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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箏源流
古箏也叫“秦箏”,據傳它起源于戰國時期的秦國(今陜西地區)。箏又被稱為瑤箏、銀箏、云箏、素箏等。它有著不同凡響的樂器結構特點,具備動靜陰陽、音韻并重的獨特風格。由于它好聽易學,藝術感染力強,深受人們的喜愛,這份喜愛延續了幾千年仍然經久不衰。這里,我們先對古箏的源流予以梳理和回顧。
1.1箏名的由來
關于箏的源流,史料記載說法不一。大致有三種說法:
其一,分瑟為箏說。據唐代趙磷的《因話錄》記述:“箏,秦樂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黃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爭之,又破為二。箏之名自此始。”宋代丁度的《集韻》中,也載有類似的說法:“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此為名。箏十二弦,蓋破二十五而為之也。”
其二,箏筑同源說。東漢應劭《風俗通》云:“箏,謹按《禮·樂記》五弦,筑身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宋代徐鉉校定重刊本)中記載:“箏,鼓弦,竹身樂也,從竹,爭聲。”
其三,蒙恬造箏說。據《隋書·音樂志》載:“箏,十三弦,所謂秦聲,蒙恬所造。”但劉朐在《舊唐書·音樂志》中記載:“箏,秦聲也,相傳蒙恬所造,非也!”清朝著名的訓詁學家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記載:“古箏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為十二弦,變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為十三弦。”這一段文字,記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箏。
總之,箏很可能來源于一種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簡單樂器。產生的年代當在春秋戰國時期或春秋戰國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秦代。箏、筑、瑟的關系,既不是分瑟為箏,也不是由筑演變為箏,而很可能是箏筑同源,箏瑟并存。五弦竹制箏演變為十二弦木制箏,筑身筒狀共鳴結構演變為瑟身長匣形共鳴結構,可能是參照了瑟的結構而改革的。
1.2箏的主要流派
自秦、漢以來,古箏從我國西北地區逐漸流傳到全國各地,并與當地戲曲、說唱和民間音樂相融匯,形成了各種具有濃郁地方風格的流派。最為著名的有河南箏、山東箏、潮州箏、客家箏、江浙箏五個派系,其箏曲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
2.古箏文化
東方美學的一個鮮明特性就是重含蘊而不重直露,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情韻而不重理性。無論在繪畫、書法、文學、音樂、園林等方面,概莫能外。但與繪畫、雕塑、攝影等訴諸視覺形象的刻畫不同,音樂家創作的音樂形象是看不見摸不著卻可感受得到的。古箏藝術在表演上不是炫耀技法,而是以情韻來表現內涵,表達方式委婉含蓄、韻味悠長。箏曲是古樸典雅的華夏民族文化的掠影,通過其如歌般流動的音樂織體,塑造出生動的音樂形象。
2.1箏樂的社會功能
箏樂在古代得到廣泛的應用,深受各階層人士的歡迎與喜愛,是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其功能主要體現在:1.民間娛樂。2.用于雅樂,就是在朝廷里的郊廟祀典中使用。3.用于大型的樂舞演奏。4.用于宮廷和貴族宴享娛樂。5.文人的自娛自樂。6.小范圍的室內娛樂。7.秦樓館舍。箏樂更多的是職業藝妓表演,在大眾娛樂場所酒樓歌館進行,聽眾廣泛,也更具娛樂性。8.國際友好交流。箏在很早的時候就傳到了國外,包括日本、朝鮮和東南亞。
由此可見,自古以來,古箏就是家喻戶曉、雅俗共賞的傳統樂器。箏曲音韻典雅含蓄,旋律流暢優美,能表達許多層面的東西,如人的悲喜、憂傷、歡快等各種情緒,自然界種種情景,社會生活場景等。古箏彈奏所流露出的古典韻味更能體現剛柔相濟、陰陽結合的審美觀。
2.2箏樂的審美功能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人特別是文人以詩歌的形式對箏樂進行歌詠。如曹丕、曹植、李白、岑參、張九齡、白居易、韓愈、盧綸、李商隱、歐陽修、晏殊、坡等。
古代文人中箏彈得好的很多,其中有曹丕。他是不管到哪里,都要把箏帶上,隨時隨地都彈。還有晉代的謝尚、何承天;南朝梁時的陸太喜、北魏的北齊間的李元忠、孫世元;宋太祖趙匡胤的皇后也彈得一手好箏,深得她的婆婆太后的歡心。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自古至今,彈箏者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這說明,古箏是雅俗共賞樂器,是生命力頑強的華夏文化的見證。
3.幾點思考
古箏,這件歷史悠久、古樸的民族樂器,在歷史上它曾輝煌過,被譽為“民族樂器的瑰寶,雅俗共賞的奇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它卻逐漸衰敗下來,到建國前夕,全國彈箏的人,或者說造詣較高的箏家,已經很少,幾乎到了失傳的境地。建國后,音樂學院把民間古箏藝術家請到了大學講臺,培養了新一代的箏家,為古箏藝術注入了活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古箏的普及和對傳統音樂的重視,使古箏藝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3.1定位分析
我們將古箏定位為“國琴”,因為民樂即是“國樂”,代表著“國魂”,縱觀民族樂器,惟有古箏具備條件,因為古箏能夠獨立演奏大型的、復雜的樂曲,其音色和藝術感染力,都可以和西洋樂器中的鋼琴相媲美。許多箏家正在通過舉辦高層論壇,專家論證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案等多種渠道和方式,敦請有關部門對“古箏——國琴”進行命名和認定。同時也將通過網絡投票等形式,讓全世界都領略中國“國琴”的魅力,讓箏聲響遍全球。
據行內的有關資料顯示,在藝術培訓行業中,學古箏的人數僅次于學鋼琴的人數,這就是因為古箏不但易學,而且音色好聽,如行云流水,古典優雅;陶冶性情之余,又可借彈箏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青少年學古箏有100多萬人。古箏是一件入門非常容易的樂器,初學者就能夠彈奏好聽的樂曲,十分容易產生學習興趣,而且學成也比較快。我們有理由相信古箏的普及完全可以像外國人從小普及鋼琴和小提琴一樣,而且古箏要易學得多。
民樂演奏家孫以誠說,“相對于西洋樂器而言,民樂樂器的門檻低,購置費用和學費相對便宜,還可以培養一個人的氣質。”的確,古箏的價格從幾百至3000元左右,比鋼琴等樂器都要低廉,是一般中國家庭收水平完全可以承受的。擺在家庭或休閑場所的廳堂中,其古樸、雅致平添了許多文化氣息,彰顯主人的藝術品味。
3.2前景預測
百萬學箏大軍帶來的是師資的嚴重不足,由于師資短缺,從某種程度上制約的古箏人群的增長,否則,學箏的人數還會比現在多幾倍。未來古箏教育市場,發展速度還會更加迅猛。除正規藝術學校、民辦藝術學校外,諸如各種少年宮、老年活動站、群眾藝術館、社區文化站等等。在不久的將來,學箏的人數將達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所以需要更多古箏教育的師資來從事這項事業。
我國的古箏藝術,遠在古代已傳至海外,并在一些國家落地、生根、開花,有的已發展成為自己國家的主要民族樂器。近年來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除各國華裔外,一些歐、美、澳、日等非華裔的學者、學生也來我國研究和學習古箏藝術。
綜上所述,我們考慮古箏藝術的發展也應該具有世界的宏觀觀念。今天的古箏藝術,應該以一個新的風貌迎接挑戰,在保持已有的傳統演奏技巧基礎上大量吸收借鑒西洋鍵盤樂器鋼琴的彈奏特點,尤其是掃搖技法及雙手和弦音程的演奏更加豐富了古箏的藝術表現力,使古箏在世界民族音樂之林中樹立更好的形象。我們的出訪演奏和講學,既要介紹華夏文化,也可用古箏來表現異國風情,要逐漸地使古箏成為一件世界性的樂器,才會有更廣闊的前途和更大的發展。相信經過幾代箏人的不斷努力,一定能讓古箏這朵古老的藝術奇葩開得更鮮艷、更美好。
參考文獻:
[1]蔣萍.古箏演奏法[M].北京:音樂出版社,1957.19~67.
[2]羅九香傳譜,史元編.漢樂箏曲四十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88~105.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陜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占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采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2],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于中原傳統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于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并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后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于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4]。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并行于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義”[5]。這里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于強悍好斗,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樸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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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視野:大眾傳播與接受
當代世界最不引人注目卻又最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現象是什么?電視.電視觀眾恐怕是當代世界最廣泛的文化研究對象.研究電視,是理解與大眾傳播中心問題有關的整個社會和文化進程的潛在的關鍵.因為,電視觀眾是今天人類日常生活中社會和文化的最主要的實體。
在當代世界,與電視有關的生產者的力量日益強大,而與之相應的消費者的力量也日益強大.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德國接受美學興起時的一個重要契機就是其創始人敏銳地感受到了當時大眾流行文化的興起.后來,接受美學又突破了其早期讀者中心論的藩籬,向COMMUNICATION轉化.COMMUNICATION這個詞既是交流,也是傳播.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傳播及其傳播媒體已成為現代社會不可一刻或缺的生存手段.
按照傳統的觀念,消費的基本要素是其實用性或有效性,也就是說,購買一種產品,一定是于人有用的.而其之所以有用,是因為人的需求奠定了其效用的基礎.但是從現代觀念來看,人的需求是養成的.現代人的消費也在不斷發明著\制造著\涵養著他們自身的需求,特別是人們的精神的和文化的需求.消費本身是一個構筑意義的過程,它"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內化",是文化的生成\漫漶\固化的過程.我們無法想象,30年前中國社會會對當代流行音樂有如此巨大而狂熱的需求.10年前有位朋友從西方歸來,談及西方電視觀眾對某一電視主持人的喜愛和依賴.一位年長的時事政論主持人因度假,節目改由他人主持,竟然有幾十萬觀眾寫信打電話要求他回來,他們聲稱無法忍受沒有他的日子.當時對此深感不解.幾年后我國電視也重演了這一活劇.使我們深駭于電視的力量:電視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傳播技術的發展,現代科技廣泛地運用于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之中,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風,已經導致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和傳統文化形態的更新。文化生產方式工業化,實現了從文化手工業到現代文化大工業的深刻變革,直接導致文化工業革命。文化作坊讓位于文化工廠,社會化文化大生產取代個人化文化小生產,極大解放和發展了文化生產力。高新技術的產生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不僅導致所有傳統藝術形式的升級換代和現代更新,而且創造了大量嶄新的藝術形式。
文化傳播形式隨著現代大眾傳媒從紙煤質到電媒質的創生變換,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媒體革命。廣播、電影、電視、音像、多媒本相繼產生,不僅創造了嶄新的文化工業--廣播工業、電影工業、電視工業。音像文化乃至多媒體文化代替圖書文化,成為新興的主導文化形式,并且在圖書的基礎上創造了電子報刊,新聞產業、廣告產業等等相繼誕生,文化不斷經歷創新擴容。文化的領土前所未有地猛烈擴張。
相對而言,如果說中國二十世紀初葉經歷的實現了中國文化的新舊置換,是一場具有中國歷史意義的文化本體革命;那么,以電子媒質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媒的升級換代和創新發展,使人類具有了嶄新的現代文化,實現了文化本體的更新發展和創新擴容,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革命。
人類童年時代的文學藝術是通過口耳相傳的。古代的游吟詩人就是通過不斷的游走吟唱來傳播藝術、故事和歷史的。詩歌特別是史詩成了那個時代人類最主要的藝術方式。但是口耳相傳的藝術是沒有原本的藝術,是在傳播中創作和加工的藝術。印刷術的發明,使人類的傳播有了巨大的進步。閱讀成了獲得知識,展開想象力,享受藝術,開拓人類精神領域的最佳方式。正是紙媒質確立了文學在諸種藝術形式中的宗主地位。
從紙介質的傳播媒體向廣播電視等電子介質的傳播媒體轉化,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飛躍之一。電子傳媒比印刷傳媒擁有更為強大的力量。
今天科技對文化的滲透,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藝術的媒介化趨向。藝術的媒介化以越來越多的大眾文化產品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為標志。它表現為藝術的傳播越來越受到媒介工業技術和體制的制約。借助媒介,藝術傳播的速度更快,傳播范圍更廣,傳播效率更高。而且,媒介介入了藝術的創作過程,成為藝術的一部分。傳播媒介給藝術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藝術作品與藝術創作原初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decontextualization),在一個虛擬時間虛擬地點重構一個新語境,此所謂"重置語境"(recontextualization),藝術傳播和媒介技術帶來的語境的分離和重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創作反映生活的傳統觀念。是媒介手段創造了比現實更真實的"超現實"或"超真實"。
如果說過去的藝術作品只有一個作者的話,現代的電子媒介藝術的作者則是一大群。這只要看看每一部電視劇后面長長的名單就了然了。當代電視藝術作品除了作者(編劇)外,還有導演、制作人、工程師,以及廣告公司或傳媒公司決策人員的介入。甚至作品的發行人員都可以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時尚潮流更多地影響藝術創作。
傳統的神話已經遠去,今天的神話是以電子媒介傳播的大眾文化。而電視就是當代大眾文化的神話與象征系統。電視作為技術,為其使用者創造了一個空間,這是一個操作的空間,又是一個能夠創造意義的空間,一個有著可能性及不確定性而有待填補有待擴展的空間.雖然沒有絕對的分界,電視(以及其他信息與傳播技術)區別于非交流性的家用電器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雙重連接作用.它本身具有意義,同時,它還是意義的傳送者.
先前的媒體研究認為,這一研究的核心論題應當是媒體節目的共同性與觀眾要求的特殊性之間的矛盾;是媒體的強制性壓抑、消弭了觀眾主體的能動性,使觀眾成為被動的接受者。但是,當前高科技傳媒的發展告訴我們,今日的媒體是在一個日益復雜日益多樣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里運轉和發展的,先前某一兩種媒體如電視或某一兩家電視霸世界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隨著媒體種類與數量的急劇增加,媒體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發展,媒體的傳播功能與創造意義的功能逐漸合一,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人們的選擇性越來越高,主動性越來越強,某一種媒體或某一家媒體憑借一種行政命令或長官意志完全地直接地影響大眾的時代即將過去。如果我們說當今世界媒體的力量在左右著人類的話,那么,媒體的迅速發展也在不斷產生著消解其霸權的力量。媒體的多樣性和多元性,以及內容的極其豐富性,賦予受眾更大的選擇的能動性與自由度。競爭使媒體與接受者的關系由原來的教育、指導甚至命令變為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收費上網、有線電視使接受者白得免費午餐的受贈意識、傳統形成的受教育、聽報告的意識大為減弱,而代之以我作為一個消費者的個人購買與消費行為的意識。既然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我就有權要求得到更合乎我的個人意愿的服務;既然可以有多種選擇,我當然選擇最符合我的個性特征的節目。
但是這些眾多的選擇,仍然只能在一種任何人也無法逃脫的文化語境和公共空間中展開,在一定的文化與經濟的場域中實施。因而民族的、地域的、性別的、階層的特征就凸現出來,觀眾由文化所囿定的主觀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盡管這一顯現仍然顯得那么隨意、漫漶、毫不經意。
[page_break]從媒體來看,其"服務"的多樣性也是有條件和受制約的。盡管電視節目千變萬化,它眾多的表現類型叫人目眩神迷,但它本身實際上是一種"配方式媒介"。西方電視美學家赫拉斯.紐肯默指出,"成功的電視配方被廣為模仿……能夠存在下來的配方一定是廣有觀眾的。""配方成了組織和界定世界的特殊方式。情景喜劇和電視所創造的其它形式的世界都給人不真實的感覺,但是,我認為情景喜劇和電視卻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現實感。每種類型都有它自己的價值系統……打破這種現實也就是創造一種新的配方。在某些情況下,這也就創造出一種新的電視藝術形式。"
當然,媒體的偉大與可怕還在于它水滴石穿、有意無意地形塑觀眾的趣味、喜好之型,欣賞習慣、文化生活之模式乃至深層心理文化結構的功能。
對于觀眾的研究可以是相當抽象的,但世界上的任何觀賞行為都是具體的,都是在一定的場景中展開的。至今為止的主體媒介電視主要是在家庭中觀看的,它更多地帶有一種小型的群體性質,觀眾之間有感應,有共鳴,有交流。正在迅速崛起的網絡媒體其觀看行為則更加個人化或私人化。由于動態的互動關系,先前觀者之間的感應交流已被網上的互動交流所代替,先前極為重要的此時此地的具體時空場景,現在已相形見絀,不再那么絕對重要了。
一、審美文化學的學科性質
王德勝在《批評的觀念:當代審美文化理論的主導性意識》一文中曾經提出:“批評的觀念”是“當代審美文化理論的主導性意識”;惟有“批評的觀念”才能使當代審美文化研究“積極地介入當代歷史/文化的實踐進程,介入當代人的現實生存領域,從而實現當代審美文化理論之于各種‘當代性現象’的有效揭示。”1也就是說,當代審美文化理論主要是一種文化批評。在當代審美文化研究中,堅持文化批評立場,固然可以有效地參與當代文化建構,實現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但是,我們能否就此將審美文化研究定位為文化批評呢?我認為,以“批評”來定位一個學科方向學理依據不足。批評什么、以什么來作為批評武器、如何批評,這些問題都不是“批評”本身所能解決的。換句話說,以“批評”來定位一個學科,并不能解決任何學科定位問題。就當下審美文化研究現狀而言,網絡、電影、大學體制、波鞋6、超市等一切文化現象似乎都是其批評對象;其理論資源與批評立場也五花八門,毫無學科領域約束。突破學科界限,有時可以為學術發展開拓新的增長空間;多學科交叉互補,也有益于發現新的研究視角,但是,全然漠視學科建制,甚至鼓吹反學科建制,卻有害于學術的健康發展。因為學科建制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學術研究的自由空間,但是也為學術研究在某個領域向縱深方向推進提供了保障。本文認為,曾經轟轟烈烈的審美文化研究要想避免淪為過時的學術時尚之厄運,必須重新審視其研究立場,將審美文化學建構為一個知識體系,而不是停留在文化批評層面。這個知識體系究竟是從屬于美學,還是從屬于文化學,應該作進一步辨析。上文已經指出,審美文化研究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根本不同于美學研究,因此,審美文化學不是美學的話語轉型。那么,審美文化學是否就是社會美學,或是美學的一個分支呢?在重視社會生活中的審美實踐方面,審美文化學與社會美學的確具有相似之處,但是,審美文化學既不關注研究對象的審美屬性,也不關注主體的審美意識,這與社會美學截然不同,也就是說,審美文化學其實并不關注審美問題,因而它不是社會美學,當然也不是美學的一個研究方向。審美文化學與文化學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審美文化的字面意思是文化系統中具有審美屬性的類型或層面,因而,審美文化學應該是文化學的一個學科分支。其實,審美文化這個概念的內涵極其復雜,有人認為它特指當代文化中出現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藝術/審美日常生活化現象;還有人認為,“審美文化是一種完整的形態和系統,是建立在人類生存實踐基礎上的一種社會感性文化。有別于工具文化和社會理論文化的功利性與規范性,審美文化顯示出超功利性與自由性相統一的特質。”也就是說,審美文化并非現實的文化系統中審美的和藝術的方面與部分,它具有理想性,對現實的社會文化應該具有規范、引導意義。本文贊同審美文化“是一種完整的形態和系統”之說,認為將審美文化僅僅看作文化系統中具有審美屬性的類型或層面,實質上否定了審美文化概念的獨特內涵,消解了審美文化學的獨特價值;另一方面,本文并不認同對審美文化超功利性與自由性之鼓吹,認為審美文化就是藝術/審美未從一般文化中分化出來這樣一種文化狀況/文化形態,這樣的文化狀況/文化形態并不局限于當代,而是出現在人類文化的每一個歷史階段,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而已。據此而言,審美文化學不是文化學的一個學科分支。總而言之,審美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具有一定審美色彩,但其關注點不在于研究對象的審美屬性或主體的審美意識,這是審美文化學與美學的聯系與差異之處;審美文化學雖然致力于研究審美文化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并揭示其中文化觀念變遷與現代性等問題的復雜關系,但是,作為審美文化學研究對象的審美文化并非一般文化系統中具有審美屬性的部分與層面,所以審美文化學與一般文化學既有一定聯系,又不屬于一般文化學的分支;審美文化學看重學術研究對于當下文化狀況的批評與建構意義,但是并不以文化批評作為學術研究的主要目的,而是強調學科意識,力求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這是審美文化學與文化批評的既有聯系,又大不相同之處。鑒于以上認識,本文認為,審美文化學雖然與美學、文化學、文化批評有著一定聯系,但完全可以通過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成為一個獨立學科。
二、審美文化學的研究范圍審美文化研究
在前蘇聯曾經蔚然成風,前蘇聯學者對審美文化學的研究范圍也曾經深入探討過。奧夫斯相尼柯夫的觀點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審美文化研究產生過一定影響,他提出,審美文化“貫穿在文化的所有領域、所有部門、所有地段。因為,人的審美積極性表現得極為廣泛,它毫無例外地表現在人們活動的所有領域中——表現在勞動和科學認識中,表現在社會組織的各種活動和體育中,表現在人們日常交往和藝術生活中”。如此看來,審美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幾乎等同于整個社會生活,其研究范圍沒有一個相對明晰的邊界;另一方面,奧夫斯相尼柯夫的審美文化研究著眼點還在于社會生活領域中所表現出的“人的審美積極性”,這接近于我們的社會美學,也就是說,這個意義上的審美文化研究仍然是美學的發展或分支,與我們所謂的審美文化學有著明顯區別。國內有學者提出,審美文化“指的是從建筑外觀、室內布置、人體服飾、新區布局、旅游景觀到文學藝術多層面審美領域的總和。”他還提出,在研究這些審美領域時,“要從審美的外觀形式中揭示其與整個文化變動的關聯。”這個主張觸及了審美文化學的核心問題,即審美文化研究的著眼點是社會文化的變動以及社會文化心理的變遷,而不是純粹的審美問題。但是,將審美文化理解為“審美領域的總和”,仍然未能揭示審美文化研究的獨特性;而且“整個文化變動”這個概念的外延也過于寬廣,似乎應作進一步限定。本文認為,審美文化就是藝術審美未從一般文化中分化出來這樣一種文化狀況/文化形態,審美文化研究的著眼點是考察審美文化的發生、發展與現代性之間的復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構審美文化學的知識體系。具體而言,這個知識體系應該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審美文化史,第二個層面是審美文化學原理,第三個層面是當代審美文化批評。這三個層面大體框定了審美文化學的研究范圍。審美文化史主要研究審美文化的發生、發展規律,以及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審美文化形態,包括原始審美文化、古典審美文化、現代審美文化、后現代審美文化等等,并考察不同的審美文化形態與特定歷史階段中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宗教、道德之間的復雜關系。審美文化學原理主要研究審美文化的內涵、性質,審美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基本范疇、主要問題、重要關系等,其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藝術/審美從一般文化中分化出來這個歷史過程與現代性之間的復雜關系,尤其考察藝術/審美與一般文化由混同到分化,再到融合這個歷史過程中,人們文化交融/團結感的變化狀況。當代審美文化批評主要對日常生活審美化、媒介文化、都市文化、鄉村文化、建筑文化、消費文化、性別文化、種族文化、身體文化、時間體驗等當代審美文化的現象與問題,依據審美文化學原理進行深入研究,揭示這些現象與問題背后的當代文化分裂感、文化團結感與現代性之間的內在聯系。無庸諱言,我國的審美文化研究雖然已經有近20年的學術積淀,但是審美文化學作為一個學科,目前尚處于草創階段,關于這個學科的一些設想難免不夠成熟。本文提出審美文化學是一個區別于美學、文化學、文化批評的獨立學科,并嘗試著討論其研究范圍,旨在強調審美文化研究應該找到自己獨特的學術空間,以保障學術研究能夠在縱深方向挺進,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自己的學術空間,而不是一味消耗其突破學科壁壘的批評沖動力。
作者:王譽茜單位:南京農業大學
在體育界,籃球文化的概念屬于相對較新的概念,正在經歷著激烈的爭論.目前,對于籃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觀點認為,廣義上講,籃球文化概念隸屬于體育文化的范疇,是通過籃球運動的表現形式來體現體育價值觀、體育道德觀的社會意識以及圍繞籃球運動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務的總和.狹義上講籃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價值觀、籃球運動的思想、觀念和意識通過籃球活動得以體現,促使參與者獲得全面的身、心發展;第二種觀點認為:籃球文化概念是指參與和觀賞籃球運動的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通過一定的制度進行凝結所形成的與籃球相關的知識、技能、風俗和制度的總稱;第三種觀點認為:籃球文化概念是社會大文化的一個細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過對籃球運動的具體特征和相關特性進行不斷總結形成的內容形式和方法的總稱.以上三種觀點均從不同的角度對籃球文化概念進行了總結和陳述,為籃球文化概念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每種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蓋籃球文化概念全部內容.大力倡導多元的籃球文化概念,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籃球文化概念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1.2籃球文化的結構和內涵
任何一個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外延,這是文化概念的本質屬性多決定的.通過對籃球文化概念進行內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讀可以發現,籃球文化現象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在傳統的思維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觀念文化.籃球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也被按照傳統思維的劃分方法將籃球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結構的三個層面進行了劃分.因為體育界學者對籃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籃球文化的內涵和文化結構的劃分過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劃分方法: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從籃球運動所創造的精神和物質財務以及文化價值入手,來分析和階段籃球文化的結構和內涵;第二種觀點的學者將籃球文化分解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來對籃球文化內涵和結構進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讀;第三種觀點的學者將籃球文化的內涵和結構必須分解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注重對籃球運動的理解,也就是人們的籃球觀念,第二層次是在理解的基礎上采取的于籃球有關的活動和行為,第三層次與籃球相關的如拉拉隊、口號、標語等輔助表現形式.籃球文化的內涵和結構與籃球運動息息相關,在籃球運動是一項不斷在改進了完善的體育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其相關的游戲規則會隨著籃球運動的不斷發展進行逐步的修訂和完善,因此,籃球運動的特征決定了籃球文化的結構內涵也會隨著籃球游戲規則的改變而改變.
1.3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建設
2005年,隨著籃球職業化改革的起步,籃球運動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全力打造籃球文化,為中國籃球鑄魂”的籃球文化建設也被提上日程.體體育界的相關學者也紛紛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來形成籃球文化的氛圍,促進籃球文化的發展.籃球文化與籃球運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確保籃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斷發展完善,才能促進籃球運動不斷得到廣泛的關注,促進籃球事業,乃至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中國目前正處于和諧發展的大環境之中,倡導以“和諧”為核心價值觀的籃球文化得到體育界大多數學者的廣泛認可.以和諧的觀念來發展籃球文化,處理籃球事業中各利益主體的關系,是人為普遍可以接受的處理方式.為了大力弘揚我國的籃球文化觀念,創建中國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來發展籃球文化,傳播我國籃球文化概念,是促進我國籃球運動和籃球文化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為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促進了我國籃球戰略意義的形成和發展.
2關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研究
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CUBA籃球文化和CBA籃球文化.CUBA籃球運動的建設,主要是為了打破現有高校與外界之間的阻隔,豐富大學校園文化,促進高校體育文化設施的發展,營造積極健康的校園文化氛圍.目前CUBA還只是處于前期發展階段,需要不斷的進行理論研究,促進CUBA籃球文化的不斷深化和發展.CBA籃球運動在經歷了數年的改革之后逐漸成熟和完善,成為我國備受關注的體育賽事.CBA籃球運動的發展同時帶動了CBA籃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組建,結合了我國相關的地域文化特征,通過對CBA籃球運動賽事的傳播,有效的增強了廣大民眾的榮譽感和社會凝聚力.CBA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融入了持續和諧發展的思維理念,讓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變動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過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發現,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和諧持續發展是籃球文化的核心,這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3國外籃球文化的研究和對比
NBA職業籃球賽是當今世界職業籃球發展的巔峰,所以關于NBA職業籃球的研究相對也比較多,這有力的促進了NBA文化的發展,讓NBA文化形成廣泛的共識.NBA職業籃球運動創造了極為豐富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因為其文化內涵也與其有著莫大的關聯.NBA文化可以說是美國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代表著美國的經濟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國人價值觀世界觀的變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體現較為明顯.世界文化的開放性令NBA文化已經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動者世界籃球文化的發展.NBA文化涵蓋了從經濟到文化的各個方面,對于美國意識的價值觀形成了直觀的具體體現.對于中美籃球文化的發展和研究過程,CBA文化和NBA文化體現不同的籃球文化個性和籃球技術特點.學習和掌握NBA文化發展的精髓,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4籃球文化未來展望
我國籃球事業發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較落后,無論是在聯賽水平上,還是在觀念上都還未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首先,要建立一個完善的文化理論體系.我國民眾始終存在一個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現在籃球文化上就是無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視野狹窄.只有從觀念上徹底顛覆傳統,借鑒國外籃球文化的先進理論,與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個正確的健康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才能為籃球文化與世界接軌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堅持以人為本,弘揚民族精神.我國的籃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現狀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它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對于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也需要走出國門,學習NBA文化中的主場文化,注重釋放個性,以人文本.
“人生藝術化”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美學、文藝思想所提出的一個美學的、文學藝術的、也是文化的命題。所謂“人生藝術化”,也就是要以美的藝術精神來濡染人格與心靈,使人的整個生命境界成就為藝術般美麗而富有意義的詩性境界。
“人生藝術化”的核心精神源自梁啟超。20世紀20年代初,梁啟超在《“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為學與做人》等文中率先提出了“生活的藝術化”的命題,并將“生活的藝術化”的精神闡釋為“無所為而為”的“趣味主義”精神,是“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藝術的、情感的”,“喜歡做便做”。這種“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的境界梁啟超將其譽為“趣味化藝術化”的境界。它的要旨是“責任”與“興味”的統一,所謂“責任”是宇宙眾生運化的大境界,“興味”則是個體情感的激揚勃發。它倡導實踐主體由情而動,有真性情,有大情懷,能將小我之興味與眾生宇宙之運化相融通,最終超越小我之成敗得失而體會“無所為而為”的真生命創化之“春意”,從而使人生從煩悶至清涼,從平淡顯燦爛。因此“生活的藝術化”非逃避責任,也非游戲人生,而是要求個體從生命最根本處建立純粹的情感與人格,實現生命的大境界大價值,并從中體會到生命的美與意味。
“生活的藝術化”的命題與精神最早為朱光潛所承續。20世紀30年代初,朱光潛在《談美》中專列了一節“慢慢走,欣賞啊——人生的藝術化”。他較為集中而具體地發揮豐富了梁啟超所提出的命題,并將其表述明確為“人生的藝術化”。這一提法日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逐漸定型為中國現代美學與文化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朱光潛著重從藝術切入,強調藝術的精神就是“無所為而為”的審美精神,我們的學問、事業、人生都要像創造藝術品一樣貫徹美的藝術精神。朱光潛對藝術的審美本質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體的闡釋。他提出,“人生的藝術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嚴肅主義”。
三四十年代,豐子愷、宗白華等也對“人生藝術化”命題的豐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豐子愷提出了“真率人生”的命題,成為中國現代“人生藝術化”思想寶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宗白華則從意境出發對生命的自由詩境進行了生動而深刻的闡釋構建,成為中國現代“人生藝術化”思想最為絢爛的華章之一。
中國現代“人生藝術化”思想是有自己孕生的歷史語境的。一戰結束后,1919年至1920年初,梁啟超攜學生赴歐主要國家20幾個名城考察。梁啟超本是中國現代較早主張文化開放的先驅者之一,他曾主張要對不同文化作無制限的輸入。但是,這次歐洲之旅卻使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物質主義和工具理性所潛藏的弊端,雖然他把中西文化分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有某種簡單化的傾向,但他卻極其敏銳且不無超前地提出了現代社會中精神文化與價值理想對于人類的意義問題,提出了情感與人格建設在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問題。20年代,他以“趣味”為核心范疇,建構了“無所為而為”的趣味哲學與“生活的藝術化”理想。20年代至40年代,“人生藝術化”的理論得到當時文化界人士的熱烈響應。而這一時期,也正是中華民族苦難深重之時,尖銳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決定了這種美學與文化思想在當時不可能成為主流話語。直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歷史進程中,是當時解決中國問題的更為有效而現實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選擇了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路徑,試圖以民族和大眾啟蒙者的姿態來思考問題并提出自己的答案。與梁啟超一樣,朱光潛、豐子愷、宗白華等也都是融通古今的飽學之士,同時也都有域外的經歷,對西方文化有切身的體會。相對于國人,他們較早敏感到了西方現代化道路所伴生的某些問題。他們所提出的“人生藝術化”的道路相對于當時的民族困境來看,不免過于高蹈,但這恰恰又是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于現實的真摯發言。而它的價值與意義在今天進一步彰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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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的文化思想與歷史實踐看,對于人生的藝術化(性)追求并非只是中國現代美學與文化的專利。就其主導傾向與精神特征來區分,我以為其中大體呈現為三種不同的類別。
第一類是對生活形式的藝術化(性)追求。主要是把藝術化理解為裝飾性或新奇性。具體表現為對生活用品、生活環境及人體的藝術化裝飾與修飾。如19世紀唯美派代表人物王爾德喜歡在自己的身體上裝飾以向日葵,佩特則重視對日用器皿和居室環境的修飾。今天,對自己的頭發、指甲、面部等身體各部位的修飾早已為人們所接受,而對生活用品、居住環境、購物環境等的藝術化追求也正成為一種能為大眾普遍接受的情趣。“日常生活審美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類情趣的一種表現。這類藝術(審美)化追求在一定意義上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品位與情趣,但其著眼點主要在生活的外形式上,對于形式的過分重視亦可能流衍為奢靡、頹廢與媚俗。第二類是對生活技巧與社會關系的藝術化(性)追求。即把藝術化導衍為生存與生活的技巧,具體表現為生活方式、生存態度、人際關系等的處理藝術。如中國傳統士大夫所推崇的“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生存方式與態度,實際上就隱含著處理現實關系的某種圓滑技巧。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則,本來應該是“學而優則仕”的。但在實際生活中,很多人是不能如愿的,這可能有多重原因。于是,士大夫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可進可退的,在某種情況下是明智的在某種情況下顯然是圓滑的生存哲學。林語堂以“中等階級生活”為基礎的“生活的藝術”,以及種種所謂公關的藝術,在一定意義上也可歸于這個類別。這種藝術化化衍得當,確實有助于人際關系的潤澤,但過分重視則可能流為精神的退化。
這兩種人生藝術化的理論傾向及其生活實踐,嚴格說來是對生活中的局部藝術性要素的追求,而非人的整個生命境界與人格心靈的藝術化。
第三類則體現了對人格與心靈境界的藝術化追求,是人生藝術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國現代人生藝術化命題的基本取向。這個藝術化就是人類對自我精神與人格之美的追求。這個藝術化的本質實際上隱含著的是對于美和藝術精神的理解與把握的問題。在中國現代人生藝術化命題中,美與藝術的精神主要被闡釋為以情感為根基、理想為品格的弘揚價值、追尋意義的詩性生命精神。這個精神包含了對真率、生動、熱情、圓滿、完整、和諧、秩序、創造、自由等品格的向往,要求超越粗鄙、麻木、虛偽的純物質人生。
前兩種藝術化可以說是藝術因素對生活的滲透與泛化,而最后一種則是藝術精神對生命與人格的提升,它要求從根本上改造人格境界與生命境界。它所選擇的武器就是美的藝術,它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生命的審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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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藝術化”命題的核心是要將人的人格與生命境界成就為藝術,即要使人的生命在美的自由升華中獲得詩意提升與詩性實現。這種人生理想與精神旨趣在其孕生的歷史語境中具有不容諱言的烏托邦色彩,因為在嚴峻的民族戰爭中,光靠“人生藝術化”是不可能力挽民族于危亡的。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建設中,“人生藝術化”命題所深蘊的詩性光芒,卻具有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意義。
與藝術化相對的是科學化。藝術化代表了情感的、個性的、整一的、生動的、詩意的等創造模式。科學化代表了理性的、統一的、邏輯的、規整的、現實的等實踐方式。在人類早期,我們并未嚴格區別藝術活動與科學活動的界限。理性的實用的活動中就蘊涵著藝術的審美的因素。隨著生產實踐的發展,文化的進步,藝術與科學逐漸區別開來。這種界限尤其在現代性進程中日趨嚴格。現代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伴生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也自然而然地促生了關于現代性問題的反思。
醫院文化是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醫院全體職工所共同遵循的目標和行為規范及思維方式有機結合的總稱,醫院文化是醫院的底蘊和靈魂,是一種價值觀,是醫院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事實上是一種人化的產物和結果。就文化本質而言,醫院文化同樣具有文化的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等基本屬性,醫療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醫院文化內涵具有根本性、整體性和階段性的三個特征。
1醫院文化具有根本性
文化代表著基本的價值觀念,醫院文化是醫院的靈魂,在醫院發展中有著不可或缺的支撐作用,只有那些具有服膺萬眾的醫院文化的醫院才會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凸顯出醫院文化具有根本性。
隨著WTO的加入,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新經濟時代的到來,醫療市場的競爭正面臨著全面的開放式的高強度競爭,而醫院間競爭最終是文化的競爭。
優秀的醫院文化是比設備、資產更重要的醫院財富,是醫院發展的最關鍵因素。醫院文化決定了醫院與病人、醫院與社會、醫院與環境、醫院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調。醫院文化的根本性表達在醫院內部形成的基本價值觀上,而這基本價值觀的確立應具有獨創性和不可模仿性。正如老子所言“萬物生于有,又生于無”。因為,只有獨特的醫院文化才是最不容易被克隆,最不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和超越的。
2醫院文化具有層次性
作為醫院無形資產的醫院文化必須通過有形載體來表達和實現。楊曾憲等國內大多數學者根據文化的不同性質,將醫院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因此,醫院文化具有層次性。醫院文化建設應在三個不同、依次遞進又相互重疊的層次上展開。
2.1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是醫院文化中最為表淺的第一個層次,物質文化是醫院文化最直觀的載體,是醫院文化的表象,如醫院的院徽、院容院貌、院歌等能在外部直接表達的醫院特征,是醫院外在形象。
醫院環境和建筑是醫院物質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較好地體現出醫院文化特征。如協和醫院的琉璃瓦建筑結構所透出的那份凝重與協和醫院一向穩重嚴謹的風格十分吻合,體現出了協和醫院文化的積淀和歷史的綿長。良好的醫院表象文化可以起到展示醫院個性、熏陶和培育職工精神文化的作用。
2.2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醫院文化的第二個層次,制度文化是醫院文化建設的重點和基礎。制度文化是醫院精神文化的體現和外化。醫院各項規章制度、醫療活動的流程程序、各種操作規范、醫院管理和運作制度等均是醫院制度文化。醫院員工的核心價值觀要通過制度文化來表述,通過制度文化來培養,醫院運作的高效、有序與成功的醫院制度文化建設有著緊密的關系。
2.3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醫院文化的第三個層次,也是醫院文化的最高層次,是醫院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和最高境界。精神文化是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兩個有形文化的升華。精神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形成醫院的核心價值觀和醫院精神。核心價值觀以員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是醫院主導思想。在多元化日趨明顯和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凝煉醫院精神,培育共同價值觀對醫院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如培育員工的服務意識、品牌意識、質量意識、競爭意識和市場意識就是“以病人為中心”的醫院精神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醫院精神文化是不能直接觸摸到的,但可以在每時每刻、在每件事、每個角落中和每個職工身上感受和體驗到。轉醫院文化的層次性對實施醫院文化建設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醫院文化的層次性決定了醫院文化建設的階段性。表象文化作為一個低層次文化較容易達到,但是制度文化是需要長期和艱苦的堅持和不斷地完善來實現的,而高層的醫院精神文化則是長期傳統的傳承和經久的文化積淀的結果。通常來講,醫院文化需要分階段實施,根據哲學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互相作用和相互依存的,三個層次和三個階段事實上是不能絕然分開的,是互為交叉、互為重疊和相互支撐和影響的。因此,醫院文化建設中必須統籌兼顧,既分步實施,又主題明確,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統一,使精神文化最終成為醫院的靈魂。
3醫院文化具有整體性
醫院文化是通過醫院員工這個載體來發揮作用的,而絕大多數的醫療服務活動是一個整體的團隊活動。因此,醫院文化具有整體性。醫院文化的整體性是由三個方面所決定的。
醫院文化的整體性由文化的載體特征所決定。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有形的特定載體來傳承和實施,醫院文化是醫院管理的一個重要部分,其融合在醫療活動和醫院管理的每個細節中,醫院經營管理要受到醫院文化的指導和制約,醫院文化也必須服從和服務醫院的經營管理,否則,皮之不存,毛之所存焉?
醫院文化的整體性由文化的導向作用所決定。文化代表著基本的價值觀,醫院文化建設的終極目標是在醫院員工中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為醫院發展鋪墊思想基礎。文化對人們思想、心理和行為的導向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通過文化的訓導和教化,使醫院員工形成和固化醫院核心價值觀,培養和引導全體員工達成清楚和明了的共同價值觀為核心,形成共同的目標追求、價值取向和道德情操,增強醫院內部凝聚力和使員工認知共同的行為規范。
醫院文化的整體性由文化的流行特征所決定。從眾心理是人類的一個心理活動的本能。文化的流行特征是十分明顯的,特別是表象文化和制度文化更趨流行性。醫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最為緊密的學科,只有醫院文化與環境、社會和主流文化實現了融合,醫院文化才會有生機和活力。所以,醫院文化建設中必須整體考量社會、環境和文化多元性等要素。
醫院文化是醫院的靈魂,創建成熟的具有獨特品質魅力的醫院文化已是醫院成長進步、永續發展的核心動力。在建設先進的醫院文化中,必須認真考慮醫院文化的根本性、層次性和整體性,以醫院文化內涵的深度理解來培育具有鮮明特色和經久不衰的醫院文化。
參考文獻
[1]《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二),1987,824.
書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種載體,“以詩書為堂奧,以性命為丕基,以禮義為門路,以道德為藩籬”(王會厘等:《問津院志·藝文·問津書院賦》)。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書院尤其重視道德教育:訂立學規,用封建綱常倫理來約束規范士子的行為;祭祀先圣先賢,以此樹立楷模,引導士子見賢思齊。通過各種制度的實施,書院培養出許多傳承忠孝之道的倫理型人才。他們在非常時期所表現出的高尚氣節令人動容。南宋末年,元軍包圍長沙三個月,“長沙之陷,岳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學案·麗澤諸儒學案序》)。饒州城失守時,白鷺洲書院的創建人江萬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兒子也相繼投入池中,以示“與國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學于白鷺洲書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軍進逼宋都臨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國的決心,毅然應詔募兵勤王。臨安陷落后,文氏仍堅持抗元斗爭,后被元軍所俘,從容就義。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詩句,激勵過無數代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見,書院對士子進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淺。書院還直接對社會成員進行教化,問津書院明代山長蕭繼忠與某屠戶的對話極為典型。蕭氏在一屠戶家避雨,屠戶問道:“蕭先生乎?近來所講何學?”蕭答:“不過平常日用事。”屠戶又問:“所講某等亦可為否?”蕭答:“何不可,即如爾業屠,戥稱如制即是圣賢事……今教爾每事只要問此心安否,心不安處便不做,便是圣賢學問。”(《問津院志·講學·記蕭康侯逸事》)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蕭山長幾句深入淺出的話語,深深觸動了屠戶的心靈,使其從此以后“悉改向所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賢、鷺州兩書院設壇講學,在講到“長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時,“有兄弟具牒互訴者亦在坐,聽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楊家駱:《書院制之緣起及其優點》,《東方雜志》第37卷第15號),兄弟倆盡棄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贊曰:“然則書院之設,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關于世教豈淺鮮哉。”(《問津院志·藝文·講學原序》)
書院的知識傳播功能
書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層顯貴壟斷教育的特權,為下層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首先,書院教育培養了眾多的優質師資。“士之仕也,猶農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這句話說明,在古代中國,讀書做官是天經地義之事。而書院教育卻反其道而行,提出士與利祿相分離的主張,認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學習、研究及傳播學術文化知識。在這種思想的教育下,從宋代起,書院產生了一批以學術與文化教育為終生職業的平民學者,他們“或教小學養生”,使得窮鄉僻壤也能傳出瑯瑯讀書聲。其次,最基層的書院成為啟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體機構。古代中國是幅員遼闊的農業國,絕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廣袤的鄉村山寨,遠離城市,且“其居去庠序遠”。為解決子弟受教育的大事,當地人在本鄉本土建立家族書院或鄉村書院,聚集藏書,擇聘名師,招收本族、本鄉子弟讀書其中,從而使“文風日盛,學子日多”。鄉村書院在全國分布極廣,數量極為可觀,承擔著僻遠地區普及文化知識的任務。再次,明代書院的開放講學,以及儒學詮釋的世俗化,帶來文化學術的下移。王陽明提出“圣愚無間”的致良知之說,在“圣人可學而至”的思想指導下,各地書院紛紛向平民百姓開放,據載:“虞山會講,來者不拒。人皆可以為堯舜,何論其類哉!凡我百姓,年齒高者,與年少而知義理者,無分鄉約、公正、糧里、市井、農夫,無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見者,許自己上堂講說。”(張鼐等:《虞山書院志·會薄引》)王門學者將儒學的深奧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語向百姓宣講,并逐漸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過去只能在廟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學道理,過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學術由上往下的轉移。
2.“誠實守信、以義為上”的道德品質和價值取向
中國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誠實守信,將其視為立身之本。《孟子》說:“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就是強調人應該效法天道真實無妄的品德。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誠信無欺是人際交往的原則。中華傳統文化承認人有義和利的雙重需要,從不否定利的存在和價值,但是更加注重輕利重義的品質。誠實守信的道德品質,為大學生指出了一條道德教育、道德修養的途徑,主張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認為“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既不能違背誠信的原則,更不能違仁丟義。為利出賣靈魂、喪失人格、更是為人不恥。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以義為上的價值取向,對當今社會過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導學生正確處理誠信和義利的關系,形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健康積極的價值觀。
3.“仁愛孝悌、謙和好禮”的人倫原理
中國傳統道德中,在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方面。特別重視和強調對人寬容厚道,關愛他人,尊老愛幼的倫理規范。孔子以“仁”作為自己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對仁有多方面的解釋,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愛人”,同時要尊重人,孔子說:“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古代十分重視“明人倫”,強調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在人倫要求中提出“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把“禮”看成是治國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將禮比作國家的軀干,并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茍子認為禮是“法之大分,類之綱紀”。禮,一方面是封建社會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級的體現與規定;另一方面也是個人立身處世的必備條件。《禮記·冠義》把禮當作區分人與動物的根本標志,認為“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所以孔子對世人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作為一種道德規范,在處理與他人的關系時主要表現為“讓”。“讓,禮之主也”。對人謙讓,是禮的重要道德內涵。提倡“謙恭禮讓”、“嚴己寬人”的處世哲學,達到“榮辱不驚”“弘毅堅韌”的人生境界,為人們提供了處理人際關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幫助學生培育寬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諧的優秀品質,在學生中間營造一種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幫助的和諧氛圍。謙讓首先是自己要謙虛,不妄自尊大,不驕傲自滿,通利能辭讓,治學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斷進步,有所作為。
4.“精忠報國、克己奉公”的愛國抱負和集體情懷
中國傳統道德中始終貫徹著一種“公忠”的道德原則,強調個人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即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憂患意識,重視國家、民族和社會的利益,強調為整體而獻身的精神。在價值取向上,堅持以群體為本位。在公私關系上,強調“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憂國憂民精神,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岳飛的“精忠報國”的高風亮節,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堅貞品格;以及“飲雪吞氈,堅貞不屈”的蘇武,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義務感,所有這些都體現著中華兒女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傳統道德強調“克己奉公”,始終把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放在首位。主張個人應該為國家民族利益盡職盡責,應以天下、國家的富強發展為已任,胸懷天下公而忘私。歷代傳頌的“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導學生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維護祖國尊嚴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責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導學生把個人的前途和祖國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奮發圖強、刻苦學習,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和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5.“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進取精神
《易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的思想,被歷代思想家所崇尚,成為人們激勵斗志、克服困難的精神支柱。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迂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這段名言。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奮力進取精神的具體體現和有力寫照。自強不息剛健有為,既含有堅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篤實的行動力,又含有積極主動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為人應有的人生態度,勝不驕、敗不餒;正視人生中的挫折與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斷地去超越自身,從而獲得自身的目標與價值。同時,中國傳統理論的“有為”精神。主張有所創造,有所作為,有所實現,在人生舞臺上能夠有所“立”。對學生進行“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養學生以民族振興為己任,積極進取,奮發向上,有所作為的精神品質。
中華民族以艱苦奮斗精神著稱廣世,向來提倡勤儉節約、艱苦奮斗、以苦為樂的品德與境界。孔子認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不應該過分追求個人的物質欲望,因為過分膨脹的物欲,會造成道德的墮落,所以他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自己不僅以粗糧冷水、曲眩而枕為樂,更贊賞以苦為樂、勤奮好學的弟子顏回。所以他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周易》指出“君子以儉德辟難”,《尚書》提倡“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墨子》提出“儉節則昌,佚則亡”。古代先賢們甚至進一步提出了勤儉節約的具體方法:朱柏廬在《冶家格言》中明確提出“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資冶通鑒》則主張“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古代先賢的名句佳篇和勤儉事跡對學生進行勤儉節約、艱苦奮斗;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財富觀、消費觀、審美觀、是非觀,用艱苦奮斗的精神來磨煉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總之,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以人為核心,以社會倫理和道德修養為主要內容,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的穩定,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以及人的道德修養,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傳承發揚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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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就業文化的作用
關于高校就業文化的作用,楊先梅認為:第一,有助于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第二,有助于培養大學生良好的人文素養;第三,有助于塑造大學生健全的人格;第四,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社會化程度;第五,有助于為大學生就業提供靈活的思路。這主要是從就業文化對學生自身發展的角度而言的,可以看出:就業文化是一種熏陶性的、間接性影響大學生個人素質、價值觀念的隱。《高校就業文化建設的思考》的一文指出:就業文化建設是促進學校校園文化發展建設的內在需求;健康向上的就業文化有助于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意識;就業文化建設有利于促進高校就業措施的發展完善,有利于學校調整教學培養體系,推動學校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的全面接軌;就業文化建設是提升大學生就業競爭力的有效手段。這是從高校建設就業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言的,主要說明高校就業文化的建設氛圍,有利于學生個人發展和高校校風、教學各方面建設的良好發展。經過分析,關于高校就業文化建設的作用基本涵蓋了以下方面:第一,高校就業文化是高校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學生就業觀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第二,高校就業文化能夠幫助畢業生形成良好的就業觀、提升就業能力。
三、高校促進就業文化建設的途徑
關于高校就業文化建設途徑,王強強等人提出“協調”“整合”“調試”的高校校園就業文化建設途徑的六字方針。余敢才指出,就業文化必須構建以入口、培養和出口這三關為主線,以為道、為實、為用這三為的就業指導模式。高校就業的核心是以就業市場為導向,促進畢業生能夠就業又好又快,達到人才供需平衡。本著這一理念,高校就業文化建設要經過長期的技術路線探索和豐富的經驗積累。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從以下方面入手:
(一)高校學校管理層注重就業理念
高校要發揮自己在文化育人方面的優勢,充分發揮校園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導向作用,高校要在政治教育角度,做好大學生就業觀的樹立與認同,特別是對國家政策、號召的響應。
(二)高校增加就業途徑探索
通過多種形式,通過走訪、調研、拓展,積極開拓新的就業合作單位,并進一步發展與鞏固老的就業合作單位的合作活動;就業服務增加經濟投入和人員投入;增加就業拓展經費的比例;對專業就業指導教師提供學習和進修的培訓等。
(三)高校提高專業指導教師的能力
專業指導教師要熟諳國家政府就業政策、準確把握就業市場動態、充分了解學生就業心理及就業需求,具備比較完備的、專業的就業指導知識。要充分發揮這些教師在就業知識方面的專業性,設立特定的就業指導機構,通過這些教師組織校園活動、開設就業指導課程、輔導就業困難學生心理,以改善和促進畢業生的就業狀況。
(四)高校改革專業課程內容,增設就業指導課程
課程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尤其需要在課程上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在實踐課程、實習環節要結合就業市場的動態變化予以調整,以提升大學生就業能力和就業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