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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證券化指的是將缺乏流動性但預期能夠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通過重新組合,轉變為可以在資本市場上轉讓和流通的證券,進而提高金融資源(主要是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資產證券化的過程較為復雜,涉及發起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特別目的載體)、信用評級機構、投資者等諸多方面。目前,國際上信貸資產證券化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美國模式(表外模式)、德國模式(表內業務模式)、澳大利亞模式(準表外模式)。
資產證券化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啟示
當前,我國銀行良好的成長性與巨額不良資產形成強烈反差,各行普遍面臨資本金不足、不良資產比重高、流動性差、運作效率低等問題,通過金融創新,特別是借鑒諸如資產證券化等國際成功經驗,不失為一種好的解決辦法。資產證券化對于我國商業銀行滿足監管要求,化解和分散信用風險的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優化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緩解流動性壓力。國內商業銀行的負債以短期存款為主,而貸款資產卻呈現出長期化的傾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長期融資的功能主要由資本市場承擔。在我國,企業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僅占5%左右,商業銀行長期承擔了本應由資本市場承擔的功能,公路、電廠等大量基礎設施項目主要依靠銀行貸款,商業銀行中長期貸款比重逐年上升。另一方面,隨著加息周期的來臨以及金融投資產品的蓬勃興起,儲蓄存款出現增勢減緩的勢頭,貸款長期化與存款短期化、貸款流動性降低與存款流動性增強兩對矛盾并存,銀行資產負債期限明顯錯配,銀行“短借長用”的矛盾將會越來越凸顯,導致流動性風險不斷加大。監管部門規定商業銀行中長期貸款比例不超過120%,據悉,不少銀行已接近或超過這一監管上限。
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出現,則為資產負債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通過證券化的真實出售和破產隔離功能,可以將不具有流動性的中長期貸款置于資產負債表之外,及時獲取高流動性的現金資產,從而有效緩解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壓力。
2、有利于商業銀行資本管理,改善資本充足率。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銀行監管日益加強,解決商業銀行風險,特別是風險資產與經濟資本的關系顯得尤為迫切和突出。如何在有限的資本條件下實現收益與風險的匹配,是商業銀行面臨的重大課題??坎粩鄶U充資本的外延增長模式越來越受到投資者置疑。而靠不斷降低資產風險度,大力發展低風險或無風險的中間業務這種內涵式的增長模式越來越受到推崇,這其中資產證券化業務不失為解決矛盾的較好方式之一。根據銀監會頒布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要求商業銀行在充分計提各項損失準備的基礎之上計算資本充足率,2007年1月1日資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資本充足率不低于4%。近年來,隨著金融資產的快速擴張,國內銀行普遍面臨資本金不足的難題,浦發、招商、民生紛紛采用配股、可轉債或發行次級債等方式充實資本金,這固然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大規模融資容易引發市場的極大反響,招致投資者的抵制;且發行次級債不能改變銀行資產規模及風險權重,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金不足的問題。根據《巴塞爾協議》對不同類風險資產的資本要求,銀行能夠主動靈活地調整銀行的風險資產規模,通過對貸款進行證券化而非持有到期,來改善資本充足率的大小,以最小的成本增強流動性和提高資本充足率。
3、有利于化解不良資產,降低不良貸款率。在處理大批非流動性資產時,特別是不良資產,銀行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并且只能在未來不定期地收到現金,這種傳統的資金變現方式顯得效率較低,而資產證券化在處理大量非流動性資產時一般采用歷史數據來估計資產回收率,然后將資產按照一定的比例實現證券化。這種處理方式避免了逐筆審核資產,從而節省了資產價值評估的成本和時間,快速收回大量現金,融資成本較低,同時保留了資產所有者對剩余資產的收益權。解決中國銀行系統巨額不良資產一直是中國金融界的主要課題。盡管通過努力不良資產率由34%下降到2004年上半年的15.59%,但不良資產率依然很高,因此,利用證券化來加速解決不良資產問題是很現實很急迫的要求。銀監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第三季度,境內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3.37%,其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5.71%,股份制銀行不良貸款率為5.3%,均高于國際水平,且不良貸款絕對額巨大,對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隱患。通過資產證券化將不良資產成批量、快速轉換為可轉讓的資本市場產品,重新盤活部分資產的流動性,將銀行資產潛在的風險轉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資產的有效途徑。
4、有利于增強盈利能力,改善商業銀行收入結構。限于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特別是固定收益債券市場不發達,國內商業銀行仍然以傳統的利差收入為其收益的主要來源,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很小,大約只有6%~17%。資產證券化的推出,給商業銀行擴大收益、調整收入結構提供了機會。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給金融市場增加了大量可投資品種,且具備信用級別高,收益穩定等特點,成為債券之外的重要投資品種,其根據標的資產和條款設置的不同形成了許多投資品種,迎合了各種投資需求,有利于投資者實施多元化投資策略和控制投資風險。此外,原貸款銀行在出售基礎資產的同時還可以獲得手續費、管理費等收入;另外,還可以為其他銀行資產證券化提供擔保及發行服務賺取收益。
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面臨的障礙及對策
國外資產證券化實踐表明,資產證券化須具備如下環境:
1、法律環境。既包括與公司組成和監管、信托的建立和受托人職責、融資報告要求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包括信息揭示要求、受托人強制職責、資產充足規則和償付能力規則。
2、會計環境。包括對于脫離資產負債表的證券化資產的確認方法,資產負債表中報告發起人頭寸的方法、發起人考慮下級部門利益的方法等等。
3、稅收環境。明確對資產轉移和現金流的稅負問題,包括債務人支付給SPV或SPV支付給投資者的稅收問題。
4、市場環境。金融市場不發達,特別是信用市場,從當前來看主要是企業債市場極不發達,無法為企業信用定價;此外市場缺乏公信、高效的中介機構,如評級機構,托管機構等;信用標準不統一,市場分割,缺乏透明度。
5、信用環境。高效的信用體系是有效實施資產證券化的重要基礎,要采取各種措施提高全社會的信用意識,擴大征信服務的覆蓋面,加強信用交流和共享,要有較為完善的企業和個人的信用體系。
自1999年以來,我國理論界、金融界就商業銀行實施不良資產證券化進行了積極的研究和探討。2003年初,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與德意志銀行簽署了資產證券化和分包一攬子協議合作項目,被稱為我國第一個資產證券化項目。但總體而言,現階段,我國對于資產證券化,無論是理論知識準備還是實際操作經驗,無論是金融環境還是法律、會計、稅收環境都還十分欠缺,存在許多障礙,制約著資產證券化的發展。突出表現為: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資產證券化缺乏法律規范與保障;信用評級制度不完善,缺乏規范的金融中介機構;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低,資產支持證券的需求不足等等,尚不適宜大規模推動資產證券化業務。
一、銀行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
1.從銀行制度方面來講,銀行的可支配資本,表現為兩種形式: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其中,人力資本不同于人力資源,主要是強調對經濟增長貢獻重大的人力因素——主要是知識、技術、信息、事業心和創新精;神等一切具有乘數效應的經濟資源總稱。銀行產權制度關心的是在這種組合資本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應如何在人力資本所有者與貨幣資本所有者之間安排,才能使銀行資本價值最大化。
2.從銀行經營方面來講,銀行的經營活動是以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兩類生產要素的存在和配置為基礎,是資本投入、生長、增值和獲利的載體。銀行資本增值取決于人力資本、貨幣資本以及銀行的運行制度。銀行資源配置效率和經營效率越來越不取決于貨幣資本,而取決于人力資本的開發和利用程度,呈現出人力資本主導貨幣資本的發展形態??梢灾v,貨幣資本是銀行資本增值的條件;人力資本才是銀行資本增值的主要源泉,所以讓人力資本事有銀行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就是邏輯的必然。
3.從人力資本自身方面來講,現代商業銀行具有專業化特點的人力資本可分為3類:一是經營管理型人力資本;二是技術創新或技術轉移型人力資本;三是市場開拓或產品營銷型人力資本。商業銀行經營效益及效率的提高日益依賴于人力資本,其原因就在于相對于貨幣資本來說,人力資本的內在價值得到了顯著提高,因為在人力資本的要素結構中,需要較大投入的知識要素日益成為其主導要素,所以如同其他任何投資活動一樣,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也是成為資本投資的一種選擇,并且同樣應得到投資收益回報。
4.根據人力資本價值與崗位價值的必須結合性,運用市場機制,通過公開競爭的方式給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等關鍵崗位定價——崗位價值資本化和股權化,以體現競爭上崗者的人力資本價值及其對產權要求的初始界定,讓人力資本所有者與貨幣資本所有者一樣分享銀行剩余和分擔銀行虧損。離崗時,不管其在崗期間銀行是增值還是貶值,都要求按當初崗位價值的貨幣值歸還銀行。如果銀行盈利,則體現人力資本初始產權要求的股權就會增值,人力資本所有者將取得資本收益。反之,如果銀行虧損,則人力資本所有者還應與貨幣資本所有者一樣,承擔必要的虧損責任,扣減相應的股權,充分體現責、權、利、險的結合。
二、銀行人力資本投資
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貸主要是使人力資本得到增值,并能為銀行創造價值。人力資本投資已經成為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使得人力資源管理部門越來越多地在銀行的經營決策和業務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角色定位也由傳統的控制人工成本的成本中心轉變為增加產出的利潤中心,大力資源管理的戰略目標就是要不斷地增加銀行的人力資本。
l.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內容。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是指對員工進行普通教育、在職培訓、健康保健等旨在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的資本性支出行為,其中核心內容,就是針對銀行員工的職業生涯和發展路徑進行經常的、大量的教育投資和培訓投資活動,這方面的投資對一個現代銀行的生存和發展來說具有戰略決定意義。
銀行人力資本投資與形成。銀行人力資本可以理解為具有連續不斷地獲取、積累、利用和創造知識的組織能力。(1)銀行人力資本不是單個個人的人力資本的簡單加總,銀行作為一種社會有機組織實體,其人力資本水平和存:量取決于組織整體協同的有效性和有機性。人力資本是凝結在人身上的知識和技能,其根本的功能規定性主要表現為在社會生產活動中所發揮的精神創造力。面對日趨激烈的全球一體化的競爭挑戰,銀行要想在市場中立足、生存、成長和發展都必須成為不斷學習、創造和運作新知識的學習型組織。(2)銀行人力資本的投資與形成,就是銀行作為一種學習型組織進行系統思考和形成群體知識創造的過程;或者說,包括人力資本獲取、融合、維持和再造在內的人力資本形成,是銀行作為學習型組織運行和發展必須堅持的戰略層面。銀行人力資本形成的組織基礎和首要任務,是發展、培育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內涵或人力資本存量的組織成員。銀行人力資本形成的關鍵環節和主要任務,是通過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和實現團隊學習,把個體的人力資本整合成銀行人力資本。銀行人力資本形成的最高境界和戰略任務,是健全銀行作為學習型組織的系統思考和知識創造功能,從組織發展戰略的高度制定銀行人力資本投資規劃并動態推進其滾動實施。(3)銀行人力資本的形成是一種長期的、動態的過程,是通過戰略性的人力資本投資活動來實現的。銀行人力資本投資戰略,作為整個銀行投資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是指從銀行長期生存和持續發展的高度,根據外部環境變化的挑戰和內部組織結構變革的要求,對銀行未來時期人力資本形成和維持所需支出活動進行總體性的謀劃和安排。銀行投資經營戰略規定了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銀行經營的特定行業和領域、增長向量或成長方向、市場競爭策略和組織內部要素的協同機制,而人力資本投資及其戰略選擇則是決定整個銀行投資經營戰略順利實現和最終成功的主導和關鍵。
三、銀行人力資本激勵
銀行人力資本運用能否以人為本,有效激發員工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員工的主體能動性和創造性,就成為決定銀行生產經營績效優劣的關鍵因素和銀行人力資本運營管理成功與否的核心問題。
1.銀行人力資本在運營過程中的使用效率或利用效果如何,是靠激勵來實現的,主要包括制度激勵和管理激勵。所謂激勵,就是強化與組織;目標相契合的個人行為,也就是說,引導個人行為最大限度地運用其人力資本去實現組織目標。當個人努力方向與組織目標完全一致時,個人的潛在人力資本得到最大限度的運用,激勵效果達到最大。可見,激勵的實質,就是通過制度設計和管理操作,以使個人與組織目標最大限度地一致起來,調動人力資本所有者個人的精神力,讓他們有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運用其人力資本在工作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2.人力資本制度激勵,就是遵從人力資本天然所有者這種經濟行為屬性,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則,設計和建立統一的、規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勵制度,并在整個銀行范圍內貫徹實施。這就要求從銀行所有權安排和治理結構高度確立人力資本產權地位,保證其主體權能和權益的實現,即設計和實施全員持股、民主控制的股權激勵計劃和措施。然后,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系列績效考評和獎酬制度,以及銀行文化、團隊精神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制度激勵是銀行人力資本使用的一種長期穩定的根本性激勵機制,它是管理激勵的基礎或前提。
3.人力資本管理激勵。銀行人力資本運營過程中,管理者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現實的個體,所以,對人力資本的日常維持和激勵使用就必須因人而異、區別對待。這就要求管理主體有高超的技能和技巧,能綜合運用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人體功效學等知識和技術,有效地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之最大限度地運用其人力資本,為銀行經營發展做貢獻。管理激勵是銀行人力資本使用的一種動態權變的日常性激勵機制,它是制度激勵的具體實現形式。
在銀行人力資本運營的戰略層面上和操作實務中,制度激勵與管理激勵必須有機結合起來,并整合為完整的銀行人力資本激勵體系和運作機制。管理激勵措施和實施必須建立在制度激勵的基礎之上,制度激勵必須為管理激勵的有效實現提供制度前提、組織保障和人文環境。經過整合的人力資本激勵體系和運作機制,基本框架和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銀行薪酬制度體系的設置運作;二是績效考核評估制度體系的設計操作。
四、銀行人力資本整合
第一,由歷史原因形成的、以國有商業為主體的首都商業布局和結構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在“首都經濟”發展過程中,現有的所有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商業領域市場競爭格局的合理發展。
第二,國有商業企業固有的管理體制陳舊、運行機制不活等問題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員多、負擔重、經營不夠靈活、職工積極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徹底革除,這些包袱使國有商業企業在競爭中難以搶得先機,也就很難適應對外全面開放商業領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第三,從國有商業目前的經營狀況來看,不景氣的仍占大多數,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幾年,國有商業在經營規模、市場份額、成長性等幾方面都表現不佳。北京市非公商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與此同時,國有商業企業商品適銷性低,庫存率高(平均存貨/銷售成本),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大中型商業企業的年資金周轉率僅為1.7次。資金利用效率幾乎與工業企業水平相同。而根據一般規律,商業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應當比工業企業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沒有得到明顯改善。這種不良局面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市商業進一步發展的明顯障礙。
國有商業資本繼續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國有商業企業,既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商業流通領域整體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國有資本向需要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戰略性行業和領域集中。事實上,當前北京市有許多應該有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國有資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國有資本的投入嚴重不足。北京交通擁堵日益嚴重的現狀就是一個明證,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發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國有資本在公共衛生方面和突發事件應急系統建設方面投入的嚴重不足。因此,為更有效發揮國有資本對整個地區經濟的支撐和帶動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區經濟的良性循環,實現國有資本配置領域的充分優化,國有商業資本退出商業流通領域勢在必行。
二、戰略調整應以提高商業的整體競爭力和地區經濟整體實力為目標
北京市推進國有商業戰略性調整的總體目標應當著重于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國有商業資本布局的戰略調整,提高北京市商業的整體競爭力,促進北京市商貿流通業的快速發展。二是通過調整,將國有商業資本向需要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戰略性行業和領域集中,提高國有資本的利用效率,促進首都經濟的繁榮。從短期看,北京市國有商業資本的戰略性調整的重點應是整合現有的國有商業資源,通過在“進”與“退”中的產權優化重組,使國有資本真正成為能夠帶來良好收益的有效資產,提高國有商業資本的市場價值。進而為國有資本退出商業流通領域,實現配置領域的充分優化這一長期目標做準備。具體說,近期北京市商業領域國有資本戰略性調整的具體思路是:
(一)調整國有資本分布領域和在企業產權構成中的地位,增強國有資本的活力
——少數經營特殊商品的企業仍應保留國有獨資。如:鹽業、煙草業等。
——在一些重點企業中,國有資本仍可占據控股地位。這類企業主要指兩種情況。一是業態清晰,主營業務突出,經營管理水平高,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型企業集團。二是經營業態新,發展前景好,業績突出,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的大型連鎖企業。
——具有一定競爭力的品牌企業和連鎖組織形式的企業,如一些老字號和新興品牌企業,國有資本可視效益情況適當參股。
——在浴室、理發、修理、餐飲、旅店、洗衣和攝影等行業的單體企業或小型商業企業中,國有資本應堅決全部退出。
(二)建立國有商業資產的有效管理體制
多頭管理和職責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擾國有資產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幾年雖經調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戰略調整中應構建新的管理體制。一方面,國有資產管理應實行管資產、管人、管事的統一。國有商業資產連同其他國有資產一起由政府專司國有資產管理的專門機構統一管理,而且管資產和管事管人相統一,不再多頭管理。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三個層次職能的分離。第一層次:實現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同國有資本管理監督職能的分離。第二層次:實現國有資本管理監督職能同國有資本經營職能的分離,國有商業資本的經營權應以授權方式交給控股公司或投資公司,專門從事國有資本的營運。第三層次:國有投資公司或控股公司通過出資對企業或公司參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權益,實現出資人最終控制企業同企業作為獨立法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分離。在原專業局基礎上組建的行政性商業企業應視其具體情況給予撤銷,有條件的通過改制轉變為實體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職能。
(三)培育大型商業企業集團,構建大企業主導型的現代化、國際化的城市商貿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貿流通必須發展相應的業態和市場主體。根據北京市場的規模、基本特點和現有資源狀況,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議重點發展“六大商業板塊”,即百貨業、連鎖超市業、專業連鎖業、批發零售業、中式餐飲業以及食品加工業。每個“板塊”都應當形成以集團化、連鎖化為主體,以信息化、網絡化經營為主要運行方式的龍頭企業。龍頭企業應在市場競爭中產生。
三、國有商業資本戰略性調整的具體措施
國有商業資本整合重組,應以“企業自愿、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為原則。政府推進國有商業戰略性調整,應當主要依靠市場化運作手段。在運作過程中要重點突出,措施得當,力求實現商業資源的優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權、合資、合作等方式實現部分國有資本從大型商業企業退出
除鹽業、煙草等特殊行業可繼續保留國有獨資外,對其余國有商業資源,應本著“靚女先嫁”的原則,通過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促進優質商業資源有效集中,將其培育和發展為有市場競爭力的大商業集團,進而以較高的市場價格變現國有資本,實現退出。具體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種選擇。一是減持國有股。可考慮通過出讓國有股、放棄配股權、置換股權等形式,由絕對控股向相對控股或參股轉變,同時吸引國內外有實力的企業以資金、技術和市場參股、控股。對已上市的商業企業,可利用上市公司殼資源,通過股權轉讓、資產置換和證券市場運作,減持國有股。二是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合作。與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的跨國公司和國內具備條件的一些非國有大企業合資合作,是實現國有商業資本退出的另一個現實的選擇。(二)通過多種形式解決國有中小企業退出問題
商業領域的國有中小企業改革采取放棄控股、減少參股的方式,實現國有資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業可通過改制,出讓國有資本的控股權,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營資本的進入,待條件成熟國有資本逐步退出。小型企業中的國有資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過產權出售的方式,將國有資本整體出讓給企業經營者、職工和社會自然人等。要將企業徹底推向市場。供銷社系統企業應當進一步理順各級供銷社的組織管理體制,理順與區縣公司的產權關系,取得規模效益。通過改革與調整,努力構建優、特、專、精的企業群體。
(三)繼續實施兼并破產,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勢企業
國有商業企業的扭虧脫困工作應當與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調整任務結合起來。一些長期虧損、扭虧無望的企業應當退出市場,以便集中國有商業資本發展有競爭力的企業。建議北京市政府每年對商業領域中的虧損企業進行一次清理。對連續3年虧損、扭虧無望的企業,政府要采取關閉注銷、出售拍賣、兼并破產等有效措施,果斷予以淘汰;有國有資本參與其中的商業企業要實行扭虧目標責任制,兩年左右的時間內無法實現盈利的,國有資本應當徹底撤出。同時應完善市場優勝劣汰機制,對虧損超過規定期限的企業要及時進行清盤,不應允許虧損企業長期存在。
(四)完善國有資本運作體系,形成規范的母子公司體制
根據北京市目前的國有資產經營管理辦法,商業領域中現有大型國有商業集團應重新審視本企業的發展戰略,明確集團總部的主要功能。對于資產規模較大、具有可開發資源優勢的企業,應當逐步由實體經營轉為資本經營。國有商業集團應當收縮商品經營管理業務,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過渡為國有資產控股公司;從以往管“一個個企業”到管“一塊塊資產”。資產規模較大,具有品牌經營優勢的企業集團,可兼有資本經營和商品經營雙重職能。
四、政府在國有商業資本戰略性調整中應有所作為
在向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方向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國有資本仍將在首都商業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體到企業來說,沒有必要強調國有資本在商業企業中的主導地位。
在國有商業資本戰略性調整中,政府的作用不應忽視。從目前各地的實踐情況看,政府采取何種行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進退的“度”是關鍵。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經構建了一批有國有資本參與其中的大型商業企業。但對今后可能出現的問題還未能預見。而廣東政府對于商業領域的產權構成調整更多采取了市場自發競爭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好處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轉軌代價較小,但可能使企業優勝劣汰的時間較長。我們認為,政府在調整商貿流通業產權構成和國有資本優化配置問題上應當引導市場,主動出擊。取代市場不行,單純依靠市場自發競爭也不利。具體地說,政府應主要在制定戰略調整的總體規劃,引導、推進和監督戰略規劃實施以及適時調整戰略規劃等方面發揮作用。這是因為對資本進行戰略性調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項重要的權利,而國有商業資本的戰略性調整涉及眾多的行業和企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盤規劃,并對規劃實施的進程進行監督和控制,同時針對實施過程中碰到的問題對戰略規劃作出調整,這些職能理應由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戰略調整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正確理解國有資本的“進與退”的問題
國有資本進行有進有退調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支撐、引導和帶動作用,因此,對商業流通領域國有資本進行戰略性調整,其核心應是為更好地發揮國有資本的作用,而不僅僅是為了甩包袱,將效益差的、實在經營不下去的企業賣掉,而將效益好的繼續保留。這樣做的結果,不僅使得退出的過程困難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難收回足夠的資金去加強該進入的領域。
(二)正確對待退出過程中國有商業資本的流失問題
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監管資本計量公式解析
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利用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有效期限(M)、違約風險暴露(EAD)等風險參數,較為全面地勾勒出單筆風險暴露所面臨的風險,亦將其作為監管資本公式的重要輸入變量,以確定所需的監管資本水平。
(一)監管資本要求與違約概率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違約概率(PD)是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債務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償還銀行貸款本息或履行相關義務的可能性。在內部評級法中,PD由商業銀行自行估測。在非零售內評體系中,PD是針對債務人自身風險的評估,多受到債務人財務情況、經營特點、系統性風險等因素的影響。在零售內評體系中,PD則是針對債項而言,除了受到債務人自身風險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抵質押品、保證、業務品種等債項因素的影響。從監管資本公式結構來看,PD對監管資本要求(K)的影響最為復雜,不僅僅來自于自身,還來自于資產相關性(R)、期限因子(b)等中間參數,且影響是非線性的,故較難得到K與PD之間清晰明了的數理解析關系。鑒于此,本文采用圖形法分析K值與PD之間的相關關系求K與PD之間關系具有一定的共性。K(PD)是PD的非線性上凸函數,在[0,1]的PD取值空間內,K值存在極大值點,所對應的PD為PDK極大值。當PD小于PDK極大值時,K與PD呈正相關關系,即PD越大K越大,而當K大于PDK極大值時,K與PD呈負相關關系。以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為例,當LGD為45%,M為2.5年時,該PD接近30%時,K達到極大值0.1991,RW為248.83%,而大部分非違約零售客戶違約概率在30%以下,即服從PD越大K越大的規律。值得注意的是,在PD低于PDK極大值時,K隨PD變化彈性從富有彈性逐漸變化為缺乏彈性。資本要求K與違約概率PD值之間“先升后降”的相關關系,充分體現了內評法對資本、撥備等風險抵御措施的目標界定。當違約風險足夠高(即PD大于PDK極大值)的時候,風險暴露所蘊含的風險基本可被預測由撥備所覆蓋,體現為預期損失PD*LGD,相應地無法被預測的非預期損失會隨PD的增加而減少,體現為監管資本要求(K)的逐步下降。目前大部分商業銀行采用主標尺進行PD估測,即將PD∈[0,1]的取值區間劃分為若干個風險級別,用各區間平均PD作為該級別所有債務人的PD值進行監管資本計算,由于PD較低時,K相對于PD的變化是富有彈性的,所以應盡可能細化低PD風險級別劃分規則,減少因級別平均PD替代債務人真實PD而產生的資本耗費。同時,在非零售內評初級法下,合格保證的風險緩釋作用表現為保證人PD替代債務人,即在滿足監管要求的情況下,將債務視作合格保證人的債務,采用較低的保證人PD替代債務人PD計算監管資本需求,因此選擇低風險的保證人是獲取資本套利的有效途徑。
(二)監管資本要求與違約損失率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違約損失率(LGD)是指債務人(或債項)違約后所產生的損失比例,即違約損失率=1-違約回收率。在非零售內評初級法下,LGD由監管給定,高級債權LGD為45%,次級債權LGD為75%。在非零售和零售內評高級法下,LGD由商業銀行自行估算,可考慮抵質押品、保證、經濟環境、業務品種等因素。以非零售風險暴露監管資本(K)公式為例,計算K與LGD之間的一階導數、二階導數,并繪制K與LGD相關關系圖①。dKdLGD=[N(11-R×G(PD)+11-R×G(0.999))-PD]×{}11-1.5×b×1+M-2.5×b>0(2)d2KdLGD2=0(3)從公式(2)、(3)和圖3可知,各類型風險暴露的監管資本要求K相對于違約損失率LGD單調遞增,即LGD越高,K值越大。對于同類型風險暴露,單位LGD變動帶來相同絕對量的K值變動,但對于不同類型風險暴露,資本要求K與LGD的彈性略有差異。相比較而言,金融機構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一般企業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中小企業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其他零售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合格循環風險暴露K相對于LGD的彈性,即單位LGD變動給金融機構風險暴露K值所帶來的影響高于給一般企業所帶來的影響,該原理可以此類推。在很大程度上,PD是用來衡量作為“第一還款來源”的債務人自身風險的,LGD則是衡量以抵質押物為代表的“第二還款來源”風險的。與權重法相比,內評法更大范圍的認同第二還款來源的風險緩釋作用,而且在高級法和初級法下處理方式略有差異,總體來看,高級法下商業銀行具有更大的靈活度,可認定的合格風險緩釋品范圍更廣,且合格保證的緩釋作用可體現在PD上亦可體現在LGD上。因此,在高級法下,合格風險緩釋品所能提供的監管資本套利空間更大。
(三)監管資本要求與有效期限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債項期限(M)是較為重要的業務風險評估因素,通常情況下,業務期限越長所面臨的業務風險和波動性越大,所需消耗的資本也有所提升。為了體現期限對業務風險的影響,在非零售風險暴露的監管資本要求(K)公式中引入有效期限(M)作為模型參數。在非零售內評初級法下,除回購交易類業務
(四)不同類型風險暴露監管資本要求的系統性差異
考慮到各風險參數、系統性風險、成熟期調整等對不同類型風險暴露業務風險所產生影響的差異性,信用風險內評法設定了差異化的監管資本(K)公式和相關性(R)公式,使得即使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不同類型單位風險暴露所消耗的監管資本各不相同底層平面最遠的曲面代表金融機構風險暴露,第二遠的曲面代表住房抵押貸款,第三遠的曲面代表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第四遠的曲面代表中小企業風險暴露,第五遠的曲面代表合格循環零售風險暴露,離底層平面最近的曲面代表其他零售風險暴露。
1.資產相關性(R)公式的差異性作為內評法監管(K)公式的重要中間變量,不同類型風險暴露的相關性(R)公式略有不同,以體現不同類型風險暴露與宏觀經濟之間差異化的相關性。首先,吸取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為了防范金融機構與宏觀經濟之間高相關性所潛在的巨大風險,部分緩解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窘境,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風險暴露設定了嚴格的、懲罰性的相關性計算公式,即以一般企業風險暴露資產相關性公式為基礎,乘以1.25的懲罰性倍數,使得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金融機構風險暴露K高于其他各類風險暴露K。其次,由于中小企業單筆風險暴露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弱于一般企業,故以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相關性公式為基礎,予以一定程度的規模優惠,且規模越小優惠幅度越大,使得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中小企業風險暴露K低于一般企業風險暴露K。再次,在相關性(R)公式中引入差異化的K-fac-tor,其中非零售風險暴露R公式中K-factor為50大于零售的35,K-factor越小,R隨PD增加而遞減的速度越慢。最后,區別對待不同類型零售風險暴露的相關性問題,給予資產高度分散的合格循環零售和其他零售風險暴露較低的R,而給予高度依賴于房地產市場和宏觀經濟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較高的R,以至于在LGD相等且PD較高的情況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資本要求甚至會超越一般企業風險暴露的。
2.監管資本(K)公式的差異性從監管資本(K)公式自身結構來看,僅區別對待非零售和零售風險暴露,即在非零售風險暴露中K公式考慮期限調整因子,在M∈[1,5]的取值空間內,期限調整因子為保守性調整,與違約概率(PD)、有效期限(M)相關,且M越大,期限調整因子越大,即有效期限越長保守性調整幅度越大。堅持“風險越高的業務所需監管資本越多”的核心原則,內評法監管公式不但給予不同類型風險暴露差異化的監管資本公式,以區別對待業務風險與監管資本需求之間的影響關系,而且不同類型風險暴露之間平均風險水平的絕對差異,也會對各類風險暴露的監管資本總需求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以非零售風險暴露為例,在通常情況下,銀行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非銀行金融機構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一般企業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中小企業風險暴露平均風險水平,對于平均風險水平較高的風險暴露而言,較高的平均風險水平完全有可能會侵蝕掉監管資本公式給予的資本優惠。因此,在內部評法級下,下大力氣加強風險管理,提升“識別風險、控制風險和化解風險”的能力,降低業務總體風險水平,是獲得監管資本套利的最根本途徑。
三、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下監管資本套利策略建議
綜上所述,由于在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下,監管部門制定了不同類型風險暴露差異化監管資本計算公式,將體現單筆風險暴露特點的風險參數作為參數輸入模型,因此為商業銀行保留了監管資本套利的可能。在資本日益稀缺的市場環境中,商業銀行應在確保所持有監管資本能夠抵御經營風險的情況下,采取較為靈活的策略方針,獲得監管資本套利優惠不失為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重點可考慮以下措施。
(一)積極推進內評應用,推動監管資本管理目標與業務發展方向的協調統一
在內評法下,商業銀行監管資本需求與資產結構、平均業務風險水平緊密相關,為了取得監管資本管理目標與業務發展方向的協調統一,商業銀行應積極推進內評風險參數在信貸全流程的使用,以風險水平為重要參考因素,執行差異化的準入、授信審批、貸款定價、績效考核、限額、信貸、貸后管理等政策,促進行內資源向“高風險收益,低資本消耗”的業務傾斜,通過提升優質客戶占比、增加合格風險緩釋品比例、減少中長期業務占比等方式,有效降低業務風險,獲得監管資本的節約。
(二)優化資產結構,促進零售業務和中小企業業務發展
考慮到各類資產風險與宏觀經濟的相關性差異,在相同風險參數水平下,監管部門給予資產分散度較高的零售業務、中小企業業務一定程度的資本優惠,而對系統性風險較高的金融機構業務予以本懲罰。鑒于此,商業銀行在完善風險控制手段的前提下,要不斷優化資產結構,降低金融機構業務占比,提升零售和中小企業業務占比,將開展零售和中小企業業務所獲得的監管資本套利優惠切實轉化為競爭優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權重法下銀行業務被賦予較低的風險權重,這與內評法的資本懲罰有較大差別,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商業銀行采用內評法計量其所開展銀行業務的監管資本需求時,會較權重法計量結果出現一定程度的資本浪費。
(三)以組合管理模式積極推進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發展
依照內評法要求,若商業銀行采用組合方式管理符合標準的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可將其作為其他零售風險暴露計提監管資本,在相同風險參數情況下,此舉可大幅節約資本。因此商業銀行可通過開發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組合管理工具,制定組合管理政策,設置組合管理流程等方式,完善組合管理模式,積極推進微型和小型企業業務發展,在不斷提升管理水平的同時,獲得較大規模的監管資本套利。
(四)提升合格風險緩釋品的覆蓋比例
更大范圍地認同合格抵質押品、保證等風險緩釋品對業務風險的降低作用,是內部評級法的一項較大改進。為了充分挖掘內評法此項改進所帶來的資本套利空間,商業銀行應下大力氣提高風險緩釋品的監管合格率及有效覆蓋率,這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大力氣。一要加強風險緩釋工具的內部管理,努力縮小抵質押品的業務合格性與監管合格性之間的差距,最大可能地在業務層面和資本層面均發揮抵質押品的風險緩釋作用。二要將風險緩釋品合格性認定監管標準提煉成可操作的業務規則,并輔以詳盡的制度和系統實施方案,提升監管合格的可執行性。三要加強培訓宣導,引導一線業務人員在業務可行的情況下,優先選擇滿足監管合格性認定條件且緩釋效率較高的風險緩釋品,同時盡可能避免房地產及其他抵質押品價值與對應風險暴露價值的比例低于最低抵質押率的情況。四要加強對風險緩釋品的合格性認定信息、風險緩釋品與債項對應關系的收集及系統記錄,防止出現因無法進行合格性認定、確認對應關系等原因,導致風險緩釋品不能發揮監管資本節約的作用。
由此可見,嚴重的信用風險不僅威脅到銀行自身的經營安全,還有可能沖擊整個銀行信用體系的穩健,引發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商業銀行應對信用風險進行識別、衡量、處理和評估,從而減少或避免經濟損失,在一定收益水平下使信用風險最小化。
(一)建立科學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系統
商業銀行應加強對內部評級系統的管理,建立全面的、高質量的信用數據庫,提供更多有關損失發生時的資料,以形成有效的量化分析。在執行層面上,要逐步實現風險管理橫向延伸、縱向管理,管理結構應兼顧風險控制的任務目標和以客戶為中心、市場盈利最大化的最終目標。在決策層面上,商業銀行要建立以風險識別、風險衡量和風險監控為主要內容的科學的風險決策體系,堅持公正和透明的原則。在評價層面上,商業銀行通過內部和外部審計對風險管理程序進行檢查,了解確認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此外,在加強商業銀行現有評估系統的同時發展獨立的信用評估中介機構,運用外部力量加強對借款人進行監督與評估,以增強市場的公開性和透明性,有效解決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二)建立科學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
首先,商業銀行要完善信用分析制度,即確定貸款質量和貸款人還本付息的能力,可以借鑒西方商業銀行提出的6C原則,即品德(Character)、能力(Capacity)、資本(Capital)、擔?;虻盅?Collateral)、環境(Condition)、連續性(Continuity)。銀行應該根據自身特殊情況擬訂一套完整的評級方案,并設立專門部門對企業進行評級。其次,商業銀行要注意企業的貸前量化分析,即對貸款的企業進行各項財務指標的綜合分析。再次,商業銀行要建立科學的分析預警體制,合理的分析預警體制可以幫助其有效地避免呆賬、壞賬的發生,減小銀行潛在的風險。同時,銀行也應避免貸款的過度集中,盡可能分散化地選擇客戶,從而將信用風險進行分散,確保穩健經營。最后,商業銀行要嚴格依法放貸,保證貸款資金的保值。
(三)調整優化商業銀行資產結構
商業銀行要通過調整資產結構來減少風險加權資產。《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中規定要對表外業務的信用風險計提資本,將表外項目通過信用系數轉換為對等數量的銀行貸款。一些信用轉換系數較低的業務如投標保函、履約保函等往往是能為銀行帶來較高收益的優良業務,并且獲得的利潤能轉增資本金,這樣商業銀行能通過大力開展這些業務提高資本充足率。此外,實施資產證券化或資產出售則可以把風險加權較高的貸款和其他資產轉化為現金,降低資產方的風險水平和加權風險資產的總額,相應地提高資本充足率。
市場風險控制策略
市場風險是指因市場風險因子的不利變動而使銀行表內和表外業務發生損失的風險。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將會帶來市場的廣化和深化,這兩種情況會造成商業銀行資產組合日趨復雜,組合市值的波動將更加明顯。同時,商業銀行在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時,所面臨的市場風險將越來越明顯化、復雜化。因此,商業銀行需要制定合理的策略來控制市場風險。
(一)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的規避策略
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的回避策略即指商業銀行根據一定原則采取相應的措施規避風險。例如在無法準確預測利率變動趨勢以及不可能完全自主地控制資產負債結構進而改變資金缺口時,商業銀行應采取縮小資金缺口甚至零缺口資金配置策略來規避利率風險。
同樣,也可以通過軋平外匯頭寸以避免外匯風險敞口,或利用貨幣、匯率互換來避免匯率風險。
(二)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的分散策略
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的分散策略是指通過投資組合的多樣化來分散風險,實現收益最大化。商業銀行要通過確定組合管理目標、制定組合管理政策、構建證券組合、修訂證券組合資產結構以及對其進行業績評估來分散風險。例如,在債券市場中,銀行應分散地投資多種債券,可使銀行盈虧相抵,面臨的非系統性風險總體上將縮小。對于外匯風險分散,銀行可以通過采取持有多幣種外匯頭寸(或黃金頭寸)來實現,這樣就可以用其中某些外匯匯率上升的收益來彌補某些外匯匯率下跌的損失。
(三)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的轉移策略
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的轉移策略是指銀行通過各種合法手段將其承受的風險轉移給其他經濟主體。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商業銀行也可通過金融衍生工具有效規避利率風險,如遠期利率協議、利率期貨、利率互換和利率期權。這些金融衍生工具能幫助銀行消化系統風險,為現貨市場提供了一條轉移價格風險的渠道,從而將市場價格變動導致的風險從正常的實際經營活動中分離出來。
操作風險控制策略
操作風險是指由不完善或存在問題的內部程序、人員及系統和外部事件所造成損失的風險,其中包括法律風險。隨著《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將其列為與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并列的三大風險,操作風險日益成為銀行業監管的重要領域。與其他風險不同,操作風險內在于銀行的業務操作,并且幾乎涉及銀行經營管理的所有方面。加強對操作風險的管理和控制已成為商業銀行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建立完善的操作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商業銀行應建立完善的操作風險管理組織架構以確保操作風險管理活動被有效地理解和執行。采用集權、分權相結合的職能型組織架構,在操作風險戰略決策的制定和管理上實行最大限度的集權,在風險控制的具體實施上設立多個部門聯合操作,是一種科學的管理組織形式。同時,商業銀行應注重基層機構的管理,以其執行效果作為評價、驗證管理績效的標準,全面提升整個系統的管理水平。
(二)開發先進的操作風險管理工具
商業銀行應由粗放的檢查控制手段轉化為細致的管理風格,即深入了解分析風險要素,對風險進行識別衡量,并對關鍵環節實行日常監督機制和預警機制,制定重大風險事件的報告和處理流程。此外,商業銀行要致力于進一步開發包括操作風險管理在內的綜合管理系統,全面實現商業銀行業務操作和管理的信息化,用計算機代替大量簡單重復的、低效率的手工操作,實現計算機系統的硬控制。
(三)加強內部監控和外部監督
商業銀行的內部審計不僅要求對風險管理制度、風險控制流程以及制約機制執行情況進行全面的監督,更要求對這些制度、流程、機制本身的科學性進行審核。外部監管部門應將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監管的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操作風險控制體系、防范機制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上。同時,監管部門應制定統一的操作風險監管標準或業務指引,幫助商業銀行在管理操作風險時明確方向。監管部門還應改進監管方式,定期組織各商業銀行交流操作風險管理的經驗,對潛在的操作風險跡象及時預警。
綜上所述,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是保持銀行穩健發展的重要保障。商業銀行要保持良好的經營理念、超前的風險意識,創建先進的管理辦法,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有效的考評機制,通過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進行處理控制提高資本充足率,以提高自身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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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商務企業成本控制存在的問題
(一)運營模式過于傳統
當前,我國電子商務企業的運營模式正處于傳統模式向國外先進運營模式轉變的過渡階段,要么過于傳統,要么沒有結合我國電子商務企業的實際情況按部就班。理論上,電子商務模式對企業發展的積極作用比傳統運營模式占優,但出于其他因素的影響,網站的快速增長與虧損形成反差。近年來,我國電子商務企業盈利的主要來源多為網絡游戲、網絡廣告等,說明當前互聯網產品的架構還不夠完善,電子商務并沒有在網絡環境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也是電子商務企業成本高的原因。但網站交易量過低時,電子商務企業能夠保持正常的運營,因此也就出現了大批電子商務企業面臨經濟危機甚至倒閉的風險。
(二)成本管理效果不理想
目前很多電子商務企業缺少行之有效的成本管理體系,絕大部分企業在成本管理方面注重事后算賬,未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職權分配、產品定額等制度,成本管理能力較弱。此外,很多電子商務企業在成本管理內容上有所限定,所涉及的范圍較為狹窄,通常只局限于產品價格,未進行深層次的成本管理。即便是在產品價格上進行成本控制,也存在不分主次的問題。
(三)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近年來,電子商務企業一直都難以達到預定的盈利要求,這與物流成本較高有巨大的關系。當前,我國電子商務企業在物流方面具有量小、批次多、品種多元化、周期短等特點,使得企業在貨物運輸、產品包裝等環節中要消費較大的成本。由于我國大部分電子商務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規模較小、市場占有份額小、產品和服務較為單一,導致電子商務企業無法自建物流,而是采用與第三方物流合作的方式將產品發送至消費者手中,因此就形成了較高的物流成本。另外,與第三方物流合作的電子商務企業,無法確保產品的派發時間和派發過程中產品的完整性,增加了產品的退貨率;而自建物流需要較高的物流成本投入。
(四)制度建設不合理
合理的電子商務政策法規有助于電子商務企業有效的進行成本管理,但出于客觀條件的約束,電子商務企業難以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其中電子商務的政策法規制度不完善是最關鍵的約束因素。理論上,電子商務企業并無區域性的限制,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盡管我國已經相關法律法規,但并不全面,其涉及面和協調機制還不夠健全。另外,相比其他發達國家的電子商務法律法規,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還處于初期階段,技術處理、服務體系等方面都不夠完善,適應性有待提
(五)相關支持體系不健全
當前很多電子商務企業的信息安全系統尚不完善,支付系統也存在支付流程繁瑣、支付失敗等問題。電子商務企業絕大多數的信息都是數字化形式,企業在讓客戶獲得快速下單途徑的同時,也讓企業在運營生產過程中面臨著較大的風險,包括企業自身的安全、客戶信息保密、信息安全技術、電腦系統安全等風險。另外,支付作為電子商務企業實現交易的重要環節,安全、快捷的支付方式并不會減少消費者的成本,卻能影響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企業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但我國電子商務企業的支付方式和結算方法明顯不足,金融體系的安全性讓人擔憂。
二、電子商務企業成本控制問題成因分析
(一)運營范圍不明確,創新意識較差
電子商務企業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所供應的產品和服務,對比傳統型的電子商務企業,其產品的運營范圍受到很大的限制,無論電子商務企業采用哪種運營模式,產品都只能借助物流發送給消費者。只有當電子商務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能減小商品價值或客戶成本時,企業成本才能得以控制。另外,很多電子商務企業的網站建設的創新性極差,產品推廣的內容也大相徑庭,再加上沒有足夠吸引消費者的服務,使電子商務企業不得不在廣告上花費較高的成本,因此,如果企業在創新方面的投入不足,運營模式就相對落后,盈利率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就會喪失。
(二)缺乏成本控制意識,忽略成本效益
很多電子商務企業只注重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缺乏成本控制意識,未能充分認識成本的動態變化,片面將量產定位為成本回收的唯一標準,而不是通過成本控制來提升盈利。在缺乏成本分析與控制的情況下,企業的運營效率自然大打折扣。另外,每個電子商務企業都有自己的發展特點及階段,企業應該按照實際情況控制成本,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利益。
(三)物流模式不合理,物流管理不全面
物流配送作為企業運營過程中的一大難題,面臨著整體性和創新性的挑戰。不管是與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還是電子商務企業自建物流,都必須切實結合企業自身的運營情況、產品服務等方面,了解物流成本應該涵蓋運輸費用、產品保管費用、管理費用、物流信息費、訂單處理費用等,只有在綜合對比各種物流方式的優缺點后,企業才能找到真正合適的物流模式。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另外一個因素是電子商務企業的物流控制系統不夠完善。電子商務企業進行物流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用最少的成本給客戶提供最滿意的產品與服務,但從實際情況來看,訂單管理不全面、訂單信息不及時、產品發貨太晚、售后服務不到位、物流配送等問題已是司空見慣之事,這些都是影響價值鏈的關鍵問題。
(四)電子商務法律法規不完善,標準不統一
近年來,我國已經推出了部分與電子商務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整體內容還不夠健全,未設立專門的立法機構,當消費者遇到產品破損、無包裝、售后服務差等問題無處投訴時,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企業的信任度也就隨之降低。另外,消費者在了解電子商務網站的真實性、合法性上也缺乏統一的判斷標準,在信息時代,電子商務企業飛速發展,產品和服務的涉及面也越來越廣,標準化工作所涉及的項目也較多,因此就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為電子商務企業提供正確的引導,但當前我國相關的標準化制度、方法、技術等方面都還處于探索階段,市場適應性較差,消費者難以獲得有效的維權途徑,對電子商務企業產生極大的不信任。
三、電子商務企業成本控制完善對策
(一)合理確定運營范圍,強化創新運營
電子商務企業首先應該合理確定企業的運營范圍及客戶對象,在全面統計企業現有資金的情況下,綜合做出切實可行的產品推銷方案。為了杜絕盲目追求規模擴張的功能行為,電子商務企業應該遵循“專、精”的原則,在不斷追求電子交易創新的同時,實現企業價值鏈的增長,進而提升企業的運營能力,因為電子商務企業運營的本質就是創新,不僅需要在技術上尋求創新,在產品和服務方面也應該不斷推陳出新。只有這樣才能不斷發現新的贏利點和盈利方式。
(二)提升成本控制與成本效益理念首先企業要制定并不斷優化成本管理的相關規章制度,包括激勵員工進步與創新的獎懲制度。從長遠角度分析,企業的成本花費與員工的決策和行為有較大的關系,因此企業要想控制成本就必須先從員工的決策和行為開始,通過有效的獎勵機制來培養并提升員工對成本控制的責任心。另外,電子商務企業的穩定發展不僅要控制產品的成本,還要考慮產品在市場中能帶來的經濟效益,這就要求建立成本效益理念。企業要以成本效益為指導,充分核算成本消耗背后所能夠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價值,對比成本和效益的比例,不斷找出降低成本、提升效益的新出路。
(三)合理選擇物流模式,加強物流成本控制
物流成本控制在電子商務企業的成本管理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物流配送是一系列電子商務交易的綜合體,這就要求企業要提升對物流系統的管理。如果客戶群體的區域范圍較為集中,企業則可以選擇自建物流模式,因為自建物流具有產品配送及時、高效、損壞率低等優勢,能夠滿足電子商務企業的運營需求,在無形中提升企業的價值。如果企業客戶群體的分布區域較廣泛,則可以選擇和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因為這需要配備的設施較多,成本投入較大,且物流管理的投入成本也較高,不符合成本效益要求。另外,電子商務企業還可以采用作業成本管理法進行物流成本控制,首先要將資源分配到物流配送過程中,再將作業成本分配到具體成本對象中,以明確物流資源和成本的操作流程,在物流配送成本核算的基礎上,通過追蹤物流作業分析物流成本因素,最后制定作業績效考核機制,權衡物流配送過程中的執行效果,進而實現持續改進和降低物流成本的效果。
(四)加強客戶關系處理,完善企業內部制度
電子商務企業進行營銷的根本原因是為了實現企業穩定發展的同時獲得更多客戶群體,在電子商務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更應時刻以客戶為中心,加強客戶關系的處理,不斷完善內部制度。首先要全面了解客戶的消費需求,有針對性地制定一套能夠足夠吸引客戶進行消費的營銷方案,以實現長期穩定的客戶關系,加強客戶關系處理,不但能提高電子商務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還能增強企業的成本控制能力和運營效率。另外,電子商務企業還應該不斷提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可實行會員制以提升消費者的歸屬感,達到留住客戶的目的。
(五)完善信息系統,合理推行信息化
電子商務企業的穩定發展,需要完善的信息系統做支撐,電子商務交易的各個環節都是建立在信息系統之上的,因此電子商務企業應該確保信息系統的高效性和完善性。另外,因為電子商務企業所處的網絡環境具有開放性、不規范性、易變性等特點,這使得企業時刻處于高風險之中。這就要求電子商務企業要建立安全、高效的信息系統和支付系統,以確保企業的日常業務操作,降低交易風險。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要求相關工作人員要不斷增強安全意識,做到規范性操作;制定風險識別機制,做好風險控制的應急措施;提升信息技術設備,對所有電子商務交易的信息進行加密保護;結合企業的發展策略,將市場定位與市場信息有效聯系在一起,以獲取與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及成本控制相關的業務流程。
參加論壇的專家教授和學者就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現狀及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
遼寧大學白欽先教授認為我國現代金融體系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還不是現代化的,還有待于現代化、規范化、優化(結構優化)和強化。目前,中國金融創新迫切需要解決誠信嚴重缺失、結構嚴重失衡和體制嚴重缺陷等一系列問題。誠信、信用和信譽應該是立人、立國、發展經濟、發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礎;金融改革必須重視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結構性失衡。體制嚴重缺陷是在強而有力的、人為干預下形成的,因此,必須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去摧毀,而不能依靠市場機制去逐漸地摧毀。在新的發展階段,首先要解決誠信問題,然后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使我國金融體系現代化、規范化、優化、強化,才能夠使我們國家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由金融大國走向金融強國。
中央財經大學李健教授則從金融產業結構、市場結構、融資結構、金融資產結構、金融開放結構等五種結構和從微觀、中觀、宏觀等三個層面分析了中國金融發展中存在的結構問題。她認為,中國目前金融發展中出現了金融總量快速增長與高風險、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現在:結構變化相對總量增長而言緩慢,優化程度不足;我國現在的金融結構帶來了市場的低效率和高風險;現有金融結構的金融風險高度集中于銀行和國家。因而要以結構調整為重點推進金融發展。
上海交通大學潘英麗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國家利益流失的觀點。她用存貸比和存差兩個指標來說明我國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釋了金融業運行的低效率和資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會導致民營企業難以獲得貸款,并使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資,從而出現外資擠出民間投資和資本大規模的輸出,即引致資本國際循環。資本國際循環會進一步導致一系列問題,如儲蓄-投資的轉化率下降、經濟轉型的進程延緩、民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減少以及外匯收益流失等。此外,國有商業銀行引入戰略投資者會導致壟斷利潤和政策補貼流失;金融中介不足會引致社會資源黑洞問題。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創新要重視發揮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財經大學王愛儉教授則從我國金融體系中的一個缺口分析了中國金融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問題。她指出,發展社區銀行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和農村金融問題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發展社區銀行有產權結構、交易成本、市場效率、經營靈活等優勢,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挑戰。社區銀行的發展可以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一是將現有條件成熟的城市和農村信用社改制為社區銀行;二是由民營資本組建新的社區銀行;三是引導非正規金融發展成
為社區銀行。社區銀行的產權結構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過對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及金融服務業的就業量等三個指標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員認為中國金融業是發展滯后,而不是改革滯后。中國金融業發展滯后表現在:金融業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支持明顯乏力、金融業結構不均衡、金融業內部各微觀主體缺乏競爭力等。中國金融業發展滯后既有宏觀經濟環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業本身組織體系和資本市場不夠發達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導思想上沒有把金融業作為一個真正的產業來發展。把金融業作為產業發展,應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進金融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要有完善的金融業發展規劃;放松金融業管制,減少干預;強化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樹立科學的金融發展觀。
加拿大圣瑪麗大學葉龍森副教授指出,加強風險管理是中國金融面臨的緊迫課題。他從三個層面探討了有效的風險管理。從宏觀層面,需要有利于風險管理的國家規章制度,要為風險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權、期貨等。另外還需要大批人才,這是由衍生工具的復雜性決定的。從公司的組織結構層面,風險管理需要有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積極的高層介入。從報酬系統方面,必須使交易員的報酬與其風險掛鉤。中國的金融系統現在需要認真思考和建立這些風險管理的基本原則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學費”。
武漢大學黃憲教授認為在新環境下,風險管理作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現,而風險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隨著市場趨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別是銀行非但沒有消亡,在轉型后反而勃發生機。金融中介具有風險管理優勢。不管從哪個層面上講,風險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業銀行創新的過程中,要注重發揮金融中介的風險管理功能。
人民幣匯率改革也是本次論壇的熱門話題之一。武漢大學江春教授從當前中國經濟生活中的超額貨幣的角度,討論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他認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導致我國存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另一方面,經濟生活中的超額貨幣也產生人民幣的貶值壓力。而后者被經濟學家們忽視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在減緩。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國家經濟沒有完全市場化,人民幣目前升值的壓力只是一個短
期的現象。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取決于中國的經濟效益。如果中國的經濟效益很低,如果我們不進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話,人民幣今后可能會有貶值的壓力。
二、關于商業銀行創新
2004年以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視,在本次論壇上也成為重要內容。
中國商業銀行改革中面臨的一個新問題是戰略投資者的引進。西南財經大學曾康霖教授從何為戰略投資者、我國商業銀行股權改革中是否需要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引入戰略投資者能否完善治理結構、是否會影響金融安全等方面具體闡述了國有商業銀行股權改革中引進外資問題。他認為,引進戰略投資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動銀行業的股權改革;實現治理結構的更新;借助國外的力量、信譽走出去。引進的外資金融機構是否為戰略投資者,并不取決于引入方的標準和判斷,而應取決于投資方的戰略選擇和國有商業銀行股改后對投資者回報的高低。但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只能改善治理結構,而不能完善治理結構。影響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經濟周期,而不是金融機構的運作。在對外開放、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條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因,而不是內因。因此,討論引進戰略投資者會不會影響金融安全,必
須關注世界經濟的格局、經濟周期的變動和我國的開放度。
西南財經大學劉錫良教授提出了“商業銀行向何處去”的8個困惑:(1)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決國有銀行資本金不足,還是改善其治理結構?(2)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國國有銀行上市的地點應該在國內還是在國外?(4)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股權是否一定要賣給戰略投資者?(5)銀行的股權能否轉讓給自己的競爭對手?(6)如何對國有商業銀行股權轉讓進行定價?如何對一些隱形的資產定價?(7)什么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完善治理結構?(8)通過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銀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進先進的管理與先進的技術,提升銀行的核心競爭力?他認為,這幾方面的問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財經大學的胡援成教授則通過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中的經營效率進行了實證評價。他發現,綜合比較來看,通過改革,國有銀行效率在逐漸提高,與其他股份制銀行比較接近,但總體上還有差距。同時,他認為,我國商業銀行改革的成效與政策推動、扶持是密切相關的。要做到可持續,還有很多任務要完成,特別像公司治理結構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關于現代商業銀行的命運,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認為,要么并購,要么被并購,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業銀行跨行業經營變得容易;二是網絡化導致商業銀行機構過剩;三是國際化帶來了跨國并購的興起;四是同質化使得銀行間并購相對容易。面對全球并購大潮,中國要實行多項“兩手抓”:第一,政府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振興民族銀行,通過并購要把民族銀行做強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銀行被掠奪式并購,政府要制定并購邊界和反壟斷措施。第二,商業銀行要“兩手抓”,一手要抓傳統產品經營,一手要抓資本運營。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兩手抓”,一手要抓傳統銀行知識傳播,一手要抓投資銀行知識傳播。
關于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創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金林教授著重分析了銀行保險這一創新業務。他認為銀行保險是集產品、服務和組織創新為一體的金融創新。目前,這一創新還存在許多障礙:一是分業監管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二是進入市場的深度和范圍都受到較大限制;三是文化傳統的影響。因此,近期來看,發展銀行保險主要是規范保險銷售行為。從長期來看,發展銀行保險要積極推動保險產品的創新,提升保險產品的技術含量,建立銀行和保險共享的信息網絡資源系統,加強銀行與保險的合作。
三、關于資本市場問題
中國資本市場既有資本市場的一般特點,也有中國的獨特背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周駿教授認為,中國資本市場具有不同于西方資本市場的三個明顯特點:第一,中國的資本市場不是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階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決于政府對它的定位。第二,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進行的,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資本市場改革必然要符合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國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國有企業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應者,又是股票市場的監管者——政府同時處在運動員和裁判員的地位。由于政府對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國股市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場失靈,政府不能把責任推給市場,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主要當好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政府不應過多地從企業利益的角度來考慮資本市場問題,而應從監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開地處理資本市場中各交易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要徹底拋棄為國有企業改制脫困的指導思想。政府要側重從保護公眾投資者利益的角度來處理問題,全面實現資本市場的公正與效率,發展一個規范的資本市場來為商業銀行創新提供場所和條件。無論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論和經驗,都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中國人民大學吳曉求教授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兩個效應,一是財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間的、社會的財富增長相對緩慢,中國的國民并未因經濟的快速增長分享到應有的實惠,因而是一種“貧困的增長”。一個成熟的經濟體需要一個龐大的、有效的社會存量財富的支持,為此要建立保護社會存量財富的法律制度,同時還要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礎和核心的現代金融體系。我國金融改革的重點是發展一個強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個資本市場。其次是商業銀行的改革,我國商業銀行從2004年開始進行了以資本市場為平臺的徹底的市場化改革。第三是匯率體制的改革。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國現代金融體系就基本形成,我們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現代金融體系的雛形。
上海財經大學楊大楷教授認為,我國目前股票市場融資功能發揮較充分,而其他功能嚴重不足,募集資金使用嚴重不規范。同時,政府主導資本市場,使有限的資金大量注入了國有企業,特別是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因此,要保障中國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必須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進行進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宋清華教授認為,從功能上看,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既有交叉重疊,又有明顯的差異。這決定了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的關系是競爭與互補的關系,一方面它們既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們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互為補充。資本市場的發展對商業銀行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但并非“致命性”的打擊;資本市場的發展改變了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負債結構和資產結構,但并未使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與運用的總量出現萎縮,相反為商業銀行提供了新的機遇與舞臺。商業銀行在資本市場的發展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業銀行是資本市場重要的籌資者、投資者、中介機構、服務機構和工具的重要創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說沒有商業銀行就沒有資本市場,至少可以說沒有商業銀行的參與就不會有資本市場今天的成就。金融創新使得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商業銀行成了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市場”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體系”。
四、其他金融與投資問題
1958年,美國學者莫迪利亞尼和米勒(Modigliani and Miller)在《美國評論》上發表了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與投資理論》,該文提出了在完善的市場中,即沒有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沒有企業破產風險、資本市場充分有效運作等假定條件下,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這一令人意外的結論由于其簡潔、深刻,與流行的觀點相悖,在理論界引起很大反響,被稱之為MM理論。由于MM理論的奠基,現代企業資本結構理論的不斷得以深入。
1、公司所得稅觀點
MM理論在受到實踐的挑戰后,作了修正。考慮到受企業所得稅的影響,按照稅法,企業對債券持有人支付的利息計入成本而免繳企業所得稅,而股息支出和稅前凈利潤要繳企業所得稅,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企業負債率達到100%時,則企業價值最大,而融資成本最小。這一結論與現實不相符。
2、個人所得稅觀點
考慮個人所得稅的影響,個人股票投資和債券投資的所得稅率不同抵消了公司所得稅率不同的差異。在此情況下舉債對公司價值沒有影響,即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無關。即使個人所得稅沒有完全消除公司所得稅的不對稱稅負,它們也大大減少了這種不對稱,同時還減少了杠桿凈效益。杠桿會帶來納稅利益,這就是公司為什么不100%舉債的原因。
3、財務危機和破產成本觀點
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發現制約企業無限追求免稅優惠或負債的最大值的關鍵因素是由債務上升而形成為企業風險和費用。企業債務增加使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甚至破產的可能性也增加。隨著企業債務增加而提高的風險和各種費用會增加企業的額外成本,從而降低其市場價值。因此,企業最佳資本結構應當是在負債價值最大化和債務上升帶來的財務危機成本之間的平衡,被稱為平衡理論。這一理論可以說是對雙M理論的再修正。
4、成本觀點
依據成本學說的創始人詹森和麥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認為,企業資本結構會影響經理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它行為選擇,從而影響企業未來現金收入和企業市場價值。比如說,當經理人不作為內部股東而作為人時,其努力的成本由自己負擔而努力的收益卻歸于他人,其在職消費的好處由自己享有而消費成本卻由他人負責。這時,他可能偷懶和采取有利于自身效用的滿足而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動。與此同時,該理論認為,債權融資有更強的激勵作用,并將債務視為一種擔保機制。這種機制能夠促使經理多努力工作,少個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資決策,從而降低由于兩權分離而產生的成本。但是債券融資可能導致另一種成本,這種債權的成本也得由經營者來承擔,從而債券融資比例上升導致舉債成本上升。均衡的企業所有權結構是由股權成本和債權成本之間的平衡關系來決定的。
5、不對稱信息的影響研究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最早將不對稱信息引入企業的資本結構分析。他僅僅放松了MM定理關于充分信息的假定。由于信息不對稱,企業經營管理者對企業未來收益與投資風險有內部信息,投資者沒有內部信息,但投資者知道對管理者的激勵制度,投資者只能通過經理者輸送出來的信息間接地評價市場價值。企業債務比例或資產負債結構就是一種把內部信息傳給市場的信息工具,負債比例上升是一個積極的信息,它表明經理者對企業未來收益有較高期望,傳遞著經理者對企業的信心。因為舉債會使經理者努力工作,同時也使潛在的投資者對企業價值的前景充滿信心,所以發行債券可以降低企業資金的總成本,企業市場價值也隨之增加。為了使債務比例成為可靠的信息傳遞機制,羅斯對破產企業的經理者加上“懲罰”約束,而使企業債務比例成為正確信號。之后,邁爾斯和麥吉勒夫進一步考察不對稱信息對融資成本的影響,發現這種信息會促使企業盡可能少用股票融資,因為企業通過發行股票融資時,會被市場誤解,認為其前景不佳。由此新股發行總會使股價下跌。但是,多發債券又會使企業受到財務危機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資本結構的順序是:先是內部集資,然后是發行債券,最后才是發行股票。這一“先后順序”論在美國1965—1982年企業融資結構中得到證實。這段時期是美國企業內部積累資金占資金來源總額的61%,發行債券占23%,發行股票占27%。
6、控制權理論
哈里斯一雷斯夫模型探討了詹森和麥克林所提出的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利益沖突所引發的成本。他們分別用靜態和動態兩個模型,說明了管理者在通常情況下是不會從股東的最大利益出發的,因此必須給予他們以監督和戒律。而債務正是作為一種懲戒工具,債務不僅使股東具有上的權利,而且還強制管理者提供有關企業各方面的信息,所以“最優的負債數量取決于在信息和懲戒管理者機會的價值與發生調查成本的概率之間的平衡”。
綜上所述,由于資本市場的缺陷,不對稱稅率、不對稱信息、交易成本(包括破產成本)的存在,企業資本結構與市場價值有關,綜合考慮資本市場缺陷,就會產生一個新的觀點:對資本結構的選擇是一個包括各種權衡并且導致公司在各種籌資方式中形成常見擇優順序的動態過程。我們稱這種觀點為資本結構的資本市場缺陷觀點。
二、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狀、原因及后果
對深滬2000年以前上市的1000多家公司進行隨機抽樣,抽出證券代碼最后一位為5的上市公司105家,平均資產負債比率按下式。平均資產負債比率=Σ抽中上市公司資產負債比率/105。得出2000年平均資產負債比率為46.73%,即是說,股東權益:總負債=53.27%:46.73%。其中總負債中債券融資所占比例極小,只有少數公司有債券融資,2000年未兌付的企業債券只有幾百個億,還包括了非上市公司,故46.73%的債務主要是銀行貸款。
其中股東權益包括了股本、資本公積金、盈余公積金與留存收益,股本與資本公積金主要由發行股票而來(除了股本中有少量來自利潤轉增資本,資本公積金中有小部分資產評估增值應看成是內部積累外),為了得出股東權益比率中發行股票的融資與內部積累的比例,將盈余公積金與留存收益可近似看成是內部積累(嚴格意義是不同的),對深滬2000年底已上市的1000多家公司進行隨機抽樣,抽出證券代碼最后一位為5的深滬上市公司各前25家,共50家,按公式平均盈余公積金與留存收益占股東權益比率=Σ(抽中上市公司盈余公積金+留存收益)/Σ抽中上市公司股東權益計算,得出2000年平均(盈余公積金+留存收益)/股東權益=16.05%,即是平均(股東+資本公積金)/股東權益=83.95%,具體計算過程從略。
發行股票所占融資比例大約53.27%×83.95%=44.72%,將盈余公積金與留存收益近似看成是內部積累(嚴格意義是不同的),內部積累所占融資比例大約為53.27%×16.05%=8.55%。考慮到兩點修正:1、由于股本中有少量來自利潤轉增資本,應看成是內部積累,資本公積金中有小部分資產評估增值應看成是內部積累,2、盈余公積金與留存收益不完全是內部積累,一增一減,內部積累所占融資比例大約還是8.55%,但是股票所占融資比例要比44.72%小一些,故可以認為上市公司的融資次序為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內部積累——發行債券。
這與西方企業融資的先后次序正好相反,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如下:
1、銀行貸款比例高。我國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無償撥款,80年代初實行撥改貸之后,銀行貸款成為企業外部融資的惟一方式,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了股票與企業債券的融資方式。在80年代,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要求很低,90年代雖然加強了貸款抵押要求,但對沒法還貸的企業,很少實施破產程序,銀行對貸款企業的軟約束造成了企業的高負債率。另一方面,我國銀行很少像日本、法國、意大利一樣參與企業的治理,故企業通過貸款融資并不造成控制權的損失。上市公司由于近年發行了大量的股票,已使資產負債比例大大降低,比起非上市公司要低得多。
2、上市公司留存收益所占比率較低。首先,我國和大部分家一樣,內部融資比率相對于發達國家為低(黃永巖,2001),我國企業處于擴張期內部積累不多,資產負債比率普遍較高。在企業的生長期,企業的迅速擴張需要大量的外部資金,企業會更多地依賴于銀行等中介,因而債務融資比率較高(隨著公司財富的不斷積累,必然用成本較低的內部資金來替代外部資金,從而降低債務融資比率,這是Giannetti(1999)對企業生命周期對歐洲八國融資結構的影響作的分析,它對于其它國家企業生命周期對融資結構的影響也適應)。其次,由于公司上市發行審核制度配以額度管理容易造成尋租行為,證券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尚未真正建立,并且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等問題都是造成上市公司業績整體水平較低,留存收益水平不高的原因。
3、股票融資比例高。資本成本是資本預算項目的必要報酬率,是投資者在考慮的情況后愿意提供資金時的報酬率。任何投資的必要報酬率是投資者愿意為當前投資提供資金所期望獲得的最低報酬率。按照這種觀點,銀行貸款的資金成本最低,企業債券次之,股票籌資的資金成本最高。但由于我國股票市場僅僅只有十年的,市場基本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二級市場股價大部分時間處于高估的狀態,企業往往將股票融資視為免費的午餐,將其成本只視為所需支付的紅利。另外,我國目前處于轉軌階段,證券市場機制不健全,投資者用腳投票的功能并沒有發揮,上市公司并不擔心采用股票再融資引發市場股價的下跌。
4、企業債券融資比例極小。首先債券融資成本低于股票,其次可以免交企業所得稅,世界各國稅法基本上都準予債券利息支出在稅前列支,而股息支付則是在稅后進行。因此,企業舉債可以進行合理的避稅,這樣可以使每股稅后利潤增加。公司資本結構的選擇應考慮的基本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債務清償能力與充分利用利息避稅能力??墒俏覈捎诠善笔袌雠c債券市場發育不平衡,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后,企業發行債券受到政府額度的嚴格控制,使企業通過債券融資的余地非常小。我國自1986年發行企業債券以來,累計發行3000多億元,平均每年只有200多億元,2000年上市公司通過股票籌資1554億元,企業債只有100億元,是股票籌資的6.4%。而美國公司2000年1-11月份通過債券籌資達9350億美元,同期發行股票籌資只有1460億元,債權融資是股權融資的6.4倍。
從資本結構的資本市場缺陷觀點看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后果:
1、從資本結構理論的成本的觀點看: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者大多不擁有股份,或持股比例很少,幾乎是完全的者;而債券融資雖然對經理有很強的激勵作用,促使經理努力工作,減少道德風險,但是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沒有債券融資,債權的激勵與約束作用無從發揮,這使得成本很高。
2、從資本結構理論的不對稱信息觀點看:上市公司熱衷于大比例送股、配股、增發新股等籌資方式,不喜歡發行債券,這傳遞了這樣的信息,經理們對上市公司的前景并不看好,或者干脆就是短期行為。現實中也確實如此,很多上市公司通過大比例送股、配股、增發新股之后業績大幅滑坡。
3、從資本理論的控制權理論看:債權融資是保證股東權益的一種手段,債務不僅使股東具有法律上的權利,還強制管理者提供有關企業各方面的信息。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不發行企業債,表面看來股東掌握了控制權,但由于國有股占大部分,國有股東的虛設使得實際上是管理者掌握控制權,又由于缺乏債權的約束,使得成本很高。
綜上所述,我國上市公司融資結構不合理,亟待改善。
三、改善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建議
1、大力債券市場,提高上市公司債券的融資比例
我國企業債券發展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近年來,重視國債與股票發行,輕視了企業債的發行,對企業債券實行額度控制,債券發行規模受到嚴格限制。債券市場的落后已到企業的資本結構,政府要淡化或者逐步取消計劃規模管理,盡快推行企業債券發行核準制。同時,在企業債券利率方面應給予較大的靈活性,讓企業債券利率盡快市場化。
2、加快商業銀行的改革步伐,完善銀行的信用制度
銀行債務的軟約束關鍵在于銀行自身未解決治理結構,所有者缺位使銀行經理獲得了較強的內部控制權,而政策性貸款和商業性貸款的鑒別困難又進一步加大了經理人的道德風險。所以在保證國有控股的前提下,應對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分散國有股權以讓其他股東得以行使監督權,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所有者缺位的困境。另外銀行當務之急是要建立一套信用制度,指引貸款方向,根據企業的信用等級和市場導向決定是否放貸。
3、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加速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改革
1958年開創性的資本結構理論MM理論指出,資本成本已成為一個完全主觀的概念,效用方法從規范和分析的角度而言具有嚴重的缺陷,因而為資金成本找到了一個替代的方法,需要將資本結構理論建立在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的基礎之上。由此,我們認為西方主流資本結構理論研究的是為使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所需負債資金的比例問題,即負債在企業全部資金中所占的比重問題。企業籌資決策的核心問題就是資本結構決策,而資本決策的中心問題就是最優資本結構如何確定。
西方經濟學理論中,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初。1946年Hicks在“Value and Capital”一書中開始研究資本結構理論。Durand(1952)將傳統資本結構理論劃分為三種類型:凈收入理論(Net Income Theory)、凈營業收入理論(Net Operating Income)和傳統理論(Traditional Theory)。但是,這些研究只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對資本結構理論的一種初步認識,是對企業所有者行為的一種推論,還沒有形成系統的資本結構理論。
現代資本結構理論是經過嚴密的數學推導而形成的,始于1958年由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MM定理。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深入探討了企業資本結構和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一套嚴密推論的資本結構理論,形成了著名的MM資本結構理論,奠定了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基礎,也逐漸發展成為現代公司金融理論的核心理論之一。
近年來,隨著資本結構理論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化,資本結構問題已遠遠超出債務資本和股權資本的關系,資本結構理論進一步擴展為包括融資結構、投資結構以及利潤分配結構在內的涵蓋公司整體資本運作結構的研究范疇。湯谷良(2000)提出了“資本結構復合概念”:資本結構的內涵包括資本結構的要素和組成,如諸要素及其之間的比例關系,各要素間相互關系的發展變化和動態調整。資本結構概念的外延至少應該從三個角度來界定:
1、在縱向上,包括不同層次的資本空間結構和不同層次資本結構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如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資本結構。
2、在橫向上,包括資本結構許多超越縱向控制的、多樣性的橫向聯系和多樣化功能。這些聯系主要表現在:權益資本與負債融資的比例關系;長期資本與短期資本的比例關系;資本各種籌資方式的比例關系,如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的比例關系、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關系等;各有關投資者成員之間資本投資數額的比例關系。
3、從時間序列上,包括資本結構歷史演變過程中的各種時間結構。
總之,資本結構是一個多因素、多變量、多層次集合而成的復雜巨系統,同時也是一個隨著內外部環境變化而需要不斷改革調整和發展的動態系統。
二、國內外銀行資本結果理論研究的簡要回顧
(一)國外銀行業資本結構的研究進展
20世紀70年代,很多學者開始將企業資本結構理論引入銀行行為中,發展出了銀行企業論(Theory of the Banking Firm),Klein(1971)作為這一理論的開創者,把銀行作為一般的企業,利用預期利潤最大化方法對銀行最優資產組合、負債結構和最優規模進行研究。
Pringle(1974)認為,由于金融市場不完全,銀行可以通過貸款或投資獲得超額利潤,以達到股東權益最大化。當貸款的超額邊際收益等于權益資本的超額邊際成本時,銀行的權益資本達到最優水平。另外,他還指出,在不完全金融市場里,若銀行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那么,銀行資本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因素。Kareken和Wallance(1978)指出,在有進入障礙的情況下,銀行可以通過儲蓄存款獲得獨占利潤。因此,負債越多,銀行價值越大。一個極端的情況是,權益資本為零,銀行價值最大化。但當破產成本存在時,風險會伴隨負債的增加而提高,因而部分抵消了負債增加帶來的利益。因此,在考慮負債稅盾和破產成本時,銀行存在一個最優資本結構。Buser、Chen和Kane(1981)對有存款保險的銀行進行分析。他們認為,資本管制作為隱形擔保,可以減少銀行因資本不足而發生危機的概率,同時也會減少存款保險公司的理賠概率。當同時考慮存款保險公司的保費和政府隱性擔保時,銀行存在一個最有資本結構。Maisel(1981)認為,應該將破產成本、不完全資本市場、公司所得稅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考慮到銀行資本結構中。Orgler和Taggart(1983)以Miller(1977)的銀行資本模型為基礎,將所得稅、金融服務成本、破產成本和成本等要素引入銀行資本結構決策中。結論是銀行財務杠桿與存款準備金的數量以及銀行規模有關。即政府管制會影響銀行的資本決策,破產成本會降低銀行財務杠桿,而銀行管制和存款保險會降低財務杠桿的效果。
(二)國內銀行資本結構的研究進展
國內對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的研究時間并不長,其中對轉軌時期國有商業銀行的關注居多。
張杰(1999;2003;2004)的研究發現,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十分特殊,它是國家聲譽與居民存款在特殊改革背景下的一種奇妙組合。國有銀行改革須著眼于資產結構而不是資本結構,或者說以資產結構調整來改善資本結構。王勝邦(2006)從經濟資本、監管資本、會計資本3個角度進行考察,分析表明商業銀行存在一個最優資本結構,但是在一個長期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無法用一個神奇的公式進行精確計算。1988年資本協議確定的8%最低監管資本要求是根據發達國家銀行市場狀況得出的經驗數據,也是試過集團內部相互妥協的結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金科玉律。張麗華(2004)指出,單純依靠補充資本和剝離不良資產等類似的方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商業銀行銀行資本結構單一和資本不足的問題,必須加強資本管制。侯菁(2004)認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過低、財務杠桿過高的資本結構不合理現象主要是由產權結構不合理造成的。李喜梅(2011)指出,國家控股上市銀行有利于其績效的提高,而核心及附屬資本充足率的提高不僅是商業銀行應對資本監管的需要,也是其績效提高的要求。在解釋變量的選擇上,不僅包括股權結構關系,同時也包括股權和債權的比例關系。杜后揚、張蘭波(2005)指出了資本結構理論在銀行領域的應用及其局限性,提出銀行經濟資本理論很好地把銀行價值(市值)最大化和風險管理結合起來,是未來資本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胡援成(2009)指出,銀行資本結構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根據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研究賬面或市值資本資產比率的決定,一派是探討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對銀行資本的影響。盧斌、鄭麗麗(2009)在對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過程中,得出有些傳統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對銀行業的資本結構影響并不顯著,也因此而驗證了銀行業自身發展的特殊性。梁媛(2002)認為,由于銀行的主要債權人――存款者受到政府的保護,銀行傾向于持有較少的資本,并選擇更高風險的投資,因而資本充足率監管可看作是監管者為了減小其存款保險的運行成本而采取的制度安排。鄭鳴、肖健(2008)年基于對中小股份制銀行財務數據的分析,討論了資本結構是否對銀行發揮了積極的治理功效,其實證研究表明銀行股權的資本結構對銀行價值的影響并不顯著。
(三)有關銀行資本結構理論的簡要評價
上述理論通過引入銀行破產成本或信息不對稱的理論說明政府監管或存款保險的邏輯必要性,但是大部分的實證分析依然無所得到銀行資本結構與銀行績效指標的直接的、顯著的關系,資本結構理論在商業銀行的適用性依然存在謎團。對于現在逐漸興起的能夠覆蓋銀行非預期損失的經濟資本概念,無法與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聯系到一起,使得我們對資本結構理論在商業銀行領域的解釋能力持有懷疑的態度。已有的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理論大多數隱含了一個重要的假設條件,即資本結構在銀行的應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無需將銀行的特殊性包括在資本結構理論中做特別的說明,但是本文認為如果對銀行的特殊性納入到銀行資本結構理論研究框架內的話,因為無法說明銀行的特殊性進而研究的結果解釋能力就會大大減弱,而這一點也可以說明為何實證分析中銀行資本結構與銀行績效之間影響不直接的原因。
三、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的研究層次
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認為銀行資本結構就是一般公司資本結構理論在銀行領域的簡單運用,由于銀行高杠桿、高負債比率而具有的高風險特征是引發大規模經濟危機的重要隱患,銀行股東和經理為了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不具備消除風險的自主性,使得銀行具有較高的負外部性,必須依靠外力加以解決,資本監管和存款保險就此孕育而生。
根據我國商業銀行法的規定,商業銀行主要指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的企業法人,與一般工商企業相比,商業銀行最為特殊之處就是它經營的是貨幣,而一般企業經營的是商品。由于貨幣的特殊性導致了商業銀行的特殊性。一般的工商企業用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運營整個企業,轉化為各項資產,包括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存貨等構成了整個企業的價值,而銀行用權益資本和次級債、混合債等資本取得了銀行的經營牌照后,購買的“商品”為貨幣,用屬于自己的權益資本和短期內可作為權益的次級債、混合債等債務資本去吸收存款,按照企業的價值恒等式V=S+D,銀行的價值因為吸收了公眾存款而比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擴大了數倍。
由商業銀行的特殊性可得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可以為以下幾個層次:
1、廣義的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就是銀行的總資產中各種資金的比例及其關系,即為權益資本與各項負債資本的比例關系。
2、狹義的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就是銀行的權益資本,次級債、混合債等銀行長期穩定的債務資本的比例關系;權益資本增量的比例關系和方式;次級債、混合債之間的比例關系;商業銀行再融資過程中內源融資與外部融資的比例關系等。
參考文獻:
[1]Modigliani,F.and Miller,M.H.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e finance,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轉軌,商業改革和發展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隨著產權為核心內容的改革,國有商業企業比重下降,個體、私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出現了商業企業小型化趨勢。90年代中期以后,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商品的豐富,商業的快速發展,商業極度競爭使商業利潤降到社會平均利潤率以下,商業集約經營成為商業改革新的浪潮。商業經營的變化,引起了商業企業諸生產要素對商業生產力貢獻的變化和參與分配形式的變化。進人21世紀以來,隨著商業社會的到來,商業勞動在商業企業諸要素中的貢獻比重上升,成為商業利潤的源泉。
一、從商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的變化認識商業勞動
對于商業勞動的認識,鑒于時代的局限性,馬克思認為:商業勞動是非生產性勞動,商業勞動不創造價值,商業利潤是產業利潤的讓渡。但是,與時俱進是活的靈魂,隨著工業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商業產業的地位日益突出。
首先,商業產業的發展,使商業從國民經濟的末端部門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部門,商業勞動是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馬克思之所以把商業勞動劃分為非生產性勞動是有理論假設前提和現實時代背景的。從理論假設前提而言,商業勞動雖然是再生產的要素,但是,商業勞動并沒有增加產品的任何一個原子??梢?,馬克思區分的生產勞動是構成商品實體的勞動。從現實時代背景分析,十八世紀正處于工業革命階段,也是“短缺經濟”階段,生產處于矛盾的主導方面,商業勞動只是產業資本循環的一個要素,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生產決定流通,生產的規模決定流通的規模。在這樣一個現實條件下,一部分商品(生產資料)的流通由產業部門自行完成,另一部分商品(零售商品)才由商人或商業企業去完成。自然商品交換中的商品價值概念僅指生產商品、組成產品實體的抽象勞動,也就未包含實現商品價值的商業勞動作為抽象勞動體現在商品價值中。
改革開放以來,“三多一少”商品流通新體制的出現,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和進程,商業早已成為獨立的產業部門且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比重穩步上升。理論界開始提出了商業勞動是生產性勞動的觀點。其理論依據是: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顯,雖然生產決定流通,但是流通也反作用于生產,商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部門。夏興園(1984)認為:“流通是溝通生產和消費的橋梁,是生產條件的繼續,是社會再生產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企業的具體勞動轉換為抽象勞動,局部勞動實現為社會勞動的重要條件?!崩畋?1986)認為:“生產性勞動不能等同于創造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從而使人們對商業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商品產品的極大豐富,生產和流通的關系發生了顛倒,商品的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之比為1:9,商業作為獨立的產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顯,劉國光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流通業的地位和作用將由社會再生產中的末端行業升為先導行業”。黃國雄先后提出“流通力”及其“流通業是基礎產業”等觀點[[3J。認為21世紀是商業社會,商業社會的出現使商業生產要素的地位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商業資本參與商業利潤分配的比重下降,商業勞動參與利潤分配的比重上升。商業投資者普遍認為“生意難做”,自己是在“賺工資”。
所謂先導產業和基礎產業的認識,首先要突破商業勞動是生產性勞動的認識,而承認商業勞動是生產性勞動。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一元論,商品價值應拓展為生產部門生產產品的勞動和流通部門組織商品流通的商業勞動的統一。(1)從社會化、專業化、信息化的視角,生產企業生產出產品以后,必須交給專門化組織商品流通的商業企業去完成。(2)生產企業的產品賣給商業企業后,實現了產業的商品資本向貨幣資本的轉化,商品的流通成為與產業資本“漠不相關”的事情。(3)商品生產的日益集中延長了商品流通空間范圍,增加了商品流通費用。(4)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導致消費需求的多變,商品挑選性增加,延緩了商品流通速度,流通時間的延長增加了商業資本的利息費用。(5)商品流通價值的重要地位表明,商品流通價值能否實現是商品的生產價值能否順利實現的前提??梢?,商業產業利潤不再是生產產業利潤的讓渡,而是商品流通價值規律的反映。承認商業勞動在商品價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商業經濟理論的重要突破,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大多數學者仍主張通過拓展生產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勞動的范圍來繼承和發展勞動價值論。衛興華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之所以承認物質生產范圍內的勞動是生產勞動,只有生產物質商品的勞動才創造價值,這與當時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與任務相關。他認為,當代需要既重視作為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基礎的物質生產勞動,又要超越物質生產范圍,拓寬生產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勞動。他認為,社會所需要的勞動大體分為四類:物質生產勞動、精神生產勞動、商業和服務勞動。其中,商業店員的勞動是一身二任的,它既生產和實現相當于勞動力價格的價值,又實現轉讓來的剩余價值。
其次,在“賺工資”的商業社會,商業職能的變化使商業勞動成為商品價值的源泉。生產時間的縮短和流通時間的延長,出廠價格和零售價格的差距越來越大,商品流通價值成為商品價值的主體。商業部門的競爭使商品流通價值用商業勞動時間來衡量。商業勞動時間成為社會總勞動時間的獨立部分。晏志杰把商品價值區分為生產價值、交換價值和消費價值三個層次,生產價值反映的是生產商品的“自然價值”,交換價值反映的則是加人了商業勞動價值后的價值,是商品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的轉移價值。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商業的職能是為賣而買。買是手段,賣是目的。商業企業的“買”,同時也是工業企業的“賣”,在這里,商品流通成為與“產業資本家漠不相關的事情”。在貨幣轉化為商品階段,依賴于商業經營者對市場需求的判斷,在消費需求多變的商業社會,商業企業力求組織適銷對路的商品。在賣的階段,商業企業需要組織商品流通,并相應地發生商品運輸、裝卸、保管等與保存商品價值相關的勞動,這些勞動是被馬克思早已證明了的生產性勞動。商業社會的特點是商品交易的難度加大,時間延長,商業貸款環境寬松,資金利息成為商業經營的主要成本。商品交易勞動更多體現商業領域的創新勞動。在買和賣兩個階段,不能實現商品“驚險的跳躍”,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經營者。因此,商業遵循的是商品流通價值規律,商業勞動成為社會再生產總勞動時間的一部分,符合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根據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第一層含義,如果商品交易職能不交由商業部門完成,那么這種勞動必然大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成為個別勞動,從而有一部分勞動成為不被社會所承認的勞動。所以,對于生產廠家來說,當生產達到一定的規模,將產品交由商業部門經營比自己經營要合算,在現實生活中,生產廠家積極培育大批批發商便是這個道理。根據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第二層含義,可以解釋當前商業總量過度、企業小型化、極度競爭而使商業利潤率低于社會平均利潤率以下。我國進人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過剩經濟”的到來,以及商業企業數量上的超量擴張,大量商品被沉淀在商業庫存中。《中國流通創新前沿報告》認為:“當前中國的流通業境遇尷尬。首先,由于忽視流通創新,忽視流通的天然職能,在時間上導致了國民經濟運行中不斷累積出巨額庫存,造成了最大的停頓,最大的資源閑置和浪費,占壓了巨額的流動資金,致使數萬億元的流動資本竟然被吞蝕掉了”。
二、從商業產業生產要素對商業的貢獻認識商業勞動
蔡繼明(2004)認為:各種生產要素的報酬來自各種生產要素在價值決定中所做的貢獻,參與物質財富創造的各種生產要素,同樣參與社會價值的創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是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形式。我國商業經營環境的變化,商業社會的出現,體現了商業生產要素地位的變化和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方式的變化。從商業資本和商業勞動在商業生產要素結合的地位分析,“短缺經濟”時期,商業利潤空間大,商業資本處于商業生產要素的主導地位,資本參與價值分配是個體、私營經濟完成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在當前商業社會,商業勞動處于矛盾的主導地位,商業勞動成為商業的寶貴資源,我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說明了這一事實。
(一)改革開放之初,商品信息參與分配是要素貢獻的主要特點
在改革開放之初,剛剛啟動的深圳經濟特區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由于我國長期閉關鎖國,內地對于外國的商品信息不靈,進出口商品信息成為商業生產要素中最為活躍的生產要素。各類“信息公司”便運營而生,尤其以深圳經濟特區的“皮包公司”為之最,商品信息資源作為商業生產要素,自然成了商業利潤分配的主要形式。隨著對外開放的深人,商品信息的不斷溝通,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期,各類“信息公司”和“皮包公司”便失去了生存的空間。
(二)短缺經濟使商業資本的貢獻成為個體、私營經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形式
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私營商業得到快速發展,他們從零起步,到了90年代中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1)1980-1984年。個體經濟發展之初最為活躍的是資金很少的飲食、修理攤點,這些行業成了個體經濟生存的空間,難怪人們發現“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2)1984-1988年。日用百貨發展起來了,個體經濟以100 ^-1000元不等的資金開起了服裝店及從事小額批發業務,由于個體經濟有了資本注人,較勞動密集型為主的飲食修理業有了很大的利潤空間,他們的收人比雇請幫工的收人高出十余倍,原因是資本要素參與分配的結果;(3)1988-1995年。個體商業的迅速發展,許多腰纏萬貫的個體戶成為私營企業,全國規模以上的私營商業企業發展到2000余戶,如鄭州亞細亞商場資本總額達1億元。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商業日漸成熟,競爭加劇,賣方市場開始轉向買方市場。由于私營經濟資本相對雄厚,商業利潤主要來源于資本要素的貢獻。資本大促使企業規模大,規模大也促使企業獲得規模效益??梢妭€體、私營經濟短期內迅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資本要素參與分配是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
(三)商業社會是節約商品流通費用的社會,商業企業規模的擴大使商業勞動成為要素分配的主要形式
進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短缺經濟轉向過剩經濟,商業的競爭表現為比規模、比效益的競爭,商業經營效益的主要矛盾壓縮為節約商品流通費用的競爭。例如:80年代初期,個體戶是手提肩扛遠跨省份進貨,他們幾天打一個來回,風餐露宿、趕汽車、爬火車飽含生活的艱辛,到90年代初中期是整車、合車、并車到附近批發市場進貨。90年代中期以后是批發企業送貨上門。這個變化反映了節約商品運輸費用的趨勢。商業利潤空間的縮小被經營者譽為“刀上削鐵”,人們感嘆“生意難做”。大企業具有節約單位商品流通費用的功能,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商業集團、商業連鎖以及超市、便利店等多種商業業態成為商業改革新的浪潮。江蘇蘇果超市股份有限公司19%年7月由江蘇省果品食雜公司組建,9年多來,蘇果始終保持高速增長,即使在連鎖超市競爭激烈的近幾年,也連續保持了年增長40%以上的增幅。大連商貿集團公司19%年通過聯合、重組、兼并和股份制改造,將全市規模以上國有商業企業組建為集團公司,2002年注冊資本總額達10億元。上海華聯超市在全國十多個省份上百個城市開設連鎖店,天津物資集團的發展……在我國不斷打造出商業企業的“航空母艦”。近日商務部提出,力爭在50—8年內培育出15 —20家擁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主業突出、核心競爭力強、初步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流通集團。其銷售規模、盈利能力、網絡控制能力將大大高于國內同行業平均水平,部分企業達到或接近國際同行業先進水平。使這些企業在中國流通產業產生龍頭帶動作用并到國際市場上去進行競爭rs;。大型流通企業集團的培育是提高流通產業競爭力的關鍵。
大型商貿企業的成功在于規模經濟效益,規模企業有利計算機管理和商業現代化。在大型商業企業中,管理勞動、科技勞動和創新勞動逐步成為商業勞動的主要形態。季正松(2005)認為:“價值決定由勞動時間轉向能動性和創新程度”。體力勞動向復雜勞動、創新勞動的轉化比例由“算術級數”向“幾何級數”轉化,使商業勞動“創新程度越高,價值量越大”。
三、尊重商業勞動,提高商業勞動者素質
我國加人WTO后,迎來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國外商業巨頭紛紛在中國搶灘。要振興中國的民族商業,除了不斷打造出商業企業的“航空母艦”外,加速商業人才的開發和培養是關鍵。當前商業社會的出現,科技革命與商業產業生產力的結合,商業現代化的實現需要端正商業和商業勞動的認識,提高商業勞動者素質。
(一)商業的競爭實際上是商業勞動者整體素質和團隊精神的競爭,企業需要造就各種商業人才
企業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當前一個帶傾向的錯誤觀點是步人“個人英雄”的認識誤區。在當時的一些理論文章中片面強調個人在企業中的作用,認為只要有一個高素質的總經理,這個企業就能救活。在這個認識誤區下,我國1984年開始在國有商業企業實行經理目標承包責任制,到1987年又實行招標承包責任制,渲染個人在企業中的作用步步升級。實踐證明:這樣不但沒有救活國有企業,而且把部分國有企業推到崩潰的邊緣。反思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除了承包指標的不科學而導致“包贏不包虧”的體制因素外,忽視企業職工的主人公地位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誘導了社會的兩級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