其他打擊樂樂器或者其它聲部、樂器種類的配合，多有民樂合奏作品能夠體現，例如《月兒高》、《紅樓夢組曲》、《慶典序曲》等。既能夠獨立針對一種鼓樂器創作、演奏音樂作品，而且還能夠和其他管弦類樂器進行配合。而日本打擊樂則側重不同的鼓來進行表演，很少加入其它樂器，并且其中單獨使用一種鼓樂器并不能完成一首作品的演奏，必須借助其他鼓樂器才能夠完成。

參考文獻：

[1]. 李民雄；《中國打擊樂》；人民音樂出版社 2004年6月

[2]. 《日本の喚y音S》；world music library 1990

[3]. 《民族音樂概論》（中央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新編，1963年7月人民音樂出版社）將打擊樂器分為五大類；鼓類、鑼類、鈸類、板梆類、其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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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1956―2003），中國香港乃至亞洲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張國榮的一生是賦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作為一名流行音樂的演唱者和詞曲創造者，一生共出版個人演唱專輯80余張；作為一名享譽亞洲乃至全球的電影演員，一生共演出電影作品50多部，先后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日本影評人大獎最佳外語片男主角獎、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獎特別貢獻獎等。2009年“張國榮”作為一個特定詞組被《辭海》所收錄。

2003年4月1日，張國榮在香港文華酒店選擇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從那一刻起，人們對于張國榮的關注反而更加的強烈了，很多原本不喜歡或者更本不知道張國榮的人，開始關注張國榮的藝術形象和藝術作品，甚至其中有一大批80后、甚至90后的年輕人也加入了張國榮歌迷、影迷的群體，一時間流行文化流域出現了一種被稱之為“后榮迷”的現象，并在網絡中迅速流傳，每一年張國榮的“生日”和“祭日”都會成為網絡媒體、報刊媒體、廣播電視媒體所關注的文化現象，懷念之風盛行。很多人包括研究流行文化的學者，都對這一現象大惑不解，雖然在歐美流行文化領域早已出現過并一直存在這種“逝者文化流行”現象，但是放在中國卻似乎并不多見。首先，中國地域廣大、地域性文化差異大，流行文化的發展速度快、更新淘汰率高；其次人文歷史論文，現代中國的流行文化受西方影響比較多，屬于中國原創的因素不多，“創始人”在中國流行文化領域較少，且影響有限；最后，現代流行文化在中國發展的時間比較短尤其是在大陸地區，作為流行文化領域的精英和代表，往往很難擁有較久的文化沉淀性。因此，張國榮現象給我帶來了很多思索，透過對張國榮個人以及其藝術形象和藝術作品的研究我們發現作為一名現代流行文化代表者的張國榮，卻處處蘊含著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或許正是這些因素促使了張國榮現象的出現以及張國榮作為一個特殊文化“符號“的產生和持續流傳。

一、張國榮個人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張國榮，生于20世紀50年代，出生在中國香港一個多子女的手工藝人（父親是一名頗有名氣的裁縫）家庭，從小在外婆的隔代照顧模式下成長，可以說張國榮成長的環境是非常具有中國傳統家庭色彩的。由于多子女家庭的特征，張國榮性格中具備了比較典型的中國人的特質，比如謙和、友善、懂得分享但又比較謹慎；20世紀70年代，張國榮前往英國Leeds University攻讀紡織及時裝，求學之路具有典型的中國人“子承父業”的取向，也正是這段經歷，使張國榮更加直接的接觸到西方文化，并受到影響。后來由于家庭經濟無力支持其學業，張國榮選擇回到香港，1977年以“亞洲業余歌手大賽”亞軍的身份進入紛繁復雜的娛樂圈，開始了自己自食其力、艱苦創業的歷程，從默默無聞的一個“窮小子”通過自己的執著追求、不斷嘗試和努力，完成了人生的“求索”之路，并最終獲得個人事業方面的巨大成就，或許張國榮演義的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夢”。這種經歷使張國榮的個人形象成為符合中國傳統文化關于“成功”途徑的評價標準，特別是在當前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這一模式下成就的張國榮受到大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喜歡和欣賞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張國榮藝術形象和藝術作品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1．張國榮的歌者形象和歌曲作品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張國榮作為一名流行音樂演唱者和創作者，其藝術生命大致可以分為三段，1979年到1982年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張國榮主要發行的歌曲作品以時尚新潮的英文歌曲為主要形式，本人展現的藝術形象也是青春活力、時尚靈動、洋化明顯，雖然收到了一定的認可，但是總體來說并不成功，也就是在這一階段，張國榮受到了來自現實的巨大考驗和挑戰，“天將降大任”的傳統思想或許成為這一時期他安慰自己最好的良藥人文歷史論文，當然對于他的喜愛者，張國榮也成為他們在人生奮斗時期遇到不順時的一個感情寄托和情緒宣泄的出口；1982年到1989年為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張國榮實現了人生的華麗轉身，他通過一系列粵語歌曲成為流行音樂明星。放棄英文歌曲選擇粵語歌曲，是張國榮能夠順利走上藝術高峰的一次重大決策。粵語是中國的一個方言，從語言學的角度不難發現粵語是中國歷史比較悠久的語言表達形式，其發音方式、句式形態具有中國古典文化的特色；此外，作為殖民地的香港，粵語代表的是中國人的母語，是中國人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張國榮選擇“下里巴人”的粵語歌曲作為他的突破口和主要表現形式，是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追求質樸、珍視鄉土情切的價值選擇的；從1989年張國榮退出歌壇至今是張國榮歌曲演唱與創作的第三階段，在張國榮歌唱事業達到頂峰的時候，張國榮選擇了暫時退出樂壇，為新人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空間，這一點從某種程度上非常符合中國人“強而不欺人”的道德判斷，為其作為一個藝人的“德行”加分。在這一時期，張國榮經過幾年的沉淀，與1997年又重新復出歌壇，完成藝術轉型，歌曲演唱和創作，突出了“新”、“雅”、“溫”的特點，歌曲中的填詞部分更是選擇了具有古典詩體特點又兼具小資情調的林夕的創作，將東西方文化進行了有機的整合，兼容并蓄的特點符合了港人和中國大陸地區聽眾進入21世紀前后的中西融合的文化選擇。

2．張國榮的演員形象和影視作品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作為一名演員張國榮也經歷了諸多嘗試，他可以演繹現代文藝青年、叛逆少年、英雄警探、鄰家大哥、中年男性等社會角色，同時也能駕馭邊緣人群、同性戀題材、無厘頭夸張等內容，這些角色在多變的中國社會中，總是能找到與之對應的實際情節，張國榮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展現的是陽關、積極，同時又簡單、純真的外在特質，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情趣。加之現代媒體宣傳的作用，張國榮從外形到角色被定義為“漂亮”、“干凈”、“斯文”、“優雅”、“親切”、“質樸”，這些詞語正是中國人尚儒思想的外在標準。在張國榮的諸多影視劇中，使之享譽國際的正是具有中國社會特色又極具戲劇沖突、悲劇色彩濃厚的《霸王別姬》，張國榮演繹的程蝶衣一直受到評論家的高度認可，其形象鮮明、深刻且悠久。除去“同性戀”感情的可能原因，張國榮在這部電影中，充分展示了一個優雅、純真、執著的中國文化領域“藝人”的形象。從宋代以后人文歷史論文，中國文化更多的偏向于“尚文”精神，看重和諧，其中對于男性的較高層次文化要求集中表現在，既要斯文、優雅，又要講究原則、勤奮、善良、執著。而張國榮的影視形象恰恰體現了這一點，并通過他完整的演繹得以體現。

三、張國榮社會形象中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張國榮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是現代傳媒文化的產物，媒體在宣傳中將張國榮進行了合理的定位和宣傳，有意無意中擴大了對其身上優秀特質的展示，關于張國榮星路的艱辛、愛情的坎坷、藝術的執著、為人的善良和樂觀等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內容得以廣泛宣揚，使得張國榮的形象具體、鮮活又高尚。尤其是張國榮意外離世之后，中國人對“英年早逝”長久的惋惜之情，也是促使“后榮迷”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張國榮作為一個著名的藝人，在藝術生活的同時，往往選擇比較低調的生活方式，并且注重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和藝術的追求，關心社會、關注弱勢、樂善好施，這種低調和平和，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含蓄之風不謀而合。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張國榮現象的出現包含了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色彩，是具有底蘊、賦有生命力的。從中，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在現代文化發展中傳統文化價的價值，對于我們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具有一定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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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洛楓．張國榮：禁色的蝴蝶．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王大燕．傳統與現代的對接──略論流行歌曲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云夢學刊．1998年第01期

[4]周忍偉，陳榮杰．中國文化導論．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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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為法國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學術上受法國金石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領導，行政上隸屬于國民部。總部現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館和人類學博物館之間，附設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分部則遍布京都、東京、河內、金邊、曼谷、萬象、雅加達、漢城、蒲那等亞洲各地，在我國的福建省社會科學院、臺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均設有派出機構，并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設有常駐代表。在法國漢學研究機構中，遠東學院以其悠久并在亞洲扎根而引人矚目。幾乎所有著名漢學家都在遠東學院工作過，或與它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其專職研究人員（membres）并不多，僅32人，但會萃了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古建筑學、語言學、學等各領域的精兵強將，因而能量極大，每年出版大量叢書和期刊：《法國遠東學院叢刊》（已出近兩百種）、《考古論叢》（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與文獻》（已出18卷）《專題研究》、《法寶義林》、《法國遠東學院學報》（已出87卷）、《亞洲》（已出55卷）以及《遠東亞洲叢刊》等等。

《遠東亞洲叢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國遠東學院京都分部的法文、雙語刊物。1985年創刊，第一任主編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專家。它是一種年刊，但有時兩年合出一卷，譬如我們要介紹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約三、四百頁，刊出十余篇論文，印數為1000冊。編委會成員以遠東學院研究人員為主，也邀請一些院外的法國學者。刊物特色為東亞宗教史、社會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從人類學角度考察宗教現象的研究成果。經過幾年的努力，該刊已經成為國際漢學界的極具特色的領首刊物，影響力絕不低于已有百年傳統的《法國遠東學院學報》。

翻開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編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寫的《致讀者》。戴仁是法國當代漢學界的主將。他是蘇遠鳴（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國遠東學院的資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進入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1989年被任命為“中國圖書與銘文史”研究導師，并曾擔任敦煌寫本研究組的主任、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從1998年起出任法國遠東學院院長。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書籍考古學”而著稱，與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學家藤枝晃一樣，在敦煌文獻的物質形態研究領域卓有建樹。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國古代書籍的具體制作的所有細節，并試圖闡述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紙張的纖維、裝幀、文字分析、印刷術、寫本和刻本的斷代與辨偽、圖書館學、書籍的插圖及其與行文的關系、書籍的發行流通、書籍商品化的過程及其文化和社會意義等等。其代表作為《中國寫本的藏書》（參看榮新江書評，《九州學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鳴沙集》），另著有相關論文數十篇，還出版過幾部有關絲綢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譯中文。此外，他還主編過多部敦煌學和書籍史、印刷史的論文集。

戴仁在這篇卷首語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圓籙的意外發現，產生了驚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們對有關中古時代中國原有知識的一切領域進行徹底重估，這一重估已體現在了的汗牛充棟的論著中。接著，他簡略地回顧了近三十年來法國出版的幾部重要的敦煌學論文集。然后分別用寥寥數語但卻畫龍點睛般地對本專輯所發表的每篇論文作了評介。

蘇遠鳴《敦煌畫中的供養人》

蘇遠鳴和謝和耐一樣，是師出“法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漢學大師戴密微”（見謝和耐同題文章，《法國當代中國學》，戴仁主編，耿昇譯，中華書局，1998年，119－133頁）的得意門生，是當下法國敦煌學界的元老級人物。他也是法國遠東學院的資深研究者，曾任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中國中古及近代史學與文獻學”研究導師達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學論文集》第1、2、3卷的主編，并主持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3、4、5卷和兩卷本的《法國國立吉美藝術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這兩個大項目的編撰工作。除了對敦煌文書的釋讀、編目、字體演變和斷代以及敦煌繪畫深有研究之外，蘇遠鳴還致力于中國道教和佛教互動關系的研究，如佛教疑偽經和道教文獻的比較研究，佛教儀式與道教儀軌之間的對比分析等，開辟出許多新的學術領地。他的學術興趣甚廣，還涉獵宗教地理研究、中國解夢書研究、河西寶卷和明清小說的類型學研究等等。

蘇遠鳴六十年代即開始運用圖像學和敦煌寫本研究結合的范式探討地藏菩薩諸弟子，敦煌壁畫中的瑞像圖，明王和金剛，壁畫和紙畫、絹畫、幡幢上的題記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嘗試。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涼時期的275窟、西魏時期的285窟以及數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國國立吉美藝術博物館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紙畫和絹畫，從八個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養人像：1、資助繪制壁畫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婦；4、香爐；5、僧尼；6、亡人；7、服飾和頭飾；8、畫匠。蘇遠鳴認為之所以要繪制這些壁畫，是為了敬獻給亡靈，而不是生者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畫中的供養人像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像經變圖、佛傳、本生故事圖、瑞像圖、生產生活圖那樣豐富，但由于它在考證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實方面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王國維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跋》（《觀堂集林》卷二十，中華書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頁）是這一領域的開創性論著。八十年代，國內出過一本有用的資料集——《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敦煌研究院編，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萬庚育的《珍貴的歷史資料——莫高窟供養人畫像題記》（179－193頁）、賀世哲的《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造年代》（194－236頁）兩篇論文。相關的研究成果還有關友惠《敦煌壁畫中的供養人畫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養人畫像與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較簡略，而且討論的對象僅限于壁畫中的供養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這一課題雖然不是很新鮮，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統而清晰”（本書《卷首語》）。

篇（9）

中華民族是擁有悠久哲學思維傳統、高明哲學思想智慧和豐富哲學理論資源的偉大民族。有學者曾經通過梳理八卦、五行、陰陽、太極觀念的發生與形成過程，并抉發這些觀念的哲學內涵，認定“從傳說為伏羲始創而至遲在公元前11世紀便已形成的八卦觀念，到同樣于公元前11世紀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紀甚至更早的五行觀念，再到公元前8世紀早期便已成熟的陰陽觀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紀出現的太極觀念，所有這些都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而一貫的哲學思維傳統的偉大民族。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過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斷言，那種認為‘中國無哲學’的論點，完全是傲慢的偏見或無知的臆說”①。

不過，中國雖然擁有悠久、高明、豐富的哲學思想和理論，但直到19世紀末葉都沒有“哲學”這一名稱，當然也就沒有專門的哲學學科。中國古代可以被歸入現代所謂“哲學”范疇的關于宇宙、人生、社會、歷史之根本問題的論說，都渾融于經子之學乃至史學和文學之中。中國古代學術的這種特點，當與中華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相關，我們的先人在面對當下問題時，并不僅僅局限于這些問題本身，而是往往從根本處、總體上以及歷史傳承中設思，窮原竟委，比類屬義，從而貞定思想立場，這樣，他們的認識成果就不免具有渾融的特點了。反映中華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中國古代學術特點自有其價值所在，僅從它積累了堪稱世界上最為博大精深、宏富賅備的學術文化資源這一端即可證明。只是在近代西方憑借富強優勢而逐步獲得全球文化主導話語權之后，中國古代學術相對于西方分類學術標準才日益顯得不合時宜，學術分類也就成為時代的要求。于是，隨著19世紀末維新人物將日本學者西周借用漢字對譯西語philosophy所新創的“哲學”一詞引入中國，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理論便逐漸被從渾融的學術資源中提取到專門的哲學范疇，中國哲學也就開始了學科化的歷程。

從有實無名到名實俱備，從渾融到專門，從學科體制中的附庸蔚為大國，亦即從古代形態到現代形態，中國哲學的這一轉變至今業已經過百年發展。一般人對于這一過程不知其詳，往往以為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振古如茲；而業內人士對于這一過程則頗多爭論。堅持中國學術根源性的人士認為，以西方哲學的框架和結構來切割中國傳統思想資源，造成了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內在神氣的喪失；以西化的現代語言來表述中國傳統觀念（所謂“漢話胡說”），又造成了中國學術的“失語”，由此質疑中國哲學現代轉化的必要性。而執守西方哲學標準的人士則認為，所謂“中國哲學”在內容上缺乏哲學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沒有絕對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過是對西方哲學的模仿，因而否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①。這兩種觀點大相徑庭，但在拒斥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在這種背景下，田文軍教授近年來圍繞“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課題撰寫的一組論文，便顯得頗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

田文軍教授關于“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的論文主要有《馮友蘭與中國哲學史學》（《學術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謝無量與中國哲學史》（《江海學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錄》）、《張岱年與中國哲學問題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陳黻宸與中國哲學史》（《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第1期）、《王國維與中國哲學史》（《人文雜志》2011年第5期）、《蕭萐父先生與現代中國哲學史學》（《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版）等。這些論文展示了百年來幾代學者在中國哲學以及由中國哲學的承傳發展所構成的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方面所取得的實績，勾稽出他們在進行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踐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國哲學史學意義的思想認識，指出了他們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貢獻與局限，肯定了中國哲學（史）的哲學性質及其現代轉化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關于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首先表現在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對此做出突出貢獻的當推王國維。《王國維與中國哲學史》一文第一節拈出王氏《哲學辨惑》（1903）、《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1905）、《論近年之學術界》（1905）、《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1906）4篇文章，闡發了王氏關于“哲學非有害之學”、“哲學非無益之學”、“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研究西洋哲學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變遷之次第，無不本于哲學的思想之影響者”等觀點，陳述了王氏對于“今則大學分科，不列哲學，士夫談論，動詆異端，國家以政治上之騷動，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釀亂之麴蘗；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視歐美之學術皆兩約之懸談”這類現象的批評，表彰了王氏對張之洞等朝廷重臣將哲學排斥于大學教育和現代學術門類之外這種不當做法的批駁，以及針鋒相對提出的包括“中國哲學史”在內的大學哲學學科課程設想。盡管作為布衣書生的王國維并沒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國哲學（史）學科在當時的體制內得以確立，但是，“王國維早年給予哲學的關注與熱情，對于后來哲學在現代中國學術建設中獨立發展的影響，卻少有與他同時代的學者所能比擬。同時，在現代中國學術領域，哲學學科的確立，當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得以形成的基礎與前提，而王國維對于哲學的推崇與辨析，對于確立這樣的基礎與前提，也可以說是居功甚偉”②。即是說，中國哲學（史）學科在民國初年最終得以確立，王國維功莫大焉。

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當然要求相應的教材和學術成果建設，百年來在這一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實績。王國維由于學術志趣的轉移，未能完成系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但在傾心哲學的數年間，他仍在先秦哲學、宋代哲學、清代哲學以及中國哲學范疇研究等領域留下了諸多“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①的精彩篇章，其犖犖大者有《孔子之學說》、《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列子之學說》、《墨子之學說》、《周秦諸子之名學》、《周濂溪之哲學說》、《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論性》、《釋理》、《原命》等。而陳黻宸、謝無量、馮友蘭、張岱年、蕭萐父則都編撰了中國哲學史著作。陳著作為北京大學哲學門中國哲學史課程講義，部分稿成于1916年，內容起自遠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際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為一項未竟的事業。因此，謝無量出版于1916年、內容肇自遠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國哲學史》，便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第一部以中國哲學史命名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時期的開山之作”②。爾后馮友蘭于1934年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國哲學簡史》、于1962－1964年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于1982－1990年陸續出版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張岱年于1937年寫成、至1958年出版《中國哲學大綱》，蕭萐父于1982年主編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踵事增華，為中國哲學（史）學科奠定了愈益厚實的基礎。實際上，田教授的系列論文還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③，鐘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國哲學史》④，侯外廬于1963年出齊的五卷六冊《中國思想通史》⑤，并提到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郭沫若、錢穆、范壽康、蕭公權、唐君毅、牟宗三、馮契等在中國哲學史或相關領域的研撰工作。所有這些足以證明百年來中國哲學史教材和學術成果建設的豐碩實績⑥。

寬泛地說，專門的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成立以及中國哲學史著作的構撰，即已意味著中國哲學實現了從古代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化。但在嚴格意義上，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必須先之以參與者的觀念轉變，否則，專門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和中國哲學史著作可能徒具現代形式。例如，“《中國哲學史》成書之后，陳黻宸具體論釋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時曾說：‘不佞上觀于《莊子》道術方術之辯，而下參諸太史公《六家要旨》與劉氏父子《七略》之義，輯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這種論述表明，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馬談、劉向、劉歆父子的學術研究方法范圍之內。……其對于西方學術的了解實際上還十分膚淺。……這使得他還沒有可能從現代哲學史學科的角度確定中國哲學史所應當探討的問題的范圍和內容”，正因此，陳黻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體現出“早期形態”和“不成熟性”⑦。同樣，從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中，“我們雖可以看到他從辭源、意蘊、內容等方面對西方哲學有所論述，認定哲學有別于科學，但也可以發現他并未真正依照現代學科觀念，嚴格地從學科類別的角度理解哲學，這使得他認定中國的儒學、道學以及印度的佛學即等于西方的哲學……在儒學、道學、理學、佛學中，既包含屬于哲學的內容，也包含許多非哲學的，或說可以歸屬于其它學科門類的內容。謝無量將哲學等同于儒學、道學、理學、佛學，表明他對于哲學的理解尚停留于對哲學表層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學的學科內涵與本質特征”。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雖具備形式的系統，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統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統的基礎上，再建構起實質的系統”⑧。陳、謝二氏中國哲學史著作的局限性，實質上是觀念滯后的反映，因此，他們雖然都有中國哲學史著作，卻并沒有真正實現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當然，作為中國哲學（史）研究起步階段的成果，他們的著作具有篳路藍縷之功，他們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思考和論說，也為中國哲學史學史留下了值得重視的素材，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貢獻。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馮友蘭、張岱年、蕭萐父都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觀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變。他們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學（包括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特定研究對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學（包括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應該研究什么和如何進行研究的問題。“馮友蘭把哲學理解為‘對于認識的認識’，認為‘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這種反思涉及到自然、社會、個人，也涉及到這三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三個方面以及其間相互關系的問題，是人類精神反思的對象，也就是哲學的對象。這種理解使馮友蘭認同西方的哲學觀念，將歷史上形成的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或所謂形上學、價值論、方法論都看作哲學所應包含的內容。肯定哲學作為一種歷史的發展的理論形態，其內容的表現形式會有許多差別；但就中西哲學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來看，其內容仍不外這幾個部分”。基于對哲學的這種理解，馮友蘭確定了區別于傳統學術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對象，又通過相應的古籍辨偽、史料取舍、語義分析、脈絡清理、認識深化、中西融會等方法，“寫出具有現代學術性質的完整的中國哲學史著作”①。張岱年“在綜觀西方哲學家哲學觀念的基礎上，認定‘哲學是研討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認識此種原理的方法之學問’。正是這樣的哲學觀念，使他在總體上將中國哲學問題區別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并具體在‘宇宙論’中探討‘本根論’、‘大化論’，在‘人生論’中探討‘天人關系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人生問題論’，在‘致知論’中探討‘知論’、‘方法論’，勾畫出了中國哲學問題史的基本線索與理論框架”。針對厘定的中國哲學問題，張岱年采取分析、比較、概括、源流、融貫等方法，完成了《中國哲學大綱》這樣一部體例上別具一格、既參照西方哲學觀念又特別突出中國哲學特點、“將中國哲人所討論的主要哲學問題選出，而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之整個的條理系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②。蕭萐父以為指導，著眼于哲學史既屬于一般歷史學科、又具有哲學的特殊性這種特點，在把握歷史學和哲學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將哲學史的研究對象規定為“哲學認識的矛盾發展史”，肯定哲學史研究的僅是“既區別于宗教、藝術、道德，又區別于各門科學而專屬于哲學的‘一般認識’的歷史”，進而確定中國哲學史的特定研究任務是“揭示出這些哲學的本質矛盾在中國哲學發展中的表現形態和歷史特點，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具體聯結”，這就“厘清了哲學史與社會學史、政治學史、法學史、倫理學史、美學史、教育學史等專門學科史的界線，比以往的哲學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實地展現了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實際”③。為了達成研究任務，蕭萐父對哲學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統的探討，“在他看來，哲學史研究方法本身應當是一個包含多層面內容的理論系統，這種方法理論系統，涉及到哲學史研究對象的理解、確立，哲學史史料的考訂、選擇，哲學理論的比較、鑒別，哲學思潮演變的歷史考察，哲學家歷史貢獻的分析、評斷等。因此，在實際的哲學史研究中，構成哲學史方法系統的任何一個環節，對于哲學史研究的指導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學史這門學科既屬于史學又屬于哲學，所以蕭萐父強調“就哲學史這個特殊領域來說，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是一個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指導原則和方法”④。正是在厘清研究對象并確定研究方法的基礎上，蕭萐父主編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成為“20世紀80年代最具范式性質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之一”，“構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環節”⑤。

三、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通過展示百年來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并呈現在這一過程中幾代學者形成的具有中國哲學史學意義的思想認識及其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與局限，田文軍教授建構了中國哲學史學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脈絡，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這一工作對于把握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來取徑，以及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猶有進者，田教授的工作實際上回應了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哲學性質及其現代轉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的疑問。從他的文章中可見，百年來幾代學者在中國哲學（史）領域的研探創構，是在愈益清晰地領會西方哲學實質的前提下進行的，他們參照西方哲學，從“渾融一體，原無區分”的中國學術資源中爬搜剔抉的關于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認識論等方面的思想資料，無疑具有與西方哲學相同的哲學性質，所以王國維說“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誠然，在中國哲學思想資料中并無西方哲學的那些概念和范疇，但這正如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疇只是表現其哲學個性一樣，中國哲學思想資料中沒有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疇而擁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疇，也正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個性，正是有見于此，張岱年“主張對于中國哲學問題的歸納應對于中國哲學的‘原來面目無所虧損’”，因而他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沒有一般性的套用本體之類西方哲學術語，而是以‘本根’、‘大化’之類的傳統概念解析有關宇宙論的問題。講到知識論問題時，也未直接運用知識論之類的術語，而是以‘致知論’來概述中國哲學中涉及到的知識論問題，對其他中國哲學問題的總結也是如此”①；由此還可聯想到馮友蘭以理、氣、太極、無極、道體、大全來架構其本體論哲學，金岳霖一定要用“道”來命名其哲學體系的本體范疇，這種突出哲學個性的做法絲毫不影響他們的哲學之為哲學。

肯定了中國哲學的哲學性質，則所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就只是一個純形式的問題了。中國古代沒有“哲學”一名，當然也就沒有形式化的哲學。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之具備專門的體系結構形式，確實拜西方哲學之賜，因此要說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學，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深入追究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可以發現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憑借富強優勢而獲得世界文化主導話語權之后，儼然成為對于非西方文化的帶有強制性的衡斷標準———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進行現代轉化，要么不免作為前現代孑遺而喪失發展乃至存在的權利。在這種時代條件下，數千年來一直自足的中國文化和學術按照西方分類標準進行轉化，從而中國哲學形成專門體系，無論是不得已而為之還是心悅誠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問題，相反對于西方文化來說恰恰應該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將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指為“不合法”，那就無異于某個強人單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戲規則，卻又禁止他人運用這種規則參與游戲，此非霸道邏輯而何？

篇（10）

畢業論文寫作是高等院校本科生培養計劃的重要環節,也是評價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與工科院校的其他專業相比,漢語言文學專業(高級文秘)學生的畢業論文的質量高低不僅關系到學生能否畢業,更是對四年來所學知識的全面總結,也是對學生寫作能力高低的檢驗。筆者通過抽樣,對近年所指導、評閱的漢語言文學本科生的畢業論文進行調查研究發現, 從論題的選擇、觀點的提出, 到論據的運用、文字的表述, 問題多多, 不一而足。在畢業論文寫作水平不斷下降的今天,研究這個課題更顯得尤為重要。本文結合南京林業大學2003——2008屆漢語言文學專業(高級文秘)本科畢業論文寫作實施過程中的一些情況,針對畢業論文寫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解決的方法和對策。

一、本科畢業論文寫作中存在的問題

1.選題缺乏創新,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

與大多數高校相同,我校漢語言文學專業(高級文秘)專業的選題也是由教師根據自己所教科目和研究方向,向學生提供選題的范圍,然后教研室根據學號隨機平均分配給指導教師。學生的選題主要側重在新聞、公關、秘書、語言、文學、廣告、文化等方面。2003——2008屆論文共396篇,其中新聞類選題25篇,占6.3%;文化類選題23篇,占5.8%;廣告類選題12篇,占3%;秘書類選題70篇,占18%;語言類選題38篇,占9.5%;文學類選題220篇,占56%;其他8篇,占1.4%。論文選題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結合秘書專業實際的很少。有的選題大而空,比如《周國平散文研究》、《淺析海巖小說的創作》、《大學生創業問題研究》、《關于中國民營企業道德倫理的探討》、《當代秘書素質要論》、《秘書美學淺談》等,對于本科生來說,這些問題很難在8000字左右的文章中論述全面而深刻。有的選題雖有新意,比如《中國飲食類廣告的文化內涵及其表現》、《秘書學研究現象新探》、《論秘書工作的管理效應》、《公共關系在企業秘書中的運用》等,但由于時間緊迫、資料查找困難、缺乏實踐感性認識、投入寫作精力不足等原因,泛泛而談,缺乏說服力,影響了論文的寫作質量。

2. 投入精力不足,抄襲現象嚴重

從六屆學生的寫作情況來看,因為選題陳舊,缺乏創新性,加上精力投入不足,每一屆都有相當部分的學生的初稿抄襲已有的論文,而且屢禁不止。原文照抄的學生較少,大多學生將別人已發表的成果進行剪切粘貼、注水,拼湊為不少于8000字的論文。這些論文在指導老師的嚴格把關下大部分都被退回重寫,如《淺論現當代文學創作中語言的突破創新與規范化》、《論李白詩歌中的送別情感》、《論中美文化下的姚木蘭與郝思嘉》、《對解夢文化的思考》、《淺談文學美與服飾美》、《試論中國公務員制度的特色》等。

3.論文寫作格式不規范

規范的論文格式也是合格的畢業論文的要求,論文的標題、中英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注釋、文獻綜述、致謝等的撰寫都要符合規范。比如《淺論古典詩詞與陽羨茶文化》,這個標題有歧義,實際上作者主要論述的是陽羨茶文化在古詩詞中的表現,標題可改為《從古典詩詞透析陽羨茶文化》;英文摘要中語法、拼寫錯誤很多;中文摘要中“本文”、“筆者”、“我”比比皆是,摘要“目的、方法、結果、結論”四要素殘缺不全;有的正文通篇都用第一人稱“我認為”,有的地方論述缺乏邏輯性與嚴密性,層次紊亂;錯別字、病句較多;標點符號使用錯誤;注釋不規范;小標題的序號標注欠規范、口語化嚴重;文獻綜述只是已有成果的綜合,缺少評述等等。

4.口頭表達能力欠缺

答辯主要是為了檢驗學生對論文的熟悉程度,考查學生的思維能力、心理素質和語言表達能力。每屆的答辯中,總有一些學生論文寫得不錯,但表達能力欠佳,影響了畢業論文的成績。有的照本宣科;有的回答問題的時候抓不住重點,不能做到言簡意賅;有的甚至因緊張而憋得滿臉通紅說不出話等等。這些對于文秘專業的同學來說,都是表達能力欠缺的表現。

二、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

1.傳統的選題方式缺乏科學性

傳統的選題方式剝奪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不利于激發學生的寫作積極性,使他們將畢業論文寫作等同于被動完成作業。另一方面,這種選題方式經常會使指導老師感到力不從心。比如研究外國文學的老師可能對武俠小說了解不是很深,研究文學的老師可能在語言學論文的指導方面也有困難,研究廣告的老師對公關、秘書等領域也不一定有深入研究等等。

2.學生重視不夠

從近幾年來的寫作實際來看,大部分文秘專業的學生不將畢業論文的寫作當成畢業前的一個重要學習環節,他們不以為然,覺得寫得好與不好都能畢業。有的學生甚至在寫論文前沒有進過圖書館,沒有查閱過期刊;有的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不主動與指導老師聯系;有的學生在交稿前幾天才匆匆忙忙趕論文;有的學生認為答辯就是走過場,念念提要和目錄,隨便回答幾句就行了。

3.就業、考研、考公務員與寫作論文沖突

因畢業論文寫作的時間安排在大四,與學生實習、找工作、考研、考公務員在時間上發生沖突,部分文秘專業的學生將畢業論文看作就業、考研、實習的絆腳石,產生抵觸的情緒。比如有的指導老師通過電子郵件、電話催交論文時,有的學生竟然拒絕:“老師,我在外地,兩周后才會學校。到時再說吧。”更有甚者給老師發短信:“我最討厭做的就是這件事。”

4.語言表達的基本功不扎實

畢業論文的寫作在人稱、標題、摘要、關鍵詞、標點、文獻綜述、序號標注、注釋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要求。學生書面語言表達能力欠缺的原因有兩個方面:缺少理論知識的指導和寫作實踐能力低。答辯過程中的結結巴巴一方面說明學生對論文研究與寫作的過程不熟悉,另一方面說明學生口頭語言表達能力不高。

5.缺乏嚴厲有效的論文質量監控機制

對于不按時完成畢業論文或有嚴重抄襲現象的學生,學校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處罰教育,否則會導致不良風氣的盛行。事實上,很多學校考慮到學生的就業率和學生的前途,對學生采取過分寬容的態度。

三、解決的方法和對策

1.改革選題方式,將寫作時間安排在大三

選題要注重學生的自主性與積極性,將興趣與專業相結合,盡量與指導教師的科研方向結合。可以先讓學生自己選題,教研室再根據學生選題方向確定指導老師。要選擇可行性與創新性相結合的題目,尤其要結合文秘專業的實踐。本科畢業論文之所以成為大學畢業生的負擔,主要原因是畢業論文寫作時間的安排不盡合理。多數學校都把畢業論文選題安排在大四第一個學期期末,把中期檢查放在大四第二個學期也就是四月中旬左右,把答辯時間安排在五月底或六月初,而這一段時間正是畢業生實習或急于找工作的時間。面臨當前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大學畢業生根本無暇顧及畢業論文; 就算考上研究生的學生也正忙于復試, 根本沒有太多的精力寫畢業論文。為避免寫作時間與就業、實習、考研相沖突,將論文寫作在大三即第五學期布置,在第六學期結束前完成開題報告、任務書和計劃書和論文初稿,大四主要完成論文的修改。這樣錯開時間就能避免寫論文和找工作在時間上的直接沖突。畢竟大四第一個學期初的招聘會還比較少,畢業生還沒有完全開始找工作,如果指導教師嚴格要求的話,畢業論文應該能夠發揮它在鍛煉學生能力方面應有的作用。

  2.開設專門的論文寫作課

文秘專業開設的寫作課程主要有基礎寫作、應用文寫作、新聞寫作、廣告文案寫作,平均只有32課時。建議在大二增設畢業論文寫作課與實習課,學時32,理論和實踐各16學時,在學生理解論文寫作理論的基礎上鍛煉學生論文寫作實踐能力,進行規范化系統化的訓練,切實提高論文書面表達能力。在寫作實踐課上,可以通過演講、主持、辯論、模擬答辯、模擬法庭等形式,鍛煉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使他們在今后的面試、答辯中能夠從容面對,游刃有余。

3.完善論文質量監控機制

從大一開始,就對學生進行誠信教育,使他們明白為人為文都要誠實,這是道德的底線。讓學生知道論文的剽竊與考試作弊一樣會受到嚴重的處罰,并與學士學位的授予掛鉤。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指導老師和學校教務部門要嚴格把好選題關、論文寫作進度關、內容關、格式關,讓學生從思想上和行動上真正重視畢業論文的寫作。論文完稿后可以借鑒南京其他高校的做法,利用圖書館論文過濾系統,如抄襲超過40%,論文即為不合格。尤其對初評為校優秀的論文,也應進行過濾,抄襲不能超過10%。對答辯中表現極差的學生要求二次答辯,如仍不合格,推遲畢業。

4.端正師生對畢業論文重要性的認識

在畢業論文工作開展前,學校應采取多種形式,端正對畢業論文重要性的認識。一方面,要使學生明確畢業論文寫作是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重要環節,是畢業前學習的最后一關,與課堂教學同等重要。不少畢業生參加工作后接受實際工作,面臨具體寫作任務時,往往手足無措;甚至有些學生以高分考取研究生,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連內容摘要、關鍵詞、文獻綜述等都不會寫,更談不上內容的創新了,這些情況都與其大學階段缺乏科學系統和實際的寫作訓練、忽視畢業論文寫作環節有直接關系。另一方面,要讓教師明確指導學生畢業論文是自己的重要職責,另一方面從富有創造性的學生身上,教師也能學到一些知識和技能,教學相長。

寫作能力的高低對文秘專業畢業生的就業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本科畢業論文的撰寫可以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鍛煉學生的寫作能力,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在目前高校畢業論文整體水平下降的趨勢下,結合各校專業實際,尋求解決的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