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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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問題在于，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來說，還有著更多的、不可忽視的、加重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參數)。正是這些加重性重要影響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現象更加嚴重。客觀、全面地來看，如果說中國的貧富差距現象在某種條件下被夸大了的話，那么，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一現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問題被人們明顯地低估或掩蓋了。

這些對于貧富差距現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響的因素(參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過大。目前，由于規則體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經濟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比較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比如，稅務專家的研究顯示：2002年根據中國含稅GDP倒算，企業有3000-4000億元該交納的稅沒有收上來。于是，這樣一項巨額的本應屬于公共資源的資金便流向了少數群體和個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納入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的地下經濟、各種公益事業的亂收費、權力尋租等現象，中國現階段的灰色經濟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大量的灰色經濟必然會產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當中，人數少卻居于優勢位置的社會群體必定會占據一個高比例的份額。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必定會被加重。現在公布的中國基尼系數一般為0.46左右。如果再將灰色收入的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當在0.5以上。正如經濟學家劉國光所指出的那樣，已公布的基尼系數，難以計入引發人們不滿的不合理、非規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則基尼系數又會加大，在原來0.4-0.5之間又升高0.1左右，即比現在公布的基尼系數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合作調查也顯示，大陸的基尼系數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會群體資產之間的差距擴大速度過快。現在人們對于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多是從收入差距的角度著眼，幾乎將貧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實際上，居民在資產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狀況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一般來說，當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后，對于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的需求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對于中低收入者來說，購買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著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對于高收入者來說，在住房等固定資產方面的優勢，雖然也意味著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時更意味著其資產收益的增加和資產變現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社會當中，居民之間如果在資產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那么，對于這個社會長期的不公正態勢將起著一種明顯的維持和加重的作用。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同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現象相比，中國居民在資產方面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更快。根據經濟學家趙人偉和李實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如果我們再將2002-2005年房價急劇上漲的因素一并考慮進去，那么中國現在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毫無疑問地就更加嚴重。

第三，大量社會成員基本生存底線保障的缺乏。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底線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礎性的民生問題，涉及到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是否具有最為基本的前提和平臺的問題。對于大量的低收入者來說，它屬于兜底性的社會保護，可以確保其基本生存狀態不至于惡化到難以生存的地步。同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我國香港、東歐、俄羅斯以及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恰恰缺少這樣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從前蘇聯時期開始，就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因為如此，所以，盡管俄羅斯在急劇轉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貧困者，但是，這些貧困者在基本生活資料、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其基本的生存問題不至于惡化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從而也保證了這些貧困者不至于變成激烈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們國家的具體狀況不容樂觀。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四位，財政收入突飛猛進，外匯儲備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為世界倒數第一。我國現在只有15%的社會成員享受到公共衛生保障；大量的社會成員缺少起碼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額的、政策所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為中國最大社會群體的農民從總體上來說沒有社會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購買不起起碼的住房。“就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新的“三座大山”。應對風險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會成員的生存條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會對貧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所以，對于大批的貧困者來說，其基本生存狀況惡化到什么地步，向下變化的空間有多大，沒有限度，難以預期。進一步看，這就使得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問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更加嚴重：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難以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難以達到；更有甚者，大量社會成員對于改革發展的認同程度難以明顯提高，社會團結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誘發社會動蕩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會整體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嚴重降低。顯然，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中國就難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難以渡過改革發展最為艱難的時期。第四，成因當中不公正成分過多。客觀地講，造成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現象的原因是兩個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歷史原因而言，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是難免的。比如，經濟的發展使得一些新的經濟板塊迅速成長，而“朝陽”產業領域當中人們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陽”產業領域中人們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居民的財產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幾乎沒有什么財產收入。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投資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財產收入如股票、房產等方面的收入，特別是城市居民的財產收入增長很快，而且其具體的分布也越來越趨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歷史原因相比，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后一類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而且幾乎是覆蓋了各個行業、各個領域。這里所說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過不規則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人們在努力的起點、機會和過程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問題，比如，正常社會流動渠道的不暢，身份制，行業壟斷摘要：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來說，還有著更多的、不可忽視的、加重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參數)。正是這些加重性重要影響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現象更加嚴重。客觀、全面地來看，如果說中國的貧富差距現象在某種條件下被夸大了的話，那么，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一現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問題被人們明顯地低估或掩蓋了。

在判斷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現象時，固然不能簡單運用某個指標如基尼系數的具體狀況來得出整體性的評估。比如，有學者認為，如果將購買力的參數考慮進去，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沒有那么嚴重，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認，這種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參數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緩解貧富差距的參數，即：同規模較小的國家或地區相比，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人群之間和地區之間隔離程度較高的國家，對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數的承受力相對來說比較強。

問題在于，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來說，還有著更多的、不可忽視的、加重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參數)。正是這些加重性重要影響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現象更加嚴重。客觀、全面地來看，如果說中國的貧富差距現象在某種條件下被夸大了的話，那么，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一現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問題被人們明顯地低估或掩蓋了。

這些對于貧富差距現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響的因素(參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過大。目前，由于規則體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經濟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比較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比如，稅務專家的研究顯示：2002年根據中國含稅GDP倒算，企業有3000-4000億元該交納的稅沒有收上來。于是，這樣一項巨額的本應屬于公共資源的資金便流向了少數群體和個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納入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的地下經濟、各種公益事業的亂收費、權力尋租等現象，中國現階段的灰色經濟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大量的灰色經濟必然會產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當中，人數少卻居于優勢位置的社會群體必定會占據一個高比例的份額。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必定會被加重。現在公布的中國基尼系數一般為0.46左右。如果再將灰色收入的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當在0.5以上。正如經濟學家劉國光所指出的那樣，已公布的基尼系數，難以計入引發人們不滿的不合理、非規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則基尼系數又會加大，在原來0.4-0.5之間又升高0.1左右，即比現在公布的基尼系數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合作調查也顯示，大陸的基尼系數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會群體資產之間的差距擴大速度過快。現在人們對于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多是從收入差距的角度著眼，幾乎將貧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實際上，居民在資產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狀況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一般來說，當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后，對于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的需求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對于中低收入者來說，購買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著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對于高收入者來說，在住房等固定資產方面的優勢，雖然也意味著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時更意味著其資產收益的增加和資產變現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社會當中，居民之間如果在資產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那么，對于這個社會長期的不公正態勢將起著一種明顯的維持和加重的作用。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同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現象相比，中國居民在資產方面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更快。根據經濟學家趙人偉和李實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如果我們再將2002-2005年房價急劇上漲的因素一并考慮進去，那么中國現在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毫無疑問地就更加嚴重。

第三，大量社會成員基本生存底線保障的缺乏。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底線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礎性的民生問題，涉及到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是否具有最為基本的前提和平臺的問題。對于大量的低收入者來說，它屬于兜底性的社會保護，可以確保其基本生存狀態不至于惡化到難以生存的地步。同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我國香港、東歐、俄羅斯以及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恰恰缺少這樣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從前蘇聯時期開始，就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因為如此，所以，盡管俄羅斯在急劇轉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貧困者，但是，這些貧困者在基本生活資料、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其基本的生存問題不至于惡化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從而也保證了這些貧困者不至于變成激烈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們國家的具體狀況不容樂觀。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四位，財政收入突飛猛進，外匯儲備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為世界倒數第一。我國現在只有15%的社會成員享受到公共衛生保障；大量的社會成員缺少起碼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額的、政策所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為中國最大社會群體的農民從總體上來說沒有社會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購買不起起碼的住房。“就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新的“三座大山”。應對風險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會成員的生存條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會對貧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所以，對于大批的貧困者來說，其基本生存狀況惡化到什么地步，向下變化的空間有多大，沒有限度，難以預期。進一步看，這就使得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問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更加嚴重：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難以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難以達到；更有甚者，大量社會成員對于改革發展的認同程度難以明顯提高，社會團結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誘發社會動蕩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會整體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嚴重降低。顯然，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中國就難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難以渡過改革發展最為艱難的時期。第四，成因當中不公正成分過多。客觀地講，造成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現象的原因是兩個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歷史原因而言，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是難免的。比如，經濟的發展使得一些新的經濟板塊迅速成長，而“朝陽”產業領域當中人們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陽”產業領域中人們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居民的財產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幾乎沒有什么財產收入。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投資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財產收入如股票、房產等方面的收入，特別是城市居民的財產收入增長很快，而且其具體的分布也越來越趨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歷史原因相比，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后一類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而且幾乎是覆蓋了各個行業、各個領域。這里所說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過不規則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人們在努力的起點、機會和過程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問題，比如，正常社會流動渠道的不暢，身份制，行業壟斷，同工不同酬，權力尋租，國有資產向個人一方的流失，公權不恰當的擴張，等等。起點、機會和過程的不公正，必然會造成結果的不公正，導致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由此可見，民眾之所以對貧富差距過大現象十分不滿，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過大的貧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會成員能力的差異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依據。正因為如此，所以，民眾對于貧富差距過大現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較小。

篇（2）

Gap of w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

LI Junheng

（Dongg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t gap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College students' inequality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problem, it also related to a series of real and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college students' life values, mental health, moral character and so on. So to deal with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pinpoint its coping measures is extremely meaningful.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measures

1 大學生貧富差距引發的問題

（1）心理問題。貧富分化使得一部分貧困生存在一定心理障礙。由于貧困大學生在特殊的環境中成長，他們在承受著“物質貧困”的同時，心理上也籠罩著陰影。他們中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心理障礙，一旦遭遇一些挫折后，就很容易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心理素質的缺陷就表現出來，如沉郁、壓抑、焦慮、自我封閉、心理失衡、對事物過度敏感、心理脆弱、戒備心理很強、不善于與人交往、過于自尊與過于自卑等。當有些外界不利因素與青春期的大學生內在心理矛盾交織在一起并激化時，就很容易導致心理失衡。

（2）價值觀問題。功利化的價值觀充斥著大學校園，過大的貧富差距必然會造成學生價值觀上的差異。特別在校園貧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在校學生思想價值上的差異也在不斷加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都受到了貧富分層的直接影響。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家庭出身的學生生活、學習、工作在一個校園內，由不同經濟基礎所導致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上的差異是正常的，本應有利于學校思想的大融合。然而當某部分學生的消費生活、穿著等生活方式的過于奢華，讓其它部分學生對于人生的理解僅僅停留在物質欲望的追求之上。

（3）學校管理問題。貧富差距導致校方對學生的管理面臨難題。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已經嚴重地沖擊著校園，對可塑性很強、正在學習知識的學生的價值觀、人身觀的形成產生著巨大的負面影響，阻隔了學生之間的正常交往和交流，同時也使校方的學生管理工作面臨難題。首先是貧困學生和富裕學生之間在思想觀念和消費方式上的差距。從大學生自然形成的一些小群體看，雖然是以共同的興趣愛好為核心，但大背景還是以經濟、家庭環境條件為區分，金錢成為一條鴻溝。雖然絕大多數學生并沒有從經濟因素上看不起貧困學生，但卻喜歡在背后議論他們的衣著打扮、言行舉止。更有些素質不高的，覺得自己天生就比貧困學生優越，與貧困學生相處時往往表現出鄙夷的態度。再則，大學生的貧富差距使得銅臭味侵蝕著大學校園的每個角落，表現在大學生中在物質生活條件上的互相攀比帶來的種種不良消費行為，如經常請客吃飯，不符合大學生身份的高價服飾、高檔汽車消費等等。

2 造成高校貧富分化的原因

2.1 個人原因

先賦因素（家庭背景）、后致因素（個人能力、進取心、對待生活的態度等）社會分層會對大學生生活態度的影響，在貧困大學生身上顯得尤其嚴重，他們都認為高等教育是改變命運、改變自身生活狀況的唯一途徑。專家經過調研發現，貧困大學生的生活態度主要分為三類，它們分別是消極型、激憤不滿型和積極融入社會型。在這三種生活態度的影響下，一些學生由于校園貧富差距過大，一時接受不了而萌發自殺念頭；一些學生覺得現實不公平，覺得農村的孩子若是考不上大學，整個家庭就沒希望了，整個人生就沒出路了；但若能積極面對社會，積極生活，他們就會通過自身不斷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使得自身的社會階層能夠得到質的提升。

2.2家庭原因――直接原因

大學生最重要的社會背景來自家庭，在一個尚未有能力獨立生活的學生來說家庭所能供給的生活費就是他們在學校的生活來源，所以家庭條件的好壞是造成高校貧富分化現象的直接原因。

2.3 社會原因――根本原因

（1）城鄉差距：由于長期分割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城市從農村汲取了幾十年的財富，致使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首次突破一萬元，大學（下轉第51頁）（上接第22頁）的貧富差距現象可以說是城鄉貧富差距的縮影，城鄉貧富差距縮小，大學校園的貧富差距也必然縮小。

（2）教育資源分配不公：沿海與內陸、城市與鄉村的教育資源分配明顯不公，農村教育經費“三點式”的籌措方式，使農村家庭背上沉重的負擔，為了改變他們家庭的命運，他們不得不保證一個子女的就讀而犧牲其他子女的前途。

（3）“高等教育產業化”理念：使傳統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為主的子女們，在高等教育高收費面前，難以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那樣與干部或私營業主的子弟們憑分數公平競爭，弱勢群體家庭中的有才華的兒女們只有望校門而嘆息。

（4）戶籍制度的城鄉隔離：戶籍制度的存在嚴重阻礙了農村向城市的向上流動，一些農村家庭為了改變家庭命運，盡力讓自己的兒女上大學，擺脫農村的陰影，但是一個大學生學費等于一個農村家庭的年收入，讓這樣的貧困家庭不堪重負。

3 高校大學生貧富分化問題的解決對策

針對高校貧困生的經濟負擔問題，要積極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保障貧困生能夠健康成長、成才。高校應加強與社會各界的合作，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立體混合式的大學生資助體系，采取獎、貸、助、補、減、勤等多種措施相結合的綜合方式解決貧困大學生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能和其他同學一樣安心完成學業。如，設立貧困生獎學金等。

其次，針對貧困生心理壓力以及心理問題，積極進行心理輔導與疏通，對貧困生的異常情緒與行為給予心理干預，幫助學生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一方面，引導貧困大學生正確認識貧困，使他們實現科學的自我定位。要引導他們正確分析他（她）們所面對的各種社會壓力，正確認識自己，使他們將貧窮作為人生的一筆財富，在磨難中使自己變得更勇敢、堅毅、開朗與成熟。另一方面，開展貧困生的心理輔導。建立貧困大學生健康檔案，對有心理障礙的貧困大學生及時進行心理調試和跟蹤輔導；選擇適合于貧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通過專題講座、主題班會、小型討論會等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人生理想教育、心理知識教育、典型案例教育等；拓展多種心理咨詢途徑，如：個別咨詢、團體咨詢、電話咨詢、網絡咨詢等，幫助有心理問題的貧困大學生疏導不良情緒，緩解心理壓力。最后，還要發揮學生會、社團的作用，開展互助活動。還可以建立心理健康互助小組等。

最后，針對貧富差距導致的人際交往困難等問題，要構建和諧的校園環境。高校必須加強內涵建設，實施內涵跳躍發展攻略，形成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正確引導學生形成平等待人、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引導學生的戀愛觀、消費觀以及消費行為呈健康態勢發展，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多挖掘校內勤工助學資源，為貧困生創造良好的校園生活環境。鼓勵貧困生與其他同學多交流、多溝通，以讓人更能了解貧困生的生活，也讓貧困生在此過程中能夠得到排除自卑情緒。學校的學生工作管理者更要充滿愛心、耐心和關心，利用好“三心”做好貧困生的輔導工作，為師生之間、學生之間構建起和諧的人際關系，營造起平等和諧透明的校園氛圍，給予貧困大學生更多的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1]謝更興.論大學生貧富差距的現狀及對策[J].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1) .

[2]汪冀澧.談中國貧富差距[J].現代商業,2010(26) .

[3]王正向.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理性思考[J].華章,2010(24).

篇（3）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飛速發展，然而，貧富差距也隨之不斷拉大。貧富差距問題似乎從古至今都存在，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現今社會卻尤為凸顯，這一問題也一直是這幾年兩會的熱點話題，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

一、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及體現

談到貧富差距，不得不提到一個與之相關的重要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如此看來，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而且還在不斷攀升。

關于我國貧富差距的具體體現可謂眾說紛紜，歸納起來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角度考慮，縱向的貧富差距可歸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消費差距的擴大和所占財產的差距擴大，這其中收入差距的擴大占主導因素，因為主要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導致了消費差距和個人所占財產差距的擴大，三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橫向的貧富差距可劃分為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區域差距。因為橫向差距和縱向差距其實是相互交叉和相互交融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每一種橫向差距里面都存在縱向差距的現象，而每一種縱向差距又都體現在每一種橫向差距里面，所以不能把兩者孤立地分開看待，而要相互聯系起來分析，又由于橫向的差距較為明顯，收入差距較容易量化把握，所以在此我們對橫向的收入差距作具體分析。

（一）城鄉居民的差距擴大

中國社科院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數據顯示，1990年以后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9646元。

（二）行業間的差距也在明顯加大

由于國家政策的特殊需要和保護，以及法律法規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完善，使得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例如電力、電信、鐵路等部門，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和競爭的不公平性，必然決定了其利潤的可觀性，最終導致了行業間差距的不斷擴大。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

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自然條件優越、政策的扶持，使東部大部分地區四通八達，人民生活富裕，并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經濟發展越來越快，而西部地區卻與之相反。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2005年，東西部人均GDP各為22200元和8970元。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以上各種貧富差距，均是通過收入差距、消費水平（如教育資源的享有、醫療水平等方面）、財產占有水平（如房產、金融資產等）表現出來，在此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二、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

我國現階段存在包括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健全，稅收制度的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法律責任制度的不健全等問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尚不健全，一些非法、違法經營，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再者，對社會的弱勢群體的重視不夠，救濟不夠或者社會保障制度未落到實處，使得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法律責任制度的不健全與不完善使得大量的危險分子得不到相應的懲罰，也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不法分子走歪門邪道獲取不義之財，促進了不公平現象的產生，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

三、貧富差距可能帶來的影響

貧富差距過大會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運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會產生兩級分化、仇富現象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會影響消費需求，阻礙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會降低低收入者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影響生產力效率的提高。每個人都不甘落后，但并不是每個人選擇的進取的方式都是一樣的，當面對更多利益面前，拜金主義、金錢至上等不良價值觀就會影響人們的判斷，同時，仇富心理也會慢慢滋生，然后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四、經濟法能在縮小我國貧富差距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法理基礎

（一）經濟法的產生背景

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經濟實現國家意志所預期目標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于產生社會化和壟斷的形成，引起市場固有的三個缺陷（即市場障礙、市場唯利性、被動型和滯后性）的顯露和市場失靈；國家調節機制和國家經濟調節職能因而得以出現和發展，并相應地采取三種基本調節方式；為規范和保證國家調節，經濟法應運而生。因此，從經濟法產生的背景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產生是為了維護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其從產生之時起便擔負著維護社會和國家利益以及通過各種方式抑制貧富差距的責任。

（二）經濟法的價值

經濟法的價值是指經濟法在客觀上所具有的能供人們利用的性能和作用。經濟法的秩序、效率和公平就是其價值所在。經濟法的價值說明了經濟法在社會大眾對經濟生活方面的秩序、效率與公平的需求下產生并發展壯大的，其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力求保證經濟生活的有序進行以及社會個體、團體之間的實質公平，而這些，恰恰正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題中之義。

（三）經濟法的功能

“經濟法是一種利益和權利的分配書，并且還是一種“再分配書”，對利益和權利的一種再分配便是經濟法的功能，所以說經濟法是利益和權利的一種再分配法。經濟法規范國家調節，讓“國家之手“對經濟領域的利益資源和權利的原有民商法分配安排，作出適當調整，進行某種再分配。而這種再分配功能，有利于社會總體效率、社會（實質）公平、符合正義要求的秩序、自由等得以實現，有利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五、縮小我國貧富差距的經濟法對策

（一）市場規制法

1.完善反壟斷法

壟斷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或多個企業對于特定市場的獨占，而反壟斷法便是反對限制競爭、維護自由公平競爭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正如上文所說，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是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健全，法律法規的不完善，通過完善反壟斷法，規制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以及行政壟斷行為，保障公平競爭，有利于形成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2.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產品質量法

經濟領域中存在著許多不正當的競爭也是我國貧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正當競爭者采取各種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商業道德的手段，損害其他經營者、消費者合法權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擾亂市場競爭秩序，這也是他們能夠一夜暴富并且越來越富的原因。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而且也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發財致富，間接性地拉大了貧富差距，因此，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有利于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至于具體的操作，可以通過將法規細化，加大處罰力度等。對于產品質量法，生產者生產的產品不合格，銷售者銷售不合格產品，其實質也是一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所以應當完善的理由與發不正當競爭法是一樣的。

（二）宏觀調控法

1.稅法

稅收是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種類是所得稅和遺產稅等。通過調節稅收來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貧富差距的無限度擴大。當然，關鍵的問題是要能夠健全合理的稅收制度并予以嚴格執行，如此，就能夠有效地控制貧富差距的拉大。

篇（4）

一、遺產稅開征的必然性

我國歷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經濟、政治等多方面都得到了飛速發展，同時也出現了諸多社會問題，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漸擴大，財富分配不均衡使得貧富差距問題日益顯現出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些問題的產生加快了政府出臺有效措施的步伐，而開征遺產稅就是很好的選擇，選擇開征遺產稅來縮小貧富差距，是因為其具備這樣的功能，并且能夠提高政府的稅收收入。國外很多國家征收遺產稅的初衷都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進而達到籌集戰爭經費的目的，例如古埃及和古羅馬，他們最初通過征收遺產稅來籌集戰爭經費。隨著歷史的變遷及社會的發展進步，增加財政收入顯然不是遺產稅最主要的功能，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

我國當前急需通過遺產稅這個稅收手段來解決財富的再次分配，進而控制財富在財富所有者家族中的逐代分布，為營造社會正義打下基礎，促進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的統一。基于這一點，社會各界普遍認為開征遺產稅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經之路，遺產稅的開征具有必然性。

二、我國遺產稅的開征呈倒逼之勢

通過我國社會的發展可以看出，推動開征遺產稅的已不再是戰爭帶來的外部壓力，而是日益積聚而成的內在壓力，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體會到的財富分配不公帶來的壓力和不安的心里失衡，這是一種社會內在的危機。這種持續的心理失衡會使人們之間產生隔閡，削減社會的凝聚力和整合力，比較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還會致使社會沖突的發生，其危險性可見一斑。我國近年來成為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雖然開征遺產稅不能完全解決我國貧富差距的問題，但是卻能緩解這一不公平現象，安撫民心，能夠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這就迫使國家盡早開征遺產稅，因此遺產稅的開征呈倒逼的勢頭，這種形勢應當盡快被政策制定者所意識到，同時也應意識到我國開征遺產稅的條件已然成熟，來盡快解決當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三、遺產稅制設計構思

（一）遺產稅的立法模式

從其他國家開征遺產稅的模式中可以看出，同時征收贈與稅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同時開征贈與稅可以避免財富所有人將財產轉移逃避稅收，打破遺產稅的公平性，妨礙遺產稅的正收。例如美國開征遺產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而后在1932年開征了贈與稅。我國的稅制模式也應同大多數國家一樣采用統一的立法模式，遺產稅與贈與稅同時立法。與此同時，也要出臺配套的法律制度來保證遺產稅的順利開征。

（二）稅制模式選擇

遺產稅制發展到今天，其稅制模式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分別是總遺產稅制、分遺產稅制、總分遺產稅制。總遺產稅制，顧名思義，就是對被繼承人死亡后留下的財產總額課稅的稅制。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國家采用總遺產稅制模式，這種稅制模式大體上只有起征點而沒有扣除和抵免項目，對遺產總額先課稅而后進行遺產分配。分遺產稅制對繼承人取得的遺產份額課稅，將被繼承人的遺產先分配，然后再對繼承人所得的遺產份額課稅。日本和德國等國家采用此模式。總分遺產稅制先實行總遺產稅制，再實行分遺產稅制。遺產稅的三種稅制模式相比，總分遺產稅制更好一些，總遺產稅制征收簡便。對于我國來說，財產登記剛起步，各方面還不健全，因此我國應采用總遺產稅制，征收工作較容易進行。

（三）遺產稅制的起征點

起征點應該根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來制定，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變化，起征點在不同的階段可以做出調整。通常在制定起征點時將GDP納入到主要影響因素中，起征點的制定至關重要，不容小覷。歷來的研究沒有把起征點當作重點來考慮，筆者認為我國的起征點為了公平起見應該適用于全國范圍。遺產稅實質上是一種富人稅，對那些實質上不算是富人的，不應增加其稅收負擔。根據我國現階段發展的情況來看，北京的一套普通住房的價值為三百萬左右，因此將三百萬規定為起征點大體上是合適的，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采用此種方法規定起征點，能夠保證被繼承人家屬的基本生活所需，并且還能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富人的抵觸心理。

（四）稅率設置

國際上開征遺產稅的國家由于本身的經濟狀況不同，有著各不相同的稅率設置，但是這些國家大體上采用超額累進稅率的稅率模式。因此，我國在稅率設置上不應標新立異，同其他國家一樣，也采用超額累進稅率。筆者認為我國遺產稅的稅率設置可以套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方便公眾理解接受，同時也有利于遺產稅的快速推廣，降低征管部門的征收壓力。在稅率的具體設置上，應當至少不低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稅率，以達到縮小貧富差距，平均社會財富的目的。設定為5%到65%之間，共7級，以10%為差率。稅率的設定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可以做出適當的改動。

（五）遺產稅的征稅范圍

每個稅種的征稅范圍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問題，必須明確的規定對什么征稅。我國學術界對征稅范圍的爭議不是很大，觀點比較統一。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國可以根據繼承法關于遺產的規定，設置遺產稅的征稅范圍。具體包括：公民的收入、具有所有權的房屋、儲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文物、圖書資料等，既包括有形資產，也包括無形資產。征稅對象應當是除去配偶和其他共有人的財產份額后的財產。關于贈與稅，有的國家規定被繼承人在生前三年內所做的捐贈均屬于遺產，除了慈善捐款以外。還有一些國家，例如韓國，以五年作為是否納入遺產的界限。我國臺灣地區以二年作為界限。我國處于開征遺產稅的起步階段，公民的納稅意識薄弱，理應適應較長的年限，仿照韓國的遺產稅制，應該將被繼承人生前5年內的非公益捐贈的財產確認為遺產。

參考文獻：

篇（5）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在人人們整體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地現象。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2003年已經至0.458，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到達危險的邊緣。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465，并將在2006年逼近0.47。

我國現階段的發展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對于什么是市場經濟？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人能給出準確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要立市場經濟就必須承認以下兩點：（1）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必然的，因為市場經濟的一個核心名詞就是競爭，而由于人們的能力各不相同，這就必然導致收入差距。（2）市場經濟必須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之上，當然我并不是說平均主義的公平，而是一種是機會平等的公平。

引起貧富差距是多方面的因素，但關鍵是在這種因素存在是否違公平的原則，這才是最主要的。一個人市場經濟下一個人收入的多少，歸根結底取決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個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則越高。例如，靠腦力吃飯的微軟總裁蓋茨無人可替代，收入必然會很高。同理，靠體力吃飯的科比?不萊恩特，也是無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他們收入高，大家也是認為公平的，所以他們所到之處才會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人們對他們并沒有產生仇富心態。

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別：一是區域差距，主要表現沿海地區與中部地區、

西部地區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二是城鄉差距，也就是城市地區與周邊農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三是處于同一發展水平的地區（如同一省區、同一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 差距。對與前兩種類別，其主要是由于某種固態資源有關，如氣候、地理環境、自然資源、或后生自然資源交通等。對于第三種類別，其主要由以下三種因素所引起的，第一，占有資產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資產等要素帶來的非勞動收入可能還會有所增加，這就使可以取得非勞動收入的群體與貧困群體收入差距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別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別是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一個經濟社會現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投資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別越來越明顯。這種差別表現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資收入多少。第三，體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

對于前兩種類別以及第三種類別的前兩種因素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人們經常談論的，因為由于地理環境或由于資產要素、人的能力等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家沒話好說，這也是市場經濟所提倡的。而現實生活當中人們不能容忍的是體制上的不公平、不公正所引起的貧富差距。這也是這片論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從我國現階段來看，體制上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給予一些當權者的行政資源造成了大量的權力尋租和權錢交易的現象。例如，在維護農地集體所有的名義下，中國的農地不準自由買賣，只能由地方政府低價壟斷收購。在這種情況下，為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出臺的有關征用農地的改革措施，使一些享有特權的地方官員和享有金融壟斷的開發商，可以作權貴之間的交易。農民作為土地的真正主人，則沒有得到公正補償。農地集體所有本來說是保護窮苦農民，結果已經造成四五千萬因失地而致貧的農民。這部分為數眾多的失地農民，本來應該憑借土地產權，分享至少2萬億元的土地增值，作為重新創業的啟動資本，并會因此大大改善中國城鄉收入的基尼系數值。可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巨額的土地增值往往落入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并造就了一批富得冒油的開發商。這種例子還有很多，如小煤窯的開采，一些地方官員憑借一些行政資源（如開采許可證頒發等）進而入股或得到一筆不小數目的錢。這些人并不是由于他們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由于他們掌握一些行政資源。

第二：我國一些壟斷企業憑借其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而獲得高額的利潤。我國目前的國有大型壟斷企業主要在電信部門、石油部門、電力部門、醫療部門、教育部門、金融部門等，有數據顯示，這些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他們并不是由于他們的體力或腦力的不可替代性，而是憑著他們所在的企業掌握壟斷性的權力和壟斷性的地位，進而可以獲取高額的壟斷利潤。

第三：我國現階段應行的一些體制還有一些不合理的現象，比如稅收制度，有的專家指出，稅收本身是一種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我國的稅收常常是一種反向的調節。比如個人所得稅，工薪階層在城市分配中的收入約占1/3，但其所承擔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在45%到75%之間。這說明，工薪階層和富人的收入差距，由于稅收的調節不是在縮小，而是有所擴大 。還比如我國的再分配制度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國家財政每年花大量的投入大量的錢，而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并不完善。

那么對于上述體制上的不公平現象，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這個公眾最為痛恨的成因？

首先，我認為要更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改革，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的收入差距擴大，不是由于過度市場化，而恰恰相反，是我們的市場化不足，很多交易并不是在自由競爭、公開透明的市場上完成，而是由一些官員暗箱操作，權錢交易。所以說我們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其次，加強法制建設，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強市場監督和管理，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規、違法經營行為，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增加執行公務的透明度，制止各種亂收費、亂攤派現象，要嚴懲、整治非法收入。要通過立法規定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稅法，加強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以《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為契機，加快政府改革，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的行為而使“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不當利益而引發的貧富差距。

最后，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當前，政府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調節，只限于個人所得稅，這既不會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也不會對職工的高收入發生較大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政府壟斷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國際慣例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加強對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該行業與其他行業收入差距過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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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衡，政府權力、收入流動性與收入分配［J］.社會科學，2005.5.

篇（6）

一、利益均衡機制缺失的表現

1. 收入差距日益擴大

社會利益分配在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和不同階層之間出現分化。從城鄉收入看，1980年城鄉收入差距為1：1.89，1990年擴大到1：2.5，而到2004年城鄉差距擴大到1：3.2，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教育補貼、養老保障、基礎設施、最低生活費救濟等因素綜合考慮進去，城鄉差距遠不止3倍，有人估計為6.倍。從地區差距看，盡管我國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但東中、西部差距仍呈擴大趨勢。據國家統計局報道，2003年西部12個省市區，面積占全國的比重為71.5%，人口占全國比重28.6%，而GDP卻只占全國的19.6%，東部11個省市區人均GDP分別相當于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1.91倍和2.38倍。從居民收入看，2003年中國最富與最窮人群收入比例為9.1：1，到2004年其比例為9.5：1，體現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公認的國際警戒線，并且還在繼續擴大。

2. 分配不公矛盾凸顯

應當承認，伴隨著經濟轉軌而發生的財富與收入不平衡和社會的貧富差異包含著合理的成份，但就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目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圍，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消極因素和不良后果。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幅度過大。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標準，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0.3-0.4之間為收入差距合理，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目前我國為0.445，已超過臨界水平，這將使改革發展的穩定環境受到威脅。收入和財富差異的形成相當部分不是依靠合法收入，而是依靠非法所得或者變相非法所得。如一些人造假、售假、販假坑害消費者；一些走私販私逃避關稅，獲取非法所得；房地產商炒賣地皮，壟斷行業靠壟斷資源暴利，部分黨政官員貪污受賄進行權錢交易等。國有資產流失與非法私有化，使一部分人獲得暴利，而大多數人受損。一些人利用職權侵吞國有資產牟取暴利，或"設租"獲得"尋租"收入，成為暴富階層。

3. 新的弱勢群體產生

在經濟轉軌進程中，不同社會群體在分享收益和承受轉軌損失中的地位不同，處境不同，經濟主體逐漸分化成強勢和弱勢兩大社會群體，二者在表達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上存在著明顯差異，有錢有勢的強勢群體可動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影響公共輿論，甚至影響政府的決策。而包括下崗工人、進城的農民工、失業者、城鄉貧困者、殘疾人、較早退休人員及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人成為現有的弱勢群體。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不完全統計其數量約有0.8億-1億人，盡管人數眾多，但掌握的資源很少，其聲音很難在社會上發出來，他們處于社會生活最底層，經濟上貧困，生活質量低，承受能力差，少數人實際上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也未解決。

二、利益均衡機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導致利益均衡機制缺失的原因十分復雜，大體可歸納為兩個方面，即市場和政府。

1. 市場化改革的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濟具有拉開貧富差距的本能。從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來看，市場經濟按效率分配的原則是我國利益失衡的基本原因。目前我國實行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這種分配方式，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按貢獻大小分配，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因此，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和不同個人之間，由于占有生產要素的情況不一樣、自然條件和競爭環境的差別與個人天賦的差異，競爭的結果在非完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使得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就成為難以避免的現實。

從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我國正處于貧富差距拉大階段。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均GNP和收入不平等的關系是一條倒U型曲線，在十分貧窮落后的國家中，貧富差距不明顯。而在人均GNP達到500-1000美元時，貧富差距迅速上升，只有進入中等發展水平后，貧富差距才會隨著人均GNP的提高而下降。這是因為在一個國家市場化改革的初期，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必須貫徹效率優先的原則，這就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數上升，而當這個國家達到中等發達水平后，由于經濟基礎相對比較雄厚，可以拿出較多的財力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這樣就可以相對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數。我國目前大約GNP恰好處于500-1000美元這個階段，因此貧富差距的拉大是現階段難以避免的現象。

2. 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的影響

制度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不相適應，原有的許多制度已難以有效調節新的利益矛盾，新的利益協調機制尚未健全，在面臨一些新的利益沖突時，甚至出現了制度缺失。如農村的土地流轉制度、拆遷補償制度、社會風險預警和監控機制等。.在政策資源的配置上強調效率忽略了公平。市場競爭造成的強勢和弱勢群體的客觀存在，市場分配的缺陷和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必須由政府的宏觀調節來彌補，但我國政府有些政策的調節作用不僅沒有能有效地克服市場機制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反而在不少方面擴大了這種差距。具有縮小差距功能的宏觀調控工具未得到有效利用或失靈。我國在再分配領域，既沒能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調控工具調節高收入者的水平，也沒能對低收入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和保護，結果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較大的收入差距沒能得到真正的緩解和調整，使利益失衡愈發加劇。我國是在人口眾多、生產力水平低、發展不平衡這些特殊情況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以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幾十年來逐漸固化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和二元戶籍制，是維護城鄉利益格局的一項基本制度，它使城鄉居民在文化教育、勞動保護、就業幫助、醫療衛生、福利補貼、養老保險等身份待遇上存在著一系列嚴重差別。就勞動者個人來說，往往缺乏公平的競爭機會和條件，這種因宏觀管理體制制約造成的機會不均等，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

三、構建和諧社會利益均衡機制的途徑

1. 完善政府宏觀調控機制，縮小收入差距

首先，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國在"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時，還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既發揮投資主體、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創造更多財富，同時通過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調節社會差距，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和懸殊問題，實現社會的公平與穩定。我國要適時調整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的收入，減緩因貧富懸殊造成的兩極對立。

二是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強化稅收的公平原則。我國要充分利用稅收手段調整收入和財富占有上的差距，強化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同時建立公平合理的稅負機制，使城鄉居民享有平等稅收的權利和義務。在城鎮全面推行貨幣化工資制度，將各種福利全部納入貨幣化工資，逐步建立與個人身份證號碼相關聯的個人收入監控體系，這不僅有利于遏制權力腐敗，也可使個人所得稅建立在實際收入基礎上。

2. 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利益協調機制

強化現有組織機構的整合功能。一是建立健全組織的協調機制，社會組織作為公眾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眾個人具有更強的政治表達能力，通過組織之間的對話溝通、協商談判、公開聽證、聯席會議等方式，使已經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存在的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二是建立基層組織運行機制。在社會轉型時期，大量的社會矛盾潛伏在基層、爆發在基層、解決也在基層。加強基層黨團組織、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的作用。同時大力培育各種規模不等、影響不同的自發性、行業性、學術性、聯誼性的社團等新的基層組織，充分發揮其提供服務、反映訴求、凝聚人心、引導行為的作用，特別是要引導群眾通過合法的、理性的渠道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

建立協調的勞資關系。勞資關系是勞資雙方在勞動過程中結成的平等社會關系，雙方主體在人格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雙方享有對等的權利和義務，在處理雙方利益時，遵循對等協商的原則。這就需要強化工會的職能，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當前值得關注的是在各類企業廣泛推行的工資協商談判制度，有利于完善工資決定和正常調整機制、欠薪保障制度等，能夠杜絕拖欠工資現象的產生。

3. 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的利益補償機制

一是在政策上傾斜支助原則。這些政策應包括：第一，建立新型的農業與國民經濟關系方面的政策，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國家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實施有利于農民收入提高的制度安排；幫助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取消對農民自由遷移的限制性，逐步縮小城鄉差距。與此同時，應當制定扶持弱勢群體在改革進程中的獲利能力和獲利水平方面的政策，培養和增強其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競爭力。另外，我們應加強職業技術培訓和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二是在利益上適度補償的原則。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的制約，只能采取適度補償的方法，補償過高，財政不堪重負，補償過低，起不到應有的效果，應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提高，適時調整和相應提高補償的標準；與此同時，對不同的勞動者根據勞動能力的大小給予期限不同的補償，不搞一刀切。做到對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有度有序，防止出現利益補償的負面效應。

4.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社會保障立法進程。我國的社保立法進程已明顯滯后于社會保障實踐，要加快推進就業，保險救助等方面的立法。逐步實現國家通過立法使社會保障具有強制性、普遍性、互濟性和社會性的功能，形成規范的、有法律保證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加大社保資金投入力度。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廣辟財源，多方籌資，使資金來源社會化。比如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使社會最富有的階層拿出一筆錢用于社保。以發行福利彩票為重點，籌集社會資金用于社保。對各級財政預算用于社保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如從國有資產收益，國有土地轉讓等預算收入中提取社保資金等。依法擴大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覆蓋范圍，提高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進城農民工的參保率。目前亟待解決的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這對社會穩定和推進城市化進程至關重要。建立以反貧困為基準的城鄉"低保"制度，保障他們的最低生活水平，可考慮用財政支出來保障低保救濟，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保障標準。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的差異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諧社會也決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關鍵是如何有效地解決和化解沖突，這就需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建成一套分配公平公正的利益均衡機制，依靠這套機制，一方面保護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并使獲益多者有機會和渠道履行對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給后富群體獲得發展提供必要的機會和條件，使受損者和獲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補償，從而實現和諧社會利益大體均衡的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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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慶云. 公共政策分析[M]. 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

篇（7）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刻畫了許多鮮明的人物形象，其中A好似作者的化身，但筆者卻不以為然。最后作者改變了初衷，這一改變的原因就是作者和A在故事發展中都融入了調和的思想，只不過調和的程度不相同，所以最終呈現的形象也不相同，其他人物也是如此。全文就是在這種調和的思想作用下得以發展，并暗含本質與人生哲理。

二、調和思想

（一）自我調和思想

第一章，仙吉正襟危坐在少掌柜身后，兩手規規矩矩地放在圍裙下面，他聽著二人的對話，心理也在不斷地暗想：自己知道那家店的，好想在那樣上檔次的店里打著官腔。這是仙吉內心的自我調和。當聽了兩位掌柜下一段對話，仙吉不禁反問，這時他流出了口水，又小心、沉默地咽了下去。這里仙吉由內心暗想轉為外在表現，自我調和著生理和心理的差距。

第二章，仙吉趁著出差，在心理作用下故意從壽司店門前經過，想象著一片美好的樣子，此刻，他肚子餓了，將剩下的四錢硬幣弄得咔嚓作響，但是最終他還是放棄了起初的念頭，從店門前經過。這里仙吉生理與心理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是自我對追求美好事物與現實殘酷差距的調和。當他把S店的公差辦完后，卻不知不覺沿路返回，本想就這樣拐進那家店，但他最終卻不緊不慢朝著另一家店走去。這里的情節好似上天安排好的，但實際上卻是作者融入了自我調和的思想，他最終會來到這家壽司店。

第三章，A來到早就打聽好了的壽司店，他在店外和店內都躊躇了一會。這是A好奇心與階級觀念的自我調和。

第五章，A想詳細知道兒子長大了的具體數字，便打算買個體重秤，很巧來到了仙吉所在的那家店，他買了一臺很可愛的磅秤，想家人一定會很高興，然后他想趁此請仙吉吃飯，又由于讓人家知道自己的名字會感到汗顏慚愧，所以他在賬本上胡亂寫了假地址和假姓名。這里有A對親情觀的自我調和，還有A對階級觀念的自我調和。

第七章，A和學徒分_后，他一直感到落寞和不快，原文中大量描寫了他的內心獨白，直到在和B見面以及欣賞Y夫人的獨唱會期間，他的落寞感才幾乎消失。這里A深層剖析自己的內心，他的落寞感一直不消失都是他自我階級觀念調和失敗的表現。

第八章，作者描寫了仙吉的內心獨白：仙吉不經意間想起了前些天在那家壽司店出丑的事，他將前前后后所有事聯系了起來，覺得A絕非凡夫俗子。這些巧合的情節仿佛是命運的安排，但實際上卻是作者融入了自我調和的思想，并將仙吉引向朝著A是神仙方面想。這里表明作者也認為調和A與仙吉的階級貧富差距是不可能的，仙吉產生這種想法便是作者自我階級貧富觀調和失敗的表現。

第九章，A的落寞感隨著時光流逝已經消失殆盡了，但他心里還是不舒服，不想經過那家秤店，不愿自己一個人去那家壽司店就餐。表明A內心自我調和還是失敗，只有通過自己的行為去緩解那份“不舒服”。

第十章，作者描寫了仙吉衷心地感謝A，由于擔心自己習以為常，所以沒再去那家店吃，而且每當自己悲傷或痛苦的時候，他總會想起A，他堅信A還會出現在他面前，并給他帶來驚喜。這里仙吉自我調和了內心的不平衡，懷抱著希望去迎接未來。

結尾處，作者描寫了自己的內心獨白：原想續寫后文結局，但考慮到這樣寫對學徒太過殘酷，所以就此擱筆。從這可以看出作者與A形象是有出入的，確實小說和現實還是存在差距，作者在這種自我調和過程中改變了初衷。

（二）相互調和思想

第一章，掌柜是坐在柜臺的格子門里，百無聊賴地吸著煙，少掌柜則是坐在火盆旁邊看報紙。這是他們“富人”間生活習慣的相互調和。搭話更促進他們間的這種調和，他們休閑地談論著時節性食物，互相毫無顧忌地講著心中所想，仿佛他們所講就是最好的。

第三章，年輕的貴族院議員A聽了同事B關于壽司吃法的談話，便想親自體驗那樣吃的感覺。這是富人對“外界”事物的好奇，相互調和心中的詼諧。然后，小學徒來到店里，他與店老板間的談話，以及他們的動作與狀態，便是調和他們間的社會地位的差距，這樣小學徒便可勇氣十足地走出去，店老板便可將被學徒拿過的壽司丟進自己的嘴里。

第四章，A將自己在那家壽司店的所見所想告訴B，B對此也一一回答。A說出了對小學徒的同情和如果幫助他就會產生不安感，B對這種不安感難以置信，然而A還是說出了想請小學徒吃一頓，B也表示贊成。這里顯示了A與B思想道德的差距，成功地結束談話便是相互調和了這一差距，他們保留對對方的意見。

第五章，A與掌柜間的談話中，掌柜是那樣有禮貌，A也很禮貌地、平常地應對，A對他并沒有產生其他的“想法”。這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相互調和。

第六章，作者描寫了A與仙吉的談話，這是“富人”與“窮人”間的談話方式，他們的動作與狀態仿佛在情理之中，又仿佛在情理之外。A想調和他與仙吉的階級貧富差距，但A的行為卻暴露了這是不可能的。仙吉與老板娘的談話，又暴露了仙吉“窮人”的身份，老板娘用這種談話方式與語氣，就是在調和他們的地位差距，這樣才能不尷尬。

第七章，A聽完獨唱會回家后和妻子的談話，表明了A想通過相互調和來消除自己心中的不安。而他并沒有和B講自己幫助小學徒的感受，這是因為他的落寞感有部分就是因為B，B是他的同事，但他卻不能對B表露自己的真實感受。B或許也并不想聽A講這方面的事，這是兩個不知心的朋友間的相互調和。

第九章，A對妻子打趣地說的話并沒有笑，反而說自己這么膽小，不應草率地做那種事。表明A在與妻子相互調和的作用下，放棄了沖破階級枷鎖的思想。

三、啟示

無論怎樣的人，在心中都存在某些不平衡，要想生活下去，就必須不斷地自我調和與相互調和這些不平衡，人類就是在不斷地調和的過程中發展的。其次，勞動分工、階級有無等都可以說是調和的方式，也可以說是調和的結果。一個社會的穩定程度在于自我調和與相互調和的力度，社會的維持也是在這種不斷地調和的過程中進行。同樣，在物種區分、季節變換等自我調和與相互調和的共同作用下，產生自然現象，自然得以形成，因此，自然也是在不斷地調和的過程中形成的。

篇（8）

林建華要求學生堅守誠信。林建華說，在成才的路上，無論是學習知識還是創造知識，他都希望大家牢記誠信是大學辦學的根基，也是做人的立身之本，要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誠信。

什么是誠信呢？林建華認為，誠信表現在每個課堂上，表現在每一次作業上，表現在每篇論文上。對于一些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抄襲論文、成果者，林建華認為這些行為實際上是褻瀆了學校，褻瀆了知識，更浪費了自己的生命。

篇（9）

但是“55年體制”在2009年8月的大選中行將崩潰，日本將首次出現執政黨輪替現象。鳩山一郎的嫡孫鳩山由紀夫率領的，很有可能趕自民黨下臺，搶奪到執政黨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動搖今后將會延續多長時間?自今年4月開始出現的日本經濟的復蘇，是否會夭折?日本GDP總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將何去何從?中國及世界對這些問題都十分關心。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日本經濟并沒有因為政局的動搖而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在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正常運行。不存在出現混亂、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經濟藍皮書的話來說，“日本國內金融秩序仍較穩定，經濟社會基礎層面尚好，經濟本身依然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和可遵循的經驗教訓，陷入類似20世紀90年代長期蕭條的可能性不大。”

該如何看待日本經濟?白皮書從“縮小貧富懸殊”、“公平分配”、“金融”、“貿易投資與區域經濟合作”幾個方面，對日本經濟進行了分析。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總報告里，張季風認為：“2008年日本經濟受到了比美國和歐洲更嚴重的沖擊。股市暴跌、出口驟減、工礦業生產迅速下滑、企業收益下降、失業率攀升，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在惡化。”日本經濟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譚曉軍、王海濤在論文中分析說：“日本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這個政策是導致日本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解決貧富懸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賀平從日本經濟戰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該國“一切以國民生活富裕為出發點的民本思想。”

篇（10）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全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差距從1980年的5.6倍擴大2010年的7.8倍。

這是一個平均數對比。某些國家，譬如中國相對而言是一個例外。單純從貨幣收入數字看，我國人均收入與發達國家之差距，從1980年的52倍縮小到2010年的9倍。但是，如果從綜合財富指標考核，再考慮工作時間長短和社會福利保障程度，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真實收入和財富差距遠遠不止9倍。

此外，盡管過去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跡，與發達國家相比，卻同樣存在著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增長速度低于生產增速、GDP增速和貿易增速的情況，存在著所謂“貧困性增長的困境”：即生產越多、出口越多、真實收入和財富水平卻相對越低。

而各國國內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趨勢也很嚴重，且有日益加劇之勢。1980年，美國的基尼系數還不到0.3，目前已經上升到0.42；1973年，20%最富有美國家庭的總收入占美國全部收入的比例是44%，2002年該比例上升到50%，2010年進一步上升到53%。

與美國相比，北歐高福利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程度相對較低。然而，即使歐元區最強大的經濟體德國，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也成為一個引起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

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狀況更為嚴重，某些國家和地區的貧富兩極分化已經達到威脅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危險水平。

根據王小魯和胡永泰2011年論文《中國家庭隱瞞收入的大小及分布》的估算結果，中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要比官方統計數字所顯示的結果嚴重得多。占人口10%的富有家庭的收入，實際上是最貧窮10%居民家庭收入的65倍，而官方的統計是23倍。

許多類似研究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不均正在不斷惡化。有機構估計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5，位居全球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列。

全球范圍來看，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譬如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等等，貧富差距屬全球之冠，這就是“拉美化”經濟模式的必然后果。

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教育機會不均等，教育機會不公平必然導致就業機會不公平，就業機會不均等則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貧富兩極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