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與超越的數字勞動主體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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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馬克思對于勞動及勞動價值論的闡發為其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和人類解放理論建構提供了堅實基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奠基于人作為勞動主體和生成價值的基礎之上。當下，面對數字資本主義不斷催生和深化的人工智能技術變革，一種由人類智能創造的新機器智能體正在不斷深入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的深層領域和諸多環節，人類活勞動的特殊性（領域、內容、方式）和價值創造唯一主體性的地位都在不斷受到來自新機器智能體的某種挑戰。不得不說，智能時代的資本主義在生產力推動力量中正延申出新機器智能體的智能生產力范式，這種智能生產力已經遠遠不是馬克思所處時代和原初意義上簡單機械的機器生產力及其價值生產范式。“智能生產力通常包括由智能機器組成的智能生產線，由智能生產線組成的智能工廠，由智能工廠生產出智能產品，普遍地使用智能產品就會走向‘智能化生存’，使智能生產力輻射為人類的生存方式。”[1]由此，作為生存方式而存在且具有一般器官學意義上的新機器智能體已經漸漸成為“自動生產者”（當然背后亦有人類前期活勞動的遺產）。以元宇宙（meta）為例，未來元宇宙將創設新的數字勞動主體空間，“在這種主體空間轉換下，人的生活世界的交往邏輯、勞動形式都有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種更強的情感操縱與生命剝削形式的新數字勞動性勞動及人類教育向何處去的問題引向高潮。因為“chatgpt的異軍突起一度讓部分人患上失業恐懼癥或替代焦慮癥，ChatGPT能取代的崗位性質通常不是體力勞動者”[3]。由ChatGPT所替代甚至超越的已經不是體力勞動或簡單平庸智力勞動的范例說明，ChatGPT已經用不同于人類語言機制的另一種語言機制對“創作”或“創造”進行了另一番新的嘗試和界定。“ChatGPT可以通過使用大量的訓練數據來模擬人的語言行為，生成人類可以理解的文本，并根據上下文語境，給出恰當的回答，甚至還能做句法分析和語義分析，幫助用戶調試計算機程序，寫計算機程序的代碼，達到了很強的自然語言生成能力。”[4]即使這種所謂“創造性”仍不能被界定為嚴格意義上的類人的勞動性創造，但是，作為新機器智能體生成“產品”和“價值”已經是毋庸置疑的存在。這種論斷的基本前提是鑒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不是驅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意識形態中立的科學知識。人工智能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工具，它在技術奇異的環境中改變我們的社會”[5]。“非中立性”意識形態顯然是一種科技非中立意義上的話語論斷，就“勞動的不穩定性”而言，一定涉及人工智能的替代勞動和勞動主體、勞動權利、勞動價值等諸多議題的爭辯，有學者擔心地指出，“盡管人工智能越來越引人注目的成就有時會為新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打開大門，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往往會取代人類勞動”[6]。從這一基本論斷出發，我們不禁要問，馬克思勞動主體中的“人學”維度和價值論維度是否面臨人工智能等新機器智能體的沖擊困境？是否對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意義上“數字勞動”主體（數字“玩”工（digitalplaylabour）也具有沖擊力？理解和解釋這些問題需要回到對主體以及勞動主體的界定中。

二、基于勞動價值論的勞動“主體”哲學辨析

（一）勞動“主體”的轉向之辨：馬克思機器體系的器官和貝爾納·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學

馬克思對人類作為勞動主體和人類本質的界定最為清晰、明確和深刻。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是人的本質屬性，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因此，勞動也是人類存在的根本方式。人在勞動中改造著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自身。在強調人作為勞動主體性的絕對地位之上，馬克思也論述了自然界、機器體系等背景、要素在勞動中的價值彰顯。特別是由資本所掌控的機器體系對人的勞動的異化問題。他說:“工人的活動表現為：它只是在機器的運轉，機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機器，防止發生故障，這和對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樣。工人把機器當做器官，通過自己的技能和活動賦予它以靈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決于工人的技藝。相反，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它為了自身不斷運轉而消費煤炭、機油等等（輔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費食物一樣。”[7]774這種機器作為器官，而人作為對象物的勞動異化形式是一種顯著的活勞動被對象化勞動的“占有”。這種“占有”賦予機器“能工巧匠”和“靈魂”。因此，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勞動現在僅僅表現為有意識的機件，它以單個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機械體系的許多點上，被包括在機器體系本身的總過程中，勞動自身僅僅是這個體系的一個環節”[7]774，在馬克思關于機器體系與人的勞動的關系異化中，人依然是勞動的主體，機器體系在由資本控制并不斷發展中傷害了人的勞動主體性地位進而造成勞動的異化。人類勞動的主體性地位、價值性源泉、根本性屬性被機器所“穿刺”，這種穿刺甚至不是機械的而是具有活性和能動性的，因為這個機器體系在馬克思看來已經是“活的”“能動的”的強大機體。由此，人與機器的關系就發生了180度的旋轉和轉換。機器是能動的機體和器官，而人是這一能動機體和器官的單純的活的“附件”。馬克思說:“由于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由于勞動轉變為這個機器體系的單純的活的附件，轉變為機器運轉的手段，勞動過程便只是作為資本價值增殖過程的一個環節而被包括進來，這一點從物質方面來看，也被肯定了。”[7]774,775這種勞作異化過程在物質方面的“被肯定”是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的深刻之處，也彰顯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指向無產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旨趣。馬克思對人淪為機器的附屬和器官的論述被后來的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發揚光大，斯蒂格勒將其稱為外在化的“一般器官學”。這種技術性的外在化過程是一種機器器官對人的編程化過程，它系統化地編程著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形式以及人的觀念和意識。不斷的技術外在化和編程化過程彰顯了人的主體性地位的強大，但也造成了人的主體性迷失。這種強大與迷失是一種雙重進路，是一種技術進化形塑和裹挾人類進化的典型形式。在數字資本主義階段，這種一般器官學的最新表現是數字第三持存。所謂數字第三持存是相對于胡塞爾現象學“第一持存”記憶和“第二持存”回憶的第三持存（tertiaryretentions），具體而言就是“數字的、模擬的和機械的蹤跡”[8]48。這種數字第三持存與馬克思時期的工人身體轉向機器并成為機器的器官和文化工業階段人的視聽、知識和觀念轉向廣播、電視、電影等一樣，都在不同層面造就了無產階級知識的喪失和短路。這種數字第三持存所鑄造的社會有別于馬克思時代的工業社會，它被斯蒂格勒稱為“超工業社會”。斯蒂格勒指出,“建立在數字蹤跡的自主-自動生產之上的、由使用這些蹤跡的自動主義所主導的超級工業社會正在經歷理論知識的無產階級化，就像電視的廣播模擬蹤跡導致生活知識的無產階級化，就像工人身體向機械蹤跡（mechani-caltraces）的屈服導致技能知識的無產階級化”[8]47。“自主-自動生產”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轉變，人的勞動的主體性地位在這一過程中不再被明顯呈現和被顯著認知。這種自主-自動生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種馬克思所言的機器體系發展“蹤跡”的最新例證，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僅是前機器體系的“蹤跡”，它本身已經是由大數據和算法支撐的、對人進行精神生產的自動主義的“蹤跡”和“記憶”。這種自動主義的數字蹤跡和記憶轉化為強大的自主生產力并代替了人類進行數字化的自主生產和智能化的自動制造。如果說“弱人工智能不能視為勞動者，其生產活動不是勞動，其產品也不能產生價值”[9]。那面對類似ChatGPT和即將出現的更先進的強人工智能，這種論斷是否仍然適用并自圓其說呢？如果一味糾纏于“人的主體地位”這一勞動價值論的前提論斷，得出的結論依然是“人的主體地位”不可動搖的結論，而這個結論恰恰可能就是要論述的前提。或許這種論述不過是一種理論的過度重復，對于認知通用人工智能和強人工智能的“勞動”和價值創造，以及更深層面的人機協同都不是更客觀的視角。在面對強人工智能，例如ChatGPT（當然，它現在還不是強人工智能）及其之后的更先進機器或系統智能體時，我們如何更深層和客觀面對其所進行的類人創造性活動和價值生產呢？畢竟ChatGPt所進行的工作已經是非常接近類人的、具有自主性的“創造”了。這種“創造性”不能不說是一種進化，而進化的可能結果之一就是對部分勞動者的替代甚至取代。（當然也會產生新的行業和職業）。“對于有明確邊界、領域知識固定的職業，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可更多取代人類，如數據分析師、客服、導游等領域，或法律審核、醫療輔助診斷、各類資料審核等。”[10]不得不說ChatGPT和今后的強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發展會令諸如翻譯、畫圖和編程等行業“替代人工”的風險進一步加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總之，對于勞動主體的界定關鍵不是非要顛覆“人的主體地位”這一基礎，而是類似彼得·保羅·維貝克對“道德物化”的闡釋邏輯，不是物具有道德而是物“化”了道德，人與人工物共同構成了道德行動體。技術意向性不是技術物本身具有意識自主和意向性（我相信任何技術物，包括強人工智能依然不具有自主意識和意向性），而是指人與物共同成為了某種意向性，二者是不可分離的。強人工智能的勞動主體性地位闡述不是要動搖勞動的人本主義價值，而是要合理、客觀看待強人工智能的勞動。

（二）超越“圖靈測試”：“ChatGPT測試”與創造的勞動“主體”之境

ChatGPT作為自然語言預訓練系統，按照機器語言和邏輯綜合了既有知識內容并給與了新的判斷，它不同于傳統的百度、谷歌知識搜索，百度、谷歌的搜索是一種數據呈現，而選擇權依然在人類手中。ChatGPT所生產和提供的內容不是“復制”而是基于自身機器語言規制的再創造，雖然這種再創造的原始內容是人類既有知識的綜合，但是，如何重新組合和排列，給出新的綜合和判斷，難道不是一種新的創造？由此一來，ChatGPT基于自身機器語言和邏輯給出了類似康德對于人類知識何以可能的定義——“先天綜合判斷”。“先天”是基于ChatGPT的機器語言和邏輯，這是知識的前提，而“綜合”則是對這種機器語言的運用。ChatGPT所給出的回答就是一種“判斷”，且這種判斷是一種綜合判斷，不是復制某種結論。筆者在測試ChatGPT時，得到如下啟示：第一，ChatGPT的語言處理能力已經足夠強大并具有一定的邏輯性和綜合能力（即使沒有意向性，但卻是一種綜合判斷）。第二，ChatGPT在機器語言機制的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的“意識形態”傾向（或許這種“意識形態”不是其自身的，而是人類群體中某些既定方面的）。第三，ChatGPT呈現的語言能力和給出的判斷已經足夠驚喜，很多普通人的語言能力和知識系統或許已經很難與其比擬。第四，ChatGPT不是復讀機器而是生成智能（一種新的機器智能體的創造性智能）。第五，基于ChatGPT的語言機制和內容生成邏輯，有些行業的勞動者失業問題會難以避免，但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因此，ChatGPT可能會導致失業，但失業和再就業的過程可能是同步和交替的，ChatGPT對失業的影響可能沒想象那么大。”[11]人工智能之所以引人入勝在于“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人工物品或產品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機器。一方面，它們在智能程度上可以遠超人類，比如目前機器在圍棋、圖像和語音識別等領域的突破；另一方面，具有人類的外觀以及情緒、情感的機器人，可能會具有人格或人的屬性”[12]。而法律層面已經對人工智能法律主體地位進行了資格界定、風險治理和責任推定，對人工智能的技術性人格、勞動主體地位也進行了有益探討。其中蘊含三種觀點，即肯定說、否定說和暫緩說。肯定說認為，“人工智能可被視為‘廣義勞動力’，它與勞動者在勞動范圍上存在非空交集。在相交的部分，既存在人工智能與勞動力之間的勞動替代關系，也存在人工智能補充勞動供給不足的現象;在不相交的部分，人工智能與勞動者各有所長”[13]。否定說認為，“人工智能是對人類思維的模擬和超越，其推演能力和計算能力遠超人類，人工智能與人類勞動者的關鍵差別在于基于自由意志的決策能力，人工智能并不具備自由的決策能力，其行為均是程序運行的結果，而并不具備自由的決策能力從本質上決定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屬性，因此人工智能無法獲得勞動者主體身份”[14]。暫緩說或許是另一種形式的“肯定說”，暫緩說認為，“當前階段不論從技術層面亦或從社會倫理層面，還無法完全容納人工智能機器人勞動者主體地位，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與社會倫理層面的進步，人工智能機器人獲得勞動者主體地位將是必然趨勢”[14]。不論哪種觀點，都無法繞開和躲避人工智能在勞動中的巨大價值貢獻。人工智能的勞動價值或許不是替代而是推升。至于有學者所指認的“表現為人的具體的、帶有自主性和創造性的勞動被機械式分工抹平為機器旁的‘同質性勞動’”[15]，顯然是一種對人工智能“推升”價值的誤解。站在資本視角審視人工智能勞動必然得出“人工智能的應用仍以排擠勞動和攫取剩余價值為目的，對人類勞動的影響表現為形式上的自由、實質上的剝削”[16]。但是如果從“推升”視角審視人工智能，或許得出“構建符合智能時代特點的人機協同關系，真正通過智能勞動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勞動解放”[17]的結論。

三、ChatGPT作為數字勞動“主體”的超越性

ChatGPT是否屬于強人工智能或者是邁向強人工智能的“奇點”暫且不論。僅從ChatGPT語言邏輯能力、人機交互特點、價值生成規律中可以論證其作為新的數字勞動“主體”的超越性。

（一）ChatGPT的語言邏輯能力超越性

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紫東太初”大模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金橋認為“ChatGPT無所不知，得益于大規模預訓練語言模型GPT3.5的支持。GPT3.5擁有千億級參數，在訓練時使用了海量的人類在互聯網上編輯生成的多種類文本數據集，因此可以對世界已有知識進行編碼。ChatGPT一專多能，在于其實現了多任務統一編碼。傳統人工智能只能處理單一任務（如語音識別和人臉識別），但ChatGPT不同，通過多任務統一編碼，可實現一個模型做很多事。ChatGPT對答如流，是因為引入了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RLHF）。”[18]因此，ChatGPT實現了“大規模語言模型+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的語言和智能進化“循環”。ChatGPT已經不再是原初意義上的單純記憶大規模文本，它擁有開放的基礎語言理解能力的模型，同時也進一步擬合了人在語言生成方面的特殊表現，進而讓自己擁有了基礎的邏輯理解能力，它仍在不斷進化之中。這種進化的一個基礎就是大型語言模型（LLM,LargeLanguageModel）。“假設人類向其灌輸世界上所有能夠獲得的文本或圖片等不同類型的數據，LLM應自動學習其中蘊含的知識點，學習過程無需人的介入就能靈活應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19]在借助大語言模型、大算力、大數據的強大能力，ChatGPT已經在語言方面具有三種強大表現。“一是語言生成能力。二是上下文學習（In-contextlearning）能力。三是世界知識能力。”[19]這三種能力的增強說明人工智能與人的交互方式的順暢和適配性的增強，對上下文文本理解能力的提升。當逐步進化的ChatGPT處理能力得到更多釋放，它的活動領域就有可能包括所有知識工作和創造性工作了，更準確地說，在涉及知識領域和創造性工作的領域中，人工勞動力的效率和創造力將得到大幅提高，ChatGPT帶來的不僅是更快、更高效的工作，而且是更完美和更具創意性的“勞動”。或許“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將詞語、命題的意義與它們的使用及規則聯系起來，認為理解詞語與命題的意義就在于理解它們的使用及確定其意義的規則”并最終生成知識、意義的論述將在ChatGPT及類似強人工智能機器或系統中獲得承認。“這意味著在未來，人工智能不但可以參與知識生產，也同樣可以自主思考、計劃、創造知識。處理這些問題時甚至能和人一樣得心應手。”[20]基于知識、觀念、自主性基礎之上的人類勞動主體已經不是單純的存在，而基于人機協作的勞動和強人工智能體的“勞動”才是未來數字勞動新主體的典型模式。這種典型模式包括人機協作、人機交互、人機融合的數字化生產勞動、智能系統的無人化和自主化“勞動”等方面。從語言機制到知識生產、從知識生產到勞動生產，ChatGPT已經不斷擴展人類知識范式、勞動主體和價值范式的領域、方式和內容邊界。ChatGPT作為“迅速進化的智能系統正在變得越來越‘聰明’和‘通情達理’，成為與人共事的‘搭檔’，這讓整個生產過程越來越智能化和自動化，也越來越高效和人性化”[21]。自笛卡爾以降“理性主義”和思維成為人類心智問題和主體性問題的重要話題域，“圖靈測試”讓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的對比與測試日益白熱化，而喬姆斯基在理性主義傳統基礎上提出的語言心智計算理論對于人工智能及其語言發展更具建設性意義。一切的理論都在說明就連語言邏輯和知識這種彰顯人類“靈性”和強大人類主體性的獨特之處的東西都在遭受來自人工智能的挑戰，那勞動主體（也許可以稱之為“勞動實體”）是否還具有人類中心主義本體論絕對性呢？

（二）ChatGPT的人機交互超越性

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超越人類的話題是一個并非常談常新但一定是常談常火的話題。不過Chat-GPT所具有的語言對話能力和文本知識生成能力已經讓人工智能是否超越的人類的話題從科幻警示躍遷為人類未來不得不面對的議程。隨著ChatGPT的不斷升溫，據報道《奇幻與科幻雜志》(TheMaga-zineofFantasy&ScienceFiction)、《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等都相繼收到了數百份由ChatGPT撰寫的小說，其中竟然寫的還是機器人主題，ChatGPT實現了真實的“我手寫我心”和“我思故我在”。另外，目前的互聯網文本和內容檢索是事實呈現，并未做到綜合生成。而ChatGPT給出的回答已經不是事實的羅列而是基于自身機器語言規制和邏輯對人類自然語言及習慣的綜合。人機交互的樂趣、真正意義上的“溝通”似乎已經成真。人文學者固守人本主義價值對AI所呈現的不屑態度并不能阻擋人工智能的技術浪潮。或許在“技術烏托邦”和“技術反烏托邦”的爭議中，類似ChatGPT的人工智能已經開啟了全新的人機交互模式并助力人類知識生產和創造性勞動，其交互的超越性價值不僅在于溝通感受性而在于其參與勞動、甚至是“自主勞動”的價值成長性。ChatGPT的人機交互超越性和勞動的價值成長性及其認定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獲得體現。首先，ChatGPT提升了人機交互的可信任性維度。雖然在一些人看來目前ChatGPT的回答有時候顯得有點“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的味道，但其對于上下文的理解、對對話者的理解、對明顯錯誤內容的糾正能力已經讓其贏得不少其他人工智能所不具有的信任。其中ChatGPT的機器能動性（主要是語言的）是其贏得信任的關鍵。目前，“人機交互過程中機器能動性的影響要素主要包括自動化程度、不透明度和交互強度，這三個要素共同影響了人機交互中‘電子信任’的可信度”[22]。ChatGPT的大語言模型和海量數據為其自動化程度可信任性提供了有效保障；但是，自動化程度高低并不是影響信任和決策的最根本因素，有時自動化程度高還會損害決策機制和信任。ChatGPT的自動化程度或許并沒有那么高，但是，它的語言模型為其注入了人類自然語言運行機制和習慣，可以說ChatGPT說的話更像“人話”，因此才贏得人的信任。對ChatGPT透明性的理解可以從其算法可解釋、數據透明與功能透明中尋找答案。算法可解釋性置于用戶視角可以被理解為“透明性意味著它為用戶提供某種簡單的方式，用以理解人工智能系統正在做什么，以及為何這樣做。由此，用戶可以理解他們使用的，或與之互動的人工智能系統擁有哪些能力，具有哪些局限性，從而降低風險，減少傷害”[23]。據此而言，針對ChatGPT所理解的算法可解釋性就是在人機交互中的簡潔與可信任。ChatGPT對于對話者所給出的建議也好、答案也罷，都是一種基于大數據和大語言模型的“專家型”建議，有時受到知識集成所需數據的限制，有點“胡說八道”或“正確的廢話”，但不得不說隨著語言模型的改進和數據的不斷完善，其所給出的回應會越來越精準、科學和客觀。“當用戶感知到算法更公平、更負責、更透明、更可解釋時,他們認為算法更可信、更有用”[24]這也同樣暗示了ChatGPT大語言模型算法特性在其與信任的基本聯系以及對用戶基于算法決策的態度方面的啟發作用和價值。其次，ChatGPT提升了人機交互的工作和勞動效率。大多數測試者都能感覺到ChatGPT毫不掩飾自己作為人工智能機器的身份，甚至還能感受到它謙虛的“人格”。ChatGPt可以回復郵件、生成新聞稿、寫論文、寫代碼、進行詩歌創作等。ChatGPt的高效性不僅在于速度更在于質量，它給出的不是數據和事實的羅列而是綜合性的建議和方案。當人們堅守人本主義的獨特性和個性時，ChatGPT所給出的建議或方案、寫成的文案和新聞稿不能說沒有自己的“個性”，語言的重組和重新排列得出的意義創生性價值不可謂無。面對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技術趨勢愈發明顯和先進，其提升工作創造性和效率的腳步將越來越快。就像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試圖以‘情感’‘思想’作為人類創作的防守陣地，也可能會發現這塊陣地已經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堅固”[25]。另外，ChatGPT對于工作或勞動效率的提升更多體現在其對勞動觀念和勞動教育的深刻變革中。面對“勞動力生態系統作為數智時代組織混合勞動力結構新常態”[26]。一種人機交互的生產力生態就是人類智能和數字智能的結合，這種深度結合進而引發“智力混合”的勞動力結構的誕生。通過類似ChatGPT的智力混合型勞動力的人機交互賦能、替代補償重構、整合創造再生能夠實現勞動價值共同創造是一個顯見的事實。勞動教育已經不是教育人如何勞動的問題，而是如何在數字化生存和智能環繞中怎樣勞動的問題。因此，有學者指出，“面對人工智能革命,在技能層面,勞動教育應該進行數字化的轉向,從操作性技能訓練轉向數字化能力培養;在認知層面,勞動教育應該進行智慧化的轉向,從靜態旁觀認識轉向實踐探究智慧;在存在層面,勞動教育應該進行美學化的轉向,從工具實用謀生轉向存在美學提升”[27]。當這種勞動教育和觀念慢慢養成時，不只是一個ChatGPT的勞動和工作效率獲得激發，而是整個智能生產的效率都會獲得提升與改進。再次，ChatGPT的強大能力激發了“類群智能”和人的創造性意識。不得不說ChatGPT的熱炒已經再次激發了人工智能的類人智能界限和向度問題，它又一次引發智能分辨、智能融合、智能交互的“存在論”議論。一般而言，進化過程是在類群過程中完成的，表現在人機關系中就是機器智能與人類智能的雙重進化。因此，有學者認為，“人工智能的通用化意味著智能個體在類群中的親歷。類群親歷即個體在同類智能體構成的群體中的親身經歷；類群親歷性就是智能個體在相應類群親歷中成長的特性。正是通用智能進化的類群親歷性，意味著通用機器智能和人類具有共同的本性”[28]。基于此種角度，ChatGPT所代表的先進智能趨勢不是僅僅作為機器智能的進化論存在，而是作為與人共舞的“類群智能”的進化論存在。這種智能進化論主張一種智能關系綜合與融合的進化論。“人工智能通用化就是機器智能的類人化；存在性升級就是關系層次的升級。”[29]ChatGPT作為從實體存在論向關系存在論發展的趨勢日趨明顯。不再糾結和困守于“實體”或“主體”概念，而是走向一種智能“類群”和智能“關系”。這樣以來，ChatGPT就激發了“類群智能”和人的創造性意識。這是一種關系超越性、認知超越性、智能超越性的表現。最后，當“智能系統在‘類人智能’方面很可能突破‘圖靈奇點’，超級智能將遠遠地超越普通勞動者；……智能系統的‘認知’水平和‘勞動能力’將持續提升，勞動態度和勞動狀態更是為普通勞動者所不及；智能系統將在社會分工體系中承擔越來越多的勞動任務，日益自主、自動地參與各種勞動活動”[30]。人類的智能進化也將被激發，整體智能水平和創造性意識也將獲得提升。這樣以來，站在更為客觀和現實的層面考察類似ChatGPT等強人工智能時，我們必須抱有的觀念也理應改進和提升。同時，ChatGPT獨特的理解和運用人類自然語言的能力，讓其獲得信任的同時也獲得了“謙虛”品格和“自我批判”能力，這種自指的意識意向性或許已經讓我們感受到“在知識的創造過程中，人工智能應該成為自己最嚴厲的批評者，并為科學和知識創造的誠信準則做出表率”[31]上邁出了關鍵一步。

（三）ChatGPT的價值生成超越性

ChatGPT作為人工智能系統的功能性價值彰顯已經無需贅述。但其是否具有原初意義上的價值生成和價值創造的話題仍需討論。畢竟“隱藏在智能時代紛繁復雜的勞動價值創造與分配表象背后的，始終是人工智能作為勞動資料且服從‘屬人的世界’這一本質，而這就決定了無論勞動在智能時代獲得了怎樣的社會形式，乃至數字勞動可以作為一種‘元勞動’通過人工智能轉化為任意一種勞動形式，都不能脫離‘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這一本質，不能脫離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這一規律”[32]。因此，我們對ChatGPT的價值生成的超越性話題的探討主要集中于ChatGPT的功能價值生成領域。ChatGPT作為新一代智能機器人語言模型系統（暫且這么稱呼，或許未來將不限于聊天和文本生成）在人機對話、文本生成中具有與此前其他人工智能顯著的區別。這是邁向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關鍵轉折。作為ChatGPT母公司OpenAI公司創始人的山姆·阿爾特曼（SamAlt-man）在最近的一次公開信中指出，“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類繁榮到我們任何人都無法完全想象的程度的世界。我們希望為世界貢獻一個與這種繁榮相一致的通用人工智能”[33]。這種雄心表態與其擔憂是伴生存在的。但不能否認的是ChatGPT正在改變世界生產生活方式和人類自身智能進化方式。這種改變落實于價值生成領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將實現人類“腦工勞動”（Head－labor）的進一步解放。資本主義依托于高度自動化的機器體系曾經終結了封建手工時代，從“工場-工廠-無人工廠”的變遷深刻表明通用人工智能或許也正在形塑新的腦工勞動和智力勞動。從傳統自動機器體系對體力勞動的替代到人工智能對腦力勞動的解放表明：“在智能活動中發揮的主要作用是‘傳導’人的生物性智能；而當今AI機器作為自動化‘機械大腦’則開始自動生成機械智能，并因而不再是單純‘傳導’而是‘代替’人腦及其生成的生物性智能，社會機械大腦及其產生的社會機械通用智能將獲得更快發展。”[34]ChatGPT的價值生成的超越性主要體現在它實現了更深層面的人機融合與人類智能增強。ChatGPT的內容生成來自于大數據和大語言算法模型，在適當調整和引入人類自然語言習慣后，其邏輯性獲得了顯著增強，它所輸出的文本和知識就具有了顯著優勢。這是人機融合智能的顯著特質。以ChatGPT為代表的智能聊天機器人在對話中已經實現了人類語言和機器語言的有效邏輯對接。在輸入端、處理端、輸出端都與傳統人工智能模型有顯著區別。“人機融合的主旨就在于構建一種人類智慧、機器智能和網絡環境互相融合的一種超級智能，并重點在于強調這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35]當ChatGPT凸顯出綜合判斷能力并給出結論和建議（至少在文本生成上）、“自我”批評能力（對錯誤信息的糾正）、語言綜合能力（更像“人話”）時，人機融合的對話就顯得異常順暢、自然且令人信服。同時，ChatGPT也改進和實現了人類智能增強，這種智能增強奠基于人機融合集成功能之上，但又超越這種集成功能，這相當于一種機器反向賦智。這種方向的扭轉或許與腦機接口、深度神經網絡更為適配。“基于腦機接口的腦機融合代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趨勢，它在促進人的新進化過程中，展現出通過增強和改變而使人成為克服現有‘生物學局限性’的‘超人’或‘后人類’的前景。”[36]人類智能增強的道路并不唯一也不單一，當生物增強、基因增強不斷擴大化的時刻，一種智能增強的人類文化視角需要給予高度重視，即對“人類增強則不同，其本意是對人類身體或精神的增強，是一種更為顯著的文化現象”[37]。關注這種文化現象意在表明ChatGPT所呈現的知識進路和智能方式已經在不斷給與人類獲取更多價值提供了可能途徑，對其價值生成的超越性認知和可能的尊重亦是一種人類智能的又一次進化。

四、余論

尤瓦爾·赫拉利在寫完《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后留下了三條發人深省的論述：“1.科學正逐漸聚合于一個無所不包的教條，也就是認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則是進行數據處理。2.智能正與意識脫鉤。3.無意識但具備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38]結合這三條論述，我們認為：1.人類的進化不僅是生物性的更是算法和數據的。2.要認真審視智能和意識分割后的智能勞動“主體”問題了，特別是超越的人工智能數字勞動“主體”問題。3.“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的人工智能難道不是在將它的“勞動”作用于人？ChatGPT是作為超越的數字勞動“主體”更新了人類的“存在論升級”方式還是又一次的強人工智能的夢境破滅或許并不重要。思考ChatGPT作為可能的數字勞動“主體”問題不是渲染某種智能神話或悲歌，也不是想象勞動替代與顛覆的最終結果，而是人類智能的進化終究要有所“指認”，這種“指認”必須也一定朝向人類科技的前沿問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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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克亮 單位:中國計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