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規金融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非正規金融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在我國，由于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在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借助非正規金融途徑緩解融資困境的現象。非正規金融一方面能夠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提供發展所需資金，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一、非正規金融的界定

非正規金融（又稱為民間金融）指的是在國家的金融法律法規規范和保護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監管當局直接控制和監管的金融活動，屬于體制外金融。非正規金融包括那些分散、無組織地發生在各種非金融企業之間、企業或民間組織與居民之間以及居民相互之間的各種資金借貸活動，如民間借貸、商業信用、天使投資等。非正規金融交易區域狹小，信息搜尋、甄別以及監督貸款投向的成本較小，違約率比正規金融部門低，其游離于金融監管部門的視線之外，也游離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以外，不受法定體系的約束。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最大的區別在于交易是否處于政府的監管之下。

二、非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優勢分析

在許多國家，非正規金融被視為中小企業獲取生存和發展所需外部金融資源的重要途徑。在我國非正規金融也已存在很長時間，并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非正規金融具有如下優勢：

（1）交易成本低、獲得迅速快

融資交易成本可以從資金的財務成本和資金的可獲得性兩個方面來考察。對于中小企業融資而言，非正規金融經營成本低、交易手續簡便、交易過程快捷、融資效率高、能盡快達成交易。因此中小企業融資常常選擇民間借貸。

（2）社會風險低

不同于國有銀行或者信用社會產生連鎖反應，民間借貸產權主體明確，產權明晰，即使發生風波，承擔的基本都是個人，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民間信貸即使有違約風險，都是個人來化解風險,風險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對稱性

無組織的民間借貸往往是發生在親戚、熟人之間，發生借貸前，資金提供者就對借款人的情況非常熟悉,發生借貸后，資金提供者也可以通過非常親密的渠道,及時了解借款人的真實信息，這種信息的對稱性是正規金融(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不可能擁有的。雖然民間金融機構也和商業銀行一樣，與融資對象很少存在私人關系，但是與之相比更有動力和能力獲得信息，所以，非正規金融可以比較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4）利率在合理范圍內波動

央行要求，民間資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內波動，這使非正規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據風險收益相對應原則來定價，這種資金價格是民營中小企業可以接受的。在無組織的民間借貸中，由于存在著私人關系,它們的資金價格相對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會過高，因為非正規金融同樣存在著多方面的競爭:①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兩個市場，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過高的利率會導致資金需求者退出民間金融市場，轉向正規金融市場。②非正規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競爭。這些機構資金實力有限，不能壟斷民間金融市場，所以不能提出過高利率。

（5）對資金需求者的預算硬約束性

在無組織的民間借貸中，雖然一般是信用貸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關系，借款者如果選擇欺詐或者沒有能力償還貸款，將損害私人關系和招致輿論的譴責,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潛在的還貸義務，即存在一種隱性擔保，這促使資金需求者更加謹慎地運用資金。相對于商業銀行，這些資金供應方會更加積極地追討負債，甚至出現違法討債行為，從而導致資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約束。另外，民間金融組織具有強烈的地域性特征，與同樣具有地域性的民營中小企業更容易建立長期關系，促使它們提高資金的運用效益和積極還貸，從而達到共贏的效果。

（6）抵押擔保方面的優勢

中小企業在申請貸款時無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獲得融資的最大障礙。許多在正規金融市場上不能作為擔保的東西在非正規金融市場上可以作為擔保，如土地使用權抵押、勞動抵押、農戶房屋抵押、田間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關聯契約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除了在信貸市場上存在借貸關系外，還在其他市場上（如在商品市場上）存在交易關系，因此雙方在簽訂信貸契約時還把其他市場的交易情況附加到里面。這不僅為貸款人提供了關于借款人資信、還款能力的信息，同時也增加了借款人違約的成本，使得貸款人能夠對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強了借款人正確使用貸款以及履行還款義務的激勵。可見,民間金融在本質上能夠滿足中小企業信息隱蔽性、融資要求的特質性需求以及中小企業家族經營、抵押品缺乏的現狀,其能夠更加靈活、有效地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

（7）具有示范效應

非正規金融活動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償還貸款傾向的借款人望而卻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備還款能力的人進入信貸市場。由于借款者和貸款者之間因長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關系，不僅能夠抑制雙方的道德風險，而且還會使違規者因受到社區排斥和輿論譴責而付出高昂代價。社區約束力越強，成員之間合約的履行率越高，從而借款者就更重視償還非正規金融貸款，以便于其保持長期穩定的借貸關系。

由此可見，民間金融在本質上能夠滿足中小企業信息隱蔽性、融資要求的特質性需求以及中小企業家族經營、抵押品缺乏的現狀。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上，其相對于高度組織化的正規金融具有上述優勢，這些獨特優勢是民間金融這一古老的融資渠道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夠和正規金融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這些特點使其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來源。

三、非正規金融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在肯定非正規金融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負面影響。

（1）非正規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會資本的關系型和地域性特征決定了非正規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個小圈子里進行；其次，非正規金融部門的資金來源有限且不穩定，抗衡外部沖擊的能力脆弱；再次，從總體上看，非正規金融的定價機制大體上反映了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和市場競爭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貸產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規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規范和

保護，容易產生敲詐、違約行為。

（2）非正規金融的負面效應

非正規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規范性，會對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及其調控造成沖擊，包括造成大量資金體外循環，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影響國家利率政策實施，截流信貸資金來源等。還可能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釀成相當大的金融風險，包括襲擾正規信貸市場，妨礙中央銀行現金管理，造成系統金融風險防范與監管的盲區，導致一部分國家稅款流失；容易引發經濟糾紛，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等。因此，應該對非正規金融加強規范和引導，發揮其正面作用。

四、加強對非正規金融的規范和引導，發揮其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積極作用

非正規金融是一種重要的金融資源，是制定和實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其所獨具的與中小企業天然的親和力，決定了其在中小企業發展中的地位。因此，對于非正規融不應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態度，而應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規范，使其在法律的監督和規范下，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為整個國家經濟服務。

（1）建立健全相關制度，規范非正規金融行為

非正規金融交易通常運作很不規范，一般沒有合法的法律手續、可靠的信用擔保和資產抵押，缺乏必要的監管機制，處于比較混亂的自發狀態；而且所融通資金的投向具有較大的盲目性，風險較大。如果對那些負債率高、資信狀況差的企業進行融資后一旦發生經營風險，必將損害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甚至會形成相當規模的金融風險。因此，應當盡快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建立相關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間金融機構發展的監控體系。

世界上的大多數銀行都是民營銀行，他們之所以能夠健康地發展壯大，原因之一就是它們被納入政府監管的體系之中。民間金融機構一定要在國家必要的監控下才能健康發展。政府有責任在對民營金融機構進行合法、正當保護的同時，對其違法、不正當的行為給予堅決打擊和懲罰，用法律手段來治理和規范民間金融，為中小企業創造更好的融資環境。

（3）引導成熟民間金融組織向中小商業銀行轉化。

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相當程度上是由于銀行業壟斷程度過高，真正能夠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商業銀行數量太少。因此，應引導民間金融組織逐步演化為規范化運作的、定位于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民營金融機構，使得民間金融能更好的服務于中小企業。

參考文獻：

【1】曹洪軍.竇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對稱、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

篇（2）

我國農村金融制度供給不足，導致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迅速發展和壯大，并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其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一、金融制度不規范

1.產權制度殘缺與組織行為扭曲

僅以已被國家關閉的農村合作基金會為例，雖然其形式多種多樣，但其產權制度，無論是集體的還是個人的產權都是虛設的。由于產權主體缺位、產權不清、責任權利不明確，農村合作基金會的運行實際上由政府控制，存在嚴重的行政干預問題。產權制度殘缺是農村合作基金會最終關閉的最重要的禍根。

2.利率水平相對偏高

與正規金融的普遍低利率相比，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利率水平普遍偏高。這是因為相對于分散而總量不菲的民間融資需求，規模較小的民間信貸供給顯然是杯水車薪，這就必然導致信貸供給的壟斷，并進一步導致高利率的產生{同時，農村地區在地理位置、交通、信息方面的現實狀況決定了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處于彼此相分割的狀態，資金、信息難以自由流動，從而無法通過競爭來降低利率，市場壟斷程度進一步強化，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利率水平進一步提高且地區間差異很大。雖然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高利率是市場的產物，但若任其無管制地發展，常常會導致市場混亂并引發社會問題。

二、金融信用不規范

農村非正規金融活動一般基于共同的血緣、親緣、地緣和業緣關系，融資雙方比較了解，與融資相關的信息極易獲得，能相對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但這種狹小的信用圈只是農村非正規金融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選擇，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資金缺口的持續增大，農村非正規金融必然會逐步向外拓展信用圈。信用圈的擴大會加重借貸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相當一部分信用活動不規范。

三、內部經營管理不規范

農村非正規金融業務的管理常常采用口頭約定或者簡單履約的方法。近幾年，雖然農村非正規金融業務越來越多地開始采用書面形式，擔保和抵押也逐步增加，但所占比例并不多，多數業務處理仍然延續原有的簡單化模式。而且大部分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缺乏現代科學的管理方法，僅憑經驗對借款人進行管理。由于沒有建立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及審計稽核制度，而且大多不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賬準備金以抵御風險，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極大。此外，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的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家長制特征，其經營運作過分依賴于家長的經驗和權威，不利于民主化、科學化管理的導入，在沒有監督機制規范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整個組織經營不暢，甚至破產倒閉。

四、運行機制不規范

1.機構組織方式不規范

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多數沒有辦公場所、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未在工商部門注冊。這種組織上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是節約成本的體現，是農村非正規金融針對農村金融業務成本高的一種靈活選擇。但這也不利于存款人利益的保護和剩余資產的處理，因為一旦經營中出現問題，資不抵債，當事人常常選擇逃跑的方式規避法律的制裁。

2.日常經營運行不規范

農村非正規金融日常經營運行的不規范集中體現在信貸業務操作的不規范上，具體表現為對每筆貸款缺乏貸前、貸中、貸后的嚴格審查，不知曉借款者的信譽，不能控制貸款的用途，信貸結構也不合理。這樣，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多數的農村非正規金融會出現信貸經營問題，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和破產。

3.防范風險手段不規范

在信貸風險發生前，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一般采用提高利率水平，而不是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賬準備金的方法規避風險；而在信貸風險發生后，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常常會采用暴力等非正常的方式私下解決糾紛，很少會求助政府的力量和法律。由于缺少科學的風險管理手段，農村非正規金融經營的不規范通過量的積累實現質的蛻變，風險由隱性轉變為顯性，并進一步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矛盾和社會問題。

五、影響國家宏觀調控效果

1.影響國家的產業政策

非正規金融的趨利性及貸款不問用途等特點使得其相配置資金時不考慮國家的產業政策，而是單純以獲利多少為目的。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使國家的宏觀調控效果大打折扣。

2.影響國家的利率政策

非正規金融的融資活動大都在資金緊張、資金需求迫切而正規銀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發生，因此，其利率水平通常畸高不下，這就會影響中央銀行對利率的調控效果。

3.影響國家的貨幣政策

篇（3）

一、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背景

（一）正規金融供給不足

在我國農村地區，正規金融供給不足是非正規金融蓬勃發展的外在原因。其中，金融機構網點覆蓋率低、金融服務不充分等問題普遍存在，資金供需缺口不斷擴大。隨著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大量撤并縣以下金融機構，農業發展銀行僅在農產品收購方面發揮政策金融的作用，農村郵政儲蓄只存不貸，農村信用社成了唯一能向農戶提供資金借貸的正規金融機構。而農村信用社由于規模不大、不良貸款率高、虧損嚴重，為三農融資能力有限，遠遠無法滿足農戶的融資需求。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調查資料顯示，2003年20842個樣本戶中，農戶貸款總額為2947.92萬元，其中銀行、信用社貸款為769.16萬元，僅占26.09%。

（二）非正規金融的優勢

把中國農村社會稱為鄉土社會，即以族緣、地緣、血緣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非正規金融交易正是建立在族緣、地緣、血緣關系基礎上，人們有著大致相同的生活體驗，面臨著大致相同的現實社會問題。他們相互熟悉，因而相互欺騙的概論極低，從而有效避免了正規金融機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降低了貸款中的道德風險。

二、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現狀

（一）發展規模

改革開放之初，非正規金融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不明顯。從1986年，非正規金融的規模開始超過正規金融的規模，1999年農村合作基金會關閉后，農村非正規金融更加活躍。

農業部農業經濟研究中心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294個農戶的常規調查表明，2000年農戶貸款來源中，有68.4%來自私人借貸。2002年，這一比例上升到72.3%。從地區分布看，越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戶從非正規金融借貸的比重越高；從融資用途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非正規金融主要用于非生產方面，而東部較發達地區則主要用于生產和經營活動。

（二）趨勢特征

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主要表現在：

1．公開化

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政府對非正規金融活動的打擊措施比較嚴厲，處于萌芽期的非正規金融活動較為隱蔽，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盈利性質的非正規金融活動逐漸被人們接受。一些地方基層政府開始認識到農村民間借貸對地方經濟的積極作用，并逐漸放松對民間借貸的打壓措施，使得農村非正規金融由隱蔽逐步轉向一定程度的公開。

2．組織化

過去，農村非正規金融借貸的主體絕大多數是個人，現在一些村鎮集體和企業也參與到非正規金融的借貸活動中。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借貸主體由傳統的個人行為向組織結構發展。

3．規范化

以往的農村非正規金融多以口頭信用約定為主，符合人們文化水平較低的現實。現在，隨著人們風險意識的加強，出現了以存單、債券、房地產等抵押、質押的情況。農村非正規金融交易活動逐步規范化。

三、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存在的問題

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雖然在彌補正規金融不足和促進金融機構改革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內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諸多問題。

（一）規模和范圍上存在劣勢

農村非正規金融只能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才有效率，這導致了農村非正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的劣勢。農村非正規金融在活動范圍和規模上的劣勢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范圍和規模的狹小使得小范圍內的經濟主體面臨的風險無法通過多樣化進行有效分散，導致了較高的關聯風險；其次，農村非正規金融活動范圍狹小，資金的轉移只能在小范圍內實現，不利于資金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損失；再次，金融是一個特別追求規模效益的行業，然而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小規模經營會使得單筆金融業務的運作成本無法通過規模的擴大進行分攤。

（二）內部經營管理混亂，經營風險較大

由于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制度不規范，內部經營管理較為混亂，大部分非正規金融機構沒有建立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及審計稽核制度，其籌資、征信、信用審核、授信、風險承擔等能力低下。同時，由于大多不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帳準備金以抵御風險，經營風險較大。

（三）影響農村社會穩定

由于農村非正規金融是一種自發、盲目、分散的信貸活動，交易方式相對簡單，借款手續不規范，極易引起債權債務糾紛和集資欺詐等問題，嚴重時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債不還的情況下，不少債權人通過暴力收回借款，民間也因此出現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追債公司，直接影響農村社會穩定。

（四）不利于國家對農村經濟的宏觀調控

農村非正規金融分流了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吸收存款的能力，從而削弱了正規金融貸款的能力，進而影響金融的宏觀調控效果。一些不符合農村經濟宏觀政策的項目由非正規金融為其融資，結果造成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引導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良性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明確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地位

從經濟學角度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是由于正規金融供給不足造成的，我們可以在加強引導、監督并納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適當給予發展空間，發揮其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的補充和輔助作用。此外，應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使早已利率市場化的非正規融不再有違法之嫌。

（二）實施分類監管

對于農村非正規金融，我們應采取分清類別、區別對待的原則，對其進行分類監管。一些運作相對規范，資本實力較強的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應加以引導和發展，條件成熟時可將其改組為正規金融機構，逐步納入國家正規金融制度安排中，加強監管，避免因其金融供給不規范而誘發金融風險，對整個金融體系產生沖擊。

那些暫不具備轉化為正規金融機構的非正規金融，政府應加強監管，鼓勵其向著規范化方向發展。其中對經濟生活有害的非正規金融活動則要堅決取締。如地下經濟活動以高利率為誘餌的非法集資、金融詐騙活動，進行洗錢活動的地下錢莊和地下外匯兌付店等。

（三）完善相關法規

為引導農村非正規金融健康發展，國家可以針對農村非正規金融形式制定相關法規，以法律形式明確借貸雙方的權利義務、交易方式、契約要件等交易規則，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完善相關法規并不是將農村非正規金融全部納入政府監管范圍，而是給其提供一個合法的活動平臺，減少它對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參考文獻

[1]周麗莉：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現狀及對策研究[J]金融與經濟，2006（9）：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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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焦點 增加金融可得性促進金融市場發展

西南財經大學 尹志超等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場參與

和家庭資產選擇”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WP503號

對正規金融市場的研究發現，金融可得性增加會提高家庭對正規金融市場參與，同時會促使家庭增加在正規金融市場上的風險資產配置。

小區銀行數量每增加一個，家庭持有風險資產和股票的概率分別增加0.02和0.01，而家庭持有風險資產和股票資產的比重分別增加2%和6%。

對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家庭作為非正規金融市場參與的借入方（需求方）還是借出方（供給方），金融可得性提高都會降低家庭在非正規金融市場的參與，同時降低家庭在非正規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配置。

同時，小區銀行數量每增加一個，家庭參與民間借入市場、借出市場、民間金融市場的概率分別下降0.07、0.01、0.02，而家庭民間借出款占比會下降3%。正規金融的發展會使得家庭更多地參與正規金融活動，對非正規金融市場有抑制作用。而隨著正規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家庭對正規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會不斷提高。

家庭資產、收入、教育水平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個體工商業、風險厭惡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隨著年齡的增加先提高后降低，且風險資產在金融資產占比也有相同變化。對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研究還發現，個體工商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教育有負向影響。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可得性的增加，會使家庭更積極地參與到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等風險市場，增加資產中的風險資產投資，這有利于家庭資產結構的優化。同時，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可得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正規金融市場替代非正規金融市場，減弱非正規金融市場的影響，這有利于金融市場的健康運行。

因此，未來的政策需要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的可得性，促進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 制度 勞動合同法保護農民工略見成效

哈佛大學經濟系 理查德·弗里曼等

“中國新勞動合同法如何影響

外來務工人員”

NBER工作論文19254號

中國新《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生效，它要求企業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合同，加強對工人的勞動保護，并對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予以處罰。盡管普遍存在執行不力的情況，但《勞動合同法》對農民工的保護已收到一些預期效果。

首先，《勞動合同法》的管轄范圍擴大，給予了農民工捍衛自己合同權利更大的能力；其次，提高了農民工的法定社會保險的額度；再次，減少了工資拖欠；最后，增加了農民工在工作場所成立工會的可能性。

然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有可能會減少農民工未來的就業機會。但其對勞動力的影響達到一個較大程度，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至少在短期內，《勞動合同法》似乎已經朝著實現其目標的道路發展，但還沒有產生《勞動合同法》反對者所擔憂的一些不利影響。 觀點 對兒子的投資沒有更高的外溢效應

北京大學 雷曉燕

“兒子是否償還了父母投資？”

第15屆NBER-CCER“中國與世界經濟”

年會簡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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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的改革、發展是從兩個層面上展開的，一是以政府推動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進；二是以農民為主的自下而上的創業活動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轉變大體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范疇，以農民為主的群眾創業活動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體屬于誘致性制度變遷范疇。

中國農村各個領域的改革大都從市場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開始，逐漸過渡到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逐漸興起，并演變成農村金融市場的普遍現象。非正規金融是一種因未得到現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撐而游離于現有金融體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強烈的市場化、自由化、隱形化色彩的體制外金融活動。據陳錫文（2004）研究，中國2.4億戶農民家庭中，大約只有15％左右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85％左右的農戶要獲得貸款基本上是通過民間借貸來解決。溫鐵軍（2001）對我國東中西15個省24個縣41個村的調查發現，民間借貸發生率高達95％。

國內外對非正規金融制度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研究不多，且大都從誘致性制度變遷出發，忽視了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在農村金融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興起主要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中國農村正規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農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則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為非正規金融的產生提供了市場空間，為金融制度創新提供了激勵，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是對這一利潤機會的理性回應。非正規金融從它“誕生”之日起一直發揮著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增加農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與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并不對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供給與制度供給，即非正規金融的發展以及所引發的農村金融制度的變遷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

二、制度變遷相關理論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統論證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家，“對制度變遷需求的轉變是由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技術變遷所引致的；對制度變遷供給的轉變是由社會科學知識及法律、商業、社會服務和計劃領域的進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總結以往經濟學家觀點的基礎上，把制度變遷分為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和強制性的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一群(個)人在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變遷。

強大的制度需求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源泉。影響制度變遷的需求因素提供了進行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而影響制度變遷的供給因素降低了進行制度變遷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舊制度向新制度轉變。從制度變遷的主導因素看，在誘致性變遷中，制度需求是主導性的，而制度供給是適應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條件下，經濟主體發現潛在利益并采取行動，對現有資源進行重新組織并努力創造條件以降低制度變遷成本，進而使得適當的制度能被供給出來。

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排斥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并非都是自動完成的，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它需要人們之間進行自愿的聯合行動來完成，但集體行動常常面臨高成本壁壘，為此制度供給可能不足。為提高制度供給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資源，“由技術與制度創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資源來分割收益的激勵。” 也就是說誘致性制度變遷有時不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參與，反而需要政治力量來促成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能提供市場經濟運行的所有制度供給，諸如市場經濟的法律建設，宏觀經濟調控、教育、交通等社會公共產品、社會保障體系、明確界定的產權體系等，沒有強制性制度變遷提供游戲規則的情況下，將導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發展，最后影響經濟的發展。

誘致性制度變遷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強制性變遷轉化。誘致性制度變遷不斷推進將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誘致性制度變遷能形成市場績效，為政府提供試點式經驗；當誘致性制度變遷形成的制度安排成為全社會主流制度安排時，社會的制度構架會發生質的變化，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推進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制度安排，為實現新的制度均衡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

三、中國農村正規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嚴重弱化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我國惟一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其主要任務本應是承擔國家規定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并財政性支農資金的撥付，但從目前情況看，一方面，其主要業務僅限于單一的國有糧棉油流通環節信貸服務，在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農業科技進步等方面功能嚴重缺位；另一方面，農業銀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業務，如扶貧貸款與政府貼息貸款等，導致農業政策性金融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嚴重下滑，支農功能不足；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長期以來資金撥付有限，且資金不能按時到位，有時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籌資成本上升，制約了農業發展銀行的發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嚴重弱化，制約了政策性金融資金支農作用的有效發揮，對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貸收縮

商業銀行的“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的經營原則與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分散性、波動性、長期性”向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按照“經濟、高效、精簡、合理”的原則，對農村經營網點進行大規模撤并，如1999—2001年寧夏共撤并縣域國有商業銀行機構和營業網點158個，其中縣以下占93%。仍在農村開展業務的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寥寥無幾，而剩下的營業網點大多把有限的貸款資金發放給大型基礎設施、國債配套資金和生態建設等國有大型項目，而對急需資金的農業生產和個體、私營企業的貸款卻全面緊縮。作為農村金融市場中居主導地位的中國農業銀行將農業資金從以農業為主轉為以工商業并舉，競爭視角從農村轉向城市，以獲取足夠的資金來源及高額回報，使得農村金融市場本來就很少的國有資本變得更為稀缺。

（三）農村信用社壟斷性供給的弊端

在國有商業銀行功能嚴重缺位的狀況下，農村信用合作社事實上已成為農村金融市場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貧困地區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機構。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務范圍非常有限，經營的自負盈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業傾向，使得資金向收益相對高的城鎮或非農部門流動，真正需要資金貸款的農戶難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國農村信用社吸收各項存款19469億元，各項貸款14117億元，兩者差5352億元，其中有價證券及投資1812億元，凈存放中央銀行684億元，拆借給其他金融機構1152億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計從農村流出資金約3000億元（夏斌，2003）。同時，農信社長期以來產權主體不明晰，歷史包袱沉重，員工素質不高，電子化建設水平低，結算手段落后，服務品種單一，獨自面對龐大的農村市場需求，其規模與實力顯得十分弱小。

（四）農村郵政儲蓄機構，本應在農村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但其嚴重的制度缺陷無法有效承擔支農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是業務單一，只吸收存款，不發放貸款；二是通過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農村剩余資金 “倒流”到城市，加大了農村金融缺口，加劇了農村經濟發展資金供給不足的矛盾。

四、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經濟效應與制度效應

（一）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經濟效應

農村經濟主體的微觀活動及其融資行為具有分散化、規模小、周期長、監控難、風險大等特點，農業的回報率低，正規金融的利潤最大化與農業發展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加之農村人口相對貧困，儲蓄不足，大規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缺乏存在的基礎，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的經營往往無利可圖，因此正規金融供給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發生在農村地區。巨大的金融缺口為非正規金融的成長、壯大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和盈利機會。在市場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農村民間金融及合作基金會為代表的農村非正規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補了我國農村巨大的金融缺口，為農村社會與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實地調查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私營企業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規金融（或者經濟學家所稱的路邊交易市場，Curb market）融資。

非正規金融推動農村經濟增長、增加社會福利的績效也得到了實證研究。高艷（2007）實證研究發現，1986—2003年，農村非正規金融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向關系。從促進農民年增收的效率來看，非正規金融要高于正規金融。根據史晉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國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40％，貸款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80％，非國有部門的經濟增長貢獻率約為60％，其貸款卻只占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總量的不到20％，這表明我國正規金融制度嚴重不適應現有的經濟基礎，而非正規金融制度卻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二）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制度效應

非正規金融作為一種創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規金融是社會成員間利用我國鄉村的各種習俗、慣例或血緣關系，達成的廣泛的非正規合約，這一合約是建立在社會成員之間的長期行為合約、隱含合約的繼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地緣、人緣和血緣、業緣等原因，非正規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優勢，貸款人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強的甄別能力，能有效避免或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違約行為；農村民間融資無繁瑣的交易手續，交易過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籌集所需資金。非正規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對供給方“公關”而支付“尋租”成本，其融資成本低廉。

非正規金融制度與農村現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競爭，促進了農村正規金融制度的變革。在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正規金融的貸款行為有時會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場因素的影響，貸款基準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農村民間金融中的借貸行為和利率都是市場化的。可以說，農村民間金融是一種純粹的市場金融形式和市場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規金融所反映出來的機制優勢、信息優勢、成本優勢、速度優勢能大大提升這種制度安排與正規金融制度安排的競爭優勢和市場競爭能力，從而給正規金融組織一種優勝劣汰的競爭壓力，迫使政府、正規金融組織對原有的制度安排進行重新思考。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以及政府如對其進行規范、引導，這將對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非正規金融的形成、發展有利于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非正規金融對違約者是一種硬預算約束，違約者的違約不僅會遭受輿論譴責、社會排斥、群體懲罰，還有可能遭受暴力傷害，這大大降低了非正規金融的違約率。Aleem（1993）估計，在他研究的大多數案例中，非正規金融的違約率一般要低于正規金融5％左右。非正規金融在契約執行與治理上具有獨特的制度安排，相對于正規金融契約改善了農村經濟主體遵守合約、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識，營造良好的農村信用環境，從而為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

（一）非正規金融的產生與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

我國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我國促進農村鄉鎮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政策，農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促使了農村經濟主體的多元化與對金融服務的多元化需求。而農村正規金融卻存在業務相對萎縮，經營不善和農民貸款困難等問題，正規金融供給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和諧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種獲利機會為非正規金融的形成（一種適應農村經濟新形勢的制度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制度一直蘊含著經濟體系內在的非均衡性，這種非均衡性主要體現在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抑制和國家對金融市場的壟斷式控制，導致長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結構”， 這表現在私人部門經濟面臨的融資約束、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諸多方面。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為非正規金融（相對于正規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型的制度安排）的產生提供了市場空間，為金融制度創新提供了激勵，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是對這一利潤機會的理性回應，它是非均衡的長期發展而導致農村金融市場的自發“矯正”，從而逐漸孕育出另一種更為有效的制度安排，從而實現對現有農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補充和完善。

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產生過程是一個典型的市場主導的需求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但我國非正規金融的有序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的合理變遷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引導，它具有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相互交織的特征。

（二）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與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

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排斥強制性制度變遷。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既包括非正規金融的演進，又包括對原有金融制度集合進行變革。從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機制的角度看，非正規金融是作為正規金融制度的“邊際”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規金融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向正規金融制度演變。因此，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是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即非正規金融的演進（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會對現有的正規金融造成強烈沖擊，從而引發政府對農村現有金融制度進行有效變革（強制性制度變遷）。而這種對現有金融制度變革本身就是對非正規金融進行批判、繼承的過程，即把非正規金融逐漸納入農村正規金融體系的過程。同時，強制性制度創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誘致性制度創新（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車”問題而產生的制度供給不足。同時，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統治基礎情況對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方向和方式也會有很大影響。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壯大也離不開政府的政策供給、法律供給，政府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演進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臺，也有利于其正規化、規范化的發展。

總之，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產生了農村非正規金融，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能推動非正規金融的有序演進、逐漸融入農村金融體系與金融制度變革。其發展邏輯是，農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農村金融的“二元結構”促使了誘致性制度變遷，促進了經濟發展及其農村金融制度運行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而推動了政府主導的金融制度變革。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是一個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濟基礎演變引發國家對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過程。

六、結論

我國農村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興起的廣泛的非正規金融，從制度變遷來看，它是一種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由于現有的農村正規金融制度供給與農村金融需求多元化這對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但是，中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壯大以及農村金融發展絕對離不開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它需要政府對農村金融制度進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應該對現有的正規金融制度進行重新設計以解決正規金融制度供給嚴重不足、與農村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另一方面，國家對非正規金融的態度不應該是“默許”，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壓制”，應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非正規金融進行規范、引導，賦予其合法地位，從而促使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才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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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的提出

對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產生與興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獻大都從以下兩個方向展開：一條思路是沿著麥金農的非正規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觀點進行拓展，如史晉川(1997)、張軍(1998)等的研究；另一條思路是沿著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貸配給均衡的框架進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認為，信貸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是非正規金融產生和廣泛的根本原因，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可以用來解釋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的起源問題，但他們都無法解釋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后逐步壯大興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產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國的金融抑制尤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銀行信貸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不會因改革而有所改變；最后，在我國這樣一個具有“二重結構”的國家里，中央政府的強大控制力也不會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屢禁不止。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都沒有很好的解釋我國非正規金融的產生問題。

根據諾斯和托馬斯的雙層制度安排假說，制度安排可分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和次級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當制度供給主體，通過引入法律、法規、政令等手段加以實施。基礎性制度安排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滯后性。

后者是個人或個人團體在獲利機會誘導下自發倡導實施的，多表現為私人間的契約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漸進改革進程中。次級制度安排大體上是對現存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彌補和修正，在某些范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離，從而導致對基礎性制度安排進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級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礎性制度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作者認為，非正規金融是我國經濟制度轉軌過程，因正規金融制度供給滯后于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對制度服務的需求，由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在正規金融制度邊際進行非正式制度創新的結果。因此只有從我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規金融產生的原因，正確把握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趨勢。

2 非正規金融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2．1 制度環境變遷：非正規金融的產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的基本規則。從邏輯上講，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變化可能會使制度環境發生變遷，并導致利用現存的外部利潤機會獲利成為可能，那么與制度環境相關的制度安排就會處于非均衡狀態，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或在其邊界進行制度創新。

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制度選擇從功能上使得金融實際上成了政府財政的一部分。社會資金大都通過財政手段進行分配，銀行的作用只是充當政府的“出納”，金融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階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的貨幣化水平低，人們 在解決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幾乎沒有多少貨幣剩余。因此，雖然我國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這種制度環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給與制度需求是相適應的，整個金融制度處于均衡狀態，非正規金融根本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

1979年以后，我國開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所有制結構和經濟資源分配方式的不協調。我國的私營企業不斷的發展壯大，對經濟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但在金融資源分配方面，為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 有經濟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國正規金融機構的首要任務，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暇顧及，個私企業從正規金融部門融資變得十分困難。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當正規金融的進人變得更昂貴時，中小企業必然會尋找新的金融服務機會、形成相應的規則和約束并使之合理化，即從非正規金融部門籌集資金。

其次，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變。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經濟資源上的絕對的控制權，對經濟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給方面長期居于壟斷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許的任何制度創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將其他個人或團體排除在制度創新的空間之外。改革開放以后，政府逐漸放松了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將一部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部門，為權利主體的多元化創造了條件。

最后，經濟運行的貨幣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開放后，收入的貨幣化分配逐漸取代了傳統經濟制度下的實物分配，我國居民在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積累了大量的剩余貨幣。為使其貨幣資產保值增值，社會居民或組織在運用其貨幣資產時要兼顧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非正規金融正好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因此，數量巨大的民間資本所有者受利益驅動而成為非正規金融的供給者或中介人，將小規模的短期儲蓄集中起來，為各種類型的非公有制企業提供資金供給，促進貨幣或資本向投資轉化，對正規金融產生“擠出”效應。

2．2 正規金融制度變遷：非正規金 融產生的制度供給因素分析

雖然在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環境變遷中成長起來的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對金融制度服務產生強烈的需求，但在我國，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只是正規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國的正規金融制度變遷是強制性制度變遷，即它是由政府通過法令等手段進行的，政府在制度選擇與制度變革中處于主動地位，是正規金融制度的決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體的地位不同，兩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發點也不盡相同，對于作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來說，只要現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凈效益不是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個，就會使其產生對新的制度服務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潛在供給，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給不能滿足需求而處于非均衡狀態。作為制度供給者的政府，其制度變遷的供給雖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礎之上，但所依據的不是制度的個別凈效益，而是制度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中存在個人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差異，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因制度變遷的供給不足而導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這一點在我國的正規金融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后，國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種金融資產的形式，經過銀行完成由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原有的“大財政、小銀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利用財政手段支持國有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這使得國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變遷過程中必然要加強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通過國有金融系統對金融活動壟斷，從居民儲蓄中獲得大量的資金剩余，為公有制經濟發展籌集所需資金，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視政策，盡量少地滿足其融資需求。由此可見，政府作為金融制度的供給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進行金融制度安排時并不一定以國民財富最大化為目標，必然會導致制度供給結構扭曲。即使政府能夠克服以上影響，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以及設計、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復雜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給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場經濟的經驗，對變革的金融制度供給采取“摸著石頭過河”方式逐步進行的，對正規金融制度的強制性變遷存在著認識和組織、發明或引進 、菜單選擇、啟動時間等四重時滯，因此這種強制性的金融制度變遷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場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變遷中，即使政府放松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金融行業的經營特點也會造成金融服務的供給不足。首先，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正規金融機構逐步成為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安全性 、流動性和收益性兼顧成為其經營目標。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市場化原則對貸款行為進行規范，信貸標準日趨嚴格。而民營中小企業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比大企業要高得多。正規金融部門對中小企業群體自然會抑制其貸款沖動。另外，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具有“時間急、頻率高、額度小”的特點，正規金融部門貸款手續繁雜，不能及時滿足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同時“頻率高、額度小”的資金需求也提高了銀行提供單位貸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以及正規金融機構的經營特點，使得我國的銀行信貸分配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據資料顯示，在我國整非國有經濟部門從國家銀行系統中獲得的貸款不足銀行貸款的 20％，有組織的銀行系統中 80％多的信貸都被分配給了國有經濟部門。而在直接投融資中，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被定位于為國有企業改革服務，在股票發行中，有限的額度基本都被分配給國有企業，迄今為止，股票市場中，上市的民營企業不足 10％，通過發行股票籌資的比重則更低。

3 結 語

總之，在我國經濟制度發生巨大變革的社會背景下，制度環境的變遷不僅生產出對非正規金融有著強烈需求的中小企業，也生產出擁有大量貨幣剩余的私人部門和允許多樣化權利主體進行制度創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規金融制度的供給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著現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間，因而孕育著巨大的制度變遷收益。為了爭取現有制度安排下不能獲得的外部利潤，他們必然會在現有制度的邊際進行金融制度創新，導致我國非正規金融最終得以產生，發展和壯大。由此可見，我 國的非正規金融具有 內生性 ，因此對非正規金融不能采取簡單的取締態度，必須通過立法途徑引導非正規金融合法化，正規化，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聯系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世界性金融危機沖擊的現實，政府更應當充分發揮非正規金融的優勢，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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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農村金融深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如何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設是關鍵，尤其是要建立適合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我國進行了一系列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農村金融發展狀況來看，改革并未收到預期效果，其突出表現為: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農村金融市場競爭缺失，農業保險發展嚴重滯后。原本給農村“輸血”的金融機構卻演變成從農村“抽血”的主力軍，同時，農村中非常活躍的非正規金融卻不斷受到打壓。如何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提高農村金融資產質量，化解農村金融風險，深化農村金融，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問題金融論文，尤其是金融生態成為近幾年來的研究熱點。

一、農村金融生態的基本理論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諸多基礎理論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和C．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以及在傳統新制度經濟學基礎上擴展而來的法經濟學，是對農村金融生態運行最具解釋力的理論。

（一） 農村金融生態中的交易費用理論。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然而現實的農村金融生態中，農村金融生態主體———農村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農戶、農村企業和縣鄉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為有限理性的存在導致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不完全。信息不對稱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費用大幅增加。當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發現進行金融交易的費用太高或超過收益時，就會選擇停止交易。在放貸之前，農村金融機構必須要調查農戶的信用狀況和經濟狀況、借款用途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貸款進行時，要發生談判、簽約費用;貸款發生后，放貸者要跟蹤借款項目的實施情況和監督借款投向等。而且農戶以小額信貸居多，單位產品金融機構要付出更多的人力與物力。龐大的信息費用構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當這種費用成本過高時，交易將無法進行。

制度的有效運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作用旨在節約交易費用，人們對制度進行選擇與改革的動因也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在農村金融生態中，作為金融生態主體的金融機構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行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結構安排下進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結構安排會產生不同的金融主體行為，農村金融信用環境的相對落后使得與農業金融支持相關的制度安排無法實施，即推廣農業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極高，導致農村金融生態主體資金供給缺乏，而由于農村金融發展的路徑依賴，一旦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的資金供給缺失，農村金融發展就會無所適從，反過來也影響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的發展，整個農村金融生態惡化也就在所難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農村資金來源與資金需求之間的制度缺失，也是農村金融制度的供給和制度需求出現失衡，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對制度的需求源于經濟主體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制度供給則是經濟體系出現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國農村金融市場上，并不存在良好的農村金融生態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現為農村金融生態主體的制度供給不足和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制度需求過剩金融論文，這種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變遷的強大動力，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制度變遷的路徑論文格式范文。

（二）農村金融生態中的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是科斯傳統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概念，他認為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與此相反，強制性制度變遷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實行，從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歷史來看，強制性制度變遷一直居主導地位。上世紀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動下開始興起;60年代，國家指定當時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劃歸中國農業銀行管理;90年代，又實行行社脫鉤，實行在國家管理下的自主發展的合作金融發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雖已確立，但遠未達到農民廣泛參與的合作金融宗旨。從表象來看，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的管制是規范農村金融市場，維護農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風險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實上這種強制性制度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廣大農戶的投資沖動，大大減少了農村金融市場的金融交易數量，導致了農業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態環境中的關鍵因素之一，政府行為是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中的一股獨特而重要的力量，對金融生態主體的影響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變遷受諸多因素影響，也直接決定了農村金融生態運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農村金融領域一改計劃經濟時代農村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單一的局面，農村金融生態主體逐漸多樣化，如四大國有銀行尤其是農業銀行開始在農村開展商業化經營金融論文，國家建立了農業政策性銀行等，在農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個基本上能夠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效服務的農村金融體系。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落后的小農經濟，典型的茍元結構購統竅綬指釷溝門褰鶉謚貧戎禿笥諗寰濟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中的農戶，農村企業和農村政府從非正規金融生態主體中尋求金融產品和服務實為無奈的選擇，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勃興也就水到渠成。因此，農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成為農村經濟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趨勢，農村非正規金融或者民間金融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制度供給的不足，但帶來的新問題是民間金融缺乏制度的規范而可能隱藏金融風險。

二、關于農村金融制度創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農村金融體系是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落腳點。要跳出農村金融供給制度陷阱，必須加強農村金融制度創新。

（一）完善農村產權制度，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沒有抵押物，成為中國農民貸款難的最主要原因，長久以來，中國農民最大的資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為沒有與城市一樣的產權，均為抵押禁區。因此，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應從完善農村產權制度著手:一是賦予農民完整的財產權。建議將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改革為土地使用權，由國土部門發給土地使用證，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權、買賣權、抵押權和繼承權。而農村房產也應該與城市房產一樣擁有完全產權，可以自由流轉，尤其是對城市居民的流轉。二是培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一方面要完善農村土地市場的交易機構。健全農村土地使用權市場運作的立法、執法和仲裁，保護農村土地市場的正常運作。在進一步明晰產權的前提下，允許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農村土地使用權相關法律制度。盡快出臺農村土地產權方面的相關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確規定農村土地使用權可以抵押、出讓、繼承出租、人股等流轉形式。四是建立農村房屋產權制度。修改現行農村房屋產權制度，使之可以進入市場，完善房產權屬登記、發證、流轉制度。要建立城鄉統一住宅市場，使農民住房資產資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變現，改善農村融資難的現狀。目前對國有和私有的物權、產權邊界已經比較清晰，唯獨對于集體物權、產權界定、計價、流動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確定，導致巨額的物權不能定價、流通，置身于經濟貨幣化的進程之外金融論文，成為顧拉溝淖什，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各類可流轉資產權益的確權、頒證制度，使農民與農村的資產可以有較好的表證。完善市場化流轉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轉平臺和機構，建立有農村特點的物權、產權價格形成機制。要逐步建立農村生產要素計價、流動、配置體系。長期以來，我國產權制度按照國有、私有和集體三種方式界定。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各類可流轉資產權益的確權、頒證制度，完善市場化流轉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轉平臺和機構，建立有農村特點的物權、產權價格形成機制。

（二）引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適度發展，構建符合國情的農村金融體系。首先要正視和承認非正規金融在農村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改變對其持有的漠視和敵視的態度，并認真研究其特有的發展規律。民間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間金融，客觀認識民間金融，注意學習和研究民間金融，依法對民間金融進行合理的引導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規金融和民間金融的合理競爭和良性互動。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曾通過使民間金融購戲ɑ溝姆絞嚼垂娣睹竇浣鶉冢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我們要積極鼓勵正常的農村民間金融活動，給民間金融以合法的空間，以使規范意義的信用合作擁有溫床和土壤。

三、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結構的建議

完善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的基礎性工作是搞好農村地區的產權建設，農民財產權的建設與發展是農村金融發展的基礎，無產權則無金融，只有做好這個基礎工作才能使我國農村金融生態可持續發展論文格式范文。但是我們不能等到農村的產權有了徹底的改革之后才發展農村金融，而是在現有的體制條件下不斷改善農村金融的生態結構。

篇（8）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12－0023－04中圖分類號：F830.6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的改革、發展是從兩個層面上展開的，一是以政府推動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進；二是以農民為主的自下而上的創業活動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轉變大體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范疇，以農民為主的群眾創業活動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體屬于誘致性制度變遷范疇。

中國農村各個領域的改革大都從市場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開始，逐漸過渡到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逐漸興起，并演變成農村金融市場的普遍現象。非正規金融是一種因未得到現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撐而游離于現有金融體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強烈的市場化、自由化、隱形化色彩的體制外金融活動。據陳錫文（2004）研究，中國2.4億戶農民家庭中，大約只有15％左右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85％左右的農戶要獲得貸款基本上是通過民間借貸來解決。溫鐵軍（2001）對我國東中西15個省24個縣41個村的調查發現，民間借貸發生率高達95％。

國內外對非正規金融制度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研究不多，且大都從誘致性制度變遷出發，忽視了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在農村金融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興起主要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中國農村正規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農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則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為非正規金融的產生提供了市場空間，為金融制度創新提供了激勵，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是對這一利潤機會的理性回應。非正規金融從它“誕生”之日起一直發揮著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增加農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與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并不對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供給與制度供給，即非正規金融的發展以及所引發的農村金融制度的變遷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

二、制度變遷相關理論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統論證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家,“對制度變遷需求的轉變是由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技術變遷所引致的；對制度變遷供給的轉變是由社會科學知識及法律、商業、社會服務和計劃領域的進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總結以往經濟學家觀點的基礎上，把制度變遷分為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和強制性的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一群(個)人在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變遷。

強大的制度需求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源泉。影響制度變遷的需求因素提供了進行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而影響制度變遷的供給因素降低了進行制度變遷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舊制度向新制度轉變。從制度變遷的主導因素看，在誘致性變遷中，制度需求是主導性的，而制度供給是適應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條件下，經濟主體發現潛在利益并采取行動，對現有資源進行重新組織并努力創造條件以降低制度變遷成本，進而使得適當的制度能被供給出來。

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排斥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并非都是自動完成的，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它需要人們之間進行自愿的聯合行動來完成，但集體行動常常面臨高成本壁壘，為此制度供給可能不足。為提高制度供給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資源，“由技術與制度創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資源來分割收益的激勵。” 也就是說誘致性制度變遷有時不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參與，反而需要政治力量來促成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能提供市場經濟運行的所有制度供給，諸如市場經濟的法律建設，宏觀經濟調控、教育、交通等社會公共產品、社會保障體系、明確界定的產權體系等，沒有強制性制度變遷提供游戲規則的情況下，將導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發展，最后影響經濟的發展。

誘致性制度變遷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強制性變遷轉化。誘致性制度變遷不斷推進將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誘致性制度變遷能形成市場績效，為政府提供試點式經驗；當誘致性制度變遷形成的制度安排成為全社會主流制度安排時，社會的制度構架會發生質的變化，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推進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制度安排，為實現新的制度均衡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

三、中國農村正規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嚴重弱化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我國惟一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其主要任務本應是承擔國家規定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并財政性支農資金的撥付，但從目前情況看，一方面，其主要業務僅限于單一的國有糧棉油流通環節信貸服務，在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農業科技進步等方面功能嚴重缺位；另一方面，農業銀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業務，如扶貧貸款與政府貼息貸款等，導致農業政策性金融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嚴重下滑，支農功能不足；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長期以來資金撥付有限，且資金不能按時到位，有時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籌資成本上升，制約了農業發展銀行的發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嚴重弱化，制約了政策性金融資金支農作用的有效發揮，對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貸收縮

商業銀行的“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的經營原則與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分散性、波動性、長期性”向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按照“經濟、高效、精簡、合理”的原則，對農村經營網點進行大規模撤并，如1999―2001年寧夏共撤并縣域國有商業銀行機構和營業網點158個，其中縣以下占93%。仍在農村開展業務的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寥寥無幾，而剩下的營業網點大多把有限的貸款資金發放給大型基礎設施、國債配套資金和生態建設等國有大型項目，而對急需資金的農業生產和個體、私營企業的貸款卻全面緊縮。作為農村金融市場中居主導地位的中國農業銀行將農業資金從以農業為主轉為以工商業并舉，競爭視角從農村轉向城市，以獲取足夠的資金來源及高額回報，使得農村金融市場本來就很少的國有資本變得更為稀缺。

（三）農村信用社壟斷性供給的弊端

在國有商業銀行功能嚴重缺位的狀況下，農村信用合作社事實上已成為農村金融市場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貧困地區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機構。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務范圍非常有限，經營的自負盈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業傾向，使得資金向收益相對高的城鎮或非農部門流動，真正需要資金貸款的農戶難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國農村信用社吸收各項存款19469億元，各項貸款14117億元，兩者差5352億元，其中有價證券及投資1812億元，凈存放中央銀行684億元，拆借給其他金融機構1152億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計從農村流出資金約3000億元（夏斌，2003）。同時，農信社長期以來產權主體不明晰，歷史包袱沉重，員工素質不高，電子化建設水平低，結算手段落后，服務品種單一，獨自面對龐大的農村市場需求，其規模與實力顯得十分弱小。

（四）農村郵政儲蓄機構，本應在農村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但其嚴重的制度缺陷無法有效承擔支農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是業務單一，只吸收存款，不發放貸款；二是通過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農村剩余資金 “倒流”到城市，加大了農村金融缺口，加劇了農村經濟發展資金供給不足的矛盾。

四、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經濟效應與制度效應

（一）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經濟效應

農村經濟主體的微觀活動及其融資行為具有分散化、規模小、周期長、監控難、風險大等特點，農業的回報率低，正規金融的利潤最大化與農業發展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加之農村人口相對貧困，儲蓄不足，大規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缺乏存在的基礎，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的經營往往無利可圖，因此正規金融供給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發生在農村地區。巨大的金融缺口為非正規金融的成長、壯大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和盈利機會。在市場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農村民間金融及合作基金會為代表的農村非正規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補了我國農村巨大的金融缺口，為農村社會與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實地調查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私營企業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規金融（或者經濟學家所稱的路邊交易市場，Curb market）融資。

非正規金融推動農村經濟增長、增加社會福利的績效也得到了實證研究。高艷（2007）實證研究發現，1986―2003年，農村非正規金融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向關系。從促進農民年增收的效率來看，非正規金融要高于正規金融。根據史晉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國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40％，貸款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80％，非國有部門的經濟增長貢獻率約為60％，其貸款卻只占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總量的不到20％，這表明我國正規金融制度嚴重不適應現有的經濟基礎，而非正規金融制度卻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二）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制度效應

非正規金融作為一種創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規金融是社會成員間利用我國鄉村的各種習俗、慣例或血緣關系，達成的廣泛的非正規合約，這一合約是建立在社會成員之間的長期行為合約、隱含合約的繼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地緣、人緣和血緣、業緣等原因，非正規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優勢，貸款人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強的甄別能力，能有效避免或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違約行為；農村民間融資無繁瑣的交易手續，交易過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籌集所需資金。非正規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對供給方“公關”而支付“尋租”成本，其融資成本低廉。

非正規金融制度與農村現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競爭，促進了農村正規金融制度的變革。在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正規金融的貸款行為有時會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場因素的影響，貸款基準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農村民間金融中的借貸行為和利率都是市場化的。可以說，農村民間金融是一種純粹的市場金融形式和市場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規金融所反映出來的機制優勢、信息優勢、成本優勢、速度優勢能大大提升這種制度安排與正規金融制度安排的競爭優勢和市場競爭能力，從而給正規金融組織一種優勝劣汰的競爭壓力，迫使政府、正規金融組織對原有的制度安排進行重新思考。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以及政府如對其進行規范、引導，這將對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非正規金融的形成、發展有利于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非正規金融對違約者是一種硬預算約束，違約者的違約不僅會遭受輿論譴責、社會排斥、群體懲罰，還有可能遭受暴力傷害，這大大降低了非正規金融的違約率。Aleem（1993）估計，在他研究的大多數案例中，非正規金融的違約率一般要低于正規金融5％左右。非正規金融在契約執行與治理上具有獨特的制度安排，相對于正規金融契約改善了農村經濟主體遵守合約、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識，營造良好的農村信用環境，從而為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

（一）非正規金融的產生與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

我國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我國促進農村鄉鎮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政策，農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促使了農村經濟主體的多元化與對金融服務的多元化需求。而農村正規金融卻存在業務相對萎縮，經營不善和農民貸款困難等問題，正規金融供給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和諧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種獲利機會為非正規金融的形成（一種適應農村經濟新形勢的制度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制度一直蘊含著經濟體系內在的非均衡性，這種非均衡性主要體現在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抑制和國家對金融市場的壟斷式控制，導致長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結構”， 這表現在私人部門經濟面臨的融資約束、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諸多方面。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為非正規金融（相對于正規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型的制度安排）的產生提供了市場空間，為金融制度創新提供了激勵，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是對這一利潤機會的理性回應，它是非均衡的長期發展而導致農村金融市場的自發“矯正”，從而逐漸孕育出另一種更為有效的制度安排，從而實現對現有農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補充和完善。

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產生過程是一個典型的市場主導的需求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但我國非正規金融的有序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的合理變遷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引導，它具有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相互交織的特征。

（二）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與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

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排斥強制性制度變遷。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既包括非正規金融的演進，又包括對原有金融制度集合進行變革。從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機制的角度看，非正規金融是作為正規金融制度的“邊際”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規金融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向正規金融制度演變。因此，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是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即非正規金融的演進（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會對現有的正規金融造成強烈沖擊，從而引發政府對農村現有金融制度進行有效變革（強制性制度變遷）。而這種對現有金融制度變革本身就是對非正規金融進行批判、繼承的過程，即把非正規金融逐漸納入農村正規金融體系的過程。同時，強制性制度創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誘致性制度創新（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車”問題而產生的制度供給不足。同時，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統治基礎情況對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方向和方式也會有很大影響。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壯大也離不開政府的政策供給、法律供給，政府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演進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臺，也有利于其正規化、規范化的發展。

總之，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產生了農村非正規金融，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能推動非正規金融的有序演進、逐漸融入農村金融體系與金融制度變革。其發展邏輯是，農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農村金融的“二元結構”促使了誘致性制度變遷，促進了經濟發展及其農村金融制度運行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而推動了政府主導的金融制度變革。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是一個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濟基礎演變引發國家對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過程。

六、結論

我國農村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興起的廣泛的非正規金融，從制度變遷來看，它是一種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由于現有的農村正規金融制度供給與農村金融需求多元化這對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但是，中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壯大以及農村金融發展絕對離不開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它需要政府對農村金融制度進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應該對現有的正規金融制度進行重新設計以解決正規金融制度供給嚴重不足、與農村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另一方面，國家對非正規金融的態度不應該是“默許”，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壓制”，應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非正規金融進行規范、引導，賦予其合法地位，從而促使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才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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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的關系

怎樣理解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的關系，怎樣來對民間金融的功能進行定位，這是認識、發展和規范民間金融的前提。本文認為，在對民間金融的定位中，首先要明確一點：發展民間金融不是要其替代或是沖擊正規金融，而是完善我國金融體系的必需。民間金融的發展不會對國有金融造成根本性的沖擊，國有金融的改革改制也將無法擰滅民間金融發展的火焰。民間金融與國有金融之間是一種既競爭又互補的關系。

競爭關系表明兩者處在同一個市場上，被稱為“共同市場”。科技論文。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同處于一個金融市場內，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必然存在競爭。互補關系表明兩者的市場具有一定的分割性，這種分割性使得市場中有存在不同需求者和供給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不完備所導致的正規金融部門不可能將其服務覆蓋到所有的領域，而民間金融的存在正好填補了正規金融的空隙。

（一）競爭關系在同一個金融體系中，民間金融的存在必然會給正規金融機構帶來競爭。但是由于民間金融和正規金融自身的一些特性，使得它們之間的競爭呈現出一種特有的狀態。

學者商原波在對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關系的研究中，把這兩者的關系置于整個金融生態體系中，引入生態學中的高斯假說（或稱競爭排斥原理），得到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的競爭可以達到一種均衡這一結論。根據高斯假說，兩個種群的共存只能在物種生態位分化的穩定，均勻環境中發生；完全相同的種，不能長久地共存，一個種最終會被另一個種所取代。民間金融產品與正規金融產品之所以能夠在一個競爭環境中達到一個共存的競爭均衡，從而兩供給部門能夠同時存在一個共同市場上，是因為生態位分化的結果。生態位是指某一物種在相應的生物群落中所處時間和空間上的位置、功能及與其他相關物種（如食物和天敵等）之間的關系，尤其值得強調的是與其他種的營養關系，也就是營養生態位。金融產值的實現需要通過交易來進行，對于金融品種而言，營養生態位指的就是跟金融產品需求者的關系，就是跟借款人的關系。非正規金融部門和正規金融部門的營業生態位具有一定的分化，這種分化源于金融市場上借款人的異質性，主要表現為借款人偏好以及需求函數的差異。差異的存在決定了在共同市場上只要中小民營企業對貸款的偏好不完全一致，則非正規金融就不可能被正規金融完全“擠出”,兩部門的競爭均衡就會存在。[1]

換句話說，民間金融和正規金融作為我國金融市場中金融服務的共同供給方，它們之間必然存在競爭。同時又由于市場中需求主體的多元性、多層次性，使得任何一種單一的金融安排都無法完全滿足金融市場的需求，這也就給民間金融和正規金融的競爭均衡提供了可能性。

（二）互補關系互補效應的產生在于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在金融生態中滿足了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融資需求。各自具有的比較優勢使得它們在金融市場上能夠服務于不同類型的對象，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分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補關系。現階段，我國民間金融主要表現為金融供給不能滿足由經濟快速發展、變革帶來的高速膨脹的金融需求的反映。也就是說，正規金融無法滿足金融市場的需要，需要發揮民間金融的作用來進行補充，即民間金融和正規金融之間存在著互補關系。

我們可以從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服務的領域和對象來比較這種互補性。從服務的領域來看，正規金融主要服務于城市，而放棄了廣大的農村地區和鄉土社會。科技論文。從融資的服務對象上說，正規金融具有明顯的“產權歧視”和“規模歧視”，正規金融主要服務的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把很多民營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排除在正規金融體制之外，造成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而民間金融卻恰恰可以滿足這部分市場。

數據顯示，如今我國中小企業己占全部注冊企業的99%，中小企業實現的工業總產值和利稅分別占全國工業企業的60%和40%以上，提供的就業機會約占全社會的75%。我國正規國有銀行偏好國有經濟，非公有制經濟較難從國有銀行得到信貸支持。民間金融的存在，可以形成對國有金融部門的重要補充，共同推動經濟的發展。中央銀行在2005年5月的《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也承認了民間金融的補充作用，認為“一方面民間融資具有一定地點優化資源配置功能……。民間融資的發展還形成了與正規金融的互補效應。”

二、民間金融的存在是一個歷史過程 民間金融的存在是一個歷史過程，民間金融的活躍伴隨著商品經濟的整個發展過程。首先，從時間上看，民間金融的產生和發展時間早于正規金融；其次，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盡管近年來，正規金融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提升金融服務能力，規模也不斷擴大，但是市場競爭理論告訴我們，由于市場主體的異質性，市場中的供給方不可能是單一的，也就是說，正規金融的改革和自我完善只能提高其自身的效率，不會也不可能帶來民間金融的消退。民間金融不僅存在于過去、現在，還將存在于未來。

（一） 民間金融早于正規金融出現民間金融的發展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國有金融產生之前就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存在著。私人錢莊可以考證的最早出現時期是明朝，而典當業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合會的發展在我國也有著近千年的歷史。雖然在解放初期，由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民間金融后來隨著計劃經濟的實行，民間金融逐漸退出市場。但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及非國有經濟的迅速發展，民間金融再次迅速發展起來。在金融的發展史中，民間金融往往既是金融制度變遷的初始狀態，又是金融創新的源泉。正是在民間金融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由政府或者其人對民間金融的活動進行規范，才誕生了各種正規的金融活動。

（二）民間金融將長期存在近年來，為了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政府開始推進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制。改制的目的是完善金融體系，增強國有金融機構的競爭力。那么民間金融會不會隨著正規金融的完善和發展而逐步衰弱甚至是消失呢？

答案是不會。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金融市場的需求主體是多層次、多元的，這就需要有多層次的金融供給者。無論正規金融如何完善，都無法滿足所有金融需求。科技論文。二是民間金融有其生存的內在必然性。民間金融是對信息不對稱、金融管制的自然反映，只要這兩個因素存在，民間金融就不會消失。而在我國這兩個因素將長期存在，那么民間金融也必然存在。三是國有金融機構改制的成功并不意味著金融資源的最優配置。國有金融的一系列改革會提高其效率，逐步提高收益，實現自身的效益最大化，但國有金融效益最大化并不等同我國金融市場效益的最優化。

圖1.1國有金融壟斷下的效率不對稱

從圖1.1中我們可以看到，生產可能性邊界既定的情況下，國有銀行沒有進行商業改制之前的效用曲線是U1，與生產可能性邊界交與A，在改制的激勵下，國有銀行效率提高，效用曲線為U2，此時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的交點為B，顯然優于改制前的A點。但是在此點僅僅是國有銀行的效用最大化，并非整個金融系統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之所以說B點不是帕累托最優，是因為在不損害信貸供給者效用與福利的情況下，金融資源仍存在帕累托改進的空間，可以使社會福利水平進一步提高。金融資源配置從B點向最優配置的C點移動過程中，需要一個多元化、富有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但是國有銀行的商業改制顯然無法實現這點，所以說它并不具備把低效率B點推移到帕累托最優E點的作用。也就是說，國有銀行的商業改制固然有利于提高金融系統的效率，但是僅靠國有金融是無法實現整個金融體系的資源最優化，還必須要有民間金融的參與。無論國有銀行如何完善，鑒于其產權所帶來的局限性，其在金融市場中作用的發揮也必然無法兼顧所有需求主體，在這種情形下，民間金融也必將長期存在。

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制度也將不斷變遷。在這個進程中一部分民間金融可能會逐漸被合法、正規化。但是民間金融并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經濟的發展將不斷催生新的民間金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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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原波，《非正規金融在我國金融生態中的地位和作用》，上海財經大學，2005

篇（10）

現階段，我國很多地區仍存在較為嚴重的二元經濟結構，發展農村經濟，統籌城鄉發展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縱觀近期文獻，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金融的發展呈現正相關的關系，但這種關系表現得并不明顯，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阻滯給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威脅。 

一、相關關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退出農村金融市場 

從2000年開始，在我國農村，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相繼撤出縣級及縣級以下地區。從而導致農村金融供應機構以及資金供應出現嚴重缺口，與當時農村經濟機制改革產生重大矛盾，隨著矛盾的日益尖銳，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著積重難返的威脅。 

（二）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環境 

現階段農村經濟的發展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運行環境：一是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觀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四是應加強農村社會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農村非正規金融行業沖擊金融市場 

在農村，私人借貸極為普遍，構成了農村借貸的主要方面。農戶的支出比例從大到小依次為教育、生活、醫療和生產，當入不敷出時，農戶往往更傾向于通過私人借貸的方式獲得資金。有數據顯示，農戶從正規金融獲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這主要是因為通過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獲得借款非常困難。調查顯示，農民借貸的問題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錢。非正規金融的存在顯然有其必要性，但問題是非正規金融游離于法律之外，可能蘊含著極大的風險。 

（四）存款保險體系不健全 

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金融穩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強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防止擠兌危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現行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缺乏相關的存款保險制度，從而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二、政策建議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外部支持環境 

現有農村金融監管力量，分別來自于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各省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往往出現職責上的分工問題，或者造成監管漏洞，監管不到位，或者監管過度。因此應該加強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 

農村金融改革同時需要一個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一是需要相應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需要相關準備金管理，再貸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觀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促進農村商業金融服務的改善；四是加強農村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進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 

（二）推進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協調發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這就造成了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改革脫節。農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農村金融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變化。農村經濟和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帶來了農村金融需求的變化。經濟發展的過程在逐漸地削弱二元結構特征，城鄉統籌、縮小城鄉差距也成為政府現階段經濟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的互動式發展”一文中提到，與城市金融相比，農村金融服務對象的特殊性、服務地域的廣闊性而導致經營管理難度較大，而使以利潤為導向的金融機構望而卻步。因此，應注意農村金融系統改革與城市金融系統改革推進的協調性。 

（三）完善我國農村存款保險制度 

鑒于我國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齊的農村信用環境，設置強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并且強化準入機制，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將經營效益差的信用單位排出農村金融市場，確保農民的財產安全。 

（四）注重農村金融的多元化發展，實現小額信貸組織創新。 

雖然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充斥了正規農村金融市場，但我們不能否認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同性質市場的存在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雙方會不約而同地改善經營模式，加強管理，而最終獲益者為廣大農民，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保障。 

例如，進行以利潤為導向、成本收益平衡、運行效率高的小額信貸組織創新，通過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從多個渠道減少對捐贈的依賴。 

（五）區別化對待，滿足不同地區的農村建設要求 

我國不同地區農村的經濟狀況、耕作環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異顯著，因此出臺政策應區別化對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將農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區的等級劃分，逐層削減規模，使農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農村，切實為農民解決問題。這樣，既可以節省農民辦理事務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從而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六）完善金融所有制結構，加快資金回流 

有數據顯示，農村建設常出現資金運用不合理的情況。因此可規定對資金運用達不到規定比例的，要求其增加信貸資金投入，或者減少存款，或者自動退出農村存款市場。加快資金的回流，為農村的建設提供充分的資金流支持。 

參考文獻： 

[1] 周霆，鄧煥民.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創新論[m].中國財經出版社，2005. 

[2]薛紅，賴景生.基于城鄉統籌視角下重慶市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相關關系分析[j].管理學家.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