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消費異質及產業結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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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下，中國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為了緩解能源消費帶來的環境壓力，中國制定了更嚴格的節能目標，其中淘汰落后產業，減少落后產能是節能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各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致、區位不同和資源不均衡，不同省域的能源消費存在異質性。

一、研究綜述

Yang.ect（2015）調研了住宅電力零售市場中電力產品的消費偏好異質性，發現消費者愿意為提升新能源發電所占份額而付出額外的代價。Fan.ect（2016）分析了1995-2011年間中國省域能源強度演變的局部效應，發現中國能源強度的演變存在顯著的異質性。Li.ect（2016）發現建筑能耗的顯著變化，部分是由于分布式能源的擴散，以及居民不統一的能耗行為。隨著研究深入，更多的研究方法被用以研究能耗或碳排放的異質性。Sagebiel.ect（2017）利用隨機參數logit模型和潛在類logit模型，對能源消費者偏好和支付價值意愿進行分析。Wang.ect（2017)提出了一種擴展的非參數前沿方法，用以實證中國不同產業的能源績效，發現存在顯著的空間異質性顯著。Meng.ect（2017）通過在投入產出模型中納入替代性空間結構分析，實證了中國省域碳排放的異質性及其溢出效應對碳排放總量的影響。Ding.ect（2017）采用2006-2013年省域面板數據和LMDI模型分析氮氧化物排放的主要驅動因素，結論表明其排放量存在顯著省域差異，27個省份未實現預期目標。Li.ect（2017）利用動態演化模型分析建筑業碳排放模式的時空異質性，發現空間集群在中國周邊省份空間維度上存在顯著的特征?？傮w而言，關于能源消費的異質性，學者已有充分的認知，但如何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尚需進一步探討。

二、產業結構的節能困境

在地方分權以及GDP績效激勵體制下，中國區域間的產業結構調整呈現出兩方面重要特征：一方面是產業轉移。與京津冀、長三角相連的兩北地區（華北和西北）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優越性承接了兩大經濟增長極的產業轉移。雖然落后產能從發達省份轉移至落后省份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2006）的提出以及《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通過后，兩北地區承接來自東部發達省份落后產能的現象加強，加之在GDP作為重要政績考核標準的激勵機制下，地方政府的產能競爭十分激烈。能夠在清潔的條件下，短期內顯著提升GDP的產業成為各省份爭相搶占的重要資源，沒有競爭優勢的兩北地區只能以發展高耗能、高排放的傳統制造業來實現GDP的增長。與此同時，由于節能的監控技術和體制尚不完善，寬松的能耗政策成為兩北地區政府的重要引資工具。遺憾的是，雖然落后產能轉移，但由于經濟發達省份多與兩北省份相鄰。因此，污染存在顯著的外溢，當這種“污染外溢效應”大于“自身優化效應”時，發達省份不能通過轉移落后產能獲取節能收益。

三、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建議

由于之前十余年里，兩北地區省域承接了大量被發達地區淘汰的高耗煤產能。然而由于兩北地區與發達地區相鄰，減少了節能規制對于發達地區的節能效應，使得高煤耗產業占GDP比重每上升1%，能耗強度即提升0.052%。因此，基于高新技術企業和現代服務業的高利潤率和低能耗特征，建議為高新技術企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民營資本集聚的行業進一步減輕負擔，提升這兩類行業的企業利潤率，同時以節能規制為手段，促使更多移動人口向這兩類行業轉移，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此外，當前中國能源消費很難在短期內達到峰值，即使是發達省域或城市。因為被高能耗省域或城市包圍，無論自身如何節能，均難以為區域帶來節能收益。因此，建議地方政府在制定節能規制時間表時，不宜為取得政績而盲目提前。中央在設立節能目標時，將能源消費集聚的省份進行捆綁考核，即不考核某一個省或市是否實現節能，而是考核整個區域，若區域未達標，則實行整體處罰，反之則整體獎勵，同時為區域內省域合作搭建好溝通平臺。

作者:俞金林 單位:江蘇大學財經學院