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研究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貿易研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篇（2）

該協議的實施勢必對中泰蔬菜貿易產生深遠影響，在此背景下，我們不禁要問，中泰兩國在蔬菜方面的競爭情況究竟如何？他們在相同的市場領域，以及相同的產品領域，競爭程度有多大呢？我國的蔬菜能與泰國在產品及共同的市場上抗衡嗎？

二中泰蔬菜貿易的競爭關系分析

中國和泰國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在本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較高，故兩國在農產品，特別是蔬菜出口方面的競爭在所難免。

1．產品層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一為中泰兩國自1990年到2001年蔬菜出口到世界市場的產品相似性指數。一方面，從總體上看，產品相似性指數普遍較高。這說明，在蔬菜貿易方面，我國與泰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比較激烈；另一方面，從時間序列上看，除了1993年以外，我國與泰國的蔬菜產品在1998年以前的出口相似性較弱，低于50%，但從1998年開始，出口的相似程度不斷增強，均高出50%的水平，而且這種趨勢很穩定。

明中泰兩國在蔬菜方面的出口產品相似程度，我們選取了中泰兩國蔬菜出口最大的共同市場——日本和美國。

(A)表二為1990年到2001年中泰兩國蔬菜出都到日本市場的產品相似性指數。在日本市場，兩國的產品相似性指數均高于50%，平均達到70.34%，而且這種出口相似的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趨于穩定。這說明中泰兩國的蔬菜出口在日本市場上是處于相互競爭的地位，而且競爭的程度越來越激烈。[1]

(B)表三為1990年到2001年中泰兩國蔬菜出口到美國市場的產品相似性指數。在美國市場，兩國的蔬菜出口相似性指數也普遍較高，但與前兩市場不同的是相似程度不穩定，時起時伏。這體現出兩國蔬菜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雖然激烈，但兩國各自都難以把握市場對本國蔬菜的需求，不確定性較大。

2．市場層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四為1990年到2001年中泰兩國蔬菜出口金額排名前八位的市場?？梢?，中國蔬菜出口市場比較固定，而且出口量大的市場一直以來變化不大，基本上是日本、香港、德國、美國、韓國等占據統治地位。而泰國的情況與中國極為類似，蔬菜出口市場也比較穩定，其中，荷蘭、日本、美國、西班牙等占據了主導地位。（從1990年到2001年，中泰兩國蔬菜出口均排在前五位的市場只有日本和美國，我們選取這兩個市場作為分析產品相似性指標的參照市場也依據于此。）

（2）表五為1990年至2001年中泰兩國蔬菜出口的市場相似性指數?？梢?，豆類蔬菜的市場相似性指數成穩步上升的趨勢；新鮮蔬菜的出口市場相似性指數回升很高，這表明兩國新鮮蔬菜出口的競爭逐漸激烈；馬鈴薯和番茄的市場相似性指數則呈現正太分布，這說明兩國在這兩種蔬菜產品方面的出口已經比較成熟，雙方都看到了競爭的激烈將導致兩敗俱傷，性指數最好的選擇是進行專業化生產，逐步降低市場的不明智爭奪；腌制蔬菜和冷藏蔬菜的相似性指數極高（冷凍蔬菜平均達到83.44），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雙方仍未擺脫這種局面；塊莖類蔬菜的競爭相對于腌制和冷藏蔬菜來說，則要平緩得多，平均為10.6的水平。

綜上分析，中泰兩國的蔬菜出口明顯呈現出激烈競爭態勢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強，這也體現出中泰兩國蔬菜貿易的發展水平逐漸提高。

三．競爭原因分析

從產品層面看，由于兩國都很重視蔬菜出口。泰國的農產品出口在其出口創匯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于其主要出口農產品之一的蔬菜而言，其重視程度無庸置疑。我國農產品出口雖不占統治地位，但我國的勞動力資源豐富有余，發展蔬菜這一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完全符合我國的需要。因此，從資源稟賦的角度考慮，我國重視蔬菜國際貿易也在情理之中?；趯κ卟顺隹谫Q易的重視，兩國都從產品的角度出發，希望通過發展特色蔬菜來占領海外市場，這就導致了出口產品相似性指數居高不下的局面。

從市場層面看，蔬菜進口的大國都集中于工業發展較快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美國等。雙方競爭雖然趨于增長，但幅度較小，有的蔬菜品種（馬鈴薯和番茄）還出現了正態分布的態勢，這是中泰兩國對海外蔬菜市場所作的明智選擇。

四．擴大我國蔬菜出口的對策建議

中泰兩國的蔬菜出口競爭十分激烈，面對這種形勢，要擴大我國蔬菜的出口，應該采取怎樣的對策呢？與競爭相對應的互補，加強蔬菜的專業化分工變競爭為互補，使我國的蔬菜出口長久地立于不敗之地。專業化分工程度的增強也取決于兩個方面：

（1）產品層面的建議

第一，提高蔬菜質量。

l選育品質優良，附加值高的蔬菜品種。

l生產過程中嚴禁使用劇毒，高殘留的農藥，控制使用化學肥料，在加工過程中嚴禁濫用食品添加劑。

l要強化蔬菜質量檢驗，推廣產品的綠色包裝。

l規范蔬菜質量標準體系，逐步與國際標準接軌。

第二，重視蔬菜行業的科技開發與創新。

l調整科技投入、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政策，為科技轉化和滲透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l逐步建立科技產業化運行機制，改變我國目前蔬菜生產、科研推廣及農業教育相互割裂的狀況，提高蔬菜也科技成果轉化率。

l推廣蔬菜規范化的生產栽培技術、貯運技術以及加工包裝技術體系，提高蔬菜的科技含量和質量檔次。

第三，爭創蔬菜品牌。

l提高蔬菜產品差異性，加快樹立蔬菜品牌。

l充分發揮和利用媒體、廣告、營業推廣等多種促銷手段，提高蔬菜品牌形象，促進蔬菜產品的銷售，提高市場份額。

（2）市場層面的建議

目前我國已與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蔬菜國際貿易關系，全球化、多元化的市場格局已初步形成。而面對當前的局勢，我國應該進一步擴展全球化、多元化蔬菜市場。

首先，我們應該面向進口大國和地區，積極跟蹤并開發進口量在20萬噸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市場，逐步擴大我國在這些國家的市場份額，但在某個國家市場投放的總量和品種不宜過多。其次，應充分利用地緣優勢，鞏固發展對日本、韓國的蔬菜出口，最大限度地搶占香港、澳門、臺灣、東南亞等亞洲國家和地區，以及以俄羅斯為重點的獨聯體國家的市場。第三，應該創辦跨國公司，營造國際性運銷網絡，實現蔬菜國際化經營，打破區域性和集團性國際貿易的壁壘。此外，還應該開拓新的銷售渠道，逐步提高市場的專業化分工程度。

五．結論：

從分析的結果看，無論是產品領域還是市場領域，中泰兩國在蔬菜出口方面的競爭都是激烈的。面對這樣的局勢，我國用該從產品和市場兩個方面同時著手，不斷加強蔬菜的專業化分工程度，擴大蔬菜出口。

參考資料：

《世界蔬菜貿易特征的動態分析》，《世界農業》2002年3期

《農產品貿易爭端及發展趨勢分析——關于中日蔬菜貿易爭端的個案分析》，《中國農懇經濟》2002年12期

《淺析中國蔬菜的國際競爭力》，《國際貿易問題》2002年3期

《后過渡期我國農業履行入世承諾和提高競爭力的對策研究》，《中國經貿導刊》2004年7期

《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的競爭性與互補性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04年2期

篇（3）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附圖

其中，X[,ij]、M[,ij]分別代表i國j產業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間貿易，則GL[,ij]=0；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內貿易，則GL[,ij]=1。因此，產業內貿易指標值在0-1間變動，GL[,ij]越接近1，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則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國所有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標是各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比率的加權平均數，其表達式為：

附圖

表1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單位：%

附圖

注：此處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指一國或區域的區內貿易占該國或該區域總貿易的比例。2000年泰國只包括1-9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資料來源：ASCUDatabase。

人們通常用一段時間內格魯伯－勞艾德指標的變化來說明產業內貿易的重要性，如伊瑪達(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薩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標對東盟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但是我們所要說明的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調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該時期區內貿易的增加主要來源于產業內貿易還是凈貿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對相關概念作一介紹。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國的區內貿易的進出口總額，Xi、Mi分別指i國區內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tti、nti和iiti分別是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而格魯伯－勞艾德指標并不能說明產業內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程度。另外，該指標還會引起誤導，因為，有時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低，但是該指標仍然呈上升趨勢；同樣，有時該指標呈下降趨勢，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較低，這是因為：

當iit[,i]＞nt[,i]時，意味著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iit[,i]＜Cnt[,i]；類似地，當nti＞iiti時，意味著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nt[,i]＜Ciit[,i]。

產業內貿易和凈貿易的貢獻率表達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別是i國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Cnt[,i]和Ciit[,i]分別指nt[,i]和iit[,i]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GL[,i]指基期i國的格魯伯勞艾德指標。

三、樣本的確定與數據來源

國際貿易的商品成千上萬，確定這些貿易中哪些屬于產業內貿易，哪些屬于產業間貿易，涉及到商品的分類和產業的定義問題。本研究根據HS編碼來劃分。（注：HS編碼全稱為協調商品名稱和編碼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簡稱協調制度，是一種多用途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目錄，廣泛用于國際貿易有關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征稅、統計、運輸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統、科學的國際貿易分類體系。HS編碼一位數為類，兩位數為章，二者分別有22類和99章。）一般說來，產業劃分的越細，產業內貿易指標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數據的影響，本文將按章，也就是HS編碼兩位數等級數據來劃分，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法計算HS編碼一位數（類）和所有商品總體的產業內貿易指標及其對區內貿易的增長貢獻率。

本文對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并將1993年作為基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ASCU數據庫。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計算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標。

就東盟自由貿易區整體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增加了94%，其中產業內貿易提高了75%，產業間貿易提升了18%，換句話說，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增加有近80%來源于產業內貿易。從部門看，在18類商品中，（注：本文將武器彈藥、雜項制品、藝術品和其他未分類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類商品。）除了動植物油脂類商品外，東盟自由貿易區其他17類商品的區內貿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機電音像設備和化工產品的區內貿易增幅最大，均超過一倍，分別達1.45倍和1.42倍。而就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而言，除了植物產品、動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高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從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國的具體情況看，除了文萊的區內貿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個國家的區內貿易額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菲律賓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別達3.08倍和1.31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額有所下降，但其產業內貿易卻增加了近10%，其他5個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對擴大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都大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很顯然，東盟自由貿易區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說明東盟區域貿易合作有助于東盟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說明了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短期調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國家的預計。看來那些擔心貿易自由化會導致巨大的短期調整成本的生產者是言過其實了。各個東盟國家應對那些院外活動團體的說辭持審慎態度，不要為此而改變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據林德爾(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論”(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促進產業內貿易。自80年代開始，特別是80年代后期開始，東盟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最高，高達7.80%，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則分別為6.05%、7.48%和6.36%，菲律賓最低，為2.88%。隨著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東盟的市場容量迅速擴充，需求越來越重疊，從而使東盟的產業內貿易比例越來越高。其次，東盟各國的工業化建設。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工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都達到兩位數，分別高達12.18%、11.74%和10.07%，新加坡為9.22%，菲律賓最低，為4.05%，可見東盟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提升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東盟產業內部的分工就越細，異質產品的生產規模就越大，從而形成異質產品的供給市場，伴隨著需求結構的日益趨同性，東盟的產業內貿易增加了。第三，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稅越來越低，到2001年東盟自由貿易區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單商品）的關稅低于5%，各國的貿易保護程度大大降低了。這促進了東盟區域資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資源從進口部分轉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產品更加多樣化，提高了產業的水平分工。根據巴拉薩和波溫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實證研究，產業內貿易與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呈正向關系，即組建區域經濟組織有助于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最后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主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在該時期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避免東盟國家的進口限制和壁壘；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生產的低成本，并將東盟作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資主要是在消費類電子和電子配件。正是第二個時期的投資大大促進了東盟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這些產業內貿易主要是那些電子配件等中間產品。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Intra-firmTrade，也稱公司內貿易）也不斷擴大，而在公司內貿易中相當部分屬于產業內貿易?，F以日本豐田汽車在東盟各國的投資為例，來說明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有助于東盟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參見圖1）。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東盟地區內展開產業內分工，把汽車零部件生產分布到各國，進行專業化生產，以發揮規模效應，而且根據東盟《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的規定，這些產品的區內貿易是享受關稅減免的。

【參考文獻】

1.陳雯：博士學位論文，《東盟區域貿易合作的貿易效應研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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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aper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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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tri,P.(1993)"TheEastAsianTradingBloc:AnAnalyticalHistory",inJ.A.FrankelandM.Kahler(eds.),RegionalismandRivalry:JapanandtheUnitedStatesinPacificAsia,Chicago:

篇（4）

1、由于我國產品不符合進口國環境技術標準要求，被限制進口。由于發達國家技術要求較高，我國一些產品在環境、衛生和安全技術標準上不符合進口國的要求被限制進口的情況屢見不鮮。例如，從1998年1月起，在全美20多個倉庫中陸續發現來自中國的木質包裝材料里含有天牛，且1月中旬在芝加哥發現一些樹木已遭到天牛破壞。1998年9月11日，美國農業部簽署一項新法令，要求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木質包裝采取嚴厲的檢驗規定，所有包裝都須經過高溫處理、熏蒸或防護劑處理，否則，所有入境貨物將一律被拒絕入關。雖然經過我國政府的多次交涉，但美國政府還是宣布從當年12月17日起將禁止中國木箱包裝的產品進入美國境內。英國、歐盟等也宣布對從中國離境產品的木質包裝采取緊急措施，實施新的檢疫標準。據當時的估算，僅歐盟的這一決定至少影響中國70多億美元的對歐出口貿易。

2、由于進口國家實施某種新的強制性規定或標準，被限制進口。發達國家經常頒布強制性法令，對進口產品的技術要求加以嚴格限制，以防止對環境和人體有害產品的進入。如浙江紹興2000年就有兩家紡織企業出口的面料因使用禁用偶氮染料被德國“封殺”。其實德國政府早在1994年7月28日頒布法令，禁止在紡織品中使用可分解形成20種致癌芳香胺中的任何一種偶氮染料。后來該法案又幾經修改，致癌芳香胺數目增至22種，禁用偶氮染料增至118種。在德國實行此項規定后，歐盟另外一些成員國也紛紛效仿。歐盟近年來也一直在醞釀起草限制含有偶氮類染料產品使用和銷售的法令，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完成關于禁用偶氮染料的立法。

3、由于進口國采取不合理的規定或標準，被限制進口。發達國家有時為保護本國產業而制定近乎苛刻的技術標準，以限制某類產品的進口。例如，2002年7月10日，日本政府對蔬菜進口商發出要“自我限制進口”中國冷凍蔬菜指令。原因是在中國冷凍蔬菜的檢查中發現殺蟲劑“毒死蜱”含量超過日本規定標準，達到0.07PPM。日本政府要求蔬菜進口商必須將農藥超標的進口冷凍蔬菜全部銷毀。其實，所謂中國冷凍蔬菜農殘限量超標，完全是因日本政府對我冷凍蔬菜制定的“毒死蜱”殘留限量標準太高所至。日本每年進口4-5萬噸蔬菜，99%來自中國。為限制中國蔬菜進口，日本對從中國進口的蔬菜規定“毒死蜱”殘留限量不超過0.01PPM，但對本國大量生產的蘿卜規定的限量標準卻是3PPM，相差300倍之多。去年由于日本對我國農產品進口實施苛刻的檢疫標準，致使我國農產品很難進入日本市場。

4、由于進口國為限制進口而實行的雙重標準，被限制進口。有些國家對進口產品和本國產品實施雙重檢疫標準，遂使我國的出口產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例如，歐盟禁止從我國進口動物源性產品的事件便是一個典型的雙重標準案例。2002年1月31日，歐盟決議，禁止從中國進口中國動物源性產品。該決議涉及我國94家企業，貿易余額達6.23億美元，一些出口市場和產品結構比較單一的企業，已因此次事件瀕臨破產境地，這些企業中涉及的勞動力近5萬人。禁止進口的原因是我動物源性產品中氯霉素超過其規定的0.1-0.3PPB。當時，僅在荷蘭鹿特丹港滯留的我動物源性產品就有265個貨柜。而且，被歐盟檢出問題貨柜的數量不斷增加。一旦銷毀，我出口企業將遭受巨大的市場損失。按歐盟規定，凡含有2%-3%動物源性成分的加工食品，均要延伸追溯，從市場上召回銷毀。2002年3月中下旬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組團，赴盧森堡、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典、丹麥六國進行民間游說和交涉工作，發現荷蘭和德國官方實驗室做出的微量氯霉素對人體不造成危害的實驗報告以及荷蘭對出口到美國的小牛肉氯霉素檢測標準為不超過10PPB的立法規定，但歐盟對公眾隱瞞了一定含量的氯霉素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的試驗結果。歐盟一方面以中國產品氯霉素超標為由禁止進口，同時卻允許其成員含氯霉素的動物產品向其他國家出口（包括對中國出口的北極蝦也檢出氯霉素超標）。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此外，歐盟要求我動物源性產品中氯霉素含量標準不得超過0.1-0.3PPB，但實際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實驗室的儀器都難以做到，不要說發展中國家的實驗儀器，即使是歐盟各國本身也不具備對所有產品實行氯霉素含量精確檢測的條件。據說，歐盟目前只有兩家實驗室有能力檢測到0.3PPB。因此，連歐盟的進口商也認為，“歐盟是把自己還做不到的事強加給不發達國家，是把目前國際上還沒有科學定論的東西用自己的法律套住別人，是對不發達國家的一種新的掠奪?！?/p>

（二）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

新貿易壁壘對企業的間接影響表現在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一是企業技術、環保及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產品成本，從而喪失了產品價格優勢，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國內缺乏先進的測試設備，進口大量設備增加了出口企業成本。三是企業要獲取相關認證的費用也相應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具體表現形式有：

1、沒有獲得有關認證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大大降低。目前，由于人們對健康和環境越來越重視，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企業的產品或有環境標志認證的產品越來越受青睞，這就導致沒有取得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企業的產品或沒有獲得環境標志認證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大大降低。獲得環境標志的產品表明，它不但符合質量標準，而且在生產、消費和處理過程中也符合環保要求，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不會造成損害。如果市場上有兩件同樣的產品，一個有環境標志，另一個則沒有，那么，即使前者的價格比后者要高，消費者也往往會選擇前者。例如，廈門絲綢進出口公司的絲綢衣料很受該公司法國合作伙伴的歡迎，法國方面想進口，但由于這些絲綢衣料沒有獲得環境標志，廈門絲綢出口公司的法國伙伴無法從法國政府得到進口配額，因而這項交易沒有成功。

2、為達到相關標準而增加原料成本削弱了產品競爭力。由于發達國家不斷提高產品檢驗檢疫標準，我國企業要達標須采購價格更高的原料，致使生產成本提高，削弱了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如紡織品出口在歐盟國家的檢驗中有幾項重要指標，即染料中的偶氮和19種分散染料（染原料的幾種有害化學成分）是否超標。入世后，紡織之鄉紹興出現了空前的出口好勢頭，但不少紹興紡織品在歐洲國家屢屢受挫，多數問題出在染料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提供染料的化工行業抓起。雖然國內有數百家生產染料的企業，但六成以上的環保型活性染料市場被德國巴斯夫等國外大公司所控制，其價格相當于國內企業的兩倍。但因國內同類染料的性能不夠穩定，紡織品出口企業只好忍痛花高價買進口染料。這樣，我國紡織品的原有價格優勢就岌岌可危了。

3、技術、環保以及改善勞動條件的投入使成本增加，削弱了企業競爭力。由于跨國采購商要求我國企業或產品獲取ISO9000、ISO14000、SA8000及環境標志、安全標志等相關認證，必須對我國企業及其產品的環保、安全和衛生提出更高要求，這對我國大部分企業來說是一個沉重負擔。如果我國企業想成為跨國采購商的供應商，必須要達到其提出的標準和要求。例如，若企業想成為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供應商，提出申請后，GE將派出技術人員考察企業日常管理過程是否符合GE的環保、健康和安全標準，該標準涉及面非常廣，甚至包括夏天防暑降溫與冬天保溫設施是否齊全，廠房安全出口的設置是否合理，對工人的醫療處理設備、食堂建設等，具體指標依據每個供應商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技術人員根據實地考察做出評估報告，并根據報告列出這家企業需改進的項目。如企業愿意配合使企業達到GE的標準，就有可能實現合作?？疾炫c改造完成以后才下訂單。顯然，企業有獲得訂單，必須投入相當人力、物力和財力，然而有時僅拿到少量的訂單。

4、過高的檢驗檢疫費用導致產品競爭力下降。由于進口國高昂的檢驗費用，使我國原本很有競爭力的產品失去了價格競爭力。2002年以來，日本對我國出口的農產品、水產品檢驗檢疫措施不斷強化，檢驗檢疫范圍已涉及所有對日出口農產品、水產品品種，增加檢測農殘的品目達43種；批批檢驗導致進口通關放慢，加大滯港費用，增加檢驗成本，這些都大大增加了檢驗費用使之占到貨值的44%，并造成產品品質下降，以致產品失去競爭力，從而達到迫使日本進口商減少訂貨的目的。例如，日本對我出口鰻魚實行機場48小時的吊水檢驗造成大量死亡，迫使我鰻魚停止對日出口。據統計，2002年我國制作或包藏的河鰻（考鰻）出口，數量比上年減少8.6%，金額減少4.6%。再如，蔬菜保鮮期短，而批批檢驗導致進口通關放慢，造成蔬菜品質下降，同時由于抽樣數量增加，檢驗費用從原來每批次5萬日元提高到80萬日元，高額的費用迫使日本進口商陸續取消我國的訂單。

5、昂貴的認證費用導致企業產品競爭力下降。發達國家經常要求我國產品取得認證才能進入該國市場。然而取得和維持認證的費用非常高，這直接影響產品的競爭力。比如，建立及實施ISO14001認證的費用高昂，這些費用包括長期環境審查及建立環境管理體系的技術咨詢、認證費用以及改善環境污染的設備、污染物檢測、員工環保培訓費用等等。目前我國申請ISO14001認證的費用，僅咨詢費、體系建立費用、審核費和認證費用一般需20-30萬元（未包括環保設備投入）。這對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更是難以承擔。

二、我國的應對之策

新貿易壁壘在21世紀將成為世界上主流貿易壁壘，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由于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大都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力成本低是我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所以新貿易壁壘對我國的沖擊將更大，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中面臨的最大障礙，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應對新貿易壁壘，關鍵在于企業全面提高綜合競爭力，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檔次，加強環境管理和職業安全管理，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從綜合能力上縮短與發展國家企業的差距。同時，由于新貿易壁壘涉及到技術、法律以及行政管理等各個方面和各個部門，政府須發揮主導作用，幫助企業提高綜合競爭力，突破新貿易壁壘。

（一）政府對策

1、制定出口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國家的基本戰略，出口貿易也就必須服從于這個基本戰略，這就要求不僅要追求出口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出口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根據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對外經貿部門還應建立出口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可持續發展評估指標體系，鼓勵那些有利于環境的產品出口并在信貸上予以支持，在條件成熟的沿海開發區建立可持續發展示范區，樹立幾個在出口可持續發展上作出貢獻的典型企業。

2、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技術法規和標準體系。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發達國家使用最多的新貿易壁壘將是技術法規和技術標準。上個世紀80年代初，英、法、德等國采用國際標準就已達80%，日本新制定的國家標準有90%以上是采用國際標準化組織標準。與此同時，我國技術壁壘的整體水平與發達國家有二三十年的差距，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遠遠不能適應要求。90年代以來，我國加快了國際標準采用速度，1997年以后制定修訂標準的國際標準采用率已占60%，但從整體看，我國采用國際標準的狀況仍很落后。因此，要采取進一步措施加快采用國際標準的步伐。另一方面，文本的采用不等于產品的采用，采用國際標準的重點在企業，最重要的是推動一大批出口企業積極采用國際標準。

同時，我國應組織更多的標準化專家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把我國的一些意見和要求，充分反映到國際標準中去，為我國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創造條件。為此，建議有關部門要認真研究發達國家標準化工作的動態，積極承擔ISO秘書處和其他標準化組織的工作，爭取將我國制定的水平較高的標準納入國際標準中，或在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標準期間充分反映和體現我國的意見和利益。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積極參加國際標準的制定活動，跟蹤國際標準制定的全過程。對于因標準問題產生的國際貿易摩擦，我國應參與協調，從而不僅能挽回直接經濟損失，同時能積累寶貴的經驗。

3、建立統一規范的產品認證認可體系。認證是證明企業所生產的終端產品及生產管理體系符合某種法規和標準的合格評定程序。雖然大多數認證是自愿性的，但它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產品認證和管理體系認證，質量認證及環境認證，都是企業通向國際市場的一盞綠燈。很多企業產品就是因為缺少認證而被國際市場拒之門外。所以政府須建立統一規范的產品認證認可體系，確保認證機構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堅決取締不嚴肅的認證機構，鼓勵國內認證機構發展壯大并積極與國外知名認證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建立與國際和國外權威機構認證的相互認可機制。相互承認彼此的認證是消除貿易認證帶來的技術壁壘的通行作法。例如，歐盟以外的認證機構可通過政府和認證機構間相互承認合作評定的協議獲得歐共體授予的“被指定機構”資格，從而使自己的產品在國內獲得認證后即可順利進入歐洲統一市場。因此我國應積極開展這項工作，提高我國產品聲譽，節省產品在重復認證中的巨額花費。

進一步加強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和種類環境標志、安全、衛生標準和社會責任標準等認證機構的建設，提高認證機構作為獨立第三方認證主體的服務功能，擴大認證范圍，提高認證工作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實現國際互認，全面為社會、為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同時，要增加技術設備配置，加強技術人員培訓，形成建立綠色屏障的技術隊伍和技術能力。

4、建立新貿易壁壘的預警機制。建立新貿易壁壘的預警機制對于我國對外貿易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因為國際標準化機構和各國政府及其標準化機構經常對其技術法規和標準進行修訂，如果企業信息不暢，不能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法規或標準要求生產產品，在出口時就會遭遇壁壘。因此，建議有關政府部門盡快建立國外新貿易壁壘的預警機制，以負責收集、跟蹤國外的新貿易壁壘措施，建立國外新貿易壁壘信息中心和數據庫。同時，認真研究新貿易壁壘對我國主要出口產品的影響，采取積極措施應對之，創造良好的出口環境。在獲取國外新貿易壁壘信息方面，我們應充分利用世貿組織各成員方在《貿易技術壁壘協議》和《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議》下提供的有關技術標準、法規的國家級咨詢點。另外，可利用駐外經商參贊處等機構及時收集國外環境技術壁壘信息。國家通過建立相關的信息數據庫和網站，方便企業查詢，為企業提供相關咨詢服務。

5、發揮行業協會、進出口商會等中介組織的作用。行業中介組織應在信息情報支持、組織企業應訴等方面發揮政府和企業無法取代的作用，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應樹立為企業服務的理念，積極幫助企業應對新貿易壁壘。

6、加強新貿易壁壘知識的宣傳、培訓和普及工作。由于大多數企業對新貿易壁壘沒有足夠的認識，所以應加強新貿易壁壘的研究和人才的培養，加強新貿易壁壘知識的宣傳和培訓普及工作，讓出口企業越來越重視新貿易壁壘并及時采取措施應對。

（二）企業對策

1、出口生產企業應實施以質取勝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企業應提高技術水平、注重環境保護和職工的勞動條件，從整體上提高企業競爭力，從根本上突破新貿易壁壘。

2、提高企業管理水平，企業的組織結構、戰略管理及經營管理等必須適應科技時代和環保時代的要求。企業可以將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標準與企業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出適合自身的管理方法，從制度上保證產品質量品質和環保品質，從而在國際市場上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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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北京100088）

中圖分類號F744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環境與貿易之關系是近幾十年來各國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一國政府為保護環境而采取的各種政策、措施往往因為威脅、損害了其他國家的貿易利益而受到多種質疑，引發各種貿易爭端。素有“經濟聯合國”之稱的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WTO），在處理成員方遞交的此類爭端方面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本文結合GATT/WTO爭端解決歷史上的相關案例，總結、歸納WTO在審查成員方為環境目標而采取的單邊貿易措施/單邊環境貿易措施的合法性方面的立場、規則和紀律。

關鍵詞：單邊環境貿易措施；例外條款；域外管轄；透明度；國際環境法規范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有關環境與貿易問題的爭論也愈演愈烈，“過去十年中，人們對貿易與環境、勞工標準之間聯系的興趣重新涌現”。環境的惡化觸及和動搖了自由貿易的物質基礎，作為多邊貿易體制法律和組織保障的WTO，如何使WTO有關環保貿易條款在實施中找到自由貿易和環境保護的最佳平衡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宗旨是擺在WTO面前的現實難題。

這些問題包括：1、環境法規對貿易的影響（競爭力問題）；2、與環境相關的標準對貿易的影響；3、為環境目標而采取的貿易措施的合法性；4、貿易和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效應。其中第三個問題主要包括多邊環境協定中的貿易措施和一些國家單邊采取的貿易措施，如限制或禁止進口、許可證制度、征收環境附加稅等。本文將重點論述國家采取的單邊環境貿易措施在GATT/WTO體制下的合法性問題。

二、GATT/WTO體制下的相關規定

（一）、GATT/WTO共有的規定

重審歷史，我們發現有關環保與貿易的關系并非是GATT/WTO全新的課題，只不過GATT的起草者們并未料到今日面臨的嚴重環境問題，畢竟促進自由貿易的增長是GATT當時頭等重要的任務。以下是GATT時期有關環保和貿易的條款，這些條款也為WTO所繼承，被認為是解決成員間有關環保和貿易爭端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據。

1、按照《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條、第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締約方可以在不違反國民待遇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環境計劃自行決定對進口產品征收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環境稅費。但同時限定條件，包括：（1）所征收的環境稅費在計算上必須合理；（2）所征收的環境稅費必須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不能對進口產品和出口產品搞差別待遇。（3）不能將對進口產品征收環境稅費的方法對國內生產提供保護。

2、第11條關于進出口產品數量限制的規定，一般而言，WTO禁止實行數量限制，但不適用于下列措施；（1）是出口締約方出于糧食或其他必需品的嚴重短缺而臨時實施的出口禁止或限制；（2）是為實施某些商品歸類、分級和銷售法規而必須實施的進出口限制；（3）是在符合某些特定條件下的對進口農產品和魚制品的進口限制?？梢钥闯觯@些例外均直接的或間接地可歸于一國出于環保目的而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從而獲得WTO義務的豁免。

3、關貿總協定第20條關于一般例外的規定。具體內容為：“在遵守關于此類措施的實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阻止任何締約方采取或實施以下措施：……規定締約方可以為保護環境采取下列措施：“(B)為保障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為保護可用竭的天然資源有關的措施，如此類措施與限制國內生產或消費一同實施……”。鑒于該條（B）和（G）款被普遍認為與環境保護有關，也是成員方引用最多、分歧最大之處，在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踐中亦形成了一套相對系統的適用規則，在接下來的具體案件分析中，將以此為主要法律依據展開論述。

（二）、WTO對環境貿易條款的發展

一方面來自發達國家、環保組織的壓力，一方面也是出于環境與貿易之間的能動關系，WTO對環境與貿易關系的課題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

1、《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議》序言：“……而且按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使世界資源獲得最佳利用，力求兼顧保持與維護環境，并以符合經濟發展不同水平的需要和關注，加強達此目的的措施……”，明確將可持續性發展納入多邊貿易體制，而且這也是“環境”字眼首次出現在多邊貿易協議中。

2、其他各項一攬子協議中所包含的環境條款。包括《貿易的技術壁壘協定》、《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補貼和反補貼措施協定》、《農業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中的相應規定，主要為成員方采取的與環境有關的措施設定了紀律和行為準則。

3、WTO成立后有關部長會議的宣言、決議。如2001年第四屆部長會議通過的多哈宣言中的《貿易與環境》工作計劃。

小結：從以上歸納可以看出，與其他投資、知識產權等議題不同，世貿組織并未形成關于環境保護的單項協議，而是主要通過成員方在環境保護方面達成的合意以“環保例外+限制條件”的條款形式加以表現，其規則具有分散性、原則性、高度抽象等特點，從而導致相關環保條款只有在訴諸爭端解決機制后，才得以逐步澄清、確定和發展。因而，對WTO案例的研究在環保方面具有相當大的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價值，下面結合GATT/WTO史上的經典案例就以下幾個在適用過程中出現爭議和分歧較多的問題加以分析和澄清，從中總結、歸納WTO在處理該方面形成的規則，推敲WTO對該問題的態度和基本原則，以期對成員方的行為起到一定的指引和調整作用。

三、案例分析

（一）對條文用語的擴大/松動解釋

適用WTO條款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解釋條文的含義。解釋的原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WTO在環境保護和自由貿易之間進行協調的能力。爭端解決機構在對有關協議的適用和解釋方面，一改GATT爭端解決機構的保守作風，積極致力于對環境貿易關系的協調，在對條文用語的解釋上，明顯地放松了標準，更加注重了環境保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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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產生 二戰后，隨著世界貨物貿易的快速增長和跨國公司及國際旅游的推動，國際服務貿易迅猛發展。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快速增長，各國間的服務貿易摩擦日益激烈，特別是當世界經濟在 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入低迷期后，各國為了保護自己利益而制定了更多的貿易保護壁壘，新 貿易保護主義在這一時期受到眾多國家的推崇。這些壁壘嚴重阻礙了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 雖然期間許多國家制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但于整體國際形勢并未起太大作用。為了調整日趨激烈的國際服務貿易爭端，為了消除太多不必要的服務貿易壁壘、保證貿易各方的權益以及促進各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建立一個多邊服務貿易的國際協定成為眾多國家的要求。這是GATS產生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國際性的服務貿易協定，以使這些國家可以更快更容易的把服務貿易的觸角深入到不發達國家的更多部門。

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中占絕對優勢的無疑是發達國家，進行跨國性的服務貿易可以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如美國進行產業調整后，希望借服務業的貿易順差彌補其巨大的貨物貿易逆差。據統計，1993年在10200億美元的國際服務貿易中，位居前六位美、法、德、意、英、日共占48.6% ，而其中美國就占近六分之一，在與進口相抵后，還順差541億美元。因此，1982年的GATT部長級會議上，在美國的積極倡導下，發達國家要求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結合在一起的“一攬子”談判，希望以貨物貿易的讓步為籌碼換取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市場。在1984年11月的GATT第40屆年會上，決定成立相關工作組，并在1986年9月的埃斯特角部長宣言中將服務貿易協定議題列入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經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艱辛談判，最終的妥協結果就是1994年產生的GATS。

再有，在服務貿易領域，發達國家技術強、資本雄厚，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服務部門占據相對優勢，而發展中國家服務業起點低、基礎差，服務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在信息、知識、科技領域還處于落后之勢。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發展中國家迫切希望本國服務業能得到長足發展，希望在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行業上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占一席之地，同時也希望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獲取發達國家的技術、資金、信息、管理經驗等來提升服務業整體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外重要也是發達國家瞄準的一點就是在服務貿易上的妥協能帶來貨物貿易的大量出口承諾。因此，如何既能保護本國服務業又能促進服務業提升和促進貨物貿易出口就成了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的重要問題。而談判結果GATS中也確實有了能保護不發達國家的協議，如“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等。

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總體結構與主要內容 (一)GATS的總體結構 GATS全文由六大部分29個條款和8個附錄構成，序言部分明確了制定服務貿易協定規則的基本宗旨，29個條款規定了各成員方的基本權利和應遵守的義務，8個附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目的是處理一些敏感的、與國家主權和安全相關的金融、電訊、運輸和自然人流動等重要服務部門及其服務提供方式的特殊問題。

六大部分中的第一部分(第一條)對服務貿易的定義及GATS協議的適用范圍作了規定，第二部分(第二至十五條)是GATS的核心部分，規定了各成員方的“一般責任和紀律”，包括最惠國待遇、透明度、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等，第三部分(第十六至十八條)為特定承諾，包含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附加承諾，是各成員方提出并要遵守的特定義務，第四部分(第十九至二十一條)逐步自由化，有特定承諾的談判、特定承諾清單、承諾清單的修改，規定了通過談判逐步實現服務貿易 自由化的目標，第五部分(第二十二至二十六條)是制度條款，包含磋商、服務貿易理事會、技術合作、爭端解決和實施、與其它國際組織的關系，主要是規定了國際服務貿易管理組織及爭端解決機制等，第六部分最后條款主要對相關概念進行了定義。

(二)主要內容 宗旨：在適當考慮國內政策目標的同時，通過連續不斷的多邊談判，促使各成員在互利的基礎上獲益，并保障權利和義務的總體平衡，早日實現更高水平的服務貿易自由化。GATS的最終任務是服務貿易自由化，在各國服務業發展不平衡的時候，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只能是逐步的。 目標：建立一套包括服務貿易各項原則和規則的多邊貿易框架，藉以在有透明度和逐步實現自由化的條件下擴大服務貿易，作為促進所有貿易伙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的一種手段。GATS的最終目標是要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各成員方能夠獲取經濟增長和提升世界福利。 對服務的定義：WTO關于服務行業的分類是以GATS來界定的，服務業定義為四種，官方名稱分別為：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現今對于哪些行業屬于服務業以及怎樣分類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服務貿易總協定》適用于以各種形式提供的各種國際貿易。 普遍義務原則：是各成員方都應該無條件遵守的義務，主要原則如下：

第一，最惠國待遇原則：在GATS協議覆蓋范圍內，各成員方給與任一成員的服務或服務提供 者的待遇，應無條件地不低于給予任何其他成員國相同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的待遇。即意味著要平等地對待所有成員伙伴，GATS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適用于除被各成員方列入豁免清單外的所有服務貿易部門。

第二，透明度原則：除非在緊急情況下，各成員方應迅速將所有涉及或影響本協定實施的有 關措施，最遲在它們生效以前予以公布，如果它是涉及或影響服務貿易的國際協定的簽字國，該項國際協定也必須予以公布。根據GATS，各成員方必須公布所有相關法律和規定，并建立咨詢點，以便其它成員方可獲得相關服務部門的法律法規信息。 第三，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原則：各締約方通過對承當特定義務的協商，使發展中國家在國 際服務貿易領域能更多的參與，GATS特別關注到了最不發達國際的服務貿易發展。不足的是沒有太多硬性規定來保證這一原則的實施。 特定義務或稱具體承諾：是各成員方通過列舉清單的方式遵守的義務，主要包括下列原則：

第一，市場準入：各成員國應以低于其在減讓表上已經同意提供的待遇，給予其他成員國的 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原則。是各成員國通過談判作出并約束各自市場開放的承諾。

第二，國民待遇：成員國在減讓表中記載的服務部門，對本國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的各種 條件和資格要給予任何其它成員國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不能實行差別待遇。即指對本國國民和外國人給予同樣的待遇。在GATT中它是一條普遍義務和原則，但在GATS中僅僅用在列舉在清單中的部門，所以它被列入具體承諾中。 例外和豁免：考慮到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其獨特型，作為一般義務的最惠國待遇原則的特殊情況可以列舉豁免清單，同樣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也可以有例外。 協商和爭端解決：GATS成立了理事會，對國際貿易磋商和爭端解決措施作了規定。 附錄：GATS最后一部分為四類附錄，即最惠國豁免附錄、對特定服務如金融、空運的特殊性加以說明的附錄、對自然人流動、電訊服務提供方式加以規定的附錄、繼續就金融、基礎電訊、海運進行談判的附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重要組成部分。

三、關于GATS的幾點思考

第一，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的理論分析。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貿易完全自由化是雙贏的，但新貿易保護理論在剔除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后，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自由化并不總是雙方受益，世界福利也不一定提高。特別是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大多數部門是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新型服務業表現出較強的規模報酬遞增，而發達國家擁有大部分實力較強的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新型服務業，如果國際服務貿易快速完全自由化，擁有比較劣勢的發展中國家將失去國際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帶來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散失和福利的下降?；诖耍贕ATS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自由化的爭論與妥協結果為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第二，最惠國待遇的“無條件”和“有條件”爭論。最惠國待遇原則是從GATT 中搬過來的，是GATS中的一般義務原則，但最惠國待遇原則也是有條件的，這通過其豁免清單反映出來。由于考慮到：一是世界各國服務業發展相當不平衡，而服務領域中很多敏感的、涉及國家主權與安全的、有關民族道德文化的市場是不允許其它國家輕易進入的，加之服務行業具有高壟斷性的特點，最惠國待遇的“完全無條件”在服務貿于中還不太可行;二是承諾高的成員國反對承諾低的成員國免費“搭便車”，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了讓發展中國家開放更多、更深的服務市場，就利用豁免清單來作為談判的手段。最終，GATS開出了例外，在附錄中給出了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豁免清單，使“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變相為“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由于通過“否定清單”表現出來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具有較大的隨意性，過多的、不合理的、頻繁變更的豁免內容可能會影響到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謹慎性。當然，如果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豁免清單可以保護其國內的幼稚服務行業。但事實表明，由于某些原因，發達國家豁免單上的內容要比發展中國家的更多。 最惠國待遇的“有條件”和“無條件”之爭，說明其在服務領域中適用的特殊性，它既要考慮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又不能忽視各國在服務貿易中的發展不平衡性和服務貿易的復雜性。但總的來說，正是因為必須無條件遵守的“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服務貿易才朝著自由化的方向前進。

第三，市場準入的困境。市場準入是各成員國承擔的特定義務而不是一般義務，是對各國服 務貿易水平不平衡的承認的表現。出于競爭、國內保護、文化因素、國際安全等原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允許國外服務提供者的自由進入。所以，市場準入是以“肯定清單”的形式作出具體承諾，并分為部門承諾和水平承諾，可根據各成員方實際情況，確定市場準入的部門和開放到何種程度。對于不太愿意開放服務市場的成員國來講，這些條款對其是極為有利的，但對需要開放服務市場的成員國來說，該如何應對來自國內某些利益集團的保護主義壓力成了市場準入承諾的困境。

第四，服務貿易中的國民待遇究竟如何定位。最惠國待遇是進入市場時的公平待遇問題，而國民待遇則是進入市場后的公平待遇問題.經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激烈談判，最終GATS把國民待遇準則以“肯定清單”的方式提供具體承諾。不過，如何定位國民待遇則是各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

因為：一是對敏感的、涉及到國家經濟與國防安全等行業，各國政府對內、外服務提供者是否能一視同仁;

二是由于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都包含公平競爭，一成員方可能會將兩者聯系起來，借由國民待遇的不公要求另一成員方取消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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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得來說，貿易摩擦的發生由于兩方面原因導致:(1)外部原因：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的到來，貨物，資金，人力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這就對各國的貿易制度和規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這些要求不可能很快實現，隨著雙方貿易關系的日益密切，雙方貿易摩擦不可避免。(2)內部原因：我國自身的貿易中也存在誘發貿易摩擦的原因。我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相似，國內企業的無序競爭導致大量項目重復，產品存在很大雷同。國內企業對發展中國家提起的貿易摩擦的應訴積極性不高。

二、發展中國家與我國貿易摩擦的現狀及分析

1.發展中國家對華貿易摩擦的現狀。綜合1980年～2005年期間的世界對華的貿易摩擦數據時，可以分析得出：上個世紀的80年代，對華提起反傾銷指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如美國，西歐等。而到了9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加入到對華反傾銷的行列中，如印度，土耳其，巴西，希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世界各國對華反傾銷案件劇增，短短三年就有151件，發展中國家發起了99件，占到65.6%，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已經遠遠多于西方發達國家，并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摩擦呈現出以下的一些特征:貿易摩擦程度較淺，在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發生的貿易摩擦中，貿易摩擦形式比較單一，常常表現為“反傾銷”;涉及的領域主要是集中在紡織，化工產品，金屬制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貿易摩擦涉及中國的案件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執行反傾銷的力度大，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的反傾銷執行率超過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而在反傾銷稅率上，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常采用敵視性的超高反傾銷稅率，帶有明顯的惡意性。

2.貿易摩擦特征分析。(1)發展中國家執行反傾銷的力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我國的政府和企業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歐美市場，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反傾銷訴訟案件不太重視，造成了這些國家得寸進尺，另一方面是由于發展中國家法制不太完備，反傾銷法律和訴訟程序透明度低，行政機關擁有過多的影響力，中國企業在信息極不充分的情況下不知道如何應戰。(2)涉及領域不廣的內在原因。由于歷史的客觀原因，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這就導致了其居民的消費購買力較弱，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不透明，政治環境不太穩定等各種原因，影響了企業間進行貿易來往的想法。到目前為止，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在我國整個對外貿易的份額中所占的比例不到20%，決定了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領域不會很廣。

3.涉及中國的貿易摩擦案件越來越多的原因。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多公司紛紛把注意力投向亞、非、拉等第三世界。這就造成了中國大量“價廉物美”的產品的大量的涌入，給當地的相關行業帶來很大的沖擊，且從宏觀來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法制并不健全,保護主義思想在其國內也比較盛行，從而導致我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摩擦越來越頻繁，各種貿易摩擦屢見不鮮。

篇（8）

1中美貿易現狀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2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1)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3)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4)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5)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6)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3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1)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2)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3)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②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③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5)慎重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與匯率機制問題。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發揮匯率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作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必須慎重，應選擇就業壓力較小、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市場相對平穩的時機改革。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增加外匯交易工具、培育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匯率風險意識等，為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積極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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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使他們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1〕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記》（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葉?！?〕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5〕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Constant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薄?〕

從17世紀2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8〕雖然瓷器、漆器、絲綢和其他中國商品的需求由于歐洲“中國風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長，但公司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19世紀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都占其總貨值的90％以上，在其壟斷中國貿易的最后幾年中，茶葉成為其唯一的進口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關，而且對英國財政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獲利都在一百萬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90％，〔1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1〕

荷蘭是18世紀西方各國中僅次于英國的最重要的對華貿易國。荷蘭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類：茶、瓷器、粗絲、紡織品（包括絲綢、南京布等）、藥材雜貨等?！?2〕雖然荷屬東印度公司（VOC）最早將茶葉從中國運往歐洲，但直到18世紀40年代初，其輸往歐洲的茶葉主要購自來到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在18世紀最初的十年間，荷印公司在與巴城中國帆船的易貨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萬盾的盈余?！?3〕隨著歐洲對茶葉需求的迅速增長，荷印公司已不滿足于中國帆船運往巴城的茶葉數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葉貿易繼續進行的同時，荷印公司從荷蘭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廣州購買茶葉。其中兩艘船中途遇難，另外9艘船運回總共1350000荷磅（1擔＝125荷磅）的茶葉，價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貨值的73.9％，獲純利2334459荷盾?！?4〕由于用來購買茶葉的白銀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會放棄從荷蘭直接派船到中國的努力，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買茶葉，同時仍鼓勵中國帆船在巴城的茶葉貿易。1740年，荷蘭殖民者盡屠巴城華人，巴城華商貿易網絡破壞無殆，〔15〕茶葉貿易隨之衰落。到18世紀50年代，巴城茶葉貿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對華直接貿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侖戰爭而退出對華直接貿易。從18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

資料來源：Jorg,Prcelain,P.217-220.

從第一艘美國船到達中國起，茶葉就是其尋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國皇后”（EmpressofChina）號首航廣州，帶回3002擔茶葉，價值66100兩白銀，占該船總貨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歐洲船只那樣幾乎主要從事茶葉貿易。1792年，6艘從廣州回航的美國船的總貨值為317270兩白銀，其中茶葉11538擔，價值為165440兩，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8〕1840年，美船在廣州購買貨物總值2766240兩白銀，茶葉價值1411391兩，仍是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9〕在19世紀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華出口貨物中，茶葉價值約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葉貨值首次超過60％，達到65％。〔20〕1840年，美船購買19333579磅茶葉，占其在華購貨總值的81％?！?1〕

在18世紀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法國、瑞典、丹麥、美國的對華貿易中，茶葉所占的中國貨值比率也高達65—75％不等?！?2〕由于英國茶葉進口稅高達100％，歐洲大陸國家購買的茶葉歷來靠走私進入英國獲利。1784年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條例（CommutationAct），英國本土茶葉消費稅由100％降至12.5％?！?3〕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來源逐漸枯竭，加上走私茶葉入英國已無利可圖，他們在1885年以后逐漸退出茶葉貿易。廣州的茶葉貿易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為美國商人分享。前幾年，廣州每年出口茶葉350000擔，價值94450000銀元，占中國出口貨值的70％?！?4〕二、白銀：西方購買茶葉的主要支付手段

當18世紀20年代以后歐洲各東方貿易公司競相從事對華貿易時，他們均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來支付購買茶葉的費用？歐洲產品幾乎在中國找不到銷售市場！18世紀的中國經濟建立在手工業的農業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達的手工業和國內市場使中國在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國見聞錄》（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寫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薄?5〕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和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使歐洲產品的中國市場非常狹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亞當·斯密（AdamSmith）說過，當社會財富增長時，對白銀的需求有兩個層面的動力，一是作為貨幣促進商品的流通，二是作為奢侈品的標志?！?6〕在當時的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種動力，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作為主要通貨的銅錢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交易，世界上尚無第二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銀。而歐洲人對茶葉的需求僅能用白銀支付。大規模的中西貿易由此找到的支點：西人用白銀交換中國的茶葉！

甚至早在古羅馬時期，西方已需要用貴金屬購買絲、絲綢與香料?！?7〕16世紀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從日本、歐洲和美洲運來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絲綢?！?8〕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成為最大的茶葉買主，18世紀末，美國成為第二大茶葉買主。從18世紀20年代至前，流入中國的白銀絕大多數由英、美人輸入，主要用于購買茶葉。

17世紀中葉以后直到18世紀末，銀元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輸華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英人的銀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屬地。銀元通常被裝箱輸往中國。每箱一般裝4000個銀元，1637年英船首航廣州，就攜帶62000西班牙銀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紀初，中國貿易規模尚小，英人對華輸出只相當于對印度輸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官員在和印度的貿易中投資430000鎊，其中實物部分為111000鎊，白銀320000鎊，其投資的利潤率為100％?！?1〕在1708－1712年間，英人每年對華出口商品值僅5000鎊，而出口白銀則高達50000鎊?！?2〕從18世紀中葉，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資料來源：1760-1799年的數字見：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數字見：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國貿易。我們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載7099068兩白銀或每船平均攜帶白銀109226兩?！?3〕若以109226作為178艘英船每船攜銀的平均數，則在1700—1753年，英船共運19440000兩白銀到中國。

18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擴大對華的貨物出口，主要是鉛、錫和棉花，白銀在總貨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迅速增長，白銀輸華的絕對量仍持續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對華輸出貨物值174000兩，白銀219000兩?！?4〕1760—1770年，公司對華輸出總值中，白銀約占50％。到1795-179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3％?！?5〕但由于每年對華輸出總值高達5373015兩，白銀輸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兩。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輸華白銀與1758-1762年相當。即每年219000兩，則在1754-1759年間，英人共輸1314000兩白銀到中國。通過以上推算，我們可估計，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1823年以后，英人已無需再運白銀前往中國了。荷蘭人在18世紀也輸出大量白銀到中國。但在18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無需主要依靠白銀來購買茶葉的。雖然荷印公司也曾從事過荷蘭與廣州的直接貿易。由于荷蘭開拓了大片東方殖民地，擁有在中國市場上暢銷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荷蘭人堅持對華易貨貿易的戰略，以熱帶產品與中國帆船交換茶葉，這一戰略在巴城中國帆船貿易時期似乎實行得相當成功。隨著歐洲市場對茶葉需求迅速擴大，荷人擁有的胡椒之類熱帶產品在中國市場之外也相當暢銷，因此，荷人不得不從歐洲或亞洲其他地方商館調運白銀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來購買茶葉?！?6〕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30年代，每年從荷蘭運往巴城的白銀多達6800000—7900000荷盾?！?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從荷蘭直接駛往廣州，其總貨值為2533359荷盾，白銀占96％?！?8〕1735年后，荷印公司決定放棄荷蘭與中國間的直接貿易，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貨資本為每船30萬荷盾，〔39〕其中部分資本用來在巴城購買胡椒等產品以便銷入中國，換取茶葉。在18世紀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約50萬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達150—200萬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銷售額高達300萬荷鎊?！?0〕300萬荷鎊胡椒約值180000兩，相當于荷人在廣州購買的茶葉價值。由于三角貿易使荷人在巴城購買的茶葉費時較長，茶質也差，難以在歐洲市場上與其他西方公司競爭。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荷蘭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樣，荷蘭產品也無力在中國打開銷路，因此公司決定，從荷蘭出發的船只每艘攜帶30萬荷盾的銀元前往中國?！?1〕從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樣，主要以白銀購買中國茶葉。

雖然美國商船遲至1784年才到中國，但不久之后，他們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茶葉買主和最大的白銀供應者。在中美貿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參與皮毛在中國銷路頗佳，其貨值足以支付所購買的中國商品的貨值，19世紀初以后，美商的皮毛來源逐漸枯竭，其在廣州的皮毛市場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競爭，白銀成為美國支撐對華貿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歐洲購買制成品銷往拉丁美洲，換取白銀后，繞南美合恩角前往廣州購買茶葉、絲綢和瓷器。在1805—1840年間，美商共運61484400兩白銀到廣州，每年平均1607899兩。

根據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美國人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45〕

歐人和美人輸華的白銀都來自西屬美洲。美洲白銀生產集中于兩個地區，即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秘魯所產白銀占西班牙屬美洲輸出白銀總量的65％?！?6〕1581—1600年，僅是上秘魯的波多士銀礦（Potosi）每年就生產白銀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18世紀初以后，黑西哥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1803年，黑西哥所產白銀占全美洲的67％?！?7〕從18世紀以后，80—90％的美洲白銀都由西班牙的“銀船”運往歐洲。由于歐亞貿易的迅速擴大，從美洲輸往歐洲的白銀大部分又轉輸到東方。研究美洲白銀流通史的著名學家威爾遜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無疑問，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歐洲出口的白銀至少與其接受的白銀一樣多?！薄?8〕

歐洲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的迅速發展導致西班牙銀元大量持續流入中國，銀元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地區，越來越多地取代銀塊作為通貨使用。廣州的商務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銀元結算。美洲白銀持續流入歐洲成為歐人對華貿易的基礎。然而，西屬美洲的白銀產量與迅速增長的西方對華貿易所需的銀元數量并不同步增長。由于很多銀礦枯竭，從1790年以后，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1811年，西屬美洲爆發獨立革命戰爭。這場持續15年的革命戰爭摧毀了很多銀礦，美洲的白銀產量大為減少。

另一方面，歐人的殖民擴張活動的費用也增加了白銀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間，英人在印度擴張直接統治地盤，在美索爾（Mysore）以及和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戰爭使英屬印度政府財政支出，對現金需求愈為迫切。〔49〕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從倫敦運送白銀到廣州。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將地盤留給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前者在19世紀初以后找到了以鴉片取代白銀作為對華貿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鴉片貿易外，依靠他們與西屬美洲革命者的友誼，在西屬美洲獨立戰爭期間及以后仍可獲得白銀。

三、鴉片：取代白銀交換茶葉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嗎啡、海洛因一樣，鴉片也是罌粟屬植物果實（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鴉片種植的起源時間和地區尚未確定，但在歐洲出現之前很久，就已在中東種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關鴉片的記載：6000多年以前中東的蘇美爾人（Sumerian）就已種植罌粟花作為觀賞之用。公元一世紀，鴉片經希臘傳入歐洲大陸。在小亞細亞，種植鴉片已成為一種行業。〔50〕在中世紀，作為東西方貿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將鴉片種植及其功能的知識傳遍東方各個角落。鴉片于唐代經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中文“阿芙蓉”，“鴉片”，“芙蓉”等名稱即源于阿拉伯語“Afyun”。在西方向中國的商務擴張過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將鴉片作為商品輸入中國。葡人以澳門為基地，將印度麻洼產的鴉片運入廣州，葡人對華鴉片輸出規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輸入中國約200箱?！?1〕可以說在英人于18世紀60年代開始其鴉片貿易之前，中國稍具規模的鴉片貿易尚不存在。

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對華進出口貿易迅速擴大，貿易逆差也日趨嚴重。1765—1766年度。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英國國會通過替代稅法后的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52〕盡管其間英人不斷輸入白銀，但仍不足以彌補迅速擴大的中國商品進口造成的貿易逆差，導致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屢屢發生困難。1784年公司在廣州的財庫尚有214121兩白銀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現了222766兩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達864307兩。1787年，更達904308兩?！?3〕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無論其合乎道德與否。從英屬孟加拉運送鴉片到中國的計劃最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給公司的加爾各答董事會，并得到該董事會成員，公司重要官員惠勒（Wheeler）的支持。該計劃的初衷原為增加稅收以彌補英屬印度政府的財政?！?4〕由于公司的廣州財庫日益支拙，公司駐廣州監理委員會（Supercargos）要求英屬印度總督給予財政援助。其具體作法是：英屬印度政府鴉片批發給有鴉片特許經營權的散商，這些散商在廣州出售鴉片后將收入納入公司的廣州財庫，廣州財庫支付散商倫敦匯票，后者可于英國將匯票兌換成現金?！?5〕英屬印度總督和公司董事會接受了這個計劃，東印度公司專門成立鴉片事務局（OpiumCorporation），壟斷印度鴉片生產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爾（Behar）和比納萊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鴉片產地。比哈爾和比納萊斯處于英國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因此英人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鴉片強迫種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種植鴉片的土地，確定其地界，再通過中介人和居住在鴉片種植區域的農民簽訂合同。根據合同，鴉片種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預付款，收成時再將產品以合同確定的價格賣給公司。如當地農民未和公司簽訂合同就擅自種植和出售鴉片，其財產就立即被沒收?！?6〕農民交付公司的粗鴉片尚需在公司專設的鴉片工廠里精煉、干燥、稱重、裝箱，每箱約重140英磅。〔57〕強迫種植制度使公司僅以每箱300盧比的價格得到鴉片。〔58〕這兩個地區所產的絕大部分鴉片都沿岡吉斯河（Ganges）運到加爾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國。1779年，鴉片在廣州的售價每箱為500—600銀元，三倍于其最初的價格。〔59〕鴉片運銷中國原由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經營鴉片在中國的運銷。轉而在加爾各答拍賣給向公司申請到鴉片經營特許權的散商，由他們具體經營運銷鴉片往中國。〔60〕麻洼則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轄下，在其境內，鴉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樣，可以隨意種植與買賣。麻洼鴉片少部份由葡人運至葡屬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國，大部份由當地人運至孟買出口。孟買為麻洼鴉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約400—500英里，從麻洼到孟買須經過英屬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公司在其管轄地實行一種“鴉片轉運稅”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鴉片過境需付200—400盧比。通過強迫種植和“轉運稅”制度，英國東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和運銷，而且也解決了在廣州的金融問題：印度鴉片在中國銷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

在18世紀最后十年中，每年從印度銷往中國的鴉片約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輸入中國約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對華鴉片輸出，當年輸華鴉片7773箱。1832年達21605箱，到1838年更高達到40000箱。

美國商人也不擇手段地為彌補其對華貿易逆差及與英國人競爭而努力，雖然美船在世界各個角落尋求能在中國銷售的產品以便購買高利潤的中國商品，但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商品來代替白銀以平衡對華貿易。當美國商人獲悉可帶來巨額利潤的鴉片后，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輸出。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其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人因此轉向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其地所產鴉片雖質量稍次，但仍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對鴉片運銷的壟斷之前，是美國人獲得鴉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時開始對華輸出鴉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遲于1805年。當年三艘美船從士麥那攜帶120箱鴉片前往中國?！?2〕兩年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已警覺美國人在鴉片貿易上的競爭。〔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從土耳其運出的鴉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獅子號”（Lion）攜帶11萬銀元和60箱鴉片來到廣州?！?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鴉片高達1900箱，次年的數量更多，主要為美人販運。〔65〕由于英人壟斷了鴉片主要產地，美人輸華鴉片數量遠遠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總共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4925997銀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當于對華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104302948銀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東印度公司從中國的全部出口商品總值。〔67〕

根據馬士的統計，180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達422676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68〕18世紀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鴉片輸入中國。因此，從179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239045040兩。

對于美國人，鴉片貿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購買中國商品的白銀。1827年以后，美人加緊對華輸出鴉片。輸華的白銀隨之劇減。1821-1830年十年中盡管中美貿易有所擴大，輸華白銀則僅有4064400兩，只相當于，前十年的21.5％。

對于英國人，對華鴉片輸出使他們平衡了50多年以來持續的對華貿易逆差，再也無需運送白銀到中國。相反的是鴉片貿易的收入不但扭轉了對華商品貿易逆差，還有大量盈余可換成白銀運出中國，正如當時一位美國商人抱怨：“鴉片貿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夠的錢購買茶葉，而且使他們能把美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運回英國?！薄?9〕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的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1000兩。〔70〕此后公司不斷從廣州運出白銀。

從1812年以后，公司為英國散商提供匯票服務，以轉移其鴉片利潤，運送盈余白銀的事務主要由散商進行。

對于中國、鴉片非法輸入導致嚴重的后果。首先是對人民身心、財產和社會安全的損害。19世紀初以后的30年間，吸食鴉片惡習從沿海迅速擴展到內地，從城鎮到鄉村，從士農工商到達官貴人，無處不在。“一經嗜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薄?1〕由此激發的罪案更不可勝數。其次，導致白銀外流。這又引起銀貴錢賤。19世紀初銀一兩約合銅錢1000文，到前夕，銀兩竟達錢1600文。農工、手工業者和高人平時所得為銅錢，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負擔大為加重，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破壞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吸食鴉片使社會購買力降低，白銀外流引起金融混亂，這些都直接影響了市場交易。1838年林則徐在調查蘇州、漢口等商埠后上疏，“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薄?2〕鴉片對中國的危害深為朝廷有識之士所悉，他們激烈主張朝廷應嚴禁鴉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既然鴉片貿易提供了英屬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維持每年給英國政府提供了300—400萬英磅財政收入的茶葉貿易，既然鴉片是英印中三角貿易的基石，英國總理鮑美斯頓爵士（LordPalmerston）對中國政府禁煙的反應是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

結論

在工業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為其東方貿易提供除白銀之外的任何有較大市場的產品。直到18世紀后期，英國人運往中國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國市場上有一定銷路，然而，銷售印度的產品收入遠不足以購買中國商品。為了購買以茶葉為主的中國商品，從事對華貿易的西方國家都在18世紀運大量的白銀前來中國。當西屬美洲白銀產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擴張費用增加時，歐洲大陸國家難以維繼貿易平衡，紛紛退出對華貿易行列。只有英國人依靠印度的鴉片重建其對華貿易結構，在對華貿易中獲取巨大利潤。當中國政府厲行禁煙的措施使以鴉片為中心的中英貿易結構面臨崩潰危險時，英國政府立即訴諸于戰爭。并非象西方的中國學權威費正清所說的“是一場根源于中西方間不同的經濟形態、政治制度與國際秩序觀念的文化沖突”，〔73〕而是英國追求經濟利益而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與西方在殖民擴張時期于印度、美洲、非洲發動的戰爭在性質上并無任何不同：從商務擴張到武力征服。當時的一位善品中國茶葉的英國人是這樣評述這場用武力強迫中國接受鴉片交換茶葉的戰爭的：“一場從一開始就是非正義的、不擇手段的，使英國人蒙受長久恥辱的戰爭……。不列顛的旗幟從此成為保護交通的海盜旗幟?！薄?4〕

注釋：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葉”并非目睹，而是從一位到過中國的威尼斯人處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烏克斯（Ukers）則認為荷人在1610年從日本和中國輸入茶葉。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蘇珊那”號（Susanna）所載貨值54000兩白銀，茶葉1565擔，價值45000兩，見：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華人甲必丹，大茶商連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見：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葉的數量與美國船貨總值數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葉貨值系推算而出，從19世紀初到30年代，廣州茶葉價值每擔在23-26兩之間，在此以中章價245兩計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該條款同時也規定，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供應本土足夠的茶葉，并以不超過成本加法定利潤的價值出售見：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70－1875》，卷1，第258頁，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參見：莊國土《明季中國絲綢的海外貿易》，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和海上絲路國際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紀下半葉歐洲商船較以前大，但所攜白銀在輸華貨值中的比例也稍低，這兩方面出入可能大體互相抵消。

〔44〕在對美國1805-1944年對華商品和白銀輸出額估算時，各家所據資料不同，其結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參議院檔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歷史統計資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關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載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資料。

〔45〕這個數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經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第11頁，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頁。

篇（10）

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發展中國家很有可能在以下情況下恢復早先的政策：（a）如果他們認定發達國家的貿易干涉是一種變像的“使鄰國淪為乞丐”的方式從而使財富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b）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些理論上的發展為他們本身進行干預提供了根據。科魯格曼將貿易理論的發展通俗地解釋為“新貿易理論”是因為新模型為政府對貿易的干預在某些情況下有利于國家利益提供了可能。

以競爭模式為基礎的標準新古典貿易理論中鼓吹貿易政策能動主義只是將其作為糾正扭曲的一種手段。扭曲源自國際貿易或直接與國際貿易有關。這種貿易扭曲既可以是內生性的也可以是政策所致。內生性的貿易扭曲是與整個經濟相關的，在貿易活動中它是由于市場不利因素造成的。例如，出口的外部因素不完全適合于出口商時，出動就可能不會發生。在開拓國際市場，建立國家和產品的質量信譽，在外國市場上摸索經營的方法和在外國市場上尋求商品和服務渠道時會面臨這些外部因素。出動也可能由于資本市場的不完善而中止。這可能是因為出動因其最終的債務方是外國實體或者風險與貨幣的波動有關或者與在外國市場的經營有關而本身具有內在的風險。也還會出現一些其它形式的內生性貿易扭曲現象，例如，當被動接受價格的消費者和生產者沒有意識到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的市場力量時，或者，當遞增的規模收益導致產生一條非凸狀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時，就會出現內生性貿易扭曲現象。

當貿易干預自身導致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時，政策所致的貿易扭曲就產生了。這種扭曲在國際貿易中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源于進口保護、外匯管制和出口征稅等的扭曲共同形成了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進口的作用。當政策制定者不能或不愿糾正這種扭曲現象時就只有政府干預才能糾正這一偏差，并以對進出口都公正的有效匯率為特征對出口和進口替代具有相同激勵作用的中性策略來消除以上偏差。這樣將可以在比較利益的基礎上發展貿易并改善經濟福利。

但新的貿易理論提供了即使沒有扭曲的情況時，政府對貿易的干預仍能改善福利的例子?？紤]到這一理論內涵的重要性，本文評論了新貿易理論的觀點，并在理論和實際經驗的基礎上，評估了它們與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的相關性。

2.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提出了貿易干預的兩個論點——利潤轉移論（或稱戰略性貿易論點）和外部因素論。利潤轉移論是以許多市場上的國際競爭實質上是寡頭壟斷競爭的觀念為基礎的。在一些文獻中引用的這些市場的例子有諸如半導體、航空和生物科技產品等高技術產品市場。由于壟斷競爭的主要特征就是產品的價格高于生產的邊際成本，進口這一類產品的國家要向出口公司支付租金。這一情況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可能，因為政府可以通過改變公司的決策把生產和有關的租金轉移給國內的公司從而增加國民福利。

外部因素論認為，一些可以產生積極的外部因素的行業和公司也無法發揮它們的最佳社會效應；因此，有賴于政府的有效促進。而這一觀點一直被作為政府進行干預和提供保護的根據。

以上觀點認為，這些行業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因此，必須是政府支持的對象。但實際上，這是非常少見的。

通過國際談判（如烏拉奎回合）以保護專利和知識產權的措施，實行慣例貿易，而研究與開發在這種保護中具有不適應性，對此，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此外，利用貿易工具如出口補貼來改變外部因素并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因為外部因素是國內的扭曲，要求使用國內的工具加以解決。有關貿易扭曲的經濟文獻明確地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最佳的政策干預就是研究與開發或生產貼補。只有當外部因素產生于出動本身而不是從生產時出口補貼才有合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外部因素就與貿易相關，需要通過貿易手段來解決。在新貿易論的文獻中融人了外部因素就反映了普遍性的行業與貿易政策概念的混亂。因此，下面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重點放在唯一與貿易政策相關的利潤轉移論上。

a.利潤轉移論

有三種關于利益轉移論的不同形式。在最簡單的形式中，該論點主張使用關稅來抽取國外的壟斷企業在潛在的進入市場中可能享有的租金。如不存在這種潛在的進入關稅只會擴大國內外產品價格的差異，并使福利惡化。對國內公司潛在的進入市場的威脅限制了外國公司的定價反應并促使他們通過一定程度上吸收關稅來阻止這種進入。只要關稅被吸收，即使是部分被吸收，那么，價格的上漲就將低于關稅，因此，關稅收入就能遠遠補償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在特例中，當國外企業吸收了全部關稅時，租金就將在無任何額外扭曲的情況下被抽取掉。這一政策導致的結果和進口商通過進口稅行使壟斷力是一致的。這一點在商業政策文獻中已得到充分的闡述和分析。然而，它們又有本質的區別——正如在最優關稅論中所論述的那樣，租金抽取論不要求一個國家是傳統意義上的能影響貿易條件的“大”國；即使一個小國在國內市場上存在寡頭壟斷供應商時也可以利用進口稅來增加國民福利，這是在最優關稅例中不可能有的結果。

利潤轉移論的第二種形式是，對在第三市場上與一個國外對手進行雙寡頭壟斷競爭的國內企業提供貼補。第三市場的假設使得國民收益的討論僅限于生產者剩余。根據雙寡頭壟斷競爭模型的實質，由兩家廠商互相作用曲線的交點所決定的均衡產出水平，雖然就兩家總體情況而言是最優的，但就某一國而言卻是次優的。因此，貼補通過降低國內企業的邊際成本而增加了國家的福利，從而使之具有更高的作用曲線。這就使企業占有更大的外國市場份額，也增加了國內的利潤，降低了外國的利潤。扣除補貼后的國民福利隨著利潤的增加而增加，補貼本身只是一種轉移支付。這一觀點的關鍵是，補貼使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采取更富于進取性的策略，由此迫使國外競爭對手做相應的改變以適應這一情況。

這一分析在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具體內容中可以得到逐步理解。正如迪爾多夫和斯特恩所指出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扭曲現象。任何一個企業都認識到通過擴大出口所得利益會比事實上的少?！边@導致了個體與社會邊際收益曲線的差異。在這種特定情況下，個體的邊際收益曲線在社會邊際收益曲線之下，因而由個體邊際收益曲線和個體邊際成本曲線的交點所確定的出口貿易額是次優的，所以，有必要擴大出口。這類差異產生于不現實的雙寡頭壟斷假設，其中每一個公司都預期另一公司的產出與本公司的產出是不相關的，而實際上模型表明兩者之間是負相關的。缺少國外生產者反響的信息是實際的扭曲。這也要求政府干預。但是，補貼盡管帶來了效益卻仍不是最好的辦法。扭曲理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政府向國內生產者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坦誠地說，政府所能獲得的信息比個人總要多些。

利潤轉移論的第三種形式就是新興工業論的新擴展。這種觀點認為，一個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使得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國內廠商在規模上比國外生產者更具有優勢，并使它能夠在國內市場和未受保護的國外市場中增加市場份額，這樣就把利潤從國外轉移到了國內公司中，從而以國外福利為代價增加了國內福利。

在新古典理論中，源自公司的規模經濟就保護本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種經濟最終在公司的成熟期帶來利潤并可用來償還公司成長期內為投資所借的貸款。但在科魯格曼的例子中，規模經濟是不能由廠商自身得以實現的，因為廠商受到它在國內市場份額大小的限制。在科魯格曼的模型中，規模經濟是靜態的，隨著廠商的產出規模在一既定的時點增加而產出平均成本下降。換句話說，也就是廠商在標準的V形平均成本曲線上向下傾斜的一段內營運。

科魯格曼的靜態規模經濟模型作為一個獨立的保護幼稚工業理論是具有新意的，因為總是動態的規模經濟是以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性和外部因素為基礎的正統的幼稚工業保護論的核心。在這種動態經濟中，平均成本隨著產出增加時期的延長而降低。這里時間是關鍵，因為只有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有所認識。但是，動態經濟學可能確實是依賴于靜態經濟學的。舉例來說吧，當認識不僅是時間，而且也是市場規模的函數時，可能隨著累計產出的增加（這段時間的總產出）而提高，靜態規模經濟自身就不是幼稚工業保護論的基礎了。但在論證這種靜態規模經濟學是保護論的基礎時，科魯格曼把進口替代從國內擴大到國外，這樣就把暫時的進口保護轉換成了一種促進出口的機制。科魯格曼觀點的關鍵是已假定國內市場足夠大，能有利于假定的規模經濟的實現。

科敦指出，雙寡頭壟斷時假設關于進口保護可促進出口的假設并不重要。他引用伯塞爾和斯納普的研究表明，當存在以遞增的規模收益率為特征的國內壟斷者，他們接受世界價格（假定為小國），則關稅使歧視性壟斷成為可能使國內價格上升而國外價格下降從而促進出口（盡管這并不是社會意義上的最優）。

這樣，盡管一些有關利潤轉移的觀點出自傳統的貿易理論，但利潤轉移論的確為政府干預提供了至少兩條依據。一種是為布蘭德和斯賓塞的租金提取說為小國在其國內市場上存在著國外寡頭壟斷供應商時，利用進口關稅改善國民福利提供了依據；第二種是科魯格曼以進口保護來促進出口的論點，提出了靜態的規模經濟對于幼稚工業保護說是一種獨立的根據，但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所有的利潤轉移說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評。

b.對利潤轉移說的批判

利潤轉移說在經濟和政治經濟學方面遭到相同程度的批判。經濟方面的批判集中于模型對于競爭行為和公司數量，寡頭壟斷公司宣稱賺取超額利潤的數量，分析的部分均衡特性，對扭曲識別和對工具選用假設的敏感性。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批判集中在鑒于國外可能的報復，無效的政府干預，特殊集團利用了政策，道德公害問題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應而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范圍受到很大限制方面。

（i）經濟方面的批判

對競爭行為假設的敏感性，依頓和格羅斯曼簡明扼要地證明了這種模式的脆弱性。他們證明得出這些結果的關鍵取決于“庫爾諾特”關于每個廠商都把其它廠商的產出看作是既定的并因此選擇它們自身的最佳產出水平的假設。若轉換成伯特蘭戰略，則戰略的變量是價格而不是產出，通過使出口稅成為最優戰略能改變此種政策的結果；反之，如果雙寡頭壟斷者致力于不變的可推測量，而且每一廠商的可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為了捍衛其論點，斯賓塞提出，廠商間的競爭發生在三個階段——研究開發階段、生產階段和營銷階段，只是在最后一個階段，方可有價格的競爭。所以，對依頓和格羅斯曼的批判也只適應于最后一個階段。在最初的兩個階段是數量上的競爭，因此屬于庫爾諾特型。然而斯賓塞認為，仍可把早期階段作為目標，但是考慮到外部爭論，正如前面就外部因素問題所已經討論過的那樣，如果政策是針對早期階段的，那么，建議的只是產業政策，因為，所要求的手段是國內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存在激進的貿易政策。

對產商數量的敏感性，狄克塞特考慮了一個更一般的雙寡頭壟斷的情況，但這是一個涉及國內市場并因而涉及與消費者剩余關系的情況。他表明只是在廠商數目不是“太大”時，才把出口補貼作為一項政策建議。但隨著國內廠商數目的增加，出口補貼的最優政策實際上會顛倒過來。這是由于國內廠商間的競爭導致了消極的金錢因素，因為每個國內廠商都考慮本身的行為對其它國內競爭者的利潤所產生的影響。這將減少它們共同帶給這個國家的全球性租金份額。當有足夠的廠商數目時，為了稅收的消極外部動機會超過為了貼補的利潤轉移動機。

正如霍斯特曼和馬克森所提出的那樣，即使出口貼補擴大了在全球市場的份額，設想的增加租金仍可能不會實現。這是因為出口貼補導致進入市場的低效從而減少了廠商的產量，使公司的平均成本曲線向上而不是向下移動，使租金也趨向于零。因此貼補收不回，生產者的超額收益率也極不可靠，國民福利也比自由貿易條件下低得多。

依頓和格羅斯曼也表示，當廠商行為具有始終如一的猜測性特征但又有不止一個國內廠商時，出口稅將通常是最優的。一致的猜測性消除了利潤轉移的可能性，這樣，剩下的可發揮作用的因素就只有國內廠商在第三市場上的競爭了，如上所述，這又會導致消極的金錢外部因素。福利最優化策略需要使用出口稅來限制出口和更充分地在貿易方面利用國內壟斷力量——這是古老的最優關稅論的復活。

關于超額利潤的大?。焊窳_斯曼總是就寡頭壟斷公司可賺取的超額利潤和租金的大小提出疑問。他指出，如果利潤不大，那么，作為增加國民財富的一種方法的利潤轉移的整個范圍將被大大縮小，在這種情況下只可能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

關于局部均衡的分析：當經濟干預保護理論在局部均衡內容的分析中得到擴展時，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結果可有根本的不同。促進出口論是以在本來是富有競爭性的經濟中只存在一個寡頭壟斷國內行業的模式為基礎的。當這個行業得到補貼時，它的擴展是因為其它用途中抽出資源所以沒有租金的損失。但在一般均衡情況中，一些廠商令傳統脫離廠商的行列，國內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將抬高它們的市場價格并以價格挫敗國內的競爭對手，這與著名的“荷蘭病”范例的配置效應十分類似。而且，如果有數個國內寡頭壟斷者從一個行業可獲得抽取租金的利益，這是其他行業租金的損失所造成的。這些將抵消來自出口補貼的國民福利增益。

事實上，狄克塞特和格羅斯曼已表示，當所有的出口行業處于均衡時（如面臨相似的出口市場條件，擁有同樣的生產技術，面對相類似的國外競爭程度），則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門是津貼的目標時，損失明顯地會超過收益，因此自由貿易是最優的政策。當行業處于不均衡狀態時，國民福利中會產生凈收益，這取決于在國內工業擴展時每單位稀缺資源的消耗所得到的超額利潤有多少轉移到了國內工業上。反過來，這又取決于國內外的生產技術、他們產品的替代程度、出口市場上的價格需求反應和寡頭壟斷競爭的實質。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選擇目標工業的大量信息要求，而從實踐上來看又很難得到滿足。因此，忽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轉移和生產要素價格的相關變化，將會嚴重曲解這種模型。

關于市場失敗的辨別和工具的選擇：由于規模報酬遞增的原因，要證明貿易干預是合理的就很困難。因為這些都是廠商的內部因素，會產生什么廠商的利用規模經濟的動力與最佳社會目標不一致的問題。這只是與前面所述的利潤轉移理論中的第二和第三種形式相關。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利潤轉移的形式中較小的市場份額阻礙了規模經濟的實現。但市場份額的大小與第二種形式的模式是不相關的，不能達到規模經濟的原因在于得不到準確的信息而導致了市場失敗。這是因為庫爾諾特的純理論性和不現實性使人們放棄了正確的預測。但是，這樣并沒有給促進出口的策略提供依據。首選的最好政策，以消費者福利表示的最小成本達到既定目標的政策，不是貿易政策而是直接針對國內扭曲的國內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公開地提供市場信息。

在利潤轉移論的第一種形式即租金抽取中，利用關稅的貿易政策措施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因為，關稅擴大了國內消費者價格和國外生產者邊際成本之間的差距。最好政策是對國外寡頭壟斷者征收的最適當的一次性總付稅款和對國內消費者相等補貼的結合。這種兩面兼顧的政策實際上保證了高效率的競爭結果，又沒給社會增加任何負擔，因為，對消費者的補貼完全能從向外國寡頭壟斷者征收的稅收中獲得。

（ii）政治經濟學批判

外國的報復行為：當我們從政治經濟方面考慮時，利潤轉移的政策問題變復雜了。旨在通過讓國內廠商獲得超額收益或支持國內工業來增加國民福利的政策會引起外國的報復。這會使兩國都處于比自由、不受干預貿易條件下還要糟糕的境地，這種結果是不利的。

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這些高科技產業正如一國的疆土一樣，經常被認為是一件保護更廣闊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大事，正如制造業通常被認為是戰后發展中國家的國計民生一樣。姑且不論利潤轉移的相對優勢是否存在，外國政府的干預通常被看作是從這塊肥肉上撈取比合法市場體系保護下所得的份額更多的一種嘗試。

實際上，對于可能因遭受懲戒性報復而被排除在外的小國而言，外國報復的風險更大。請注意，正如對最低關稅論一樣，新貿易理論并不意味著增加全球的福利而僅僅只是站在本國自身利益的角度進行再分配。事實上，將從貿易中得到的收益從由市場決定的配置中轉移出來，已經減少了全球福利。

無效的政府干預：況且，利潤轉移保護論要求政府進行干預。但正如巴格瓦弟所說，政府不能只是被動的貫徹福利最大化經濟學家的思想，它應當是一個有其自身目的的自主行為者或是一個供游說者活動的市場。只要政府擺脫了溫和及被動的態度，則政府干預使福利更糟的可能性也會增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充滿了誤導的和過濫的政府干預的事例，況且，對任何政府信息方面的需要，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政府進行行業選擇時的信息需求非常巨大。尤其是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政府將比私營部門更能選擇“贏家”。

特殊利益集團左右的政策：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小而有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成本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總是過份和被誤導。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

道德公害問題：況且，政府為了履行對一激進型政策的承諾對廠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被比主動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因為，他們利用資源都沒有直接生產出產品。

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另一個政治經濟論點產生于帕累托的有效干預有不可避免的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應一般主張。出口貼補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列出的鼓勵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增加。與此相聯的另一種一般性主張，是關于貼補的資金將如何籌集以及這種融資可能產生的扭曲效應問題。這些使得貼補的有效經濟報酬率更難以實現，也更不確定。

上述批判嚴重地削弱了新貿易理論的效應并對它作為政策形成基礎的有效性提出了疑問。這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都是有幫助的。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反對新貿易理論的政治經濟論點產生了更大的效應。例如，特殊利益集團左右貿易政策的可能性與發展中國家更為有關，這是因為：1）追求租金和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活動更為有害；2）政治機構更脆弱，因而更易于屈服于此種壓力；機構安排比在發達國家更差。而且，在發展國家，政府干預的記錄特別差。由于對任何依據新貿易理論實施貿易干預進行產業選擇的政府來說，信息要求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這一過程將是低效率的和有損國民福利。

然而，仍有人看到租金抽取和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有效，而且具有特殊的關系。因此，下面一節將要根據此種經濟的共同特征分析新貿易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而將上述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批評擱置一邊。它表明，即使是這兩種對新貿易理論的特別見解也與發展中國家無任何關系。

3.新貿易理論與發展中國家

作為新貿易理論基礎的至關重要的市場與技術因素是否是確定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征并不清楚。這涉及到市場結構、經濟規模、出口產品的技術特征問題。它也涉及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貿易自由化所帶來收益的程度以及源自競爭性的新古典模型針對貿易自由的政策處方是否為新的模型所改變了或加強了的問題。

a.市場結構

羅德里克提出：不完全競爭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部門較發達國家的更普遍。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文化因素與政府政策都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寡頭壟斷市場的形成。特別是在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內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進口替代政策，抵制了國外競爭的壓力。這些國家通過諸如進口配額之類的措施發展了國內的生產能力并朝著規模生產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當某公司被某行業的高額利潤和該行業的高速增長所吸引，想進人該產業時卻又被許可證的限制所束縛。發展中國家還普遍缺乏反托拉斯的政策和與之相關的措施。另外從計劃經濟大體情況來看，由于集中控制信息的需要，它的信息處理和向單個企業信息的限制也限制了各個行業企業數量的增加以使整個經濟體系便于管理。

事實上，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規模收益遞增與這種市場體制有因果關系。在汽車產業中一個有關規模經濟大小的有趣例子經常被引用。根據發達國家的研究，普遍認為各型汽車的有效的年最低生產規模為20萬—30萬輛。但是，發展中國家平均年產規模只在20萬輛左右。這說明了規模經濟未被充分利用。但是，這些研究并沒有考慮下列因素，如低資本密集度，低水平的生產技術，很低的研究開發費用和廣告促銷費用以及車型的較長流行時間。在一些高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固有的規模經濟沒有顯示出它們在這些產業中的國家比較利益是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實上，對這些產業國內資源成本計算的結果表明它們高于交換比率（即生產價值1美元的進口替代產品所使用的國內資源高于生產1美元價值進口品使用的國內資源）。此外，規模經濟的發揮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生產技術，發展中國家具有低勞動成本的優勢，因此傾向于采用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克魯克在她對印度汽車工業的研究中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被她采訪的制造業者認為沒有任何規模經濟可以發揮。

關于新貿易模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市場是否僅僅具有壟斷性，而在于寡頭壟斷的特征是否源于規模經濟。畢竟，規模經濟使壟斷性公司在生產增長時顯著地降低了平均成本。從而，他們獲取了大量的全球性利潤。在這個方面，從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證據很明顯不能提供充分的佐證。

b.經濟規模

由于多種原因，發展中國家小的市場規模使其戰略性貿易政策成為不相關的因素。首先，小規模的國內市場阻礙了規模經濟在國內市場的發揮，也使克魯格曼的進口保護出口促進論與此無關。

其次，正如克魯格曼所言，小規模降低了發展中國家政府作出戰略決策的能力。這是因為小國家并不是典型的全球性產業的聚集地，通過戰略決策獲得其“租金”是新貿易理論的焦點。即使一些全球性的產業以一個小國為基地，由于其本身的小規模將削弱這個國家扮演一個可信的第一推動者的能力。

第三，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也易于招致外國的報復和蒙受更大的損失。盡管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將事實上使大國對之作出更多讓步和大國對小國家基于同樣理由報復的可能更小。但歷史上有許多強者欺壓弱者的例子。我們注意到，在20世紀70—80年代，西方發達的大國家就采用反傾銷稅來對付發展中小國，而最近這又被美國照搬作為其報復性貿易限制的威脅手段來解決美國與歐共體在公共采購政策方面的爭端。這個例子強有力地說明白了大國有可能對小國進行懲罰性報復即殺雞警猴，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報復對大國的利益影響甚小，更重要的是報復其他大國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任何報復對小國來說都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為他們狹小的市場規模使其對進入國外市場的要求十分強烈。

c.出口商品技術特征

發展中國家反映其比較利益的出口產品是典型的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這些產品的技術很少遵循遞增規模收益規律。而且，發展中國家不出口高技術產品，他們研究開發活動中溢出知識被戰略性貿易理論引用為引起干預的重要原因。上表顯示了1970—1989年世界高技術出口產品的份額分布情況。歸為其他類的發展中國家在1988—1989年期間至多只占世界高技術出口產品份額的6％。既然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利益不在高技術產業，則他們把全球利潤轉移給自身的范圍就非常有限。

1970—1989年世界高科技產品出口份額分布

國家1970－7373－7676－7979－8282－8585－8787－89

經合組織95.5793.9391.5288.7986.8085.3083.64

新興工業化

國家和地區1.302.283.184.066.057.568.76

其它2.693.364.435.235.986.146.27

克魯格曼認識到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的技術特征與新貿易理論模型的要求不相符合。但是他認為：盡管初級產品的生產本身與規模遞增效益并無直接影響，在諸如港口、倉庫、運輸設施等與初級產品出口相關的基礎設施提供方面都能戰略性地利用貿易政策。他指出，由于其它國家不實行積極的貿易政策，哪怕是一點點的投資津貼也會帶來可觀的比較利益。但是，是具備有效生產規模的出口基礎設施的提供相對于一個小國來說太大，還是相對于這些產品的世界市場規模而言所導致的規模經濟效益如此重要以致對本國出口決策產生著重要影響，對此，一直未有充分的證據。后者如果確實的話，將實際表明出口格局不是由產品的比較利益所決定的，而出口是由的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所決定的。而且，遞增規模收益率最初來源于生產技術水平的本質而不是取決于出口基礎實施，這和高技術行業中資本成本和研究開發費用的關系類似。

d.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