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翻譯實踐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一篇國家翻譯實踐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抗戰時期延安的翻譯活動,是戰爭環境下特殊的翻譯活動,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非常重要的結構性組成部分。以往學界對于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眾多考察,有以史學為入口,有以翻譯學理論為入口,有以話語分析為入口,均提出了深刻的洞見。這些研究發現進一步闡釋了翻譯之于戰爭的意義,也進一步確認了翻譯之于抗日救國、塑造紅色中國形象的作用,不斷指向翻譯服務于國家利益的主題。正是體認到延安翻譯與抗戰勝利這一國家利益的深厚關聯,我們可從國家翻譯實踐的視閾回應延安翻譯研究的新動向,對延安翻譯活動進行再考察,力求以國家翻譯實踐為軸,梳理延安翻譯活動與延安政權的相互關系,拓新抗戰時期延安翻譯史研究視角,厚植國家翻譯學的闡釋價值。

一、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研究簡述

關于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考察與研究,有的以史學為入口對翻譯活動的緣起、經過等細節進行描述,比如呼媛媛[1]、秦曉梅與秦延梅[2]、胡茜[3]等學者從微觀史學的角度梳理并分析延安時期翻譯活動及其影響,側重于述史;有的研究視角偏向翻譯文本的分析與解讀,比如李克與朱虹宇[4]從修辭學入手探究制度化譯者與小說譯本《保衛延安》中的象征資源之間的關系,從而考察制度化譯本的質量與傳播效果;有的著重探究延安翻譯活動對中共政權的影響,比如廖華英與陳勇[5]描述了延安時期翻譯的語言特點,分析翻譯活動中意識形態的重構對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內外傳播作用,又如單文波[6]指出,通過有計劃和有組織的翻譯活動,中共實現了形象的“自塑”和“他塑”;有的以社會學理論為入口對延安時期翻譯活動做創新解讀,比如王祥兵[7-9]區分了國統區力量、美英盟軍力量、日占區力量、蘇聯和共產國際力量以及延安力量等五種抗戰場域,運用布迪厄資本理論探究延安翻譯活動中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征資本等四類資本的運作情況,將延安作為地理概念和政治概念的整體以及翻譯史研究的考察對象,是一種對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進行社會學闡釋的新嘗試。可見,一段時間以來,翻譯學界積累了眾多關于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研究實績,有其新銳獨到之處。然而,以往的考察大多從現象外解釋現象,這些帶著繁雜學科外衣的闡釋及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延安翻譯活動與國家實踐之間的關聯性,或許也忽視了國家政權運作下翻譯活動的作為空間。對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再考察需要繼承并超越以往視角,從現象內提出另一種本質性思考,即從延安翻譯活動的初始動力———國家———為起點進行論述,將其從眾多學科的繁雜解釋中剝離出來,重新置于國家與戰爭的歷史與現實背景中,圍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背后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國共產黨與根據地政權,進一步尋求延安翻譯活動的可能闡釋。為此,本文引入國家翻譯實踐視閾,考察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運作邏輯與獨特價值,進而探尋延安紅色政權中正在發育并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家翻譯實踐。

二、“國家翻譯學”與“國家翻譯實踐”

國家翻譯學是翻譯學者任東升在總結梳理中外翻譯史的基礎上,為解決當前中國翻譯實踐問題,提升中國對外話語體系構建能力,并最終服務于國家利益而提出的跨學科翻譯理論,包含國家修辭、國家話語與國家傳播等范疇。任東升指出“這一概念乃是基于‘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翻譯概念’的社會生產實踐性質和‘主權國家’作為法律意義上的翻譯活動主體之系統認識的理論成果,涵蓋制度化翻譯、機構翻譯、國家翻譯實踐、制度化譯者等系列概念術語,既是一個框架性研究對象,也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理論框架,研究維度囊括翻譯學、政治學、社會學、價值學、傳播學、符號學等領域。”[10]132從定義看,國家翻譯學的核心概念是國家翻譯實踐,指的是主權國以國家名義為實現自利的戰略目標而自發實施的自主性翻譯實踐。[10]132國家翻譯實踐的概念超越或升華了“機構翻譯”[11]、“translationunderstatecontrol”[12]、“國家機構翻譯”[13]等論述,其研究視角轉移至在翻譯實踐中起到主體作用的國家,在翻譯的“國家性”上深入闡釋,是為了解釋與指導國家介入翻譯而開辟的新的學術空間。從理念看,國家翻譯實踐的本質是“制度化翻譯”,國家同時擔任策動者、贊助人和翻譯主體等三種角色,是一種國家行為,與對外交流、內部文化建設等其他國家行為形成協同配合關系。它不單是翻譯意義上的“跨語際書寫”,也是一種超越傳統翻譯實踐的“文化政治實踐”,以“政治優先”為原則。它是一種“自控型”翻譯實踐,譯文質量的“自評”高于接受系統的“他評”[14]95。國家翻譯實踐具有清晰的“行為-目標”模式,翻譯實踐作為末端行為是主體的職能、訴求與利益的延伸,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從屬性看,國家層面的翻譯實踐與國家戰略、國家行動、對外塑造國家形象、強化對內意識形態等維護國家利益的國家行為密切相關。[14]93這種以國家為主體的翻譯實踐具有三種屬性:自發性、自利性與自主性。自發性意指國家根據自身國家戰略與利益設立翻譯機構并選擇譯者的自發性;自利性意指國家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經濟利益與文化利益而選擇通過國家翻譯實踐的形式,強化對內意識形態與凝聚力,以及塑造與維護對外形象;自主性意指國家翻譯實踐不受外力約束,在語言政策、翻譯政策、翻譯方向、翻譯策略上擁有自主性。從類型看,根據是否跨越國界,語際翻譯可分為跨國語際翻譯和國內語際翻譯。跨國語際翻譯指發生在兩國或多國間不同語言的互譯,跨國語際型翻譯進一步分為“輸入型國家翻譯實踐”和“輸出型國家翻譯實踐”,輸入型是指通過國家翻譯實踐將外國文學、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文本等翻譯為官方語言或非官方語言(包括少數民族語言)的翻譯活動。輸出型指將國內的文學、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文本翻譯為外語的翻譯活動。外宣翻譯只是國家翻譯實踐的類型之一,屬于對外型國家翻譯實踐或者輸出型國家翻譯實踐。[10]136

三、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與國家翻譯實踐

翻譯是近代中國極為活躍、影響極為突出的現象。其中,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更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考察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既不能忽視其背后延安政權這一經緯脈絡,也不能離開國內外形勢環境尤其是抗日戰爭的歷史背景。任東升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翻譯實踐可分為政黨、政權和國家三個階段[15];鄒振環提出抗戰時期的翻譯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大后方的翻譯、延安及根據地的翻譯、“孤島”翻譯和淪陷區的翻譯[16]89。據此,任東升對翻譯實踐所處階段的區分主要以政治權力的成長階段作為劃分依據,鄒振環對抗戰時期翻譯活動的區分則以時局形勢與政治勢力的版圖為劃分依據。國家翻譯學認為,政權發起的翻譯實踐基本符合國家翻譯實踐的模型,是國家翻譯實踐的基礎和前身,是“準國家翻譯實踐”[10]134。綜合來看,鄒振環提出的延安及其根據地的翻譯活動對應了任東升所說的中共在政權階段的翻譯實踐,二者異名實同,具備了國家翻譯實踐的雛形與特質,是一種“準國家翻譯實踐”。

(一)抗戰時期延安組織翻譯活動的必要性

延安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敵后建立的抗日政權,根據地的各項活動需服務于戰時中共的戰略需求與國家(政權)利益,從而保有自身力量、擴大統一戰線并積極抗日,這是延安革命根據地最根本的宗旨與利益。圍繞根據地利益的主脈,延安翻譯活動需要滿足保障以下幾種主要的現實需求[17]:(1)延安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需求,比如渴望閱讀了解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等共產主義學說的黨員干部與青年群體;(2)延安對國內(包括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宣傳的需求,例如延安往往需要借助前來延安實地考察的國際記者與作家之口來抵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長期污蔑抹黑,從而產生了翻譯紅色中國報道的高潮;(3)延安與世界相互了解的需求,例如有來自蘇聯共產國際的代表、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成員、外來采訪的記者、臨時在延安停留的國外學者等不同的個體或集體的外來群體。翻譯不僅要保障延安政權內部的各類需求,也是中共與延安人民和國際友人乃至世界交流對話必不可少的工具與橋梁。

(二)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國家翻譯實踐”特征

1.延安翻譯活動的行為主體

此前,勒菲弗爾[18]已明確闡述了權力對翻譯的支配地位,指出了翻譯贊助人、意識形態與詩學的互動關系;國家翻譯實踐認為國家在翻譯實踐中擔任策動者、贊助人、翻譯主體等三重角色[14]95。國家是權力的象征符號,也是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權力與意識形態通過國家影響翻譯活動,國家及其意志則為翻譯活動提供動力支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延安政權是延安翻譯活動的策動者、贊助人與翻譯主體,延安翻譯活動是延安政權與其意志的延伸。在具體的翻譯行為上,根據行為與責任的層次化差異,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實踐主體可進一步細分為延安政權、組織籌辦的各類翻譯機構以及實施具體翻譯行為的具體人員等“高位—中位—低位”三個位階,三者分別承擔不同的職責,存在著垂直路徑上的權力關系流變。高位是法理意義上的延安政權,中位是翻譯活動的組織機構,低位是翻譯活動的執行人員,高位主體向低位主體規約,低位主體對高位主體負責。延安根據戰時翻譯需求,下達專門指示與決定,編制資源、編配人員、編發政策,自發地、主動地成立多個專職或兼職翻譯的機構部門,這些包含譯者群體在內的機構部門具有鮮明的職責分工,根據延安需求與任務指示擇取原文并產出譯文,通過翻譯在思想政治、軍事作戰、內外宣傳、軍事外交以及統一戰線等多個口徑發揮積極作用,其影響遍及解放區,輻射國統區與淪陷區,遠及國際社會。翻譯主體之間的關系與其具體情況如圖1和表1所示。交際處的前身是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外交部于1936年成立的交際處(同年7月改為招待科)。1937年1月招待科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并撤銷外交部,原招待科工作由邊區政府秘書處管理科承擔;1938年3月,邊區政府為妥善接待外賓,撤銷秘書處管理科,開設招待科,同年4月招待科改為交際科,1939年改為交際處,金城任處長[19]129-130;交際處經多次機構調整后受陜甘寧邊區政府領導,負責對外聯絡等工作。當時,延安已成為抗戰指揮中心和戰略總后方,在研判時局形勢與需求的基礎上,延安做出了加強外聯工作的決定,“隨著抗日戰爭和國共合作的需要,前往邊區的外來人士逐漸增多,中央組織部在負責黨內接待任務的同時,也加強了對外聯系和接待工作”[20]。具體來說,交際處負責國內外人士的招待接訪、統一戰線、外事聯絡與情報搜集等工作[21]。實際上,交際處要做好上述工作尤其是涉外相關工作,很重要的一個前提與基礎是翻譯,翻譯活動的組織籌劃、翻譯資源的協調配置、翻譯工作的質量品質直接關系交際處整體工作的開展與成敗。以接待中外記者參觀團為例,由于存在語言差異,為使交際處與外國記者方便溝通交流,時任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特地借調了一批優秀干部與翻譯人員參加接待工作[22],從而保障了各項參觀活動順利進行。馬列學院編譯部由中共中央設立于1938年5月。馬列學院編譯部的成立標志著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成為中央牽頭、跨部門協作的重大工作,其翻譯模式更加組織化、統一化與集體化,凸顯了組織的統一性與成果的系統性[23]92。在翻譯人才的編配方面,此前,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往往由譯者自由發起,而在延安的號召下,一大批翻譯人才與知識分子來到邊區,為編譯馬列著作儲備了大量人才。參與馬列學院編譯部工作的譯者包括先后兼任編譯部主任的張聞天和張仲實,以及何錫麟、柯柏年、王實味、王學文、吳亮平等。在翻譯選材的考量方面,時任編譯部主任的張聞天制定了系統繁密的翻譯計劃,翻譯母本主要包括蘇聯馬恩列研究院編輯出版的英文版《馬克思文選》以及俄文版《列寧選集》等馬列著作[23]89,經過翻譯后在1938年至1946年期間陸續付梓,包括十卷本的《馬恩叢書》與十六卷本的《列寧選集》等。此外,同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譯介文章廣泛發表于《解放》《解放日報》《八路軍軍政雜志》等延安中央報刊[23]91-93。抗戰時期,在解放區出版的657種翻譯書籍中,馬、恩、列、斯以及毛澤東思想的翻譯著作占63.62%,其他類型的譯書在選材上也與馬列主義有關[7]29,以延安為主的各根據地出現了馬列經典翻譯的高潮[16]93。以馬列學院編譯部為中心的馬列著作翻譯高潮為彼時的中國輸送了大量馬列教育讀物,極大促進了馬列主義在延安革命根據地的傳播與接受,推進了根據地思想與意識形態的統一。毛澤東評價道“近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人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24],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軍委編譯處是“第一個由中共中央軍委在革命根據地建立的專門翻譯馬列軍事著作的機構”[25]。軍委編譯處由時任軍委主席葉劍英任編譯處主管,主要成員包括劉云、楊松、袁維、焦敏之等,擔負著翻譯馬列軍事論著、蘇聯軍事科學著作、戰斗勤務教科書和紅軍條例的重要職責,翻譯成果主要有《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社會主義與戰爭》《法蘭西內戰》等[26],為提高中共將領軍事理論水平提供了保障,為抗戰勝利提供了軍事理論指導[27]。新華社翻譯科前身為1936年6月設立于延安的新華社譯電科。1941年5月,譯電科更名為翻譯科。此時,毛澤東了解到翻譯科人力不足的現實情況,中央組織部隨即安排增加英文、日文翻譯人員,翻譯科增設英文翻譯組、日文翻譯組與中文譯電組。[28]66-68為了完成好電訊翻譯工作、當好“中央耳目”,翻譯科提出三點要求:一是不能漏掉重要消息;二是譯文不能出錯;三是處理要快,不能延誤。在高規格工作標準的激勵下,翻譯科培養了“一絲不茍的嚴謹作風”“團結協作的風氣”以及“不顧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如遇難題,組內同志“熱心盡力解答”并“互相切磋推敲”[29]138-140。另外,時任新華社副社長吳文燾要求建立校對制度,在語言風格上要求中國化,避免歐化[30]38。新中國成立前,新華社翻譯科至少經歷4次組織機構調整與改名[30],但工作內容與目標始終緊扣延安政權乃至國家利益的主脈,通過翻譯外國通訊社消息、呈報黨中央以及播發廣大人民群眾的方式,“使黨中央不出門而知天下事”[31]308,根據地可以及時準確了解國際形勢,這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45年8月8日凌晨,翻譯科抄收到“RussiandeclaredwaronJapan”(蘇聯對日宣戰)的急電,十分鐘內就由時任新華社社長博古通過電話報告毛澤東[31]309-310,翌日,毛澤東就此電訊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極大地鼓舞了抗戰意志。新華社英語廣播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使用外文、通過通訊社電訊線路專門從事對外宣傳的新聞機構。[32]81940年3月,延安新華社廣播電臺由軍委三局九分隊(隊長傅英豪、政委周浣白)籌建,使用周恩來于1940年從莫斯科帶回的發射機,于1940年12月30日試播,“真理的聲音從此突破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向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傳播”[33]336。1944年9月1日對美國舊金山發布英文廣播,每天廣播兩次,每次時間持續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稿件每日可達五至八頁[33]339。1948年夏成立新華社第一個國外分社布拉格分社,分社電臺抄收總社發出的英文廣播,繼而向歐美地區印發新華社英文稿,同時也向總社回傳信息與資料[33]344,英播部除對外宣傳也兼具情報搜集的職能。對外播發的稿件需由英播部工作人員將新華社中文稿件翻譯為英文,因而翻譯可視為英播部的基礎性工作,在當時往往是對外新聞出口的一道關口。為滿足國外讀者聽眾的需要,英播部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遵循外宣報道的規律與策略,在翻譯國內稿件時堅持改寫,比如增加背景與解釋性材料,并專門聘請來自英國的國際友人林邁可為改稿專家,向周恩來親自請留的美國友人愛潑斯坦請教國外報道經驗。[32]9由此可見,英播部承接了新聞服務于外宣的職能,實際上發展了海外的國際中間群體,為紅色中國爭取了國際話語空間。英播部成員包括吳文燾、沈建圖、陳庶以及擔任顧問的國際友人林邁可。[34]74軍委外事組是中國共產黨為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赴延安訪問考察而專門設立的臨時外交機構,楊尚昆任組長,下設研究科、聯絡科、翻譯科與行政科四個科室,保障了1944年至1947年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期間的觀察工作。翻譯科主要成員包括凌青、曾遠輝、郭戈奇等,黃華任翻譯科科長。據凌青回憶,軍委外事組除行政科以外,其他科搞業務的干部不多,組員身兼數職,翻譯、聯絡、研究等工作均有涉及。[35]為接待好美軍觀察組,軍委外事組在食宿、文娛、陪同、聯絡與宣傳等方面作了大量周密細致的工作,在外交方面更是保障了美方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等中共高級領導的接觸,給美軍觀察組留下深刻印象。其中,謝偉思(JohnS.Service)、美籍日裔有吉幸治(KojiAriyoshi)、高林(JohnColling)等人與中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高林曾在回憶錄TheSpiritofYenan:AWartimeChapterofSino-AmericanFriend-ship(中文譯名《延安精神:中美友誼之戰時篇章》)中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與根據地軍民,稱其“赤誠與持久的溝通成就了解放戰爭的勝利與新中國的誕生”[36]。美軍觀察組與外籍記者團撰寫的報道與報告在延安社會狀況、延安軍民關系、中共領導人、中共軍隊以及中共未來的政治地位[37]等多個方面給予高度評價,在美國與國際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客觀上反映并塑造了紅色中國的形象,由外籍人士撰寫的紅色中國報道經翻譯回傳國內后也廓清了國民黨對中共的污蔑,幫助訂正了西方國家甚至國內相當一部分民眾對中共與延安的偏見,中共由此獲得廣泛的輿論支持,有力地推動了戰時輿論形態的變化。另外,軍委外事組接待美軍觀察組是中共早期的官方外交活動,為中共積累了外事工作經驗,鍛煉了中共外交干部,為中共隨后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礎。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是中國共產黨為接收國際援助與救濟、接待前赴根據地的國際友人而專門設立的外交機構,擁有一些翻譯人員,例如紀峰就擔任英語翻譯。解放區救濟總會與各方友好人士進行廣泛的交接,其中不乏國際友人與組織,爭取到了國內外進步力量對解放區人民的同情和支持[38],為延安以及中國的抗戰提供了不少援助,在溝通的過程中更是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認識。

2.延安翻譯活動的三重屬性

抗戰時期的延安翻譯活動是特殊的戰時準國家行為,在劇烈演變的戰爭環境下,翻譯活動因其重要作用而受到了特殊的關注。毛澤東以及中共高層就對翻譯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毛澤東曾作“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39]的評價;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四三年翻譯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主義古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40]。這說明延安一系列翻譯活動是延安政權在清晰體認翻譯之重要性而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延安政權自發的行為,而且往往是一種政治任務,是翻譯作為國家實踐具有自發性的表現。延安翻譯活動在根據地內部起到了教育中共黨員、教化民眾、提升凝聚力、統一意識形態的作用,在國統區、淪陷區則逆轉了國民黨對中共與延安政權的污名與詆毀,在國內國際塑造并傳播了救亡圖存的紅色政權與紅色中國形象。另外,必須看到,翻譯機構在很多時候并非獨立的職能機構,翻譯活動有時常常內嵌在一個更大的職能機構之中,翻譯人員在深耕翻譯工作的同時也身兼數職,這體現了翻譯在國家實踐活動中與其他職能的并重性,也體現各類國家實踐尤其是思想政治、軍事作戰、內外宣傳、軍事外交以及統一戰線等工作對翻譯活動有著巨大需求,體現了翻譯活動與上述工作及國家機器之間的依存關系。可見,延安翻譯活動在中共的歷史現場與重大事件中是極為重要的存在,能夠滿足延安革命根據地的需要,能夠保障延安的國家(政權)利益,國家翻譯實踐的自利性由此體現。正因如此,翻譯機構與翻譯活動在國家機構的序列中被提升至不同于往常的位置,被賦予高度的組織動員能力與超常規的資源配備,成立馬列學院編譯部等關乎中共思想政治建設以及軍委外事組等關乎戰爭態勢演變的外事(翻譯)機構、翻譯人員有權利與渠道使用毛澤東的私人藏書[23]90等等實例便是證明。而為了實現國家翻譯實踐的目標,延安翻譯活動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來保證翻譯活動緊緊圍繞國家(政權)利益的主線,例如延安翻譯活動中的原文選擇、翻譯策略、譯文質量的評控與接受、翻譯產品的傳播與分發等環節與流程,均在延安的監管控制之下而不受外部干預,這是由延安自身的需求以及翻譯機構的制度化定位決定的,國家翻譯實踐的自主性在此凸顯。

(三)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制度化

關于延安時期翻譯活動以及翻譯機構,官方宏觀的文獻紀錄相對較少,而個人微觀的回憶等史料相對較多,綜合來看,翻譯活動與翻譯機構經歷了從無到有、從粗放到規范、從單一功能到復合職能的過程,其地位、建制與沿革可以從長期擔任交際處處長一職的金城的回憶錄中得以窺見:“延安交際處地位相當高,實際上成了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個對外窗口。延安交際處在行政編制、經費開支、支部生活等方面,歸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處管理,政治上、業務上初由中央組織部領導,后由中央辦公廳領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共中央組織部李富春,中共中央統戰部王明、柯慶施,八路軍總部葉劍英,軍委辦公廳楊尚昆等,直接指導交際處的工作。”[19]130國家翻譯實踐所處的外部環境與時局不斷流轉嬗變,國家翻譯實踐的組織形式與運作模式因應而變。國家翻譯學于此作出戰時、常規與戰略三種形式的區分[41]71。翻譯機構與翻譯活動的背后映射著國家意志,且又隱含著國家權力的配置關系,這種國家意志與權力關系是特定政治歷史環境的衍生物,必然也會依隨政治歷史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隨著戰爭與時局的演變,原有的行政與權力關系發生了改變,這種特殊的戰時國家行為很難在變動的時局與政局中作為常規常態的翻譯模式繼續運作,翻譯活動也相應地產生變化。比如,翻譯機構有的解散(如軍委外事組),有的幾經改組、改革與改編(如新華社編譯處),也有為滿足新需求而設立包含翻譯職能的新機構(如新華社英語廣播部),翻譯人員在機構改革之中分流至不同部門或繼續做好翻譯一職或從事其他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外環境發生新變化,全國百業待興,需要重建經濟、政治、文化等幾乎所有部門與領域的秩序。在翻譯方面,新中國政府深刻反思建國前全國翻譯活動與模式中存在的弊病,比如翻譯活動受制于市場、脫離政治立場以及無組織無計劃等,決定通過改變翻譯模式、改造出版社、創建翻譯組織、創辦翻譯刊物以及召開全國翻譯工作會議、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等方式措施[42],推動翻譯活動走向黨和政府領導的制度化翻譯。由此表明,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經驗從延安推廣至全國,從政權行為延展為市場、社會與國家行為。實際上,延安翻譯活動是翻譯實踐制度化與國家化過程中繞不開的成功案例與實踐積淀。對于個體譯者而言,他們在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中所確立的價值追求、家國情懷與工匠意識,成為了“國家性”的頂格標準,傳承貫穿了一代又一代翻譯從業人員;對于翻譯活動的組織機構而言,在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中孕育出來的更加組織化、統一化與集體化的翻譯模式,在目標設定、資源調度與運行實施上更勝一籌,深度契合了黨和國家對翻譯工作的要求,得到了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的認可[43]9,之后的“九評”翻譯的成功實踐[44]更是驗證了由中央垂直領導、多部門協同的國家翻譯實踐的優勢。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具備了相對規模化、組織化、系統化的實踐樣式,是一種“準國家翻譯實踐”,如何在新中國成立后過渡并正式確立為“國家翻譯實踐”,仍有待進一步考察。綜上所述,抗戰時期延安根據地涌現出來的翻譯機構、翻譯模式固化為制度化的國家行為,演化為國家行為中常規或戰略的國家翻譯實踐,這一過程反映了延安政權轉為全國性政權中國家行為、國家能力、國家戰略、國家利益、國家形象與國家話語權的整體性轉變,總的背景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建立紅色政權、探索建立國家的歷史性嘗試。作為延安政權一部分的延安翻譯活動則是中共探索建立國家的嘗試在翻譯領域的具體表現,這種活動具有國家翻譯實踐的特質,符合中國發展需求與利益,是延安政權與根據地值得繼承的又一寶貴經驗。

四、結語

本文嘗試在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研究中引入“國家翻譯實踐”視閾,分析戰爭年代延安翻譯活動的各類需求與必要性、翻譯主體、實踐屬性與沿革流變,考察這些因素與模式背后的國家翻譯實踐整體邏輯,發現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是一種準國家翻譯實踐,具有較為典型的國家翻譯實踐特性。從需求上看,延安翻譯活動滿足保障了延安乃至全中國抗日救國的根本利益,這種利益訴求是國家性、民族性的,是延安政權及其意志的延伸。從主體上看,延安翻譯活動的主體是延安政權,延安政權統轄了眾多翻譯機構及其譯者群體等中低位翻譯主體。從實踐屬性上看,延安翻譯活動具有自發性、自利性和自主性。從制度化過程來看,延安翻譯活動中的個體譯者與翻譯機構作為延安政權的一部分而存在,新中國成立后則轉化為體制性翻譯力量。理論的價值在于指導實踐,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的價值在于引古喻今。在國家翻譯實踐視閾下考察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對于展示新時代中國國家形象、拓展中國話語空間以及建構中國國家話語體系具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呼媛媛.延安時期翻譯活動淺論[J].邊疆經濟與文化,2015(3):48-49.

[2]秦曉梅,秦延梅.論延安時期翻譯活動的必要性[J].青年文學家,2016(2):120-121.

[3]胡茜.中國共產黨革命歷程中的翻譯活動:以迪克西使團為例[J].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20(6):161-163.

[4]李克,朱虹宇.翻譯修辭視角下的譯本認同建構:以《保衛延安》沙博理英譯本為例[J].外國語文,2022(1):107-115.

[5]廖華英,陳勇.延安時期的語言翻譯特點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傳播[J].文史博覽(理論),2016(2):18-20.

[6]單文波.延安時期翻譯活動對中共政黨形象塑造的價值[J].中國翻譯,2021(3):21-27.

[7]王祥兵,穆雷.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考察及資本理論的拓展[J].中國翻譯,2018(1):26-37.

[8]王祥兵.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與社會資本[J].譯苑新譚,2019(1):45-52.

[9]王祥兵,徐芳.抗戰時期延安翻譯活動與文化資本[J].翻譯史論叢,2021(1):1-19.

[10]高玉霞,任東升.“國家翻譯實踐”的實與名:任東升教授訪談錄[J].翻譯界,2018(2):131-14

作者:王祥兵 梁雅谷 陳涅奧 單位:國防科技大學 軍政基礎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