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一體化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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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其5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世界展示了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在區域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歐洲模式中尋找經濟合作的經驗和靈感，通過分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來分析歐洲模式，以期對現實有所指導意義。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歐洲經濟一體化以“舒曼計劃”為起點，啟動了從煤、鋼、原子能領域到共同農業政策領域，乃至貨幣聯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經理了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乃至歐洲聯盟的一個過程。站在歷史的角度，這一發展進程明顯的分為四個階段。

1.共同體建立到1968年關稅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1958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國在意大利的羅馬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將他們之間的合作擴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經濟領域，決定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樣歐洲經濟一體化就由一個領域擴展到多個領域，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出現三個共同體共存的現象。特別是《羅馬條約》規定了下一步一體化的新目標：建立關稅同盟和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而經濟一體化進程有約可依，按照條約規定的日程進行。到1968年，關稅同盟提前一年半實現，共同農業政策也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2.自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階段。進入7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共同農業政策執行難以為繼。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石油國石油禁運帶來的能源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歐共體國家紛紛采取自保的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洲市場分割嚴重。在七十年代，歐共體國家提出的穩定貨幣匯率的經濟貨幣聯盟計劃也最終流產。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相對緩和時，歐共體才建立起穩定貨幣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發動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個階段。進入八十年代后，歐共體國家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加上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推動，歐洲在次走在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前列。1987年簽署生效的《單一歐洲法令》規劃了歐共體到1993年實現成員國之間在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特征的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市場的正常運作做準備，在歐共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主導下，開始了實現歐洲單一貨幣的準備工作。可以說，在這個階段歐共體變成了一個具有經濟聯盟性質的共同市場。

4.以90年代初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的啟動為標志，歐洲經濟一體化走進其發展的第四階段。冷戰的驟然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歐洲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劇變后的中東歐開始了一個申請加入歐盟的“回歸歐洲”的過程和統一后德國在歐洲地位的變化。最終歐共體國家選擇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1991年12月的《馬約》是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它確立了歐洲一體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經濟與貨幣聯盟作為其發展的重心。此后經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年的《尼斯條約》和2011年的《歐盟憲法條約》，歐洲經濟合作向一個完全經濟體化的經濟聯盟更加接近。

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盡管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體化或者迅速發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碩果累累、或者成就難覓，但是最終歐洲一體化還是得以順利的進行，體現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獨特的進程特點。

1.一體化過程的漸進性。無論是合作的范圍、領域，還是組織協調機構的建立、運行機制的完善以及一體化程度的發展本身，都體現了一個漸進性的發展歷程。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6國煤鋼領域的一體化發展到現在27國開始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每前進一步都是歐盟成員國反復協商、謹慎考慮后的結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對給成員國一定的準備和過渡時間。

2.一體化過程的協調性和妥協性。歐盟是各國聯合起來組成一體化 集團，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爭執乃至對抗，但歐盟各國最終都能認識到一體化集團是他們獲得發展的最快、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成員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通過互相協商和互相配合，通過實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則來消除矛盾。這些原則包括:民主平等原則、共同受益原則、核心歐洲原則以及靈活性原則。

3.組織運作機制的超國家性和均衡性。為保證一體化順利進行，歐盟設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協調機制。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權力的分配上不但強調每個成員國參與，而且強調各機構在其管轄范圍內超越各成員國政府的權力，以及各機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凸現出歐盟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

篇（2）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財政

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財政問題也不斷地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擴展,傳統的國家財政理論分析框架已經無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詮釋,這需要我們從一個新的視野和分析框架———國際財政的角度去展開研究。因此,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際財政問題,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財政理論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①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總體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常化、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國際區域財政政策主要研究區域內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及其實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獨立分散決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減低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沖突,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穩定各國和區域經濟的穩定運行,獲得經濟開放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只是這種協調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國政策的自主性。區域財政協調的理論分析指出,協調政策會減小針對繁榮或蕭條的財政擴張或收縮的溢出效應;在協調計劃中,任何國家的財政擴張或收縮都應該考慮伙伴國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溢出效應,它要求伙伴國的財政政策取向相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的協調,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既包括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又包括區域內外財稅政策之間的協調;而狹義主要是指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即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機制和方式來實現財政政策的協調。從政策協調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信息交換、危機管理、政策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協調、全面協調及聯合行動等層次;從協調方式的角度,可以分為相機性協調和規則性協調兩種。還需指出的是,國際區域財政政策協調還涉及到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的協調,它們共同構成區域宏觀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

總之,國際區域財政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而國際區域財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不僅是這種區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而且還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政府經濟行為及其效應分析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①馬斯格雷夫教授從財政的國際協調和發展財政兩個方面概括和總結了國際財政的基本內容;而董勤發則是結合財政的經濟職能從國際財政合作形式的角度來構建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

②區域有不同的層次劃分,區域財政也多以行政區劃確立的社會、政治、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但本文所論之區域指的是國際區域,國際區域財政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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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青.國際經濟一體化理論與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1421

篇（3）

優化發展論：無論是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一體化，都是為了實現規模經濟，是資源得到更充分的優化配置，進而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政治地位的穩步上升。

一．發達國際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一體化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但是彼此互補性很大，因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融合后，會導致兩國需求大幅度增加，而供給在短時間內增加較少，隨著經濟的不斷深化調整，需求增幅會放小，而供給增幅會放大，與此同時，價格的增速會由快到慢，最終趨于穩定，同時，兩國的福利水平是不斷增加的。

如圖，兩國經濟一體化后，需求由D1移動到D2，供給由S1移動到S2,此時價格由P0上升到P1，接著隨著資源的優化配置，使生產力逐步提高，需求也不斷增加，因此需求曲線又由D2增加到D3，但幅度減少，供給由S2增加到S3，幅度增大，此時，價格上升到P2，幅度減少，隨著經濟的發展，最終D與S趨于穩定，價格通脹率逐步減小直至穩定，社會總福利水平穩定提高。

二．發達國家之間經濟一體化

發達國家之間技術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比較相近，資源互補性也較相近，因此兩國經濟一體化后，會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同時會刺激需求的快速增加。需求與供給的同步性增長使價格基本上保持不變，同時，社會福利水平是不斷提高的，并且增長幅度大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一體化的增長幅度。

如圖，兩國經濟一體化后，需求會由D1增加到D2，供給由S1增加到S2，兩者增加幅度相近，隨著資源的優化配置，生產力進一步發展，需求不斷提高，會由D2增加到D3，供給由S2增加到S3，在此過程中，價格增幅較小，社會福利水平大幅度增加。

通過以上兩種情況的分析，得到一些結論：

1.兩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越大，價格線越高，即通脹率越高。

2.社會福利水平不僅來源于價格優勢，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更取決于均衡量的不斷增加以及商品多樣性的精神滿足。

3.兩國經濟發展水平越相近，社會福利水平增長越快。

篇（4）

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歷程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近兩千年來,世界經濟出現了四次經濟全球化浪潮。其中第四波經濟全球化浪潮出現在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時期,并持續至今。與以往相比,第四次全球化浪潮具有新的特點。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持續發展。其次,國際資本流動出現重大變化。19世紀世界最大經濟體英國擁有經常項目盈余并對外輸出資本,而當今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出現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并從新興市場經濟體輸入大量資金。再次,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企業生產過程布局達到了新水平,以降低經營成本。最后,國際資本市場流動性加強,勞動力全球一體化水平提高。發達國家通過進口最終產品、將中間產品的生產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來移民等,利用這些不斷增長的全球勞動力供應。勞動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勞動力報酬。

二、世界經濟一體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具有二重性:既有積極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極不利的一面;既是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挑戰,既有正面效應,也有負面效應。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我國參與世界經濟、吸收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提供了機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可能給我國帶來風險甚至災難,對我國的、經濟安全、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的正面影響主要有:

第一,經濟全球化為我國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資和資本外投的機會。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吸引外資極大地解決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瓶頸,有效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外企的進入可有效地解決部份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

第二,經濟全球化加快我國的產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

第三,經濟全球化促進了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逐漸增強。有些跨國公司的發展甚為迅速,已從貿易活動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和高科技領域,并開始參與國際競爭。

第四,有利于擴大對外貿易。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

然而經濟全球化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導致我國控制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能力的減弱和保護市場能力下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挑戰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外資投入大都集中在經濟發達、基礎設施好、回報利潤率高的地區和項目,將造成我國地區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我國外貿出口主要是靠低價競爭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特點,卻為之付出了犧牲生態環境和消耗寶貴礦產資源的沉重代價。外資壟斷性并購和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優勢,極大地沖擊了民族工業與農業。我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始終處于與發達國家無法相比的不利地位。

第二,世界經濟一體化,我國更多承受非公平待遇。在現行的國際秩序下,發達國家從經濟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遠遠大于我國。它們憑借技術和資本優勢,以跨國公司為工具,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實施資源在全球范圍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繼續拉大。現存的國際經濟規則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和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制定的,多數沒有考慮到我國的利益,有的還是在我國缺席的時候制定的。往往某種產業發展規則是在我國還沒有充分發展此產業的時候就制定出來了,從而使我國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巨大損失。

第三,從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看,發達國家收益遠遠大于我國。發達國家憑借其資金、技術、管理方面的優勢和強大的經濟實力,一直主導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使得資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發展,成為最大受益者。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國家,這種不均衡的要素流動,使得發達國家和我國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三、應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策略選擇

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和質變是世界范圍內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及矛盾運動作用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第一,完善我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商品化、國際化和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越來越重要和緊迫。為此,我們應加大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打破一系列國有壟斷領域的壟斷局面,全面應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競爭;同時,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金融、證券和投資等有關配套的法規和制度,強化工商、稅務和技術監督等宏觀調控部門的職能,構建一個體系完整、機制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篇（5）

（一）專業實訓課程落后、培養目標不明確高職教育與普通本科教育存在這共性，但更應突出自己的特色，高職教育的優勢在于實踐性、實用性、操作性，但是在凸顯高職畢業生就業優勢的實操方面，卻發現存在嚴重問題。首先，人才培養模式與人才培養目標不相適應。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注重實訓教學，但實訓教學中仍然使用著傳統的實訓教學模式，以教師為中心，以傳統的口頭傳授、板書演示為教學手段，首先大大量的理論灌輸給學生，老師演示操作，學生進行模仿實踐，學生們基本上能學會、學懂，或者有一部分能學精，但這樣培養出了的學生創新性不夠。其次，高職院校的教學設備跟不上教學目標要求。高職院校教學儀器和設備與企業第一線存在很大程度差距。學生通過學校教學很難了解最新的專業發展動態和先進技術，學生學到的技術一到社會上就是落伍的技術，或被淘汰的技術，這樣不僅造成了教學資源的浪費，也嚴重影響到了學生的順利就業。最后，高職院校和行業企業合作不夠深入，主要停留在畢業實習，并且畢業實習的崗位往往和所學專業并不吻合，甚至還有的學校到企業參觀，也美其名曰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應該融入到學生在校專業學習的盡可能多的環節，讓學生能時時的感受到來自社會和企業的信息。

（二）畢業生指導工作不到位，學生就業心理還不成熟現在電子信息專業畢業生人數增長，不僅是包括高職高專畢業生大幅增長，還有本科層次畢業生人數、碩士研究生。這對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增加了很大壓力。于此同時，區域經濟和行業發展不均衡也造成了一定的就業困難。另一方面，畢業生不成熟的就業心理，不合實際的高期待也造成了就業率和就業質量的不盡人意。就業市場勞動力供求關系已經發生了扭轉，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畢業生應當改變自己的求職心態，以市場為導向，避免就業地區和就業領域過于集中，還要認識到，中小企業和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卻求賢若渴，畢業生大有用武之地和發展空間。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提升高職畢業生就業水平的思路

（一）高職院校教育應以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為導向高職院校在教學中，應結合區域特點，明確培養目標，結合辦學特色，進行合理的定位。教師應能傳授行業發著經濟發展的新內容和新技術，這就要求教師要站在行業發展的前沿，熟練掌握本教學專業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設備，正確認識本專業發展方向，在實際教學中把新的教學內容融入進去。這就要求教師努力提高業務技能，充分利用學習資源，認真設計教學情境，切實提高教學水平，在教學過程中能夠對學生的學習和實訓給予針對性的引導和具體的幫助。同時，要加強區域合作，加強校企合作，在具體教學中還可以要求企業人員參與到學校的實訓教學中來，把企業一線的技術要求展現給在校生，并在實訓中學到和掌握本專業領域先進的技術和職業技能，避免出現學生所學和社會需求脫節的現象。

篇（6）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飛速發展，導致國際市場的競爭與風險加劇，特別是在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中，由于巨額游資充斥其間，如果某個國家金融體系不夠完善、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不夠高，就有可能使投機者有機可乘，從而給該國乃至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動蕩。而東亞地區大部分國家還處在發展中國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會面臨較大的風險，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面前，東亞任何一國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迫切需要緊密合作來共同面對機遇與挑戰。(2)作為上世紀末經濟全球化浪潮過渡和補充的世界范圍內的區域經濟合作浪潮洶涌澎湃，加上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大大激發了東亞國家加強區域合作的積極性，增強了它們對區域合作的信心。當初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成使該地區形成了約3.6億人口的大市場，內部貿易額達到2250億美元，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30％。而東亞地區如果能形成這樣的自由貿易區，則會形成約19億人口的更大市場，內部貿易額必定會大幅度上升，運行良好的話就有可能會取得超過NAFTA的成就，這極大地誘惑了東亞各國。

在外部因素驅動的同時，東亞各國自身對區域合作意識的加強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東亞整體意識”在區域內達成了共識，尋求區域競爭力已成為各國的共同目標。很長一段時間，東亞被“割裂”為東南亞和東北亞，兩者之間來往很少，個體意識較強，東南亞國家更多的是尋求內部合作。從1967年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到1992年實施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到如今東盟自由貿易區進行得有聲有色，其內部貿易確實做得不錯，但其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與東北亞國家的合作卻十分有限，危機爆發后，東盟國家發現東北亞國家也被波及，這讓它們了解到東亞各國的經濟依存度其實是較高的，加上中國在危機期間毫不猶豫地向東南亞受災國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現出的一種負責任的大國姿態，讓東盟國家轉變了地域觀念，將自身置于東亞整體區域之內，轉而謀求區域合作機制以提高整體競爭力，這種主觀意識的轉變奠定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

其次，由于美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的姿態以及操縱IMF對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條件的所作所為，讓受災國從慘痛的經歷中意識到必須依靠東亞內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發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國經濟的衰退導致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東亞國家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更加深了東亞國家對上述觀點的認識。正是由于這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才造成了如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熱潮。

二、關于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具體形式問題的分析

現在東亞區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東盟10國與中日韓三國的交互合作方式，但這僅僅只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過渡階段，并非真正地實現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假使這一階段過渡得很成功，區域經濟合作要朝著一體化層次發展，那么可能會表現為哪種一體化形式呢?

區域經濟一體化按層次高低分為：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和完全的經濟一體化。不同的形式會給成員國帶來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讓渡不同程度的國家，因此，各成員國會謹慎權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協調以做出抉擇。由于在東亞區域內，既存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又有東盟的一些小國家，況且東亞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萬別，也就是說上述X指標在東亞各國間差異很大，因而可以認為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是相當高的，這就大大降低了各國組成貨幣聯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東亞區域內采取經濟聯盟這種一體化形式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貿易區會給各國帶來一些看得見的利益：如果自由貿易區能夠建立，會形成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場，由于取消了關稅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內部貿易額肯定會大幅度上升，這樣就能夠通過促進各國外貿額的增長帶動其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該形式并不妨礙各成員國針對非自由貿易區成員采取其它的貿易政策，即沒有要求各國進行國家的轉讓，這使得東亞國家比較容易接受。

三、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的阻礙

根據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論上建立自由貿易區給各國帶來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較容易實行，但來自經濟理論之外的因素卻給自由貿易區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礙。

篇（7）

《歐盟條約》第87條至89條對國家援助做出了具體的規定，該條約第87條第1款指出，“除與本條約相反的規定外，國家給予或者通過國家財源給予的援助，不論方式如何，凡優待某個企業或者某個生產部門，以致破壞競爭或者對競爭產生威脅，從而對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有不利影響時，被視為與歐盟市場相抵觸。”可見，這一條款的規定并未對國家援助給出明確的定義。在1961年一次判決中歐洲法院指出，國家援助是“國家用以減少一個企業在正常情況下所承受負擔的各種措施。”此后，隨著歐盟統一市場的發展，法律實踐的不斷深入，國家援助的內涵也在不斷變化。學術界對于國家援助的定義眾說紛紜，有些定義著眼于援助對象得到的好處，其重點在于援助是成員國無代價的給予；有些則從國家援助的目的入手。上述種種觀點雖然在表述中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在成員國所承受的負擔和企業得到優惠兩個方面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同[8]。根據條約第87條第1款、歐盟委員會的決定和歐洲法院的判決，一項國家援助應該包括以下事實認定①：國家援助的主體是成員國政府或者國家資源；援助的對象為特定企業或者特定商品的生產；破壞競爭或造成對競爭的威脅，對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造成不利影響；措施引起國家財政負擔；援助的措施必須具有優惠性和特殊性。

《歐盟條約》對國家援助的方式并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這使得國家援助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靈活性的特征。因為不同的國家可以根據具體的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選擇援助的方式，所以國家援助的表現形式就出現了多樣化的特征，但從歐盟競爭委員會的統計來看，成員國最常使用的方法包括補貼和稅收優惠、國家對于國有企業的資本參與、低息貸款以及提供擔保。

國家援助的基本制度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由三個部分構成，被禁止的國家援助、與歐盟市場相協調的國家援助和被豁免的國家援助。按照《歐盟條約》的規定以及歐盟委員會的決定，并非成員國政府采取的任何國家援助均被認為與歐盟市場不相容，因為成員國政府實施援助計劃必定出于對成員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以及區域政策上的考慮。因此，在許多情況下，成員國實施的援助計劃能夠得到委員會的豁免。《歐盟條約》第87條第2、3款就分別規定了與歐盟市場相協調的和被禁止的國家援助。除了被禁止和相協調的國家援助，歐盟委員會和理事會在執行援助政策的過程中，相繼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指南，用以豁免某些援助的實行，其目的是為了促使國家援助政策更好地發揮正面作用，減小負面作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和歐盟統一大市場的完善。

歐盟競爭法中的國家援助政策的實施從本質上可以看作一個資源分配問題，迄今為止，對援助政策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尚不明確，理論也不成熟。當衡量一項援助政策是否扭曲競爭的時候，也沒有統一的標準來進行界定。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基本框架來分析這一問題。

一、文獻綜述

對于國家援助政策的經濟學分析，至少存在兩種類型的模型。由于各自的前提條件不同，所以得出的結果往往只在自身模型中有一定作用。而且兩種模型都提出了“國家競爭”（政府之間互相競爭以吸引企業到本國生產）的思想，但國家未必只依靠國家援助來扶植企業。

1.戰略性貿易政策

第一種模型被稱作“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模型。在這一類模型中，國家都是個體理性，市場非完全，產生零和博弈問題（ZeroSumGame）。如果每一個國家都能夠放棄補貼等援助措施，那么大家的境況都會得到帕累托改進。在這一類模型中，企業（固定位置）不需要進行選址，所以政府也不需要彼此競爭來吸引企業。

戰略性貿易政策作為新貿易理論的重要部分，為解決新的國際貿易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它已經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貿易政策，而是貿易措施與產業措施的結合。戰略性貿易政策最早是由美國學者詹姆斯•布蘭德和巴巴拉•斯賓塞（JamesBrander&BarbaraSpencer,1983，1985）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提出。[2］［3]

布蘭德-斯賓塞模型建立在強有力的假設基礎上，即兩家廠商——一家奧地利廠商和一家玻利維亞廠商，使用古爾諾競爭向第三方市場出口，生產同質產品，兩個廠商都出口到第三國市場且不存在國內需求。由于在這個局部均衡分析中只存在行業壟斷下的扭曲，所以每個企業的邊際成本也是其所使用資源的社會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利潤就可以用來衡量國家的福利。

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給定玻利維亞廠商的產出水平，奧地利廠商將最大化自己的利潤。對玻利維亞廠商來說，情況相似。這就會導致出現兩條反應曲線，它給出了每個廠商對其他廠商產出水平的最優反應，古爾諾均衡點由反應曲線的交點決定，如圖1所示。均衡時，沒有一個廠商有改變自己產出的動機。但如果給定布蘭德-斯賓塞均衡時玻利維亞廠商的產出水平，那么奧地利廠商就會有生產更多水平的產出、進一步提高自己利潤的動機，那么在此處就會出現“斯塔克爾貝里雙頭壟斷”的均衡。

布蘭德和斯賓塞指出，政府的政策可以起到使承諾可信的作用。假定本國政府對該產業制定了一個出口補貼計劃，則該補貼將使本國反應曲線向右移動，并因此使外國的反應曲線向左下方移動。由于該補貼具有減少外國出口的阻礙作用，本國企業利潤的增加將超過補貼額。因此，本國的收入得以增加，福利得到提高。最佳的出口補貼，應當是能夠使反應曲線向外移動恰好達到斯塔克爾貝里點。

通過布蘭德-斯賓塞模型（補貼手段的分析），不難得出，一國政府可以利用各種援助手段來增加本國企業的利潤，并通過轉移利潤的方式來增加社會福利。但總體上來看，世界總福利受到了損失，因為一國政府的政策對其他國家的企業產生了負外部性，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和國內的企業進行談判，而國外的企業則不在考慮范疇之內。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國企業和政府的談判對經濟效率的影響。企業只會考慮其生產決定所產生的外部性對東道國政府的影響，而不會考慮對其他國家中生產類似或相同產品企業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一假設并不合理，即使一個企業位于一國之內，它的目標也是要成為跨國企業。那么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其他國家政府的政策同樣也會對它們產生很大的影響。

其后，一些學者對吸引企業的方式作了深入研究，邦德、薩繆爾森（Bond&Samuelson，1986）和道爾、溫京伯根（Doyle&Wijinbergen，1996）研究了免稅期在吸引企業到特定區位的作用。布萊克和霍伊特(Black&Hoyt，1989)分析了共用品在吸引企業中的作用。肯恩和馬肯德（Keen&Marchand，1997）探討了公共支出在吸引國外投資中的影響。利亞和涅瑞(Leahy&Neary，1996)和阿普、皮爾羅夫（Karp&Perloff，1990）則以一種動態的視角分析了政府對全局問題的考慮。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05JJD79003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04JJD790007）

迪克希特和凱爾（Dixit&Kyle，1985）得出如果其他國家采取同樣的補貼政策，那么兩個國家就會陷入囚徒困境，第三國的福利得到增加。喬納森·伊頓和吉恩·格羅斯曼（JonathanEaton&GeneGrossman，1986）分析了相同架構內的伯川德類型的價格競爭，得出與布蘭德和斯賓塞相反的結論，即在更一般的環境中，最優政策建議取決于戰略替代品（出口補貼）或戰略互補品（出口征稅）的選擇變量。迪克希特和格羅斯曼（Dixit&Grossman，1986）認為，布蘭德-斯賓塞模型中的出口補貼起作用，是因為它能減少受補貼部門的邊際成本，這阻止了其他國家對第三方市場的出口。霍斯特曼和馬庫森（Horstmann&Markusen，1986）通過允許廠商進入擴展了布蘭德-斯賓塞框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1987）開創性地將博弈論運用于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分析，提出了飛機制造行業中美國波音公司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經典案例，并得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取決于幾個關鍵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信息、對于競爭對手將要采取的對策的估計以及寡頭壟斷的形式。

2.新經濟地理模型

第二種模型被稱作“新經濟地理模型（NewEconomicGeography）”。在這一種模型中，區位理論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政府競爭吸引經濟體會更加有益還是有害則取決于具體狀況。企業選址和生產的決定對于一國經濟有巨大的外部性，所以政府總是試圖通過稅收、補貼或其他方法使這種外部性內在化。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些外部性的影響并不意味著自由的區位競爭總會得到正的外部性，所以利用一些約束協議（BindingAgreements）來限制這些行為也許更為有效。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比較久遠，但在政府競爭中應用經濟地理模型來分析卻并沒有很長時間。從政府競爭的角度來看，新經濟地理模型的核心結論就是企業區位和生產決定會對其所在國家產生外部性（正外部性或者負外部性），外部性的程度不僅取決于企業的行為，還取決于企業的區位。比如企業選在了一個已經過分擁擠的城市，那么這一決策就會使當地的住房和交通更加緊張。但同樣的企業選在一個存在大量失業人口的城市，那么它就會產生增加勞動力需求的正外部性。更微妙的來說，如果一個企業把某種高技術人員調配到一個這種技術被廣泛應用的地區，那么這一決策會進一步提高技術人員的水平。這一思想由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首先提出，克魯格曼（1991）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外部性的影響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經濟體的區域分布對經濟效率產生影響以及為什么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并不總會得到有效率的產出的原因。如果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使企業將外部性內部化，那么經濟體考慮到空間分布所制定的決策就會比忽略這種區域分布時更有效率。

使企業將其外部性內在化需要一種有效的機制來實現。對歐盟來說，一個仁慈的、萬能的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和補貼的政策來達到這種目的。這一觀點的缺點就像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運用梯伯特模型（TieboutModel）來分配公共資源一樣，理論上可行，但無法操作。對于新經濟地理模型來說，一國政府在吸引外國企業的時候，必須要明確企業到來所產生的外部作用，并且政府的激勵措施必須和外部性組合起來進行權衡。

可見，新經濟地理模型解釋了政府給企業提供激勵的原因，以及政府競爭中需要權衡的問題。它不僅強調了一定區域內外部性的影響，而且還涉及到區域間的影響：企業的經濟行為會從其他地區配給資源，但這種情況很難定義是產生了正外部性還是負外部性。

對于以上兩種模型的分析，從理論上來看都比較成熟，但都不全面。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分析框架，在這一分析框架內，從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包括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過程和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過程）兩個方面進行初步分析，并將外部性作用和政府之間的競爭納入到考慮的范疇之內。外部性和政府之間的競爭會對競爭產生扭曲，但在適當的條件下，這些負的外部性可以被內在化。從歐盟的實踐來看，雖然對外部性和政府競爭影響的考慮少之又少，但其重要性卻絲毫不能忽視。在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中，政府的承諾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企業的決策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二、一個經濟分析框架

我們把政府競爭的過程看作一個“私人價值”拍賣（Private-valueAuction）問題。政府被看作投標人，產品即企業選址和生產的決策。這一產品會對東道國產生私人價值，對其他國家產生外部性，并且假設每一政府都知道產品對自己的價值，但并沒有其他政府的任何信息。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內，提出以下四個前提：

（1）企業自主決定廠址和產出。盡管企業可以選在某一國內生產，但從本質上來看，其并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這可以看作由全球化競爭所導致的結果。

（2）企業的選址和產出決策對東道國會產生外部性。外部性包括稅收的增加，失業人數的減少，技術溢出效應，馬歇爾外部性（MarshallianExternalities）等。當然，更一般地來看，還包括政府關心的任何市場失靈問題，如市場失靈會產生擁擠和污染等問題，企業選址和產出決策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外部性效應。從一個更加現實的角度來看，企業自身并不會考慮外部性的影響，因為其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

（3）企業并不會轉移出所有獲得的收益這一事實激勵政府之間進行競爭來吸引企業。政府可以通過給予企業提供補貼、減免稅收、放寬環境管制和雇工標準等各種優惠來吸引企業，但在本文中，假定政府提供補助只允許通過現金轉移（CashTransfer）的形式進行。

（4）企業生產和選址決策的外部性不僅對東道國產生影響，而且對其他國家也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地理上的原因造成的，比如一個中國企業在英國生產電視的決策會影響法國電視機生產商的利潤、稅收和法國工人的就業。

本文所提出的以上四個前提假設擴充了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經濟地理模型的研究范圍，從一個更加寬泛的領域內對援助政策進行分析，并將政府競爭中產生的外部性問題納入到模型之內。從一般直覺意義上講，這種外部性必然會產生非效率。伯恩亥姆和溫斯頓（Bernheim&Whinstion，1986）從拍賣理論的角度出發，提出菜單式拍賣模型（MenuAuction），并得出只要競價策略真實地反映了產品對投標人的真實價值，那么即使存在外部性，也會產生有效率的分配。

在此需要解釋一下為什么在某些情況下外部性的存在不會產生非效率。舉個例子來說，假設只存在政府1和政府2，政府1如果贏得企業的選址和生產決策這一產品，那么其凈收益為100，如表1所示。如果政府2贏得這一產品，那么其凈收益為120，還會給政府1帶來50的凈損失。假設不存在其它的外部性影響，那么政府1競價的選擇就不會是100而是150，在此可以把50看作機會成本。這樣政府1贏得競價。進一步來說，這種選擇是有效率的，其總的得益（100）大于政府2獲勝的得益（70）。

以上這一簡單的例子說明了僅僅存在外部性并不能導致無效率的原因。政府競爭的過程會產生很多的非效率，我們可以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角度來分析非效率問題。

1.靜態分析

在靜態分析的框架內，政府的競價策略沒有任何限制，伯恩亥姆和溫斯頓的菜單式拍賣模型可以直接應用。如果政府出價都反映了其真實偏好和價格，那么政府競爭就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對于一國來說，企業的選址和產出決策這一產品的價值由私人價值和產品產生的外部性價值兩個部分構成，二者之和最大的買主獲得這一商品。考慮到靜態模型中國家補貼的問題，企業從一國獲得補貼的數額等于政府獲得產品的價格減去競爭過程中次高的價格。這個競爭結果就好像維氏拍賣一樣，獲勝的買方出次高價格獲得物品。當補貼政策與產出水平相關的時候，政府補貼的數量要達到邊際補貼的效用與邊際外部性的收益相等的水平才能均衡，這一均衡價格也反映了次高價格的競爭者的出價水平。

在靜態分析的框架內，限制一國的國家援助政策，產出仍是有效率的，補貼政策的實施并不能讓企業有更優的選擇。在這種前提下，實行援助政策最好的效果就是和自由競爭達到的效果一樣，這時的補貼水平要很低才可以。補貼政策的成本則與其他機制相關，這些機制使得廠商考慮其決策對東道國產生的外部性的影響。總體來看，國家援助政策的基本原理就好像是要限制公共支出的一種政策，這種限制的成本則依賴于在相同的效率水平下，通過其他方法達到同樣收益的機制。在實踐中，對于這些機制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一個擁有超國家權限的權力當局（比如歐盟委員會），了解所有區位和產出決策產生的外部性的收益和成本，那么它就能夠指導一國政府采取恰當的稅收和補貼制度來吸引企業。在歐盟內部，這種權力機構已經存在，但它并未獲得完全信息，也就是說，它在成員國簽訂的限制國家援助水平的協議中只是擔當了經紀人的角色。成員國之間簽訂的協議目的就是在邊際水平上保證激勵措施的有效性，但是從現實中很難看出其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總之，如果靜態分析足以說明現實中的真實狀況，那么歐盟的國家援助政策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但現實往往都是不完美的，國家援助政策作為一種政府間的合謀可以幫助他們實現一種低水平的公共支出。

2.動態分析

動態分析包括兩個部分的內容，具有政府承諾和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在本文的分析過程中，政府承諾始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正是因為存在政府違約的情況，才使得原本清晰的分析框架變得更加復雜。靜態分析作為動態分析的基礎，和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并為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做了相應的鋪墊。

（1）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

靜態分析中的假定并不能分析企業在連續的時間段里做出決策的行為。外部性對企業影響的程度不僅依賴于本期的決策，還依賴于前期的產出和區位決策。在這里，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兩種效應——滾雪球效應（snowballeffect）和擁擠效應（congestioneffect）。滾雪球效應是指通過小的資本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在這里是指企業決策所形成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擁擠效應即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會吸引更多的經濟體，而且會造成各種成本的增加，使各種資源變得更加緊缺。

盡管企業的收益取決于連續時間內相互依賴的決策組合，但這些決策并不能影響有效率的分配，在此我們可以把不同時間內的相互依賴轉換為在只有一期情況下不同地域的相互依賴。如果一國政府決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一項政策不變，那么這就完全可以把時間上的相互依賴轉換為地域上的依賴。那么也就是說，靜態分析中的Bernheim-Whinston模型完全可以在此應用。

在實踐中，因為作為決策者的政府承諾一項政策在一段連續時間內始終有效，所以無論這項政策產生什么樣的效果，政府在規定的時間段內都不能有所改變。可見，無論從微觀還是宏觀層面上看，這一政府失靈都會導致很多決策的非效率。

（2）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動態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框架中指出，政府根據企業過去和現在的產出和區位決策決定轉移補貼的數量。但是，我們并沒有假設政府的決策會考慮企業未來的行為。政府當然可以空口承諾將來的某項政策，但是當企業的未來決策對政府利益有所改變的時候，政府也會改變自己的態度。

貝斯利和斯布拉特（Besley&Seabright，1998）指出在不具有政府承諾的多時期模型中，政府之間的競爭會導致帕累托非效率。在政府競爭中，最顯著的就是會出現規制勒索問題（hold-upproblem）。在此，規制勒索問題是指企業在簽訂一份協議的時候，往往會擔心后續談判會強制將此協議中的大部分利潤轉移出去，導致企業利潤的大量喪失。即使企業和政府在都遵守原始協議的時候對整個經濟更有效率，企業也往往不能避免某些后續談判的產生。

在政府競爭的文獻中有一個問題經常被闡述：政府在吸引企業的時候并不能承諾將來的政府行為。政府都了解當期所作的決策也許會在將來迫使自己進行某項支出，政府對未來的預期往往會扭曲當前的競爭，導致無效率結果的產生。在這種情況下，潛在企業的決策對政府產生的收益取決于早期企業的產出決策。舉個例子來說，考慮一個高科技產業的企業，第一個企業的選址決策會對后續企業的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某國已存在此產業，且雇傭后續企業帶來的更加嫻熟的勞動力，那么必然會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各個政府對第一個企業的競爭則必然會被扭曲。

無論從范圍經濟來講還是從企業的未來決策來看，導致國家援助沒有效率的原因都在于連續時間內決策的相互依賴性。政府吸引企業的競價不僅僅受企業區位決策所產生的收益的影響，還受政府投標吸引未來企業的預算所影響[8]。

在此，不同企業的決策和政府的行為不容易度量，我們僅僅假設一個給定的企業在不同時期決策的變化。第一時期首先要選址建立一個工廠。第二時期企業要做出決策是否保持企業正常運轉、關閉工廠還是把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更加低廉的地區。不難發現，兩期決策的依賴性決定了不同的收益，即對于一個企業來說，一個綠地投資同在已存在工廠狀況下的再投資是遠遠不同的。在一般情況下，綠地投資的成本往往較高，這就是為什么企業并非總是更換經營地點的原因，也是為什么對已存在企業的國家援助進行嚴格限制的原因。但是，企業的轉換成本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比較低，如匯率的原因導致企業變更廠址只產生很少的資金損失等。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已存在企業可能會由于東道國員工工資上漲或更加嚴格的環境管制等問題引起成本的上升。這些問題的出現使得企業在還沒有完全獲得其應得的利潤前不得不做出更換廠址的決策；東道國政府也會發現自己正在進行二次支付。對以上種種行為的恐懼毫無疑問地扭曲了當前企業的區位和產出決策。

毫無疑問，國家援助的首要對象肯定是原始投資，而對已存在企業的國家援助則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對已存在企業的國家援助的限制可以看作政府對企業只進行一次轉移支付，對企業的選址決策和產出決策所產生的外部性進行了一次性清償。這種限制作用會產生兩種成本：一是國家援助政策不能對企業的產出和區位決策所產生的外部性做出相應的調整；二是這種限制會限制企業的持續發展，扭曲對綠地投資的競爭。第二種影響所造成的成本是巨大的。由此不難得出，對于綠地投資的援助應該給予適當的限制，這一問題的提出與阻止政府在競爭企業的產出和區位這一產品時扭曲競爭問題不謀而合。

在歐盟現存的國家援助政策中，普遍援助政策和特殊援助政策很容易產生上述問題。某些企業明示或默示地指出如果政府不給予國家援助，那么企業就會改變區位和產出決策。“普援”和“特援”政策使得一國政府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選擇援助水平，有效地規避某些企業的不合理行為。“普援”和“特援”政策的應用在歐盟區域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國際范圍內，這一政策并不合適：它并不能對政府在競爭企業時的行為進行限制，而是促使企業對國內的企業進行持續的補貼和援助。這種政策在國際范圍內執行會產生政府失靈的狀況。

三、結論及啟示

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下，對于連續時間內國家之間競爭的結果，必然會導致非效率。這就好比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或者范圍經濟的作用使得后續決策的收益取決于最初的決策。但對于國家援助的限制程度在此并不清楚，也沒有對具體的案例進行過類似分析，但這必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普援”和“特援”政策的實施可以看作一個更加可信的政府承諾。這兩個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府競爭對效率的扭曲，對中國制定自己的“普援”和“特援”政策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應該承認，歐盟對于國家援助的態度是矛盾的，在對被禁止的國家援助予以嚴格有效的控制之時，又以極大的篇幅規定了國家援助的豁免。這一做法的根本原因在于，歐盟及其成員國認識到國家援助這一把“雙刃劍”的特性，雖然國家援助存在種種弊端，但卻是規制市場失靈的有效手段。所以，歐盟只是在呼吁成員國減少國家援助的實行，積極尋找國家援助之外的方法來規制市場失靈。不可否認，在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中，國家援助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國家援助的存在有其內在的必要性，尤其是作為一種平衡成員國之間經濟水平的重要工具[9]。

中國與歐盟有很多相似之處，歐盟競爭法中的國家援助對中國有很大的啟示。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區域發展不協調、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浪費和產業競爭力較低等各種問題。從實際出發，中國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援助制度。

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不能放棄國家援助這個有利的武器，應當充分利用它來增強中國的產業競爭力，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強環境資源保護以及鼓勵技術創新活動。然而，國家援助的兩面性必須要予以高度重視，畢竟國家援助的實施一般都會對市場的競爭秩序和有效競爭造成一定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犧牲了部分競爭利益來換取其它政策的實現。歐盟對國家援助的有效控制，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了國家援助的有利作用，同時也盡量避免其負面影響。中國沒有自己的國家援助制度，國家扶持還未法制化，國家政府實行的援助政策很容易遭到WTO成員國的不滿和抗議，所以中國應及早建立自己的援助制度。在建立國家援助制度的時候，應借鑒歐盟多年實踐所總結出的經驗，有效地控制和監管國家援助的實施，防止授予不必要的國家援助，力爭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實施國家援助是為了實現競爭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為了實現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沖突，孰重孰輕，決定了授予國家援助時的基本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歐盟的基本立場是確定競爭政策的優先地位。《歐盟條約》第3條指出，在歐盟市場建立一個保護競爭不受歪曲的制度，較該條提出的其他任務和措施有著優先適用的地位，也就是說，在歐盟其他政策與競爭政策發生沖突時，優先適用歐盟的競爭政策。歐盟競爭政策的優先適用地位是由歐盟市場經濟制度以及歐盟市場平等、自由等一系列的基本原則決定的。隨著貿易與經濟的發展，競爭政策越來越成為各國出現問題的焦點，中國應當確立競爭政策的優先地位。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受限制的競爭必然會導致壟斷，壟斷會窒息和扼殺競爭，而“國家處于一個能鼓勵壟斷或給予壟斷權力和其他競爭優勢的地位”。任何國家機關的活動都必須與一個開放、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相一致，國家援助的授予當然也包括在內。確立了競爭政策的優先地位，國家援助實施的過程就更加明朗，有了明確的方向國家就可以更好地按照國家法律的要求監督和實施國家援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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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區系上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在交通運輸、物質交流、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珠江是我國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處滇、黔、桂、湘、贛、粵六個省區，流域面積44萬km[2]，河長2000km，水量豐富，年徑流量為3000億m[3]，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12.3%，僅次于長江，是黃河的5.7倍。經過“八五”、“九五”的建設，珠江已經成為帶動流域經濟發展的大動脈。從香港始發的萬噸海輪可逆江而上，直達廣東港，千噸級船舶可直達梧州、桂林、貴港和南寧，120噸級的機動船可進入紅水河和南盤江。[2]同時，南昆鐵路和成都至廣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線貫通，使廣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對中上游地區的輻射能力增強，便利的水陸交通，加強了流域內的人員交流和物資流通。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利用世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機遇，一舉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雖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但近年來，經濟迅速恢復。珠江流域具有優越的區位，整個流域地處我國南方，瀕臨太平洋，面向東南亞，具有沿海、沿江、沿邊的地理優勢，又具有亞太地區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已經躋身于世界新興工業化地區之列，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貿易中心，擁有資金、技術、信息、國際市場營銷網絡等優勢。中上游的廣西和云南與東南亞國家“山脈同緣，江河同源”，擁有我國通往東南亞的最重要的戰略通道，區位優勢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這一區位優勢，加強流域的經濟合作，實現流域內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形成一個強大的經濟集團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珠江流域攬括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不同的區域經濟特征，它以其獨特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在我國流域開發中，特別在西部開發中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在目前情況下，通過區域經濟帶的建立和發展，并依靠其聯動作用和輻射作用來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一條較為有效的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就一直作為全國率先實行開放的前沿陣地，發展速度遙遙領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抓住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三角洲地區的深圳、珠海、廣州、東莞、中山、佛山、江門等都步入全國50強的行列。據統計，1996年珠江三角洲總人口2166萬人，占廣東的31%，占全國的1.77%；國內生產總值4474億元，占全國的6.6%，占廣東的70%；出口總額537億美元，占廣東600億美元的89.5%；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6.6%。但是，近年來，三角洲地區受到基礎工業的瓶頸制約，一次能源和礦產資源缺乏，發展原材料和能源工業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區某些產業和產品已經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較優勢。其次是生產力諸要素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價值低廉的優勢正在喪失，導致企業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資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產業階梯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上游的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區礦能資源極為豐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礦藏資源豐富，并且種類比較齊全，有“有色金屬王國”、“植物王國”、“動物王國”之稱。中游的貴州煤炭資源居全國第五位，居長江以南各省區之首。廣西錳、銻、錫等10種礦藏的保有儲量居全國第一；水能資源豐富，如云南可開發的水能資源達7116萬千瓦，居全國第二位，貴州、廣西也有豐富的水能資源，紅水河水力發電梯級開發是國家三大水電建設基地之一，它將是華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從低海拔向高海拔過渡的特征，緯度低，氣候類型復雜，特有的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豐富的生物資源；同時，中上游地區還有極為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奠定了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決定了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遼闊，各地區的經濟地理、自然條件不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弱點。中上游地區雖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劣勢也非常明顯。主要表現為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基礎設施落后、人口素質差、技術落后、資金缺乏等。通過開展流域經濟合作，可以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實現全流域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二、積極開展珠江流域多行業多形式的經濟合作

珠江流域的經濟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使下游地區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經濟信息和企業經營管理知識經驗等向中上游地區流動，與中上游地區的自然資源、能源、原材料、廉價勞動力等相結合，以實現中上游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和下游地區更高層次的發展。因此，就目前來看，合作應當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開展資源性合作，為下游地區建立穩定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是多年來豐富的資源優勢并沒有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和產業、產品優勢。相反，一些地區隨著資源的開采，不是越來越富，而是越來越窮。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資源開采企業屬于鄉鎮企業，企業規模小，生產技術落后，產品大都屬于基礎性的上游產品，產業鏈短，加工程度低。同時，近年來，以依托資源優勢形成的產業體系，在全國結構調整力度不斷加大、市場約束增強的情況下，出現了能源、原材料工業品滯銷的現象。因此，當前一方面應當充分利用廣東及三角洲地區的先進技術和資金聯手開發當地的優勢資源，提高產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長產業鏈，這樣，既有助于將上游地區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又可以為下游地區建立原材料的綜合加工、銷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應當依據市場需求和比較優勢原則，調整投資方向，重點開發那些有市場、發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業。

2.積極開展資產型合作，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包括企業托管、產權轉讓、收購兼并等，形成新的生產組合和新的競爭力。在20世紀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我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在當時廉價的勞動力、廉價土地、稅收減免等要素的優化組合下，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是，隨著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目前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迫切需要進行經濟轉型與產業轉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經過40多年的建設，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電力、鋼

鐵、有色金屬、建材工業為基礎和軍工企業相結合的工業體系；而且中上游地區腹地遼闊，已經得到了初步開發，土地、勞動力、能源和礦藏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在相應的產業和產品生產上具備或者正在獲得比較優勢。通過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上下流域的產業結構都可以升級，實現結構的高度化，從而雙方都將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同時，通過產業的轉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帶來更大的市場空間，創造出更多的產品需求。

產業的轉移，必須通過企業來實現，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體，而且也應當成為流域經濟合作的主體。因此，應當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公司、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到中上游地區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源型合作。如鼓勵三角洲地區的名牌企業與中上游地區的同類企業進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區的土地、部分設備和資金建立生產基地；采用技術轉讓、產權置換、產品調整、市場轉移興辦合作開發項目等等。

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與合作。加強中上游地區的基地設施建設，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也是構成產業群落經濟基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國家和中上游地區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因此，鼓勵下游企業到中上游地區投資不僅會有好的回報率，對于開拓市場、轉移投資風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中上游地區的農業、環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且投資環境正在不斷改善。當前尤其應當加強在區際交通、通訊信息、江河整治、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尤其是強化在流域整治規劃上的相互銜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和規模經濟效益。

4.積極開展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區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學技術不發達是根本原因。要改變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斷努力，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技術，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積極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人才。引進技術包括引進國外的和國內發達地區的兩個方面。相比較而言，引進國內發達地區的先進技術，成本更低，更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因此，應當積極開展流域地區的科學技術合作，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科技優勢，通過科技成果轉讓，技術、專利入股，聯手進行科技攻關，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路子，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區傳統產業升級優化。同時根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有重點、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相結合。

5.積極開展生物資源、旅游資源方面的開發與合作。珠江流域具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和旅游資源。近年來，流域各省區都把綠色產業、旅游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加以發展。如云南提出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貴州、廣西也提出加快旅游業和生物資源開發目標；廣東憑借區位優勢，旅游業發展迅速。但是，從生物資源開發看，中上游地區由于科學技術落后，開發程度比較低；旅游資源由于跨省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整體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此，在生物資源的開發中，應加強流域各省區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的科技、人才優勢；在旅游業的發展上，流域各省區應盡量做到統一規劃，搞好跨省區的流域旅游線的共同開發，加強流域內外的聯合促銷，實行旅游網絡資源、旅游信息資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經濟合作中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1.目前，珠江流域經濟合作與建設還處于自發階段或者萌芽階段，目前的合作還是零散和小規模的，流域經濟合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間的政府，應當加強溝通與聯系，達成共識，加強合作的規劃與建設，積極引導下游沿江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通過流域經濟專業化協作與綜合發展，最終實現整個流域經濟的統一、聯動和協調發展，為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創造良好的條件，真正發揮東部地區的主力軍作用。

2.與行政性區域經濟相比，流域經濟活動是經濟協作式的，而非行政行為。流域經濟組織是以經濟關系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政權組織或者部門，因而組織形式具有多樣性、松散性。流域經濟合作的上述特點，要求在開展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協調作用，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要求堅持互惠互利，力爭實現雙贏。[4]但是，單純的市場調節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機制上應當是在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同時，政府部門予以積極的推動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手段，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同時又必須樹立新型的市場觀念，避免不正當的干預。

3.中上游地區必須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體制機制環境，對外開放程度，企業家創業精神，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珠江中上游地區傳統的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要改變落后面貌，必須硬件軟件都要抓，不僅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設備，還要消除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克服那種不思進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錢被別人賺走、得過且過的自然經濟意識。樹立“以開放求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產權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以政策換效益”[5]的新的發展觀。應進一步把擴大開放與本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結合起來，切實加強軟環境建設，把稅收、土地使用、企業開辦、項目審批等方面優惠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環境，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強對勞動者的技術培訓，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增強競爭意識和創新意識。通過軟環境建設吸引下游地區資金、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優勢的產業，以帶動經濟的發展。

4.正確處理產業轉移與接受的關系，保護生態環境。下游地區一些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是必然趨勢，那些高耗能產業、勞動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產業和產品將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不僅有利于下游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對中上游地區也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產業的轉移不應當是簡單的搬遷，必須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大趨勢，以科技為先導，盡可能科學、合理地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使環境的破壞嚴格控制在極小的范圍；在決策過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選擇環境與發展政策，避免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可持續發展受損。中上游地區雖然具有豐富的資源，但是生態脆弱，必須盡量避免那種“邊開發、邊破壞、邊治理，邊污染”的現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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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體開發的戰略思考[J].熱帶地理，199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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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一個有銷售力的品牌，往往就是將某種精神和生活方式揉進品牌文化，通過長期不懈的演繹，為消費者提供一個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品牌而不是冷冰冰的產品。當一個品牌成為某種文化的象征或者在生活中形成習慣的時候，那么它的傳播力、影響力和銷售力是無法估量的，并且這個品牌就將與它所代表的文化共浮沉。而文化本身具有極強的地域性限制，因此，在開拓新的市場時，品牌需要融入當地的文化特色，在原有基礎上對品牌文化進行延伸和擴充，從而適應并滿足變化了的消費群體。如國際知名腕表品牌歐米茄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選用具有地域性明顯、針對性更強的代言人，如在香港分別有首位華裔F1試車手董荷斌、影星任達華等，皆為在香港本地人中耳熟能詳，并且形象良好的知名人物；又如針對迅速崛起的中國奢侈品市場，選用今年來在世界范圍內知名度大增的華人女星章子怡為其代言，不難看出，品牌在制定其銷售策略時，融進了更多不同特色的文化內容，從而達到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同步進行。

當今社會是一個商品極度豐富的社會，市面上的商品林林總總，消費者必須借助于產品的品牌來識別和挑選自己喜愛的商品，因此一件質量好的商品的品牌要對消費者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從而樹立購買的決心。而超市的出現給商品銷售方式和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帶來新的特點，由于無人售貨，消費者完全采取自選的方式購買商品，因此，品牌本身就擔當了推銷員的任務。

一、銷售市場的巨變―全球經濟一體化

約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趨勢》一書中寫道：“我們所處的時代，變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中最驚人的變化也許是全世界正迅速成為一個統一的經濟體。現在我們恐怕再也不能談什么美國的經濟了，因為它同其他國家的經濟已經密不可分。今后也不會再有什么歐洲的經濟、日本的經濟或第三世界的經濟。”

由此可見，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發展到相當的規模，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勞動力、資本、商品、服務等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比如，美國的公司在日本生產、提供和銷售貨物與勞務價值，土耳其在倫敦購買韓國股票，非洲成為世界的原材料供應基地，中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這一切都昭示了世界都屬于一個經濟體，即新的全球經濟體。

全球經濟一體化要求世界各國經濟之間彼此相互開放，形成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有機體。在這樣的經濟浪潮發展下，各大國際知名品牌的國際擴張在全球范圍內呈現出迅速蔓延的趨勢，包括沃爾瑪、家樂福、麥德龍等在內的世界超級巨型零售企業的跨國銷售額，每年都以百億美元計。由此可見，全球經濟一體化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方向，世界不同國家地區之間日益形成一個緊密的經濟共同體，世界，將是未來是最大最有前途的市場，跨國經營也將成為各大品牌商家持續發展并爭取市場主體地位的必由之路。

二、銷售方向的轉移―消費者的需求決定品牌文化

20世紀50年代，美國廣告大師大衛奧格威第一次提出品牌概念。品牌是消費者與產品有關的全部體驗。品牌是一個符合概念，它是由品牌外部標記（包括名稱、術語、圖案等）、品牌識別、品牌聯想、品牌形象等內容構成。

品牌是作為產品出售給消費者的企業“象征”，也是消費者購買心目中的精神“象征”，品牌屬于消費者，而非企業，消費者擁有選擇品牌的權利，消費者擁有品牌的體驗，消費者擁有對品牌的忠誠，企業品牌推廣和維護的一切行為都應該考慮到：如何尊重消費者，如何滿足消費者需求，如何獲得消費者的美譽才是建立品牌的最佳途徑和方式。

品牌的知名度與品牌的美譽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品牌認知是推動品牌延伸并持續發展的堅實后盾，因此，良好的品牌形象必須有與之相匹配的產品質量，如此相得映才是一個完整的品牌文化。相信如果可口可樂沒那么可口，我們也不會愿意為了品牌去飲用，如果消費者沒有使用奢侈品的需求，所謂的奢侈品牌也就不會成立。

此外，品牌還必須有與之相匹配的廣告宣傳模式和營銷渠道與價格，最重要的是品牌所涵蓋的品牌文化。很多學者都將品牌文化定義為凝結在品牌中的價值、情感、觀念等文化因素的總和。品牌文化雖由企業組織實施，但由消費者需求決定，不是生產主導而是消費主導，換句話說，就是消費者認同你的文化，并產生購買行動；同時，品牌文化不僅要隨著消費者的需求的變化而不斷地變化，也要隨著不同文化人群的需求的變化，品牌文化也要不斷地調整與創新，這樣，品牌文化才有更大的生命力。

三、銷售的新趨勢―品牌文化的全球化傳播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商品的日益豐富，人們的消費水平逐日提高、消費需求也不斷提高，人們在選擇商品的時候已經擺脫了國貨的束縛，眼光已經頗具全球化趨勢，人們對商品的要求不僅包括了商品本身的功能等有形表現，也把要求轉向商品帶來的無形感受，也就是品牌可以顯示人們的身份、地位、心理等個性化要求。而品牌的選擇范圍更是廣泛，這也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品牌文化的全球化傳播。人們在挑選商品的時候，只選擇對的，不受品牌文化和地區的限制。而企業市場和投資活動的日益全球化，傳統的傳播范圍、手段和渠道已經遠遠不能實現企業的發展目標，品牌文化的傳播也勢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全球化傳播就是信息資源的全球化流動和共享，它擴展了全球化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以及共享，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跨文化傳播已經成為人類互動的一種溝通方式。

我們上網，看電視、報紙和雜志等任何信息傳播途徑，得到的是路虎新款剛剛問世的信息，看到的是愛馬仕新款香水上市的消息，看到的是嬌蘭新款散粉的試用報告，看到的是可口可樂新飲料推出的廣告，這些都是全球化傳播的成果。我們足不出戶，全世界的品牌信息都向我們涌過來。不止是國外品牌對我們的侵襲，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開始走向海外，聯想、海爾、TCL，聯想和IBM的合作，海爾在紐約最繁華的第五大道的廣告，TCL找韓國女星金喜善做代言，這一切都預示了品牌文化的全球化傳播的趨勢。

四、總結

品牌形象是由產品的“品質形象”、“價格形象”、“廣告形象”、“促銷形象”、“顧客形象”和“企業形象”所共同創造的。而人們對品牌形象的認識剛開始是基本著眼于影響品牌形象的各種因素上，如品牌屬性、名稱、包裝、價格、聲譽等。品牌形象是存在于人們心理的關于品牌的各要素的圖像及概念的集合體，主要是品牌知識及人們對品牌的主要態度。從品牌策略的角度來講，品牌形象是在競爭中的一種產品或服務差異化的含義的聯想的集合。品牌應像人一樣具有個性形象，這種個性形象不是單獨由品牌產品的實質性內容確定的，還應該包括其他一些內容……雖然對絕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品牌文化的全球化傳播現在還只是一個愿景。但這些企業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全球化銷售的心趨勢，將眼光放長遠，要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便擁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有力武器。

（作者：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藝術設計學院助教，研究方向：視覺傳達和藝術設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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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不同學科的交叉與滲透，引起了工程領域的技術改造與革命。在機械工程領域，由于微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其向機械工業的滲透所形成的機電一體化，使機械工業的技術結構、產品機構、功能與構成、生產方式及管理體系發生了巨大變化，使工業生產由“機械電氣化”邁入了“機電一體化”為特征的發展階段。

一、機電一體化的核心技術

機電一體化包括軟件和硬件兩方面技術。硬件是由機械本體、傳感器、信息處理單元和驅動單元等部分組成。因此，為加速推進機電一體化的發展，必須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機械本體技術

機械本體必須從改善性能、減輕質量和提高精度等幾方面考慮。現代機械產品一般都是以鋼鐵材料為主，為了減輕質量除了在結構上加以改進，還應考慮利用非金屬復合材料。只有機械本體減輕了重量，才有可能實現驅動系統的小型化，進而在控制方面改善快速響應特性，減少能量消耗，提高效率。

（二）傳感技術

傳感器的問題集中在提高可靠性、靈敏度和精確度方面，提高可靠性與防干擾有著直接的關系。為了避免電干擾，目前有采用光纖電纜傳感器的趨勢。對外部信息傳感器來說，目前主要發展非接觸型檢測技術。

（三）信息處理技術

機電一體化與微電子學的顯著進步、信息處理設備（特別是微型計算機）的普及應用緊密相連。為進一步發展機電一體化，必須提高信息處理設備的可靠性，包括模/數轉換設備的可靠性和分時處理的輸入輸出的可靠性，進而提高處理速度，并解決抗干擾及標準化問題。

（四）驅動技術

電機作為驅動機構已被廣泛采用，但在快速響應和效率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目前，正在積極發展內部裝有編碼器的電機以及控制專用組件-傳感器-電機三位一體的伺服驅動單元。

（五）接口技術

為了與計算機進行通信，必須使數據傳遞的格式標準化、規格化。接口采用同一標準規格不僅有利于信息傳遞和維修，而且可以簡化設計。目前，技術人員正致力于開發低成本、高速串行的接口，來解決信號電纜非接觸化、光導纖維以及光藕器的大容量化、小型化、標準化等問題。

（六）軟件技術

軟件與硬件必須協調一致地發展。為了減少軟件的研制成本，提高生產維修的效率，要逐步推行軟件標準化，包括程序標準化、程序模塊化、軟件程序的固化、推行軟件工程等。

二、機電一體化技術的主要應用領域

（一）數控機床

數控機床及相應的數控技術經過40年的發展，在結構、功能、操作和控制精度上都有迅速提高，具體表現在

1、總線式、模塊化、緊湊型的結構，即采用多CPU、多主總線的體系結構。

2、開放性設計，即硬件體系結構和功能模塊具有層次性、兼容性、符合接口標準，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戶的使用效益。

3、WOP技術和智能化。系統能提供面向車間的編程技術和實現二、三維加工過程的動態仿真，并引入在線診斷、模糊控制等智能機制。

4、大容量存儲器的應用和軟件的模塊化設計，不僅豐富了數控功能，同時也加強了CNC系統的控制功能。

5、能實現多過程、多通道控制，即具有一臺機床同時完成多個獨立加工任務或控制多臺和多種機床的能力，并將刀具破損檢測、物料搬運、機械手等控制都集成到系統中去。

6、系統的多級網絡功能，加強了系統組合及構成復雜加工系統的能力。

7、以單板、單片機作為控制機，加上專用芯片及模板組成結構緊湊的數控裝置。

（二）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CIMS）

CIMS的實現不是現有各分散系統的簡單組合，而是全局動態最優綜合。它打破原有部門之間的界線，以制造為基干來控制“物流”和“信息流”，實現從經營決策、產品開發、生產準備、生產實驗到生產經營管理的有機結合。企業集成度的提高可以使各種生產要素之間的配置得到更好的優化，各種生產要素的潛力可以得到更大的發揮。

（三）柔性制造系統（FMS）

柔性制造系統是計算機化的制造系統，主要由計算機、數控機床、機器人、料盤、自動搬運小車和自動化倉庫等組成。它可以隨機地、實時地、按量地按照裝配部門的要求，生產其能力范圍內的任何工件，特別適于多品種、中小批量、設計更改頻繁的離散零件的批量生產。

（四）工業機器人

第1代機器人亦稱示教再現機器人，它們只能根據示教進行重復運動，對工作環境和作業對象的變化缺乏適應性和靈活性；第2代機器人帶有各種先進的傳感元件，能獲取作業環境和操作對象的簡單信息，通過計算機處理、分析，做出一定的判斷，對動作進行反饋控制，表現出低級智能，已開始走向實用化；第3代機器人即智能機器人，具有多種感知功能，可進行復雜的邏輯思維、判斷和決策，在作業環境中獨立行動，與第5代計算機關系密切。

三、機電一體化技術的發展前景

縱觀國內外機電一體化的發展現狀和高新技術的發展動向，機電一體化將朝著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一）智能化

智能化是機電一體化與傳統機械自動化的主要區別之一，也是21世紀機電一體化的發展方向。近幾年，處理器速度的提高和微機的高性能化、傳感器系統的集成化與智能化為嵌入智能控制算法創造了條件，有力地推動著機電一體化產品向智能化方向發展。智能機電一體化產品可以模擬人類智能，具有某種程度的判斷推理、邏輯思維和自主決策能力，從而取代制造工程中人的部分腦力勞動。

（二）系統化

系統化的表現特征之一就是系統體系結構進一步采用開放式和模式化的總線結構。系統可以靈活組態，進行任意的剪裁和組合，同時尋求實現多子系統協調控制和綜合管理。表現特征之二是通信功能大大加強，一般除RS232等常用通信方式外，實現遠程及多系統通信聯網需要的局部網絡正逐漸被采用。未來的機電一體化更加注重產品與人的關系，如何賦予機電一體化產品以人的智能、情感、人性顯得越來越重要。機電一體化產品還可根據一些生物體優良的構造研究某種新型機體，使其向著生物系統化方向發展。

（三）微型化

微型機電一體化系統高度融合了微機械技術、微電子技術和軟件技術，是機電一體化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國外稱微電子機械系統的幾何尺寸一般不超過1cm3，并正向微米、納米級方向發展。由于微機電一體化系統具有體積小、耗能小、運動靈活等特點，可進入一般機械無法進入的空間并易于進行精細操作，故在生物醫學、航空航天、信息技術、工農業乃至國防等領域，都有廣闊的應用前景。目前，利用半導體器件制造過程中的蝕刻技術，在實驗室中已制造出亞微米級的機械元件。

（四）模塊化

模塊化也是機電一體化產品的一個發展趨勢，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工程。由于機電一體化產品種類和生產廠家繁多，研制和開發具有標準機械接口、電氣接口、動力接口、信息接口的機電一體化產品單元是一項復雜而重要的事，它需要制訂一系列標準，以便各部件、單元的匹配和接口。機電一體化產品生產企業可利用標準單元迅速開發新產品，同時也可以不斷擴大生產規模。

（五）網絡化

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對機電一體化有重大影響，使其朝著網絡化方向發展。機電一體化產品的種類很多，面向網絡的方式也不同。由于網絡的普及，基于網絡的各種遠程控制和監視技術方興未艾，而遠程控制的終端設備本身就是機電一體化產品。

（六）綠色化

工業的發達使人們物質豐富、生活舒適的同時也使資源減少，生態環境受到嚴重污染，于是綠色產品應運而生。綠色化是時代的趨勢，其目標是使產品從設計、制造、包裝、運輸、使用到報廢處理的整個生命周期中，對生態環境無危害或危害極小，資源利用率極高。機電一體化產品的綠色化主要是指使用時不污染生態環境，報廢時能回收利用。綠色制造業是現代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綜上所述，機電一體化技術是眾多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促使機械工業發生戰略性的變革，使傳統的機械設計方法和設計概念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大力發展新一代機電一體化產品，不僅是改造傳統機械設備的要求，而且是推動機械產品更新換代和開辟新領域、發展與振興機械工業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李運華.機電控制[M].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3.

2、芮延年.機電一體化系統設計[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