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③鄭傳貴.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邊緣性[J].理論前沿，2004（5）.

④何朝森.農民工調查報告[J].中國經濟報告，2011（3）.

參考文獻：

[1]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N].工人日報，2010-06-21.

[2]鄭傳貴.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邊緣性[J].理論前沿，2004（5）.

[3]何朝森.農民工調查報告[J].中國經濟報告，2011（3）.

[4]楊春華.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10（4）.

篇（2）

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受到來自學界、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原因在于這一群體的數量龐大，他們所面臨的問題龐雜，且社會影響性很大。在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中，就業問題是重中之重。雖經各方努力，但大量權威資料仍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中存在諸多問題。筆者認為，在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問題的過程中需加強人文關懷力度。

一、人文關懷

人文關懷，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價值，要求人的個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關懷人的精神生活等。人文關懷承認人不僅作為一種物質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種精神、文化的存在；承認人無論是在推動社會發展還是實現自身發展方面都居于核心地位或支配地位；承認人的價值，追求人的社會價值和個體價值的統一、作為手段和目的的統一；尊重人的主體性；關心人的多方面、多層次的需要；目的在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中的人文關懷在于肯定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尊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體性和個體性、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多方面多層次的需求，從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穩定從業，以及健康成長。當前，已成為產業工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強的群體特征：首先，由于成長的時代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等原因，新生代農民工呈現出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的時代性和發展性。在就業中，表現為有較高的心理預期，期待個人價值的彰顯，期待未來的發展。其次，由于特殊的人生經歷，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中表現出普遍的耐受能力較低的特點。再次，由于歷史及制度等原因，新生代農民工又事實上的處于的城市社會邊緣性角色。新生代農民工的這些特點，使得他們在就業中既面臨就業難帶來的物質壓力，又面臨包括事業成就感缺失、個人精神需求無法滿足的精神壓力。故在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問題上，應從經濟上和道義上，以及精神上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關懷，加強對這一群體的人文關懷力度。

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中人文關懷缺失現狀

（一）工資水平低、工作時間長、接觸面窄，新生代農民工面臨“情感孤獨”

新生代農民工正值青年時期，而這個時期也是人的婚戀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賴期。處于這個特殊時期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期待在外出就業時不僅獲得物質上的豐富，也期待愛情有所收獲，思想可以交流，困擾能夠傾訴。然而，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工資水平低、工作時間長、接觸面較窄，正面臨“情感孤獨”的困境。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特別策劃組織了“新生代農民工尊嚴感”大型調查活動，調查顯示：近半數被訪者情感孤獨現象嚴重。聊城團市委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近四成（38%）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處在緊張充實的狀態中，且超過七成（71%）的未婚者感覺與異往一般和不方便，“感情孤獨”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困惑。共青團浙江省委課題組進行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缺少進行文化生活的時間和精力，尤其是就業于制造業一線車間和建筑工地的人群，他們通常工作時間在10小時以上，每月休息時間只有1～2天，缺乏精神文化生活最基本的條件——時間要素。

（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扶助不夠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剛邁出學校校門就走上進城務工之路，成長環境、年齡及經歷決定了他們心智并未成熟、對自己身份的認同不清晰且吃苦耐勞精神不夠，并且，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內容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水平不能較好地適應經濟周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等因素的變動，事實上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需求。然而，調查顯示，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扶助力度并不令他們滿意。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政府提供就業信息和幫助”“有政治參與途徑”的認可度打分最低(3.1分)。

（三）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關懷不夠

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受到來自企業的人文關懷現狀并不樂觀，主要表現在企業管理層對新生代農民工發展權利的重視程度不夠、提供的就業條件較差，如工作強度大，安全隱患較多，職業病突出等方面。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報告顯示：絕大多數（96.1%）新生代農民工關心企業發展，而認為企業“不怎么關心”或“完全不關心”自身的比例將近兩成（16.9%）；對于管理者和普通員工直接關系不融洽的原因，三成（32.4%）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關心職工疾苦”；同時，該調查還顯示，外出務工以來，未曾接受過任何職業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達到六成（61.1%），這一數字甚至超出老一代農民工（59.1%）2個百分點；同時，接受培訓的次數偏少。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比較研究顯示，通常，青年農民工的勞動強度偏大；將勞動強度定位在可以接受范圍之內的為多數（占65.7%），但有近三成（占28.9%）的青年農民工選擇勞動強度“大”或“很大”的，僅有極少部分的認為勞動強度“小”或“很小”(占5.4%)。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顯示，36.5%的新生代農民工面臨高溫、低溫作業問題，工作環境中存在噪音污染的占41.3%，工作環境中存在容易傷及肢體的機械故障隱患的達36%，存在粉塵污染問題的達34.7%。

三、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中給予人文關懷的重要意義

當前，我國社會轉型進入了一個重要的階段，產業升級勢在必行，在這個時期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中的人文關懷有重要意義。

第一，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提高就業能力，實現良好就業。通常，在經濟醞釀轉型的時候，率先開始轉型的正是產業工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現代產業工人的主要來源，他們的從業素質、職業技能和創業本領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經濟結構調整、轉變方式發展的成敗。而新生代農民工良好的從業素質、過硬的職業技能和高超的創業本領，與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相關，尤其是職業技能和道德培訓，對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素質有重要作用。

第二，有利于減少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的發生，實現健康就業。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遭遇來自精神壓力、物質貧困和事業缺乏成就感的三重壓力，在長期的精神緊張壓力、反復的心理刺激及復雜的惡劣情緒逐漸影響下，極可能造成心理問題。而對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中進行照顧、精神上引導、心理上疏導將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有更好的心態面對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就業。

第三，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實現穩定就業。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融入，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心理融入。關注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生活、加強其精神家園建設，有利于加快新生代農民工在思想、文化、習俗的城市化，也有利于激勵他們自強不息、奮發進取地迎接城市新生活。

四、努力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中的人文關懷力度

作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工作在流水線上，然而，這個群體又是一個思想活躍、個人主見較多群體，要使他們在城市快樂的工作，實現生活上富裕及精神上愉快，全社會都應該積極努力，加強對他們在就業中的人文關懷力度。

（一）加強制度建設

制度建設對加強新生代農民工人文關懷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而應從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鎮落戶制度建設著手，為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過程中彰顯個人價值、收獲事業成就感提供制度保障。如切實推行勞動合同制度、健全工資按時足額支付和監控制度、積極推動實現城鄉勞動力同工同酬制度、切實加快農民工勞動經濟權益保障制度體系的建立、進一步削弱戶籍與利益的關系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等。

（二）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首先，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的特點，讓新生代農民工無差別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務。其次，應仔細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點，找準文化需求定位，盡可能做到“量身定制”文化服務，增強文化服務的針對性和時效性。第三，社區公共文化服務是與新生代農民工的日常生產、生活密切聯系和融合的重要部分，應對優良的做法加快推廣，如深圳經驗的傳播；同時，應依托圖書館、文化中心、網絡等平臺，通過建立“農民工俱樂部”等方式，探索更多的服務形式。

（三）加強企業的人文關懷力度

企業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中獲得人文關懷的直接發出者，也是新生代農民工感受最為直接和深刻的對象。企業給予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人文關懷，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長期穩定就業，也有利于企業的發展。首先，安全生產。企業必須將新生代農民工視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愛護新生代農民工的健康，盡力做好勞動保護，依法保障他們的權益。其次，發揮企業文化的凝結功能，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企業。第三，積極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第四，基層組織、企業黨團、工會應重視新生代農民工政治素質的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健康從業。第五，定期開展培訓，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素質和能力，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成長和發展。第六，注重人性化管理，如企業在招錄職工時，從關心新生代農民工身心健康出發，盡量考慮男女比例的協調問題，為新生代農民工解決婚姻問題創造條件，也有利于他們的穩定就業。

（四）全社會加強人文關懷力度

全社會都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人文關懷力度，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促進其長期穩定健康就業。首先，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培養新生代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感情，讓他們真正感覺到所在城市對其的接納和包容，增強其主人翁責任感，有助于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城市管理部門應以服務促管理，消除城鄉之間的心理對峙；城市居民應尊重新生代農民工，真心對待；大眾傳播應努力營造學習、向上、責任、拼搏的農民工文化氛圍，并大力弘揚和宣傳新生代農民工的可貴品質，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公平文化氛圍。從而增強新生代農民工分享城市文明，以及改革開放成果的自信和勇氣，增強他們的主人翁責任感。其次，開展社會關懷活動，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調適，緩解心理壓力，提高就業過程中的耐挫能力，并樹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

參考文獻：

1.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新生代農民工有著與他們的父輩不同的想法[J].半月談.2011(12).

2.中華全國總工會.2010年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及對策建議[R].2011-2-20.

3.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新生代農民工與老生代農民工的代際比較研究[R].2008-08-03.

4.楊前蓉.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困境研究[D].重慶師范大學.2011.

5.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新生代農民工尊嚴感調查[R].2011-07-04.

篇（3）

中圖分類號：F243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客觀地論述了資本積累對農業人口造成的影響：“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后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工業后備軍則是從城市、從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變成工廠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里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并不斷地送回農村去找活干。”由此可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規模、速度和方向與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密切的關系。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以較快的速度、較大的規模向城鎮化、非農產業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

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由于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農民工”。農民工是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力量，是推動非農產業、城鎮化發展的必要勞動力生產要素。同時，在農民工內部也出現了代際更替，“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部分。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調查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占農民工的比例為58.4%，與傳統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時間較長，但專業技能較欠缺。因此，在我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代背景下，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職業培訓，提升其人力資本存量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培訓的異質性分析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呈現以下一些特點。

（一）受教育程度更高

從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年，而第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8年。新生代農民工中文化程度為“中專”、“大專及以上”的比例分別達到9%和6.4%，遠高于第一代農民工中相應比例的2.1%和1.4%（如表1）。教育與培訓具有某種相互替代的關系，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接受職業培訓越容易，從而培訓成本越低。據2009年農民工抽樣調查報告顯示，高中和中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比例分別為54.8%和62.5%，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接受過培訓的占48%，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的占35.5%，文盲半文盲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的占26.3%。新生代農民工的較高教育水平決定了其參加培訓的熱情更高。表1數據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為30.4%，而第一代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僅為26.5%。

（二）學習力更強

學習力是指個體吸收知識、運用知識最終改造自我，創新工作并改變生身生存狀態的能力。學習力主要由目標要素、經驗要素、意志力要素和成就要素構成，各要素的質量及相互作用最終決定了個體學習力的強弱。戴烽2009年對北京、濟南、南昌、太原和長治六城市的農民工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農民工培訓中，新生代農民工學習目標性（均值為2.84）高于第一代農民工目標性（均值為2.81）；當在培訓中遇到困難時，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忍耐力和意志力（均值為5.22）高于第一代農民工（均值為5.14）；學習力的經驗要素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比第一代農民工獲得更多的培訓經歷和職業證書，學習力的成就要素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比第一代農民工培訓的成就感更強。

（三）外出就業有明確的職業發展目標

新生代農民工出生成長的經濟背景決定了其就業需要層次由基本的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專項調查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作謀求發展的路徑，比較看重自己未來的職業發展。對于職業發展目標，有25.8%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掌握專業技術，有一技傍身”，還有26.3%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自主創業當老板”。新生代農民工不希望自己像父輩一樣只是單純的體力勞動力者或只擁有簡單的技能，他們希望自己能成長為技術工人或技術人員，也希望時機成熟時，自己能做老板，具有強烈的創業意識。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發展的定位由亦工亦農向非農就業轉變，更傾向于選擇比較體面和有發展前景的工作崗位。因此，其繼續學習的愿望非常強烈。相關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專業技能知識，54.7%的人表示需要學習法律知識，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識。

（四）對職業身份的認同已由“農民”向“市民”轉變

新生代農民工從學校畢業后就進城務工，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甚至自小就跟隨父母移居城市，對土地的情結弱化，很少或從來沒有參加過農業生產勞動，也就不具備基本的農業生產技能和經驗，其思維方式、消費方式、行為方式等已漸趨城市化。據相關調查顯示，關于“未來發展的打算”，只有1.4%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回家鄉務農”（見表2）。

篇（4）

新生代農民工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目前全國約1億人。報告顯示他們呈現5個特點：

――多在東部、沿海地區就業，外出謀求發展動機強烈。七成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前往東部就業，高于農民工整體水平。42.3%的人外出務工是為了“尋找發展機會”，出來見世面的比重為6%；而傳統農民工中55.1%的人是為了“賺錢養家”。

――絕大多數從業于外商投資企業，在國企就業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農民工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的聚集度最高，為58.2%。從發展趨勢來看，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國有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納能力較2009年有所增強，分別上升17.9和3.4個百分點。

――多聚集在第二、三產業就業。調查顯示，81.7%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于第二產業，近兩成在第三產業就業。從行業分布來看，73.9%的新生代農民工集聚在制造業。

――過半未婚，生活經歷簡單。處于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59.9%尚未結婚，務工前他們的生活經歷更簡單，74.1%外出務工前“在學校讀書”。

――受教育時間較長，專業技能較欠缺。新生代農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為67.2%，比傳統農民工高18.2個百分點。擁有中專（中技、職高）、大專（或高職）、大學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經歷的比重分別是過去農民工的1.6倍、2倍與2.3倍。

全總的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6個亟待破解的問題。

首要問題就是整體收入偏低。據調查，他們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僅為城鎮企業職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時也比傳統農民工低167.27元。

勞動合同執行不規范。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為84.5%，低于城鎮職工4.1個百分點。合同簽訂質量較差，執行情況差。68.2%的合同對于月工資數額沒有具體約定。與用人單位簽訂了合同后，16.8%的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這為他們與用人單位一旦發生爭議時認定勞動關系、維護合法權益埋下隱患。

工作穩定性差。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后更換工作的平均次數為1.44次，且每年變換工作0.26次，是傳統農民工的2.9倍。他們更傾向于采取主動與用人單位結束合同的行為。換工作時，88.2%的主動提出結束合同。37.6%的主動辭職是因為工作“沒什么發展前途”。同時，他們更換工作的意愿更強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換工作的打算。職業發展空間小，無法滿足實現自我發展的愿望，導致他們工作滿意度較低。

社會保障水平偏低。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參保率為67.7%、77.4%、55.9%、70.3%和30.7%，分別比城鎮職工低23.7、14.6、29.1、9.1和30.8個百分點。總體看，他們的社會保險接續情況較差，對于所在單位為其繳納社會保險的知情度不高。

職業安全隱患較多。調查顯示，36.5%的新生代農民工面臨高溫、低溫作業問題，41.3%的人工作環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環境存在容易傷及肢體的機械故障隱患，存在粉塵污染問題的為34.7%，其保護條件堪憂，職業病檢查、安全培訓落實較差。

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新生代農民工更渴望和企業能夠密切相融。96.1%的人表示他們關心企業發展，但認為企業“不怎么關心”或“完全不關心”他們的達16.9%。認為管理者和普通員工之間關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關心職工疾苦”，他們更渴望得到來自企業管理者的關懷和關注。

此外，職業培訓不理想、加入工會比例較低等因素，也成為阻礙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的不利因素。

篇（5）

一、新生代農民工參保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現狀

農民工是指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新生代農民工是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80后”、“90后”（35歲以下）農民工。本地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民工。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4月29日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億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16～20歲占3.5%，21～30歲占30.2%，31～40歲占22.8%，41～50歲占26.4%，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按照本文給出的新生代農民工概念，2014年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民工總數中大概達到了45%，總量達到了1.2378億人。而這些人群主要從事的行業包括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居民服務等，其中從事制造業的比例達到31.3%，從事建筑業的比例達到22.3%，從事批發零售行業的比例達到11.4%，從事居民服務業的比例達到10.2%。[1]這些工作具有的共同特點是工作時間長、強度大、工作環境差，容易患各種職業病，因而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問題引發了社會的關注。目前農民工可以選擇參加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模式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2014年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的比例僅為17.6%，比2013年提高0.5個百分點，在各個行業中，即使參保率最高的制造業，其參保率也只有22.1%，而建筑業的參保率僅有5.4%。以上數據說明，農民工對醫療保險的參與程度仍然不高。

二、農民工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低下的原因

（一）農民工參保意識薄弱

《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初中及以下農民工占72.2%，高中及以上農民工占23.8%。其中，外出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本地農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因農民工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他們對醫療保險的制度設計、賠付條件等認識不清，不了解醫療保險在其生活中可以發揮的作用，很多時候只考慮到當前利益，缺乏風險意識，故而沒有動力購買醫療保險。

（二）農民工收入較低，負擔醫療保險壓力大

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城市工作、學習，對農村或土地的依賴程度降低，目前正在追求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更加豐富化和多樣化。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不再把賺得的錢全部存起來或者交給家人，而是提高生活質量，比如購買較為昂貴的消費品，較為頻繁地更換手機，購買手提電腦；經常會參與K歌、泡溫泉、打牌等，進行各種娛樂活動，豐富業余文化生活；閑暇時間也會與朋友同事聚會，提高人際交往能力；也會去逛書店、看電影、參觀博物館、展覽會等，追求精神層面的滿足；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新生代農民工也會在網上獲取信息資料、購物、刷微博、玩微信，豐富業余生活。而農民工人均月收入只有2864元，扣除平均生活消費支出944元，平均居住支出445元，再除去各項其他支出就所剩無幾，所以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都是“月光族”，讓他們再支出費用購買醫療保險，即使每個月需要交納的醫療保險費用不高，但也可能會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企業配合度低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保費應該由企業和農民工共同交納，農民工所應繳納的部分由企業代繳，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工參保意愿低的問題，但這種方式又導致了企業負擔加重，從而造成企業“陽奉陰違”，不給農民工繳納醫療保險，這在民營企業中最為常見。新生代農民工是弱勢群體，如果他們強迫企業為其繳納醫療保險，就很容易丟掉工作，結果還無法改變企業不交醫療保險的事實。即使有些企業愿意為新生代農民工繳納醫療保險，出于節省開支、降低企業成本的考慮，也只是選擇保費少、保額低的險種，從形式上踐行企業的責任和義務，但事實上對農民工的保障意義不大。

（四）轉移接續困難

2014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僅為38%，這意味著農民工即使在外工作，但由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所以隨時有可能失去工作，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性大、工作不穩定。另外，新生代農民工身具“農民”和“工人”、“農村”和“城市居住者”的雙重身份，那么他們在進行身份轉換時，已經交納的醫療保險如果不能實現在各個醫療保險模式之間的有效轉接，就會損失農民工的利益，“我走的時候醫療保險不能帶走，那我現在交這保費干嗎？”這就是農民工的真實想法。基于這種考慮，農民工選擇不投保醫療保險。這是我國醫療保險制度設置問題。

（五）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不夠健全

2014年7月，國務院公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明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這標志著戶籍制度改革已經開始進入全面實施階段，也將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待遇。2016年1月，國務院的《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將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兩項制度，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這是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現城鄉居民公平但是具體如何加強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整合前后的銜接，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政策規定。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不能充分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我國也缺乏全國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立法，只是不系統的地方性法規及規范性文件，沒有形成有機體系，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工作的推進。

三、提高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的對策建議

新生代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關系到從社會到個人的方方面面，需要國家、社會、政府、企業的共同努力。

（一）加強參保意識

新生代農民工要加強憂患意識，積極主動爭取參與社會醫療保險，對于企業不繳納醫療保險或者不按規定繳納醫療保險等違規情況，農民工要學會正確使用行政、法律手段，通過正常渠道和平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農民工要通過各種媒介，如報紙、網絡、電視等的宣傳，了解國家保險的相關政策方針，普及保險知識。國家、地方政府可以在電視、網絡上開設“醫療保險講臺”或“醫療保險專題”，通過案例有針對性地向農民工普及醫療保險制度并對常見問題進行解答，讓農民工了解醫療保險，從而引發他們的需求，增加農民工的參保意識。

（二）強化職業技能

2014年，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個百分點。其中，接受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接受過農業技能培訓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農業和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都參加過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雖然總體上農民工獲得了技能培訓的比例有所提高，但還是不夠，只有繼續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進行培訓，使其能夠很好地勝任各項工作，才能提高農民工的就業競爭力，充分贏得企業的認可，不會失去工作，甚至可能加薪升職，從根本上改變城鄉收入水平拉大的現象，并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商業醫療保險。

（三）規范企業行為

在社會醫療保險的落實方面，企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設法督促企業積極為農民工繳納保險，一方面對企業領導進行宣傳教育，向其傳輸企業與職工的雙贏策略：只有農民工員工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他們在工作時才會更有積極性和創造力，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多的財富；而企業發展態勢良好，必然可以向農民工員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另一方面由勞動監察、社會保障、民政等相關部門加大查處力度，對拖欠、不繳、漏繳社會醫療保險的企業給予處罰，而對按時、足額繳納社會醫療保險的企業予以稅收優惠等獎勵，從而保障社會醫療保險的有效實施。通過嚴格執法，確保企業為農民工辦理社會醫療保險，從而更好地規范企業行為，最終維護農民工的合法利益。

（四）健全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制度

如果能夠做到任何行動都有相應的法律制度或政策相匹配，那么就會少一些漏洞，多一些秩序。在《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出臺有關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政策措施，實現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整合前后的銜接。同時明確農民工在“農民”和“工人”的身份轉換時如何實現城鎮職業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對接。另外，與時俱進制定與新生代農民工相關的法律條文，及時頒布相關法律實施細則，增強法律可操作性；加強法律監督，使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逐步納入法制化軌道；加強法制教育，暢通維權渠道，提高法律援助力度，建立新生代農民工維權機制等諸多方面，更好地推進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工作的深入開展。

四、小結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問題，既是一個社會難題，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離不開社會、企業、個人的共同努力。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為建立全民醫保體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雖然現階段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但筆者相信，在政府的支持引導下，隨著各地改革和實踐的不斷推進，一定能研究和探索出適合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醫保政策。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R]..

[2]國務院.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

篇（6）

目前，已成為農民工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戶口在農村但又生活在城市，既不是傳統的農村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對非常渴望融入城市，是在落戶、醫療、保險、子女上學等方面卻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大量新生代農民工只能游離在城市的邊緣；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結束學業之后，便進入城市務工，很少或者從來沒務農的經驗，即使因為暫時無法就業回鄉，也不會選擇長久呆在農村務農。可見，他們在城市和農村都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處于雙重邊緣化的境地。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生活狀況

（一）收入水平較低

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收入已占到其家庭總收入的65%左右，超過耕種收入比，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總體看來，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總體偏低。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2008年12月對全國22000多個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戶勞動力外出就業情況調查顯示，2008年農民工工資平均每月1156元，新生代農民工工資平均每月1016元，新生代農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依然較低，除去在城市生活的各種開銷后基本所剩無幾。以新生代農民工流向較多的珠三角地區為例，2008年7月中山大學劉林平教授對廣東9個市的2500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工資收入水平較低。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比例為50.2%，在1000元到1600元區間內的比例為40%，1600元以上的比例為8.8%，就國家2008年3月前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1600元來看，僅有8.8%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在同年3月1日，國家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2000元后，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更少了，這也說明了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較低。

（二）社會保障缺失

根據《勞動法》有關規定，農民工應當參加法定的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農民工缺乏應有的社會保障。目前，我國1.4億農民工中，參加養老保險的只有15%。由于參保意識不高和工作流動性較大，農民工參保積極性并不高，參加社會保險的還一再出現退保浪潮，尤其是在臨近春節的時候，回家過年的農民工辭工退保成“潮”。以東莞為例，2007年全年有超過60萬人次辦理了退保手續，一天最多時退保現金流達30多萬元。金南城區社保分局，就有1.23萬人退保，退保總金額高達2628萬元。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居住狀況

（一）主要以租房為主。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目的，歸根究底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對于進入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要購買住房是較為困難的，加上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較大，通常情況下，他們會選擇租住住房。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對農民工在城市居住條件的調查顯示，根據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特點和經濟支付能力，農民工在城市居住主要是通過工棚和集體宿舍以及租房來解決住房問題的。

（二）居住環境較差。雖然農民工的住房類型呈現多樣化的態勢，但是，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較低，這就直接限制了他們對住房的選擇。大部分進城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雇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不提供住房補貼，不能享受城鎮保障性住房的情況下，只能自己租房，然而，多數城市租房水平大大超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承受能力，因此，多數農民工只能尋求非正規租賃渠道，租住在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或者城市地下室、臨建房和簡易房等條件較差的住房。據住房與城鄉部2006年的調查，農民工人均住房面積很低，居住集體宿舍的平均面積只有5平方米，其中，居住在建筑業單位提供的工棚或宿舍平均不足3平方米，三人以上合住一間住房的占半數以上，居住環境惡劣，沒有私人空間，多數房屋缺少陽光、通風、獨立衛生間等條件，陰暗、潮濕、衛生條件差。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千千萬萬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對社會進步所作的貢獻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俗話說：安居樂業，我相信，只要認真分析現狀，從實際出發，不斷尋找科學合理的解決辦法，就一定能有效的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環境，讓新生代農民工真正享受到城市的文明。

參考文獻：

篇（7）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意愿

新生代農民工較老一代農民工來說,首先在就業意愿上就顯示出極大的不同。老一代農民工就業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打工賺錢、回家蓋房、娶親養老、供養孩子上學等;新生代農民工則完全擺脫了為最基本的生計而外出奔波的宿命,與之替代的是“從學校剛畢業,出來見見世面,增長見識”、“鍛煉自己、積累社會經驗”、“不愿待在農村務農,到城市中享受城市人的生活”、“到外面學點技術”、“實現自己的夢想”等等。可以說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追求、自我發展的意識格外強烈。

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在2010年6月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就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呈現明顯的“兩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業、服務業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而在建筑業中呈下降的趨勢。《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則顯示,2004年農民工在制造業、服務業和建筑業中的所占比重分別為33.3%、21.7%和22.9%;而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中從事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的比重分別為39.1%、25.5%和17.3%。通過對比可以發現:5年間,農民工從事制造業和服務業分別上升了5.8和2.6個百分點,建筑業則下降了5.6個百分點。這充分說明,相對于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顯露出了行業傾向性,開始偏向于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行業。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和技能分析

(一)受教育水平

按照國家統計局2009年公布的數據分析,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占到了26%以上,其中21-25歲年齡段的比例則達到31.1%,遠遠高出農民工總體平均水平7.6%。《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就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從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中,小學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別高于半文盲、文盲、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學歷。而從90年代開始, 則是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成為最高。所以,與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受教育水平的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數人都已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這不僅使得他們具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也使得他們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觀念,同時他們也可以通過報刊、書籍以及網絡來獲取大量的知識和信息來為自己利用。

(二)職業技能水平

通過上述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分析也可以看出,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是初中剛畢業就選擇外出打工。因此,他們的職業技能水平就成為決定他們前途的重要因素。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職業培訓的比例達到了36.9%,高出老一代農民工14個百分點;而對于從農村走出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務農這項基本的生活依靠也可以是他們最基本的技能,而調查數據則顯示: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從事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則從來沒有務工的經驗。雖然新生代農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教育水平為主、職業技能水平相比老一代農民工有較大的以高,但是,他們目前的職業技能水平仍然不能完全滿足他們意愿中的工作崗位的要求。

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政策導向

(一)市場需求

根據中國勞動力市場網公布的信息數據來分析,20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需求占到總需求的60.2%,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的需求僅占39.8%。而當前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還不到30%。同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這部分需求占到總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這部分人也只有20%左右。所以,在市場國際化、競爭激烈化以及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背景下,知識和技能逐漸取代以簡單體力勞動而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選擇標準。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如果不能有效的提高,就很難滿足勞動力市場發展的需求。

(二)政策導向

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著供求失衡,這就需要相關政策的介入對其實施積極的干預,促使勞動力市場從失衡轉變為供求平衡。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主要從技能水平上下功夫,目前針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模式主要分為三類: 1.委托模式,即政府委托各類職業學校、技工學校、成人學校進行常年培訓;2.定點模式,即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兩地政府牽手,有目的進行培訓;3.訂單模式和聯合模式,即政府和企業聯合,根據企業用工需求,由政府牽線搭橋,對企業用工進行培訓。此外,政府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實施來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同時鼓勵農民工自主創業、回鄉創業等。從而通過多種方式來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四結束語

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是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結構變化,乃至我國整個社會結構變化的重大問題。從新生代農民工主體角度出發,對其就業取向、素質技能進行分析,同時結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政策的導向,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研究其就業問題。總的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仍然十分嚴峻,無論從其自身還是企業、政府都應積極尋求各種有效的措施來最終解決這一現實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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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占慧，劉繼廣，鐘利軍.發達國家農村職業教育新模式比較分析[J].成人教育，2008（1）：95-96.

Analysis on Policies of Rural Labor Training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ZHANG Ling， FAN An-ping

篇（9）

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及人社部關于農民工的統計局數據顯示, 2016年城鎮就業人員4.14億, 農民工占2.73億, 農民工仍以青壯年為主, 平均年齡為38.6歲, 40歲以下的農民工占65.9%, 新生代農民工已挑起城市建設的大梁。[1]在建設包容性、公平性、共享性的和諧社會的背景下, 每個社會成員都有接受優質教育的權利,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更應當享有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2]國家陸續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并采取一定的措施著力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已成為衡量城市文明與否的標準, 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社會問題。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城市外來人口, 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面臨諸多障礙, 落地卻難生根, 繼續教育精準供給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由之路。[3]

一、繼續教育精準供給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意義

1. 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繼續教育的應然功能

國內外大量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證明, 繼續教育是突破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瓶頸的必然途徑。[4]繼續教育可以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需求, 進行對口式、專業化教育供給, 職業方面, 繼續教育可以為其提供實用性的專業技能和資格培訓;學歷方面, 繼續教育可為知識文化水平偏低的新生代農民工提供補償教育, 提升學歷層次, 補充知識文化。此外, 繼續教育能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豐富的教育資源, 促進其自由全面地發展。

2. 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社會對繼續教育的期待

在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背景下, 社會需要大批高質量、創新型人力資源以應對新常態下的社會轉型, 繼續教育能夠提升我國的人力資本, 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 在推進城鎮化進程和建設終身學習城市的背景下,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備受關注。2014年,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切實解決農民工面臨的突出問題, 有序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5]2016年, 教育部頒布《農民工學歷與能力提升行動計劃》, 旨在提高農民工的學歷層次、專業技能和文化素養, 圓農民工求學夢。[6]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關系著社會和諧和文明程度, 繼續教育責無旁貸。

3. 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新生代農民工對繼續教育的訴求

新生代農民工由農村走向城市, 需要提升整體素質, 實現社會角色的轉化。而在現實生活中, 新生代農民工處于社會主體的邊緣, 其認知能力、適應能力、勞動能力、生活能力、創造能力均陷于捉襟見肘狀態, 他們比任何人都需要繼續教育, 都需要終身學習。[7]研究調查數據表明:相比上一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和培訓水平明顯提高, 更有激情和活力, 城市融合意愿更強烈, 渴望通過自身的學習和奮斗在城市扎根定居。[8]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 面臨著經濟危機、社會地位邊緣化、孤獨無助的融入障礙, 他們渴望提高生存技能和自身素質, 獲得城市居民平等的社會地位, 享受應有的社會福利和待遇, 充分地融入城市大家庭, 在城市中獲得歸屬感和幸福感, 提升生活品質, 實現人生價值。他們對成人教育有著較高期待, 希望能夠通過接受繼續教育尋求更大的發展和提升空間。

二、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中的繼續教育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包括經濟、社會和心理三個層面, 經濟層面的融入是立足城市的基本需求, 包括勞動就業、工資收入、衣食住行等;社會層面的融入是適應城市生活的進一步要求, 包括社會適應、文化接納、身份認可、政治地位、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心理層面的融入是新生代農民工深度融入城市的標志, 包括歸屬感、自我實現、身份認同等。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對繼續教育的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亟需針對性地提升職業知識與技能, 促進經濟融入

經濟邊緣化是阻礙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問題。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學歷低、就業渠道單一、就業觀念狹隘、社會關系網單一的現狀使得他們難以在短期內找到高收入、工作環境舒適的穩定工作。一些城市將能買房作為城市人的標準, 致使一些新生代農民工淪為房奴, 試圖通過買房子來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經濟壓力使他們苦不堪言。經濟障礙無法破除, 新生代農民工就無法立足于城市, 更不可能很好地融入城市。新生代農民工亟需通過繼續教育提升職業知識和技能, 擁有一技之長, 彌補學歷劣勢。只有通過不斷地學習新知識、新技能, 參加職業技術培訓才能提升自身的就業能力和競爭力, 增強崗位適應能力, 更好地應對產業轉型發展, 提高經濟收入, 最終實現終身就業。

2. 亟需提升文化素質和交往能力, 促進社會融入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方面的障礙主要表現在社會參與和政治地位偏低, 社會關系狹隘, 文化隔閡, 生活習慣、價值觀與城市居民格格不入。由于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 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中付出了同樣的勞動, 可總是只拿到凈工資, 得不到一些基本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在社會交往方面, 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缺乏文化素養和人際交往技巧, 他們在人際交往中常常面臨各種障礙, 社交圈子越來越窄, 最終淪為城市邊緣群體。在多元、全納文化的背景下, 新生代農民工迫切渴望被社會接納、認可;渴望在城市中收獲自己的愛情、友情;渴望開闊視野、跟上時展步伐;渴望走出邊緣地帶, 撕掉特殊群體標簽。為了更好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農民工需要通過社會文化教育提升綜合素質, 從內在素養和外在行為上實現與城市生活的完美轉換, 提高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和自身社會認同度, 進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實現自身市民化、社會化和現代化。

3. 亟需通過心理引導增強幸福感和歸屬感, 促進心理融入

新生代農民工背井離鄉到了陌生的城市, 心理上無法適應, 易產生孤獨無助的情緒, 對城市沒有安全感和歸屬感。加之部分本地人對農民工群體帶有偏見, 一些不公正待遇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有明顯的低劣感和受歧視感, 強烈的自尊心使他們的城市融入的過程矛盾而艱難。此外, 新生代年農民工進入城市中, 工作的壓力、同齡人優越的出身和學歷使他們產生自卑感和落差感。新生代農民工渴望通過繼續教育提升自信心, 獲得成就感, 形成價值觀的融合。同時, 新生代農民工人生價值的實現需要繼續教育引導, 他們渴望通過繼續教育轉變觀念, 樹立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不斷追求夢想和自我實現, 獲得認可和接納, 提升幸福感, 增強城市歸屬感。

三、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繼續教育精準供給策略

1. 推行學歷+技能的人才培養模式, 提升崗位勝任力

繼續教育應將培養創新型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教育目標, 推進學歷+職業技能人才培養模式, 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崗位勝任力。2016年, 教育部頒布《農民工學歷與能力提升行動計劃》, 計劃在20162020年間, 每年資助30萬名農民工接受繼續教育, 以提升農民工的整體素質, 圓農民工的求學夢。[9]首先, 在學歷教育方面, 目前我國社會還未建立科學的人才評價機制, 以文憑論人才的現象普遍存在, 學歷仍是就業的敲門磚, 新生代農民工若想在城市的就業競爭中獲得優勢必須提升自身學歷層次, 以進入就業基本門檻。對于高中學歷起點的新生代農民工, 為他們提供專科或本科學歷繼續教育, 實行學分制, 鼓勵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學分積累, 搭建終身學習立交橋。其次, 在職業教育方面, 應立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崗位需求, 探索校企合作、產教相融教育模式, 深入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場所, 與單位共同制定教育內容和計劃。再次, 應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職前培訓、就業指導、在職培訓和職業道德教育。未入職前, 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職業傾向測試, 開展一些就業培訓和指導課程, 用科學的方法判斷他們的職業取向和職業興趣, 幫助新生代農民工進行長遠的職業生涯規劃幫助他們找準自己的職業定位。入職后, 可對他們進行及時的職業技能培訓, 不斷提升職業技能。同時, 應當設置一些職業道德課程, 教育他們樹立正確的職業觀, 提升職業認可感和榮譽感。最后, 開發與新生代農民工崗位緊密對接的專業和課程, 借助信息化手段, 開發優質繼續教育資源。建設網絡教育平臺, 實行線上+線下的混合式教學模式, 學歷與技能并重, 面授與網絡教育共同進行, 使新生代農民工借助信息化手段, 通過手機、電腦隨時隨地更新知識, 學習新的職業技能, 突破時空限制, 及時滿足其多樣化教育需求, 提升自身的崗位勝任力。

2. 搭建社會交往平臺, 提高社會交往能力

繼續教育可利用信息化手段為新生代農民工搭建線上+線下結合的社會交往平臺, 構建多維度的社會教育支持體系, 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交往能力。首先, 可在城市中設立互助學習角, 鼓勵城市中各行各業的人參與進來, 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學習文化知識, 新生代農民工也可以在互助學習角將自己的一技之長展示給大家, 把自己熟練的操作技能教給其他人, 這樣既可以讓新生代農民工獲得知識也可以使他們提升自信心, 提高社會交往能力。其次, 成立一些80后90后互動交流機構, 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參與進去, 認識一些各行各業的同齡人。繼續教育可以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學會一些基本的社交禮儀, 提升與他人的溝通能力, 使他們在社會交往中更加自如, 更好地與他人交往, 進而走出邊緣地帶, 促進社會融入。

3. 提升文化素養, 增進文化認同與融合

文化認同與融合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切入點, 繼續教育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意識的養成、價值理念的塑造、文明素質的提升等方面起著橋梁作用。繼續教育應為新生代農民工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和社會氛圍, 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培養興趣愛好, 提升文化素養, 從精神層面融入城市。為此, 可以為新生代農民工組織一些休閑娛樂活動, 讓他們在工作之余培養一些興趣, 充實他們的生活。例如, 計算機學習角、知識大講堂、讀書俱樂部等。隨著科技的發展, 許多產業都在進行大的變革, 一些新的技能需要人們快速掌握。新生代農民工只有樹立終身學習觀念, 定期充電, 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 才能順應時代和城市的發展步伐, 不被社會所淘汰。

4. 消除心理障礙, 提升歸屬感和幸福感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中存在的心理障礙, 要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心理輔導平臺, 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消除心理障礙, 提升幸福感和歸屬感, 實現人生價值。首先, 應為新生代農民工普及心理健康知識, 傳遞良好的價值觀念, 培養他們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建立新生代農民工交流中心, 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心理輔導, 為他們解答一些心理困惑, 幫助他們樹立自信心、克服一些心理障礙, 提高他們心理適應能力。其次, 繼續教育應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合理地規劃自己的人生, 設立合適的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 定期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訪談和指導, 了解他們的困惑, 引導新生代農民工逐步實現人生價值, 在城市中尋找自信心和成就感。最后, 繼續教育要消除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之間的心理隔閡, 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擺正心態, 消除排斥心理, 形成身份認同和自我認同的統一, 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對待城市, 培養城市主人翁意識, 提升城市生活的歸屬感和幸福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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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C8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標號：1006-5954（2011）04-068-03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地進城務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農村外出勞動力的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0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的數量已經達到14533萬人。同時，農民工內部也出現了代際更替，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農民工，通常我們也將其稱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農村勞動力。同時，與之對照，本文中將1980年以前出生的外出農民工稱為“上一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并且在整個經濟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準確把握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數量、結構和特點，已經成為制定農民工相關政策的迫切需求。

2010年國家統計局在常規的農民工監測調查的基礎上，對河北、遼寧、浙江、山東、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和陜西等10個省份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調查采用電話訪問的方式了解6000多名新生代農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狀況、主觀滿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具體情況如下：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和結構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達到8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

根據2009年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在所有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農民工的比例超過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533萬人來推算，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已經達到8487萬人。

按從業時間定義的就業選擇來看， 20~29歲年齡組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從事本地務農的比例為各組最低，外出從業的比例較高，僅次于16~19歲年齡組，說明較為年輕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從業的傾向明顯更高。

（二）68.6%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

新生代農民工的地區分布顯示：從輸出地看，新生代農民工中來自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比例分別為31.4%、38.2%和30.4%。從輸入地看，新生代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務工的比例分別為72.3%、12.9%和14.4%。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在東部地區務工。

（三）新生代農民工中女性的比例達到40.8%、主要是一個未婚群體

在較為年輕的外出農民工中，男女比例較為均衡。新生代農民工中女性的比例達到40.8%，而上一代農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僅為26.9%。同時，由于年齡的關系，約70%的新生代農民工還沒有結婚。這意味著，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要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一系列人生重要問題，需要更多政策上的關注。

（四）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較高

從文化程度來看，在全部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別是中專和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15.4%）、平均受教育年限（9.8年）以及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30.4%）均明顯高于上一代農民工。

二、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從業和在外生活的特點

（一）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懂農業生產，“亦工亦農”兼業的比例很低

從外出從業的時間看，新生代農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從業時間已經達到9.9個月。上一代農民工在外出從業之外還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比例為29.5%，相比之下，新生代農民工“亦工亦農”兼業的比例僅為10%。換句話說，在2009年90%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活動。而且，從農業勞動技能的角度看，60%的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基本的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就沒有干過農活。新生代農民工脫離農業生產和向城市流動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二）新生代農民工從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外出從業的勞動強度較大

表1顯示，與上一代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情況不同，44.4%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同時，在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等服務行業的比重較高。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個小時，與其他年齡段農民工的勞動強度并沒有顯著性差異。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行業時，不僅看重崗位的工資水平，而且更傾向于選擇較體面、較安全和有發展前景的工作崗位。

（三）新生代農民工跨省外出的比例更高、初次外出的年齡更小

新生代農民工中，2009年跨省外出的比例達到53.7%，高于上一代農民工6.9個百分點；而且，新生代農民工更愿意在大中城市務工，選擇在地級及以上城市務工的比例為67.4%，高于上一代農民工9.9個百分點。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齡為20.6歲，而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3.7歲。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八十年代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齡平均為21.1歲，1990年之后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齡平均為17.2歲，這意味著很多的新生代農民工一離開初中或高中的校門就走上了外出務工的道路。

（四）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在外的平均消費傾向較高

2009年外出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417元，其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為1328元，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543元。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人民幣的金額為5564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7.2%，而上一代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的金額及其比重分別為8218元和51.1%。

（五）新生代農民工主要居住在單位宿舍、上網和看電視成為主要業余活動

從居住情況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居住在“單位宿舍”及“與人合租住房”的比例高達43.9%和21.3%，分別高出上一代農民工16.7個和5.3個百分點。這說明，自主住房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城市定居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在業余時間安排上，經常上網和看電視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占46.9%和52.1%，說明他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也將更多地受到網絡、電視媒體的影響。

（六）已成家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將子女留在老家

調查結果顯示，在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中，59.4%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并且在有子女的新生代農民工中，62.9%的新生代農民工將子女留在老家。但受到居住條件的限制，超過40%比例的夫婦仍然是各自住在集體宿舍、工地工棚或生產經營場所。

三、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合同簽訂率低、部分崗位缺乏有效的防護措施、社會保障參保率低

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4.4%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與單位或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同時，在需要防護措施的工作崗位上，防護措施較為齊全的僅占35%。當遇到勞動糾紛時，新生代農民工最傾向于通過“勞資雙方協商”解決問題的比例為39.9%，高于通過“法律途徑”（占25.1%）和“政府”（占19.8%）的比例。表2顯示了主要行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比例仍然很低。

（二）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有較大工作壓力、對收入的滿意度較低

由于平時工作的強度比較大，約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需要經常加班，超過1/3的新生代農民工感到有較大的工作壓力。相較于工作環境，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當前收入水平感到“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比例分別占到41.3%和3.3%。調查顯示，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有明確的職業發展目標，比較看重自己未來的發展。對于職業發展目標，有25.8%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掌握專業技術，有一技伴身”，還有26.3%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自主創業當老板”。

（三）在身份認同上處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尷尬境地，缺乏幸福感

在身份認同上，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己是城里人”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合計為22.8%；而“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自己是“外地人”甚至是“農民”的比例分別為87.9%和68.5%。但是，在選擇“如果要比較生活狀況，您會和什么人比”時，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城市居民”的比例（為23.4%），僅次于“城里的農民工”的比例（為23.6%）、高于“農村的親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鄉里的人、老家縣里的人和說不清”的比例。這意味著，當新生代農民工感受到與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時，逆反心理和苦悶情緒會更加強烈。同時，感到“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只有30.6%和5%，高于“很不幸福”（為3.2%）和“不太幸福”（為7.7%）的比例。

（四）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問題成為主要的困難和障礙

對于未來的打算，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堅決不回農村”和“盡量留在城市，實在不行再回農村”的比例分別占到8.1%和37%。從婚姻狀況看，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打算將來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并且女性比例偏高。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認為，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最主要的困難和障礙依次是“收入太低”（為67.2%）、“住房問題”（為63.2%）、“社會保障不完善”（為24%）、“老人無法照料”（為20.1%）、“子女教育問題”（為16%）。

四、政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了農民工的主體，并且出現一些不同于傳統農民工的新問題和新訴求，將對中國整個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為保障新生代農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會，政府應根據城市基本情況積極探索有利于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戶口登記制度；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創業培訓，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發展上的訴求，最終改善他們的收入狀況；從制度上和規劃上整體考慮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農民工群體的住房問題；進一步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在制度設計上，按照分類指導、穩步推進的原則，建立適應農民工特點的低交費、低水平、廣覆蓋、可接轉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幫助協調切實解決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使其在就業、社會保障、獲得公共服務等方面能夠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

■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