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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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對我國經濟實現綠色增長促進作用明顯，環境規制對我國綠色經濟增長不直接產生作用但要素配置功能明顯[11]，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升級的空間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呈現空間異質性與顯著的空間依賴性，實現經濟增長有賴于制度環境的優化[12]。有學者認為現階段的產業結構調整抑制了經濟增長，而環境規制促進了經濟增長，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13]，還有學者認為綠色稅收在短期內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且存在滯后效應，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在不同區域存在差異性，并呈現“U”型非線性關系[14]，同時，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正向作用[15]。本文選取1999—2019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針對綠色稅收對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以此驗證并尋找實現資源有效配置與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為更好地發揮綠色稅收的經濟效應，也為推動稅制綠化改革、助力實現“雙碳”目標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1綠色稅收概念與內涵的再界定

綠色稅收的概念源于“庇古稅”理論，該理論主張利用稅收手段將環境污染問題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內部化，以優化資源配置并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隨著工業化深入推進和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其含義從環保層面逐步延伸到了經濟、社會等領域。西方發達國家運用此經濟手段應對環保問題，逐步掀起綠色稅收制度改革且收效甚好，進而引領了全球的綠色轉型升級與制度變遷。我國作為后起的工業大國，基于環保壓力與綠色發展的新時代訴求，對綠色稅收及其制度供給的社會需求越加迫切。尤其是在環境保護稅開征以來，綠色稅收的綠色效應逐步顯現，基于雙重紅利理論，社會各界對其經濟效應更為期待，因此，對其概念與內涵給出客觀且全面的界定尤為必要。本文基于廣義視角將綠色稅收的概念界定為以促進環境保護、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維護生態平衡、推行綠色生產與消費為目的，對市場主體所開征的環境稅、資源稅和其他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稅種及稅收政策。進而言之，將其內涵擴展至不僅包括環境保護稅與資源稅這兩種主體綠色稅種，還包含消費稅、耕地占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煙葉稅這七種綠色相關稅種。

2研究設計

2.1計量模型

本文通過構建經濟增長速度和產業升級與綠色稅收的省際面板模型，來研究綠色稅收在數量和質量上對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影響。2.2變量選取

2.2.1被解釋變量

經濟增長（pGG），選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衡量各省份的經濟增長速度。產業升級（TS），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測度采用干春暉與鄭若谷（2011）[18]的研究思路，選擇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的比值作為衡量指標。若比值逐年增大則表示實現了產業升級，粗放型發展模式發生了轉變，經濟業態向服務化方向推進。

2.2.2解釋變量

綠色稅收（GT），基于綠色稅收的廣義內涵，將環境保護稅（排污費）、資源稅、消費稅、耕地占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煙葉稅九種稅種加總表示綠色稅收收入。

2.2.3控制變量

根據相關經濟理論，和大多數文獻一樣[6,14,17]，模型（1）和模型（2）中選擇的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pG），選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反映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OU），使用人民幣表示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按境內目的地和貨源地分）占當地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來測度對外開放程度。物質資本投資（FI），選取各省份的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物質資本投資的度量指標。人力資本投入（Edu），選取教育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作為人力資本投入的度量指標。科技創新水平（R），選取科學技術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作為各省份技術創新水平的度量。

2.3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投資領域統計年鑒》《中國稅收統計年鑒》。考慮數據可得性，本文僅包括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面板數據。其中，1999—2006年科學技術支出數據為各地財政支出中科技三項費用與科學事業費之和，2007—2019年該項數據直接摘自《中國統計年鑒》。由于2018年和2019年沒有公布各省份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數據，僅有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情況，其數據分別為以2017年與2018年為基期，按照統計年鑒中公布的增長率進行了推算。

3實證檢驗

本文選取了數據樣本量（N）為30個，時間跨度（T）為21年的短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在檢驗綠色稅收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方面，廣義矩估計（GMM）允許隨機誤差項存在序列相關和異方差，并可以有效解決模型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用該模型得到的參數估計值相比其他傳統計量模型更合理。另外，在有限樣本條件下，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利用的樣本信息更多，在實證過程中進行參數估計的偏差更小，因此，本文采用系統廣義矩方法進行參數估計。在具體分析中，依次添加了前文所列示的控制變量，以便逐步觀察各個控制變量對綠色稅收與經濟關聯效應的具體影響，在系統廣義矩估計中加入了所有內生變量的二階到五階滯后（若存在）作為工具變量，并且加入了col-lapse選項選取最適合的滯后階數對工具變量進行控制。

3.1綠色稅收的經濟增長效應分析

選擇經濟增長（pGG）作為被解釋變量，運用廣義矩估計得到的綠色稅收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回歸模型及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成立的前提是擾動項{εit}不存在自相關，所以要對擾動項是否存在自相關進行檢驗。通過AR檢驗，表2中5個模型的擾動項AR(1)均小于0.05，AR(2)均大于0.05，表示各模型的擾動項的差分雖然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故判斷擾動項無自相關，可以使用系統廣義矩進行參數估計。另外，采用Hansen檢驗對系統廣義矩估計過程中的工具變量進行過渡識別檢驗，各模型Hansen檢驗值均大于0.1，表示接受“所有工具變量都有效”的原假設。

3.2綠色稅收的產業升級效應分析

選擇產業升級（TS）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到綠色稅收對產業升級影響的回歸模型及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五個模型的擾動項AR(1)均小于0.05，并且只有模型（9）和模型（10）的AR(2)大于0.05，表示五個模型的擾動項的差分均存在一階自相關，但只有模型（9）和模型（10）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故對模型（9）和模型（10）可以使用系統廣義矩進行參數估計。

4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界定綠色稅收概念與內涵的基礎上，通過選取1999—2019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分別針對綠色稅收對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以此驗證并尋找更好地發揮綠色稅收的經濟效應的因素。結果表明：綠色稅收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對于產業升級不能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綠色稅收可以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入、科技創新水平以及對外開放程度等生產要素投入都會促進經濟增長。然而，鑒于基礎投資的公共物品屬性，現有教育體制及人力資本供給水平有限，以及各國普遍采取審慎的適度開放政策，導致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入與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對實現產業升級作用有限。綠色稅收、科技創新、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著良性循環關系，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企業進行科技創新，進而推動相關產業實現高端進化，產業升級又對前兩者產生更多的現實需求與良好的促進作用。基于以上結論，為更好地發揮綠色稅收的經濟效應，并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完善綠色稅收制度供給。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引領，按照公平與效率原則、稅收中性原則與稅收法定原則，采取循序漸進模式，分別從整合并優化現有綠色稅種體系、重視并強化綠色發展意識形態、規范并改進征收管理機制與適時開征碳稅等具體內容予以推進。

（2）優化生產要素投入結構，提升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綠色稅收引領企業主動優化生產要素供給，科技要素是關鍵，通過探索新技術、創新新工藝與開發新產品等舉措提升其配置效率；轉變能源要素供給結構，著力發展綠色新能源，逐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并構建現代新能源體系；拓展資本供給主體，為新興科創板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路徑，提高資本要素運行效率；大數據時代要求整合現有數據資源并提高市場化利用效率，深化教育、稅費等領域改革，為市場主體合理配置人力資本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據此助力經濟轉型并提升綠色經濟增長質量。

（3）建立產業升級長效機制。綠色稅收作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重要抓手，短期內對產業升級作用有限，但從長遠看對推動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第一，通過制度供給引領綠色發展的宏觀政策導向，倡導綠色消費理念，營造綠色環保社會文化氛圍，采取差異化的減稅降費及稅收優惠措施，對低碳環保產業設立獎勵機制，構建實現“雙碳”目標與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建設機制；第二，構建投資與需求的聯動機制，通過加大對數字化、新能源與新技術等生產領域投資，全面提升新興產業的供給與效率，同時增加對環保型、智能化與數字化等消費需求，確保綠色產業升級的持續均衡發展；第三，注重區域協調機制的優化調整，匹配綠色稅收與產業升級的區域性差異。東部地區適度超前而中西部地區力爭同步，盡量縮小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發揮綠色稅收的差異化調控作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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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中軍 程鑫 孟勇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