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體公民人權保護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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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法護人權”是我國近年法治發展的基本目標和現實進步，例如２０１２年刑訴法滲入了保護人權的基本內容。但目前我國的刑事司法與法學界存在理論誤區：完成對追訴人的保護等同于實現了刑事法律的價值，將被追訴人的人權作為了法治的集中意志，流傳出“寧可錯放，不可錯判”的判決思維。這種“不成文約定”其實是與“三大人權公約”相違背的，模糊了司法公正的意義。并且，不論是刑法的實施對象還是案件本身，我們都應遵循《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兩法”）的任務和使用意圖，去保障和尊重被害人、被追訴人等各個訴訟身份的公民的人權。具體的保障有以下三種形式：一是加強對罪犯和犯罪行為的監管和懲治來約束犯罪集團，保障全體公民的基本人權；二是防止犯罪人過度使用自身人權來規避司法處理結果；三是以限制刑罰權的方式，避免罪犯進一步侵害其他公民的人權。刑事司法的執行是具有遠大意義的，是為了保障全體公民的基本人權，滿足社會對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

２我國人權保護的現狀及問題

近年來，政法問題多發，持續成為民眾熱議的焦點，全國乃至全球也因此對人權保護尤為重視，于是，２０１２年“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加入了刑事訴訟法中的法條。從進行刑事、司法理論研究的各方學者，到進行法律實務工作的司法人員、辯護律師，都將保障人權作為了探討熱點。自“人權入法”以來，法學和司法“兩界”對人權保護的定義各執一詞。以國內多年的執行保障人權的行業規律來看，保護被害人的基本人權一直是我們定義為保障人權的主流意愿，因為大多數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基本權利和訴求均處于弱勢局面，但根據近年來部分冤假錯案的批判中我們了解，這種觀念并非真正保障了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僅僅在固有思維中完成了所謂“保護”的執行理念。現今，我國刑事“兩界”對人權保護的定義存在理論誤區：片面理解和執行了人權保護的執法初衷，以“寧可錯放，不可錯判”的理念和主張作為保護人權的工作標準，但顯然這已經從另一個角度錯失了對人權的保護。顯然，我們如若過度注重對一方的人權保障，將極大可能造成對另一方基本人權的侵害，違背了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執法目標，影響了司法的秩序和公正形象，也損害了社會的和諧風氣。因此，在刑事司法中保護的相關人員是哪些人？保護這些相關人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們需要通過什么途徑來改變目前的情況？

３全體公民的人權上升為刑事司法保護的對象分析

我們要從邏輯和理論上確定保護全體公民人權的必要性，這是我們采取進一步行動的價值依據。因為從多方的犯罪調查結果來看，均是以保障全體公民的基本人權作為司法執行的首要任務，所以可反證上述問題。

３．１從犯罪本身來看

全體公民的人權一直被刑事司法所保護著，其實用刑法本身來界定是否屬于違法的行為，并不是很正確。各方觀點都無法得到統一。陳忠林教授提出了“人權侵害說”，人權侵害說針對是對犯罪行為特有的處罰措施以及相關法律規定，陳教授說，犯罪行為本身就是一種侵害，并且是威脅全體公民人權的一種行為。“人權侵害說”戰勝了在傳統意義上犯罪的本身缺點，用一種較為科學的方式，進一步使在法治條件下的國家擁有更加準確的方式方法，來嚴懲犯罪分子的一些不法行為。雖然大多數犯罪行為無法完全做到具體的甄別和界定，但我們需要尋找和綜合案件事實的客觀規律，制定對應的評價犯罪行為的準則，來約束和劃分犯罪行為、侵害行為等惡劣行徑，從而合理執法，保障各方公民的人權。同時也對建立法律的人，以及司法者用科學的方法把握犯罪范圍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從某些角度上看，通過主動調控立法和司法的范圍，來明確對犯罪行為的界定，從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

３．２刑法的調整對象出發來看

從刑法角度進行調整是為了具體化的執行，從而避免無辜公民受到不合理判罰。法律是為了約束和規范公民行為，從廣義上講是為了和諧社會關系，因此我們常說法律是用來調整社會矛盾和行為標準的。因此，法律之間能夠相互協作，又能單獨執行，就是因為他們與別的法律之間有不同的社會關系，即有不同的調整對象。所以，如果想要科學的區分刑法的調整對象，那么就要從刑罰開始，研究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在刑罰權使用的途徑之中，刑罰是如何實施的，這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家；另一方面是犯罪分子。換言之，在刑法中的刑罰，其實不是用來制裁犯罪分子的，更像是在現在條件下對這種社會關系的一種保護作用。也就是說國家與公民之間其實不是對立的，根據刑法，我們就可以知道她所保護的是在國家體制下全體公民的人權，是一種社會關系，更是一種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只有完整的實施下去，才能使社會法律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得到調整，就比如說民法的本身就是為了調整各個主體之間的一些關系，同時也有一些法律是監督國家與個人的。

３．３從“兩法”的理念和規劃來看

保障公民人權是我國刑事司法參與的主要目的。“兩法”中均有相應描述：“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過往同犯罪做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但即便如此，兩法的目的和規劃成為正確的共識。根據以前的觀點上來看，我國的“兩法”的基本目的就是“打擊犯罪”。筆者認為有兩個不同的意義：第一個是打擊犯罪；第二個是保護人權。但是仔細的來看，無論這兩種理解的哪一種，都存在一定的問題。“打擊犯罪”目的的實現，就必須要用到刑法，如果用到刑法的話，就意味著必須要剝奪本身的基本人權，是通過限制一方的基本人權，來保障其他公民的人權。但《世界人權宣言》等條約顯然否定了這種處置行為，因為這終究損害了一方的基本人權，違背了保障所有公民人權的執法理念，因此，現今的司法處理是無法接軌國家對人權保護的規劃的，但國家必須要尊重并且對人權給予保護，既不能對人權輕易限制，更加不能輕易地剝奪。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兩法”的目的所要達成的目標可以從國家與人民的關系推出。不言自明，保護全體公民的基本人權是“兩法”的根本目的，也是任務。

４刑事司法保護全體公民人權的法律對策

在理論范圍內，我國刑事司法所保護的是全體公民的人權，歸納起來的話，有三種主要方式。第一，國家通過嚴懲犯罪行為，從而達到消除犯罪行為對全體公民人權所造成的威脅，從而全面的保護全體公民人權，刑事法律中的規范，首要的就是授權方面的規范。司法機關利用刑事法律來規范授予的權利來打擊犯罪，從而預防類似的行為再次發生。“限制違法行徑”和“保障公民權利”是并不矛盾的，前者是為了通過管理和規范來實現后者，而后者是執行前者的基本意圖。第二，通過限制刑罰的權力，從而預防刑罰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之人權的過度侵害，這樣可以保證有罪的人不會受到法律之外的追訴，也能夠保護雙方公民的人權。“刑法作為一種規范機制，是為了保障社會和諧，保障公民基本權利”通過限制法權，能夠避免過度的實施刑罰，依法判罰的目的是為了在長久意義中維持社會穩定，我們需要尊重犯罪人的人權，也要平和保護其他公民的權利，我們需要規范這種規范，而不是濫用濫罰。刑罰權使用不恰當擁有非常大的危險性，被追訴人的人權很輕易就會被侵犯到。因此，國家就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將犯罪分子，關在“籠子”里面，使他們的活動范圍受到了界限，從而減輕對其他公民的潛在威脅，但這并非我們的根本意愿。我國通過限制刑罰權，是為了保障犯罪者的基本人權，規范其社會行為與尊重其基本人權是并不對立的，我們不能因為其行為而添加主觀判斷，從而違背科學規律和基本條文過度執法和剝奪人權，否則也是對執法理念和人權的不尊重。第三，減弱刑罰權的印象，從而規避刑罰權的壓迫，保障無罪公民的基本人權。這種方式與上一種相同，但是實現目標和意義是不一樣的，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來避免其余守法公民收到無謂的牽連。日本刑法學家木村龜二曾這樣提到，刑法是規范公民行為的法文制度，司法機關不得過度判罰來保障司法秩序，這本身違背了刑法的意圖；要正確裁定犯罪人，切勿實施刑法規范以外的刑罰。何秉松教授是我國這一理念的權威人物，在他看來，刑罰是為了保衛人權，規范行為。這一點對于公民和罪犯而言都是成立的。要防止守法公民的人權遭到侵害，也要避免對罪犯濫用刑罰，侵犯其人權。

參考文獻

［１］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Ｍ］．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１９９２：９．

［２］王昌奎．論刑事司法中的人權保護［Ｊ］．現代法學，２０１６，（４）：１２１．

［３］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當代人權［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７５－３７６．

［４］沈德詠．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Ｎ］．人民法院報，２０１３．

［５］丁宇靜，朱玉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制度研究［Ｊ］．現代商貿工業，２０１８，３９（２８）．

作者:張綱毅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