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貿易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紡織貿易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1深加工出口比重不斷增加，出口逐漸由數量型向質量型、高附加值方向轉化。

表1的有關數據資料表明，1992年一1993年中服裝出口的增長率高于紡織品的增長率，1994年服裝出口增長幅度雖略低于紡織品的出口增長幅度，但其出口仍占總出口額的66.7%。這主要是由于目前原料價格急劇上漲，工資優勢削弱、紡織初級產品的比較效益下降所致。

另據日本化學纖維協會稱，1994年日本從中國進口服裝增長30%，高達81億美元。毫無疑問，服裝出口占整個纖維制品出口的比例日益增長，是產品的附加值增高、加工深度延長的表現。但是從出口的服裝來看，我國服裝價格依然較低，仍是一種數量型、資源型的深加工，是憑借服裝出口數量的大量增加而使出口額增加，而不是通過單件服裝的價格提高。

1.2出口產品的原料結構仍以天然纖維產品為主

從出口的紗線來看，1994年共出口28.05萬噸，其中棉紗線出口達19.49萬噸，占69.5%;亞麻與竺麻紗出口6.14萬噸，占21‘9%;合成短纖與棉混紡紗線出口2.42萬噸，僅占8.6%。而出口織物中，棉織物的出口約占總出口的一半以上。

我國是世界上幾大產棉國之一，并且盛產絲、麻等天然紡織纖維。由于我國在化纖生產方面還處于落后地位，因此出口產品的原料結構以天然纖維為主這一局面可能還要維持相當的一段時期。

1.3直接出口的比重沒有太大增加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纖維制品出口的國家(地區)中日本一直占據第二位，香港是第一位。1994年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總額中對日出口額為73.82億美元，占20.8%;對香港出口額為124.51億美元，占35.0%。中國產品通過香港間接進人其他國家的比重相當大。九七年中國后，可以預見我國對其他國家的紡織品直接出口會增大。

1.4以量取勝的根本格局沒有變化

以梭織服裝為例，梭織服裝94年出口金額142.68億美元，比93年增長30.2%，出口量比93年增加15.1%，而單位產品價格僅增長13.1%。這表明我國出口的紡織產品質量、檔次和技術含量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以量取勝的根本格局仍沒有較大變化。中國現正對紡織業的不合理結構進行調整，希望改變以量取勝，產品競爭靠低價的形勢。如果這種格局能得以改變，將大大加強中國紡織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為重振紡織工業奠定基礎。

1.5原料緊缺限制了中國紡織產品的出口

近年由于棉、麻、絲等原料的供不應求導致紡織業需用的原料價格上漲，單位數量出口價格下降，這給企業的生產帶來極大困難，很多紡織企業被迫停產待料，從而使紡織產品出口受到很大影響。1995年原棉價格開始有所回落，這種緊張狀況才稍稍得以緩解。中國對日本紡織產品的出口同樣具有以上特點，并且在近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

2日本紡織現狀

從發達國家工業化歷程來看，各國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其紡織業也大都經歷了幼稚期、發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過程。日本紡織業也不例外，其紡織業已進人衰退期，可謂夕陽產業，無論怎樣予以保護，它的消亡只是個時間問題，而中國的紡織業則正處于興盛時期，兩國若能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那么在經濟上的互補優勢將會進一步得到發揮。目前，紡織產業在日本產業中的比率正在逐漸縮小，其現有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具有專業化程度高，生產規模小，生產周期短，快速交貨等特點，生產產品多屬于高檔紡織品。

日本是一個經濟增長率及個人消費支出大的國家。根據經濟學上的觀點:當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高后，個人用于食物方面的消費所占的比重會大大降低，而用于衣著、娛樂的費用則會增加。日本自經濟飛速增長以來，其國民的人均纖維消費量在逐年上漲，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產業用紡織品、裝飾用紡織品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可見，日本市場對紡織產品的需求量還是相當大的，其對紡織品的需求呈現以下特點:(1)成衣需求量大，且追求高檔名牌服裝;(2)時裝周期逐步縮短，款式更新速度快;(3)由于總體購買力的上升，對價格便宜的中、低檔貨需求也將上升，物美價廉的商品仍表現出較強的吸引力;(4)日本對進口成衣沒有限額限制，吸引了眾多制衣廠商進軍其市場，以實現貨源地多元化的目標;(5)日本制衣業取代進口的能力不強，大量原料型產品仍需進口。另外，日本商家獲信息快且準確。

3、中國要進一步大幅度提高對日紡織品出口額將困難重重。

1993年日本紡織產品進口2萬億日元的總額中，中國的比重高達42%，金額為8470億日元。日本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家，歷來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濃厚，中國紡織產品對日出口的激增長，使日紡織業受到很大沖擊，鑒于此，日本通產省1994年12月5日生效一份《關于制定紡織品保障措施的手續問題》的提案，規定了動用MFA保障條款保護日本紡織業的具體操作手續，首當其沖的對象就是中國。如果日本只對中國設限，那么其他國家就會利用此機會搶占日本市場。因此，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情況不容樂觀。

日本現正實行貨源地多元化的政策，使其對某一國的進口都不至于完全占領該國的市場，而近幾年中國紡織品已占日進口紡織品數的一半左右。加之，日本市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如:高標準測試要求;分銷渠道復雜及一些強大的工業聯盟等等，這一切都使中國對日出口紡織的難度加大了。當日本的人均纖維消費水平達到飽和之后，其國民的消費就會轉向其它領域，到那時中國要再想提高對日出口量將會更加艱難。

從以上幾方面的情況分析看，近期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但是通過雙方加強合作，共同開發新領域，兩國貿易前景仍是美好的。那么近期中日紡織品貿易具有怎樣的發展趨勢呢?我們認為有以下幾點:(1)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總額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甚至可能會有所減少;(2)中國對日出口成衣比重會逐年增加，紡織品生產原料仍然以天然纖維為主;(3)日本在1997年以前，將保持我國紡織品出口主銷市場的第二位，1997年中國后，可望成為我國最大的紡織產品出口國家;(4)中國紡織品在日本市場所占份額比前兩年有可能減少;(5)中國從日本進口的紡織品化纖原料將進一步增加。

隨著南亞和東盟各國紡織業的興起，中國紡織業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保持原有的市場份額，將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建議應采取以下對策:(l)中國紡織工業出口企業應該加強市場多元化戰略，以免一國設限，就造成嚴重影響;(2)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應朝高附加值、深加工的服裝業進軍;(3)切實落實外貿部門的各項規章制度，針對日本可能提出的關于限制紡織品進口的雙邊磋商，采取靈活的應對策略;(4)九十年代，按照國際紡織品出口發展規律，我國紡織品出口已進人成熟期，而且現階段紡織工業作為出口支柱產業為國家積累外匯資金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因此，國家還應大力扶持紡織工業，促進出口。

參考文獻

1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國紡織品市場基本走勢及對策，紡織經濟研究1994.(10):19

2方興.紡織工業出口外向型戰略的偉大成果.中國紡織經濟.1995.(3):6一7

篇（2）

（一）對美國而言

1.對美國的負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美國極有可能會遭到中國的貿易報復。中國的紡織品成品半成品不能出口到美國，美國國內的零售商和原材料生產商也不能正常生產，使其利潤降低。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的勞動力價格相對較高，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較低，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低價的中國紡織品在美國的銷售受到限制，這樣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上升，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承擔高昂的紡織品價格，對紡織品的需求降低，不利于美國紡織企業發展。

2.對美國的正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中國向美國出口紡織品困難加大，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在市場上的數量大大減少，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在美國市場具有一定競爭力，中國紡織品數量的減少使得美國本土的紡織品生產商少了一個競爭對手，美國紡織品生產企業的銷售量便會提高，利潤提高，從事該行業的人員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會得到改善。

（二）對中國而言

1.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配額取消后，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需求增加，中國的紡織品產量上升，由于紡織行業進入門檻較低，大量生產資料涌向紡織部門，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商人的利潤和收入降低。紡織品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由于紡織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會導致中國的就業率降低。

2.對中國的正面影響。

中美紡織貿易摩擦對中國也有正面影響。它使得我國紡織品生產企業開始思考，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并積極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積極設立科研部門，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走品牌戰略，注意保護環境，提高企業的自身素質，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競爭力。

二、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

前文已經闡述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影響，那么何為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產生，中美雙方都有責任，不能把責任都推到美國身上，中國也應該從自身尋找原因。

（一）從美國方面考慮

1.美國自身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抬頭。

中國是世界紡織品出口大國，自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大量我國紡織品出口到美國，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勞動力相對美國價格較低，我國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使紡織品成本降低，價格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強的競爭力。美國市場是高度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國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后，將導致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的下降，紡織品部門的資本收益率會趨于下降，紡織品部門的產出將會受到影響。中國的紡織品對美國形成巨大壓力，美國國內紡織產業競爭力下降，美國便會在公平貿易的政策下加強貿易保護。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導致中美紡織貿易摩擦。

中國紡織品占領美國市場，嚴重影響美國紡織產業，紡織產業工人收入降低，紡織業作為美國傳統支柱產業，從事紡織業的美國勞動者人數眾多，工會便會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頒布紡織品貿易保護政策。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選舉利益，爭取更多的選票，也會制定針對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貿易政策。

3.歐美大環境對美國產生的影響使得美對華加大貿易摩擦。

在2005年1月1日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紡織服裝品數量大幅增長，這也存在一定的隱患，引發歐洲對我國展開貿易戰，如歐盟重啟對華聚酯纖維面料反傾銷調查，對紡織服裝品要求產地證明等，這些都會影響到美國對華紡織服裝品的態度。

（二）從我國自身考慮

1.中美貿易長期不平衡。

表現為中美雙方國際收支的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不同，美國用的是“原產地”原則。這就將中國從香港或者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都算入中國，美國用的是到岸價格，與中國的算法差了運費和保險費，美國也沒有包括他們優勢的服務貿易。

2.國內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導致摩擦產生。

中國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企業多以小型為主而且分散，缺少市場競爭力；大型企業大都缺少核心技術，跨國資源配置能力不強。中西部差距依然較大。配套原材料發展比較緩慢，普通纖維產品生產量較大，產能增長較快，而科技含量高、功能品種多樣化纖維卻比較短缺。紡織產品生產多集中在勞動密集的服裝加工中，且競爭十分激烈；而高技術含量的紡織品生產較少。

3.中國紡織品生產企業自身存在問題。

中國紡織服裝企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渤海灣地區和山東。紡織服裝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紡織生產企業利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大量生產。紡織企業自主生產性不強，他們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不能自主設計，生產適合銷路的產品，產品出口主要是定牌、貼牌加工，缺少自己的優勢品牌。有些紡織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參考文獻：

[1]洪涓,張家艷.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6,4

篇（3）

一、美國為什么對我國出口紡織品頻頻發難

（一）導致紡織品貿易摩擦的國外因素

第一，美國借對中國紡織品的制裁緩解貿易逆差及失業壓力。長期以來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使得美國國內許多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頗為不滿，他們聲稱中美貿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損美國利益因而應對我國輸美產品予以設限。而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又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產品為主，因此當美國以縮小貿易逆差為理由而采取保護性貿易政策時，作為我國出口重頭的紡織品自然是首當其沖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額劇增。美國卻認為是低價進口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工人的失業，盡管事實證明美國國內失業率與貿易逆差之間并無直接聯系，但美國政府則聲稱鑒于“公平”起見，須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紡織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為美國紡織品的主要進口國，我國的進口紡織品成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替罪羊”。

第二，美國對WTO體系下的特保條款和非市場經濟條款肆意濫用。根據中國加入WTO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中國加入WTO工作報告書》中做出的承諾，如果世貿組織成員在確定原產于中國的紡織品由于市場擾亂、威脅和阻礙這些產品的有序發展的話，在與中國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則可對中國的出口紡織品進行限制，而由于相關文件中對于“市場擾亂”及“威脅、阻礙相關產品的有序發展”的標準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美國則擅自將此標準當作“自由裁量權”而加以濫用，對我國的進口紡織品肆意制裁。

在對于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確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場經濟條款規定，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界定價格要低于市場經濟國家，這也意味著從2008年特保條款到期到2016年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有效期結束的八年間，反傾銷與反補將成為美國限制我國紡織品進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國出口紡織業的弊端

第一，出口紡織品同質化嚴重，單位創匯額低。我國出口紡織品多年以來主要有中低檔產品構成，因此在國際市場上難免要走低價競爭的道路，從而給了進口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以可乘之機。產品范圍的狹窄、營銷路徑單一使得我國紡織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額巨大，損失慘重。

另外，與我國其他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一樣，我國的出口紡織品也有技術附加值與品牌價值低的通病，大多數出口紡織品都是國外品牌的貼牌、定牌生產，只能賺取不到10%的加工費，而自主出口產品質量差，檔次低，雖然出口量大，但價值低廉，創匯少。

第二，我國的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是導致我國出口紡織品在美國頻頻遭遇特保調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已成為進口方對我國紡織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立將對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解決乃至化解與其他進口國的貿易摩擦都意義重大，這也是我國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項艱巨任務。

第三，出口紡織品行業協會調控能力欠缺。在對美國出口中頻頻遭與特保與反傾銷調查中，我國紡織品行業協會責無旁貸。紡織品出口量增長失控，出口價格失調，在貿易風險之前缺乏相關的預警信息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職能上的不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相比，我國的行業協會起步較晚，機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國行業協會的雙重管理體制即所謂“半官半民”性，使其社會職能不明確，而且我國缺乏與行業協會職權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的活動范圍受限，執行力度欠缺，從而無法實現對出口紡織企業有效的宏觀協調作用。

二、我國紡織品出口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挑戰

第一，從根本上改變增長方式，從量的優勢轉向以質取勝。要想讓我國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真正站穩腳跟的關鍵在于“質”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紡織品質量與品牌價值，提高高檔產品在出口紡織品中的比例，從而增加單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潤，讓種種保護貿易政策無從下手。針對當前我國出口紡織品中貼牌生產比例大，且國內品牌價值低、數量少的現狀，政府部門及行業協會應當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行業結構進行根本上的結構調整，從生產和定價兩方面著手對行業結構進行整治。在出口紡織品的生產方面執行統一嚴格的質量標準，尤其在安全與衛生標準方面向西方主流標準看齊，建立完善的監管體制；在定價方面，必須理順當前低價競爭的價格體制，通過引入相關的最低工資制度、勞保制度、稅收制度等將出口產品價格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在紡織行業內形成定價策略高度統一的“卡特爾”，對個別企業在貿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個人行為”堅決予以杜絕，這樣才能夠保證在長期中所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國出口紡織品在海外市場能夠穩據一席之地，品牌戰略是我國紡織行業的必經之路，我國應通過技術與資金支持在紡織企業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業，通過過硬的質量和高端定價以及一系列完善的營銷網絡在進口國確立起鞏固的市場地位，扭轉國際市場上中國紡織品以往粗制廉價的形象。

第二，做好應對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準備。但隨著2008年特保條款得到期，反傾銷將成為許多進口國尤其是美國制約我國紡織品進口的利器，并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逐漸被認可，針對我出口紡織品的反補貼調查也很可能會有增多的趨勢。面對可能到來的紡織品反傾銷浪潮，除了要對出口紡織行業中的價格體系進行整改以外，紡織企業的產權制度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理順，根據歐美的反傾銷法，對于傾銷的界定取決于一國政府在資源分配和定價中所起作用程度。產權不明晰是當前我國眾多國有企業的通病，因而許多大型國有紡織企業須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從機制上切斷產權上的政企關聯，為反傾銷的應對打好基礎。而與反傾銷相比，我國紡織企業對反補貼似乎更為陌生，在應對反補貼方面的人才相當匱乏，相關立法也欠完善，因而當務之急是在紡織行業內大力普及WTO框架下關于補貼與反補貼的法律法規，并盡快在國內培養起一批我們自己的反補貼應訴人才，盡快熟悉與適應國際反補貼應訴規則，為反傾銷應訴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從單一的出口貿易向全球化經營轉變。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貿易體系中區域貿易協定的比例急劇增長，據統計，2005年在自由貿易協定之下的優惠貿易已占到總貿易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跨區域的雙邊貿易協定也有所增加，這些都對紡織品貿易有著深刻的影響。區域貿易的一體化對我國這樣在紡織品貿易領域具有全球化競爭優勢的國家是不利的，區域貿易組織的內部貿易對我國紡織品在這些地區的出口會產生巨大的貿易轉移作用，因而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應當以合作貿易形式取代單一的出口貿易，通過海外生產及加工貿易的方式繞開區域貿易壁壘，從而利用其內部貿易的優惠安排增大在這些地區的貿易額。

三、結語

伴隨著中國紡織品出口走過了一段布滿荊棘的道路后，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僅僅依靠低廉的價格和大量的銷售額已經很難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了，紡織品貿易競爭的關鍵所在已經不在于誰掌握有低成本的勞動力，而在于生產中的專有技術、高質量高品位的產品、完善的營銷網絡和良好的信譽、服務等等。另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貿易集團化的浪潮下，僅僅靠一國國內的生產和出口來占據海外市場的難度越來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開貿易壁壘、降低成本賺取利潤，就得本著“大市場”的理念在廣泛地參與各個領域的國際分工與合作，而這些都是新時期國際貿易中綜合競爭力的體現。中美紡織貿易爭端暴露了我國紡織品出口的軟肋，也讓我們意識到要想成為在國際紡織品市場上穩若磐石的貿易強國，提高出口紡織業的綜合競爭力是必經之路，也是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林娟.品牌之路——中國服裝業后配額時代的必然選擇［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4，(02).

［2］胡元禮，董岳.由歐美設限看中國紡織品出口的發展［J］.商業經濟，2007，(07).

［3］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篇（4）

一、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面臨的環境及發展趨勢

1、貿易自由化背景下，區域性優惠安排增加的趨勢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加深，世界各國之間經濟和貿易的聯系與依賴日益增強．對貿易保護主義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要求貿易自由化的呼聲也越來越大。1986年，關貿總協定將紡織品回歸自由貿易的議題納入烏拉圭回合談判．并決定成立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其宗旨就是主導世界貿易總體趨勢朝自由化方向邁進。紡織品配額的取消本身就是貿易自由化的有力例證。因此．從長遠來看．國際貿易包括紡織品貿易的大環境是自由化。

但是．全球貿易自由化并不是全球性自由貿易。在貿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貿易體系中出現區域貿易協定急劇增長的趨勢。截至2003年1月1日．在WTO備案的區域貿易協定總數達到259個在這些區域貿易協定中有許多專門針對紡織品的貿易優惠安排。如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取消了北美三國之間紡織品進口的配額限制和關稅．逐步實現其區域內紡織品貿易自由化。再如美國(2000年貿易與發展法》，賦予加勒比海鄰近24個國家以及撒哈拉以南48個非洲國家生產的服裝輸往美國．在關稅和配額方面享有優惠。在歐盟．其內部各國之間紡織品和服裝的進口關稅已全部取消。歐盟還通過與地中海國家簽訂《聯系國協定》．與巴爾干半島地區國家簽訂《聯系與穩定協定》．推動雙邊的紡織品貿易一體化和自由化。歐盟還與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國分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分階段地逐步取消紡織品配額和關稅。事實上，包括正在談判中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和構想中的泛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都把紡織品服裝問題作為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來對待．并考慮特殊的安排。促進區域內紡織品貿易自由化，以對抗區外競爭者越來越成為這些區域貿易協議的重要內容。

大大加強的區域貿易優惠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球多邊貿易體制所達成的惠及所有WTO成員的自由貿易制度。這種發展趨勢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區域貿易優惠安排為貿易轉移提供了機會，在對區域市場形成保護．促進與既定貿易伙伴國的貿易發展的同時，事實上減少了各成員按照比較利益原則增加從中國進口紡織品的可能性，增添了我國產品在其區域內擴大市場份額的難度

2．貿易爭端背景下，關稅壁壘被重新利用的趨勢

從2005年1月1日開始．紡織品全球配額取消。作為WTO的成員國中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中國理所當然地享受紡織品配額取消的利益。但是，配額取消帶來的自由貿易僅100多天就被美歐的頻繁設限打破。4月4日，美國啟動針對3類中國紡織品進口的保障程序；4月6日．歐盟公布對中國紡織品特限行動指南；4月28日，美國對l4大類來自中國的紡織品進行特保調查同日歐盟對我9類紡織品啟動特保調查5月13日，美國決定對3個類別的中國服裝產品重新實行配額限制5月18日，美國對我4種產品采取特保”；5月22日．中國宣布自6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74種紡織品出口關稅稅率；5月23日，歐盟對和麻紗啟動特保程序；5月25曰．歐盟宣布推遲對我和麻紗啟動特保程序5月27日，美國正式對我4類紡織品實行進：13限制措施，設限期到2005年12月31日止月27日．歐盟對我T恤和麻紗提出正式磋商請求；5月30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自6月1日起取消81種紡織品出口關稅；6月，中美、中歐紡織品貿易磋商開始……中美歐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發達國家面臨紡織品進口增長為推卸責任將矛頭指向中國．希望通過打擊我國的紡織品出口以轉移國內壓力。但是，隨著中國政府外交策略的轉變．單方面地實施限制或是特保的效果越來越難以掌控．而且即使是在發達國家內部也出現種種責難。因此．關稅壁壘作為WTO認可的貿易保護措施正出現被重新利用的趨勢。2004年歐盟、美國、日本紡織品服裝行業總體平均進口關稅水平分別為9％、lO．2％、8％．并承諾在2005年將紡織品服裝平均關稅分別約束至7．9％、8．9％、6．6％。雖然發達國家紡織品服裝平均關稅約束水平較低但是下降幅度有限并呈現以下特點：(1)關稅升級現象。以歐盟為例，享受最惠國待遇的供應方向歐盟出口紡織品時遭遇的關稅結構為：原料平均關稅為0。7％，纖維平均稅率為5-3％，紗線平均稅率為6．3％，織物平均稅率為9．1％，服裝平均稅率為11．9％．從原料到服裝的關稅升級現象十分明顯．使服裝制成品的有效關稅大大高于其名義關稅：(2)關稅高峰現象。以美國為例，美國至少對200種紡織品制定了高于18％的從價關稅稅率，對部分羊毛及人造纖維的征稅超過30％，一些特定服裝的從價稅達到33％，甚至更高。就其發達國家紡織品服裝關稅安排特點來看．關稅仍然是直接影響競爭力并形成不公平競爭的最直接的因素。

3。自由保護主義背景下，貿易限制手段多樣化趨勢

進入后配額時代的世界紡織品貿易并未從此真正步入自由貿易。在許多紡織品進口國不安地要求延長配額取消時限時，我們就已經體會到這一點。配額取消后，國際紡織品貿易保護不會隨之消失，相反將以一種新的形態繼續配額的影響。如果說配額制度是一種有限制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話(畢竟受多邊協議和增長率的限制)，這種新形態就是一種自由保護主義了。一方面，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層出不窮另一方面，貿易限制實施更為自由．因為這些措施不是多邊的，而是雙邊甚至是單邊的。

利用“二保一反”措施實施貿易限制。”二保一反指我國《入世協定書》中所規定的“紡織品特別保障措施、“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和反傾銷措施”。按照我國《入世協定書》中規定，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在截至2008年12日前，如遇自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在短期內數量激增、價格下跌，對其造成市場擾亂”，可運用紡織品特別保障措施條款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進1：3限制：也可在截至2013年12月10日前(即中國入世后12年內)．運用“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條款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進口限制也可在截至2016年l2月10日前(即中國入世l5年內)根據反傾銷措施條款在確定傾銷時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可以預見各國以二保一反實施的貿易救濟將成為我國今后很長～段時間內紡織品出口的主要障。

利用生態標準等技術貿易壁壘形成出口屏障。近年來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提高了產品的技術標準同時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生命安全為由．對產品制定了苛刻的綠色環保要求。目前．紡織品服裝領域主要盛行的歐盟生態標簽和生態紡織品認證已造成我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貨和出口限制并成為我國紡織品國際市場準入的“綠色屏障”

利用勞工標準制造貿易障礙。近年來．國際上興起一些新的企業認證體系——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主要涉及到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目的是希望企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主動承擔對環境、社會和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客觀地說．社會責任標準是人類物質文明上升到精神文明的一種體現。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出31的大量增加．發達國家抨擊發展中國家忽視勞工權益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在我國，紡織品服裝基本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受社會發展水平的影響．大多數地區企業的生產很難符合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責任標準。因此，這些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存在可能成為制約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又一大障礙。

4．新市場出現的背景下，紡織品市場價格下降的趨勢

世界紡織品服裝貿易的回歸WTO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和削弱了一些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給與特定國家的優惠和特權．那些由此而產生的貿易也將部分被取消，生產和貿易扭曲將會被消除。當紡織品服裝貿易不再受到數量限制．世界將出現一個巨大的、有待開發的市場。配額取消使發達國家的紡織品服裝市場變得更為開放，增加更多的貿易機會。此外，發展中國家迫于發達國家的壓力將進一步開放其國內紡織品服裝市場新的市場也會使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日益擴大。

在出現新的市場的同時，世界紡織品市場價格出現下降的趨勢以美國為例自1996年以來其紡織品服裝的進口價格持續下降．歐洲、日本和許多其它市場也是這樣。究其原因，主要是進口服裝的價格總體呈下降趨勢，而進口服裝在整個紡織品進口中占很大比重。配額取消后，來自低成本生產國的產品比重上升，進口紡織品服裝價格還將不斷下降，將使紡織品市場價格下降的趨勢繼續延續。一方面，進口價格持續下跌，給進口國帶來明顯的福利凈增加效應；另一方面．價格下降的趨勢繼續下去將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產生不利的影響5．市場集中程度加深背景下。市場競爭加劇的趨勢

如果說世界紡織品服裝市場在配額取消前呈現的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的話，那么，進入后配額時代后，它將成為一個幾乎完全競爭的市場但是，在分析日本和美國的紡織品服裝在1995年到2001年期間各自前5位的供應國和地區所占的貿易比重(表1)時，可以發現分別作為非配額國家和配額國家的日本和美國．其進口紡織品服裝市場表現出不同的市場集中程度。2001年日本前五大進31服裝供應國已基本壟斷了日本進口服裝市場．而相比之下，美國前五大服裝供應國占美國進口服裝市場的一半還不到。因此．可以預計，隨著配額的取消．美國及其它原設限國進口紡織品服裝市場集中程度將進一步加大。

。

因此．取消配額后，市場開始進行激烈的重組，過去靠配額的庇護生存的企業面臨抉擇。在這個市場中，企業之間的競爭更趨激烈，商品的價格逐漸下降，行業利潤趨薄。在高端產品市場，我國產品仍將與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競爭；在低端產品市場，我國則將與為數更多的具有基本相同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其中既包括東南亞國家，又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區國家等中南美洲的一些國家。紡織品服裝市場競爭加劇的趨勢不可避免。

二、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拓展的對策建議

在日趨嚴峻的出口環境下．我國紡織品貿易要持續增長．必須有的放矢地拓展紡織品出口貿易。筆者認為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1．對外拓展貿易市場

一方面，鞏固和拓展傳統出口市場。眾所周知．歐、美、日是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的傳統市場．在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的國家和地區分布中一直占較大比重．一直以來我國每年有超過的紡織品服裝出口是輸往這些國家和地區。而歐、美、日同時又是世界紡織品服裝進口的大國．2003年僅美歐紡織品服裝進口就達2300億美元。如果我們對美歐市場占有率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可增加2O多億美元的貿易額。因此，歐、美、日仍應是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貿易市場拓展的重點。

但是如果出口市場過分集中于某個或某幾個市場．會造成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增加貿易的不穩定性。從第一部分的分析我們已經注意到，這些傳統市場出現的市場競爭加劇、各種關稅及有針對性的非關稅限制措施的利用以及區域優惠安排的趨勢對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帶來發展障礙。要想在后配額時代的紡織品貿易中尋求進一步發展，優化全球出口市場的戰略布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拓展貿易市場要實行多元化戰略在鞏固和拓展傳統市場的同時積極培育和拓展周邊和新興市場比如俄羅斯韓國和中東等市場。以俄羅斯為例有統計數據顯~,2003年俄羅斯紡織品服裝進口額比2002年增長了103個百分點從其經濟的發展趨勢來看，可以預計未來對于占盡地利的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俄羅斯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2。對內拓展出口動力

目前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仍是價格驅動．2004年我國出151177億件服裝平均每件服裝的價格僅有3．51美元出1360億雙鞋，平均每雙鞋的價格不到2．5美元。在這種價格驅動下，我國的紡織品服裝貿易形成了一種”數量大價格低“的現象。這其中有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的客觀原因也有國內企業由于“對外出口偏好”而過度競爭的原因，還有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主要出口常規產品附加值不高的原因。

眾所周知出口數量大價格低極易招致進口國的貿易爭端和報復(比如“二反一保”等)。因此我們有必要實現貿易動力的轉型盡快地調整出口企業的產品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品質以質量帶動紡織服裝出口貿易的發展這同時也是回避某些非關稅壁壘的有效手段。

篇（5）

命題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各成員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參加經濟合作所導致的各成員國的直接收益損失。證明：，，=（1，2，3，4，5，6），當國損失部分直接收益從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員收益提高時，反映在國收益上的增加量我們不妨設為，國參與國經濟合作時的直接收益損失量設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時，國與國經濟合作時帶來的收益的凈增量為{（）+（）}。因此，,{（）+（）}是所有參與合作成員國收益的凈增量。顯然，只有{（）}0且{（）}0同時都成立的時候，各成員國家才會參與區域的經濟合作。通過命題1分析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充分條件是各成員國通過有效的磋商，協調相互之間的利益分配并最終達成有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此約束雙方之間的經濟行為。合作的必要條件是中印雙方紡織品服裝貿易間的互補性。若滿足了上述條件，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給各成員帶來的收益的增加定會大于不合作時所能獲得的收益。

命題2：假設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與其他第三國的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即有′。若國不能同時參與和′的經濟合作聯盟，則有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凈增加的量。證明：令=｛′｝，表示成員國屬于聯盟′而不屬于聯盟，由命題1可知，對于，當與國達成合作協議的，其相應的聯盟收益凈增加量{（）+（）}0時，則有,（{）+（）}0。命題2得證。

定義1：成員國對聯盟即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收益的邊際貢獻為（）（），其中（）表示國不是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的成員國時聯盟的值。

定義2：對′，若參與國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大于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即（′）（′）（）（），則稱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對效應可轉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數值（其中，）使得和，（）=（）+（）+,（+），則Shapley值為（,）=（）+0.5,（+）。為簡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設參加中印經濟合作的行為對非成員國沒有影響，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政策在參與合作前后沒有變化。于是，我們可以將特征函數定義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員國自身的保留效用；為結成聯盟時聯盟全體成員國獲益的總和；為未參加聯盟的成員國（但仍屬于）對聯盟造成的損失；表示未參與聯盟而與聯盟以外的成員國（但在內）合作所可能獲得的收益。與命題1的論證類似，對，有（）=（）+（）+{（）+（）}令=，=，=，則（，）=0+=1+0.5=1{（）（）}對于區域經濟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為：（，）=0+=1+0.5=1{（）（）}，=1，2，如果結成聯盟卻沒有發生效用轉移，則成員國得到的收益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個成員國參與經濟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卻沒有效用轉移時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時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顯然，這意味著各成員國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命題3：所有成員國都參與合作時，其處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給每個成員國分配的利益補償量將為=0.51（[（）（））]，=1，2，。證明：對任意的成員國和，是國與其他成員國合作而不與國合作時得到的收益，是國不與國合作時導致的損失。因此，國不與國合作時的收益的凈增加量為。同理，為國不與國合作時的凈收益。所以，補償給成員國的總凈收益是成員國與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之和減去成員國與除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的一半。通過上述模型分析可知，從不合作中獲得較多收益的成員國應該從獲得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中得到利益補償，這顯然不符合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因此，為達成區域經濟合作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從區域經濟合作中獲取收益較多的成員國應該給予獲取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一定的利益補償。同時，獲益較高的成員國在補償獲益較少成員國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參與經濟合作前有所上升。[4]從上述三個命題的證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為合作各方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充分條件為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各成員國從自身實際出發，通過有效的溝通和磋商，積極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訴求，以求達成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制約雙方的經濟合作行為。同時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補償機制，使獲利更多的一方通過利益輸送補償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獲利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雙方利益，從而形成雙方互利共贏的局面，實現雙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終保證各方貿易合作的可持續發展。[5]由此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需要滿足貿易互補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幾個條件。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互補性分析

中印兩國作為紡織品服裝大國，其實在紡織原料、技術等方面，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雖然紡織原料豐富，但相對于國內強大的生產能力來講，供應還顯得相對不足。為滿足國內的需求，中國每年都需從美國和印度等國家大量進口紡織原料。而印度擁有世界最大面積的棉花生產，同時又是世界第二大纖維素纖維生產國，還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生絲生產國，另外還擁有世界最大產量的黃麻生產。紡織原料豐富且品種齊全，且相對于印度國內的生產需求來說還有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紡織原料這一方面，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較強的互補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紡織品服裝業雖然擁有豐富的天然纖維，但人造纖維相對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纖維生產起步較晚，企業生產規模都較小，人造纖維的產量無法滿足印度國內的巨大需求。為滿足國內紡織品服裝產業發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從國外進口相當數量的人造纖維。而中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在人造纖維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由這幾個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中印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著很好的互補關系。互補性的存在將促進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為兩國發展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現實基礎。為更直觀地展示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程度，本文用貿易互補性指數進行實際測算。貿易互補性指數由經濟學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兩國貿易互補性程度。單個產業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定義公式為：為出口國對進口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表示國產品的進口額，表示國總的進口額，為國產品的出口額，為國總的出口額。值變動的范圍為0到1。值越是接近0，則意味著出口國和進口國在產品出口進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兩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程度較低；而當接近1，則表示出口國出口的產品和進口國進口的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兩國在產品上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紡織品服裝相關數據2001年至2013年無論是中國出口與印度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還是印度出口與中國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趨勢。雖然各年份中國與印度的貿易互補性指數有所波動，但整體而言自本世紀之初以來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無限接近于1的狀態，這意味著中印兩國在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上存在著巨大的貿易互補性。兩國在紡織品服裝貿易方面聯系較為緊密，相互依賴程度較高。近年來，中印兩國間的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額保持著穩定的增長速度且每年的貿易額占兩國總的貿易額的比重均超過10%以上。這一貿易事實也很好地佐證了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間貿易互補性的特征。因此，綜上中印紡織品服裝產業間互補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與印度在紡織品服裝產業上各有所長，優勢互補，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相互依賴程度高，貿易增長空間大。若兩國能分工協作，充分利用兩國紡織品服裝業之間的互補性，進行產業內的貿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發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貿易互補性是兩國貿易合作的重要現實依據，這為進一步擴大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內貿易的合作提供了一個現實基礎，說明兩國實行紡織品服裝業的貿易合作是現實可行的。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損失分析

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互補帶來的福利收益。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一個重要現實基礎是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的貿易互補性，這也是兩國進一步加強貿易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分工與協作，從而更好地發揮兩國間的經濟互補性，進一步擴大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往來。同時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帶來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場規模的擴大帶來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經濟低迷的影響，兩國紡織品服裝的傳統出口市場需求疲軟，且為保護本國自身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也進一步加強。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為保持并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良性發展，中印兩國須開拓新興市場。而中印兩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大發展經濟體，兩國國內市場空間巨大。因此，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之間的合作將大大提升市場容量，增加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量，從而帶來貿易收益福利。第三，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的降低帶來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印度一直未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且近年來在兩國貿易中，中國一直處于順差狀態，而印度則一度處于逆差狀態。為保護本國產業，縮小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印度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強，貿易摩擦顯著增多。除一般的關稅措施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手段得到大量運用。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嚴重阻礙了兩國間的貿易發展。而自由貿易能帶來經濟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實行貿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和非關稅等相關貿易壁壘，推行自由貿易，將極大地提升兩國的福利收益。

2．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損失第一，關稅損失帶來的福利損失。為促進中印兩國貿易的自由化，提升貿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關稅必不可少。而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會對兩國造成一定的稅收損失，但從整體的經濟效益來看，這一損失并不值得擔憂。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將大大地降低企業的產品出口成本，提高貿易收益，也將會使消費者收益。第二，貿易競爭造成的福利損失。目前，中印兩國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由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一定的類同性，導致雙方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激烈。若兩國實行自由貿易，推行紡織品服裝間的貿易合作，定然會給對方市場造成一定的沖擊，加劇企業間的競爭。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的優勝劣汰，升級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綜合上述福利收益損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帶來的福利收益將遠遠大于引致的福利損失。

（三）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任何有損合作的行為都會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誠地按相應的規則制度和對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選擇貿易合作對中印雙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穩定的生產資料才能讓民眾的心踏實下來，置土地是生產資料中最為重要的。使民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國”的執政思想。董仲舒堅持“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搖役，以寬民力”。（《食貨志》）同時，他認為“德治”還要重教化，“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于邑”。儒學發展到漢代已趨于成型，其提倡治國要施仁政，要輕刑罰，輕徭役，盡量減輕民眾的負擔和懼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對民眾進行管理，使“德治”在漢代廣泛推行，諸子百家，獨以儒術治國，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國原則，體現了儒學對治國理政的深度關懷。

篇（6）

關鍵詞：中美；紡織貿易；摩擦

2005年1月1日，實施了30多年的紡織品配額制度完全取消，國際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進口國，中國是世界上的紡織品出口大國，中國的紡織品服裝出口迎來了后配額時代。中美紡織貿易摩擦正以各種形式頻繁發生，對此中國應高度重視并應采取應對措施。降低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一、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影響

中美紡織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傷到他人的同時也會傷到自己，這對中國和美國都會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一）對美國而言

1.對美國的負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美國極有可能會遭到中國的貿易報復。中國的紡織品成品半成品不能出口到美國，美國國內的零售商和原材料生產商也不能正常生產，使其利潤降低。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的勞動力價格相對較高，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較低，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低價的中國紡織品在美國的銷售受到限制，這樣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上升，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承擔高昂的紡織品價格，對紡織品的需求降低，不利于美國紡織企業發展。

2.對美國的正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中國向美國出口紡織品困難加大，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在市場上的數量大大減少，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在美國市場具有一定競爭力，中國紡織品數量的減少使得美國本土的紡織品生產商少了一個競爭對手，美國紡織品生產企業的銷售量便會提高，利潤提高，從事該行業的人員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會得到改善。

（二）對中國而言

1.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配額取消后，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需求增加，中國的紡織品產量上升，由于紡織行業進入門檻較低，大量生產資料涌向紡織部門，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商人的利潤和收入降低。紡織品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由于紡織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會導致中國的就業率降低。

2.對中國的正面影響。

中美紡織貿易摩擦對中國也有正面影響。它使得我國紡織品生產企業開始思考，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并積極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積極設立科研部門，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走品牌戰略，注意保護環境，提高企業的自身素質，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競爭力。

二、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

前文已經闡述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影響，那么何為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產生，中美雙方都有責任，不能把責任都推到美國身上，中國也應該從自身尋找原因。

（一）從美國方面考慮

1.美國自身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抬頭。

中國是世界紡織品出口大國，自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大量我國紡織品出口到美國，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勞動力相對美國價格較低，我國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使紡織品成本降低，價格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強的競爭力。美國市場是高度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國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后，將導致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的下降，紡織品部門的資本收益率會趨于下降，紡織品部門的產出將會受到影響。中國的紡織品對美國形成巨大壓力，美國國內紡織產業競爭力下降，美國便會在公平貿易的政策下加強貿易保護。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導致中美紡織貿易摩擦。

中國紡織品占領美國市場，嚴重影響美國紡織產業，紡織產業工人收入降低，紡織業作為美國傳統支柱產業，從事紡織業的美國勞動者人數眾多，工會便會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頒布紡織品貿易保護政策。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選舉利益，爭取更多的選票，也會制定針對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貿易政策。

3.歐美大環境對美國產生的影響使得美對華加大貿易摩擦。

在2005年1月1日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紡織服裝品數量大幅增長，這也存在一定的隱患，引發歐洲對我國展開貿易戰，如歐盟重啟對華聚酯纖維面料反傾銷調查，對紡織服裝品要求產地證明等，這些都會影響到美國對華紡織服裝品的態度。

（二）從我國自身考慮

1.中美貿易長期不平衡。

表現為中美雙方國際收支的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不同，美國用的是“原產地”原則。這就將中國從香港或者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都算入中國，美國用的是到岸價格，與中國的算法差了運費和保險費，美國也沒有包括他們優勢的服務貿易。

2.國內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導致摩擦產生。

中國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企業多以小型為主而且分散，缺少市場競爭力；大型企業大都缺少核心技術，跨國資源配置能力不強。中西部差距依然較大。配套原材料發展比較緩慢，普通纖維產品生產量較大，產能增長較快，而科技含量高、功能品種多樣化纖維卻比較短缺。紡織產品生產多集中在勞動密集的服裝加工中，且競爭十分激烈；而高技術含量的紡織品生產較少。

3.中國紡織品生產企業自身存在問題。

中國紡織服裝企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渤海灣地區和山東。紡織服裝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紡織生產企業利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大量生產。紡織企業自主生產性不強，他們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不能自主設計，生產適合銷路的產品，產品出口主要是定牌、貼牌加工，缺少自己的優勢品牌。有些紡織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參考文獻：

[1]洪涓,張家艷.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6,4

篇（7）

影響祖國大陸對臺農產品貿易政策的主要因素

篇（8）

一、增加值貿易核算方法的逐步完善

增加值貿易核算方法起源于垂直專業化比率的計算。2001年，美國普渡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哈默斯等提出了出口垂直專業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這一概念，并運用投入產出測算一國出口中包含的進口成分和一國出口中作為中間產品被其他國家進口的成分，得出該國垂直專業化程度。出口貿易的垂直專業化程度越高，說明出口產品中進口中間產品所占比例越大。但垂直專業化比率的計算方法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不管最終產品用于出口還是國內消費，其使用的進口中間投入品的程度相同；二是所有進口中間產品都是由國外增加值構成。這兩個假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舉例來講，如果一國加工貿易所占比例較大——如中國，加工貿易出口所需要的國外投入品比重遠高于一般貿易，則第一項假設不成立。再比如，如果本國向另一國家出口中間產品，經后者加工后再作為中間投入品由本國進口，則第二項假設不成立。為了克服上述方法的局限性，WTO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庫普曼等提出了增加值貿易核算方法。這一方法是通過多國投入產出表，測度最終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國內和國外價值增值的貢獻程度。多國投入產出表提供了不同部門產品的交易情況，并將這些產品作為中間投入品和最終產品加以區分。目前的多國投入產出數據庫，主要有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全球價值鏈數據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WTO的增加值貿易聯合數據庫、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IDE-JETRO）開發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數據庫、美國普渡大學建立的GTAP數據庫以及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等。增加值貿易核算彌補了出口垂直專業化方法的不足，成為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體系下更加科學、有效的貿易分析工具。

二、增加值貿易消除

中國外貿統計幻覺傳統的貿易總值統計方法大大高估了全球貿易的規模和貿易失衡的程度。在新的增加值貿易核算方法下，中國的貿易規模和中國對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貿易順差均大大減少。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大幅下調。在新的核算體系下，中間產品多次出入海關的重復計算被剔除，全球貿易總額統計結果大大減少。2013年2月，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全球價值鏈和發展：全球經濟中的投資和附加值貿易》報告指出，在全球出口中，一國進口的商品中僅僅為了生產某種出口商品或服務的中間產品的比例，占到全球出口的約28%。以2009年為例，全球出口總額為19萬億美元，其中重復計算的有5萬億美元。這種重復統計形成的虛高成分，對于主要以加工貿易融入全球價值鏈的中國更為顯著。根據OECD-WTO增加值貿易數據庫統計，2009年作為第一大出口國的中國，按照總值統計的出口額近1.3萬億美元，而按照增加值貿易核算方法僅為8386億美元。可見，增加值貿易方法的統計結果僅為傳統方法的65%，也就是說中國規模巨大的出口中，留在國內的增加值只有65%。基于增加值貿易方法計算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結果也顯示出口規模的大幅縮減。根據OECD-WTO增加值貿易數據庫統計，2009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規模按照總值口徑計算為2899.6億美元，而按照增加值口徑計算則為2012.5億美元，減少了31%。二是中美雙邊貿易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全球貿易失衡、尤其是中美貿易失衡已經成為全球廣泛關注的問題，甚至被認為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中國與貿易伙伴龐大的順差，也加劇了中國與其的貿易摩擦。新的增加值貿易核算方法有助于從更加科學的角度解釋全球貿易失衡，厘清中國在其中的責任。2011年，WTO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在《貿易模式和東亞的全球價值鏈：從貨物貿易到任務貿易》報告中，以增加值貿易方法計算了中美貿易順差。相比傳統統計方法，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中美貿易順差額減少了20%～27%。如果考慮加工貿易因素，同期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程度將會進一步縮小40%以上，2005年甚至達到53%。2013年，OECD和WTO聯合增加值貿易數據庫，按照增加值貿易方法計算的2009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減少了25%。并且，中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也存在虛高成分。初步結果顯示，以增加值貿易計算的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減少約三分之一。中國商務部《全球價值鏈與中國貿易增加值核算研究報告（2014年度）》也得出相似的結果。可見，經過增加值貿易的重新核算，中國對美歐貿易失衡的狀況并沒有那么嚴重。而形成這種明顯統計差異的原因，可以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進行分析。隨著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特別是深度參與東亞地區的價值鏈，“三角貿易”的格局逐漸形成，中國在東亞地區價值鏈條中處于加工組裝的環節，因此實際上承擔了整個東亞地區對美歐的貿易順差。

作者：耿楠單位：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

篇（9）

3、 出國之前，委托商旅接待機構在訪問國當地的報紙上刊登貿易訪問新聞廣告，用廣而告之的方法向訪問國當地的貿易潛在客戶訪問團將于何時帶何貿易產品和合作項目訪問該國，并歡迎光臨及交流洽談等新聞廣告，以尋求更多之貿易客房。切忌到了訪問國后再現找客戶，那已經太晚了，也太遲了。

篇（10）

統計指標體系是開展統計工作的“龍頭”。關于貿易統計指標體系問題，3年前有過一場討論，國家統計局也召開過專題研討會，形成的共識為：貿易統計既要反映全社會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場運行全貌，又要反映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行業的發展變化狀況。一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統計要保留，因為它是反映全社會商品市場運行的唯一指標，許多地區還將其納入政府工作的計劃考核指標，盡管這一指標具有計劃經濟色彩,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慣例；另一方面，為滿足國民經濟核算的需要，并有利于與國際接軌,貿易餐飲業行業統計要盡快建立和完善起來,這方面的工作隨著流通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流通產業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工作量和難度都將大大增加,貿易統計工作重心必然要轉向貿易餐飲業行業統計。

近年來，貿易統計指標體系圍繞上述兩條主線，進行了不斷充實和完善，目前基本框架已經成熟或基本成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1、對當前經濟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反應不靈敏。例如，對政府關心的商品市場總量平衡狀況、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棉花、石油、鋼材等)供求信息反應得不夠；同時反映流通產業現代化進程的指標和分組過于簡單,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反映商業連鎖經營和現代商業業態狀況的統計制度。2、貿易統計指標體系不完善.目前貿易企業生產資料銷售量僅占社會銷售量的20%左右,不能反映生產資料市場全貌；同時價格信息是商品市場最為敏感的信息，但目前商品價格統計與流轉統計為“兩張皮”，按不同的統計方法從兩個渠道自下而上地統計，難于科學、全面和及時的分析商品市場全貌。3、現行的貿易餐飲企業的統計限額標準缺乏科學性和實用性.目前貿易餐飲業統計限額標準過高,能夠達到限額標準而進行全數調查的企業數量太少，從而形成了與其他專業統計“抓大放小”截然相反的結果，貿易統計必須“抓小放大”，因為按現行限額標準，限額以下企業和個體戶的商品流轉量所占比重很大，影響市場趨勢。而目前受多重因素的影響，限額以下企業和個體戶又難于抓住和抓好。這是目前貿易統計數據質量下降的重要因素。4、目前貿易統計非調查（或派生）指標很少，從而直接影響和制約了貿易統計資料的深度開發。加之現行統計資料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導致貿易統計資料的利用程度很低。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建議：

（一）貿易統計指標的設計應以滿足用戶需求為目的，采取務實和相對靈活的原則。貿易統計指標體系應隨著經濟和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而相應調整，不應當是一成不變的。目前首要的是恢復居民購買力平衡統計和主要商品產銷平衡統計核算制度。因為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流通領域，絕大部分商品處于買方市場，市場環境相對寬松，政府的注意力必然轉向如何啟動內需以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如何確保商品總量平衡以防止市場波動、如何保護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國家安全等。在從事這方面的分析研究時，居民購買力平衡統計和主要商品產銷平衡統計資料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對國內市場起著預警的功能。可考慮僅要求在國家和省兩級統計局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編算，并不增加基層負擔。

（二）盡快制定科學合理和實用的貿易餐飲企業統計劃型標準。貿易餐飲業企業劃型尚無國家標準，但統計上有一個限額標準，目前這一標準作為貿易統計開展目錄抽樣的依據，即對限額以上企業實施全數調查，限額以下企業和個體戶實施抽樣調查。筆者認為批發零售貿易業、餐飲業企業限額標準對貿易統計工作尤為重要，它直接影響著貿易統計工作的格局和今后的發展方向。根據目前的限額標準(批發企業年銷售額2000萬元及以上、零售企業500萬元及以上、餐飲企業200萬元及以上，年末從業人員分別為20人、60人和40人)，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的銷售額占全部批發零售貿易業的47%，其中零售企業僅占26%；企業單位不足3萬家。建議將目前的限額標準降低，也就是要提高限額以上企業的比重，其銷售額應該提高到70%以上，其中零售額比重應提高到60%以上。屆時限額以上企業約達到7萬家，足以反映商品市場的總規模和發展變化趨勢。今后貿易統計只要緊緊抓住這7萬家限額以上企業，工作就會變得較為主動，數據質量也有一定的保障。也可減輕限額以下貿易業抽樣調查工作的壓力。同時現行的許多貿易統計信息(如限額以上企業財務統計指標)也會“身價倍增”，變得很好用了。

（三）要在“十五”計劃期內取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從而完成貿易統計核心指標的過渡，并完善貿易統計指標體系。我國即將加入WTO，貿易統計必須象其他專業統計一樣，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現行的貿易統計核心指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由于其自身存在許多弊端和目前資料采集方面的制約，數據質量不斷下降，已經難以為繼；從現在開始，必須統一認識，逐步弱化這一指標，相應突出和加強批發零售貿易業、餐飲業(可能的話應含服務業)的商品零售額統計，因為它涵蓋了90%以上的商品零售額，目前可考慮同時公布以上兩個指標，2年以后用后者取代現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同時完整的商品市場是由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兩大市場組成，生產資料流通總規模的發展變化，反映社會再生產的規模和水平。要在國家和省兩級統計部門，主要依據工業統計報表和貿易統計報表有關指標，按季度測算社會中間產品銷售總額(或稱社會生產資料銷售總額)。從宏觀上反映生產資料市場的發展變化，這項工作對于貿易統計來說也是責無旁貸的。

（四）要從宏觀上研究商品流轉統計與商品價格統計的配套問題。這個問題目前比較復雜，因為涉及到現行統計體制問題，但現在必須認真的研究。在現行統計體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可以設想將目前商品零售價格統計基層的采價過程與目前基層商品流轉統計過程有機的結合起來，確保商品價格統計和流轉統計基礎資料的配套，然后按現行統計體制，在縣級統計局“分家”，分別按貿易統計和價格統計的不同渠道逐級上報。這樣綜合資料和許多結構性資料就能配套使用了。

二、關于目前貿易統計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統計制度是政府統計部門對調查對象、調查內容、調查表式、調查方法、報送時間及方式等內容進行的專門規定，它既是對統計指標體系的具體體現，又是對具體統計調查工作的綜合要求。統計制度的改革相對于指標體系改革而言，既有從屬性，又有相對獨立性。就目前貿易統計制度的改革來講，筆者認為要注意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貿易報表制度修訂要遵循“進度側重反映趨勢、年度側重反映總量與結構”的原則。目前貿易餐飲業報表體系中，必須精簡進度報表內容與工作量，以利于上下都能輕裝上陣，快速反映商品市場發展變化動態。進度統計只要反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貿易企業商品銷售總額及其主要構成情況；年度統計則必須全面反映貿易餐飲企業基本情況、流通總規模及其結構狀況、企業財務狀況及其經濟效益等，為深入分析研究流通產業發展現狀、為宏觀決策以及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基礎性資料。

（二）要強化商品類值統計、弱化現行行業統計。目前國民經濟行業分組標志越來越難以反映貿易企業真實狀況，因為按現在許多企業的實際經營范圍，己經無法準確地界定和將其劃歸為某個行業，流通企業在一定范圍內經營的情況己不復存在。年度統計中的按企業登記注冊類型分組統計應加強，因為它反映企業所有制結構；而行業分組目錄要大為壓縮，僅區分為批發業、零售業、餐飲業即可，因為再細分既難于操作，也缺乏經濟分析意義。同時要強化對貿易企業商品經營類值的統計，因為詳盡的商品分類信息，對處于上游的生產環節和處于下游的消費環節均具有導向作用。建議將目前我國商品分類目錄由37個增加到60個以上。

（三）要加強對商業經營方式和零售業態的統計。我國即將加入WTO，外資開始搶占我國零售市場。這樣一方面加快了零售市場與國際接軌的步伐；另一方面又極大地改變了我國商業傳統的經營方式和單一的百貨商店零售業態，目前國內零售市場可謂“百花齊放”：連鎖經營迅速發展，連鎖企業達1500余家，連鎖門店超過26000家，銷售額突破了1500億元，超級市場和專賣店亦應運而生。我國商業尤其是零售商業已步入重組時代。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涵蓋全社會的商業經營方式和零售業態的統計制度，既不能為政府提供零售市場翔實的結構資料，也不利于我國零售業的國際比較研究。因此建立完整的連鎖經營和零售業態統計制度，無論是對探索其發展變化規律，還是引導和規范市場行為，都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

（四）要進一步完善商品交易市場定期統計制度。商品交易市場即有固定交易場所、進行經常性常年交易、并設有專門管理機構的現貨交易市場。這種我國特有的商品交易形式近年發展很快，目前全國較為規范的市場近6萬家,年成交額突破2萬億元，商品零售額己占全社會的20%。對繁榮經濟、方便生活、安排就業均作出了貢獻，這種交易形式將在今后很長時間內存在和發展。我局在1999年進行了商品交易市場基本情況快速調查基礎上，于2000年起建立了重點商品交易市場成交情況的的季報制度，目前已基本走上正軌。今后主要從報表運作方式、完善統計指標上進行規范和完善。

（五）要盡快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統計制度。我國目前的商品市場己處于買方市場，大家關心的己經不是哪些商品好銷，而是哪種品牌的商品好銷，因而商品的品牌信息己經成為商品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共同關心的信息。統計部門必須順應市場形勢的變化，適時地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統計制度。可考慮將目前“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業商品銷售、庫存”年報表設計改造成“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業主要商品品牌統計”年報表，選擇與人民生活和生產建設密切相關的30種商品進行品牌信息的年度統計。

三、關于貿易統計調查方法的改革

我國的貿易統計抽樣調查工作是隨著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環境的變化而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從小型貿易企業開始，到目前己經擴大至包括個體經商戶在內的全部限額以下貿易餐飲業；由于多方面因素，前期推進的速度慢一些，而近2-3年推進的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各地區普遍完成了小型貿易餐飲業和個體戶的抽樣調查試點工作，近10個地區經過連續抽樣調查的觀察和驗證，己經達到國家規定的抽樣調查精度，具備了用抽樣調查數據替代全面統計數據的條件。這項工作的成績應該肯定，但影響這項工作整體推進和深入開展的問題仍很多。除具有與其他專業抽樣調查工作相同的問題(如受分級經濟管理模式的制約而使抽樣調查工作的推廣困難重重、各種干擾因素影響抽樣調查數據質量、受傳統統計調查模式的影響和束縛而使統計系統自身缺乏調查方法改革的內在動力等)之外，目前貿易抽樣調查工作還受調查方法、調查體制以及保障條件等因素制約。所以必須從整個統計設計和理順統計體制的全局出發，統籌考慮和合理安排，才能使貿易抽樣調查工作深入和扎實地開展下去，真正發揮出統計調查方法改革“突破口”的功能。

從近期工作看，各地區已普遍開展了貿易餐飲業抽樣調查的試點和探索工作，只是工作的深度和廣度不同而己。目前必須盡快結束全面試點，將工作重點轉入抽樣調查成果的應用，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在2-3年內使各地區的貿易抽樣調查工作達到具備用抽樣調查數據替代全面調查數據的條件，并在經費基本到位的前提下，在盡可能多的地區實現數據替代。數據替代及其相關工作的完成，即貿易抽樣調查工作基本到位。當前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必須盡快對全國的貿易抽樣調查方法和樣本戶調查指標進行規范和統一。對貿易抽樣調查方法的采用，國家未作統一規定，只提供了參考方案，由各地區結合實際靈活運用。但目前這項工作進入應用階段后，改變各地調查方法的多樣性以利于調查資料的開發利用就成為一項重要的前提條件。經過多年的實踐，可以按“小型企業采用分層等距抽樣、個體戶采用整群抽樣”的思路來規范和統一全國的貿易抽樣方法。各地區根據這個原則并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實施方案，確定抽樣總體和樣本量，只要對本地區有足夠的代表性即可。國家只要求達到一定的調查精度和按一定要求與格式上報抽樣調查資料。同時對樣本企業(戶)的調查指標和相關要求(如調查頻率、數據采集方式等)也應統一，以利于抽樣資料地區之間的可比和全國抽樣調查成果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