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對中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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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國每年產生大量實驗室科技成果和各類專利,據《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20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達24393.1億元,居國際前列,然而科技成果轉化率卻不到30%,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多數實驗室成果因技術進步小、參數不穩定,難以向市場以及商業化應用延伸[1]。中試是連接實驗室研究與商業化應用的重要“橋梁”,經過中試的科研成果實現產業化的可能性高達80%[2]。因此,為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率,保障中試的有效運行不容忽視。中試被視為推動知識生成和傳播的重要工具[3],包括技術驗證與放大、工藝改進與優化、商業示范等一系列活動,涉及大量科學技術知識、運營成本降低知識和穩定性提高知識,以及與技術機會、市場動態相關的各類知識[4]。這些知識嵌入在技術開發過程中,是保障中試有效運行的關鍵。近年來針對中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動者網絡管理、創新政策組合、不同學習類型等方面[4-6],針對嵌入在中試運行過程中的知識則缺乏深入認識與理解,忽視了知識在促進中試有效運行中的作用。因此,為解決阻礙中試的知識問題,研究中試中的知識特性及其影響對促進中試運行至關重要[7]。尤其是中試運行涉及的實驗或技術類知識等特定領域知識,有關跨組織管理與合作、知識產權保護等程序性知識以及相關政策支持、資金獲取、外部環境分析等一般知識[3]。知識整合有助于深入理解與掌握各類知識,提高知識利用效率,特別是當企業中試資源有限時知識整合會最大程度地發揮各類知識效用[8]。基于嵌入中試活動的3種知識,研究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的影響,不僅有助于彌補中試運行理論研究的不足,而且能為企業組織中試知識活動提供理論依據與新思路。

1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中試中試是中間試驗的簡稱,能夠以較低成本與較小風險助力利益相關者實現商業設施設計、組織和管理,是以實驗室小試研究成果為基礎、以大規模產業化生產為目標,對小試成果進行試驗放大化生產,為產業化發展提供技術、生產和營銷準備的一項風險性實驗活動[9]。即科研成果在實驗室研制成功或取得初步技術鑒定后,為完善技術規范、解決工業化生產中的關鍵技術問題,形成更接近規模化生產的成熟技術產品的放大試制[10]。中試對科技成果轉化的作用表現為:①為技術雛形或產品原型優化、微調提供機會,幫助企業淘汰不必要的技術方案,大幅提高新產品技術可行性,助力技術向最優設計方向發展[4];②為新產品產業化提供工業級原料與設備,在放量生產過程中優化工藝流程、調整技術方案、改進產線布局,加速新產品量產[4,11];③降低新技術商業化所面臨的市場風險與不確定性,了解當前市場發展動態、獲得新產品運營經驗,提高價值鏈效率并降低成本[4,12-13]。

1.2中試情境下的知識類型與知識整合

中試涉及從研發到擴大規模生產的一系列活動,特定領域知識、程序性知識以及一般知識嵌入其中[14],三者在促進技術進步和確保中試成功方面至關重要。

(1)特定領域知識。它是指關于單個對象或一類對象在特定領域內通過實驗、學習和經驗積累獲得的知識[14-15],特定新產品或集中于特定項目所關注的技術領域。中試情境下,特定領域知識通常與技術訣竅、產品規格及參數等相關,是保障技術開發順利進行的核心與關鍵性先決條件[3]。

(2)程序性知識。它是通過在某領域從事某項任務而獲得的經驗性知識[15-16],即技術開發流程知識[17]。其涉及整個技術開發過程,包括在企業內部承擔任務以及從之前的任務中獲得的經驗[14-16]。在中試情境下,此類知識包括工作過程、中試遵循步驟以及企業如何參與組織間協作[3],具體為跨團隊管理經驗、知識產權法和專利法等知識。

(3)一般知識。基于日常經驗或通識教育而獲得的知識稱為一般知識,可以應用于任何領域[15-16]。此類知識更新不需要對工作領域進行過多反思且多數人都知曉這類知識。在中試情境下,一般知識包括支持中試活動的相關政策以及市場變化趨勢、發展動態等[3]。上述三類知識已被證明對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至關重要,但由于政府、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上下游企業等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加大了嵌入中試活動中特定領域知識、程序性知識、一般知識的溯源難度與復雜程度,使各類知識處于無序、分散狀態[18],導致企業難以分辨其不同用途以及重要性,同時,各類知識對保障中試有效運行的作用也難以充分發揮。知識整合概念由Henderson&Clark[19-20]提出,是指個人或組織成員交流互動以獲取、理解、共享和利用知識的持續過程。不同類型知識整合有助于深化理解各類知識[21],降低知識轉化與應用成本,使中試過程中分散的、處于無序狀態的各類知識轉變為系統化、有序化的知識存量,為中試活動創造有利條件,最大程度發揮各類知識對中試運行的促進作用[22]。

1.2.1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的影響

(1)特定領域知識整合。特定領域知識作為促進技術發展的先決條件,對提升技術可行性至關重要,但其可能涉及不同專業領域,導致技術人才精通的知識也各不相同。在中試情境下特定領域知識整合是指通過對新產品技術參數、設備調試與運行、化學或物理實驗等企業內部特定領域知識以及對外部專家知識的學習、吸收與掌握,實現對知識更深入、更廣角度的理解并能夠創造性地應用于技術改進流程[8,23]。例如,企業技術人員在制定新產品技術方案、提高新技術可行性的過程中,積極地探討與交流彼此想法、見解,使個人知識轉變為組織共有知識,實現企業人員對已有知識的融會貫通;企業人員通過頭腦風暴、技術交流會等形式了解并交換已有知識,通過專家講座、實地考察等形式拓展特定領域知識廣度,從內外兩方面豐富企業特定領域知識存量[3]。特定領域知識整合有助于加深企業對新技術的理解,從而擁有更強大的知識基礎,促使中試知識與技術協同,提升技術開發效率[8,23],激發企業再學習與知識再開發行為,助力企業共享新知識并加深對外部知識的理解和利用,降低技術不確定性與風險,促使研發人員從全新視角認知新概念或潛在新市場[23],有助于新技術與當前市場更加匹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特定領域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具有積極影響。

(2)程序性知識整合。中試情境下的程序性知識來源廣泛,不僅存在于企業內部而且廣泛涉及與政府、上下游企業等利益相關者的合作[3]。中試情境下的程序性知識整合是指企業利用各種途徑知悉、了解與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協作以及中試法律知識,由此形成企業最佳中試實踐、慣例規范并靈活應用于未來中試活動的過程[23]。例如,企業管理人員在中試過程中通過定期召開項目討論會、匯報工作進展等方式,對工作中涉及到的程序性知識進行交流、梳理,實現知識共享并高效運用到當前以及后續的中試項目中;企業通過咨詢專家或外部專業機構等方式加深對中試相關法律知識的認知,通過走訪調研行業領先企業,吸收與借鑒它們的中試管理經驗,逐步完善本企業中試流程[3,24]。程序性知識整合有利于中試決策、活動調整及優化,促使中試過程由最初的不斷學習、摸索行為逐漸轉變為基于經驗積累而擁有的成熟流程,有助于提高新產品開發與量產效率,同時,與外部建立良好的協作關系,豐富并擴大自身知識來源和知識基礎,更高效地與各利益相關者合作,有效降低生產制造與管理成本,將分散在個體中的隱性知識聚集,實現高頻互動與協作[23],提高中試運行靈活性與熟練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2:程序性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具有積極影響。

(3)一般知識整合。中試支持政策、資金獲取途徑以及產品行業動態等信息都是企業中試所需的一般知識,此類知識整合是指企業廣泛搜索、準確識別、有效轉化、快速共享、綜合利用外部環境中有價值的一般知識,以迅速補充企業缺少的新知識并激發對已有知識的創造性理解[23]。例如,企業通過開展市場調研、廣泛搜索政府公開數據庫以及行業協會公開信息等持續關注并追蹤新產品技術發展趨勢、市場動態以及行業發展現狀,實現對外部重要信息的收集與匯總;企業從大量外部一般知識中篩選與識別對當前中試項目有利的部分,如貼息貸款或稅收優惠政策、產品價格走勢、消費者偏好等,對目標客戶、競爭對手、未來市場和新興技術等進行深入分析,并據此調整貸款方案以及產品改進與升級側重方向等,使其更符合當前技術與消費趨勢[3,25]。一般知識整合通過對中試相關政策、市場發展動態等信息的獲取與重構,助力企業發現新市場機會[8],為中試運行提供更多方案、思路與靈感。而且,成功的創新高度依賴一般知識,與新技術有關的早期知識經常出現在并不相關行業,這些知識為企業提供了開發新產品的機會[26]。因此,對此類知識進行整合能夠降低中試外部環境復雜性與技術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企業擁有更多資源與機會。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3:一般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具有積極影響。

1.2.2不同類型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的影響3種類型的知識整合在中試活動中并非單獨存在,而是相互之間密不可分,因此三類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的影響亦需要探究。

(1)特定領域知識整合主要存在于技術人員與研發人員之間,而程序性知識整合涉及企業各層級管理人員。企業技術人員、研發人員在了解中試跨組織合作與管理流程的同時,熟知知識產權、新產品營銷策略,有利于其從多角度理解產品規格、解決技術問題,促使新產品與市場更加匹配,提升中試效率[27]。此外,中試跨組織管理與合作、市場推廣等活動只有在員工對產品參數、技術特征等有一定了解時才能得到順利推進,因此兩類知識交互能進一步推動企業與利益相關者合作,拓寬信息獲取渠道并降低中試管理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4: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程序性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具有積極影響。

(2)在技術開發過程中,市場現狀與社會環境對技術改進及工藝優化有較大影響,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有利于技術人員根據當前產品發展趨勢對技術進行針對性改進,使其更符合潛在市場需求,從而提高中試成功率。此外,對新技術的特點有深刻認知與理解,有助于企業根據新產品核心技術進行商業機會識別,從而發現更多市場機會與潛在威脅,快速聚焦中試激勵政策并持續追蹤,充分利用外部機會與資源為中試運行提供更多保障[32]。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5: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具有積極影響。(3)程序性知識與一般知識聯系緊密,二者結合對中試有效性產生積極影響。新產品所處外部環境和市場競爭狀態會影響各項中試工作,尤其是當企業制定新產品營銷策略、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合作時,若能較準確地分析和認知社會環境,則能夠制定出更符合市場發展規律的營銷策略,確保中試獲取到關鍵的外部信息與資源[28-29]。此外,基于產品推廣方案以及跨組織合作經驗等程序性知識分析外部環境更準確,有利于識別中試面臨的潛在機會和威脅,降低市場與制度風險等[30]。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6: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具有積極影響。

(4)特定領域知識、程序性知識和一般知識在自身發展以及中試活動中發揮不同作用,致使它們對中試有效性產生差異化影響。由于三類知識整合在企業中試活動中往往交織在一起,因此三者交互亦對中試有效性產生重大影響[3]。特定領域知識整合是其它兩類知識整合的基礎,管理、營銷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中試行為只有在相關人員了解產品以及技術核心的基礎上才能有效推進[28]。程序性知識整合是其它兩類知識整合的紐帶,貫穿于新產品測試與評估、工藝開發以及市場化全過程,有利于更高效地推進其它兩類知識整合[3]。一般知識整合是其它兩類知識整合的先決條件,與外部環境緊密相關的一般知識是對企業內部特定領域知識與程序性知識的補充,一般知識整合為其它兩類知識整合創造了有利環境[23,31]。3種知識整合交互能更充分地發揮其各自作用,為中試有效運行創造更大價值。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7:三類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具有積極影響。綜合以上分析,建構本文基本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2研究設計

2.1變量測度

為保證變量測量信效度,在大量走訪企業的基礎上,參考、整理與對比國內外相關量表并進行變量測量設計。除控制變量外,均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測量。同時,對量表進行“翻譯-回譯”,對題項反復進行修正,以確保語言準確、簡潔、易懂。(1)中試有效性。基于Hellsmark等[4]對中試概念內涵的界定,并借鑒Olsen&Andersen[32]、林筠(2018)等的研究量表,修訂中試有效性測量題項。具體包括“經過新產品試制,我們企業的技術與替代技術相比更具先進性和可靠性”、“經過新產品試制,我們企業提高了新產品開發與量產效率”、“經過新產品試制,我們企業解決了技術擴大規模試生產問題”、“經過新產品試制,我們企業的新產品與生產環境能很好地兼容”、“經過新產品試制,我們企業降低了生產、制造與管理成本”5個題項。(2)知識整合。根據Court[17]、Ramesh&Tiwana[16]對新產品開發中3種知識類型的概念界定,結合Nordqvist&Frishammar[3]、Mossberg等[33]對3種知識類型在具體中試過程中的作用、特征闡釋,參考Rundq-uist[8]、奉小斌和陳麗瓊(2015)的研究量表,修訂知識整合測量題項。其中:特定領域知識整合包括“我們企業通過咨詢、聘請專家等方式學習新產品試制的技術開發訣竅”、“我們企業熟知新產品試制所涉及的不同設備及其功能和用途”、“我們企業內部能夠共享新產品試制中的工藝流程信息”、“我們企業能夠解決新產品試制中技術、制造等方面的難題”4個題項;程序性知識整合包括“我們企業通過走訪、培訓等多種方式學習新產品試制中跨組織合作與管理的經驗”、“我們企業能充分理解新產品試制中知識產權保護、專利申請相關的法律條例”、“我們企業定期召開研討會,討論新產品/新技術的營銷策略以及市場推廣方案”、“我們企業能進行商業模式設計,使新產品試制重點由技術改進轉向商業營銷”等4個題項;一般知識整合包括“我們企業通過各種渠道持續追蹤影響新產品試制的政策,例如稅收政策、科技項目準入門檻等”、“我們企業非常了解當下新產品試制所處的競爭環境和市場變化趨勢”、“我們企業能夠交流探討如何為新產品試制過程爭取更多資金支持”、“我們企業能夠分析新產品試制所面臨的機會和威脅,以識別商業機會”4個題項。(3)控制變量。本研究選取企業性質、企業規模、企業所處區域以及企業所處生命周期作為控制變量,以減少這些因素對研究結果產生的偏差。企業性質分為國有/國有控股、民營、外商獨資或合資。企業規模分為200人以下、200-500人、500-1000人、1000人以上。企業所處區域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企業所處生命周期分為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

2.2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鑒于中試活動多存在于制造型企業[4],因此本研究選取制造型企業為研究對象。具體樣本選取條件包括:①企業建有中試工廠或中試線,正在進行或已經完成中試項目并具有一定中試經驗;②調查問卷的填寫對象為參與或熟悉企業技術研發、工藝改進、市場營銷、政策管理等中試活動內容的技術人員、研發人員、各級管理人員等;③調查問卷數據收集主要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技術/環保技術、石油化工/煤化工、有色金屬、生物醫藥、航空航天工業、汽車制造等行業,每個企業發放問卷數量不超過10份。根據初步設計的問卷,收集企業相關人員對問卷題目的理解與填寫情況反饋,并根據企業中試運行中特定領域知識整合、程序性知識整合、一般知識整合情況,對問卷結構、內容以及語言表達等作進一步細化與完善。
(1)預試問卷分析。采取線上線下兩種方式小范圍發放問卷,最終獲得有效預試問卷99份。采用SPSS26.0對預試問卷進行分析。項目分析中各變量獨立樣本t檢驗值均顯著;因子分析中所有題項因子載荷量取值均大于0.5,符合檢驗標準;信度檢驗中,因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系數小于0.4,故刪除中試有效性第1題;因題項刪除后的α系數大于總α系數,故刪除程序性知識整合第5題、一般知識整合第9題,最終形成包含14個題項的正式問卷。

(2)正式問卷調研。正式問卷發放與收集集中在2021年3月-6月,通過線上線下兩種方式發放。第一種是線下發放。具體包括:第一,企業實地發放。選擇創業研發園瞪羚谷、西咸新區工業園等創業園區中符合調研條件的制造型企業進行正式問卷發放,主要包括中國航發貴州黎陽航空動力有限公司、隆基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立邦制藥有限公司、哈爾濱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西安鉑力特增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陜西法士特齒輪有限公司、陜西理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共發放問卷157份。第二,高校雙選會現場發放。提前了解參與高校雙選會的企業情況,挑選出符合條件的制造型企業,由現場人員面對面、一對一發放問卷。3次實地調研雙選會企業共298家,符合問卷發放條件的企業137家,共發放問卷71份。第二種是線上發放。利用課題組教師EMBA、MBA學生關系,以及親戚、朋友、同學等社會關系,通過微信、E-mail以及問卷星等形式采用“滾雪球”方式,對符合條件的個體進行線上發放,共發放問卷104份。最終共發放紙質和電子問卷332份,收回283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20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2.79%。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其中,樣本涵蓋不同企業性質、企業規模以及企業類型,同時,企業所處地區覆蓋東部、中部以及西部,因此樣本企業符合樣本分析要求。

3實證分析

3.1信效度分析

采用SPSS26.0和Amos23.0檢驗量表信效度,結果如表2所示。信度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α系數和CR值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檢驗包括區別效度和聚合效度,結果顯示,所有題項標準化因子載荷量取值均大于0.6,所有變量AVE取值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較高的聚合效度。各變量平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系數結果如表3所示,可以發現,各變量AVE平方根均大于該列相關系數表明量表具有較高的區別效度。表3中相關系數的最大值為0.625,小于0.7,說明各變量之間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其中,中試有效性與特定領域知識整合(0.554)、程序性知識整合(0.501)、一般知識整合(0.441)顯著正相關,假設H1、H2、H3得到初步驗證。此外,為了控制同源偏差問題,一方面隨機排列不同維度題目,以匿名形式收集問卷,同時向問卷填寫人員明確所有作答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并且在多個時間段、多個企業、多個部門進行問卷發放;另一方面采用Harman單因素法以控制同源偏差,將所有題項納入一個探索性因子分子中,得到未旋轉時第一個因子解釋變異量為39.75%,低于40%,說明沒有一個因子對變異量的解釋起主導作用,故得出本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同源偏差問題。

3.2多元回歸分析

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檢驗假設。為避免變量間存在共線性問題,在回歸分析時加入共線性檢驗,3個模型的VIF最大值均小于臨界值5,說明各變量間的相關關系不會對回歸結果產生重大影響。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2中,特定領域知識整合、程序性知識整合、一般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影響顯著(β=0.373,p<0.001;β=0.244,p<0.01;β=0.231,p<0.001),假設H1、H2、H3均得到驗證。模型3對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程序性知識整合交互、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以及三類知識整合交互進行回歸分析。其中,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程序性知識整合交互、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影響顯著(β=0.199,p<0.05;β=0.169,p<0.05),假設H4、H5得到驗證,但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無顯著影響(β=-0.157,p>0.05),假設H6未得到驗證,三類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影響顯著((β=0.219,p<0.05),假設H7得到驗證

3.3差異性分析

將中試有效性作為因變量,以企業性質、企業規模以及企業所在地區作為固定因素,采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上述因素影響中試有效性的差異。由圖2(a)可以發現,大規模企業的中試有效性明顯高于中小規模企業。這是因為當企業規模較大時,一是產品線更長、市場布局更廣也更長遠,多方面的知識積累更多、知識基礎更扎實,各種類型知識整合能力更強,人才數量、類型以及質量更有保障;二是大規模企業擁有更健全的中試運行基礎設施(如實驗儀器、試驗設施、工程中心、中試基地等);三是技術創新、新產品開發以及中試運行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失敗經驗總結、技術與工藝問題解決以及反復迭代均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大規模企業具有更強的風險承擔能力與失敗接受度及容忍度,因此大規模企業在中試運行有效性方面更具優勢。由圖2(b)可以發現,東部地區企業無論企業規模大小,其中試有效性水平整體高于中西部地區。這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無論在資金支持還是企業創新實力等方面都具有較大優勢,尤其是對高層次人才具有集聚效應。因此,東部企業無論是特定領域知識、程序性知識還是一般知識的積累水平均更高。此外,東部地區企業的體制機制、政府支持力度、思維開拓性與開放度等方面也高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更有利于促進各類知識整合與交互,促使東部地區企業在中試活動過程中展現出更強的知識創造、知識領悟與知識整合能力。由此提出:一是中西部地區應注重創新投入、新產品開發以及中試運行對經濟發展的連帶促進作用;二是引導產業梯度轉移時不能僅關注供應鏈環節對產品成本的驅動,更要看到產業梯度轉移的同時,人才、知識梯度轉移的支持潛力與重要作用。由圖2(c)可以發現,無論企業所在地區,國有企業中試有效性都高于非國有企業,說明國有企業對中試運行的重視程度與投入力度均具有戰略性和前瞻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具有多方面優勢:①在人力資源方面,由于國有企業在城市落戶方面具有更多政策優勢,在社會保障方面能響應國家要求,最大限度給予員工保障,在職稱評定制度方面更加規范,在解決員工諸多生活困難以及后顧之憂方面具有更大資源優勢,對技術及研發人才的吸引力更大、更能夠留住高層次人才,有利于多維度知識整合,在實現技術改進與突破方面更具優勢;②在創新載體方面,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研發機構以及國家實驗室實力雄厚,對企業中試活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③在創新項目方面,國有企業更多地承接了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在資金、政策、設備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成為促進中試開展的強勁推力。非國有企業尤其是東部地區非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的創新敏感性與市場洞察力,但在技術創新、中試投入與失敗概率判斷以及權衡方面可能更傾向于保守和逐利。在國有企業領跑的創新環境影響下,非國有企業的新產品開發與中試運行狀況逐漸改善,吸引人才、整合知識亦不斷規范與提升。

4主要結論與啟示

4.1研究結論

研究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影響中試有效性的差異,并進一步分析其交互作用對中試有效性的影響。通過制造型企業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到以下研究結論:

(1)特定領域知識整合、程序性知識整合、一般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有積極影響且存在差異性。特定領域知識整合的作用(β=0.373***)強于程序性知識整合(β=0.244**)與一般知識整合(β=0.231**)。究其原因,程序性知識與一般知識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試運行的輔助知識,特定領域知識整合與遠離核心技術的程序性知識、一般知識整合相比,前者更受青睞,導致企業中試活動更關注技術方面,驗證了企業缺乏構建程序性知識與一般知識的經驗、資源及能力的觀點[3,4,9]。

(2)三類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產生強力驅動。程序性知識整合、一般知識整合分別與特定領域知識整合的交互均對中試有效性產生積極影響(β=0.199*,β=0.169*),且作用效果強于其單獨作用(β=0.180*,β=0.133*);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無顯著影響(β=-0.157),假設H6未得到驗證,但在加入特定領域知識整合后,三類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產生的驅動效應增強(β=0.219*)。交互作用的結果表明,雖然中試情境下不同類型知識各具特點,各類知識整合側重于不同中試活動,但它們并非割裂、獨立存在的,而是交織在中試運行過程中并且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對中試有效性無顯著影響,即H6未得到驗證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的關系可能并不密切。一般知識通常與中試支持政策、外部市場/技術發展現狀等聯系緊密,其可看作是一種穩定的知識,不會受到企業中試運行程序、管理經驗的影響。程序性知識大多涉及中試運行經驗、法律問題、外部關系管理等,更多從中試實踐中習得,因此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可能更傾向單獨作用于中試,二者交互對中試有效性并不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第二,企業人員對非特定領域知識交互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對中試的影響方式與特點不同,造成企業更注重技術發展,傾向于通過技術改進和優化推動中試運行,而忽視非技術方面的中試流程、外部環境等政策支持類的程序性與一般知識整合,因此即使企業人員能夠接觸到中試過程的各個環節,但仍然不能充分理解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交互的重要意義,使得兩類知識的交互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3)不同性質、不同規模、不同地區企業中試有效性存在差異。國有企業中試有效性高于非國有企業,大企業中試有效性高于中小企業,東部地區企業中試有效性整體高于中西部地區企業。這些表明,東部地區企業中試水平整體較高,在全國范圍內占據優勢,大企業與國有企業仍是目前開展中試活動、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力軍。

4.2理論貢獻與實踐啟示

4.2.1理論貢獻

(1)基于知識整合視角,闡釋中試運行機制。已有研究聚焦于中試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以及企業創新能力、行動者網絡管理、創新政策組合、不同學習類型等對中試運行的影響[4-6],而對于嵌入其中的知識整合類型與交互作用缺乏更深入的認識及理解。本研究響應Nordqvist&Frishammar[3]提出的研究技術開發中試知識整合的呼吁,從知識整合視角豐富了既有中試影響因素研究,為完善中試運行實現機制提供了理論依據。

(2)厘清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及其交互作用影響中試有效性的差異。本研究并未將知識作為一個寬泛概念,而是聚焦中試情境下更具體的知識類型,從不同知識類型特征及其影響方式角度,對比分析特定領域知識整合、程序性知識整合、一般知識整合及其交互作用對中試有效性的作用程度,驗證了中試活動存在知識生產不平衡的觀點[3],豐富了保障中試有效運行的知識基礎理論研究。

4.2.2實踐啟示

(1)中試運行要求企業進行特定領域知識整合。多數企業在技術研發、工藝改進方面的投入與關注力充足,在此基礎上,企業采用聘請、咨詢專家等方式學習技術訣竅,以解決發展中遇到的技術難題;明確中試環節中涉及的不同設備及其功能與用途,加強對可編碼知識的理解與掌握;開展技術研討、成立技術攻關組,促進知識與信息的交流共享,加速新想法新思路產生,促進中試有效運行。

(2)特定領域知識整合固然重要,但程序性知識整合與一般知識整合對中試有效性的促進作用亦不容忽視。因此,企業應結合中試運行現狀與戰略導向協調資源分配以平衡不同類型知識投入,合理組織并安排工作優先次序。在對研發、技術等特定領域知識整合持續投入的基礎上,不應忽視與中試跨組織合作管理、法律問題以及外部環境相關的程序性知識整合和一般知識整合。走訪行業領先企業,學習并積累中試運行經驗;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專利申請相關法律條例的理解以降低中試風險;定期召開研討會,討論新產品或新技術營銷策略以及市場推廣方案,重視商業模式設計,使企業中試重視技術改進升級的同時關注商業化與產業鏈形成;持續追蹤影響成果轉化的相關政策,多種渠道爭取資金支持,確保中試運行環境良好;關注企業新技術或新產品所處的競爭環境和市場變化趨勢,分析外部環境帶來的機會與威脅以把握中試方向。

(3)僅考慮三類知識整合單獨對中試有效性的促進作用是不夠的,三類知識整合交互對提升中試有效性更具意義。因此,為保證中試活動的高效運行,需要加強企業管理人員對基本產品知識以及新產品核心技術的理解與學習。同時,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不僅需要專注于研發與技術攻關,還需要對新產品的市場發展、商業模式以及所處社會環境知識等有所掌握,以便多角度看待新技術,從技術層面加速推動新產品走向商業化。更重要的是,企業內部跨部門交流活動必不可少,它為不同部門之間的溝通創造機會,促進不同類型知識在組織間流動和共享以支持知識整合交互,促進中試有效運行。

4.3局限與展望

本文研究主要關注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及其交互作用對中試有效性的影響,未來可研究其它中試有效性的影響因素,例如技術創新系統(TIS)理論背景下的知識缺陷問題、政府創新政策支持等。同時,在數據選取方面,可采用多輪數據收集、拉開數據收集時間等方式彌補橫截面數據的不足,以發現縱向時間影響下所需知識的特性。另外,可通過案例分析動態研究焦點企業如何進行不同類型知識整合,從而驅動中試有效運行,實現更高績效。

參考文獻:

[1]吳鵬飛,林筠.實驗室驗證對技術轉移影響研究:雙元學習視角[J].科研管理,2022,43(3):164-172.

[2]邱超凡.基于中試資源共享的科技成果轉化戰略[J].中國發展觀察,2015,11(9):54-55.

作者:林 筠 劉冰蕊 蔡穎 張茹鑫 單位:西安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