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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經濟學;價值;利他主義
中圖分類號：N0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85831（2015）04015505
生態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學者博爾?。↘.E.Boulding）創立的一門新興學科，它大體上屬于一種規范經濟學，主要針對經濟學中的機械論傳統和實證主義傳統。在存在論方面，生態經濟學與機械論經濟觀根本不同，它實現了從知識論到生存論、從“以客體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從物質形而上學到人的全面發展等多維度的轉變。生態經濟學與機械論經濟觀的存在論差異，直接從它們在價值論、倫理學層面的差異中表現出來。本文初步分析了生態經濟學的價值蘊涵及其對機械論經濟觀的超越。
一、事實與價值的具體化：自然觀與價值觀
以笛卡爾（R.Descartes）的二元論為基礎，18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休謨（D.Hume）提出了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倫理關系的基礎。在生態經濟學中，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具體表現為自然觀與價值觀和倫理觀之間的關系。不僅如此，生態經濟學中的自然觀與價值觀和倫理觀之間的關系不是彼此分離的，而是相互依存。自然觀決定價值觀和倫理觀。因此兩極相通，異化的自然觀導致異化的價值觀和倫理觀。
機械論經濟觀在自然觀上的問題是忽視生態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制約作用，相應地，它在價值觀上的問題是忽視人的終極目的，自然觀上的問題與價值觀上的問題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系。具體地說，由于機械論經濟觀忽視對自然資源的節約和保護，在價值觀方面則忽視人的終極目的。對此，戴利（H.E.Daly）指出，機械論經濟觀中“經濟學自然與終極的或絕對的東西不沾邊”[1]27。因此，“增長經濟學既是非常物質化的，也是極其非物質化的。在忽視最終手段和熱力學定律時，增長經濟學表現的物質性很不夠。在忽略終極目的和倫理時，卻又表現得非常物質化” [1]28。也就是說，機械論經濟觀對經濟發展的終極手段和終極目的的雙重忽視導致了它的雙重問題：在自然觀方面，它忽視了經濟增長的自然前提，忽視了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之承載力的有限性，從而導致資源枯竭和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極其非物質化的;在價值觀方面，它只關注經濟增長對人的物質需要的滿足，因而是一種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它將人物化為經濟人，導致人生存的異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非常物質化的。這就是機械論經濟觀的基本問題。
生態經濟學在價值觀層面對機械論經濟觀的批判和超越也存在著兩個維度，“對增長的批評可以分為以目的為基礎的（道德的）和以手段為基礎的（生物物理的）兩類”[1]29。即超越機械論經濟觀的路徑有兩個，一是自然觀的變革;二是價值觀和倫理觀的變革。不僅如此，這兩個方面的變革還具有內在聯系的一體之兩面。超越機械論經濟觀在自然觀方面的異化，在經濟學層面必然走向生態經濟學，即凸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有機整體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性和依存性，凸顯生態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制約性;超越機械論經濟觀在價值觀和倫理觀方面的異化，必然走向德性的經濟發展觀，即凸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人的感性生存，凸顯經濟學的人文維度、價值維度和倫理維度。因此，生態經濟學必定同時又是德性經濟學、規范經濟學。這一變革透射出事實與價值、自然觀與價值觀之間深刻的內在聯系。為此，如果要消除機械論經濟觀在自然觀和價值觀上的異化，就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自然觀與價值觀和倫理觀之間的辯證關系。這一辯證關系在機械論經濟觀和生態經濟學中都是同樣適用的：在機械論經濟觀中，關于人與自然、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相互割裂的自然觀與關于人與自然對立斗爭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總是成對出現的;同樣，在生態經濟學中，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是一個有機整體的自然觀與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統一的價值觀總是成對出現的。生態經濟學的全部問題歸根到底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這一最終手段更好地為人的終極目的服務。
為此，生態經濟學的理想要得到落實，既需要制定一種新的自然觀，確立人和自然界正確的存在論地位，也需要制定一種相應的價值觀和倫理觀，確立人和自然界正確的價值論地位。可以說，這是生態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克服當代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的關鍵在于人的自然觀的變革并將其與價值觀、倫理觀的變革協同進行。
二、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延伸的利他主義
生態經濟學在自然觀上的整體論延伸到價值層面，就形成價值觀和倫理觀上的整體論。這種整體論在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問題上的具體表現是，生態經濟倫理觀凸顯人類是一個整體的“類意識”，并試圖在這種整體意識下協調代內、代際的利益矛盾。于是，生態經濟倫理觀開展出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成為一種面向未來的、針對他人和可能主體的責任倫理觀。
（一）生態經濟倫理觀的存在論根基：人的關系性
生態經濟學的自然觀基礎是現代有機整體論，它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主張人和自然、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是統一的有機整體;它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主張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同時，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也是有機統一的。因此，生態經濟倫理觀以人的關系性為其存在論前提。與近代哲學將人視為彼此分離的社會原子這一實體論觀念不同，馬克思哲學和當代西方哲學都主張從關系、主體間性的維度理解人的存在論地位。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2]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的存在論結構是“共同存在與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奠基在這種存在方式之中”[3]。因此，每個人都是處于特定社會關系中的共同存在，這種關系性是人的責任性的存在論前提。關系性意味著每個人在存在論地位上都既是自身也是他人。每個人都不可能以絕對獨立的個體而存在，人的存在總是表現為個體性對關系性、公共性的讓度，因而每個人都有責任性，必須承擔責任。不僅如此，每個人對自己負責就是對他人負責，對他人負責就是對自己負責。薩特指出：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由自己擔負起來。還有，當我們說人對自己負責時，我們并不是指他僅僅對自己的個性負責，而是對所有的人負責”[4]。進而言之，人的關系性決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種相互塑造、相互占有的關系和過程。因此，塑造就是被塑造，占有就是被占有。每個人在塑造自身的同時也塑造他人，在占有他人的同時也被他人所占有。一個人在何種意義和何種程度上塑造或占有他人，他也就在何種意義和何種程度上被他人塑造或占有，反之亦然。人的關系性在價值層面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依存關系。生態經濟倫理觀正是對人的利益關系的一種處理方式，正是從這種利益關系中引申出生態經濟倫理觀的基本原則――捍衛自身利益與捍衛他人利益相統一。對此，生態經濟倫理觀倡導的基本原則是“利他的利己主義”。也就是說，“利己”與“利他”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利己”包含著“利他”，“利他”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利己”。
（二）生態經濟倫理觀的道德訴求：中道原則
根據“利他的利己主義”原則，生態經濟倫理觀實質上就是要在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點，而尋求利益平衡點的基本原則是“中道原則”，它是生態經濟倫理觀的靈魂與實質。從空間維度看，生態經濟學的道德訴求是要實現代內公平：在共時代的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之間尋求平衡，肯定并限制每個人自身的利益和發展權，從而確保他人的利益和發展權。從時間維度看，生態經濟學的道德訴求是要實現代際公平：在人類的當前利益與未來利益之間尋求平衡，肯定并限制當代人的利益和發展權，從而確保后代人的利益和發展權。生態經濟倫理觀就是這樣一種平衡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當代人的利益與后代人的利益的中道原則;是一種肯定并限制自身利益、肯定并限制當代人利益，從而確保自身與他人、當代人與后代人共享平等發展權的“利他的利己主義”;是一種在空間和時間維度上的延伸的利他主義。這一基本原則決定了生態經濟倫理觀的基本特征。
首先，生態經濟倫理觀是與不在場者之間的倫理關系。當代經濟發展的影響在空間方面擴展到全球規模，在時間方面擴展到人類未來。經濟發展不僅涉及自身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不僅涉及當代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經濟發展對后代人利益的影響。因此，當代經濟發展就構筑起自身與他人、當代人與后代人、當前利益與未來利益之間的矛盾，也就是當代人彼此之間的代內利益矛盾和當代人與后代之間的代際利益矛盾。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場，因此，生態經濟倫理觀是當代人與不在場者之間的倫理關系，它試圖在每個人自身與不在場的他人、在當代人與不在場的后代人之間貫徹中道原則，尋求利益平衡點。生態經濟倫理觀主張，當代人在發展經濟以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不應該破壞代內的他人的利益和代際的后代人的利益，要為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負責。生態經濟學要求“盡量公平地為我們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說，他們對付那種抵押的機會不要預先就被褫奪了”[5]27。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按照中道原則正確處理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當代人的利益與后代人的利益之間的關系;正確處理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代內發展權與代際發展權的關系，實現當代人與他人的和諧、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和諧。在這種意義上，生態經濟倫理觀是一種公平觀、和諧觀和整體觀。在價值觀上，它試圖將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統一起來，堅持“利他的利己主義”，即如同尊重自己的利益和發展權一樣尊重他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和發展權。生態經濟倫理觀就是這樣一種針對不在場者的延伸的利他主義：在時間上延伸到未來，在空間上延伸至他人。顯然，這是對機械論經濟觀中所包含的人類中心主義、利己主義價值觀和倫理觀的超越。
其次，生態經濟倫理觀是對可能主體的倫理關系?，F代工業文明的發展造成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直接危及經濟發展的自然前提。以現代有機整體論自然觀為基礎，生態經濟倫理觀主張，自然界整體完善的重要性高于作為自然界特殊組成部分的特定的人的利益。同時，由于非人類存在物關系到人類的未來生存，是可能主體和人類的可能利益。因此，對自然界整體的責任，實質上就是當代人對可能主體的倫理責任：對自然界的尊重就是對人類自身利益的尊重;維護自然界的權利就是維護人類自身的權利;與自然界平等就是與人類自身平等;對自然界負責就是對人類自身負責。在此意義上，以自然界為目的就是以人為目的?？梢?，學術界有的學者將深生態學（Deep Ecology）與淺生態學（Swallow Ecology）截然分開甚至對立起來，認為深生態學就是主張以自然界本身作為環境保護的目的，而淺生態學才是將人作為環境保護的目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
生態經濟倫理觀不是主張對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體純粹的利他主義，而是主張在肯定當代人的利益和發展權的同時，又限制當代人的利益和發展權。它是對當代人利益和發展權的肯定、限制與對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體的利益和發展權的維護這三方面的統一。當代人之所以有義務限制自身的利益和發展權以維護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體的利益和發展權，不僅因為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體的利益和發展權可能被當代人行使權力追求自身利益時所破壞，而且因為“人和人的成就不可以消失”，“我們必須知道，人得存在” [5]29。這里充分展現出生態經濟學之“人類意識”和人文取向的特殊內涵。
最后，實現生態經濟倫理觀的基本途徑是當代人對自身利益和發展權的自我限制。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場，自然界也僅僅是可能主體。因此，實現生態經濟倫理觀的主體只能是當代人。其基本途徑只能是當代人對自身利益和發展權的限制。當代人對自身利益和發展權的限制與當代人對不在場者和可能主體的責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這一點上，生態經濟倫理觀體現了當代人對不斷擴張的現代經濟、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同時也是對不在場者和可能主體的一種延伸的利他主義。限制就意味著肯定：生態經濟倫理觀是限制利己主義與倡導利他主義、肯定當代人的利益和發展權與肯定不在場者和可能主體的利益和發展權的統一，滿足當前利益但不損害未來利益。生態經濟倫理觀與傳統倫理觀不同的地方在于傳統倫理觀是一種彼此具有實體制約關系的倫理，由于這種倫理存在著他人在場的現實約束力，因而倫理責任由倫理關系雙方共同完成;而生態經濟倫理觀倡導的則是他人不在場的倫理：無論后代人還是可能主體都不在場。因此，盡管生態經濟倫理觀的主要取向是對后代人和可能主體的利他主義，但實現這一倫理觀的關鍵卻在于當代人對自身利益和發展權的自我限制，只有通過這一現實努力才能將生態經濟倫理觀落到實處。限制當前利益與對后代人和可能主體的利他主義是統一的，但關鍵在限制這一方面。由于后代人和可能主體都不在場，所以，當代人必須擔當起雙重角色，完成雙重責任：既是自身，追求自身利益，又是他人，限制自身利益，規范自身行為;既是倫理的評價者，又是倫理評價的對象。遠距離的倫理必須通過近距離的行動來落實，他人不在場的倫理必須通過在場的人來實現。這就是“利他的利己主義”。
三、人與自然界的價值關系：對立統一原則
在人與自然界之間關系的維度上，機械論經濟觀在自然觀方面凸顯人與自然界、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分離性和對立性，凸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斗爭性，忽視生態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制約性。相應地，它在價值觀方面堅持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生態經濟學則在自然觀上凸顯人與自然界、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依存性，凸顯人和自然界的整體性及生態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制約性。相應地，它在價值觀上主張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統一。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與生態經濟價值觀的主要區別是：其一，人類中心主義主張通過對自然界或生態系統的否定以實現經濟發展，忽視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的依存性。其二，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自我中心論，它僅僅將自然界視為特定的人的工具和手段，忽視他人尤其是后代人的利益;生態經濟價值觀不是從自我利益出發，而是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因而包含了對他人利益的關切。它試圖通過平衡當代人與他人或后代人的利益以構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終極意義上，生態經濟價值觀也將自然界視為人的工具，但它是將自然界視為全人類的工具。在這種意義上，生態經濟價值觀并不否定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對立、斗爭。與此同時，自然界作為全人類的工具也就意味著它對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成為目的，因為任何特定的人都有責任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而保護自然。任何特定的人如果將自然界視為目的就有可能捍衛自然界作為全人類工具的意義。在此意義上，生態經濟價值觀又凸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統一，它突出生態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制約性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自然界本身，而是為了平衡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于是，生態經濟價值觀的基本主張是，人與自然界之間只能是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既對立又統一的價值關系。
第一，對立統一的“度”：可持續性。對立統一原則是處理一切關系的普遍原則，也是處理人與自然界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人類在近代工業文明中所堅持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觀念都是片面的。的基本觀點是，人對自然界應該既注重對自然界的能動改造，又必須接受自然界對人的制約。一方面，人對自然界有能動性。馬克思說：“自然界起初是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對立，人們對它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服從它的權力?！盵6]另一方面，人對自然界又具有受動性。恩格斯說：“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個人――相反，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7]按照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的基本原則。一方面，人與自然界之間必然存在對立、斗爭。這表現在，生態經濟學并不否定當代人發展經濟的合理性。既然有經濟發展，那么，人對自然界就必然有否定、對立和斗爭。另一方面，人與自然界之間又必須和諧、統一。這里必然要提出的問題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對立性、統一性之合理的“度”或“點”在哪里？從原則上說，這個“度”或“點”就是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它是發展生態經濟的目的。因此，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價值關系問題上，生態經濟價值觀面對的根本問題在于，如何在人與自然界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中確立合理的“度”或“點”，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節制、適度。與“認識你自己”一樣，“凡事勿過度”也是古希臘德爾斐（Delphi）神廟門楣上的銘言。以中道原則為基礎，生態經濟價值觀和倫理觀倡導節制和適度的原則，即無論是人與自然界的對立、斗爭，還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都應該是適度的。節制、適度原則是整體論自然觀在價值論層面的具體表達：在人與自然界之間關系的維度上，節制和適度意味著對自然界的順應;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維度上，節制和適度意味著對他人利益和發展權的尊重。因此，節制、適度是實現經濟發展之可持續性的根本前提。
機械論經濟觀忽視生態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制約作用，因而突出人與自然界的對立、斗爭。對生態系統制約性的忽視使機械論經濟觀包含著自然資源無限性的暗示，經濟發展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實質上是人的需要的無限性與自然資源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它認為可以通過經濟的無限增長來解決人類面臨的全部問題。因此，機械論經濟觀主張的是一種過度的經濟發展。生態經濟學則主張，人與自然、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是統一的有機整體，經濟增長應該節制、適度。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代內矛盾與代際矛盾的協調等都必須通過以“節制”、“適度”為核心的中道原則來落實。對他人、后代人的倫理責任也必須通過節制、適度的原則來實現。因此，要超越機械論經濟觀，就必須把以節制、適度為核心的價值觀、倫理觀建設放在中心地位。“倫理問題是首要的”[1]179。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經濟學又應該是一種價值觀、倫理觀，生態經濟學的成熟有賴于一門相應的價值論、倫理學的建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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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的問世，標志著人類首次真正結合社會經濟問題開展生態學研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人類經濟迅猛發展，可是用著名經濟學家布朗的話來形容，這是“自我毀滅的經濟”[1]，因為伴隨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眾多環境問題，已嚴重的影響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一、不容樂觀的地球生態環境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給人類經濟帶來飛速發展，可是這也給環境帶來的巨大的破壞。經濟理論和經濟指標并不能解釋經濟是如何影響地球的生態環境的。為什么中國西北部的沙漠化越來越嚴重，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為什么從南極冰原到北極冰蓋冰雪融化無處不在，為什么人類已處在自恐龍滅絕后最大一次物種滅絕的早期階段？以及日常報道的森林縮減、牧場退化、土地風化、漁業崩潰等諸多問題都在表明著經濟發展與地球生態環境的激烈沖突。我們將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是產生經濟衰退的結果。
（一）全球氣候變化
氣候，即某一地區多年間大氣的一般狀況。[2]它包括大氣的平均狀況，也包括多種可能的統計特征及其極端狀況。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述，“氣候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雖然其本質為環境問題，但卻給地球上所有物種的生存帶來影響。它會影響經濟增長、人口擴張、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管理等全球性的問題，同時也會受他們影響?！盵3]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氣象災害頻發，中國98洪水造成2.23億人受災，以及2005年的三場超級大西洋颶風，現在想起仍讓人不寒而栗。
（二）物種多樣性減少
地球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物種共同構成了地球的生態系統。然而，近年來人類出于發展經濟的需要，大量侵占動植物棲息地，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樣性銳減。在我國，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11.10%減少到21世紀初的8.40%，減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庫，地球上20%-40%的物種都生活在熱帶、亞熱帶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亞馬遜地區的森林被毀掉了11萬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積同400年前相比，整整減少了一半。[5]20世紀80年代，熱帶雨林國家的人口從15%增加到36%，而森林毀滅的速度幾乎加快了90%。[6]面對如此現狀，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在環境惡化并帶來長期經濟衰退之前扭轉局勢，避免重蹈覆轍。
二、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一）國外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麥肯齊（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類群落和社會時融入了植物和動物生態學，第一次將經濟研究與生態學結合了起來。而在卡遜《寂靜的春天》出版后，人類覺醒了，因此大批擁有生態意識的經濟思想家如雨后春筍班出現。最終，在1966年，肯尼斯·鮑爾丁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這個概念。迄今為止，西方理論界關于生態經濟的多種思潮學派，大體可基本分為以下三類。
悲觀派：這一學派的代表是美國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紀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長的極限》；英國生態學家愛德華、哥爾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藍圖》。悲觀派學者認為，如果任由現在的經濟和人口增長趨勢發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內地球上的有限資源極有可能被消耗殆盡，導致人類的滅絕。他們認為經濟和人口的增長是造成現今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長”，即停止經濟人口增長，停止工業技術的發展，才有可能解救人類。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人類應該回歸到18世紀的田園式農耕生活來解決現今的危機。
樂觀派：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經濟的發展——令人興奮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為《最后的資源》。他們認為，目前的糧食、能源、人口問題只不過是出于“偉大轉折（1800～2000年）”的過渡時期帶來的結果，即產業革命到后工業化社會的過渡時期，人類由貧困到富裕的過渡時期。而由于科技的進步、人類資源的無竭性，生態環境會愈發好轉，未來這些問題都會慢慢消失。
可持續發展派：悲觀派過于強調人類經濟活動的破壞性后果，樂觀派則夸大了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對解決生態問題的能力。經過時間的沉淀，兩派人員都認識到自身觀點的局限性，最終產生了觀點趨同的趨勢。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賴斯特·R·布朗（Leste R Brown），其代表作為《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他們主張人類通過經濟、法律、行政等正當手段干預生態經濟，引導技術革命，使經濟增長、資源開發、人口控制、環境保護朝著生態經濟和諧發展方向前進，追求社會經濟可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我國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生態經濟學在我國起步較晚，至今不過三十余年時間。但是其發展很快，并已取得一定成就。1980年8月，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在青海西寧的一次會議上首次發出了建立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倡議。1982年11月在南昌市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生態經濟學術研討會。
1984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生態經濟科學討論會暨中國生態經濟學會成立大會。會上再次強調了生態經濟學研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7]
經過30余年的研究討論，我國生態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得到了迅速發展。在理論上，有對生態經濟平衡理論的研究，對生態經濟再生產理論的研究，對人與生物圈、生物多樣性經濟評估等學術成果；在實踐上，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如生態經濟預警研究，積極探索生態評價指標體系、自然保護區等方面的實踐應用。
三、生態經濟學的內涵
（一）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生態經濟學”的概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重要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首次正式提出來的。[8]作者在此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指出自然生態系統是現代經濟社會系統建立的基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進行。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生態經濟系統，即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和地球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跨領域科學，從廣義的角度探討了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關系，以及由這兩個系統所組成的復雜系統的運動規律。它轉變了人類傳統的經濟發展思想。事實上，生態學理論、經濟學理論、系統理論及倫理理論都為生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來著重分析下生態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9]生物時刻改變著環境，環境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源，所以兩者是共同進化的。因此人類必須意識到，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環境和資源的有限性，珍惜擁有的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學理論中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即為生態因子。生態因子對生物生長發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這時如何進行有效資源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
經濟學是一門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以及消費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10]其兩大核心思想為，物品是稀缺的，以及社會必須有效地利用他們。傳統微觀經濟學關注個體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宏觀經濟學關注整個國家或者區域的就業通貨膨脹等問題，其中的許多理論都構成了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生態經濟學探討的人類經濟發展規模不能所占地球承載能力百分比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資源的稀缺性問題，另一方面，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也為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四、生態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
1989年，國際生態經濟學會（ISEE）的成立以及《生態經濟》雜志的創刊是生態經濟學發展史上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態經濟學變得越來越普遍和規范化，它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許多課題仍然尚處于摸索階段，但我們確實可以通過其發展史看出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上所說，從西方生態經濟學的發展史來看，可持續發展理論已經成為主流，這其實就是生態經濟學未來的發展趨勢。
1990年首屆國際生態經濟學討論會的題目與中心議題就是“生態經濟學：可持續的科學與管理”，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討論已經形成熱潮。生態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已從“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過渡到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理論。鮑爾丁及許多科學家過去認為經濟系統隸屬于自然生態系統之下，人們應該努力尋找兩者協調發展之道。但現在，生態經濟學家們意識到，不僅僅是協調發展，如何通過經濟法律等手段促進技術進步，使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資源利用都能可持續的進行下去，更為重要。因此可持續發展理論必將是未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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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手段可以是控制生產規模、側重于服務民生、注重生產效率，最終達到一個真正意義上滿足人們的需求的目的，而不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單一的追求利益和規模?？傊?，生態經濟學的學科理念是全新的，它打破了傳統經濟學上只注重生產與發展的觀點，將經濟與生態放在一個同等重要的位置全新出發，并且將經濟放在生態之內，在發展的過程中更側重于生態與服務，經濟發展規模次之?？梢哉f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觀點是大相庭徑的，這兩個學科的觀點存在著很多根本上的分歧，但是生態經濟學的觀點要優于傳統經濟學，是傳統經濟學的一個進步和發展。生態經濟學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學基礎之上的，他總結了傳統經濟學在生態發展方面的不足并加以完善，在生態經濟學中，傳統經濟學占據一部分，而生態系統、服務民生是另外兩個重要的部分。
（二）傳統經濟學簡述
傳統經濟學認為在經濟發展方面。傳統經濟學在并不是源于傳統，相反的傳統經濟學在現代西方占據著重要地位，傳統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無論是無論是何種類型的資源都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因此資源是無限的?；谏衔闹兴械膫鹘y經濟學認為資源與發展都是無限的，傳統經濟學為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個不停止發展的目標，要求經濟要無限期增長。這樣的經濟理念帶來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良好效果，然而基于人們對于經濟無限增長的要求，人們對于資源的需求也是無限的，這就導致了資源有限性和需求無限性矛盾的出現。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快，生態上的負擔也就越來越重，人們有越來越多的生產成本和個人財富，卻越來越缺少生態資源。所以說傳統的經濟學理念是不客觀的，他只注重經濟發展，忽視了生態的維護，這樣的經濟學理念的雖然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客觀的成績，但是卻不利于可持續發展，有待改觀。中肯的說傳統經濟學理念縱使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績，但是其存在著對于資源有限性的忽視、不注重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弊端。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根本差別就是在于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問題，前者更注重生態系統的維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后者則只是單一的注重經濟方面的增長。本部分明確了生態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方面和生產理念，并在這兩個方面給予了差別的具體分析。
二、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具體差異
上文從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定義方面明確了二者在概念以及理念上的差異。本部分將從四個方面明確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具體差別。
（一）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愿景不同
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愿景上的差異在于對生態系統的要求和關注度不同。具體表現在這二者對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關系的定位、整個生產過程的生產框架以及生產過程中配置與分配的關系。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愿景上的差異最基本的一方面表現在對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關系的定位。前者認為經濟系統是一個完整又全面的整體，并將自然界的一系列資源視為是經濟系統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后者認為生態系統才是更完整的整體，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在傳統經濟系統的愿景里，資源的無限性是前提，即便資源不是無限的，它也可以以另一種資源代替，因此經濟的發展是無限，總之傳統經濟學追求的是不考慮生態問題的無限發展。相反的，在生態經濟學的愿景里，將經濟視為生態的一個組成部分，經濟的增長在生態可承受范圍內是無限的，總之生態經濟學主張只有資源利用合理經濟才能無限發展。這就是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愿景上的不同之一———對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關系的定位。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生產框架方面的差異表現在，前者認為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廢棄資料都是整個生產結構的組成部分，而在后者的觀點中更側重于考慮生產與供需，孤立于生態之外進行經濟發展。詳見圖一、圖二。圖一展示的是傳統經濟系統中孤立于生態之外的循環發展生產結構，圖二展示的是生態經濟系統中關于資源利用與生產發展同在的生產結構。二者的不同在于，在整個生產框架中是否包含對于能量、自然界中的資源以及廢棄物處理的部分?？傊瑐鹘y經濟學中的生產框架是孤立的，只考慮了生產與需要方面的循環關系，而生態經濟學的生產框架構成是多元并且可循環利用的。圖一：傳統經濟系統圖二：生態經濟系統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愿景上的另一方面不同表現在對于分配與配置的關系上。在生態經濟學中，主要考慮配置、分配規模三個方面，即兼顧了資源的有限性又明確了發展的適度，同時要求生產規模的總量是有限的。而傳統經濟學則與之大相庭徑，傳統經濟學首先考慮配置，之后再考慮分配，最重要的是傳統經濟學并不限制生產規模，甚至于傳統經濟學是不考慮生產規模問題的?？傊?，生態經濟學對于配置、分配、規模是兼顧的，而傳統經濟學明確了配置與分配的先后關系，并且不考慮規模問題。這就是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在愿景上的三分面區別。概括來說表現在整體與部分上的定位不同、生產過程中的循環構架不同和分配與配置的兼顧程度不同。
（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方面的差異
當前，我國產業集群發展迅猛，特別是在東部沿海地區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渤海灣地區，集群已經成為東部經濟增長和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隨著產業集群的日益興起和廣泛實踐，集群帶來的負外部性也日益突出。浙江永康五金、紹興輕紡、海寧皮革等產業集群發展“塊狀經濟”帶來的環境問題，山東省的造紙業集群在促進造紙工業規?；?、現代化過程中出現資源緊缺和同類污染加倍問題，環太湖流域化工企業聚集引起的水污染問題，都是典型的集群污染。這種集群內資源的集中消耗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往往是集群所在地難以承受的，更是制約產業集群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出現這些環境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地區發展目標的不科學，管理體制的不健全。因此，引入生態經濟學理論，構建產業集群績效的科學評價方法與體系，引導集群的經濟行為與生態環境保持和諧是促進產業集群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生態經濟學理念
1.生態經濟學的內涵。傳統經濟學將經濟系統假定為一個孤立、封閉的系統，與周圍的環境沒有物資與能量的交換。因而，經濟系統的理想目標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是物資財富的線性增加過程，該模式的特點是“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向物資流動，從自然生態系統中提取物資與能量，還給自然生態系統污染和廢物，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垃圾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這種經濟擴張模式在經濟系統相對于生態系統較小時，即世界是一個“空的世界”時尚能實現。然而，隨著人類生產能力的擴張。經濟系統快速膨脹，世界逐漸從“空的世界”變成“滿的世界”，環境與資源日益稀缺，支撐人類經濟社會的生態系統承載能力極度脆弱，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缺陷隨之顯現。長此以往，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必然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為促使社會經濟在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實現持續穩定增長，20世紀60年代，生態經濟學正式創建。
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經濟學和生態學的新興邊緣學科，是關于人類經濟活動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互關系的科學，以生態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及其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聯系不是簡單地相加，而是通過中間環節——由各種技術手段組成的技術系統，二者不斷地進行著能量、物質、信息和價值的流動和轉化運動。因此，概括地講，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技術系統和經濟系統所構成的復合系統的結構、功能、行為及其規律性的學科。
2.生態經濟系統。所謂生態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通過中介技術相互耦合而成的復合大系統。生態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在各自獨立存在，發揮彼此功能的同時，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耦合。經濟系統生產和生活所需的低熵物質和能量依賴于自然生態環境的供給，同時剩余的高熵物質和能量又還給自然界，在自然循環中通過各種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影響著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二者不斷地進行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與轉化。
鑒于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要實現社會經濟系統的持續穩定增長，就必須統籌處理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系，將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轉變為以人與自然協調、和諧發展為核心的發展觀，在追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動態平衡中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最大化。下表系統總結了傳統經濟學與生態經濟學的差異：
二、產業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產業集群的績效研究分析。產業集群實際上就是一種網絡組織，是區域內互相關聯的企業和機構所組成的集合體，是以企業之間、企業與環境之間的依存互動為基礎的有機系統。
放眼全球，產業集群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化和知識經濟背景下的世界性經濟現象，世界上產業集群的成功發展創造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為世人矚目。目前，探討產業集群的績效也主要是從兩個角度來考察：一是從企業和產業角度分析產業集群的影響。馬歇爾就從集群所帶來的外部經濟進行分析；韋伯從集聚因素帶來的經濟性——“一般經濟開支成本”的降低來研究；邁克爾·波特則從組織變革、價值鏈、經濟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二是分析產業集群對于所在區域發展的影響。集群的社會區域發展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有利于形成地區核心競爭力。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有利于形成地區產業優勢，從而進一步形成區域的核心競爭力。(2)對經濟貢獻具有乘數效應。產業集群具有的競爭優勢能夠吸引更多企業加入，為區域帶來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促進集群的良性發展，不僅可以把某些產業做大，而且這些產業的興旺帶動其上游產業的發展，又促進其下游銷售、運輸業的發達。同時，從橫向上帶動相關產業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務等行業的發展，由此使地區經濟成倍增長。所以，一個地區可以通過對產業集群的培育實現地區經濟的騰飛。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產業集群的績效研究多局限在傳統經濟學范疇之內，以集群經濟績效為研究考察對象?？墒?，一方面產業集群極大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集群迅猛發展所帶來的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問題，這些嚴重地影響著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例如，有著“中國皮都”之稱的溫州平陽水頭鎮是全國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應基地、亞洲最大的豬皮革生產基地，2002年，近1200家制革企業的年產值達40多億元，但是水頭制革污染在2003年被國家列為“全國十大重點污染源”之一。寧波市象山縣爵溪街號稱“中國針織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區域上擁有針織企業430余家，2003年全街道的工業總產值為65億元，可是由于針織企業高度集聚，缺水、缺電問題十分嚴重。因此，在集群系統中，要實現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充分認識資源環境的稀缺性，保持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與平衡，建立多角度的指標體系綜合評價集群發展對區域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產業集群綜合績效測評的指標體系進行了研究，構建出產業集群績效科學的評價方法與體系，從而為測度和比較不同產業集群對地方區域的影響提供科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依據。
2.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的設計原則。本文認為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應遵循科學性、完備性和實用性原則。
(1)科學性原則。本研究所確定的指標要使評價目標和評價指標有機聯系起來，組成一個層次分明的整體。同時，要求指標涵義明確，界定清晰，能夠量化，計算方法規范，評價結果具有科學性。
(2)完備性原則。產業集群的綜合績效具有豐富的內涵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評價指標體系應具備足夠的涵蓋面，能夠概括地反映集群綜合績效的基本內涵和各方面的影響因素。
(3)實用性原則。指標設計不僅應具有理論研究價值，而且應具有實踐應用價值。實用性原則包括以下含義：指標不宜過多，力求以最少的指標來反映產業集群的綜合績效，同時盡可能地減少各指標之間的相關程度，避免重復和交叉，保證指標之間的相互獨立；指標的設計應有利于資料的獲取，指標內容應簡單明了，容易理解，而且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能夠予以計算研究和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3.集群綜合績效評價指標的開發。基于以上分析，遵循科學性、完備性和實用性等原則，本文從產業集群中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各要素共生共榮、協調統一的視角，構建集群綜合績效的評價指標體系：
第一層為目標層，即產業集群綜合績效評價。如上所述，將產業集群看作是生態經濟大系統中的一個開放子系統，認為產業集群的績效應該涵蓋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方面，此謂之綜合績效。第二層為準則層，包括集群經濟效益、集群社會效益和集群生態效益三個方面。第三層為指標層，為準則層的進一步深化，由8個具體指標構成，各指標層次遞階結構如圖所示，各指標具體內容如下：
(1)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即以盡量少的勞動耗費取得盡量多的經營成果，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經濟效益可以從集群生產規模、生產效率和資金利潤率三個方面進行測量。
①集群總產值。它是反映集群生產規模的指標，指標數值越高，說明生產規模越大。計算方法是：
集群總產值=一定時期集群內企業產品產量×產品銷售單價
②全員勞動生產率。它是反映生產效率的指標，指標數值越大，說明勞動效率越高。計算方法是：
全員勞動生產率=[一定時期的總產值(或總產量)／同時期生產工人的平均人數]×100％
③單位資金利潤率。它是反映生產經營效果的指標。指標數值越高，說明經營效果越好。計算方法是：
單位資金利潤率=(一定時期利潤總額／同一時期資金平均投入)×100％
(2)社會效益。社會效益是集群發展對社會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貢獻。社會效益可以從安全生產、員工受教育程度、企業創新能力三個方面進行衡量。
①安全生產率。保障員工的生命安全是企業應承擔的基本社會責任。指標計算方法是：
安全生產率=(一定時期安全生產天數／同時期總生產天數)×100％
②高等教育水平人員比率。能夠綜合反映集群內員工接受教育的狀況，關系到社會、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計算方法是：
高等教育水平人員比率=(一定時期受過高等教育員工的人數／同時期全部員工的平均人數)×100％
③新產品率。能夠體現集群生產新產品、開創新市場的能力，指標數值越大，說明創新能力越強，因而對社會的科技進步貢獻越大。計算方法是：
新產品率=(一定時期的新產品數量／同時期銷售的商品總數)×100％
(3)生態效益。生態效益是從生態平衡的角度來衡量績效，它關系到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如果生態效益受到損害，人類整體的、長遠的經濟也難以得到保障。生態效益可以從能源的節約和環境污染治理二個方面進行測度。
①單位產值能耗。能源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著十分重要的促進和保障作用。能源短缺已經成為全國突出性的問題，制約著經濟發展。因此，應將單位產值能耗作為生態效益的主要指標。單位產值能耗越低，說明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越少，生態效益越好。計算方法是：
單位產值能耗=(一定時期總投入能量)／(同時期總產值)
②污染物排放達標率。如果將大量未達標的污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直接排放到環境中，會對環境造成損害，這種做法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從環境方面將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污染物排放達標率應該是生態效益中的重要內容，指標數值越高，就說明環境治理的效果越好。具體計算方法是：
污染物排放達標率=[某地區企業排放污染物達到國家(地方)標準的項目數(個)／同一地區考核的全部項目數(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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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2）16－3644-04
Analysis on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Its Ecological Economics Significance of Minor Cyc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uanggang Longgan Lakes Region
BAO Hong－li
（Business College，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Hubei，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case of Longgan Lake Management in Huanggang of Hubei province， the basic framework of ‘minor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planting， the sequential cropping makes it possible for efficient recycling of resources； in farming，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 recycling， which based on the park－culture， a single decentralized family farming is out of consideration； and in aquatic dimensional culture， it was based on the input side to achieve the reduc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Finall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Longgan Lake was analyzed， and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significance of ‘minor cycl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was revealed．
Key words： minor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formation mechanism； ecological economics significance； Longgan lake of Huanggang
湖北省黃岡市龍感湖管理區是屬于縣級單位農場，農場主體由湖區圍墾而成，開墾前主要植被為湖草、蒿草、水蓼、蘆葦等水生生物。開墾后耕地主要是種植水稻和棉花及雜作，植被樹木主要為意楊、水杉。龍感湖管理區現有國土面積100 km2。其中，耕地面積5 733．3 hm2，精養水面1 400 hm2。自2008年武漢“8＋1”城市圈被國家批準為“兩型社會”綜合改革試驗區后，龍感湖區第一時間提出了“構建鄂東龍感湖兩型社會試驗小區”的設想，并被黃岡市人民政府推薦為黃岡市農村“兩型社會建設兩型園區試驗單位”。
本研究中所提的“小循環經濟”，主要是指經濟欠發達地區以農村家庭為單位或以農村鄉鎮企業為單位的個體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它與以整個區域、整個社會為目標的綜合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相比，具有規模小、投資低、技術要求不高、易操作、見效快等特點。為了研究便利，將龍感湖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稱為龍感湖“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該發展模式是為了解決龍感湖區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日益嚴重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等問題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對于我國中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廣大農村來說同樣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解決欠發達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資源制約和環境壓力的重要出路之一［1］。
1 龍感湖“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框架
龍感湖“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微觀單位（家庭、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其基本框架如圖1所示。該模式具有以下特點。
1．1 在種植方面以連作為基礎，實現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
生態學與經濟學兩個名詞同源于希臘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問題與管理。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生態學和經濟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與有機結合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邊緣科。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特點。
中圖分類號：F323.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6―0053―07
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從最廣泛的角度探討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相互關系的新興交叉學科，為人類在進入生態約束時代各種自然資源日益稀缺的硬性約束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同于傳統經濟學的新視角與方法，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因而。近些年有關生態經濟學的理論與應用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在眾多自然資源中，水資源既是基礎性生態自然資源，又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性經濟資源。然而自20世紀以來，隨著人口和經濟規模的急劇膨脹，人類對水資源需求的急劇增加，水資源稀缺、水環境惡化、用水沖突等水資源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影響人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制約因素。本文試圖以生態經學基本原理、方法為指導，對當代水資源管理中如何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公平、高效利用等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1 生態經濟學的產生及其基本觀點
1.1 生態經濟學產生的現實背景和思想淵源
生態經濟理論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現實背景和思想淵源。自人類進入18世紀中葉以來，受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工業革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工業革命在滿足人類物質需求的同時，與之相伴的經濟增長卻極大地削弱了人類最終依賴的自然提供物品和服務的能力。目前全球變暖、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銳減及其衍生的極端氣象災害增加、水土流失、糧食減產等環境問題正嚴重威脅著人類生存與發展。正如生態經濟學家所警示的那樣”，相對于生態系統，經濟快速增長與過渡膨脹已將人類由“空的世界”帶進一個“滿的世界”(圖1)。眾多自然提供的物品和服務已經成為制約人類發展的稀缺資源，人類進入生態約束時代。這種環境及人地關系的巨變，必然要求對傳統的經濟系統與經濟理論進行變革。生態經濟學試圖“為傳統經濟學推理方式提供生物物理環境和道德約束”，“讓經濟系統能在有限的資源限制范圍內，在新的道德、倫理價值觀的約束下有效、良性的運行”。
當代生態經濟學理論有兩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古典經濟學中John Stuart Mill的穩態經濟思想及物理學中的熱力學定律。Mill認為，人口和(人造)資本存量是確定經濟規模的兩個基本的物理量，當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經濟生產率與折舊率分別相等時，人口與資本存量將不再變化，經濟系統處于動態平衡狀態，即“固定狀態”；這種“固定狀態”并不意味著人類發展的終止，人類“所有類型的精神文化、道德和社會進步都同以前有同樣多的改進的機會”，“一旦人類不再專注于使經濟變大，就會轉向如何變好”。生態經濟學家Herman E.Daly在引入吞吐量的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穩態經濟思想。認為，穩態經濟就是把人口和財富維持在一個固定的水平上，而在此水平上人們能享受長期而美好的生活；維持這種存量的吞吐量是低而不是高的，總是處于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范圍之內，因而系統是可持續的。這里的吞吐量是指從環境中進入自然資源流量和從經濟系統中反饋給環境的廢棄物流量。
熱力學定律認為，能量既不能憑空消失也不能被憑空創造；能量在系統中的流動總是向熵增的方向發展。其中“熵”是指“單向的不可逆的變化，宇宙無序性的增加”(Clausius，1865)。20世紀20年代，Soddy首先發現了熱力學定律，對于解釋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70年代，生態經濟學家Georgescu―Roegen進一步發展了熵的概念，并最早將熱力學中熵定律引入到經濟系統分析中。他認為，熵定律不僅適用于能量的轉化過程，也同樣適用于物質轉化過程；在經濟系統中，物質和能量的流動即熵的流比交換價值的流動更為基本(圖2)。這里的“熵”是對有用資源和無用的廢物之間定性差異的標度。
Boulding、Costanza、Brown等人對生態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20世紀60年代Boulding在其著作《一門新的學科一生態經濟學》與《宇宙飛船經濟觀》首次正式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循環經濟”的理念及“經濟一社會一自然”協同發展的初始模型，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產生。1989年Costanza等創立了國際生態經濟學協會(ISEE)，并定期出版名為《Ecologicaleconomics》的雜志，借以推動生態經濟理論與方法研究的發展。Brown，則提出了一種充分考慮生態環境的新的經濟發展范式，從而向人們描述了一幅和諧美好的生態經濟藍圖。
1.2 生態經濟學的基本觀點
“經濟系統是有限的、非增長、物質封閉地球生態系統開放的子系統?！边@是生態經濟學區別于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的觀點，也生態經濟學家認識世界以及分析問題的基本愿景。由此，生態經濟學家推演出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幾個基本命題。
1.2.1 將經濟系統看作生態系統的子系統意味著，經濟系統存在著最佳規模，經濟系統不可能無限增長。這是因為，一方面作為生態子系統的經濟系統的物質擴張必然會侵犯生態系統的其他部分，造成某種損失一資源枯竭及自然空間與某些生態服務功能的消失，即經濟學上所說的機會成本。因而“增長是有成本的”。當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成本高于其產生的價值時就會出現“不經濟的增長”，因而人類整個宏觀經濟存在著一個最佳規模(圖3)。另一方面，作為生態系統的開放的子系統，經濟系統需要與生態系統進行不斷地物質／能量交換，即吞吐量。經濟增長即為吞吐量的增量。根據熱力學定律，經濟系統自身既不能憑空產生所需要物質和能量，也不能使自身產生的廢棄物憑空消失，經濟增長需要不斷的從環境中輸入物質和能量并不可避免地排放廢棄物，以維持自身正常運轉。由于生態系統的有限性和非增長性，其容納廢棄物的能力也有限，因而經濟系統不可能無限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已經將人類由“空的世界”推向“滿的世界”，自然向人類提供的資源和服務日益稀缺，甚至許多生態系統面臨崩潰的邊緣。因此，經濟必須停止增長，即將經濟系統的規模限制在生態系統可持續承載力范圍內。但是，停止經濟增長并不意味著發展的停滯，因為生態經濟學認為“發展是指在一定吞吐量下物品和服務質量(即提高人類福利能力)的提高”。
1.2.2 在資源稀缺與停止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必須考慮對資源和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這是因為：首
先，過于貧窮的人不會考慮可持續性問題，窮人的基本需求必須得到滿足。其次，過于富裕的人消耗了大量有限的資源，這有可能剝奪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手段，從而與可持續發展相悖。第三，如果在資源有限，限制經濟增長以保證后代人福利情形下，就沒有理由讓當代的窮人繼續忍受剝奪。而且窮人消費的邊際效用要遠遠高于富人消費奢侈品的邊際效用，為使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有必要對資源進行公平分配。第四，重視可持續問題本身就包含著資源的代際公平問題。此外，公平的資源分配還可以產生一些公共物品，如經濟穩定、較低的犯罪率，更強大的社區和更好的健康狀況。
1.2.3 在“滿的世界”里，自然資源日益成為稀缺物品與生產的限制因素，因而同樣需要有效利用。但生態經濟學認為，當社會生產限制性因素由人造資本變為剩余自然資本時，其有效利用的方式和政策也必須相應的改變。Daly指出“利用自由的市場配置稀缺資源必須牢固地限制在規模和分配的極限上”。這是因為，在對稀缺的自然資源配置時，傳統市場經濟手段至少隱含著以下兩方面的缺陷。首先，應當作為交易主體之一的“后代人”不可能參與到市場對稀缺資源的分配中來，因而市場無法保證其利益不受侵犯。這表明由于“后代人”的缺席，市場對于“代際公平”這樣的一個分配問題的失靈。其次，傳統經濟學試圖通過對環境物品估值形成“合理價格”，并將其“內化”到市場體系，通過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來解決外部成本問題。但是，由于人類對生態服務功能及其狀態的無知，以及對其估值方法的不熟悉，人們根本無法準確計算環境物品的“合理價格”。此外，在人類逐漸由“空的世界”走進“滿的世界”，價格是否能平衡與反映人類進一步消耗和破壞環境產生的成本與獲得的收益仍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1.2.4 實現經濟系統可持續規模、資源的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是生態經濟學關注的三個政策目標。其中，可持續規模要求將經濟系統吞吐量限制在生態系統的吸收和再生能力的范圍內；公平分配要求對財富和收入進行合理分配，并限制市場的不公平范圍；而有效配置要求充分利用市場手段對稀有資源進行配置，以產生最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福利。三個政策目標相對獨立。任何一個目標的實現都不能順帶實現其他目標，因而需要三種政策手段。生態經濟學進一步指出，三個目標及其相應的政策安排具有先后次序。這是因為控制規模意味著為自然資源和服務的利用總量設置上限。原本被認為無限和免費的資源成為有價值的稀缺資產。從而產生分配問題(誰擁有)。因為分配免費和非稀缺物品的所有權沒有任何意義，因此規模先于分配問題。在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時，人們不能交易不屬于自己的東西，資源配置之前需要對資源所有權進行分配，故此解決規模和分配問題是利用市場對稀有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前提。當優先解決了規模和分配問題后，市場配置決定的有效價格將間接的反應規模和分配的限制，從而可將規模和公平的價值取向內生到市場體系之中。
2 生態經濟學的政策選擇與當代水資源管理研究
2.1 水資源利用規模管理一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生態經濟學認為，規模問題屬于生物物理范疇，而非市場經濟范疇，必須由社會和政策手段解決。Da―lv提出了三個解決可持續規模問題的操作性原則：(1)對于可再生資源，可持續的利用率不能大于再生率；(2)對于不可再生資源，可持續利用率不能超過可持續性替代品的開發速率；(3)對于污染物來說，可持續的排放率不能高于污染物被回收、吸收或由環境無害處理的速率。同時在處理生物物理規模問題時，生態經濟學還要求政策設計應為錯誤預留一定的緩沖空間。從系統的角度看，這些原則的實質就要是嚴格經濟系統的控制吞吐量。為此生態經濟學認為可通過下面幾種政策措施解決規模問題：直接管制，庇古稅、庇古補貼、配額制，四種政策手段各有利弊(表1)。其中，直接管制與配額制是直接控制。
人類對資源索取和廢棄物排放的總量，達到可持續規模的要求；稅收是通過影響價格減少需求從而間接達到可持續規模的要求。在“滿的世界”，全球人口和人均資源量還可能繼續增長的情況下，生態經濟學家優先選擇直接管制和配額制手段，因為相對于稅收這可保證生態安全，并與預留較大生態安全空間的政策原則相一致。
水資源是一種有限的自然資源。盡管通過自然循環，水資源(包括地表水淺層地下水)能夠不斷更新，但在特定時空內，水資源存量和更新數量有限，水體容納與凈化廢物的能力也有限。水資源還是基礎性的生態資源，與生態系統與榮共榮，與損俱損。當人類取水規模超過水資源更新量，無視和擠占生態用水時，必然造成水源枯竭，生態惡化。因此，特定區域水資源對人口和經濟的承載能力有限，區域人口和經濟用水規模不可能無限增長。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關鍵在于將人類用水規模限制在水資源可更新、容納廢棄物的范圍內，并不對生態用水構成威脅。
通過上述分析，在水資源管理實踐中，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的核心在于嚴格控制資源利用總量。為此，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對相關區域水資源做出全面評價。這包括對區域水資源總量(含地表水和地下水)、生態需水量、區域水體的納污能力進行調查，核定區域可用水資源量與區域內污水可持續排放量作為實際取水量和排放量的基礎。同時應在區域實際用水量和排污量與核定的可用水資源量與可持續排放量最佳估計之間留有一定的緩沖量。其計算公式為：
實際可用取水量=水資源總量－生態需水量－緩沖水量
實際可排污量=水體最大納污量－緩沖排污量
(2)對各取水戶和污水排放者的取水量或排放量做出限定；這包括實施用水配額制、發放取水許可證和排污許可證，保證總取水量或排放量不高于總的實際可取水量與實際可排污量。
(3)運用經濟手段促進水資源的節約與保護，包括實施取水和排污收費(稅)制度。收費不僅是對成本的一種補償，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激勵機制，有利于提高使用者節水意識和用水效率，減少取水量和排污量。
(4)努力改變傳統的水資源利用方式。通過宣傳培訓、公眾參與水管理以及節水技術設備的推廣等手段，提高人們的節水意識、節水能力，進而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
2.2 水資源的分配管理一實現水資源的公平利用
產權制度是進行資源及其收益分配的基礎。生態經濟學家認為在對資源另行分配之前，產權應屬于由國家的代表全體社會成員，其分配應由一個考慮后代的民主過程決定。自然資源和服務是自然賦予人類的共同財富，人們有平等的權利獲取自然資源或社會提供的財富，而不受個人能力的約束。在確定自然資源和服務利用規模后，生態經濟學認為，為保證資源的公平分配應該做到：(1)通過教育培訓、基礎設施建設及稅收手段，使窮人具有平等的獲取資源的能力和機會。(2)擴大資本所有權基礎以改善資源收益分配。在市
場經濟體系下，生產要素的集中是收益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廣泛分配資本所有權有利于改善資源的收益分配。但這并不是要求直接分配現有財產，而是改變新資本的所有權模式，如實施股份制讓更多的人參與到資本分配中。(3)在某種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時，資源費(稅)應用于更需要投資的公共物品如基礎設施建設上來，或者對窮人補貼。
與其他經濟資源不同，水資源是人類生產生活廣泛使用的不可替代的公益性資源。因此合理分配水資源，實現水資源的公平利用尤為重要。依據生態經濟學方法原理，實現水資源的公平利用應做到：(1)加大水利基礎設施投入，特別是對貧困地區的水利基礎設施投入、補貼。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更為公平便利的水資源利用條件。(2)在供水服務中，優先滿足人類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其次是生產用水。在生產用水中，應優先保證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用水。這是由生活用水與農業生產用水的基礎性和水資源必需性決定的。(3)允許并鼓勵私人特別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參與到參與水資源服務行業中來，讓更多的用水戶從水資源行業中受益。(4)將收繳的水資源費(包括開采費用和排污費)除保證水源管理正常運作外，更主要地投資于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水資源環境的保護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用水補貼。
2.3 水資源配置管理一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
市場是當代社會對稀缺資源配置的有效機制之一。生態經濟學并不否認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但認為其效率必須以資源具有排他性與競爭性為前提。然而不幸是大多自然提供的物品或服務，都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或者兩者兼備。因而僅靠市場的力量無法提供和有效配置這些物品，而需要額外的政策和制度(表2)。在“滿的世界”，特別是在限制了利用規模后，大多自然物品日益成為稀缺資源，利用競爭更為激烈，因而利用市場對自然資源的有效配置的關鍵在于使資源具有排他性。對此生態經濟學家的政策選擇是，通過有償配額制或開采／排放許可制度明確資源的產權。在此基礎上生態經濟學認為，在優先確定了分配和規模問題并使自然物品或服務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后，配置效率的傳統經濟學手段仍然是有效的，但同樣需要規范資源的市場價格及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防止壟斷和不公平性。
在水資源作為一種公益性自然資源由公共部門向公眾免費提供的情況下，水資源不具有排他性，因而無法利用市場機制對水資源進行高效配置。然而，當前水資源日益成為限制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稀缺資源，水資源使用競爭日趨激烈，水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非競爭性物品。根據生態經濟原理，在水資源管理中通過政策制度建設限定水資源利用規模和程度，并在公平的基礎上實施有償配額制和發放取水或排污許可證，使水資源就具有排他性，可為水資源及其服務的市場有效配置提供必要條件。水資源的供給和廢水的終端處理可以由私人供給或經營。
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來平衡供求關系從而對市場物品進行有效配置。如果在優先解決了規模和分配問題，且在分配的物品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情況下，能夠對非市場物品進行估值，并建立相應機制將其內生到市場體系中，市場將會導致有效配置。水資源價格由水成本決定，并受供求關系制約。水資源成本由完全經濟成本和與公眾健康和生態系統維護有關的環境外部成本構成(圖4)。在限定了水資源利用規模并進行公平分配后，市場經濟體系交易中水資源價格主要由完全經濟成本決定。這包括資源獲取、運行管理、設備維護費、資本費(利息)；用水替代方案的機會成本；受間接影響的行業改變經濟活動引起的經濟外部成本。目前，水資源管理中，為保證水資源管理機構和水公用事業機構正常有效的運行，以及可持續的投資能力，應至少回收全部的供水成本。
市場很少是完善的，需要法制等手段進行管制。水資源是人類必需的非替代性資源，因而相對于其他資源有著特殊的市場需求價格彈性(圖5)。當水資源豐富時，常被用于非基本需求，因而需求對價格富有彈性；當水資源變得較為稀缺時，通常僅用于重要需要，需求對價格變得缺乏彈性；當水資源變得更為稀缺時，即用于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比如種植糧食和飲用，需求對價格完全缺乏彈性。由此，在水資源的市場配置過程中會產生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首先，因為市場所追求的“有效使用”是創造最高交換價值的使用，而交換價值由支付意愿決定，因而在收入不平等，許多人支付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日益稀缺的水資源用于高收入者的非基本需求，而低收入者連基本和重要的需求都得不到滿足的情況。這顯然有悖于水資源優先滿足人類特別是窮人基本生活生產需求的原則。其次是壟斷問題：供水基礎設施龐大而成本高昂，故水資源的市場供給具有自然壟斷性；當水資源稀缺時，需求缺乏價格彈性及水資源為人類必需。因而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私營水服務部門可能會隨意提高供水價格、降低供水水質及供水效率。故此，在水資源管理過程中，需要市場以外的措施：首先政府要保證水資源優先配置于人們特別是低收人群體的基本需求，防止高收入群體壟斷供水服務；其次要加強對私營水資源服務部門的監控，限制私人水資源供給不合理地市場行為。在這一過程中，建立規范的水資源市場法律規章制度，及其公眾參與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如建立水資源價格聽證制度等。
3 結論
技術創新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標志。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進步、每一次變革。無不包含著技術的創新與進步，國防科技工業的技術創新在節能環保方面有一定的進步，但這個領域技術創新的水平，技術創新的模式還沒有完全
轉到生態化的道路上來。因此，順應時展的要求，將生態學理論、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循環經濟理論相結合，大力研制開發節能環保型技術，走生態化的技術創新之路，就成為實現綠色國防、綠色國防科技工業和實現國防科技工業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
研宄生態經濟學視角下的我國國防科技工業技術創新模式的價值。
研究生態經濟學視角下的我國國防科技工業技術創新模式的理論價值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理念已經成為我黨在經濟發展領域的指導思想。技術創新的理念與生態經濟學的理念逐步地結合，并逐步形成新的技術創新觀念。國防科技工業作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也應該處理好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用生態化的技術替代傳統的技術，并實現技術創新的商業價值。
研究生態經濟學視角下的我國國防科技工業技術創新模式的實踐價值國防科技工業是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是體現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領域。國家安全的極端重要性、武器裝備追求獨特和領先的屬性以及戰略產業競爭的特征決定了國防科技工業發展必須要選擇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技術創新模式。在當今各國大力發展節能環保型技術的同時，我們僅憑現有的資源是難以應付未來的戰爭，難以實現國防科技工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只有不斷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技術創新模式才能增強國防科技工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有效地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
原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主任張云川在2007年1月8日指出，2007年國防科技工業將在全系統列出30家重點耗能大戶和30家重點排污企業，限期開展降耗減排專項治理和監督檢查，并嚴格重大項目節能評估和環保評審，加強降耗減排工作，推廣綜合節電、綠色設計、清潔生產等提升節能和環保水平的先進適用技術。這一舉措一方面說明了當前國防科技工業的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在節能環保技術研究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加強，但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了技術創新模式研究的重要性。
可以說，國防科技工業采用什么樣的技術創新模式，直接決定了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方向和實現國防科技工業永續發展的要求。
所謂自主創新就是主要依靠企業自身的力量完成技術創新全過程，關鍵技術上的突破由本企業實現;模仿創新就是企業學習，模仿其他企業先進技術，根據自身情況加以改進，完成本企業的技術改造或創新;引進創新一般指企業從國外或經濟發達地區引進先進技術，結合本身情況為我所用，進行技術創新;合作創新即不同企業、不同行為主體為進行某項技術創新共同努力。
根據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不同可將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式劃分為技術推動模式、需求推動模式和雙重推動模式
技術推動模式是指技術創新主體擁有某種技術，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研發，產權明晰;需求推動模式的優勢在于：根據市場需求和企業的自身利潤來考慮選擇是否進行某種技術的研發，以完全滿足市場的需求為主;雙重推動模式是指技術創新主體所擁有的發明或發現是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下而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按照技術創新的組織模式的不同可將企業的技術創新劃分為計劃組織
模式、自行組織模式和聯合組織模式
計劃組織模式是指由企業外的組織(一般指政府)有計劃地進行技術的研究和開發;自行組織模式是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使企業完全按照市場的需求去組織技術創新;聯合組織模式是指政府對創新任務的確定和創新企業的選擇和市場的需求相結合。
按照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過程與程序可將技術創新分為線性創新模式、雙向循環模式和霍夫勒模式
線性創新模式所包含的三種類型一一科技推動型、市場拉引型和計劃推動型。它們的共同點就是創新活動自始自終都是在本系統內完成的，而雙向循環模式和霍夫勒模式都是非線性的模式。按照技術創新的過程可以將技術創新的模式分為：預期模式和隨機模式，按照技術創新的演化過程可將技術創新的模式分為現行模式，目標模式和過渡模式;按照技術創新的主體、動力機制和管理機制可將技術創新分為完全競爭模式、計劃創新模式和混合創新模式。
生態經濟學視角下的技術創新模式的劃分
根據生態經濟學中的生態系統理論范疇、生態平衡理論范疇和生態效益理論范疇，可以將技術創新模式重新劃分為生態型技術創新模式、亞生態型技術創新模式和非生態型技術創新模式。
生態型技術創新模式。根據生態經濟系統的相關理論，技術創新屬于人的行為，在生態經濟系統中要正確發揮人的主導作用，要充分考慮到客觀規律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生態的因素，對于新技術的開發、研究要始終貫徹生態和經濟相協調的觀念，技術創新不僅要考慮眼前利益，而且要看到長遠利益，從而保證新技術對未來環境是完全無污染的、完全環保的。
亞生態型技術創新模式。根據生態經濟學中生態經濟平衡的理論，面對日益擴大的需求，人們從生態中獲取物質將越來越多，而面對有限的生態資源，我們不是靠限制經濟的發展來維護生態的平衡，而是要依靠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來研宄和開發出更有利于節約資源，更有利于減少廢棄物排放的新型技術，從而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使廢棄物能夠得到循環利用，從而實現永續發展的技術創新模式。
非生態型技術創新模式。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充分權衡技術創新的利弊得失，按照生態經濟效益的相關理論，在優先考慮技術創新的經濟效益的基礎上，出于國家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暫時容忍新技術對環境的污染，從而在以后的技術創新過程中再使這種污染不斷解決得到解決。例如，目前各國都在為國家的安全和利益的需要而發射的各種衛星。這些衛星在廢棄以后勢必會對太空的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但隨著技術的進步，這些問題最終會得到解決。
我國國防科技工業技術創新模式的生態化抉擇
為了使得我國國防科技工業能夠又好又快的發展，筆者通過對國內外技術創新模式進行了綜合研宄，得出以下結論。
對于那些“放開類型”的國防工業企業，比如軍需生活用品生產等一般軍用技術，可以而且應該鼓勵地方企業參與投資建設，使其選擇生態型即合作或模仿技術創新模式，有利于減少國防開支，提高產品質量。
對于“限制類型”的國防工業企業來說，比如鋼鐵、船舶等允許地方企業進行參與的技術，應根據企業綜合實力可以選擇亞生態型的合作或自主技術創新模式，對于其中的高科技和核心技術，由于其特殊性可以產生壟斷效應，應選擇自主創新模式。
對于“禁止類型”的國防工業企業來說，要實行國有制，如航空航天、核武器、導彈、潛艇等戰略武器制造等國家嚴格禁止泄露的尖端技術，考慮到特殊地位，其技術創新模式一律選擇自主創新模式，同時也是非生態型的創新模式。
當前技術創新與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競爭已逐漸成為國際間競爭的核心內容，是經濟發展和生產率增長的基本動力。然而，為了增強我國國防實力，加強國防工業企業的能力，必須進行技術創新，特別是對國防軍隊建設中的那些核心技術和尖端技術，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在國際局勢急劇變革的今天，應該采取亞生態和生態型的自主創新模式。為了加速我國國防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增強我國科技綜合競爭力的技術創新能力，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努力。
要充分利用外部資源，與各大科研院所組建研發戰略聯盟。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將成為我國國防科技工業企業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國防科技工業企業自身必須重視R&D能力培養，建立自己的R&D機構。一流的企業必須要有一流的研宄機構。未來技術創新的中心在企業。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研宄機構就不可能成為一流的企業。
在教學環節中包括很多內容，例如：人才培養方案、教材建設、師資隊伍的建設以及實踐教學等。對于人才培養方案，教育部沒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其必須要以培養專業經濟學人才為目標；目前在我國經濟學科教材建設中，缺少環境生態學思想，經濟學與生態學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而對于這些矛盾沒有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和研究，這就導致教材缺少一定的復習和鞏固知識的環節；在教師隊伍建設的過程中，由于教師的專業技能有所不同，這就導致在經濟教學中不能有效的融入生態學思想，同時生態學教師又沒有很好的經濟學知識；在實踐教學中，教育部門對其并不重視，從而使經濟生態學的實踐活動較少。盡管部分高校會組織一些環境保護社團，但是其并不受到學校的重視，所以起不到實質性的作用。
1.2“經濟人倫理”對教育的影響
目前，“經濟人倫理”對教育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其在經濟學教學中有著特別突出的表現。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GDP增長速度非?？?，與此同時人們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從而使經濟學科的教育變得特別重要，而對培養經濟學人才探索卻比較少。教學會受到“經濟人倫理”影響的主要因素是由于高校的教材以及教學體系都是借鑒來的，因此對教學體系以及教學效果影響很大。
2高職經濟學科教學中環境生態學思想的應用
2.1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機制的改革
對于目前經濟學教學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培養相關人才，這個問題對于我國經濟學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機制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因此，無論是教育機構還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學生都必須要明確這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提高學生的素質，促進社會的發展。目前各高校必須重新定位教育作用，同時要以培養全面人才為教育目標，逐漸完善考核和評審制度，明確教育發展的方向。
一、介紹
自然資源專業人員經常會對經濟學和生態學做出兩種不同的反應。處理稀缺的人造資源和自然資源分配的經濟學被那些關心社會對環境與自然資源影響的人們看作是沒有幫助的。生態學（關于稀缺資源的自然分配）則被逐步認為是一種更有用的分析社會對環境與自然資源影響的方法學。在某些方面經濟學常常被誤解為金融的同義詞，例如：金融決策（利潤、“底線”等），但如果按照資產凈值和效率這些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從更廣的范圍去考慮，它會使人們感到迷惑。多年來，資源經濟學家已經在理論與實踐中強調自然資源和環境問題。并且這些早期成就的最新部分正在演變成一個新分支---生態經濟學(Prugh 1995)。
根據 Costanza 等人的觀點，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它是一個跨越多學科的領域，在這一領域集中了三個相關的目標，即可持續性、分配的公平性和配置的功效性。因此生態經濟學家對遠景的認知和如何建立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和新途徑更感。生態經濟學家的認知包括下列四個方面：（1）我們的星球是一個閉合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人類社會只是一個子系統；（2）一個可持續的將來是對地球這個生物圈內所有物種而言的；（3）因為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我們必須謙虛謹慎地看待所面對的問題；（4）隨著我們對地球上各個子系統間關系的深入了解，我們的政策應當變的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Costanza 和Daly (1987) 指出單憑經濟學家或生態學家不可能解決上述問題，因此，新的綜合方法——生態經濟學是非常必要的。
上述認知可能在一些方面較難實現，例如：物種間量的分布和兩代間的平衡分布。但是，我們能夠在其他方面向前發展。明確的講，對于自然資產和其與可持續能力關系的認識，是更需要的(Prugh 1995)。根據‘北部森林’的例子，森林資源的儲量和流量能夠被用來評價可持續發展的前景。這能夠并且正在通過自然資源核算來體現。
為了提供自然資源核算如何能應用，本文回顧了自然資源核算的起因與目的，概括了幾個關于自然資源核算被應用的例子并且給出了一個關于密歇根北部森林資源的儲量和流動量的實例。
二、自然資源核算
自然資源核算正在被許多國家所采納，在美國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仍存在著國會巨大的抵制(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1994， Rylander 1996)。人們逐步認識到自然體系具有吸收廢物的作用并提供非消耗的自然資源和可消費的自然資源。然而，前面兩項在合計國家財產（如：國內生產總值 GDP）上并沒有得到重視。在最近一些年，人們已經增加了人類在利用自然方面的監測，并且正在開始將監測引入到我們的核算體系中并使之制度化。
（一）自然資源核算的起因與目的
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 (SNA)， 是20世紀中期發展起來的，建立的目的是提供經濟性能指標、是一個分析經濟增長趨勢的系統方法并對政策分析提供相關數據。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并不包含所有的對人類富裕有益的經濟活動或者所有商品和服務，它起初的設計目的是提供經濟生產信息。然而，人們已經證實了過去50年快速的經濟增長是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而進行的。這些已經導致了人們對社會福利和可持續發展的注意。特別是，在增加產品時沒有考慮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例如：能夠用于生產的自然資本， 排污池等) 將導致將來生產能力的降低甚至造成惡化。這種考慮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系統地考慮自然資產已經對提高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產生了很大效用。在考慮到自然資源和環境時，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框架——傳統的GDP就會出現幾個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 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典型地記錄著人造資產在一定形式上的貶值，如設施和設備等，但卻忽略了各種形式的自然資產如空氣、土壤及不可恢復的森林資源等等，并且廢物吸收和生命支持的重要角色也被忽略。
2) 自然和環境資源根本不包含在國家資產負債表內，并且很少單獨用環境質量指標來評價。
3) 用于處理的投資（Cleanup costs ）(例如：恢復環境資產的投資)經常不考慮累計（在恢復的過程中造成的）的環境損失。對于私人公司，為保護環境而支出（如采取措施去抗擊或控制產品和消費品的負面作用）就意味著獲得更少的收入。相反，當這樣的投資是由國家公共部門來完成的話，國家的支出將會增加。
4) 許多商品和服務是通過自然環境來提供的，他們并不在市場上交易，因此，這些也不可能在SNA系統中反映 (Abaza 1992)。
因此，這些缺點突出了GDP和類似的措施不能反映自然資源和環境對經濟繁榮的作用。如果不認識清楚，這些疏漏會對現在和將來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負面作用。
傳統的核算體系集中采用GDP而不是凈的國內生產總值，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評價貶值方面還存在困難。同樣地，自然環境資源損耗和退化的度量標準也在引起人們的注意?？沙掷m發展的度量標準應該反映貶值、損耗和退化。通過以上認識便產生了按照環境因素調整的凈國民產值（EDP）和凈收入（ENI）的發展。按照預想，這些修訂的度量標準將更好地反映真正的收入、提高環境服務意識、考慮人造和自然資產的對沖、扣除保護環境支出的種類、考慮經濟活動造成的損害。環境資源核算(ERA) 或者自然資源核算 (NRA) 是從這些早期的嘗試中衍生出來的。Abaza (1992)指出在開發自然資源和環境核算體系進展中存在幾個里程碑。他指出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各種工業化國家開始執行環境資源核算（ERA），而其他國家還在考慮什么樣的工業化過程會在他們國家發生。在1983年，聯合國環境開發署召集了一個咨詢會議去探究環境資源核算（ERA）的發展。后來，在1984，1985，1986和1988年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相繼合作召開了相關的工作會議。
考慮到自然資源的損耗和退化(Bartelmus 1993， Markandya 和Perrings 1993， Prudham 和Lonergan 1993)，為了使社會福利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度量標準相統一，進行環境和自然資源核算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為了加快解決自然資源核算問題，世界資源學會將出版物“消耗的資產”（Wasting Assets ，Repetto et al. 1989）發送到由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發起的一系列環境資源核算會議當中。Bartelmus 指出自然資源和環境核算的可靠性是在由聯合國環境計劃開發署和世界銀行聯合組織的會議中第一次進行探究的。因此，一致認為環境核算能夠與聯合國的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相結合 (Bartelmus 1993)。這便產生了結合生態與環境核算體系（SEEA）來修訂的國民生產與收入核算體系（SNA）(聯合國 1993年)。在最新的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中， GDP被調整為考慮環境的國民生產總值 (EDP)和考慮環境的國民收入 (ENI)。修訂后的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能夠幫助制定可持續發展政策。
這些調整的措施，如同它們的前身，是按照現在條件考慮人口、技術、政策、支出、消費和參數來計算的。即：它們提供一個靜態的可持續發展。這其中也包含著準確的自然環境資源核算價格如何反映它們對人類安寧的貢獻。那些修訂的措施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改良的方法。根據修訂后的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 Prudham 和 Lonergan (1993年) 認為在了解人類、社會、經濟體系和自然體系關系的需求中自然資源核算（NRA）已經形成。后者的功能是提供消費市場資源的來源和非消費的資源（很大程度上是非消費的非市場資源，例如人類的娛樂場所和同性質的服務）。目前，在許多的院士中間達成了一種共識：保持國家自然體系的價值—作為國家總資產的一部分，是使一個國家的人口在將來如同現在一樣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
許多關于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的爭論在于如何處理系統目標間的沖突，也就是要反映社會福利與經濟輸出兩個方面。如果社會福利和經濟輸出被看成是相互獨尊的個體，那么整體經濟核算體系將不能使總輸出和社會福利核算體系的支持者感到滿意。目前許多研究已經指出了1968年聯合國制定的國民核算體系的問題。
（二）實例研究
幾個國家關于自然資源核算的研究在過去的10年間已經完成。一份由哈佛大學國際部修訂的最新報告‘考慮森林資源的好處：概念和經驗’對自然資源核算（NRA）的概念和方案給出了一個全面的闡述。早期由Peskin 和Lutz (1990)， Abaza (1992)， 以及 Prudham 和 Lonergan (1993)撰寫的論文也回顧了幾個國家在這方面的詳細研究。在這里給出了最常用的幾個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國家的實例研究。四個發展中國家（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菲律賓）的自然資源核算框架被首先描述，而后是6個工業化國家（日本、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美國和芬蘭）的框架 (摘自Lutz 1993 ).
印度尼西亞
Repetto等人 (1989年)是檢驗自然資源衰減對國民收入估算影響的發起者。他們的方法包括匯編一定時期內資源的儲量和流量登記表。對于研究每一種資源在核算期內開始的儲量（例如1年）是按照資源的總價值、單價和由它們增加的產品來記錄的。從儲量中增加或減少的要注明，如核算期內單價的變化。在每個核算期的結束，計算出最終的儲量和最終的總價值 。因此，物質的賬目是：期末存貨＝初創的儲備＋增加量－減少量。單價主要用于儲量與價值的轉換。這就為檢測物質與經濟衰減提供了基礎。
墨西哥
在1990年和1991年由van Tongeren 等人進行的實例研究中則完全采用的是生態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SEEA）分析框架。重要的是，它驗證了在分析過程中使環境資料與經濟學一體化的可行性。石油的開采與損耗、森林減少、土地利用和資源退化是研究的重點。在這份研究之前，石油的供給被認為是隨意的，其衰減一直被忽略。研究中將石油開采對環境的影響單獨拿出來做了說明。調查還包括那些經常連貫的活動如森林的破壞、土地利用變化造成森林面積的減少等。研究中的主要步驟是：關于自然資產量和退化情況（如：侵蝕、污染、固態廢物等等）數據的編輯，兩種方法的評價（將來收入的折現量/防止損耗或退化的投資）和不同經濟方案的綜合比較。巴布亞新幾內亞Bartelmus 等人 （1992、1993年） 承擔這項研究是為了檢驗一個國家進行綜合核算的可行性，這項研究要求這個國家是在開發相對較早的階段并且實際環境問題仍然是有限的條件下進行的。這項研究是在有限的資源和有限的時間框架內完成的。作者能夠利用他們的框架突出一些出現的環境熱點。農業、林業、采礦和能源部門作為了研究的對象，并且計算出按照環境調整后的凈國民生產總值，兩種不同的計算損耗的投資方法（凈價值/用戶的投資）也得到了驗證。這項研究也突出了在自然資源核算中擁有自然資源數據庫的重要性。
菲律賓群島
菲律賓的環境與自然資源核算工程（計劃） (ENRAP) 是其他國家眾多方法的綜合并且在一些方面和印度尼西亞的經驗類似。菲律賓的環境與自然資源核算工程（ENRAP）現在已經在菲律賓群島形成了一種制度。ENRAP工程的第一階段集中于森林產業。隨后的階段將集中于生態系統類型和資源范圍（如流域watersheds）。這項工程將是其他國家效仿的典型例子。
日本
日本由TNordhaus 和 Tobin (Abaza 1992)開發的一個環境資源核算（ERA）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經濟安全度量標準”的概念。這種方法強調了計算GNP時要扣除用于消除污染的花費和造成污染的成本。然而，Abaza （1992）指出這種方法從來沒有被日本國家統計局采納。
加拿大
一個名叫STRESS 的大型信息系統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被開發，其主要是便于對不同類型的環境數據進行收集、存儲和操作。STRESS是建立在人類對環境引起的壓力及隱含的人口與環境關系基礎之上的。按照這個基礎開發出三個不同的數據庫程序：(1) 自然資源的存儲量與流量及它們與經濟的聯系； (2)環境狀況數據庫； (3) 自然生產力數據庫。Prudham 和Lonergan (1993年) 指出在加拿大有兩個適用的國家級資源核算程序。第一個程序是用生物學的、不可恢復的和循環系統資源賬目將收益賬目和財產賬目連接起來。第二個是利用統計學并且比第一個的使用條件更受限制，它是對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的補充。這一系統將提供自然資源的衛星統計資料并且對包含在國民經濟平衡表中的自然資產進行評估。Vincent 和 Hartwick在1997年指出近些年來的前端研究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森林資源。
法國
法國核算體系是一個設計最復雜的系統。它是為了在三個基本維：經濟、社會和生態上分析和描述自然環境而設計的。起初的意圖是針對自然資源減少，提供一個能實時修正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合計的數據庫。然而隨著計劃的進展，認識到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過于強調經濟目標，所以法國將其演變為用公共環境數據庫按照質量和數量的形式為各種目標提供各種原則的體系。因此，法國體系是為彌補經濟與生態資源核算的不足而設計的。Peskin 和 Lutz (1993)報道：按照投資的適度水平這些核算的開發已經在一些有選擇的部門當中進行了。
澳大利亞
在澳大利亞將環境和經濟結合起來統計核算已經引起了疑問(Young 1993)。和澳大利亞經濟中最終的商品和服務價值相比，國家內的環境退化和可恢復資源的損耗已經顯得非常次要。因為各種產業和服務組成了經濟的主要部分，只有6%的勞動力受雇于可恢復的資源業。同時，研究人員已經提議建立以部門和區域為單元的核算賬目。一項研究表明由于價格的波動和儲藏資源的新發現，如果將國民收入和生產核算賬戶內的儲存礦物價值的變化合并起來考慮將會比可恢復資源的開發和退化對經濟的影響更大。被提議的資源核算方法是建立較好的環境質量和個人福利指標體系。
美國
在美國歷史上，能夠收集用于減輕污染的消費數據是很有限的(Peskin 和 Lutz 1993)。 后來，一項切薩皮克市的專項研究采用了由Peskin (1989)開發的核算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自然’部分被加到了工業、政府和家庭等傳統的部門當中。核算賬目中的信息對深入了解環境與經濟目標的聯系提供了幫助。作者指出在實例研究賬目中將環境與經濟完全地結合在一起考慮，目前還有困難。整體考慮的主要障礙是在經濟與環境間缺少因果關系的信息，反之亦然。然而，由于政治的壓力現在關于自然資源核算的成就已經被嚴重的縮減了 (Rylander 1996)。但是幾個對礦物、建筑用材和旅游業方面的國家級實例研究已經完成。 (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1994)。
芬蘭
Hoffren等人 (1997年) 為后來政府官方自然資源核算（NRA）系統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并給出了芬蘭森林的物理變化、生態索引和最近的貨幣價值趨勢。這項研究是根據現存的數據庫而開展的。物理賬戶包括森林面積、生物多樣性數據、樹木材料、碳的粘合物、大氣污染物質和酸的沉積作用。開發出了用于生態系統、物種和娛樂的森林質量指標體系。另外，整體系統的指標體系也被開發出來。貨幣核算賬目包含樹木和其他的森林產品、森林成長、碳的固定、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娛樂的價值、對酸的沉積作用的投資和持續性的收入。
通過上述幾個國家事例的分析，Abaza (1992)將這些對環境和自然資源核算的方法概括為下列幾種： (1) 環境指標的鑒定和重新分類； (2) 自然資源核算(法國); (3)在市場上交易的自然資源的貶值(印度尼西亞); (4) 全部的環境和自然資源量的評估 (聯合國 1993， Hoffren 1997)。 聯合國的生態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SEEA）是目前所開發的各種方法的集成。
（三）生態環境和經濟的綜合核算
生態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SEEA）是在環境核算方面各種經驗的集合（詳細內容參見United Nations 1993）。它包含了自然資源核算、貨幣的衛星核算和福利核算。主要的目標是(1) 編輯與貨幣賬目和資產負債表相結合的物質賬目; (2) 將傳統的總儲量與輸出量分開以利于闡明一定的環境關系，主要是治理費用的支出； (3)完成由于人為因素造成的對自然資源損耗和退化的貨幣賬目核算； (4)資產概念的延伸包括自然資產；(5) 賬目核算一致性的調整(Bartelmus 1993)。對于那些北部森林的極地資源，生態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SEEA）將提供一個評價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框架。特別是，這一體系能檢驗物理儲量和流量及它們對貨幣量的影響。
這種核算的過程包括物理核算(例如能源物質平衡、環境分析和經濟活動中物質的流量；環境統計開發的構架、 測量經濟活動和他們對環境媒體影響的殘留效應；用于補充能源物質平衡方法的NRA體系)， 貨幣賬目核算(市場值和供應品成本)和自然資產評價 (用市場和非市場的評價方法)。在許多實際例子當中，賬目核算的第一部分（物理核算）也常常是較難實現的。在下面的這一章中，我們將結合密歇根北部的森林解釋物理核算。
（四）物理核算的一個例子：密歇根的北部森林
密歇根州位于美國的中北部并且和具有廣袤北部森林的加拿大接壤。在密歇根，那里有771000公頃北部低地的針葉森林(云杉、北部的雪松、金鐘柏和落葉松)。隨著對可持續發展重要性的認識，我們已經開始注意森林資源的流量，然而我們沒有通過森林的類型和所有者去評價其可持續發展能力。通過自然資源核算（NRA）框架能進一步監測森林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性。
在物理核算方面，開始用一個開放的儲量并且加入凈變化 (增長與種植園的開發減去減少，例如收獲、浪費、死亡率和土地轉換等) 來得到一個期末存貨量。流動和儲存的物質價值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進行評定（并沒有在這個例子中應用）。物理儲量和流量提供了對森林條件的認識，然而貨幣賬目核算只告訴政策制定者森林資源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 (Hoffren 1997)。
利用恰當的數據和模型，我們也能夠檢測出未來森林隱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Leefers et al. 1997)。 盡管自然資源核算（NRA）通常被認為是依據過去經濟發展情形進行的分析，但是它也有意識分析的效用。在密歇根，這些北部的森林資源并沒有被木材加工業過度利用。估計現在的木材開采量是1.7 x 105 m3 /年（1995年測），而森林的總的資源量超過了34.7 x 106 m3 (J. M. Vasievich， 美國農業部)，開采的木材量低于總量的0.5%。如果開采率提高一倍，緩慢增長的森林資源總量仍然可以維持25年。按照現在的開采率到2020年時，木材的儲量將會增加39.8 x 106 m3 。傳統上，我們的分析集中在持續的資源供給量而不是持續的資源儲量。自然資源核算（NRA ）使我們從上述兩方面，按照物理的和貨幣的條件思考問題。
如果按照現在的采伐速度，盡管密歇根北部森林、低地的松類森林資源可能不出現消減，但是還存在許多關于怎樣計算和計算什么的問題。在美國許多種植園主都從事了森林業，其中可能一個種植園主的森林資源量減少，而另一個種植園主的森林量是增加的。正的凈值可能掩蓋了潛在的問題。另外，評估的問題依然存在，當供應超過了市場的需求時，森林資源的經濟價值就會降低。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這種物理核算、貨幣核算和自然資產評估等系統方法卻為檢驗可持續發展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框架。 三、結論
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完美的生態經濟關系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建立，其最終目標是保護地球這個生態大系統。如果我們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借助經濟這一杠桿來保護生態使我們這個大的生態系統達到可持續發展。
現在的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沒有充分反映出自然資源與環境的衰退。例如，由工業引起的保護性支出只作為中間性的支出，相反只有那些由家庭和政府承擔的支出才作為最終的支出。在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用于保護性的消費被當作經濟增長來處理。盡管人造資產的貶值從國民生產總值（GNP）中被扣除變成了凈國民生產總值，但是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衰減仍然未被考慮(El Serafy 和 Lutz 1989)。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概念性的認為是自然資產的貶值。事實上，許多由環境和自然資源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并沒有在市場上流通，因此，不能通過國民生產和收入核算體系（SNA）來反映。
按照我們的分析，自然資源核算（NRA）框架具備了依據過去經濟發展情形分析（Ex post analysis）和有意識分析（ex ante analyses）的潛能。而且，自然資源核算（NRA）調整了傳統體系分析（SNA）并將我們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儲量與自然資本上。因此，自然資源核算（NRA）在經濟學與生態學間架起了橋梁。
對于那些關注可持續發展的機構（例如瑞典的Beijer國際生態經濟學學院），其下一步工作可以讓研究人員匯編那些來自加拿大、芬蘭、挪威和其他國家自然資源核算（NRA）的工作成果。通過匯編這些信息，國家之間的相關性便能明確并且能從生態經濟學的角度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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